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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近代中西之新疆研究为中心，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详细阐述了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的兴起，并对二者间存在的关联与互动进行了论述。本文的观点是:近代中西之间的新疆研究各有所长，中国的研究长于文献考据，西方的研究则长于实地考察，更注重实用性，二者存在极强的互补性。但是，在总体上，近代中国的新疆研究已经远远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另外，受时势之影响，双方之间的交流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学者对西方成果的利用远远逊于西方学者对中国成果的利用。 关键词：19世纪；西方国家；新疆研究；清代西北史地研究 一、19世纪新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 尽管在17-18世纪西方国家兴起了一股中国热，但由于地缘因素，新疆对西方国家来说一直较为陌生，有关新疆的西文著述极为稀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西方对新疆的了解仅限于马可波罗以及15-16世纪一些耶稣会士，如鄂本笃(Bento de Goes)之纪闻。[1]19世纪以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殖民扩张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对新疆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有关新疆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掀起了西方人到新疆考察的热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研究已经成为西方中国学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由于中西学者关注的重点不一，因此，双方的新疆研究存在一种互益的补充关系。虽然西方人的新疆研究相比较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中国学者的西北史地研究而言起步较晚，但其发展颇为迅速，在研究方法上更为先进。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人有关新疆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胜出中国学者。 按照兴起的原因和研究的性质，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前，这一阶段的新疆研究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俄两国）对新疆的殖民扩张关系密切；第二阶段是19世纪90年代直至20世纪初，出于学术意义上的新疆研究成为西方国家的东方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侵略（主要是文物掠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一）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西方国家开始由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各国间竞争日益加剧，尤其体现在对能源、原材料和商品市场的竞争上。在世界市场趋于形成之前，这种竞争伴随着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大萧条，使得“殖民地的意义大为提高”，[2]西方列强瓜分殖民地的运动步入新的高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19世纪西方列强向外索求的是财富，倾销的是西方商品，散布的是西方文化。[3]在这股殖民浪潮中，内陆亚洲，尤其是英属印度与俄国之间的地区逐渐成为英俄在亚洲瓜分的主要对象，其地域范围南及克什米尔与阿富汗，北及锡尔河河谷，东为突厥斯坦（即新疆），西至布哈拉。英俄争夺的焦点是：阿富汗、河中地区和新疆，当时这些地区在许多地图上尚称为“未知地区”。[4] 在西方国家中，俄国对新疆的兴趣最大。俄国一直企图将其势力向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地扩展，并有联合准噶尔人共同威胁清朝之意，因此，新疆就成为俄国中亚扩张的重要战略目标。只因彼时准噶尔部正值强盛，俄国未能得逞。18世纪初，俄国得知叶尔羌地区盛产黄金，又积极策划侵占准噶尔至叶尔羌之间的地区，沙皇还于1713年批准从额尔齐斯河上游修筑一条通往叶尔羌的堡垒线。不过，在诸游牧民族、尤其是准噶尔的抵抗下，其扩张受到遏制。然而，俄国并不死心，1721年又下令加快发展与新疆等地的商贸关系，“以便探访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欲往其地何路可通，即便路甚艰险，亦须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5]因此，为增进对新疆之了解，配合未来之行动，俄国自18世纪即已命令派往北京之东正教传教士团搜集有关新疆的记载，并对其进行翻译研究。在新疆研究尚属冷门的当时，足以表明俄国政府的野心。至19世纪俄国最终吞并中亚诸汗国后，其领土直接毗连新疆，俄国遂企图利用清王朝的衰微，在新疆攫取进一步的利益。 对于俄国来说，对新疆的殖民扩张首先是为了扩张领土；其次，将新征服地作为一个所谓的安全的真空地带，[6]这与19世纪中期后英俄在中亚展开大角逐（The Big Game）战略有关；第三是争夺资源和市场，发展与包括中亚、南亚等地，尤其是中国的商贸：19世纪前，俄中双方的贸易只限于恰克图，但由于双方关系的波折，恰克图贸易屡次开关，无法满足俄国之欲望，因此，俄国希望通过领土扩张和势力渗透来开启新疆的市场。 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也逐步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开始将扩张目标对准中亚和新疆。当时，英国主要以英属印度政府为主体来发展同新疆的关系。它在新疆的早期活动首先与谋取经济利益相关；后来，尤其在阿古柏入侵新疆后，出于维护英属印度安全、与俄国的竞争以及殖民主义扩张之需，政治利益成为其关注的首要问题。 由于这一时期英俄两国对新疆的了解主要是为其殖民扩张战略服务，因此其新疆研究多注重实用性：提供有关新疆的发展史（尤其是当代史）、政治、民族、宗教、地理、军事、气候等方面的参考材料。虽然也有一些人的研究是出于学术意义，比如罗索欣（N.K.Rossohin）就藉此成为俄国第一个汉学家和满学家，比丘林（N. Bichurin）也藉此成为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但在总体上，学术研究并不占主流地位，学术背后一般隐藏着浓厚的政治目的。 在对新疆的早期了解中，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一直为西方人推重。很多著作刊行不久就被译为西文，成为西方学者（主要是俄国学者）研究新疆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是，由于中国文献多注重对政治、军事和历史沿革等方面的记载，对经济、地质矿产、民族、宗教、地形、生物等方面则语焉不详，或根本没有记载，无法完全满足正处于殖民扩张中的英、俄两国了解新疆的需求，因此，如何增进对新疆的了解就成为两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正如曾冒充浩罕商人进入新疆刺探情报的瓦里汗诺夫(Chokan Valikhanov)所言，虽然新疆和中亚许多地区紧邻俄国和英国，但现有的地理书籍对这一地区的记载却非常混乱和自相矛盾，西方人尤其对中亚民族知之甚少，[7]或是正如前文所说许多地方在地图上都属“未知地区”。即使德国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在19世纪60、70年代经过考察绘制了《中国地图集》，指出了中国西北在地理学及中西交通中的重要性，但其对西北的地理状况多属推测，并不甚了解。而在欧洲人当时绘制的地图中，中国西北多属空白，这就使中国西北成为当时西方考察家的重点考察目标。[8]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俄两国逐步开始了对新疆的游历与考察。这些游历者多属职业军人，充分说明他们的考察已远远超出了科学与探险的意义。即使有一些受学术组织派遣的人员，其背后也脱离不了官方因素的影响。如1868到1869年到新疆游历的英国人海华德（G.S.W.Hayward），他本是一名英国军人，退休后有志于探险，在亨利•罗林逊（H.C. Rawlinson）的指导下，他从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获得装备与资金资助，到南疆进行了几个月的测量活动，并绘制了地图。海华德在其报告中专门指出，其所经路线适于驼马运输和两轮武器的运送，[9]这对于英国了解新疆、尤其是了解赴新疆之路线、发展同中亚的贸易、抵御俄国南下的威胁以及将来英国对中亚的渗透自然具有重要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游历同样可以视为外国对中国的一种侵略。 由于地缘因素，英国一般侧重在南疆进行游历，俄国则侧重于北疆。19世纪前半叶，清政府尚禁止外国人进入中国内陆地区，因此，两国当时对新疆的游历和考察还是秘密的、小规模的或是以个体来进行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像瓦里汗诺夫那样化装成中亚商人，或是利用中亚当地人混进中国境内。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人获准可以到中国内地传教游历，这种游历活动随之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60、70年代西北回民起义和阿古柏入侵期间，这种游历更是肆无忌惮。 俄国派遣瓦里汗诺夫前往新疆的目的，在于搜集有关新疆的政治、地理和从俄国境内通往喀什噶尔的商业道路状况的情报。[10]据瓦里汗诺夫所述，由于俄国人此前对准噶尔地区的考察多限于自然地理方面，他本人因而对民族学、贸易等其他领域进行了较多的考察。瓦里汗诺夫的情报和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个人观察；可靠人提供或经其他途径证实的材料；从商人和官吏处得到的文字资料以及当地的正式公文和书籍材料。[11]通过与来自各地区、各部落的商人的交往，瓦里汗诺夫了解了许多贸易线路以及各地的民族状况、统计、贸易情报，对中亚，尤其是喀什噶尔地区的商业贸易情况了如指掌。此外，瓦里汗诺夫根据测绘，绘制了一份中亚地图。[12]在阿古柏入侵新疆期间，俄国派往南疆与阿古柏进行谈判的库罗帕特金（Kuropatkine）则明确表示，其使命一方面是为确定俄国和新疆的边界线，另一方面就是收集南疆的情报，尤其是贸易和军事情报。[13]在俄国赴新疆的游历者和考察者中，最著名的当属普尔热瓦尔斯基(Nikolai Mikhailovich Przhevalski)。他从1870年到1885年间先后进行了四次考察，范围以新疆为主，并扩及蒙古、甘肃、青海、西藏和宁夏等地，考察领域跨考古学、生物学、人种学、地理学等学科。其考察范围之广，取得成果之丰富可谓空前，因此，普尔热瓦尔斯基与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并称为近代中亚考察三巨头，他们的著述均是近代西方研究新疆的重要成果。 在阿古柏入侵新疆前，英国在新疆的游历与考察活动略逊于俄国。但是，在阿古柏入侵新疆以后，英国利用对阿古柏政权的拉拢支持，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对新疆进行游历考察，以扩充英国在这里的影响、同俄国展开争夺。其中，最著名的是福塞斯（T. Douglas Forsyth）1973年率团对南疆的考察访问，发展“官方关系”是其主要目的，同时，其使团还在南疆进行了搜集情报和文物、测量地形等活动。此次考察结束后，由福塞斯主持完成的报告《1873年出使叶尔羌使团报告》可谓斯坦因考察新疆前英国研究新疆的最重要成果。而罗伯特•肖（Robert Shaw）在其出任所谓英国驻阿古柏政权外交官期间，也从新疆搜集了包括《拉失德史》在内的一些有关当地历史的突厥与波斯文写本，其中一些是较为罕见的。[14] （二）[15]在殖民主义的扩张步伐波及中亚前，西方对中亚尚缺乏感性认识，中亚并未成为西方国家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疆更是如此。在此时东方学的范畴中，新疆研究尚属凤毛麟角，仅有的研究主要发生在法国学者中。他们对新疆的研究有别于西方的传教士和殖民主义汉学家，其研究重点是有关西域的史料，[16]主要是古代僧人的游记。如雷慕沙（Abbé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翻译了法显的《佛国记》，并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的历史资料，著有《于阗城史》。其弟子儒莲（Stanislas Julien）也翻译了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慧立、彦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沙畹（Edouard Chavannes）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翻译、注释并研究了许多不同时代的新疆史料。另外，由于蒙古帝国在历史上曾经对西方产生过巨大影响，因此，蒙元时期的一些相关记载也是他们着重翻译和利用的文献，如《耶律楚材西游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与常德的《西使记》等。法国这种研究的兴盛与领先，与殖民主义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法国占领印度支那后，开始将目光对准中国，相关研究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形势的客观反映。法国人的上述研究后来也影响到了英、德、俄等西方国家，使这种对佛教文献、游记的研究在这些国家亦得到了兴旺的发展。当然，英国对此之研究与其在印度的统治有一定的关联，寻求印度文明的起源是其主要目的。不过，从当时的研究情况看，尚缺乏对当代新疆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随着西方国家对新疆殖民扩张步伐的加快，为其殖民扩张服务的新疆研究日益兴盛。这也带动了学术意义上的新疆研究在西方国家的兴起和发展。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研究在东方学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几成显学。这主要得益于西方国家对新疆文物的掠夺。 新疆地处东亚、南亚和西亚几大文明交汇之处，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贯穿中西，因此，它不仅自身曾经产生过璀璨的文明，而且还由于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而保存了许多外来的文明遗存。英俄两国对新疆的争夺首先是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展开，后来，其历史文明（尤其是那些得益于新疆天然的干燥环境、未被自然与人为灾害侵蚀而最终保存下来的古代佛教文明）亦日益受到西方探险家和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鲍尔写本”（The Bower Manuscripts）的发现，新疆文物成为西方人关注新疆的主要目标之一。由此，不仅带动起了西方国家研究新疆的高潮，而且也促进了国际东方学的发展，促成了包括敦煌学在内的许多学科的产生和发展。 “鲍尔写本”发现于1890年，它的发现与英国人达格利什（Andrew Dalgleish）的被杀案有关。1888年，达格利什随一商队自列城返回叶尔羌，4月8日被阿富汗人达德•马合木（Dad Mohammed）杀死，达德•马合木随后逃逸。英国政府为追捕凶手，派当时正在叶尔羌的鲍尔中尉缉拿凶手。在追凶过程中，鲍尔无意中在库车获得了一些上书梵文的桦皮叶子。喜出望外的鲍尔不顾缉拿凶手，迅速返回印度。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这里蕴藏着一个极为惊人的秘密，他本人也必将因此名扬世界。1891年，这些桦皮叶子中的内容由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英国东方学家霍尔宁（A.F.Rudolf Hoernle）进行了解读。在其解读结果中，他对“鲍尔写本”的写作年代的判断尤为轰动。霍尔宁认为“鲍尔写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5世纪末。由于此前发现的最早的用印度文字写成的书属于公元6世纪中叶到6世纪末，因此，“鲍尔写本”就成为当时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用印度文字写成的书。这不仅对印度具有非凡意义，对其发现地新疆而言，意义亦极不寻常。 “鲍尔写本”的发现与解读立即引起欧洲东方学界（尤其是印度学学界）的极大关注，他们意识到在遥远的亚洲腹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与气候条件，可能保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度语言写本，而这对探索印度的文明和历史必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鲍尔的新疆之行比以往任何一次西方人的新疆之行都更加激起了西方人的好奇，整个欧洲的东方学界都开始在新疆寻求进一步的古代印度文明的痕迹，正如霍尔宁本人所言：“‘鲍尔写本’的发现及其在加尔各答的公布，开创了东突厥斯坦考古学探险的全新的现代化运动”。[17]从此，西方人对新疆的考察步入考古时期。 西方国家对新疆进行的这种以考古为主要特征的探察潮流直接导致新疆文物的大量外流。不过，这也促使新疆研究开始成为国际东方学中一个新的热点，对探寻古代印度、中亚的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它与第一阶段殖民扩张时期的应用研究相比颇有不同，虽然在其背后也有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介入，但其主流是学术性的。 英俄两国的新疆研究较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兴盛，这与它们和新疆的地缘因素及其对新疆的政治影响（如两国在新疆都设有领事馆或代表机构，协助本国搜寻新疆文物亦是其任务之一）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人斯坦因、俄国人鄂登堡（S.F.Oldenburg）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由于各国东方学者普遍认识到新疆在历史、民族、语言、文化、考古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1902年，在汉堡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东方学家代表大会上，成立了“中亚和远东历史学、语言学和民俗学考察国际协会”，简称为“国际中亚考察学会”，负责协调各国的中亚考察，尤其是对新疆的考察。这充分说明了新疆研究在东方学领域中地位的提高。 综上所述，19世纪及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以殖民扩张和文物掠夺为主要特征。步入20世纪后，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西方国家的新疆研究濒于末路。在20世纪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除了欧文•拉铁摩尔（Oven Lattimore）和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外，很少有西方人将研究目光对准新疆。[18]直到20世纪后期，这种情况始得以部分改变。 二、中西相关研究间的关联 就在西方的新疆研究兴起前不久，受清朝统一新疆以及学术变化趋势的影响，清人以新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北史地学已经兴起，并在19世纪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与19世纪西方的新疆研究相比，二者虽然在兴起的背景、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也使得二者之间存在极强的互补性。而且，在19世纪后期中西文化交流日益增多的大背景下，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相对而言，西方人更早、更充分地利用了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虽然清人对西方资料的利用不如西人对清人成果的利用，但西方资料对清人相关研究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受鸦片战争爆发和西方列强入侵的影响，19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开始发生巨变。中西交流的增多使一部分清人视野更为开阔，开始注意从西方文化中汲取养分，以彼之长补己之短。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藉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和发展。 鸦片战争爆发前，清人研究西北史地，其认知渠道主要是历代中国人之著述。在西北史地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认知渠道上的局限性日渐显露，严重影响其进一步的发展。以乾隆时期七十一之《西域闻见录》为例，此书在清代刊印多次，书名各有不同，竟达十余种之多，足以说明由于成书太少，而清代学人开始重视西北史地研究，因此均以《西域闻见录》为蓝本，辗转抄录所致。也有人称，在洪钧之前，清代治西北史地之学者，取材仅限中国旧籍，至其搜讨之勤且博，至何秋涛而极矣。[19]而中国史籍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多有缺憾，尤其是缺乏现代的地理观念和知识，缺乏以现代仪器和方法进行舆图测绘，缺乏从全球的角度来了解和研究西北史地，因此，其成果很少能突破中国传统西北史地研究和传统绘图术的束缚，这就使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遭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和发展的瓶颈，直接导致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在19世纪50至70年代陷入低谷。正如洪钧所言，“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狃于开方计里之说，斫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20]此时，西方国家对新疆的研究在其殖民扩张战略的推动下得以飞速发展，其研究尤其详于今，详于实地考察和测量等，这无疑是对清人著述的极好补充。因此，对西方相关研究的利用和借鉴就成为清人西北史地研究获得突破的重要因素，如晚清著名的蒙元史学者沈曾植就主张在蒙元史和西北地理研究中使用西方文献，“汇欧学之精英，罗诸几席……若条支后裔之西迁，若帖木儿后王之世系，若月氏西域之分布，若案达罗、俱兰、中印南印之兴衰，但得欧籍参证吾国吾书，固尚有未经发挥之佳义，可以贡诸世界也”。[21]这种观念的出现对清人研究西北史地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主要表现在西人成果[22]开始为清人所用。其代表人物主要有洪钧和许景澄等。[23] 洪钧曾于1887—1890年奉命出使俄、德、奥、荷诸国。此前他于蒙元史学就有一定的研究。出使期间，又偶获欧洲和西亚有关蒙元史的史料与研究成果，得知在西方存有大量新资料能够补充蒙元史研究，于是便悉心留意，三年间收访了各种中国学者从未见过的蒙元史地文献，并组织人翻译，又经广征博引，如此，“稿经三易，时逾两年而始成书”，[24]名曰《元史译文征补》。书中有关西北史地之《西域古地考》、《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与《西域补传》等均为考证之佳作，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所沿用。这均得益于其对西文资料的利用，如其《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之成，乃得力于使俄期间获得俄人裴智乃耳德有关《经世大典地图》及《元史•地理志》西北地考证之作，洪钧遂“译其所著书，参以见闻，增订删汰，成《西北地释地》一卷，本于裴智乃耳德者十居四五”。[25]洪钧以西人资料之长来补中文资料之未确，补国人之所未闻，无疑扩大了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史料范围和研究领域，开阔了清人的治学视野，使清人认识到了丰富的西文资料在西北史地研究中的巨大作用。自此，部分清人开始有意识地将西人研究成果用于其西北史地研究中，西北史地研究，尤其是与西北史地关系密切的蒙元史研究由此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6]另外，清末的一些舆地丛书，如王锡祺之《小方壶斋舆地丛钞》[27]、金匮浦氏之《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等，也收录了一些西人的相关著述，这些都对清人研究西北史地产生了重要影响。除上述外，西方的相关地图及其测绘术对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中国传统的舆图测绘法相比，西方的经纬法更为科学与精确。尽管早在康乾时期，清政府即已注意到西方绘图术的先进，并将之应用于康乾时期对全国的地理测绘中，但是，清政府却并未以此为契机，将西方的测绘术推广普及于全国，其《皇舆全览图》等也束之内府不为常人所见。因此，直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测绘术对清人来说依然极为神秘。不过，随着清朝国门的被迫打开、中西交流的日益增多，这种情况开始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也主要得益于洪钧这样的曾有出使西方经历的人员或是一些曾参与边界谈判的官员的推介，使更多的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绘图法的局限和西方测绘法的重要性。其中，薛福成之言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在舆地之学中，地图的测绘非常重要，但中国的舆图测绘与西方相比，差距极为明显，因为：“舆地之学，恃乎测绘。”，“测绘之业，无如西人之专也；测绘之器，无如西人之精也；测绘之法，无如西人之详也”。[28]因此，测绘法的落后不仅导致清朝边界图的不确，影响到了清朝官员对边疆地区的认知，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清朝与英俄等国的边界谈判。为改变这种处境，一些官员有目的地借鉴使用了西方国家的相关舆图用于研究以及实际的谈判。如李鸿章就称“中国既无精细之图，不得不藉英图为辩论之资助”，[29]因此，他在其《帕米尔考略》中使用了中西共五种地图作为资料来源。曾于1878年奉命出使印度“查看情形，测绘舆图”的黄懋才，也利用在孟加拉博物院所见西人所绘中亚西亚一图，因其绘制最为精核，乃“悉心临摹，译出华文，归乃参校中土图志、历代史传及近世诸家著述，阙者补之，繁者删之”，[30]成《西域图说》和《西域补记》等文。洪钧则根据西方地图绘制了《中俄交界全图》。不过，由于洪钧对具体的西北边疆地理并不熟悉，因此，其《中俄交界全图》出现了很多错误，常为时人抨击。在对西方地图的借鉴和使用方面，上述诸人之成就和认识均不及同时代的许景澄。 许景澄曾于1890—1896年间出任清朝驻俄国公使，其间参与了与英、俄就帕米尔问题的交涉。由于国内可资之图甚少，仅有之图虽于边隘形势尚属鲜明，但边外迤西则不甚精准，而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因此，他乃“荟萃众西图”，并加以详细考订，成《帕米尔图说》[31]；又综合中西文献，成《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这些著述不仅对边界谈判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西北史地研究同样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许景澄还将一些西人最新研究成果用于制图中，如其所言：“此图所标新名为界图未及者，大率据用英书，并摘英俄人游记三种附后，俾资印证”，[32]这无疑是当时多数国人所未见者。许景澄有此经历，因此，他对中西相关研究颇有比较，对西人之成就颇多称赞。例如，在山脉测绘方面，“中法绘山为旁视形，能状高下，而不能得广狭，而西法绘山为平视形，其占地体积暨干支巅麓纵横分合，无不晰具”。后来，许景澄在考证俄国人所称之“色勒库尔山”时，亦发出“非用西法测绘，安能脉络明晰如是乎”[33]之感慨。许景澄在其《帕米尔图说》一书中针对帕米尔也说，“近时西人之精测量，游帕地者岁不绝迹，所撰图多得自亲历，愈后愈确”。[34]针对有清一代许多人仍沿袭古人之罗布泊为黄河河源之说，许景澄以西人之测绘，对此种谬说给予了明确批判：“班氏诸儒未能习知西北大地，类以巨泽为受水之墟，但以罗布一泊积纳葱岭诸川，无所洩溢，詑为罕有，遂有潜行地下，出为中国河之说。载籍相承，沿为定论，今亦未敢妄议。惟西人审别地势高下，测得罗布淖尔高二千六百尺，青海之鄂凌淖尔高一万四千尺，至河源所出之噶达所齐老，则高一万四千七百尺，水果能伏流千五百里之远，何由上涌千余丈之峻？古人可作窃，愿一质斯疑也。”[35]而曾随同许景澄参与分界事宜、在许景澄写作《帕米尔图说》中提供了重要帮助、自己也撰有《帕米尔分界私议》的钱恂也发出感慨，认为其《帕米尔分界私议》一书“不过采取中西各书而成”，但“若欲证异同，订譌舛，则非身履其地者不能，亦非通西国测绘精法者不能也”，[36]直接道出了存在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大不足。 不过，虽然西方人对新疆的记述成为清人在中土资料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文献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人研究的不足，促进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但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清人对于同时代西方之新疆研究动态仍然不太了解，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得见西方的相关研究成果。因此，西人研究成果对于清人西北史地研究的影响还较为有限。 （二）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发展到最后阶段时方开始注意和吸收西方之研究成果，西方人则因殖民扩张、发展贸易及东方学发展等因素，几乎从清代西北史地学兴起之始即已开始利用其成果。在近代西方对新疆的最初了解中，尤其是在英、俄两国展开对新疆的大规模探察以前，清人成果对于他们了解以新疆为核心的中国西北地区意义最为重要，也最为其依赖。就此意义而言，显然清人著述对西方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西方成果对中国的影响。 乾隆中期，清朝统一新疆后涌现出的有关新疆的官私著述不仅是西人最先接触到的清代西北史地著述，而且，直到19世纪后半叶，这些著述仍是西方人认知内陆亚洲地理的主要依赖来源，[37]如清朝官修的《西域图志》和《西域同文志》，其中德国人克拉普罗斯（Klaproth）是第一个利用《西域同文志》的欧洲人。19世纪他从俄国人康斯塔特（Baron Schilling von Canstadt）手中获得此书，1824年在与俄国著名学者施密特（I. J. Schmidt）院士就维吾尔民族的存在问题进行争论时利用了此书，后来他还将之译为德文。[38]《西域同文志》还是19世纪西方人使用最多的一部清人著作，以至19世纪末有人在批评西方的新疆研究时，认为其中的一个薄弱之处就是过于依赖《西域同文志》。[39]另外，由于有西方传教士参与了乾隆时期对新疆的测绘活动，且地图铜板的制作完成于法国，因此，这些地图很早就应该为法国人所见，这对法国认识新疆的地理自然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如西方人所谓，这些传教士的观测为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及对这一地区进行绘图提供了重要依据。[40]而乾隆时期所绘地图可能还是克拉普罗斯所绘中亚地图（1836年巴黎出版）的基础。[41] 由于殖民扩张的影响，俄国人最早对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成果予以了关注和利用。正如前文所述，在其扩张的过程中，增进对这些陌生地方的了解以满足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成为俄国的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中国的相关记载遂为俄国政府重视。这集中体现在了18、19世纪俄国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团的活动上。从1715到1900年，俄国共派遣十八批东正教传教团来北京，人数多达二百多名，尤其在雍、乾两朝驱逐天主教欧洲传教士时，俄国东正教传教团未受任何影响。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给传教团强调：“今后历届传教团的首要任务不是传教活动，而是全面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42]这足以说明俄国的这种企图，而这些传教士们“每每获得新书，总是详细地翻译、摘抄，经过增删润色，然后再寄往亚洲司”。其中最为突出的当属第九届领班比丘林，他回国时带回的图籍装满了十二个大箱子，重量多达六千多公斤，超过了前八届传教士团的累加总数。第十三届驻北京传教士团学生斯卡奇科夫（K.A.Skachkov）所搜集的中文图书则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五种，其中包括他任俄国驻塔城领事期间通过当地官员获得的很多书，而与新疆相关的文献有四十七种，包括三十二种珍本和孤本、十一种新疆地图和地图集，以及许多从塔城地方官衙门档案中摘录的抄本，内容涉及人口变动、贸易、交通、财政及行政等方面。[43]这些传教士搜集的中国文献，尤其是清代文献异常丰富，其中与中国西北乃至中亚地区相关的文献几乎囊括当时所有的清人著述，如《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西域闻见录》、《圣武记》、《异域录》、《蒙古游牧纪》、《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其续纂本以及《大清一统志》及一些方略等，这为俄国人了解当时的新疆提供了最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1833年施密特院士在论及卫拉特蒙古时所言，他们对卫拉特蒙古的了解几乎完全得益于当时清朝出版的尚未为欧洲人所知的资料。[44]这些著述大多被译为俄文，很多人还在此基础上编撰了相关的研究成果，[45]多以手稿[46]的形式提交给了政府，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传教士也藉此成为俄国最早的汉学家。 根据不完全统计，《西域闻见录》、《西域水道记》、《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异域录》、《蒙古游牧记》、《圣武记》等都有西文译本，以俄文、法文居多，英文则较少，显然说明英国人对清人成果的了解和利用要逊于俄国和法国。作为19世纪新疆研究最为发达的三个国家（中、英、俄）之一，这自然有些奇怪。对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其原因主要如下：第一，相对而言，英国政府对新疆的重视程度略逊于俄国。在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清朝的渗透扩张中，俄国一向将新疆等长城以北以西之地视为其势力范围，英国的利益则主要在长江流域。虽然新疆是英俄在中亚展开的“大角逐”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与俄国展开大角逐的主体是与新疆有直接地缘和利益关联的英属印度政府。就英国政府本身而言，对英属印度政府在新疆的渗透扩张，多数时候态度较为暧昧，并未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例如，英国首任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马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几乎得不到英国驻北京公使任何有效的帮助，以至有人将马继业从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得到的帮助称为奇迹。[47]这是因为俄国在新疆的势力一向强于英国，如果英国对新疆直接进行渗透，势必会导致与俄国的正面冲突，英国担心这会有损英国的利益，所以，英国一直希望拉拢并借助清朝的力量来遏制俄国在新疆的扩张。其次，与俄国相比，当时的英属印度缺乏必要的汉语人才。英属印度显然并不缺乏懂得中亚当地民族语言的人才，如曾作为凯利(Carey)探险队翻译的达格利什（懂突厥语）、曾编纂《突厥语语法》的罗伯特•肖等，但汉语人才无疑是缺乏的。如奈伊•伊利亚斯（Ney Elias）受英属印度派遣于1885年到新疆进行考察前，英属印度政府为了给他配备汉语翻译只能屡次给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提出请求，最终方如其愿。[48]后来的马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政治代表，与他童年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拥有熟练的汉语能力关系密切。第三，在那些当时曾经到新疆进行游历探险的英国人中，也没有人像俄国人那样将搜集相关的汉语文献作为自己的任务。也许他们更相信和重视自己的实地测量与考察。清人研究成果传入英国，恐怕已经是19世纪下半叶威妥玛（Thomas Wade）在中国搜集并携回国、于1896年捐献给剑桥大学的那批书籍，其中包括了祁韵士、徐松、松筠、七十一、苏尔德等人的相关著述。[49] 英国的莫尔克洛夫特在其1812年的记载中虽已提及一个清朝将领发自新疆的奏折，但其利用来源是法国人的著述。[50]在相当长时间内，英国人的著述中并未像俄、法两国学者那样带有明显的清人研究成果的印记与影响。从已有的研究看，英国人当时几乎没有直接利用过清人的成果，很多都来自于法国或是俄国的二手材料。尤其是俄文资料颇为英国人重视。19世纪后期，当越来越多的俄国相关游记呈现在世人面前时，英国立即翻译出版了大批俄国的相关记载，如摩根（Delmar Morgan）对普尔热瓦尔斯基著述的翻译，最为突出的则是罗伯特•麦克尔（Robert Michell），他所翻译的俄国人的著述涉及时限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除部分得以出版外，大部分都作为给政府的备忘录保存在了英属印度政府的档案中。[51] （三）通过上述对比，大致可以认识到在近代中西的新疆研究中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即使是在讲求经世致用的19世纪，清人的研究也多注重以个人兴趣为主的文献考据研究，并不太注重成果的实用性。即或有之，很大程度上也是受现实的冲击而被动做出的一种反应，恰如费正清所提出的近代中国发展中的“冲击-反应”模式。清政府对其研究成果也并不重视。西方人的研究则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可谓一种强势的积极主动型的研究，更注重实地考察，注重成果的现实意义和实用性。其研究往往蕴藏着复杂的政治因素，或是直接受政府的操纵所为。 第二，从记载的内容分析，清人的研究多注重新疆的历史沿革、新疆与内地的联系、风土人情等，西方的研究则由于注重现实性，对现实的记载超出了对历史问题的讨论，其对中亚乃至西亚、南亚等与新疆联系的研究，对中亚语言文献的研究，对阿古柏政权的记载研究，对帕米尔问题的研究等都是清人所缺乏和不能的。 第三，总体而言，双方研究可谓各有所长。但是，脱离实地考察、一味注重考据的清人的研究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在不能吸收近代的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情况下，势必凸现其发展之瓶颈，从而束缚其前进步伐。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人在新疆的探察活动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考古时期后，这种差距更为明显，清人的研究远远落在了西方人之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舆图的测绘。 这种全方位的差距不仅影响到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的发展，而且使得这种研究更不能给政府提供多少有价值的参考，甚至直接对清朝与英俄的边界谈判产生了不利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字记载研究以及精准舆图的支持，清朝或是如崇厚者在不清楚边界情形的情况下与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或是如许景澄等人不得不借助西人的成果用以谈判，处境极为尴尬。这种情况无疑是清人在进行西北史地研究时绝未考虑过的，清政府和清代学人在其中都难辞其咎。 综上所述，虽然在清代西北史地学和西方之新疆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双方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对方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和彼此的交流，但毋庸置疑，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这种交流都还是一种低水平的、有限的交流。而且，在中西方的学人之间也缺乏直接的交流，没有形成一种彼此借鉴、共同发展的风气。在相当程度上，双方的发展（尤其是清人的研究）还是比较孤立的。即以19世纪西方国家对新疆的探察与考古成就而言，很少有中国学者能够注意到其中的意义。当然，囿于时势，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此可谓毫不知情，到后来也仅有少数拥有出使经历者方有机会接触到相关的论述，并形不成一种风气。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后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应该说，在19世纪的中西方的这种研究中，清人的西北史地研究可谓由盛而衰而停滞不前，西人却借助现代的理论与手段以及帝国主义的扩张步伐使这种研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仅对其各自国家向新疆的渗透扩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在学术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促成了包括新疆研究、敦煌研究等在内的诸多研究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术。这无疑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和借鉴。 注释：[1] 在一些西方人的论著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如19世纪初的威廉•莫尔克洛夫特(William Moorcroft)在提到今天的新疆和阗时，提及并引用的西方人的记载只有马可波罗游记(Moorcroft， W，Notice on Khote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ume the First， 1831， p.235.)。稍后的威尔逊(Harace Hayman Wilson)在编辑整理莫尔克洛夫特的作品时也提到，除了19世纪前期一些西方人，如伯恩斯(Alexander Burns)、提姆考夫斯基(Timkowski)，以及莫尔克洛夫特的印度仆人米尔•伊扎特•阿拉(Mir Izzet Ullah)等的记载外，西文文献对新疆的记载只有马可波罗以及一些耶稣会士的著作(Moorcroft，W，Travels in the Himalayan Provinces of Hindustan and the Panjab from1819—1825，ed•By Harace Hayman Wilson，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Garry Alder， Oxford， 1979， p.366.)。普利查德(James Cowles Prichard)在19世纪30年代谈及和阗时，也提到只有两个欧洲人曾经访问过那里——马可波罗和鄂本笃(J.C.Prichard，On the Ethnography of High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9， 1839， pp.192—215.)。 [2] 余素:《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年，第60页。 [3]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 1991年，第275页。 [4] H.C.Rawlinson，Observation on Two Memoirs Recently Published by M.Veniukov on the Pamir Region and the Bolor Country in Central Asia，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0， No.4，1865—1866， p.134. [5] 转引自《准噶尔史略》编写组编:《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 1985年，第156页。 [6] Chahryar Adle and Irfan Habib，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ume V: Development in Contrast: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Paris， 2003， p.341. [7] 乔汉•瓦里汗诺夫著；王嘉琳译:《准噶尔概况》，见魏长洪、何汉民编:《外国探险家西域游记》，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第50页。 [8] 参见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之刘存宽“序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3年。 [9] G.W.Hayward，Journey from Leh to Yarkand and Kashgar， and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s of the Yarkand River，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40， 1870， pp.33—166. [10] 伊•费•巴布科夫著；王之相译:《我在西西伯利亚服务的回忆》，商务印书馆， 1973年，第142~143页。 [11] 瓦里汗诺夫在新疆搜集的相关书籍有《和卓传》的手稿和《沙土克•布格拉汗传》、《秃黑鲁•帖木耳》、《里萨哈特》、《阿布•穆斯林•马鲁金》等。 [12] 《准噶尔概况》，见《外国探险家西游记》，第58~59页。 [13] 库罗帕特金:《喀什噶尔:它的历史、地理概况，军事力量，以及工业和贸易》，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82年，第2页。 [14] Robert Barkley Shaw，The History of the Khōjas of Eastern—Turkistān，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Ney Elias， Journal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Supplement， Vol.IXVI， Part I， 1897， Preface. [15] 这一部分的很多内容参考了笔者之硕士导师王冀青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指出。 [16] 荣新江:《西域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17] 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3年，第37页。 [18] 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1759—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 n.5. [19]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收入《东方杂志》论文汇辑之《清代学术思想论丛》第一集，台北市存萃学社编集，大东图书公司印行， 1978年，第124~145页。 [20]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 1985年，第237页。 [21] 沈曾植:《致罗振玉》，见《海日楼遗札》，《同声月刊》第4卷第2号，第96页。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年，第126页。 [22] 主要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西人之相关著述；其二，西人绘制之地图及绘图术。其中前者又可一分为二:第一，一些西方人专为中国人所著之书，著者多为传教士，其著作多为中国人耳熟能详，如利玛窦所绘之中文世界地图《万国全图》、艾儒略(Jules Aleni)之《职方外纪》等，这些著述对中国人传统的地理观念形成了有力的冲击；第二，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文著述，这是清人所用西人资料中最重要、影响也最大的组成部分。 [23] 在洪钧、许景澄等人之前，魏源和徐继畲其实在其著述中就已开始利用西人之记载，但由于魏源和徐继畲并未有机会亲履西方，其资料来源主要以中土所见之明清以来的西方书籍和报纸等为主，而且其所记内容重点为世界史地，而非西北一隅，因此，二人在征引西文资料研究西北史地方面，影响远不及洪钧和许景澄。 [24] 洪钧《元史译文征补》之陆润庠序，中华书局， 1985年。 [25] 洪钧:《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释地》，载《同声月刊》1943年第3卷6期。 [26] 重要的蒙元史研究成果有李文田之《西游录注》、丁谦之相关著作、屠寄之《蒙兀儿史记》、柯绍忞之《新元史》等。 [27] 如《游历俄国风土记》(美:佚名)、《帕米尔考略》(英:爱吴锡近敌亚)、《克什米尔考略》(英:乔恩斯)。 [28] 薛福成前引书，第596~597页。 [29] 李鸿章:《论帕米尔勘界》，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卷20，海南出版社， 1997年。 [30] 黄懋才《游历刍言》之《游历印度序》，第1页，《西域图说》，第38页，《得一斋杂著》，光绪十二年梦花轩重刊本。 [31] 据许景澄书中所言，据俄文者凡六，据英文者凡三，又以法文二种、德文三种互为参考。许景澄:《帕米尔图说》，《清朝藩属舆地丛书》第三册，台湾国风出版社， 1967年，第1544页。 [32] 许景澄:《帕米尔图说》，第1548页。三种西人著述为《英人杨哈思班游记》(1889年)、《俄人康穆才甫斯基游记》(1889年)、《英人戈登游记》(1874年)。 [33] 见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之《光绪勘定西北边界俄文译汉图例言》，第6页，《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卷下第页光绪二十二年。 [34] 许景澄:《帕米尔图说》，第1547~1548页。 [35] 许景澄:《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之《西北边界图地名译汉考证》卷下，第45~46页。 [36] 钱恂:《帕米尔分界私议》，见《清朝藩属舆地丛书》第3册，第1605页。 [37] Kazuo Enoki，Researches in Chinese Turkestan during the Ch'ien—Lung Perio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His—yü—t'ung—wên—chih，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The Oriental Library)， No•14，Tokyo， The Toyo Bunko， 1955， p.13.And A.von Humboldt，L'Asie Centrale，1，Paris， 1843， II； Sven Hedin，Southern Tibet， III，pp.43—44. [38] Kazuo Enoki，Researches in Chinese Turkestan during the Ch'ien—Lung Period，p.29， 42. [39] E.Bretschneider，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vol.2， London， 1888， p.168. [40] Sherard Osborn，Notes on Chinese Tartary， Proceeding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Vol.11， No.4， 1866—1867， p.164. [41] William Huttmann，On Chinese and European Maps of China，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14， 1844， pp.117—127. [42] 见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155页。 [43] 转引自肖玉秋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载清史研究年第期。 [44] [俄]伊•亚•兹拉特金著；马曼丽译:《准噶尔汗国史》(1635—1758)，商务印书馆， 1980年，第15页。 [45] 如比丘林所著《准噶尔和东土尔克斯坦志》、《厄鲁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历史概述(十五世纪迄今)》主要采自《西域闻见录》、《西域同文志》、《新疆识略》及其他一些有关西域的著述；瓦希里耶夫指出《清初对蒙古人的安抚》乃译自《圣武记》；波波夫翻译并对《蒙古游牧记》进行了注解；等等。(参考中国社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编《俄苏中国学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 [46] 这些成果之所以大多是手稿而没有出版，原因无非是:第一，这些活动本身以供政府使用为主要目的，而政府注重的是其使用价值，并不在意和关注其学术推广意义；第二，避免为其竞争对手英国所用。在对新疆乃至中亚的了解上，英国一向落后于俄国，因此在双方竞争日益激烈时，对对方行动及相关信息的了解也日益重要。 [47] Skrine & Nightingale，Macartney at Kashgar，London， 1973， p.91. [48] 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档案L/P&S/7/45。 [49] Herbert A.Giles，A Catologue of the Wade Collection of Chinese and Manchu Books，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1898. [50] W.Moorcroft，Noticce on Khoten (Dated Leh， April15，1812)，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Volume the first， 1831， p.235. [51] 可参见大英图书馆东方与印度事务部档案L/P&S/20/RUS系列及L/P&S/18/C20以及C137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