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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发表了余同元先生的《明后期长城沿线的民族贸易市场》（以下简称“余文”）。该文《市场与市易的广泛兴起》一节，列出各类市场，制成东、中、西三个三边的民族贸易市场表，共63处，远远超出目前已为学界所知的市场数，在全文中最具分量。然而仔细推究，这列有63处市场的三张表，却存在着大量不应该有的基本史实方面的错误。本文只谈与蒙古诸部的市口，不讨论女真、西番的互市市场[1]。疏漏、错误之处，请专家指正。 一、本来不存在的市场四处 1.山西广武城市 余文注明，定广武城为市场的根据是杨时宁《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之《山西镇图说》。然而遍查该书《山西镇总图说》、《雁平道辖东路总图说》和《广武城图说》，皆无设置市场的记载。余文定广武城为市口，实际上没有根据。且明晚期对俺答诸部的互市市场皆在长城线上，绝不允许蒙古骑兵盘马弯弓，领着他们的家属，浩浩荡荡开入长城，到内地进行交易。广武城是雁门关北、内长城线上的要塞，北距大同外长城200余里，西北距山西外长城也有百里之遥，其不可能有市，理至明白。按《广武城图说》云：“本城通雁门孔道，各镇之公使，三镇之市货，络绎不绝。”此言内地供应宣大、山西三镇大小市场的货物，多是出雁门，经广武，运送到那里去的。余文或因此误解广武为市场。 2.板外城、归化城 嘉靖三十年以后（余文作嘉靖二十年，误）丰州川地区出现了许多板外[2]。在这里从事生产的劳动者，的确是来自山西一带的“边地汉人”，但是一旦出边，便很难再越过长城返回故土，他们根本不可能从事内地农业与边外游牧经济之间的贸易，而余文所论，正是这种长城两侧、两种经济的交换。此其一。板外和归化城从事半农半牧和手工业生产的汉人，与蒙古牧民之间的某种交换，应该是存在的，然而这是俺答汗及其后裔统治下的“大明金国”内部的交换，而且这些汉人日渐蒙古化，万历年间已经被认为是“汉夷”，成了蒙古人[3]。此其二。第三，即使是“大明金国”内部的这种交换，规模亦极微小，甚至未能在史料上留下痕迹。余文引以为据的《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和《全边略记》卷一二，其实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记述。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沙俄使节佩特林来华，途经库库和屯，即归化城，事后曾对这座城市作过生动的描述，丝毫未涉及商业[4]。1664至1665年（清康熙三至四年），俄使巴依巴柯夫途经归化城，才见到这里出售茶、缎、布等内地产品的小卖点[5]，但这已经是清初土默特地区与中原处于统一政权之下20年以后的情景。所以，明后期丰州川一带的板外，仅仅是在这里从事半农半牧业生产的“汉夷”之村寨，归化城则主要作为政治、军事和宗教文化据点而存在。它们不应该列为“长城沿线和民族贸易市场”。 3.大同保安堡市 拙著《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曾将大同保安堡列为小市之一[6]，所据为王士骑《三云筹俎考》卷三《险隘考·大同镇总图》。该图于保安堡西边墙绘“马市”一处。然而这是拙著失于详考造成的错误。按，该书同卷，远比《大同镇总图》详细精确的分图，《北西路参将分属图》及保安堡条说明，均无保安堡设市场的记载。杨时宁《三镇图说·大同镇图说》内《左卫道辖北西路图说》和《保安堡图说》亦无这里开辟马市的记录。保安堡北至助马堡才15里，亦不应有市场。由于地图绘制粗拙，《大同镇总图》所绘，实际上是助马堡市场。保安堡本无市，其列为市场，余文是因袭了我的错误。 二、重复出现的市场六处 1.山西老营堡市与破虏营市，实际只是一处，即柏杨岭堡市 按，杨时宁《三镇图说·山西图说》内《岢岚道辖西路总图说》，老营、偏头、柏杨岭堡俱为岢岚道西路参将辖区，有市场两处，一为水泉营之红门市堡市场，另一为柏杨岭堡市口。其《柏杨岭堡图》，有市口设于柏杨岭堡东北之外长城内侧。至于老营堡，无论是上述《西路总图说》，还是《老营城图说》，均无设市的记载。查以上诸图，老营濒临山西内长城，其北20里至柏杨岭堡，又北10里为外长城。同一地区，外长城边已经有一市口，老营深入外长城30里之遥，怎么可能在这里另辟第二个市场？所以，所谓老营堡市，是不存在的。不过，《三镇图说·山西镇总图》于“老营堡副总兵驻扎”地之北，内外长城交接处，的确绘有市口一处。这是因为，《总图》仅绘守备、游击以上官员驻扎之城堡，而柏杨岭堡作为一般营堡，不可能出现在这一幅山西全镇的《总图》之上。在老营与长城之间，略去了柏杨岭堡，于是似乎老营也有了市场，而其实，这还是柏杨岭堡市。又《柏杨岭堡图》在市口附近标“破虏营极街”字样，余文因此称为“破虏营市”，然按宣大山西市场命名之通例，此市口应该叫柏杨岭堡市。 2.延绥之红山墩市、延绥市、榆林市和宁夏之红山寺市，此四市实际是一处，即延绥镇城榆林城北之红山墩市 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六年十一月延绥、宁夏互市告竣，《神宗实录》未言互市地点[7]。不过，《穆宗实录》卷六○，隆庆五年八月癸卯载陕西总督戴才言延、宁二镇互市事宜，提出“改延绥市厂于红山边墙阁门之外”。这就是著名的延绥大市，以抚吉能，后屡见于各种记载。榆林城北有红山[8]，附近建墩台，名红山墩[9]，市场即设于这一地区，所以延绥大市又称红山市，或红山墩市。该市距镇城10里。万历三十五年陕西总督徐三畏建议“筑红山市口镇北台城”，次年完工[10]。这座著名的镇北台，至今尚是榆林一大古迹。 延绥镇大市仅此一处。万历重修《明会典》卷一○七《朝贡三》顺义王条云，俺答封贡，明为顺义王系统开市11处，延绥仅一市。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秦边纪略》，其作者梁份曾多次赴陕西诸边游历，此书取材，多出自实地考察和寻访，且广征旧籍，详作考订，因而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秦边纪略》卷五《延绥卫》对延绥边堡有详细考察，其涉及明后期与蒙古互市者，亦只有红山市一处。这里在榆林城郊，所以《万历武功录》卷一四《秃退台吉传》称之为“榆林市”。延绥镇所在大市只有这一处，所以“延绥市”一词也是指的红山市。 《万历武功录》卷一四《隐布台吉传》云：万历乙亥（三年）开市，“延、宁马价金凡一千九百两”。余文据此论定：“这里延、宁市系延绥、宁夏二市合称，延绥市在绥德，为延绥镇主要市场。”其实，所谓“延、宁马价金”，是指延绥红山一市和宁夏清水营、中卫、平罗三市之马价银。当时诸边互市，皆由各镇巡抚、总兵主持，因此习惯上以镇为单位。比如，兵部覆宣大总督吴兑疏云，“青、永二酋并市宣府”[11]，是指张家口市，谁也不会认为镇城宣府另有市场。宣大总督郑洛说，“三镇市货，俱各巡抚差官买办”[12]，也不能认为宣府镇城、大同镇城和山西宁武关有市场对蒙古开放。在这里，余文是望文生义，任意演绎。附带说一句，余文说“延绥市在绥德”，是说绥德是延绥镇的治所。这也是错的。早在成化年间，由于余子俊的建议，延绥巡抚和总兵，已经由绥德徙治榆林。 上引万历重修《明会典》云：“在延绥者一，曰红山寺堡”。有的学者说，这是宁夏之红山寺堡，余文因袭这一观点，说：“延绥、榆林皆无红山寺之属，而宁夏灵州守御千户所却有清水营、红山堡、红寺堡之设置，可见红山寺堡当在宁夏镇。”这真让人不能理解。如果说，延绥只有红山市，没有红山寺堡的话，那么宁夏也只有红山堡、红寺堡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红山寺堡。况且，宁夏红寺堡远在内地，不可能设市；清水堡即清水营，为宁夏三市厂之一，其南不过50里的红山堡[13]不可能有市，也是无须多说的。《秦边纪略》卷五《宁夏卫·宁夏边堡》于清水营、中卫、平虏三处均有前明设市厂的记载，而红山堡、红寺堡则不见，此又一证。所以，延绥红山寺堡，只能是红山市的讹写，这是《会典》纂修或刊刻时出现的错误。 3.甘肃镇岔山口市、铧尖墩市，实际上是一处，即甘肃庄浪铧尖墩市 岔山口定为市场，余文谓据《明神宗实录》卷四三。查该卷记万历三年十月史事，唯壬申兵部覆三边总督石茂华条陈本镇虏市事宜疏涉及甘镇市场，云：“松山宾兔一枝，亦许在庄浪小市一次”，奉旨依议引。这里也没有岔山口设市的内容。 《万历武功录》卷一四《切尽黄台吉传》：“丙子（万历四年）春，切尽见西海丙兔同克臭、银锭、著力兔、大成及松山宾兔岁在庄浪岔山口铧尖墩小市，亦请以为比。抚臣侯东莱拒之甚严，得解免。”余文所据或是此条。按，《万历武功录》卷九《克臭传》：万历乙亥（三年），“制置使郜光先议开市。其十二月，遂开洪水扁都口市。已，又开庄浪岔口堡铧尖墩小市。”岔口堡即设于岔山口之堡，二名实为一地。 嘉靖二十六年成书之张雨《边政考》卷四《庄浪卫·庄浪图》于卫城北之边墙绘“铧尖墩”，边墙内绘“铧尖堡”和“岔口驿递”（文字说明作“岔口堡”）。隆庆三年之霍冀《九边图说》，其《甘镇总图》不标墩台，亦无铧尖堡，“岔口堡”则依旧。此证至少在隆庆以后，铧尖墩属于岔口堡辖区。这就是说，上引《万历武功录》切尽黄台吉和克臭二传之“庄浪岔山口铧尖墩”或“庄浪岔口堡铧尖墩”，是指庄浪卫所辖岔口堡（或岔山口）属下的铧尖墩，是一个地方。或曰，铧尖墩有市，岔口堡难道不可以再开一市？回答是绝不可能的。《秦边纪略》说，岔口堡一带“土冷薄收，难于粒食，加以春夏大雹，折木偃禾，无岁不祲”[14]。《明神宗实录》万历六年二月癸未：“兵部题：松山酋首宾兔（台）吉部落小市，自万历六年改在高沟寨地方互市，嗣后与铧尖墩每三年一次轮流开市。盖以地瘠民稀，为此更番，以便人情。”万历三年开放之铧尖墩，由于地瘠民稀，无法长期承担每年一度之小市，不得不另辟凉州高沟寨，与之轮流开市，那么岔口堡一地无论如何是不会有第二个市口的。所以“庄浪岔山口铧尖墩”，不能加顿号，它是一个市场。 附带说一下。《明神宗实录》万历三年十月壬申，兵部议“松山宾兔一枝，亦许在庄浪小市一次”。拙著《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据以认为铧尖墩而外，庄浪另有小市一处。这是错误的。庄浪小市就是铧尖墩小市。这里予以更正。 4.甘肃镇扁都口市、洪水堡市，实际上只是一处，即甘肃洪水堡扁都口市 万历重修《明会典》卷一○七《朝贡三》明确记载，对俺答系统开市，“在甘肃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沟寨”。张雨《边政考》卷四《甘州卫·甘州山丹图》及文字说明，甘州城东南有洪水堡，洪水堡东南不远处有“匾都儿山口”或作“匾都儿水关墩寇大路”[15]。扁部口乃洪水堡辖区甚明。《神宗实录》或云“甘肃匾都口”[16]，或云“甘镇之扁都口[17]，或云“拱水扁都口[18]，其实一也。余文以《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四为证，此处正作“洪水扁都口”，作者又将一处地名，无端加上顿号，成为两处市场。 三、明中前期开设，降庆万历间早已不复存在的市场六处 余文说：明长城线上的大小贸易市场，“多数是隆庆和议以后设置的，此前零星开设的几个‘马市’市场，也到此时才稳定下来。”三张表，数十处对蒙古贸易的市场中广宁、新安关、喜峰口、蓟州、新开口堡、镇羌堡、宁夏、甘州、肃州、兰州等十市建于隆庆以前，其所以列入表中，是因为明后期稳定下来”了。但事实是，除了少数几处而外，都早己不复存在[19]。 1.宣府新开口堡市 《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三，嘉靖三十年五月庚戌：“宣府设马市于新开口堡，虏酋把都儿、辛爱、伯要卜郎台吉、委兀儿慎台吉凡五部入市，共易马二千余匹。”余文所言即据此条。但这是迫于庚戌之变，明朝不得已而为之，所以包括新开口堡在内的各边马市，在次年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即被明令关闭[20]。隆庆五年重开互市，宣府镇市场改在张家口堡，再未见有新开口市场的记载。万历三十一年成书之杨时宁《三镇图说》是反映隆庆以后宣、大、山西三边情况的权威著作，其《宣府镇图说》之《宣府守道辖上西路总图》、《新开口堡图》及文字说明，均没有新开口堡设市的痕迹。且新开口堡与张家口堡同属驻扎万全右卫的上西路参将辖区，相距不过50里，张家口堡马市在该总图特别醒目，新开口堡之不设市口，是一清二楚的。 2.大同镇羌堡市 将余文有关各处联系起来看，该文作者显然认为：大同镇城之北有三个市场，嘉靖三十年开市两处，一为弘赐堡市，一为镇羌堡市；隆庆五年开市一处，得胜堡市。弘赐堡市于同年十月关闭，所以没有列在表内；镇羌堡市则延续下来，与得胜堡市同时存在，成为明后期63处市场中的两处。 考杨时宁《三镇图说·大同镇图说》内《大同巡道辖北东路总图说》以及《镇羌堡》、《得胜堡》、《弘赐堡》图说，万历四十一年成书的王士骑《三云筹俎考》卷三《险隘考》内《北东路参将分属图》和弘赐、得胜、镇羌堡说明：大同镇城之北60里至弘赐堡，弘赐堡北20里至得胜堡，得胜堡北2里至镇羌堡，镇羌堡北50步至边墙，边墙下绘‘马市”一处，被称为“阖镇大市”。诸地基本位于一条直线上，相距密迩。 嘉靖三十年镇羌堡开市。余文所据《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三，嘉靖三十年五月乙巳，史道报告“大同马市完”，并未提到马市地点。其他有关史籍，如《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中》等均言开市于镇羌堡。镇羌堡既已有市，其南只有20里的弘赐堡断不会再开市；且弘赐堡市迄无史料根据。同年十二月大同马市关闭，也就是镇羌堡市结束。所以《三云筹俎考》卷一《安攘考》说这是“初开马市于镇羌堡”。隆庆五年俺答封贡，大同开市于得胜堡，但事实上，市口仍在镇羌堡，上引《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考》有关图说皆是铁证，这是镇羌堡第二次开市。得胜堡下并没有市口，且镇羌已设市，相距2里的得胜堡断不会再有第二个市场。那么，明明设在镇羌堡范围之内的大马市，为什么却被称为得胜堡市呢？得胜堡自嘉靖二十八年以后，一直是大同北东路参将的驻地，而隆庆五年重开于镇羌堡的马市，就由这位大同北东路参将具体负责，所以设在镇羌堡防区的大市，习惯上就便称为得胜堡市。 综上所论，余文既然列入了得胜堡市，就不应该再有镇羌堡市；至于嘉靖三十年的镇羌堡市，早在当年就已经关闭，而弘赐堡则从未开设过市场。 3.宁夏市、甘州市、凉州市、兰州市 余文表3西三边市场，列有宁夏、甘州、凉州、兰州四市，均大市，建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后期，互市对象为赤斤蒙古、哈密、沙州、罕东等蒙古卫。史料依据，甘州市为《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四，其余三处是万历《明会典》卷一○七。作者还专门谈到：“对喜峪关外的赤斤、罕东、沙州、哈密等蒙古卫所，从永乐六年起，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地开设了不定期贸易市场，这些市场在明后期也有了较大发展。”根据也是《明会典》一○七。 考《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四，记万历十五年三月事，涉及甘肃者，只有癸丑陕西总督都郜光先的题本，谈蒙古部落穿行甘肃事，与甘州市场无关。《明会典》卷一○七《朝贡三》记哈密、安定、罕东和赤斤蒙古朝贡事，然而丝毫没有提到所谓宁夏、甘、凉、兰州“大市”，更与“这些市场在明后期有了较大发展”风马牛不相及。 按，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征伐蒙古，曾先后在辽阔的边防线上，从辽东到甘南，设置一系列不同形式的马市，从周边各族购买马匹。在西北，则是招徕哈密、撒马儿罕等来朝贡马。永乐四年，成祖曾令甘肃总兵宋晟、宁夏总兵何福：“凡回回、鞑靼以马至者，或全市，或市其半，牝马则尽市之”，以给陕西四苑马监[21]。此可证当时甘、宁地区存在不定期马市，对象是哈密、撒马儿罕等，但具体地点不明。然仁宗即位，对外政策改变，与中亚的贸易锐减，虽贡使未断，多“假进贡名，在京商贩”[22]；甘州一带，据嘉靖二十六年题准“西域地面（进贡）退还货物，其在边开市之处，委差的当官员严行监察，不得与汉人交通，别生事端”[23]，此类市场似仍偶有活动，亦甚有限，且为对西城各地面贡使而言。 明关西七卫，由于统治者多为蒙古贵族，亦称蒙古七卫，而其部众，实际上基本是由藏、撒里畏兀儿、畏兀儿、回回等构成。其中安定、曲先、罕东、阿端等，明政府径以“西番”视之，他们可以参与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马司的茶马互市。除哈密于明初确曾在甘肃一带市易马匹等外，我们尚未见到沙州等卫在凉州，罕东等卫在兰州，赤斤蒙古等卫在宁夏“大市”的记载，而且似乎也根本不存在这种对蒙古七卫的“大市”贸易。至于嘉、隆以后，七卫先后被放弃、撤废，有的下落不明，有的余部内徙。此见于《明史》卷三二九《西域一》、卷三三○《西域二》。唐景绅先生的《明代关西七卫述论》[24]曾作过很好的研究。万历《明会典》卷一○七《朝贡三》记，嘉靖四十二年定哈密、罕东、赤斤“每五年一贡，每贡三十人，起送十三人赴京，余留边听赏”，其罕东等实际是徙居甘肃内地的余部，且朝贡规模已经微乎其微。我们怎么也无法从这寥寥数语中，得出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大市”，在明后期也有了较大发展”的结论。 四、偶尔抚赏，并无市场的地点五处 余文云：“万历十二年，庄秃赖至孤山、木瓜园、清水（榆林清水营）、黄甫川、神木堡等小市。”其表2分别列出黄甫川市、清水营堡市对象为切尽黄台吉等。木瓜园堡市打儿汉等，孤山堡市松山宾兔等，神木堡市庄秃赖等，其所据为《万历武功录》卷一四，《边政考》卷二《榆林卫》。 按，《边政考》卷二《榆林卫·榆林镇图》只是标定了黄甫川等堡的地理位置，并无开市的记载；且其书成于嘉靖丁未，二十六年，亦不可能有此类记载。《万历武功录》卷一四《庄秃赖传》云：“庄秃赖者，红山市夷也。授我指挥佥事。居神木、孤山间，广饶水草。月赴清水营一小市。”又曰：“先是万历十二年，庄秃赖新从海上来，请赏，抚臣怜其久劳苦，许于孤山、木瓜园、清水、黄甫川四堡，予赏各十一分，大约岁费一百九十金。今夏走神木，索增四十分，当费金一千有奇。”既然庄秃赖“月赴清水营一小市”，而孤山等四堡之清水，的确也叫清水营，这大概是余文定五堡为小市的根据吧，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史料。 《秦边纪略》卷五《榆林卫》谈到清初封鄂尔多斯古禄等为王，“榆林开红山、神木、黄甫川三市，宁夏于横城开市；明隆庆六年亦于红山开市云。”梁份是一位严谨的学者，他特别指出明于红山开市，则神木、黄甫川二市开于清初，明朝本无其市，是清清楚楚的。该书在具体考察黄甫川等五堡时，也没有提到明后期设市事[25]。据《边政考》卷二《榆林镇》所记道里推算，黄甫川堡西至清水营15里，清水营西至木瓜园堡40里，木瓜园堡西至孤山堡40里，孤山堡西至神木堡120里。在如此近的距离内，连开五小市，即便在大同方面也是不可想象的；而在清初统一政权之下，也不过开神木、黄甫川二市。其实，《庄秃赖传》之“月赴清水营一小市”，是指宁夏之清水营。至于孤山等四堡之赏，史料说得极为明白，是“抚臣怜其久劳苦”而给予的数量极为有限的抚赏，且显然是临时性的。至于神木之增索，则一开始便遭到了拒绝。 所以，孤山等四堡只是万历十二年出现的，给予庄秃赖的临时抚赏地，这里不存在所谓“小市”；神木则毫不相干。 五、其他错误 上述21处市场，明后期是不存在的，余文关于它们的市别、市期、贸易对象等等，多数是凭想象虚拟而已。其中如将关西七卫分别安置在宁夏、兰州、凉州、甘州“大市”；让远在甘肃松山地区的宾兔，每月绕贺兰山，来到河套东南部、黄河西岸之孤山堡“小市”，等等，都极为离奇。 其余对蒙古市场，除所谓蓟州三屯营市而外，共28处。目前史学界都有成说，但余文也增添了许多错误。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这里只对几个重要错误作点说明。 关于大市、小市和市期问题。 所谓大市、小市，是隆庆俺答封贡以后，中三边和西三边，对参预俺答封贡的俺答、吉能、老把都等右翼巴尔斯博罗特后裔诸部所开市场的分类。大市，是经中央批准，由各镇主持，一年一度的大型马市。小市设于沿边冲口，一般一月一次，由蒙汉双方民间以物易物。将嘉靖三十年之宣府新开口堡、大同镇羌堡，明初陕西一些临时性市场称为“大市”，显然是不对的。甘肃庄浪之铧尖墩与凉州之高沟寨，两地轮流开市，三年一轮，亦属小市，但每年只开一次。余文指高沟寨为“大市”，也是错的。 至于辽东诸市口，据《辽东志》卷三《兵食·边略》：成化十四年重开马市，“开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广宁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一次，十六日至二十日一次”。从《明代辽东档案汇编》所载现存辽东残档看，万历间开原已经突破每月初一至初五日一市的格局，随时都可以贸易[26]。余文谓广宁、开原为“月市”，错了。 关于互市对象问题。 明对蒙古各市口，尽管冒充和挟带入市现象严重，但都有严格规定的互市对象。随着时间推移，诸部有的被吞并，有的因继承而不断分割，情况在经常地发生变化。因而要一一指出各市口的互市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难题，况且许多情况至今尚不清楚。余文在这方面的错误或不妥之处很多，如： 余文说，嘉靖三十年之宣府新开口堡市，对象为“青把都儿诸部”。按，青把都儿，《万历武功录》有传，他是老把都儿的儿子。老把都儿，明人亦称“昆都力哈”，蒙文史籍作“巴雅思哈勒”，是俺答的弟弟和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据《蒙古源流》，他生于庚午年，即明正德五年，1510年[27]。嘉靖三十年（1551年）刚过40岁，其子青把都儿不过20岁上下，尚未独立为一部之长，更谈不上代表哈喇慎主持新开口堡市场。其实，各种史籍对嘉靖三十年之新开口堡马市的互市对象，都有明确记载，为把都儿（老把都儿）、辛爱（俺答子黄台吉）、伯腰卜郎台吉、畏兀儿慎台吉[28]。 隆庆五年所开之大同得胜堡市、新开堡市，是俺答封贡所开最重要的两个市场，广为当时人所注目。《明穆宗实录》卷六一，隆庆五年九月癸未，宣大总督王崇古报告互市完成，得胜堡市顺义王部马若干，新平堡市黄台吉、摆腰、兀慎部马若干。两堡的主要互市对象是清清楚楚的。余文则云，得胜堡之互市对象为“歹成台吉等部”，新平堡对象为“五路台吉等部”。这大概是据杨时宁《三镇图说》中的有关地图。然而该书所记为万历三十一年的情况，五路台吉即五路把都儿台吉，是黄台吉的儿子[29]，上距隆庆封贡，已经30余年、两三代人。况且，《三镇图说》记得胜堡外诸部，最突出的仍然是顺义王等部落”。记得胜、新平二市的互市对象，余文不提开市当年的俺答、黄台吉，却把30多年以后的五路台吉等写上，不知为何[30]。 余文表1，广宁木市、锦州木市、宁远木市之互市对象栏，均作外“喀尔喀七部”。其所注史料依据为李化龙《议义州木市疏》、《筹辽硕画》卷首图、《辽东志》、《全辽志》。然而遍查上述文献，都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余文定三木市贸易对象为外喀尔喀七部，是想当然。按，外喀尔喀是达延汗九子格列山只的领地，其后为七子所分割，因而被称为外喀尔喀七鄂托克，即外喀尔喀七部[31]。据和田清研究，其牧地本在中蒙边境喀尔喀河西边[32]，后来逐步扩展到今蒙古国的广大地区。魏源说：“北部喀而喀蒙古，隔于大漠，终明之世不见于史云。”[33]魏源的论断虽失于过分，但广宁等三木市却绝对不是对外喀尔喀开放的。明万历间，地处漠北的外喀尔喀距明边约“三千余里”[34]。从外喀尔喀到辽西走廊，中间隔着游牧于今锡林郭勒草原的某些阿禄蒙古部落[35]，游牧于兴安岭南段至西喇木伦河的内喀尔喀诸部，和游牧于西喇木伦河以南的察哈尔诸部。木市贸易中，木材是大宗商品。广宁等三木市，不对近在咫尺并威胁明边之察哈尔、内喀尔喀和朵颜部落开放，而让数千里之外的外喀尔喀赶着马匹运送笨重的木材来贸易，实在太离奇了。 以上我们对明后期与蒙古的互市市场，作了一些必要的考察，以求澄清余文在基本史实方面的重要错误。余文所列63处市场中，对蒙古诸部的市场50处，其中竟有21处是可以断定根本不存在的，还有个别地点暂且存疑，其余市场则是明史和蒙古史学界经过多年研究所取得的认识。疏漏、错误，人所难免；在一篇只有两万字的专题论文里，竟有如此之多的硬伤”，着实令人吃惊。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应提倡严肃认真的学风。 参考文献： [1]三个表所列对女真、西番的互市市场13处，同样存在许多错误。比如，说辽东廷达市”设开原庆云堡，对象为女真各部，根据为锐故》卷一。按，优故》为清杨同桂所撰，其朋之马市》条，叙明辽东马市，本为二手资料，且有不少错误。即便如此，也没有如余文所说的内容。开原庆云堡只有一个市场，就是余文表1的新安关市”，那是对蒙古的市口。 [2]参见胡钟达《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拙文《阿勒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内蒙古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合刊。 [3]参见拙文《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4]巴德利著《俄国·蒙古·中国》，吴持哲等译，下卷第一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49-1050页。 [5]森川哲雄：《十七世纪前半叶的归化城》，叶新民译，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4期。 [6]《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页。 [7]《明神宗实录》卷七，隆庆六年十一月戊申。 [8]梁份：《秦边纪略》卷五《延绥卫》，青海人民出版社校注本，1987年版。下同。 [9]张雨：《边政考》卷二《榆林卫·榆林镇图》，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下同。 [10]《明神宗实录》卷四三五，万历三十五年闰六月甲戌；卷四五○，万历三十六年九月壬寅。 [11]《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戊辰。 [12]《明神宗实录》卷一七○，万历十四年正月丙辰。 [13]梁份：《秦边纪略》卷五《宁夏卫·宁夏边堡》。 [14]梁份：《秦边纪略》卷一《庄浪卫·庄浪南边》。 [15]《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四，万历十五年三月癸丑，陕西总督郜光先题本提到，从“吴家庄，过洪水堡直至扁都口六十里”。那么洪水至扁都口不足六十里。 [16]《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四，万历十二年十月丙辰。 [17]《明神宗实录》卷一六六，万历十三年闰九月戊午。 [18]《明神宗实录》卷一八四，万历十五年三月癸丑。 [19]余文表1，蓟州镇列喜峰口市、蓟州市（地点三屯营）两市场，根据为《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按《明世宗实录》卷三六四，记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事，丁丑，大同总兵仇鸾言，“即今辽东、甘肃、蓟州喜峰口，俱有互市之例”云云，余文所据，当即此条。然，仇鸾对蓟州喜峰口市并没有做更多的说明。余文表中的互市地点、市期等等，是作者的想象。将设置时间定为嘉靖二十九年，也显然与仇鸾所言“俱有互市之例”矛盾。不过，万历重修《明会典》卷一一一《给赐二》记：兀良哈三卫每年朝贡两次，俱由喜峰口出入。每朝贡，于京师会同馆市毕，顺天府仍行蓟州遵化等处，“如三卫夷人回还到彼，听令两平交易，每人许收买牛一只、犁铧一副、锅一口。不许将违禁之物私自挟卖。”按，《明史》卷四○《地理志一》，蓟州为顺天府之属州，遵化是蓟州所领之县，而遵化县条下注“北有喜峰口、马兰峪、松亭等关”，则喜峰口为遵化之辖地甚明。因此，遵化的互市地点极有可能是在喜峰口。如果我们的推断不误，那么仇鸾所言，就是上述三卫贡使在归途中，经过蓟州遵化县喜峰口关时的互市，每年两次，一直延续到明末。由于我们还找不到确切的旁证，所以附记于此。但不管怎么说，“蓟州喜峰口”是一地，余文所列三屯营之市场是不可能存在的。 [20]《明世宗实录》卷三八九，嘉靖三十一年九月癸卯。 [21]《明太宗实录》卷五九，永乐四年九月壬戌。 [22]《明世宗实录》卷三，正德十六年六月庚子。 [23]万历重修《明会典》卷一○八《朝贡四》。 [24]《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25]其“孤山堡”条云：“堡置山颠，昔屯重兵开市，及移神木，而堡日就荒凉。”梁份自注：“乙未，移堡兵及市于神木。”《秦边纪略》的校注者注：“乙未”为“成化十一年”，未说明理由。然此乙未为顺治乙未，顺治十二年；说成化十一年，是校注者的失误。具体考证，此处从略。孤山堡之设市，在顺治初，同时开市的还有榆林红山、黄甫川和宁夏之横城，对象为鄂尔多斯之古鲁（一作古禄王）等，其中只有红山是明之旧市；孤山堡市顺治十二年移神木。 [26]辽宁省档案馆等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辽沈书社1985年版，第715一847页。 [27]《蒙古源流》卷六。 [28]《明世宗实录》卷三七三，嘉靖三十年五月庚戌。 [29]王士骑：《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大同丰州滩顺义王系派部落》（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本），萧大亨：《北虏风俗》附《世系表》（北平文殿书庄本）。参见赛瑞斯著《<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表四注45，译文载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新编第16、17辑。 [30]王士骑：《三云筹俎考》卷二《封贡考·虏酋市场》有得胜堡、新平堡和宋口堡互市酋长的详细名单。 [31]赛瑞斯：《<达延汗后裔世系表>笺注》表10，注144。 [32]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潘世宪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76页。 [33]魏源：《圣武记》国朝绥服蒙古记一。 [34]萧大亨：《北虏风俗》附《世系表》。 [35]贾敬颜：《阿禄蒙古考》，载《蒙古史研究》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