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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移民实边”是清季一项颇有影响的边疆政策。清朝建立后，在东北地区分别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实行军府制度；在陪都盛京设立五部，凡东北地区旗务统归将军和五部官员会商处理；设立州县，州县长官负责处理汉族事务，即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到了近代，列强对东北地区的觊觎和东北地区动荡不安，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使东北地区军事近代化的紧迫性被清朝统治者所认知。为了抵制列强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控制，维护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清政府采取了以旗、民分治和练军为主的改革。除加强东北地区的边防力量外，还采取“移民实边”的手段，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大量移民迁入东北地区，官庄旗地逐渐向民地转化，冲击了东北地区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大量移民的迁入，筑起了一道防御外敌入侵的坚实屏障，而人口的增加又有益于加快东北地区近代化的速度。 关键词：移民实边；人口增加；东北近代化 “移民实边”说源于汉朝的晁错，是指历史上经济较发达、人口相对密集地区的人们向人烟稀少、土地荒僻的边疆地区迁徙，同当地各民族人民共同开疆拓土、发展经济、保疆卫国的历史活动。清朝统治者也沿用了这一政策，并成为清季一项颇有影响的边疆政策。清朝建立之初，为了开发东北地区，就曾向东北地区移民。但到了清朝中期，出于政治原因的考虑，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 近代以来，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趁火打劫，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约，鲸吞中国东北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19世纪60年代后，伴随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过渡，沙俄采取各种手段继续蚕食中国东北地区的广大领土。这时，日本从明治维新后也制定了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中国东北边疆面临十分严峻的危机。为了缓解边疆危机和财政危机，以维护统治的需要，清政府再次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 一、东北军事近代化的紧迫性：列强觊觎致使东北边疆危机严重 清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在东北地区实行军府制度，分别设立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同时在陪都盛京设立五部，凡东北地区旗务统归将军和五部官员会商处理。同时设立州县，州县长官负责处理汉族事务，即采取旗、民分治的政策。到了近代，列强对东北地区的觊觎和东北地区动荡不安，造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军府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加之内忧外患日益严重，清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抵制沙俄侵略。为了抵制列强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加强对东北边疆地区的控制，维护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清政府采取了以旗、民分治和练军为主的改革。 第一，筹办边防，增强抵御力量。中俄伊犁交涉中，崇厚擅自同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引起了国人的一致反对。清政府便改派曾纪泽为全权大臣赴沙俄谈判。对于清政府的态度，沙俄十分不满，立即陈兵东北边界，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东北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清政府除了命令东三省加强边防，还规定此后每年协拨边防经费二百万两[1]。同时，派遣李鸿章与盛京将军会筹奉天防务，派吴大澂前往吉林随同将军铭安办理防务。不久，清廷又令乌里雅苏台大臣喜昌带兵前往吉林帮办防务。铭安、吴大澂等人在办防过程中，先后添练防军5 000人，喜昌练成防军5 000人，编成靖边军，这些防军分驻在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此外，铭安、吴大澂还奏请清廷在南冈、三姓等处荒地试办招垦，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这一政策得到清政府的批准。由于吴大澂、铭安等人的努力布防，加之沙俄国内的危机四起，中俄和平解决了这场危机。但在伊犁交涉结束后，清政府并未放松东北的边防，任命吴大澂总督东北军务，授喜昌为库伦办事大臣，专司库伦事务。同时，增设珲春、呼伦贝尔副都统，加强东北地区八旗军的边防力量。吴大澂上任后，采取筹建边防、移民实边、团结边疆人民等措施，从而大大增强了东北边疆的边防力量。 第二，选派专使，交接被蚕食的领土。沙俄侵占珲春地区后，吴大澂多次交涉均无结果。中法战争结束不久，清政府就接受吉林将军希元的建议，任命吴大澂和珲春都统为特使，勘查东北边界，并交涉黑顶子领土问题。吴大澂亲赴吉林同沙俄代表谈判，谈判主要围绕界碑和黑顶子领土交涉问题，几经交涉收回了黑顶子地区，同时重新确立了东北边界的界碑。关于图们江海口中国船只出入问题， 由于吴大澂的力争，也达到了可自由出入的目的。清政府派吴大澂与俄国谈判达到了“会勘边界”“据约立界”的目的，同时由于吴大澂等人的力争还收回了被沙俄蚕食的领土，因此可以说这是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一次胜利。 遍设卡伦，阻截沙俄盗采金矿者。黑龙江地区防范不严，经常有大批的沙俄人越过界边盗采我国的金矿。为了驱逐俄人，保卫祖国资源，1884年12月清政府任命黑龙江副都统文成前往交涉，并通过总理衙门知照沙俄大使，请沙俄政府召回盗采者，但这些努力都毫无结果。1885年10月，黑龙江将军文绪采取了强硬措施，“将华俄各民，一律清除净尽，将木房窝铺全行焚毁，并留兵看守”[2]。不久，黑龙江将军又在沿江设卡伦26处，并派兵驻守，防止俄人越境盗采金矿。卡伦的设立填补了边界线上的一些空白地带，加强了边疆防御力量，从而维护了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 第三，清政府为了维护东北边疆地区的稳定，除了采取抵制沙俄侵略的措施，还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以旗、民分治和练军为主的改革。清初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实行旗、民分治为主的军府制度，即东北设立奉天将军、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同时在陪都盛京设五部，将军和五部官吏共同管理旗民事务；对于汉族事务，则另设州县负责管理，这就形成了旗、民二重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东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接受崇实的建议，在东北地区进行了政治、军事改革。 政治方面，削弱盛京五部和奉天府尹的权限，加强盛京将军的权力。以前由于盛京将军和盛京五部的权限相互重叠，加之一些事务要求将军与五部会商，这就大大影响了处理事务的效率，也容易产生相互推诿和收贿受贿的现象。改革后，一切事务悉归将军一人管理，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在地方，加强了州县长官的权力，规定一切地方事务，无论旗务、民务，都归州县长官办理。政治改革解决了旗民分治的问题，加强了东北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府的腐败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 军事方面，进行军事改革，编练新军。为了缓解边疆危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进行了以编练新军、改进军事装备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改革。关于编练新军，奉、吉两省早在60年代就已开始改造八旗兵，编练八旗军。到70年代中期，为了内平“金匪”“马贼”、外抗沙俄，清政府便决定全面整顿东三省军队。从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决定每年拨70万两白银作为东三省练兵费用。同年6月，署盛京将军崇实整顿奉天练军，崇实任命左宝贵统带奉天八旗马队，记名总兵王佐臣统带奉天枪炮队，组成奉字练军。并在金州、锦州设置洋枪队。同年，署吉林将军古尼音布调遣熟习洋枪的协领依克津布到吉林整顿练军，次年，练成马步队及洋枪队3 000人。因黑龙江营伍空虚，光绪元年（1875年）七月，清政府任命黑龙江将军丰绅抽练在伍的八旗兵6 000名，又从西丹（八旗幼年兵丁）中挑选4 000名，组成练军，督率各官兵加紧操练。东三省地区新军的编练和装备的改善，大大加强了东北地区的边防力量，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清政府为抵制沙俄侵略所采取的抵制措施和东三省军政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东北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整顿边务、勘查边界、设立卡伦等措施加强了东北地区的边防，有效抵制了沙俄对东北领土的觊觎；废除了旗、民分治的改革，加速了东三省由军政统治向民政统治的转化，从而推动了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各民族的大融合。军事改革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清政府在东北的防御力量，加速了东北地区军事近代化的步伐。 二、移民实边成为东北近代化进程的催化剂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势力侵入中国，任意宰割和蹂躏中国人民，东北边疆危机严重。俄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趁火打劫，通过威逼手段鲸吞中国东北地区的领土100多万平方公里。然而，沙俄并不满足，仍对东北虎视眈眈。日本自从确立大陆政策以来，一直把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它的称霸全球的目标之一。同时，这时期东北地区的农民运动不断，这些严重冲击了清政府的封禁政策，东北边疆潜伏着严峻的危机。 其一，缓解人口压力，加速东北地区的开放和发展。清初人口仅有六七千万，但自从康熙年间以后，中国人口迅速增长，康熙十四年（1685年）全国人口为 1.1亿多人，乾隆三十年(1765年)人口发展到2亿，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人日突破3亿。近代以后，人口仍继续增长，到咸丰元年（1851年）全国人口达到4.3189亿人，成为清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光绪元年(1875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全国人口降到3.2265亿人。但到20世纪初，又恢复到4.2544亿人。全国人口迅速增长，但全国耕地的面积却并未随之扩大，这就造成了人口增长和耕地面积严重失调的矛盾，如咸丰元年，人均耕地面积仅为l.78亩。同时，近代中国的人口分布极不平衡，内地和云南、广西、台湾等边疆地区出现了“人满为患”的局面，而东北地区仍地广人稀，以1890年为例，吉林的人口为48万人，黑龙江为67万人，而蒙古地区为160万人。新疆为145万人，西藏为160万人,以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计算,1890年，河南省为153.9人，而吉林为2.57人，黑龙江为1.45人，新疆为0.89人,蒙古和西藏各为1.21人和1.29人[3]。为了缓解人口压力，清政府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在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同时也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放和发展。 其二，移民实边平复了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近代以来，列强纷纷入侵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接踵而至，国内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致使广大民众颠沛流离，痛不欲生。东北地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东北社会动荡不安。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农民运动风起云涌，沉重地冲击了清政府的封禁政策。这时期南方太平军革命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方捻军起义也一路所向披靡，东北人民乘机而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860年义州的王达率众起义，1861年奉天、昌图的王五、李维藩起义，1862年阿城的张玉起义，1864年梨树的马傻子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都被清军镇压，但它们动摇了清政府的封禁政策，冲击了飘摇不定的清王朝统治。同时,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区自然灾害不断，使广大民众流离失所，他们纷纷加入流民队伍，向久无战争且较易生存的东北地区移动，因此大量的移民涌进了东北地区。 其三，缓解财政危机的需要。清朝末年,由于一系列的战争赔款，加之清政府上层人物及达官显贵的挥霍无度，致使清政府的财政日绌。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在东北地区实行“放荒筹饷”的政策。每个垦户每垧要交纳白银1.3两，后发展成“旗民兼放”的局面。由于东北地区土地极易获得，所以有大量的饥民和流民进入东北地区，大量移民的涌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可见，清政府为了抵制列强的侵略和维护东北地区的稳定，除加强边防力量外，还采取移民实边的手段，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控制。移民一方面可以加速东北地区的开发，发展东北地区经济；另一方面这些移民可以与边防军同守边疆，有利于加强东北的边防，抵制列强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在东北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三、人口增加对东北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主要包括流民、移民和垦民三种类型。流民是指因贫穷、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到外地区谋生的人；移民是政府出于某种需要，迁入大量的人口到边疆或某个地区的人；垦民是指为了开发边疆地区，政府招募内地人民到边疆地区开垦荒地，并享受一定优惠的人。清末东北地区的移民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部分开禁阶段和全面开禁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860—1904年。这一时期由于内忧外患，清政府采取了东北地区部分开禁的政策。这时期开放的仅为呼兰荒地和吉林北部草原地区，移民的数量也很有限。这一时期的开禁是在总体封禁的政策下进行的，因此具有开放范围小，筹饷目的性强，被动性鲜明的特点。但这一时期的初步开禁政策对于安置流民、增加赋税、开发边疆和巩固边防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1904—1911年，这时期是东北地区全面开禁时期。为了加强边防力量，巩固边疆地区的统治，清政府实行了全面开禁的政策。政策一出，流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4]。年增年长，蔚成大观。据初步统计，东北地区的人口（不包括黑龙江地区）1871年 330万人，1881年 455万人，1891年 517万人[5]，1908年1 445万人，1909年1 550万人，1910年1 683万人[6]，人口增长之速，实属罕见。这时期的开禁是一次全面的开放，具有范围广、主动性强等特点。大量移民的涌入，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大大提高了东北地区的经济水平，增强了东北地区的综合实力，从而起到了巩固边疆地区的重要作用。 首先，大量移民迁入东北地区，严重冲击了东北地区原有的封建土地关系，官庄旗地逐渐向民地转化。同时官庄、旗地的隐占、盗卖、旗民交产等现象层出不穷，这沉重地冲击了东北地区原有的封建经济关系。在这种惰况下，清政府不得不承认官庄、旗地向民地转化的趋势，实行了官荒放垦、旗地丈放的政策。1896年，奉天正式开放养息牧厂官荒，从此拉开了东北地区官荒旗地丈放的序幕。据初步统计，奉天开放厂盛京东流水围场、盛京西流水围场、开原地区山荒、大凌河西岸牧厂、蛇盘驿牧厂等荒地，共丈放官荒士地350多万亩；吉林从光绪末年开始实行官荒丈放，丈放了密山府、临江县、桦山县、虎林厅等地区，并且长白山地区也得到了初步开发，共丈放官荒土地100多万亩；黑龙江地区从1896年开始实行官荒丈放，丈放了通垦、瑷珲、汤原、鹤岗等地区，共放垦官荒20多万亩。官荒旗地的丈放，大片荒地的开垦，扩大了东北地区的耕地面积。东北地区自开禁以来，大量的荒地得到开垦，耕地面积迅速扩大，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随之东北地区的交通业、运输业、手工业、采矿业等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大大提高了边疆地区的生产力，从而大大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效抵制列强入侵的物质力量。 其次，大量移民的迁入，筑起了一道防御外敌入侵的坚实屏障。随着19世纪60年代封禁令的逐步废止，出现了一股内地人口迁向北疆的移民浪潮。官荒放垦和旗地支放政策的推行，吸引了大量的移民进入东北地区，移民的迁入弥补了东北漫长边界线的空白地带，改变了以往列强入侵如入无人之地的局面。这不仅改变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还起到了保卫和巩固边疆的作用。为边防军提供了大量的兵源，增强了东北边防的实力。一些移民积极投身于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从而有效地遏制了列强侵略东北的阴谋。 同时，人口的增加有益于加快东北地区近代化的速度。随着东北地区官荒的开垦，东北地区的旗地也于光绪末年开始丈放。光绪三十年（1905年）七月，清政府在锦州设立丈放局，任命奉天府府尹延杰为垦务大臣，并于同年十一月制定《勘丈奉天锦州府官庄旗民各地章程》，开始丈放锦州的粮庄，至1909年共丈放庄地130多万亩。1908年又丈放盛京地区的粮庄，由于阻力较大，直至清末才丈放完毕。吉林地区从宣统年间开始丈放贡山等处的荒地，黑龙江地区从1906年开始将全省官屯全部丈放，丈放呼兰屯、呼兰台、墨尔根等地官屯20多万亩。随着旗民交产的日益普遍，东北旗地与民地的区别日益消失，清政府不得不将旗地升科，允许旗民交产，东北地区的旗地完全转化为民地。光绪二十八年，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允许旗民交产，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不久，《旗地升科章程》颁布，从此吉林省旗民交产合法化；奉天于1906年颁布《整顿奉省旗民各地及三园试行章程》，黑龙江省呼兰府在1908年颁布《呼兰府老围旗地税契升科章程》，至此，东三省全部实现了旗民交产合法化。 旗地丈放大大扩大了东北地区耕地面积，大大提高了东北地区劳动生产力，进而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量移民的迁入，清政府适应形势的需要，变革落后的军府制度，设立府、厅、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从而加强了中央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同时，加速了东北边疆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从而大大有利于维护边疆地区的繁荣与稳定。为了博得帝国主义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政府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在全国实行“新政”。 参考文献： [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第3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537. [2]德宗实录：卷214[M].北京：中华书局，1987：12. [3]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4]张伯英．黑龙江志稿：卷8[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6]东北经济小丛书·人文地理[M]．北平：京华印书局，1948: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