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满族先世主要信仰萨满教。随着佛教、道教、中原民间信仰及基督教的传入，满族原有宗教信仰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整个清代萨满教在满族宗教信仰中仍占主导地位，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日趋没落，满族宗教信仰趋于多元化。 关键词：清代；满族；萨满教；信仰；多元化 满族先世主要信奉萨满教，随着社会的发展，满族的封建化，其宗教信仰也开始发生变化。先是受到佛教（喇嘛教）的冲击，后受到道教等其他宗教的影响，辛亥革命后，满族宗教信仰已趋于多元化。但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我国东北地区的黑龙江省、吉林省一些偏远地区的满族群众仍然或多或少地信奉萨满教，但从满族整体上来看萨满教信仰已经成为没落趋势”[1]。辛亥革命前，是满族宗教信仰发生变化的重要时期，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多集中在萨满教本身，对满族宗教信仰的变迁及其原因探讨不够，本文拟对此进行论述，以补充、深化此问题的研究。 一、满族早期宗教信仰 满族先世大多信仰萨满教。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满族先民们逐水草而居，过着渔猎生活，当时生产力不发达，人们对许多现象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在具有无限威力的自然面前，人类显得十分渺小，人类只有依赖自然、膜拜自然，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和权利。这种神化自然力，将自然视作具有超凡神力的神秘力量，就是原始萨满教产生的最根本的根源”[2]。“萨满”一词最早出现于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汇编》：“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皆莫能及也”[3]。“珊蛮”即萨满。萨满的主要职能是祭天、祭神，野祭和家祭。萨满教没有成文、系统的经典教义，也没有统一的宗教组织。万物有灵的信仰是满族萨满教信仰的核心。满族萨满教大致经历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演变。 满族及其祖先皆有信仰萨满教的传统，在努尔哈赤未统一女真各部之前，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战国时期的挹娄、北朝以后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和五代时期的女真，他们最主要的宗教信仰都是萨满教。萨满教对女真族统一以及清朝政权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满族建立后金（清）政权以及满族的封建化，其宗教信仰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满族宗教信仰的变迁 萨满教是满族的传统宗教，清建立政权特别是入关后，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满汉杂处等原因，佛教受到满人崇奉，萨满教地位下降，而道教、“汉地巫术”及基督教先后也为满族人所接受，满族宗教信仰越来越多元化。 （一）萨满教地位受到冲击，萨满教与佛教信仰并存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落后，明显感到“以力服人，只能维系一时。以德服人，方可天下久安”[2](116)。同时也认识到萨满教不可能成为驾驭统治其他民族的有力武器，于是在1615年于兴京东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殿，共七大庙，三年乃成”[4]。这是官方最早建的佛道教寺庙。由此可见，满族宗教观念已发生变化，同时也反映出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他意识到要团结满族各部需要萨满教，但要打败明朝，统治全国，单靠萨满教是不够的，需要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宗教。实际上，满族先民很早就接触到了佛教（主要是汉地佛教）。渤海国（698-926年）时期，在与唐朝汉族的接触中，满族先人即已接受了佛教文化，但此时佛教并不是很流行。努尔哈赤时，为加强满蒙、满藏关系，抗击明朝，对藏传佛教（喇嘛教）显示出浓厚的兴趣，给予囊苏喇嘛到后金“尊礼师尊，备常供给”的优厚待遇。而据朝鲜使臣记载，努尔哈赤也有信奉喇嘛教的迹象，“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将胡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5]。皇太极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宗教政策，开始规范和限制萨满教，尊崇汉传佛教，甚至在自己的寝宫———清宁宫供奉佛像。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统治全国，加强对人民的控制，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顺治帝笃信佛教，册封达赖，他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禅门的皇帝,允许满族人出家当僧人，“无论男女，皆可随意”[6]。乾隆时，北京、奉天、热河等地修建喇嘛寺，并组织翻译出版佛经。如对满文《大藏经》的译刻，历时18年才完成。这些充分说明，乾隆年间佛教尤其是喇嘛教对满族上层产生很大影响，萨满教已有衰落的迹象，满族宗教信仰发生了明显变化。 不仅在统治阶层中，在满族民间，佛教同样有很大影响。宁古塔满人从“不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到顺治年间转变为“近则渐习而合掌以拱力矣”[7]。甚至在一些满族家谱中，也可以看到对佛和菩萨的祭祀。《正白旗满洲关氏家谱》载：“先将黄幔子挂祖架上，再解开老爷像悬供于黄幔子右边，复解开菩萨像悬供于黄幔子右边”[8]。《啸亭杂录》亦有记载：“舒穆禄氏供吴天上帝、如来、菩萨诸像”[9]。由此可见，萨满教受到了佛教的强烈冲击，佛教在满族上层乃至民间都占有很高的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在佛教与满族萨满教的两种宗教的抗争中,佛教并没有战胜萨满教,而是使得萨满教中融进了一些佛教成分,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0]，萨满教在满族宗教信仰中仍占主导地位。 （二）满族宗教信仰趋于多元化 随着满族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交往的密切，联系的加强，满族的宗教信仰日趋多元化、复杂化。清代以前，满族先民即有信奉佛教、道教的。如金代，女真人开始并不信奉佛道教，后来从汉人那里接受了这两种宗教，“但其势力和影响远不及于萨满教”[11]。《吉林外纪》载：吉林将军辖区有多处道教庙观，其中吉林城约21座，宁古塔城约19座，伯都讷城约12座，三姓城中约11座，阿勒楚喀9座，乌拉城6座，拉林城4座，双城堡3座[12]。这些只是吉林将军辖区的统计，可以预见在满族聚居地中还有更多的道教庙观。关羽崇拜在当时也很盛行，“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故其崇拜关羽。其后有托为关神显灵为驾之说，屡加封号，庙祀遂遍天下”[13]。入关后，满族大部迁居京畿地区，满汉接触更加频繁，汉族一些宗教信仰逐渐被满族人接受，如“达呼尔富林，齐齐哈尔人，以马甲贴写幕府，喜与蒙馆老先生游，久之渐知书理，习卜易，祀先亦设神主，部俗尽改，同类目为怪物，不恤也。尝言跳神一事，不见经传，既知其非，而因循不改，用夏变夷之谓何”[14]。《奉天通志》亦载：“又南檐下偏西，供长木匣，内藏关帝及观音像，皆绢画者……先请关帝像悬之，前设几，陈酒三杯，列长方木炉，撒达子香烧之……自立神板乃祭，三日为节，第一日早晨起，先祭关帝，如常祭……”[15]。满族宫廷和民间都有对灶神的崇拜，如乾隆帝就曾有每年坤宁宫祭灶[16]的规定。满族还有烧香送灶神的习俗，“好事多说，不好事少说”[17]。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些都说明萨满教也受到了道教的冲击，影响虽不及佛教，但对满族宗教信仰产生了明显影响。 满族民间信仰受到汉族信仰的影响也很大。民间信仰与宗教信仰虽不是同一个概念，但两者会相互影响。如满族信仰财神，“财神似乎不只一位，有红袍纱帽着明代装束的，有翎顶袍褂着清代装束的，还有一种财神则类似于狐仙”[18]。各行各业都寻找自己的守护神，《黑龙江外记》载：齐齐哈尔城隍庙中，“城隍座东为瘟神，主救民疫疠；西为秦叔宝像。小说谓叔宝尝为快手，故番子祀之，有祖师秦二爷之称”[14](2)。满族民间还信奉白衣观音、长白山神、兔儿爷、茅姑姑等汉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习俗[18](95-97)。清朝中后期，随着满汉杂居，满族人与汉族人的宗教信仰相互融合，日趋一致。 国外宗教也有一定影响。如基督教，在中国原称为景教。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历经顺治的默许，康熙的认知和宽容，雍正的禁教排斥与乾隆的宽严相济。顺治年间，满族佟佳氏中的佟国器、佟国维、佟国纲均信奉天主教。佟国纲是孝庄皇后之弟，康熙舅父。康熙末年，和硕简亲王德沛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名“若瑟”，他的福晋也一同受洗，圣名“玛利亚”[19]。此外，苏努家族是清朝世代信奉天主教之家，苏努是努尔哈赤长子诸英四世孙，苏努诸子多信奉天主教[20]，虽经雍乾嘉三朝，屡遭打击而信奉天主教忠贞不渝。嘉庆年间还有旗员佟恒善、佟澜等人虔诚奉教[19](185)。但中国封建社会尊儒重道思想根深蒂固，且西方列强多利用洋教来为其侵略服务，因此，清廷禁止满人入教，老百姓普遍排外，国外宗教在满族中影响有限。 宗教信仰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后金建立后，满族宗教信仰开始发生变化，统治者从维护统治出发而推崇其他宗教。入关后，以乾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为标志，用官方律令整合萨满教，同时承认佛、道地位，佛道教进入统治者及民间社会的信仰中。到清后期，萨满教已成衰落之势，辛亥革命后，萨满教失去了清统治者的保护，地位一落千丈，满族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的态势。 三、满族宗教信仰变迁之原因 满族从崇奉萨满教到信仰多元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满族宗教信仰变化的根本原因。宗教信仰属于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主观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应。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因此，可以说满族宗教信仰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满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 满族先民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对自然界的某些现象无法做出合理解释，因此对一些事物产生了崇拜心理。满族上山围猎，采食果子，吃熟食，因而产生了对山神、树神、火神的崇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然界有了一些了解，对自然具备了一定的征服能力，这时候那些对本氏族有特殊贡献的人，生前及死后受到尊敬和崇拜，满族萨满教逐渐过渡到祖先崇拜阶段。后金建立后，满族封建化程度不断加深，封建生产方式的转变，原来的宗教信仰不能适应统治者及满族民众的精神需要，满族宗教信仰开始发生变化，满族开始寻求更加利于统治和人民需要的宗教。随着满汉经济的不断融合，两个民族的宗教信仰互相影响，使满族宗教信仰趋于多元化。如“满族祭的祖宗神板，竟然也包括了关帝、观音，可以说也已弄得面目全非了”[21]。到清中后期，满族本族宗教显现没落之势，而其他佛道教在满族民众中有了较大发展。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封建王朝被推翻，社会发生巨变，社会生产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满族宗教信仰更加多元化。 其次，萨满教原始宗教的性质，使其无法抵御外来宗教的渗入。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蕴含着多神崇拜。这种诞生于原始社会的宗教，没有系统的教义和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崇拜对象，对于外来宗教缺乏抵抗力。满族吸收了汉族民间信仰的神祇，而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几尊崇拜偶像而已。在满族逐渐封建化后，萨满教在接触到先进的文明和更加成熟的宗教时，缺乏与之抗争的能力，而且“萨满的势力始终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的为封建主义政治及以后的各种政治所需要的力量”[22]。在满族统治者联蒙抗明时，萨满教没有这种能力，因而不得不转而利用其他宗教来笼络人心，共同抗击明朝。 再次，与清朝民族宗教政策有着密切关系。王锺翰先生曾说：“清朝满族所以能统治中国近300年，是因为满族统治者很懂中国民族宗教的多样性”[23]，并采取了开明的宗教政策。进入辽沈地区后，努尔哈赤整合萨满教，引入土地、观音、关帝等神祇。正是这种开创之举，满族民心得以巩固，为争取汉人的支持奠定了基础，客观上也起到宣传其他宗教的作用，促进了满族宗教信仰的转变。同时，努尔哈赤为了联络满蒙，改善满藏关系又引进喇嘛教，以后的满族统治者也都继承了这一政策。乾隆皇帝毫不掩饰地说：“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以不保护之”[24]。以后，由于满族提倡佛教尤其是喇嘛教，萨满教在宫中失势，失去了政治保护，慢慢衰退。清朝建立后，满族统治者同样做了一个精明之举，兴儒道教来怀柔汉族，儒道教吸收了汉族文化之精华，起到了安天下心的作用。 最后，与其他民族对满族宗教信仰的冲击有关。萨满教属原始宗教，它适应了封闭、原始的生活方式。但随着满汉杂居，汉族的佛教、道教，儒家思想更有吸引力，冲击着满族的宗教信仰，满族人逐渐接受了佛道等宗教。如，佛教的普渡众生，教人不杀生，多行善的思想，对于尚武的骑射民族来说，很有冲击力，满族人也希望和平，不希望战争。道教的忠孝节义，仁爱诚信也是满族进入封建社会所追求的，迎合了满族民众的精神需求。而后来的基督教更是通过西方传教者进入满族人的视野。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深得顺治帝的尊重和重视，“以秋报礼祀上帝坛”[25]，天主教在满族中逐渐传播开来。 综观清代满族宗教信仰的演变，从单一的萨满教到多元的宗教信仰，反映出各民族宗教信仰之间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天满语已“无法保存”之时，而满族萨满教仍然传承着，这体现了满族原生态信仰文化的持久性。萨满文化是满族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世界宝贵的文化财富，对研究满族宗教信仰及满族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佳生.中国满族通论[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172. [2]郭淑云.多为学术视野中的萨满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15. [3]徐梦莘.三朝北盟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21. [4]潘喆，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332. [5]李民寏.建州闻见录[M].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43.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169. [7]方拱乾.绝域纪略[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12. [8]郭淑云.萨满文化研究(第2辑)[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92. [9]昭梿.啸亭杂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0：280. [10]赵志忠.满学论稿[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330. [11]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829. [12]萨英额.吉林外纪[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85-93. [13]王嵩儒.掌故零拾[M].北平:彝宝斋印书局,1936：9-10. [14]西清.黑龙江外记[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75. [15]王树楠，吴廷燮、金毓黻.奉天通志[M].沈阳:沈阳古旧书店,1983：2267. [16]章乃炜.清宫述闻[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289-290. [17]陈见微.东北民俗资料荟萃[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310. [18]金启孮.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M].北京:中华书局,2009：96. [19]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185. [20]伍韧.萨满教的演变和没落[J].社会科学战线,1981(3)：510. [21]乌丙安.神秘的萨满世界:中国原始文化根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239. [22]杨桂萍、游斌.历史经验的借鉴:清代的民族宗教政策———访清史专家王锺翰先生[J].宗教与民族,2002(1):258. [23]《西藏研究》编辑部.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20. [24]吴伯娅.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1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