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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陈勇著，商务印书馆2009年9月出版)一书，专门讨论西晋灭亡之后北方汉赵政权的形成过程。全书由“绪论五胡入主中原的短暂序幕——汉赵国历史与政治的特征”，“《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屠各称谓衍变与部落迁移——入塞匈奴的地域化问题”，“匈奴、屠各并举与屠各的豪贵地位”，“去卑监国的败局与刘豹世系的造伪”，“刘渊的质任身份与五部的政治重组”，“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兼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汉国匈奴、氐人联盟的解体——以刘乂案为中心”和“后赵羯胡为流寓河北之并州杂胡说”等9篇组成正文，后附录“《资治通鉴》汉赵国事迹考证”、“汉赵国官制拾零”、“两汉魏晋南北朝屠各称谓表”、“汉赵国诸王表”和“汉赵国职官表”等5篇。限于篇幅，我这里只略谈谈正文的内容。此书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章节式作品，作者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对一个或若干个相关主旨进行辨证。这种写作方式，也是我所倾向和偏好的。在我看来，单篇的论文比起章节的专著来，更能使研究走向深入和细致。不过，由于作者长期关注十六国史事，虽说是单独成立的论文，但相互之间前后照应，具有逻辑关系。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讲，由9篇论文构成的全书，其主旨有二:第一是汉晋之间南下入塞的匈奴部落很多，但为什么仅有屠各始终存在而其他都相互消解了?第二是率先入主中原的屠各刘氏，其国运何以如此短促呢? 作者对第一个问题的解释大致是这样的: 所谓屠各，是指西汉武帝时期匈奴修屠王部众在河西武威一带的定居群体，早期直接称“修屠”，后来这些部众又陆续转迁到陇右、五原、西河等地，其称谓增加了“各”字语缀，最终简化为“屠各”。(见该书第57页，以下出自该书者径标注页码)作者认为:“屠各称谓的变化与该部落的迁徙密切相关，屠各部落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称谓，主要是由各迁徙地的方音所决定的，屠各称谓与特殊地域的结盟，反映了内迁各少数族部落或部族的地域化倾向。”(第60页)本书讨论的匈奴五部之众，就是针对流寓到并州的那部分而言。具体说，所谓匈奴五部是指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将并州境内的匈奴部众分作五部而形成的，在后来的演化过程中，南单于为首的南匈奴贵族逐渐丧失了对五部的领导地位，于汉末介入南匈奴内部纷争的并州屠各取而代之，到魏末咸熙年间，屠各首领刘豹遂统一五部，开始了屠各创建政权的第一步。 屠各之所以能够在南下匈奴诸部中异军突起，乃是他们坚守匈奴文化传统的结果，这使他们在“五胡”的观念中获得广泛的认同，且在政治上获得支持，五部屠各、南匈奴和其他杂胡，纷纷聚集到刘渊麾下，如作者所说:“并州屠各在与南匈奴诸姓结合的同时，又成为五部地区‘最豪贵’的部落——一个处在主导地位的角色；获得南匈奴贵族普遍拥戴的屠各刘氏，则占据了传统上由南匈奴‘虚连题’氏担当的单于之位，成为屠各与南匈奴军事、政治联盟的最高领袖。于是，并州屠各在建国的道路上，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第85页) 两晋之际刘渊汉国的创立，是匈奴五部与魏晋政权及五部内各部族长期互动的结果，匈奴五部历经刘豹、刘渊时期的政治整合，最终形成以并州屠各为核心的地域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中原王朝强盛足以支配边疆的形势下尚处在自我发展的状态，一旦到中原王朝势力衰弱，屠各内部整合并形成气候之时，它的发展就不可阻挡了。用作者的话表述，“刘渊父子一旦摆脱司马氏的束缚，入塞匈奴的新王朝也就呼之欲出了”。(第129页) 对第二个问题的阐释，作者认为，屠各汉赵政权之所以国祚短促，是因为构成政权的有力支撑的崩解造成的。这直接承续上个问题而来。作者论述屠各成功的关键，就是以刘渊等为代表的贵族势力统合北方民族文化、融合了南匈奴与其他杂胡为一体的结果。然而，其政权的破解也与此相关。汉赵国建立后，出现了其他势力与屠各的矛盾龃龉，矛盾的发展进而瓦解了双方(和多方)的联盟，具体说是杂夷中的氐、羌系因刘乂(刘渊之妻氐人单氏所出，汉主刘聪之弟，被封为皇太弟)被诬谋反而遭罢废(旋遭太子刘粲所杀)一事，破坏了氐、羌对汉国的忠诚，“造成匈奴与六夷联盟的解体。汉国国势由盛而衰，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第16页)屠各刘氏在与此时崛起的石勒杂胡集团的抗衡中，失去了氐、羌系统的支援，国力被削弱，最终导致灭亡。 支配本书作者解释屠各汉国之兴衰的思路，是有关族群关系的处理。作者所说的并州屠各为中心所形成的五部匈奴部众，在其走向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依凭的力量就是北方其他民族构成的杂夷，族群之间彼此的合作，是他们成功的关键；也正是因为族群关系——汉国内部匈奴与氐、羌为首的六夷联盟——的破裂，导致汉国最终的衰落。作者以族群整合为旨要的分析理路，是沿承了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即陈氏所说的北朝问题的关键在于民族与文化，此问题之解决与否，关乎南北统一，而统一之前提，则是北朝自身族群关系的调整与融合。[1]陈勇此书的论述，是对陈先生认识的细致化，特别是将陈氏北朝的分析延展到十六国时代，应当说是在继承大家的研究基础上向纵深拓展的表现。 在梳理这两条线索的过程中，作者对相关的不少问题亦多有涉及，并表述出诸多新意。这也是此书吸引我的地方，这里只列举两点以示证明。 其一，是对“胡”与“匈奴”称谓的辨证。 这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中心议题之一。我本人也曾经发表过文章专门涉及，不过我的重点是从汉朝经魏晋北朝直至唐朝，以“胡”为核心谈其词义的转化。[2]陈勇在本书《〈史记〉所见胡与匈奴称谓考》一文里，首先辨明，所谓“胡”的概念，在秦汉以前，是对北方草原从事非农耕生产的人们共同体的称呼，作为这些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匈奴人也同样被称为胡人。具体说，当时胡的称谓有两种含义，一是统称秦、赵、燕北边的“诸胡”，一是分指其中的林胡、东胡、楼烦、中山或匈奴。但是到了秦汉之际，匈奴势力崛升，冒顿凭借武力陆续征服了其他诸胡，建立起强大的游牧政权，“匈奴”的名号从北方“诸胡”之一的部落，上升到整个草原的统治地位，成为北方诸胡唯一的政治代表。而战国时期的北方林胡、东胡、楼烦、中山等，到汉朝初年的时候就只剩下了一胡——匈奴——了，此时“胡”就是“匈奴”，“匈奴”也等同于“胡”了。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引起了中原“胡人”之称内涵的变化，也即汉初“胡”与“匈奴”常常混淆不分的原因。 关于“胡”与匈奴称谓的辨证，从清末民初王国维以来的中国学者和日本白鸟库吉等人就异常关注并给予解释。虽说众人依据汉文史料有不同甚至迥异的解释，但大体上已经有了基本的指向，陈勇此文的研究，无疑是在前贤诸辈的基础上有新的拓进，特别是他所提及的匈奴称谓的两次重大变化，更是对此问题的深化。他认为，秦汉400余年间的第一次变化体现在匈奴与东胡的结合，前提是匈奴对后者的武力征服，这次部落联盟的重组，是东胡变成了匈奴的一部分，即东胡的匈奴化；而东汉后期匈奴与东胡的第二次结合，则是鲜卑的崛起及其拓跋部对北亚草原东部的政治统一，这次部落联盟的重组，是匈奴变成鲜卑(东胡)的一部分，亦即匈奴的鲜卑化或东胡化了。我认为，这样的分析，与史实之间是否有差别或差别多大暂且不论，单就其提出的问题指向，无疑具有启发性的作用。陈文提供给我们的新意，是对北方草原民族群体存在的模糊不分，或前后承继的整体状态言说的一次学理性的辨明。在陈勇的笔下，草原前后民族群体的分布、同时期不同地域之间民族群体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彼此有明确区分，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的一个兼并或同化了其他群体，后来又相继衍生出另外的族群。这才是北方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向。 其二，是对胡汉分治的深化。 雷家骥教授早期对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创新之处是指明这些政权有胡汉双轨体制的存在，[3]陈勇的贡献在于，他在胡汉分野的前提下又对“胡”、“胡”做了区隔。这个成就体现在《汉赵国胡与屠各异同考———兼说汉赵国的胡汉分治》一文中。作者首先从十六国北朝时期匈奴与杂胡界限的辨别说起，指出杂胡包括胡、羯、鲜卑、氐、羌各支，旧史均以“匈奴别部”或“匈奴别种”相称，而出自匈奴的屠各并不在此列，他们不属于“六夷”杂胡的范畴，因此，汉赵国专门设置司隶、内史与大单于、单于辅、都尉的两套体制，将五部屠各与杂胡乃至六夷刻意地区别开来，纳入不同的行政和军事管理系统之内，“汉赵国在将六夷与汉人分治即‘胡汉分治’的同时，又将包括杂胡在内的六夷与匈奴(屠各)分治，即‘胡胡分治’”。(第161页)与上文所论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所论述的屠各异军突起进而建立汉赵国政权，其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屠各联结了六夷杂胡，使之成为政权建设的同盟军，然而其政权的迅速消解，也出自这个联盟的破坏。作者前后论述的这些内容，仔细辨别，都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使全书各文之间前后衔接，主旨鲜明。 行文至此，不得不说，全书文论的新见迭出，是该书成功的展现。虽然有些议论尚有增进的空间和不同的解读，譬如刚刚提及的“胡胡分治”，应当说是初步揭示出具体的问题，细致的刻画还有待将来，但通贯全书细致入微的洞见，仍然是我阅读该书之后留下的深刻印象。 参考文献： [1]参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29、235-236页。 [2]参见李鸿宾:《“胡人”抑或“少数民族”?———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的解说》，《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3]参见雷家骥:《汉赵国策及其一国两制下的单于体制》，《中正大学学报》(台湾嘉义)第3卷第1期，1992年；《后赵的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中正大学学报台湾嘉义第卷第期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