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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末年至宋以前，中原地区对于西域回鹘各部的认识程度十分有限，其原因除当时天山南北诸地回鹘政权割据、内地对之分布变化不甚了解外，还与同时期中原地区本身的政局动荡不定有很大关系。此外，宋人记史，喜欢议论阐微，这一学风对后人之研究也带来一些认识上的负面影响，如《旧唐书•回纥传》里庞特勤“后嗣”在西迁过程中所谓“居甘州”的问题，到了宋人笔下，则将其发展到《宋会要辑稿》里“庞勒乃自称可汗，居甘、沙、西州，无复昔日之盛”。不过，宋人的这一记事方式同时也对我们有所帮助，例如，关于龟兹回鹘(亦即安西回鹘政权)与西州回鹘政权的关系，宋以前诸资料中零星的不时见到“龟兹国”至中原王朝入贡的记载，以致后来一些学者得出龟兹国一直存在、龟兹国同西州回鹘政权是双王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宋代文人已将其明确分开，《宋会要辑稿》中记曰：“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狮子王……西至大食国两月程，东至夏州三月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1]显然二者只是前后沿袭，名称有别，并无对等关系。再如《宋史•高昌传》对于宋以前西域回鹘诸割据政权之分布曾作了准确概括：“初，回鹘西奔，族种散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焉。”[2]这一记述无疑还是比较准确地映现了唐宋之际我国西北地区回鹘诸政权分裂的政治局面。从上面所述的几个例证，可以窥见研究宋辽时期西州回鹘政权历史的困难，资料之辨析应是研究这一段回鹘史的一个重要前提。 一、关于西州回鹘与北宋之间的关系 关于西州回鹘同宋朝之间的关系，乃系高昌回鹘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3]。以往诸前辈学者对此虽然已有不少成果面世，但是，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进展，依然有一些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故本文还是从分析相关资料人手，顺便就西州回鹘与宋朝之间的关系发表一些看法以请教于方家。 西州回鹘与北宋王朝之联系交往，据汉文史书记载，应始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西州回鹘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来贡。”前人已考，回鹘职官名称“都督”源于唐代中原王朝官制。之后，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又有“西州回鹘可汗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瑚珀盏”[4]。又到了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五月，“西州回鹘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贡”。如果说上面所述是西州回鹘政权主动向宋朝联络，从而始开两地关系之先河，那么到了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三月丁己，“高昌王阿厮兰汗始自称西州外甥师子王遣都督麦索温来贡方物”[5]，这是两地关系密切、西州回鹘主动调整其同宋朝政策的明显征兆。它开辟了两地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对于这条资料，一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这是一条自相矛盾却又十分重要的资料。其自相抵牾的地方在于前后职官名称不一，“阿厮兰汗”突厥语意即“师(狮)子王”，这里混杂在一起显得别扭难解。不过 本文则不这样看，这里关键是要准确理解资料中阐发的两个关系：一是他称，汉籍文献作者称呼西州回鹘政权首领为“高昌王阿厮兰汗”；一是自称，西州回鹘政权首领“自称西州外甥师(狮)子王”，角度不同，称呼自然有差异。西州回鹘政权王自称“外甥”，缘起于唐代回鹘同唐朝间的联姻，《宋史．回鹘传》对此有段追忆：“先是，唐朝继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赐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6]这里重提此事，实际上反映了回鹘国王急于恢复与中原王朝政治交往联系的迫切愿望。此处一个“始”字尤为重要，是两地政治隶属关系发生转变的鲜明标志。也就在是年五月，“会高昌国遣使朝贡，(宋)太宗以远人输诚，遣(王)延德与殿前承旨白勋……出使高昌”[7]。王延德出使西州回鹘政权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双方的隶属关系，这里且以王延德行记中所记载的他同回鹘王舅阿多于越在高昌的一段对话内容为例：“(阿多于越)先遣人致意于王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礼不当拜。’阿多于越复数日始相见，然其礼颇恭。”[8]在此之前，西州回鹘政权虽对宋朝使臣“其礼颇恭”，但是，对于东部两个强邻宋朝和辽朝采取灵活务实的对外政策，礼遇宋朝使臣同时，也善待契丹使者。王延德在西州期间，“亦闻有契丹使来，谓其王云：‘高敞(昌)本汉土，汉使来觇视封域，将有异图，王当察之。’延德侦知其语，因谓王曰：‘契丹素不顺中国，今乃反间，我欲杀之。’王固劝乃止”。王延德此言具有双重含义：一则威慑契丹使者；二则敲山震虎，以断西州回鹘政权同辽朝交好的后路。虽然王延德欲杀契丹使者的行动因回鹘王的劝阻“乃止”，可是宋朝的态度已使回鹘王害怕。王延德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四月“复循旧路而还”。“(西州)谢恩使凡百余人”[9]与其同来，这就清楚地表明西州回鹘政权与宋朝的政治关系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王延德西使的成功标志着两地关系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自是可汗王可韩皆遣使贡良玉、名马、骆驼、大尾白羊、乳香等物”[10]。西州回鹘政权一直遣使至宋朝不断。 不过，综考有宋一代，西州回鹘政权同中原宋朝间的关系，仍然主要是一种经济贸易交往，汉文献里这方面为数不少的记载足以证明。但就政治关系而言，尚不如与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密切。 二、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的关系 在记载西州回鹘政权同宋朝关系的汉文典籍里，无论《宋史》，还是《宋会要辑稿》，大致年代都截至于王延德出使东还之日的雍熙元年(公元984年)。除了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六月上面二书皆记载的“西州回鹘遣使金延福以良玉、名马、方物来贡”[11]外，再没见有其他专门以西州回鹘名义进贡的记载。或有之，也是夹杂在“龟兹国”朝贡使队伍里，且仅有两次：一次是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一次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与此同时，我们在汉文史书中见到大量以龟兹国名义向宋朝人贡的记载。因此，程溯洛先生认为此是高昌回鹘政权实行“双王朝”的表现[12]。本文认为，自回鹘西迁之后，至宋元时期，龟兹地区一直归属西州回鹘政权，此乃不疑事实。而且西州回鹘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根据王延德出使报告中言，当时是设在西州，即今吐鲁番地区。如果说“北庭地区”是其“夏都”还有点依据；若讲龟兹是西州回鹘政权的首府之一，则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支撑。至于汉文史料里所记载的龟兹国朝觐宋朝事，则有必要重作校勘。例如，我们发现，就在雍熙元年五月王延德出使东还之后，《宋史•太宗纪》及《宋会要辑稿》同时记载：“西州回鹘与婆罗门及波斯外道阿里烟朝贡，赐赉有差，馆于礼宾院。西州进奉使具道本国主称号、服饰、习尚、风俗、城邑、道里，一如龟兹国。”显然，这些“西州进奉使”应该是随王延德同回京师的西州回鹘政权的“谢恩使”。此后《宋史•高昌传》及《宋会要辑稿》再未出现以“西州回鹘”名义向宋朝进贡的使者。就是景德元年惟一的一次，我们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里见到的则是“龟兹遣使金延福来”[13]。这里明显是将二者混为一起。又同年五月十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中记：“西州龟兹回纥白万进来贡。”而三年五月《宋会要辑稿•蕃夷四》里又记曰：“以白万进为怀化司戈。”可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于同年月日记载：“西州回纥遣使来贡方物。”[14]这又是将二者混在一起的一个例证。这里似乎暗示我们，因为《宋史•龟兹传》记载：西州回鹘风俗民情“一如龟兹国”，所以自此叙述的龟兹国实际上就是西州回鹘政权事。有关证据还可找到一些，如《宋史•高昌传》对于宋以前西域回鹘诸割据政权之分布曾作了准确概括：“初，回鹘西奔，族种散处，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韩王、新复州有黑韩王，皆其后焉。”这里的所谓“可汗王”、“克韩王”、“可汗”、“克韩”实际上俱系回鹘语“Qaghan”的汉语译音，“王”是“Qaghan”的意译。但是在宋元文人笔下，则以不同的汉字表达不同地区分布的回鹘人，“克韩王”表示西州回鹘。这样以来，将有关龟兹的记载排列以下，就发现它们多以“克韩王”或“赳韩王”来表示： (1)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二月，大回鹘龟兹国安西大都督府单于军克韩王禄胜遣使曹万通奉表贡玉勒、名马……[15] (2)咸平四年四月十五日，回鹘可汗王禄胜使者曹万通来贡玉鞍、名马……[16] (3)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十一月，(龟兹)剋韩王遣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宋朝……[17] (4)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四月，剋韩王智海遣使张复延贡玉及马、香药[18]。 (5)天禧四年十二月，可汗狮子王智海宋朝，贡大尾白羊[19]。 (6)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三月，龟兹国王智海等贡独峰驼五、香菜、杂物[20]。 (7)天圣二年四月，可汗王智海遣来贡骆驼、马、玉、乳香。 按上面已述之规律，则(1)、(2)、(3)、(4)条资料所指当为西州回鹘无疑，而(4)、(5)、(6)、(7)条所谓“龟兹国王智海”，实即西州回鹘的首领。证明智海身份的还有另外两个旁证：一是“剋韩王”即“克(可)韩王”的变易；二是从上已述可知，自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其(高昌)王始称西州外甥师(狮)子王阿厮兰汗”以后，应该讲，这一时期汉文献里出现诸凡“师(狮)子王”、“阿厮(萨)兰”多指西州回鹘政权[21]。这一点在《辽史》中反映得十分明显。以此则智海很可能是西州回鹘政权的汗王。另外还使人感到奇异的是，根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记载，回鹘自住在火州(高昌)“几百七十余载而至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于契丹(西辽)”。若往前推算，此年代大致与智海在位时间相接。元代畏兀儿王族为何将其王系向前推至智海?这也是一个难解的谜。在这里最使人感到困惑的还有第一条资料中的禄胜。他名字前面一长串头衔使人们很容易将其看作是甘州回鹘或龟兹回鹘的可汗[22]；但是，参照其他资料综合分析后便不难发现，这种观点亟待纠正。因为如果仔细阅读，就会发现这段资料乃在反映西州回鹘同西夏王朝的关系，其内容以《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最详：“二月，大回鹘龟兹国安西州大都督单于克韩王禄胜遣使曹万通，奉表贡玉勒名马，独峰骆驼、宝刀、宾铁剑甲、琉璃器、瑜石瓶等。万通自言任本国枢密使，本国乙、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廷使统领，使地缚继迁恶党以献。因降诏禄胜曰：‘贼迕凶悖，人神所弃。卿世济忠烈，义笃舅甥，继上奏封，备陈方略。且欲大举精甲，就覆残妖，拓土西陲，献俘北阙，可汗功业，其可胜言，嘉叹尤深，不忘朕意。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统治。特授万通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大师、左神武大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谯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万通人辞，帝召至便殿，谕之曰：‘归语可汗，得所奏事，备观忠荩。今赐晕锦衣一袭、金带一、金花银酒器二百两、锦绮、绫罗二百匹，以贡奉物价三十万优给之。’”[23] 《宋史》收录这条资料时虽然未标明前面的头衔，但是因载于《龟兹传》，故作者的用意仍是很清楚的。可是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却于是年记曰：“西川(州)回鹘可汗禄胜遣使曹万通来贡玉鞍勒名马宝器等。”[24]而在《群书考索后集》亦略记道：“四月丙辰，西州回鹘可汗禄滕(胜)遣使曹万通来贡玉鞍勒名马宝器等物。”[25]略后戴锡章的《西夏记》也记载此事甚详：“夏，四月，回鹘可汗禄胜纳款于宋，请以兵助西讨(继迁)。回鹘自唐末浸徵，散处甘凉、瓜沙间，各立郡长分领族帐。时继迁犹驻积石器，将西掳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西州回鹘可汗禄胜知其谋，遣枢密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骆驼、镔铁剑甲、琉璃器来贡，言本国东至黄河，西至雪山，有小郡数百，甲马甚精习，愿朝廷命使统领，使得缚继迁以献。”以上著述里，以《宋会要辑稿》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年代最早，就价值而言应是同等的，然而对于此事之记载却大相径庭。《宋史》等书与此相关资料可能俱源出上面二书。所以，也难免不受其影响。尽管如此，一如上面所述，本文仍比较倾向于禄胜为西州回鹘可汗说。 考宋代以后汉籍史书中西州回鹘同龟兹回鹘记载经常混杂一起的原因大概有三： 一是中原地区宋辽金诸政权割据，西州回鹘政权同宋朝两地之间有数个政权相隔，往来不便，宋朝有关西域等地的消息来源是多方面的；二是当时在这一带地区最活跃的是西域的商人。鉴于中原王朝对于西域各地使臣的优惠待遇，当时往来于中原的回鹘使团为数很多，不少回鹘商人也“冒充使臣，以邀冀恩赏”，甚至“乞赐经藏、金像等物”[26]。另有一些商贾“间因人贡散而之陕西诸州，公为贸易，至留久不归，朝廷虑其习知边事，且往来皆经夏国，于播传非便，乃立法禁之”[27]。所以，不排除一些商贾随便假冒西州回鹘政权或龟兹国名义进贡讨赐的可能；最后一个因素还在于宋代以后人们凡叙述西州回鹘政权历史，多从唐代回鹘西迁，也就是安西回鹘政权创立谈起，这就必然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识作祟，当然也不能排除当时龟兹使臣和商贾频繁前往中原地区的可能性。但是，可以肯定，宋人当时也已意识到“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自称狮子王……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28]。 三、关于“西州回鹘”的辖境范围 在宋人王延德的出使报告里，还记载了此时西州回鹘政权的辖境范围，作为一部西域亲历记，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唐宋时期西州回鹘人活动的大致地域范围：“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阗，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路涉，雪山，葱岭，皆数千里。”此处所记西州回鹘政权之辖境四至，除南部外，无论是西南方向，还是西部地区，显然仅是概数，而非实指。西南与阿拉伯(大食)、伊朗(波斯)接壤，西面同印度(西天)、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步路涉亦即《大唐西域记》中的布路沙布逻)相接。回鹘仆固家族下辖地界尚不会这么广大。与其讲这里所述是西州回鹘政权的西境，倒不如说更像同时代位于其西部的喀喇汗王朝的西南或西界。王延德这里是将两地回鹘视为一体看待，讲的是当时回鹘人活动的地域范围。不过，其行记后面另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两句话，从内容叙述顺序上看，似与前文无联系，这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此或为西州回鹘政权的西境。有关这一时期西州回鹘政权的统辖范围，可供我们参考的资料另有被考订年代为公元925年的于阗语文献《钢和泰残卷》，在这份于阗出使沙州使臣书写的文稿中，涉及所谓西州地区的城镇有伊州(jcukamtha)、纳职城(dapad)、蒲昌城(phucanakamtha)、古塔巴城(kautanaikamtha)、西州大城(secumistakamtha)、五城(pamia-kamtha)、昌八里城(camaidabadaikanamakamtha)、焉耆城(arginvabisakamtha)等[29]。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波斯文无名氏撰写的史籍《世界境域志》里得到帮助。作者在所谓“九姓乌古斯国”条里这样记道：“其(九姓乌古斯国)东面是中国；南面为吐蕃的某些部分和葛逻禄；西面是黠戛斯的某些部分；北面也是黠戛斯，(黠戛斯人)遍布于九姓乌古斯(托古兹古兹国)全境沿边各地……夏天和冬天，他们沿着更换放牧地区，随着最适宜的气候进行漂泊。”[30] 《世界境域志》的作者还记载了九姓乌古斯国中一些重镇：中国城(Jinanjkath,chinanjkath)，这是九姓乌古斯国的首都，经考证此即高昌地区；还有北庭(Panjikath)、交河(S.That)、哈密(K.H.mud)、伊犁等。按《世界境域志》一书著于公元982～983年间，其年代几与王延德西使行记同时，是公元13世纪雅库特以前伊斯兰地理书中最重要的一部文献集。书中之“九姓乌古斯(托古兹古兹)”即指九姓回鹘，也就是西州回鹘政权，有学者认为，“九姓乌古斯(托古兹古兹)”真正为西方各地所熟知是在公元9世纪回鹘人从漠北西迁西域各地以后的事情。“九姓乌古斯”实际上就是汉文献里的“九姓铁勒”，因为在波斯或者突厥碑文里只有“十姓回鹘”、“九姓铁勒”之说法，前者为“OnUyghur”，后者拼为“toguzoghuz”。西方世界后来仅知道“九姓乌古斯”，而不识回鹘，是因为漠北回鹘汗国内部出现九姓铁勒某部落“禅取”回鹘十姓里“药罗葛家族”的地位的情况，故“九姓铁勒(九姓乌古斯)”进而取代回鹘而名扬西方世界[31]。这一假设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回鹘人西迁前后，其内部相继出现的执掌权柄的阿跌家族、仆固家族都属铁勒部落。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东方将由铁勒部落掌权的民族称为“回鹘”，而西方则将这些回鹘人谓之“铁勒(九姓乌古斯)”。 《世界境域志》关于西州回鹘政权所辖地域的记述与王延德行记有相合之处，例如文中之“东面中国”拟指沙州，是时唐朝委封张义潮为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即是。南面是吐蕃，吐蕃地界与于阗连接。西、北面是黠戛斯人活动的地域，依公元9世纪中叶黠戛斯人击溃回鹘汗国，取代其在漠北草原地区的霸主地位，唐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前后，黠戛斯人不断出入于天山东西地区，各种文献里不乏记载。探究这一时期西州回鹘政权辖境，可供参考的还有一件经考订年代为公元947年的回鹘文木杵文书记载： “(1)幸福的KI火，幸福的羊年二月初二(我们的)君，爱、登里罗、汩、没密施、羽禄 “(2)汩ornanmsïš，alpinärdämin颉，咄登密施、合、阿悉兰、骨咄禄、阙，毗迦，登里汗……在汗位，东自沙州 “(3)西至赤拔塞干(NuBarsxan)统治国家时……汗……天汗……颉、于迦斯，合、都督 “(4)于迦统辖幸福的高昌国时，我，纯真于三宝之心的……”[32] 据前人研究，文中“赤拔塞干”之“赤”即《大唐西域记》中的“孥赤(建)国”，《新唐书•西域传》“波斯”条称为“孥羯城，亦曰新城”[33]。一般研究认为，这里的“孥赤建”、“孥羯”即“弩支”，粟特语“新城”之意，其大致位置在今天中亚地区的伊塞克湖以东地方(一种观点认为在塔什干附近)。“拔塞干”又译作“巴尔斯罕”，史书中有上巴尔斯罕(伊塞克湖以东)，下巴尔斯罕(今江布尔城)。显然，这里的“巴尔斯罕”是指上巴尔斯罕，其位置也就是伊塞克湖以东地方。对此，《世界境域志》有所记载：“(巴尔斯罕)……是伊塞克湖边的一个城镇，繁荣而秀丽，其王为葛逻禄人，但是居民忠于九姓乌古斯王。”英国学者V•米诺尔斯基将其定为伊塞克湖南岸[34]。另一位公元10世纪的穆斯林作家古达玛在其《税册》中也这样记道：“在突厥的所有领地中，九姓乌古思人的领地是突厥地中的最大的一块，九姓乌古思的领地同中国、吐蕃、葛逻禄、寄蔑相连。”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曾记道：“从上努舍疆(赤)的东部城到乌古思古思可汗有三个月行程。”[35] 研究西州回鹘政权的辖境，元人虞集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里相关资料也提供了佐证。按迄西辽之后，西州回鹘政权地尽归契丹所属，尔后夏为蒙古人统治，因此虞集所述回鹘之地域是为唐宋时代的疆域范围。其书中谓：“(回鹘)北至阿术河，南至酒泉，东通兀敦石哈儿，西临西蕃。”[36]之后明人修《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有关高昌回鹘的地域，大致以虞集书为原本。清人屠寄考证阿术河是为今吉木萨尔县不远处；兀敦、石哈儿当是今哈密东乌纳格什湖；这里的“西蕃”系指天山南部之地[37]。实不确也，按虞集这里引用的方位所指非汉文资料常见的左北右南前东后西习惯，而是古代操突厥语族各族对于方向的常规表达形式，亦即北指西，南指东，东指北，西指南。如此以来，则虞集这段文字就比较好理解了，按其文中的“北至阿术河”是指西到阿姆河；“南接酒泉”当指东到今天河西走廊的酒泉；“东通兀敦、石哈儿”应是虞集书中错指，因为“兀敦(和阗)”、“石哈儿(喀什噶尔)”怎么都不可能位于别失八里以北或者以“东”地界[38]；“西临西蕃”，即南接西藏地区。元人的这段记载同之前王延德等人的描述大体一致。 综合国内外文献所述，我们注意到，在述及“九姓乌古斯”的西境时，回鹘文献及诸如《世界境域志》这类穆斯林文献都无不将其延伸到中亚地区的伊塞克湖以东地方。事实上，西州回鹘政权的西部地域诚如王延德书里所言，“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39。而在记载西州回鹘政权的东境时，从宋至元代的汉文史书，又经常将其与中国或黄河联系在一起，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的回鹘使臣曹万通所谓“本国东至黄河”即属一例。实际上西州回鹘政权的东境最多仅达甘肃的沙州一带。这种现象实质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观念，即西方世界及部分回鹘人将西州回鹘人同其西边的喀喇汗王朝联系在一起，而中原地区及部分回鹘人则将西州回鹘政权与其东边的甘州回鹘国联系在一起。这里所言的显然是当时民族的概念，而非西州回鹘政权地域的概念。因而，从上面所考方知唐宋之际的西州回鹘政权的四至范围应是：其东止今哈密，或延至沙州一带；西到今库车诸地，或一度达到伊塞克湖以东地区；北抵今吉木萨尔以北各地；南部同于阗、吐蕃相接。当然，西州回鹘政权这一统辖范围即便是唐宋时期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外部政局的演变不时出现新的分布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王延德出使时期，应是西州回鹘政权领域广大、国力最兴盛的时期。 注释: [1][2]《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3]本研究之“高昌回鹘”是对公元8世纪以后从漠北草原迁居高昌(今吐鲁番地区)、北庭(今吉木萨尔县)等地的回鹘人以及回鹘人在这些地区所建立的政权总称。高昌回鹘历史分为安西回鹘政权(或称龟兹回鹘政权)、西州回鹘政权和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三个时期。所论详见拙作《高昌回鹘历史导论》，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4]《宋史•高昌传》。同一记载又参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历代朝贡》十一月七日目。查《续资治通鉴长编》乾德三年十一月丙子(初十)里有“回鹘遣僧法渊来贡方物”。但是，《宋史•太祖纪》则于同年月日记：“甘州回鹘可汗遣僧献佛牙、宝器”。有人据此推断这条资料所记或为甘州回鹘，本文仍作为西州回鹘政权处理。原因是《宋史》成文较晚，且对甘州回鹘事了解得细，记载较多，经常将二者混杂在一起记录。 [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群书考索后集》卷64《四夷方贡》。《宋史•太宗纪》云：“丁己，高昌国遣使来贡。”《宋史•高昌传》称：“其王始称西州外生师子王阿厮兰汗，遣都督麦索温来献。”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粟特文书里也见到阿厮兰这一名称。见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 [6][9]《宋史•高昌传》。 [7]《宋史•三延德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8]《宋史•高昌传》。王延德：《使高昌记》，(王国维古行记校录本)。 [10]《宋会要辑稿•蕃夷七》注引《山堂考索》。 [11]《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宋史•高昌传》。 [12]程溯洛：《宋史•龟兹传补正——兼论高昌回鹘王国中的双王制》，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13]《宋会要辑稿•蕃夷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真宗》则记日：“西州回纥遣使金延福来贡。”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真宗》。 [15][17][19][20][23][26]《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16]《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1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宋会要辑稿•蕃夷七》。 [21]参见华涛：《突厥语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进程》，载《南京大学博士论文》第三章，1989年版。 [22]参见程溯洛：《甘州回鹘可汗谱系考》，收入《唐宋回鹘史论集》，第14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林斡、高自厚：《回纥史》，第193—19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四月条。《群书考索后集》卷64《四夷方贡》937册。 [25]《群书考索后集》卷64《四夷方贡》第937册。 [27]《宋史•回鹘传》。 [28]《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参见《宋史•龟兹传》。 [29]黄盛璋：《钢和泰残卷与西北史地研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30]王治来、周锡娟译：《世界境域志》，第65页，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1983年版。 [31]参见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研究》，第196～2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2]W•K•穆勒：《吐鲁番出土的二木杵题记》，转引自韩儒林：《关于西辽的几个地名》，参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第4期；又见卡哈尔、刘迎胜文，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年第8期；安部健夫著、宋肃瀛等译：《西回鹘国史研究》，第196-20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3]《新唐书•西域传》；玄奘、辨机：《大唐西域记》(季羡林等校注本)，第82、8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4]参见华涛：《西域历史研究，8～10世纪》，第129～1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V•米诺尔斯基(Minorsky)：《世界境域志》英译本，第292—293页，伦敦，1937年版。 [35]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附古达玛《税册》)宋岘中译本，第34、27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也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乌古思古思”是指漠北回鹘汗国。见上引华涛著书。 [36]虞集：《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道园学古录》卷24。 [37]屠寄：《蒙兀儿史记》卷36《汪古、畏兀儿驸马传》。 [38]正如后人指出的，这一定是虞集搞错所致，参见亦邻真：《中国北方民族与蒙古族族源》，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4期。 [39]后人研究，元代修《宋史•高昌传》是以南宋人王明清《挥尘录》王延德《使高昌记》为主，但加以修改。故《挥尘录》应为原本，而原本则有这一行字，后来的中华书局校勘本《宋史•高昌传》失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