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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疆中心”视角是相对于“国家中心”视角提出的一种理论方法。在边疆中心视角下，我们完全可以将过去视为边缘的边疆地区看作“中心”区域来讨论许多问题。其中，跨国移民问题、跨国民族问题以及跨国经济区或边境经济合作区的建设等等，都是在“边疆中心”视角下进行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关键词：边疆中心视角；理论与实践；探索 人类历史的“文明史”绝大多数都是以“国家中心”的内容记载并流传下来的，而“国家中心”的历史大多是以国家统治者及其中心统治区为“中心”展开的。以国家统治者及其中心统治区展开的历史，不仅仅有宏大的历史事件、核心人物，也有国家治权活动的核心空间区位。相对“国家中心”主义叙事的历史传统，在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兴起之后，人们开始关注边缘、偏远、无国家历史的人类社会(国家边缘的社会存在)，显然这些空间区位和“非国家中心”的定位，是相对于“国家中心”而言的。这些国家边缘地区往往是传统国家鞭长莫及的边远地区，是近代以来帝国主义者瓜分世界最后所及的所谓未开化地方，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全球化最后波及的地方。“边疆中心”视角的出现，是人类国家社会由中心向边缘不断扩大治权，近现代国家边界建构不断清晰，并逐步加深认识而出现的一个必然结果。 一、“边疆中心”：一种新的视角 (一)边疆与中心 “边疆”是一个具有国家历史文化特色的概念，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边疆的概念。世界上有边疆概念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历史悠久的陆路大国，而且是较好地继承了历史国家疆域遗产的国家，即传统的历史国家地域没有在近现代国家进程中被瓦解分割，只有如此，边疆地域才能一脉相承地存在。 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欧洲传统里，只有帝国才有边疆。在边界被清楚地划定之前，边疆是不同势力在政治上进行争夺的区域。决定边界的是主权，而这是现代国家的概念。从法理上讲，主权归属尚未最终认定的边疆地区，在今天的欧洲是不存在的。”[1]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边疆”概念，完全不同于欧洲。数千年来，中国的边疆地区虽然多有变化，但边疆的地域始终存在。比较而言，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有资格谈论边疆的国家之一。 “边疆”是国家相对于统治“中心区域”的领土边缘部分，每个国家在施政过程当中，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既要管理好中心区域，也要经略好边疆地区。[2]8毫无疑问，边疆在过去是意味着遥远和边缘，所谓边疆只是相对于“中心”概念而存在的。 “中心”，就一般情况而论，不外乎国家行政区划上的以中央政府驻地为集中点的政治、经济、文化之优势位置。这种位置的“中心”，在古代社会集中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各种优势，在现当代社会虽然各种优势有所分散，例如国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分离，但“中心”最根本的国家政治核心的地位没有动摇，可以说国家首都即国家中心，它与其实际所处的空间位置是否在“中心”没有绝对关系。 由于有发达的“中心”存在，因此也就相对形成了落后的“边疆”，同时也就形成了“中心”与“边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差。这种落差，在人们心理上，就体现出获得重视的优越感和被忽视的自卑感。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观察和分析方法，在许多学科中受到普遍重视。 (二)边疆中心 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观念中，对于“中心”区域和“边疆”地区的治理，无论政略和战略都有所区别，天子“居中驭外”“抚有四夷”，边疆地区往往属于“守在四方”“守在四夷”的屏障地区，因此难以得到重视。 从中国历史看，各代王朝无论如何兴替，都多在中原“逐鹿”，因此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国家中心地带，并且长期相对稳定。显然，这个中心是指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包含着文明与优越的内涵，“中国”的名称本身就带有一种自我中心与优越的色彩。 中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虽然到处充斥着国家中心主义的宏大叙事，但也不乏中心与边疆关系的叙事，甚至纯粹描述边疆的叙事。不过对于边疆或边缘的描述，大多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傲视边缘社会，带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偏见，甚至表现出很强的等级观念。显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心”的象征意义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其物理空间的定位比较明显，但其象征文明、权威、进步、富裕、优越的意义更加鲜明。 从世界历史看，当新大陆发现之后，西方人首先具有了全球的视野。随着中国东方中心的衰落，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中心开始兴起。阿根廷学者普鲁维什的中心边缘理论即依附理论将世界分为发达的核心国家与不发达的边缘国家，认为在世界经济领域中，存在着中心-边缘层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构成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受着发达国家的剥削与控制。后来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把中心边缘理论进一步演化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的理论。显然，在世人的眼中，世界同样也是有中心和边缘之分的，尽管这个中心和边缘比较抽象，或者说只以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但并未完全摆脱物理空间的定位。 纵观中外历史，在传统观念中，边疆似乎永远处于中心的外围，既不能融入中心，也难以创造中心。中心与边疆或边缘，似乎已经成了文明与落后的一对代名词。 那么，边疆到底有没有“边疆中心”?当我们对中心-边缘理论进行逆向思维，抛开世界体系结构，只把这一理论在特定的国家与周边国家相邻地区空间范围内进行讨论时；当我们转换叙事主体人群，把边疆边民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时；当我们聚焦多方边缘空间区位，把那里看做一个“中心”进行经济发展筹划时，“边疆中心”的特征便逐渐清晰起来。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的“中原”国家中心，还是所谓的世界的资本主义中心，其中心与边缘都是互动的，不是绝对静止不变的。从现实的情况看，世界各国的边疆或边缘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些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次中心地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在现实的国家体系结构下，要改变一个国家的中心不大可能，但建设一个边疆或边缘发达地区却完全可能。可以断言，处于边缘地区的“中心”的建构即使不会成为整体或普遍的中心，也有可能成为部分和区域的中心。况且，一旦我们转换思路，从中国边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以及最好的生态环境、最美的自然风光看，我们完全可以说这里是“美的中心”，是良好生态环境的“中心”。 (三)边疆中心视角 笔者在这里讨论的边疆或边缘，一方面是以地理学上的物理空间概念为分析依据，另一方面纯粹是以边疆边民社会为中心来观察分析其社会发展问题。“人类学这门学科有一个独特的立场，它惯于做边缘化的社会调查研究并利用这种边缘性向权力中心发出诘问。”[3]6边疆中心视角正是在大量的边缘地区的田野调查工作基础上，逐渐显现出来的。 众所周知，国家中心视角是普遍依赖于中心相对发达的文化，丰富的文献历史资料。而边疆地区，长期处于被忽视的边缘地带，缺少历史文献记载，被世人了解甚少，但是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国家疆界的划分，边缘地带越来越多地被“中心”所了解和认识。边疆中心视角，就是随着世界性的国家体系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出现的全球视野下的以边疆或边缘为中心的区域性人文关怀。 显然，边疆中心视角是一种超越国界的宏观视角，从物理空间的角度看，它关注的主要是现代国家彼此相邻的边境地区，多为经济不发达地区；从跨国民族的角度看，它注意还原被现代国家边界分割的文化群体联系；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就是相对于国家史观而早已存在的地方史观。边疆中心视角，是相对于国家中心视角的长期主导存在而出现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视角和方法论，是一种边疆相对主义。 二、边疆中心视角下的学术探索 时空变化构成了一切社会变化的最基础的层面，而人的认识都难以摆脱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局限性。过去人们对于生存空间的认识，主要是从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向外扩展的。从中心逐渐向边缘拓展视野，符合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渐进的规律，也符合人的一般认识逻辑。以人口聚居点为基础的国家社会构建，必然会出现以人口中心为出发点的“国家中心”视角。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向前发展，边缘地区逐步被了解和认识也是必然。目前，边疆特殊的地理、人文、社会空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中心地区的人们对于所谓边疆地区的人们及其文化，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关注那里丰富的资源，并且被那里的山水人文所吸引。 过去人们大多处于封闭的传统国家之中，对于边缘的探索较少；现在人们逐渐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对于过去所谓的边缘已不再陌生。边疆中心视角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应用，但人们未必意识到，也没有把它在理论层面进行提升。 笔者认为，在我们已有的学术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在“边疆中心”视角下完成了许多工作，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例如Zomia概念、移民社会的推拉理论、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跨国主义、族缘政治概念以及边疆学的构建等等。 (一)Zomia概念的边疆中心视角 一直以来，国家中心论继续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但在面对边境地区的多样性时，这一理论视角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超越已有的国际经济、社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定义，“边疆中心”视角这一方法已开始有所发展。美国学者James C.Scott的《不被控制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4]97就具有代表性。在书中，James C.Scott关注喜马拉雅和越南、老挝大部分地区、泰国北部、中国西南部、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东部、不丹、尼泊尔和西藏地区内部延绵的小范围山区。在这片广袤区域中居住的20亿人民在地理上分散，且文化具有多样性，但他们都共同分享关键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特征：山地农业、流动的生活方式、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在物质文化与观念上的共性。许多族群在两个或多个国家边境地区活动时，对他们而言，国家边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们通过居住在低地的控制其居住地的人群来界定自身。Willem van Schendel和Scott将这一地区称为“Zomia”。 过去，许多中外学者都曾经对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山地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总体而言，那些研究多是对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微观社会的研究，并没有宏观的跨越近现代国家边界的视野，因此也就无法看到整体的所谓“边疆中心”。 对亚洲边境地区研究而言，类似“Zomia”这类概念的相关研究及其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这样的边境地区，人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共享观念、行为与态度?他们为什么及以何种方式来保持差异性?山地人民与平原人民如何定义关系、联盟与冲突?文化多样性与政治多样性通过何种方式跨越那条受政治边界影响的边界?人们如何被卷入并参与到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进程中?尽管笔者对于James C.Scott认为这一地区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但对于其以边疆中心的视角去研究“Zomia”地区不能不说具有独到之处。显然，关于“Zomia”的研究已经具有了边疆中心的视角，特别是在物理空间地域的设定上，以及边缘人群的社会生活联系上。 (二)跨国移民研究中的边疆中心视角 西方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与迁出地的利益差别所引起的。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E.S.Lee提出了系统的人口迁移理论，并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把它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他认为，前者是消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促使移民离开原居住地；后者是积极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吸引怀着改善生活愿望的移民迁入新的居住地。 如果我们把推拉理论对应在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地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我们的视野超越了国界，看到的是跨越国界的人口流动，而这个流动的空间，正是边疆的“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研究跨国人口流动时，特别是在聚焦国与国之间的边境地区时，研究者已经具有了边疆中心的视角。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过去边疆地区跨越边界的人口流动，其内在原因往往是被迫离散和为了生存活命，并不一定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跨国移民与一般的“推拉理论”所设定的内在动因并不完全相同。 (三)国际关系相关理论的边疆中心视角 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今世界，绝对封闭的边界已经不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今天的世界，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国家间的政治不一定是对抗的，可以是竞争关系，也可以是朋友关系。这是世界体系的相互依存性所决定的。 毫无疑问，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理论充分地考虑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方位关系，宏观地考虑了以边界为“中心”的空间位置和人口分布情况，从而从战略上做出利害分析，并制定战略对策。这样的一种观察和分析的角度，不能不说已经隐现出边疆中心的视角。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跨国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范式，它主要关注的是全球政治，或者说关注的是普遍的秩序。无论是提出相互依赖、国际社会还是普遍主义，它的视点都不是单个的国家，而是跨越国家的关系和多元的行为体。跨国主义对研究现实的边民社会，尤其是跨国民族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跨国主义的视角使得它与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跨国主义强调国际合作、国际法、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的作用；强调经济相互依存、集体安全以及利益的和谐。跨国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有更多合作机会与可能的世界，认为国家间的合作至少不比他们之间的竞争少。国家之所以会合作，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们的共同利益。国际体系的繁荣与稳定正是这种合作的直接结果。我们务必要充分认识到，如今每一个共同体或国家在经济资源、生态环境和领土安全等方面必须以其他共同体或国家的安全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相互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一种具有内在紧密关联、彼此具有相互构成性因素的文化之上。这种相互依存的以及“共生”的文化，倘若针对世界上广泛存在的跨国民族现象而言，应当是一种“和平跨居”[5]互惠互利的双赢现象。 跨国主义理论显然具有超越国界的宏观理论思考，虽然我们没有从中直接看到边疆的概念，但其对以边疆为中心的边民社会合作具有启发意义。 (四)跨国民族研究的边疆中心视角 从学术的角度看，对于边疆“地”的研究，逐步产生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地缘政治”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而深入到经济学等领域；对于边疆“人”的研究，逐步产生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跨国民族”的研究领域。“应当承认，地缘因素对中国边疆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但人文因素对边疆与中心区域的关系有更重要作用。”[2]7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中国出现的跨国民族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边疆中心”的视角出现的，因为早期国内的民族研究多关注国内的人口及其历史文化，较少关心国外同一文化群体的存在。而随着观察视野的扩大、经济条件的改善以及学术研究的深入，许多问题与边界另一侧的同一文化群体发生了越来越多的联系，已经无法片面地从一方解释复杂的跨国族群问题，因此“边疆中心”视角自然而然出现了。研究者不仅关注边界我方一侧的人文情况，同时也关注彼方一侧的情况。跨国民族研究就是以边境地区为中心，对中国与周边各国边境两侧边民社会进行整体研究。 在把跨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后，所有的族群关系研究都将涉及至少两个国家的文化族群，在视角上也超越了国家边界。这样一种研究是人类学整体观的体现。我们一旦把一个边疆地域的跨国民族族体作为研究对象，以该族群为中心展开的各种研究中，边疆中心的视角便逐渐清晰起来。当然，边疆中心视角主要适合于那些人口相对集中在边界两侧的非主体民族的跨国民族研究。 在跨国民族研究中，笔者提出了“族缘政治”[6]概念，并以边疆中心的视角展开讨论，这一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对于当今世界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以及所谓的文明关系都有所启发。 当今世界，的确存在一种大量的政治文化现象，那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会受到国外同源跨国民族的影响，同样，国外跨国民族的政治生活也会受到国内同源跨国民族的影响。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而且这种现象往往影响到政治以外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同源跨国民族，通过现代化的传媒手段，现在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都更迅速地获得彼此的信息，因此能够遥相呼应，及时共同应对国内或者国际事件。这种现象往往以边疆地区为策源地，然后波及更加广泛的地区。 这种因跨国民族族缘关系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屡见不鲜，而中心往往在边疆地区，并且以边疆相关族群为中心。显然，族缘政治与边疆跨国民族社会密切相关，而边疆中心视角更加有利于我们对跨国民族的研究。 (五)边疆学构建中的边疆中心视角 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和云南大学正在极力倡导建立边疆学学科。目前，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已经改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云南大学已经设立了“边疆学”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还牵头成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边疆学专业委员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设立了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心等等。国内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积极倡导边疆学学科的建立，中央民族大学的吴楚克教授出版了《中国边疆政治学》，云南的郑汕先生出版了《中国边疆学概论》等。笔者认为，“边疆学”学科的设置，其本身已经具有了边疆中心的理论视角。 三、边疆中心视角下的社会实践探索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一些社会实践者正在以国家边境地区为中心的视角构思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并付诸实践。这些以边境地区为中心的空间方位经济社会发展构想，事实上就是“边疆中心”视角下开展的社会实践。 以中国为例，我们纵观陆路边疆地区，一些特定的区域空间内，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被确定为开发的重点，而且大部分依托原有的陆路或水路交通便利的口岸，这些重点地区正是边疆中心视角下催生的发展热点。 由于边疆中心视角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界线，它通过全面考察边界线两侧的综合因素，努力寻找出有利于双边或多边发展的最佳地点，再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规划出未来整体发展的蓝图。当这些蓝图付诸实践后，人们所构想的一些所谓的“边疆中心”便逐步成为现实。 目前，在中国陆路边疆地区，主要的发展模式，就是通过考察边界两侧的综合因素，选定边疆一些区位优势突出、发展基础好或潜力大的地点，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进市场繁荣，集聚人流物流，使之成为边疆地区区域性的中心，从而带动更大范围的发展。这些发展的重点区域，就是人们在边疆中心视角下，看到的所谓边缘地带的“中心”，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将其打造成边疆地区的“中心”，而且这种“中心”往往是跨越国界的。 例如中越之间的东兴—芒街跨国边贸区域，中缅之间的瑞丽—棒赛、木姐、南坎跨国城市群，中哈之间的霍尔果斯跨国口岸，中俄朝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克拉斯基诺地区等等，这些地区都是在边疆中心视角下双边或多边积极加强建设的边疆中心地区，而且事实证明，这种边疆中心的建构确确实实给相关各国边疆地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特别是真正实现了边界两侧双边或多边的共赢。 边疆中心视角相对于国家中心视角提出，从历史的叙事看，两者是一种相对的互补关系，但国家中心是根本是主流，边疆中心是枝叶是支流，这是古今中外国家主义至上的大势所决定的。人类文明史毕竟是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发展史。对于主权国家而言，边疆人民对于国家中心区位或地位的认同，事关国家认同和人心向背，因此，国家中心主义一直占据强势地位并拥有主导话语权，这一点也无可厚非。 边疆中心视角虽然强调物理空间的方位，但并不完全排斥抽象的社会空间，因为边疆中心并不是绝对的物理空间的中心地带，更多的是边疆社会的族群文化中心。 边疆中心视角是一种宏观的物理空间俯瞰的角度，更是一种宏观的社会空间的观察角度。它的特点，就是把一国的边疆看做“中心”，或者把两国或多国的边缘整体性看做“中心”，把边缘人群作为叙事的主体，并且经常以边缘人群的叙事展开对国家中心的认识。这种理论方法对于跨国民族研究和边疆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范可.边疆：告别他者形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1～16(11). [2]陈刚.序言[M]//郑汕.中国边疆学概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3]麦克尔·赫兹菲尔德.什么是人类常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5]周建新.和平跨居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