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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八旗兵以骁勇善战著称于世，迄至晚清却雄风尽丧，既而八旗制度作为落伍于时代体制危机四伏，虽经改革，终难挽颓势。清末黑龙江八旗制度的衰亡不仅对旗民产生重大影响，也使边局为之改观。本文拟就此问题略加探讨，求正于方家。 一 后金崛起，次第征服黑龙江流域、兴安岭地区的索伦诸部，为补充兵源，将索伦兵丁编入八旗。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设黑龙江将军，其管辖地区脱离宁古塔将军单独设治。乾隆末年驻防兵力：齐齐哈尔副都统1人，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共96人，旗兵2475人；火器营参领1人；水师营总管1人，领催、水手583人。黑龙江城副都统1人，协佐防校共64人，旗兵1584人；水师营领催、水手227人。墨尔根副都统1人，协佐防校共46人，旗兵1031人；水师营领催、水手44人。呼兰城守尉1人，副总管2人，佐领、骁骑校各8人，旗兵516人；运粮船领催、水手40人。呼伦贝尔副都统衔总管1人，总管、副总管13人，佐领、骁骑校各50人，护军校2人，旗兵2000人。布特哈总管3人，副总管16人，佐领、骁骑校共193人，旗兵2000人[《清朝文献通考》，卷182。]。鸦片战争前，黑龙江将军辖治齐齐哈尔、黑龙江城、墨尔根、呼兰、呼伦贝尔、布特哈旗营。通省官兵总额1万余人。 黑龙江旗兵兵种单一，只有马甲，没有步甲、炮甲；装备落后，冷兵器为基本武器，有弓箭、佩刀、铁甲、棉甲、头盔等，火器之属有鸟枪、传统火炮；兵丁除战时从征调，平居谋生计，春秋同操练，外则察巡边境，内则戍城守域，还要更驻卡伦，捕备京贡，护管仓库，看守监狱，亲随长官，充役府司。“其役至杂至苦”[〔清〕西清：《黑龙江外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34。]。这些造成了黑龙江八旗武备弛废，但当时尚未遇到沙俄侵略，故在升平中潜伏危机。 咸丰年间时局骤变，黑龙江顿失往日之“晏然承平”气象。 第一，八旗屡经征调，损失惨重。1851年爆发了遍及全国持续近20年的民众大起义，加之同治年间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清政府不得不从黑龙江大量征调八旗兵丁入关作战。甲午中日战争结束时钦差大臣延茂称：“溯查咸丰年间军兴以来，该省调兵至四十余次之多”[《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二十一年——二十六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77。]，其中绝大多数是在咸、同年间。如兵额最少的呼兰旗营，咸丰二年至同治六年被征调20次；调官14人，甲兵377人，西丹510人，总数达900人次；前往京师、直隶、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安徽、热河、甘肃等广大地区[〔民国〕《呼兰府志》，卷8，《兵事杂录》。]。光绪二年时江省尚有3500余正兵出征[《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页88。]，当时通省额兵11081人，约占总人数的1/3离营，可见征调之繁多。由此对旗营产生了影响：一是削弱了战斗力。八旗兵四处为清王朝充当炮灰，“转战十年，生还者十才三四”[〔民国〕《呼兰府志》，卷8，《兵事杂录》。]，马革裹尸者多是强壮的能战之士，返乡者则大多作残落疾，青壮几尽，战斗力锐减。二是削弱了后备实力。征调中，“实缺者毕，遣则以闲散、苏拉应之”[〔民国〕《呼兰府志》，卷8，《兵事杂录》。]，尤为西丹为最，南北征战，伤亡枕藉，使八旗披甲后备兵源严重不足。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是八旗进一步走向衰落的不可忽视的要素。三是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八旗精壮伤亡惨重，为旗营留下了大批鳏寡孤独，他们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冲击，而此时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兵饷减成发放甚至拖欠，更无法继续实施其对八旗的所谓“恩养”政策，于是八旗萧条冷落，死气沉沉，一片衰败，难禁秋风。 第二，频繁的征调造成的最严重后果是极大地削弱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力量。江省边境绵长，防务地域辽阔，1万余兵力分驻6城，本不充裕，出征者又以战斗力较强的甲兵为主，所以，面对沙俄的持续侵略，八旗无抵御之军事实力，眼睁睁看着穆拉维约夫之流陆续占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国土，造成空前的外患另外，全国规模的反抗洪流，不能使黑龙江置于影响之外，斗争的火种也会播撒到这一地；中原战火不绝，流民涌向东北，清政府主要从财政收入考虑，又不得不实行部分开禁，关外人口迅速增加；江省除八旗外别无治安部队，八旗兵的征调削弱了社会治安的保障力量，内部各种不稳定因素日见明显。形势急剧恶化，到同治末年，外则因国土丧失而强邻逼处，内则是盛京、吉林爆发民众起义而邻省不宁，本地则经济萧条，民生凋敝，黑龙江地区险象环生。 二 面对危如累卵的复杂局势，清廷只得重新审视东北防务、治安问题。从咸丰末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对黑龙江八旗实施内部调整与改造。内部调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增加兵额、添设驻防与部分旗营升格。 增加兵额。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应署河南巡抚瑛蓕之请，令黑龙江添设马甲1000名，次年将军奕山奏报，黑龙江城增150人，齐齐哈尔250人，墨尔根100人，呼伦贝尔200人，布特哈300人。同治元年将军特普钦奏请呼兰挑选200名副甲，“一律训练当差，遇有正兵缺出，由此拨补”[李兴盛、张杰：《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中编，页465、476、541。]，获准，后改为马甲100名移往巴彦苏苏；光绪五年又增甲兵160名、前锋24名。同治十二年将布特哈牲丁500名改为披甲；光绪七年呼伦贝尔增前锋16名[〔民国〕《黑龙江志稿》，卷26；《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页89～91。]。此外，尚有各驻防间的调整与小规模增补。 添设驻防。巴彦苏苏、北团林子：咸丰末年，清廷同意呼兰地区部分放垦，旗户、流民遂纷纷涌入，“节年招垦，烟户日增”，同治八年冬，为防“流匪窜扰”[《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页88。]，在巴彦苏苏设立武营，编为镶黄、正黄两旗，置委协领1人，委佐领、骁骑校各4人，旗兵216人。十年，又因“弩敏等处相距巴彦苏苏郟远，稽查难同”[同上书，页364～369。]，将巴彦兵力之半移往北团林子，设立营汛。兴安城：鄂伦春族“其名称大别为二：隶于布特哈为官兵者曰摩凌阿鄂伦春，散处山野以纳貂为役者曰雅发罕鄂伦春”[〔民国〕郭克兴：《黑龙江乡土录》，《鄂伦春》。]。雅发罕鄂伦春由布特哈衙门派出了谙达管理。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命将军丰绅挑500“鄂伦春编伍操练。六年，将军定安奏定“抚驭五路鄂伦克章程”[《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二十一年——二十六年)》，页37。]，将库玛尔路归布特哈镶黄旗，毕喇尔路归正白旗，多普库尔河、阿哩河、托河三路归正黄旗兼辖；添设佐领、骁骑校等官，挑壮丁1000人入操训练。八年，为进一步收拢鄂伦克，加强边务实力，清廷准设兴安城驻防，将鄂伦春从布特哈拨出，编为八旗，置副都统衔总管、总管各1人，副管5人，佐领、骁骑校各16人，旗兵1000人，直辖于将军。但编练未著成效，二十年，裁兴安城驻防，于黑龙江城、墨尔根、布特哈、呼伦贝尔各添协领1人，分别办理鄂伦克事宜。茂兴路记营：茂兴站是一大驿站，从乌兰诺尔至呼兰的东南驿路即由茂兴总站官兼管，光绪五年已有人口2549人。八年，为加强驿道管护，设茂兴路记营，置掌路记防御1人，委署骁骑校2人，旗兵66人，辖于齐齐哈尔副都统。通肯：通肯荒段位于呼兰北境，咸丰十年因筹饷曾开禁，同治十年将军德英以领垦寥寥奏请停放，但不断有旗民、民人进入偷垦。甲午战争爆发后，奉、吉人口纷纷北上垦荒谋生，护理将军增祺遂于光绪二十一年奏请通肯再开禁，划设旗屯，安置旗民，并言纳租集款以应急需、旗人已有恒产不至为流民侵占、实边自固、农田既广军食自足、无旷土无游民盗贼自少、以本地之所出供本地之所用兵饷可省协解等利[《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二十一年——二十六年)》，页37。]，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只得允准。二十五年，将军恩泽奏：通肯、克音、柞树岗、巴拜等处荒段“幅员辽阔，马贼出没无常，加以招民代垦，四方认垦之户势加云集，其中良莠难齐，若非早议设官建治，分别镇抚，奸民盗匪乘隙扰害，关系赋课，实非浅鲜”[同上书，页263。]，建议设副都统，旗兵丁户由巴彦、北团林子汉军酌拨，省内各城愿往者听。清廷议准，设通肯驻防八旗，置副都统1人，协领4人，佐领、骁骑校各24人，防御8人，前锋48人，旗兵1056人。铁山包：呼兰地区弛禁后，各地旗户纷至沓来，光绪十五年初统计，盛京各城迁入旗人达1510户，9708人[《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八年——十五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页397～398。]。为谋生计，辟饷源，光绪十八、九年奏准，从北团林子拨往铁山包屯田旗丁1200户，但垦务“屡被匪扰，未能速著成效”[《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中编，页479。]。二十六年初署将军寿山奏请设铁山包驻防，置协领1人，佐领、分部骁骑校各4人，防御2人，旗兵216人，保护旗丁屯垦。 旗营升格。布特哈：同治十年将军德英以“布特哈满洲总管一缺，管辖地方甚广，事务亦繁，该员机掌关防，所有官兵牲丁，皆资统率”，请赏加副都统衔，获准[《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中编，页135。]。光绪二十年，将军依克唐阿为防沙俄蚕食侵略，加强东北边防计，奏请布特哈升格，兵部议准，设副都统1人，协领5人，副管14人，佐领96人[《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十六年——二十一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335～337。]。呼兰：光绪五年将军丰绅奏称：呼兰地区“佃民日增，地广兵单，加之吉省之三姓等处山深林密，盗贼出没靡常，该处距省千有余里，每遇告急，兵到贼已远扬，即或追剿，亦难尽数殄除”，“兵力单弱，缺少大员统率”[《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元年——七年)》，页283。]，请将城守尉改设副都统，获准。呼兰副都统节制三路：中路呼兰城两翼八旗协领2人，佐领骁骑校各12人，防御4人，前锋24人，旗兵660人；南路巴彦苏苏上四旗协领1人，佐领、骁骑校各4人，旗兵300人；北路北团林子下四旗委协领佐领1人，委佐领防御、骁骑校各4人，旗兵216人。呼伦贝尔：光绪六年，将军定安认为呼伦贝尔辖地辽阔，“而三面与藩夷接界，实属繁要之区，非品级较崇、通晓政体大员，遇事恐难镇慑”[同上书，页379。]，请改设副都统，翌年获准。其下总管5人，副管8人，佐领50人，骁骑校52人，护军校2人。 这一时期清政府对黑龙江八旗的改造主要是在军事上，大致包括以下两方面。 首先，编练练军、防军。光绪元年，将军丰绅奉命挑练正兵、西丹1万人，每年春秋二季各在本处演习枪箭60天，分旗调考，但未见成效。六年，将军定安于兵、丹中挑练马队1千人，步队9千人，组成江省第一支练军。其马队2营，分编4起，常年训练；步队18营，分编2班，轮班调操，两月一轮，亦未见效果。“练军初兴名海防营”[《黑龙江志稿》，卷27，《练军》。]。八年六月，署将军文绪改海防营为“清锐营”。马队：省城1000人，呼兰300人，“仍照旧有营制勿庸改拟”[《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八年——十五年)》，页18。]。步队：省城5营，包括洋枪队500人，抬枪青龙阵兼杂技队500人，炮队200人；黑龙江城3营，内有洋枪队500人，抬枪兼杂技队300人；呼兰2营，洋枪队、抬枪兼杂技队各250人；呼兰贝尔、布特哈除无“杂技”项目外，均与呼兰同；墨尔根设抬枪兼杂技队1营200人。通省步队3700人，马步共5000人。后设兴安城驻防，添练步队1营250人。该军除训练外，还要剿匪缉盗保卫城池，驻扎漠河护矿防俄，轮值卡伦维护边境，警卫衙署守护监狱，所以，编练精锐营虽成效不显，但却承担了本省大部分军务、警务，其作用是不可忽略的。光绪十一年，为提高东北防务能力，清政府命穆图善为钦差大臣，另组三省练军，于是江省成立了直隶于练兵大臣而不属将军的“齐字营”练军。该军于甲午战后瓦解[《北方文物》，1993年第3期。]。 江省第一支防军是将军依克唐阿组建于光绪十六年取代了精锐营的镇边军。二十五年初将军恩泽另组镇边新军。两军具体情况，参见拙著《清末黑龙江的镇边军》[同上刊，1994年第3期。]。其次，注重添练火器，尤其是学习操持新式枪炮。江省八旗接触新式火器，是从同治元年正月西丹马队500人入京师神机营训练开始的，该营马队使用俄制来福枪，练习英式操法。丰绅主持练兵后，光绪二年四月清廷命“拨神机营洋枪二千杆，配剂药铅装袋”，解赴黑龙江[《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下编，页180。]。九月丰绅奏：“黑龙江现拟挑选旗兵，精练马步各队，查劈山炮一项，甚为适用，惟楚省最多，请饬拨500尊，以备演习”[《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抄》，下编，页189。]，清廷令照数等拨，江省出现了洋枪洋炮，这是武器装备的初次进步。六年三月，定安申请抬枪500杆，劈山炮500尊，带矛洋枪1000杆，子母炮、爬狗炮各200尊及相应军火，清廷令神机营酌拨。定安练兵“并无教习，不成阵队”[《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八年——十五年)》，页17。]，操练效果可想而知。八年，署将军文绪复请开花炮10尊、洋枪1000杆乃随带弹药，清廷命李鸿章照数拨解。这样，精锐营初练便有了200人的炮队、1750人的洋枪队，以及一部分抬枪队，火器成为江省军队的基本武器，这是第二次进步。与之相适应，每年训练需要大量弹药，光绪九年六月清廷“命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按年添拨黑龙江练军洋火药四十万出，铜帽七十万粒，炸炮子一千二百粒，炸药八百斤，门火一千二百枝，药引子一千二百个”[《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下编，页297。]。十一年八月，为防俄需要，文绪奏准购克虏伯陆路铜炮、过山钢炮各4尊，洋枪1000杆。西式武器大量涌入，到十七年，镇边军马队每营练洋枪225杆，步队、水师每营450杆，另有开花炮10尊，几乎人手一枪，聂士成见到镇边军“均前膛来复枪”[《近代稗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辑，页134。]，洋枪洋炮取代土枪土炮成为江省军队的基本武器，这是第三次进步。但还需看到，这些洋枪并非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武器，江省乃至中国军队在此还有相当差距，然江省军队毕竟在装备上走出了中世纪，八旗子弟已踏上了告别刀矛弓箭的道路。 三 1900年沙俄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并实行殖民统治。战争中，黑龙江蒙受了空前的灾难，军队全部溃散，军械被敌收缴，军事设施遭到摧毁，屯垦生产破坏严重，档册图籍火焚人掠，至于其它物资及人员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而精神上遭致的打击与创伤尤为笔墨所难述。面对残局，在最后10年统治中，清政府不得不对黑龙江旗制实行一些改革与“变通”，结果使八旗原有职能丧失殆尽。 第一，裁减制兵，废除八旗军事职能。江省自兴练军，“所有缉捕盗贼暨一切杂差，均归此项兵丹，至额设制兵除春秋循例操演外，终岁仅可虚闲而已”[《邸钞全录》，光绪十六年八月初八日依克唐阿片。]。春秋操亦虚应故事，所以八旗制兵已名存实亡。光绪三十一年，首先裁撤承种公田养育兵、工匠、火器营、水师营；次年裁撤各城官屯，分别编为民籍或附入汉军旗[〔清〕程德全：《程中丞奏稿》卷7、卷9。]。三十三年，遵练兵处规定，将八旗制兵改为巡防队，编成马步7营1哨，每佐留兵12名以备差使，当时通省甲兵1万3千余名，仅留2064名(五路鄂伦春仍沿旧制)。此次改革，使江省八旗驻防体制彻底瓦解，八旗军事职能被完全取消，在八旗制度无法维持的情况下，清政府被迫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 第二，裁减旗官，废其民政管理职能。清末江省弛禁后，移民日众，政务日繁，旗制军政系统力不能逮，遂有民政机构之设；庚子后招民垦地实边，民政机构普遍设立；光绪三十三年废将军置巡抚改行省制，江省民政系统遂成体制与规模；而旗兵之名存实亡，财政之捉襟见肘，更使八旗军政系统临处必裁之势。光绪三十年裁布特哈副管12缺，首开其端。次年裁齐齐哈尔、呼兰、通肯副都统；裁布特哈副都统，分设东、西布特哈总管；又裁各城理刑员外。三十二年改呼兰营制，呼兰为正黄、镶黄旗；通肯为正白、正红旗；巴彦驻防移东北镇，设镶白、镶红旗；北团林子驻防移铁山包，设正蓝、镶蓝旗；每处留协领1人，佐领、骁骑校各6人。又裁全省防御。三十三年，裁东、西布特哈76佐领，各留8佐领。三十四年，因设文报局，裁茂兴路记营。同年奏裁墨尔根、呼伦贝尔、黑龙江城副都统。此时期，主事、笔帖式、仓官、屯官等均废。宣统二年裁东布特哈总管，改设讷河厅。将军被裁撤，将军衙门例应取消，于是东三省陆续成立旗务管理机构。江省行动最晚，光绪三十四年始奏准将兵司改为旗务处，总揽全省旗务，设总办、帮办各1人，下辖军事、民事、庶务3科，科设正、副科员。经过一番裁减，各旗营规模大大缩小，所余旗官不再是军事指挥官，仅成为旗务理各人员，其职掌主要是管理旗籍、谋划旗人生计之类，八旗制度几尽废除。 第三，谋划生计，广开旗人自立之路。江省大规模谋划旗人生计活动早已进行，庚子后进一步抓紧。光绪二十七年，署将军萨保据时局之变奏请推广屯垦，全省开放，清廷命其“体察情形，将勘丈分拨一切事宜，先行妥筹试办，以实边地而裕饷源”[《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钞》，下编，页496。]。此后，筹划旗人生计随东三省改制进程不断拓展，其主要方面：一是选壮为兵。迄于清亡，旗饷未裁，故选精壮旗丁入伍，优加饷糈，既可使旗饷省靡，又为部分旗人谋一生活出路，不失变通之法。清末江省巡警军、巡防队、新军，无论征选还是招慕，主体都是旗籍。二是旗籍屯垦。庚子之役，原有屯垦毁于一旦，战后只得重新着手。光绪三十四年，铁山包安置屯田旗丁1200户，东兴镇1280户，户授地45垧，以15垧为屯丁管业，免租，余5年后升科。在黑龙江城，宣统元年时有无地官兵1229人，遂按每官2方、兵1方荒地标准从霍尔莫津屯向南至奇克特卡沿江拨放，到年底已丈放14519垧，旗丁生计暂有着落。在领荒、地价上，旗丁享受优惠。三十四年，程德全奏请：各地按情形酌拨荒段给旗户，“并免收荒价，以示体恤”[《程中丞奏稿》，卷18。]；省城附部荒地，凡旗丁已垦皆奏明拨给为世业；所有余荒并减价，先尽旗丁承领；嫩江迤西未放之荒酌留数段，作为省城无地官兵生计，余荒拨给无地散丁，并责成协、佐督令限期垦辟，以开地之多寡定协佐之功过。东、西布特哈亦照此办理。呼伦贝尔因系牧区，只能宽留牧场，划定房基，责令筑室定居，并讲求畜牧滋息之法，兼教树艺之道。三是办厂授艺。宣统二年十月，将省城原有工艺制造局改为旗民生计工艺厂，宗旨是筹画旗人生计、提倡工艺、养成各项工师，设木漆、毛皮、织染、缝纫、印刷等科，派有专门工师；厂内设讲堂，学习基础文化知识；拟招艺徒200人，当时在厂80人。江省八旗工厂开办较晚，故对旗人生计未及发挥多大作用。四是发展教育。“广筹出路，必先注重八旗子弟之教育”[徐世昌：《退耕堂政书》，卷34。]，东北当局对此认识稍较清醒。光绪三十三年停科举、改学堂后，江省教育发展迅速，宣统元年已有学堂165所，学生6900人，分职业、基础两类教育，职业教育如师范、初等农业、初等工业、初等商业学堂，基础教育以小学堂最多。教育之兴起与发展，提高了入学八旗子弟的文化水平，使其初步掌握了谋生技艺与手段，虽见效稍缓，却是根本出路，只惜统治者认识太迟了。 四 通观八旗衰落过程，大致经历两个阶段，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是缓慢衰弱，之后则急速衰败，黑龙江八旗可谓典型。大起义前衰象未显，镇压起义中江省马队在北方战场尚有余力，这种假象使清政府颇存幻想。作为满洲贵族为统治主体的政权，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其特有之武装力量的，惟有深怀希望对之加以改造、变通，这方面秉柄者并无经验，只能改造中摸索，摸索中改造。当“内忧外患”日迫之时，经济、军事共危之际，清政府一手抓练兵、一手抓生计，以为这样不仅可以摆脱危机，而且有望使八旗子弟重展雄风，态度是积极的，但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却无法克服。如练军兴起与旗兵废弛的矛盾。练军兴起后，在营旗兵之各项军事职能被取代，他们“无期会，无例操，无器械，协饷不时至，无按月可领之饷，则不仅无兵之实，并其名而亡之”[〔民国〕《呼兰府志》，卷8，《兵事杂录》。]。散漫、游惰已成习气，“惟补一甲兵，进一领催为生计”[《退耕堂政书》，卷5。]；其入练军者“俸饷加优，一饱之外，更无奢望，终日城市之间，游行自如”[〔清〕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卷4。]，窳败情形不逊于旗兵，彼此相互影响，交叉感染，可谓“无药可医”了。再如练兵与经费的矛盾。“索伦劲旅，精于骑射”，这是过去对黑龙江八旗之夸赞，同时说明弓马骑射是江省旗兵之长，然在改造八旗过程中，由于经济凋敝，军费不足，只得以练步队为主。舍弓习洋枪乃大进步，而舍马练步队，违其所长，究属失策。又如“恩养”与自立的矛盾。“恩养”是清廷对八旗之一贯政策，但军兴之后，“领全饷者岁不过十余金，领半饷者岁不过数金，该管各官又从而侵蚀之，旗丁生计之窘至此已极，而游惰之习犹牢不可破，凡劳力事业，均不肯为，间有从事牧猎、耕作、刈草、熬碱等事者，为数亦甚廖廖”[《退耕堂政书》，卷6。]。俸饷不足养赡，生计不会谋划，游情之习已成，何以为兵为民?以上尚非导致清末江省旗制改造失败之主要原因，而八旗内部机制早已腐朽、清末政治极度腐败，则是致八旗乃至清王朝于末路的清政府终难克服的最重要因素，也是留给后人的至惨至痛的教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