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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在长期侵略中国吉林乃至东北的过程中，不仅在军事上以武力野蛮屠杀，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同时，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精神，对广大沦陷区的文教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并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可忽视的。在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岁月里，日本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专制而进行的。 关键词：日本；吉林；文化专制；奴化教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北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期侵略中国东北的过程中，不仅在军事上以武力野蛮屠杀，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同时在文化上也不断强化侵略。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可忽视的。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曾制定一个所谓的“文装武备”、“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实”的“经营满洲”方针。他解释道：殖民行政的秘诀在于抓住殖民地人民的弱点，使他们有依赖于宗主国的心理是至关重要的。其目的是想使中国人盲从于日本的殖民统治，达到他所说的思想上的“归依”。他主张办学校、办报纸、开医院、修寺院等等，采取攻心战术，“麻痹中国人民的精神”，“笼络人心、安定人心”。[1]由此可见，殖民当局企图辅以文化侵略手段而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本文拟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剖析沦陷时期日本对中国吉林的文化殖民统治。 一、建立文化专制体系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下，吉林省受“五四”运动影响而正在萌发的新文学遭到了严重摧残，进步报刊几乎全部停办，文坛一片沉寂。然而日本帝国主义深知，以日本文化代替中国文化，毕竟需要较长的时间，因而在采取各种毒辣手段镇压吉林人民乃至东北人民的反抗、摧残吉林新文化乃至东北文化的同时，在文化领域内建立法西斯专制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设于中国东北的所有文化统治机构中，“弘报处”是其中枢。“弘报处”最初称为“资政局弘法处”，成立于1932年。该机构的宗旨为：围绕建设伪满洲国“独立的新国家”，进行分割中国的反动宣传，向人民灌输东北“独立”的思想，打击与破坏东北人民的抗日力量、抗日活动。[2]1933年底撤消“资政局”，在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内设立“情报处”，在各省公署的总务厅内，设立文化专制机构，控制伪满的新闻、出版、广播和其他文化事业。 “七七”事变后，因形势变化需要，情报处又改称“弘报处”，下设监理、宣传、情报3个科，成为伪满文化统治中枢及宣传与情报的首脑机关。其权限为控制舆论，控制文艺，掌管主要政策之发表，领导和监督新闻机构，控制宣传材料，管理出版物、电影及其他宣传品，管理和控制广播及通讯机构，掌管情报，负责一切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等诸多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为适应侵华战争的需要，进一步强化对东北思想文化统治，强化弘报处的职能，在各级伪政府中设立和增加“弘报”人员。 1941年，弘报处的职能继续扩大，在所管辖事项中除指导舆论、发表重要政策及统制宣传资材三项外，还把伪治安部对电影、新闻、出版的审查，伪民生部对文艺、美术、音乐、戏剧、唱片、图书等文化工作的审查和管理，伪交通部对广播、新闻通讯和监听国外短波的审查与管理，伪外交部外务局对外宣传等都纳入了管辖范围。这样，弘报处就掌握了全面的宣传行政的领导权，成为伪满文化宣传的统治核心。 从弘法处到情报处进而再到弘报处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伪满洲 国 成 立起，日本帝国主义就逐渐地把所有文化宣传都掌握在日伪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机构手中，实现了伪满文化事业控制权的高度集中。全方位地推行殖民地法西斯文化专制。 第一，对新闻和广播的控制。新闻、通讯在宣传舆论机构中，处于导向和中枢地位。日本侵略者为强化对东北人民的思想统治，对伪满新闻、通讯舆论阵地严加控制。 当时的吉林乃至整个东北是世界的热点地区，多方舆论关注，各国通讯社林立，四面八方记者云集。尤其国联调查团在中国东北调查期间，整个东北特别是“南满”成了国际关注的中心。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日本帝国主义掩盖其血腥的侵略罪行。 1931 年12 月，日本联合社专务理事岩永裕志，秉承关东军旨意，提出“一国一通讯社”和建立“满蒙通讯社”的主张。 1932年12月1日，“满蒙通讯社”正式建立，后名称改为“满洲国通讯社”，简称“国通社”。关东军为进行“高度言论统制”，又于1936年9月2日建立“满洲弘报协会”，“国通社”成了该会的首要会员，其成员还包括一些主要中外报纸。这样，它把伪满的新闻报道、言论、经营三个方面高度集中，施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取消新闻自由，兼并、打击原东北所有的中国报刊。从此，所有报纸的政治言论，都要按着日本的定调来“歌唱”，尤其对政治版的消息来源，伪政权控制极严，只许采用伪“满洲国通讯社”稿，别无他径。而所谓“国通社”的消息，都来自日本的“共同社”、“同盟社”，所以原稿一律是日文，消息的内容都是鼓吹日本侵略政策的。尽管如此，还常有命令禁止发表某些需禁避的消息。在报纸出版之前，伪警察还要进行严格审查，如果送审的大样未被盖上“检阅济”（即审阅完毕）的图章，报纸便不能浇版付印。有时盖章以后打成纸型，又临时通知撤除某篇文章，因而不得不在纸型上“开天窗”或刮铅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伪满洲国政府建立了所谓“新闻新体制”。依据这个“新体制”，于1941年12月21日，撤销了“满洲弘报协会”，以“康德新闻社”、“满洲日日新闻社”与“满洲新闻社”等新闻社垄断整个东北的报纸出版与发行。其宣传的主要内容是，鼓吹日本侵略战争的“合理性”，宣传“大东亚圣战”、“日满一德一心”，污蔑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宣扬侵略战争的“辉煌成果”，甚至还制造谣言，用以欺骗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 日本侵略者对广播的控制更加严格。在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伪满洲国在吉林省境内先后设有4座广播电台：新京放送局、吉林放送局、“间岛”放送局、通化放送局。这些广播电台由伪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控制，专门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鼓吹“日满协和”，以奴化中国人民，推行殖民统治。 第二，对出版、文艺的控制。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出版事业遭到严重摧残。 1932 年10 月24 日，日本殖民统治者第一部文化专制法令《出版法》出台，规定：凡是有变革“国家”组织的嫌疑，危及“国家”存在的基础，鼓动民心或对“国家”进行破坏行为等宣传品，一律禁止出版；对具有民族意识和有“反满抗日”内容的书刊严加取缔；“总理大臣”随时得以“有碍”于外交、军事、财政、治安为由，限制或禁止报纸、杂志的新闻报道。从此，日伪当局以《出版法》为武器，对不利于伪满统治的出版物大开杀戒。 1932年3— 7月，仅5个月时间，就有650余万册图书被焚毁。另据《满洲年鉴》记载，1935— 1938年又有17445份报纸、2315份杂志被禁止发行，3508册书刊被禁止出版。在《出版法》抛出之前，1932年9月发布了《治安警察法》，取消了人民群众集会结社的自由，剥夺了人们从事文化活动的权利。《出版法》与《治安警察法》相呼应，使日伪的文化统治更加强化。 第三，对电影的控制。 电影是在意识形态上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宣传媒介，日本殖民统治者极为重视。日本侵略者把电影视为宣扬侵略政策、推行法西斯专制的重要工具，实行全面统制。 1933年，日本关东军、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伪满政府及伪满协和会共同成立“满洲国电影国策研究会”，严格控制电影的摄制、发行、输出、输入。 1937年8月14日，伪满“国务院”以248号敕令，颁布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法》，同时指定设立委员。 8月21日，设立委员主持召开了“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简称“满映”）创立总会，关东军调来日本浪人、特务、伪满第一任警务司长甘粕正彦任“满映”理事长，统制伪满的电影事业。“满映”资本500万元，伪满政府与“满铁”各半。“满映”是吉林省境内最早出现的电影制片机构，“满映”是伪满洲国对电影进行全面统制的特殊机构，它把电影制作、输出、输入、发行及放映全部控制在自己手里，其目的并非通过电影给民众以消遣、娱乐和艺术享受，而是要把电影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工具，向民众宣传殖民主义思想和殖民主义文化。战时，电影便成为思想战、宣传战的一种有力武器。[3] “满映”拍摄的大量影片，是“向满洲国及中国普及日本情况乃至日本精神”[4]的重要工具。除了炫耀关东军武力、宣传日本移民政策的文化片，美化伪满建设的新闻片，毒害中国人民的色情片，宣扬军国主义、诬蔑抗日军民的政治片之外，还从日本输入宣扬武士道精神的影片，无不浸透着殖民主义文化的毒素。然而对具有进步内容的剧本、影片，却查抄封禁。据日伪资料统计，1936年、1939年两年，被禁止上映的影片就有221部。[5]可见，伪满的电影业带有浓重的殖民地色彩。 第四，对文学、艺术部门的检查和统治。 从1933年开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强化对东北地区文学、艺术部门的控制，组建了“满日文化协会”、“满洲笔会”等一些文化团体为其推行殖民统治政策效命。伪满“国务院总理大臣”郑孝胥亲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他为了取宠于日本主子，不时抛出诗文，奉迎日本的殖民政策。汉奸文人穆儒丐编造长篇小说《福昭创业记》，借古喻今，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一些追随日本侵略者的颓废文人，在报纸上发表所谓“通俗小说”，粉饰太平，美化日本侵略者，腐蚀人们的思想，消磨中国人的爱国意志，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然而，一些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却旗帜鲜明地以手中的笔为武器，创作发表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抨击日本的侵略罪行。1933年8月，共产党员作家罗烽、金剑啸、姜椿芳、舒群等人，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一起在《大同报》上创办《夜哨》文艺周刊，发表了80余篇具有民族意识和抗日倾向的文学作品与文章，连载了李文光颂扬人民奋起抗日、组织抗日武装的中篇小说《路》，受到广大爱国民众的欢迎。此事引起日伪当局的恐慌。1934年，日伪当局除了对《夜哨》文艺周刊下令查封外，还出动大批军警对进步作家进行迫害，逮捕了共产党员作家罗烽、舒群，萧军、萧红被迫流亡到关内。共产党员作家金剑啸潜入哈尔滨，创办并亲自主编刊物，坚持抗日宣传。1936年6月13日，金剑啸被日伪当局逮捕，同年8月15日在哈尔滨英勇就义。东北进步文坛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1937年日本侵略者为统揽文化宣传大权，拼凑了“满洲文话会”等文化组织，以加强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控制。在日伪政权的法西斯政策高压下，进步报刊被查封，报纸的文艺副刊被取消，东北进步文坛从此萧条。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速其思想文化的法西斯化进程，于1941年3月23日公布了《艺文指导要纲》，同年7月又在长春成立了“满洲艺文家协会”，从政策上、组织上进一步强化了对文化的专制。《艺文指导要纲》是法西斯日本对东北沦陷区文艺实行专制统治的反动纲领，它不仅圈定了沦陷区文艺的性质、目的，而且还规定文艺团体组织、文艺创作活动及文艺教育、研究机构等一律由敌伪政权“直接领导”。[6]伪满艺文家协会以及设在各地的分会，全部由伪官员把持，日本关东军也派宪兵特务暗插其中，进行控制和监视，就连协作计划都要履行审查批准手续。伪出版协会既负责全东北图书审查和批准出版事宜，又统辖全东北图书出版发行工作，它可以利用种种借口迫令报刊销毁、撕页、撕稿，强令杂志减页、报纸合并或改刊。至此，吉林文学已基本被日伪反动政权所控制，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办文学”。1942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肆鼓吹“决战文学”，将沦陷区文学纳入战争轨道，发布“八不主义”。从1942年至1944年，日本侵略者在东京和中国南京召开所谓“文学报国会”和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亲赴“文学报国会”成立大会讲话，鼓吹“文学报国”，要求文化人为建设“世界新秩序”竭诚尽力。[7]1943年12月，伪满洲艺文联盟在伪满洲艺文联盟董事长、弘报处处长、“文教部”次长、协和会文化部长参加下，召开了“全国决战艺文家大会”；1944年12月，又在长春举行了“决战艺文大会”，发布了在《艺文指导要纲》基础上重新修改的又一个反动纲领《决战艺文指导要纲》，叫嚣“决战必胜”，竭力鼓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煽动战争狂热，企图把作家、文人推上日本战车，为其侵略战争摇旗呐喊。与此同时，伪满洲艺文家协会派代表参观关东军军事演习，参加伪满政府召开的所谓“兴亚动员大会”，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鼓噪；安排作家、文人参加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组织的“开拓报道队”、“生产报道队”，编造“报道文学”，粉饰现实，欺骗世界舆论。与此同时，大批日本法西斯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被翻译介绍到东北沦陷区。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前后，东北沦陷区出版的各种书籍、杂志339万余册，而从外地输入的书籍、杂志却有1784万册，其中日本出版物竟达 1740万册。[8]日本侵略者不满足于对东北沦陷区文艺的控制与扼杀，而是妄图用日本殖民主义文艺取代中华民族的文艺，以达到全面统治文艺领域的最终目的。 二、实行奴化教育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削弱东北人民的民族意识，便于其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东北原有的学校教育进行了疯狂的破坏与摧残。“九一八”事变前，随着东北经济的振兴与社会的进步，教育事业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不过，东北地区教育发展情况很不平衡。如中等教育，辽宁省可与广东、江苏两省相提并论，名列前茅；吉林省居中；热河、黑龙江两省较为落后。辽、吉、黑、热加东省特别区，共有小学13，000所，学生80万人，教职员21，546人；中学330所，教师2464人。[9]其中，吉林省有小学1921所，学生131，530人，教职员4423人；中学46所，学生5502人，教职员391人。[10]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方兴未艾的东北教育事业，被日本侵略者摧残的异常凋敝凄凉。1933年初，开始所谓整顿、恢复，到年底只有10，592所小学复课，学生仅有596，689人，教职员19，632人。学龄儿童就学率仅为23％，直至1937年，就学率仍未超过30％。中学教育受到的破坏更为严重，到1937年仅有173所中学恢复，学生是33，650人，教师1675人，适龄儿童失学率竟达50％以上。[11]上述情况在吉林省尤为严重，吉林省中小学大都停办。至于高等教育，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倍加破坏，如东北大学等被迫迁往关内，由张作相任校长的吉林大学，则“教授多南人，亦相与俱去，学生亦因之四散”，故“无”学之可能。[12]总之，国破家亡，学校荡然。到1936年3月被文教部门列为高等教育设施的也仅有8所，学生1600余人。[13]即使到了1937年，就学校规模、设备而言，仍远远低于“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日本帝国主义对吉林省教育事业的摧残，还表现在对广大爱国师生进行野蛮与残酷的迫害方面。1933年5—7月，日伪特务机关在吉林市先后逮捕、杀害60多名散发抗日传单的爱国学生。1934年5月，日伪特务机关一次就逮捕长春市三中和其他学校教员9名，其中4名被杀害，其余下落不明。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娄德镛因“救国会案件”，于1935年11月间被日本特务逮捕，并于1936年4月被迫害致死。同时遇难的爱国人士还有吉林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教师李禾林，吉林市小学校长魏辅周等10余人。同年冬，日本宪兵队把省立第六师范（今通化市第二中学的前身）前任校长马骥北和校长佟儒逮捕。不久，女中校长修禄、原教育股长马清川（文字泉）和农中校长杨培伍也接连被捕，并对他们施以重刑，迫害致死。[14]日本帝国主义还在伪建国大学先后进行3次大逮捕，逮捕爱国学生33人。日伪对吉林省爱国师生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致使吉林省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摧残。 日军侵占吉林后，在对吉林省的教育事业进行摧残和破坏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吉林人民的殖民统治，极力实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吉林人民，打着儒家的道德、礼教思想的招牌，宣称以“王道主义”为伪满的“立国”宗旨，进而提出了所谓“王道教育”方针。[15]1932年5月21日，关东军在《对满蒙方策（第四次方案）》中提出：“彻底普及王道主义与民族协和之建国精神和日满融合之观念；注入日本文化；排斥三民主义；镇压赤化思想之侵入。教育方面，首先是完成普通教育；高等教育以开设实用学科为原则；宗教信仰自由，但须肃清邪教。”[16]1933年7月9日，日伪统治者在长春召开的教育厅长会议上宣布：“满洲国教育，以重仁爱，讲礼让，发扬王道精神，及于人民生活方面图独立的安全，于友谊方面尚节义自重，对世界民族讲亲仁睦邻，共存共荣，达到大同方针”。[17] 由此可见，日伪统治者竭力鼓吹的所谓“王道主义”的奴化教育方针，是企图利用中国固有的封建思想来麻痹东北人民，泯灭其民族意识，从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这就是所谓“王道主义”教育方针的实质所在，它是一条典型的殖民主义教育方针。 伪满中期，日本侵略者开始推行“皇道教育”，训练“忠良国民”，即由“王道主义”的奴化教育方针进一步演变为“皇道主义”的奴化教育方针。 1937年5月，日伪当局先后在《学制要纲》与《学制起草之要点》中提出：“遵照建国精神及访日宣诏之趣旨，以咸使体会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之关系及民族协和之精神，阐明东方道德，尤致意于忠孝之大义，涵养旺盛之国民精神，陶冶德性，并置重于国民生活安定上所必需之实学，授与知识技能，更图保护身体之健康，养成忠良之国民为教育方针。”[18] “皇道教育”与“王道教育”不同。“皇道教育”把“仁义礼让”换成了“忠孝大义”，把“日满善邻”改为“日满一德一心”，赤裸裸地提出了“忠良国民”的培养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推行奴化教育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伪满后期，日本侵略者又推行“神道教育”，大搞民族同化。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统治者实行战时教育体制，推行“神道教育”，这是伪满“皇帝”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颁发《国本奠定诏书》以后提出的教育方针。该教育方针的基本点是：“我国之教育本旨，奉体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彻底于诏书所示之惟神之道，涵养振作忠孝仁爱、协和奉公之精神，训育忠良之国民，更使练成之。”《国本奠定诏书》标志着日本在迫使伪满洲国附庸化和彻底奴化东北人民精神方面，又有重大升级，将“日满一德一心”演变为“日满一体”，把“盟邦日本”上升为“亲邦日本”，日语变成了“国语”。[19]这种“神道教育”方针，是更加彻底的殖民化的教育方针。 日本侵略者在学校教育方面，重点是废除吉林原有的教学秩序、教学内容及教材，而以殖民主义系统教育所允许的课程安排及教材取而代之。日军侵占吉林后，歇斯底里地叫嚣“王道乐土”，不得沿用原有“三民主义”和有中华民族意识的教材，命令“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止”。随后，在吉林各地搜集并焚毁有关具有党义和具有民族意识的书籍。伪吉林省教育厅指令各学校，以《四书》、《五经》为讲授教材。为宣扬、灌输伪满“建国”精神，各类教科书将《即位诏书》、《建国宣言》及《回銮训民诏书》等内容编选其中，并将日语确定为“国语”，作为学校的重要课程，并由日本人讲授。 1934年1月，伪吉林省当局炮制《统制学生思想方案》，鼓吹所谓“建国精神”，播放建国之电影，麻醉青少年学生。 日本侵略者为全面确立殖民教育制度，感到仅对教学内容做改变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学制。于是从1938年1月1日起正式实行“新学制”，将整个学校体系分为“三阶 段二部门”。“三阶段”是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二部门”为师道教育、职业教育。初等教育仍为6年制，把以前的初级小学改为“国民小学”，4年制；高级小学改为“国民优级学校”，2年制。中学教育由旧制的6年制改为4年制，把从前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合并称为“男女国民高等学校”，4年制，一律为“实科”，分为农、工、商、水产、商船五科，目的是培养适合殖民统治需要的低级技术工人或职员。高等教育也由原来的4年制改为3年制。从小学到大学毕业，全部学程为13年。师道教育即从前的师范教育，这类教育设施，主要是培养符合日伪要求的各级教师，并对原有教师进行“再训练”。从“新学制”所确定的教育方针及其所建立的学校体制，便容易看到所谓的“新学制”不过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学制而已。“新学制”的确立与实施，是殖民主义教育体制正式形成的标志。 突出奴化思想教育，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是伪满教育的主要特征，而重视“实业教育”则为伪满教育的另一特点。日本资源贫乏，为掠夺东北资源，需要培养一批粗通技术、可供其役使的“工具”。为此，在伪都“新京”（长春）办起了一批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推行所谓的“新学制”。实施“新学制”后，伪都“新京”共有“国民学校”35所，“国民优级学校”17所，“国民高等学校”17所，职业学校4所，高等院校14所。 1937年筹办的“建国大学”，是培养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吏的场所。“建国大学”的学制为6年，根据教育训练重点不同，分为前期（3年）和后期（3年）。前期以“建国精神”训练为主，同时进行军事、武道、作业训练；后期以学科为主，分政治、经济、文教3个学科，并设有共同的基础学科，其重点是灌输封建法西斯思想。“建国大学”还设有研究院。其主要任务是“阐明建国原理”、“建国精神”及编造“国家政策的根本原理”等，[20]为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提供理论根据。可见，“建国大学”是训练殖民统治骨干的场所和炮制殖民侵略理论与政策的中心。 伪满初期建立的大同学院，其性质与“建国大学”不同，它实质上是伪满高官的训练所。最初由伪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任院长，其余各部、局、省所属的职员训练所共70多个都归大同学院院长管辖。大同学院的授课者大都是执掌伪满各方面大权的决策者。而该院毕业生则占据着伪满政府中央各种要职。 综上所述，日寇在沦陷区实施的教育就是奴化教育，而奴化教育是日本侵华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与政治统治、军事镇压、经济掠夺构成一个统一体；它的实质是法西斯的专制与愚民的教育，是殖民主义的同化教育；其目的是在政治上为日本培养“以华制华”的奴隶和爪牙，在经济上为“以战养战”掠夺我国资源培养“工具”，在思想上树立日本精神，妄图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革命思想，使中国青少年成为大日本国的“忠顺良民”。 注释：[1][日]鹤见佑辅：《后藤新平》第4卷《后藤新平年谱》，劲草书店1965年版，第22页。 [2]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3]参见胡昶、古泉：《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34页。 [4][日]久永岩穗：《满洲国文化电影的现在和将来》，《满洲行政》杂志，1938年12月。 [5]参见蒋颂贤、贾万德、范广杰：《近代吉林人民革命斗争史》，吉林人民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6]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554— 555页。 [7]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文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8]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志.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9]参见满铁地方部学务课：《中国的教育制度概要及东北四省的学校教育概况》，1931年4月。 [10]参见《第一次教育年鉴》下册丁编，“学校教育统计”，第104页。 [11]参见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第225页。 [12]伪满文教部：《第一回教育厅长会议记录》，1932年，第8页。转引自解学诗：《伪满洲国史 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13]参见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第366页。 [14]参见赵冬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页。 [15]参见《第一次伪满洲国文教年鉴》，第55页。 [16]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3卷，《伪满傀儡政权》，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6页。 [17]《中华教育界》22卷，12期6月号。 [18]《满洲教育》第3卷第6号，伪满洲帝国教育会1937年发行第1页。 [19]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论陷十四年史纲要》，第559页。 [20]孙邦：《伪满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0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