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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 副研究员）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早期，为培育新人、克服当时的物质困境，展开了组建公社房的伟大实践。与普通住房相比，公社房的组建需要秉持日常生活集体化社会化、生产生活一体化两个原则。政权旨在通过这种集体居住形式实现“去私化”，培育出毫无私利和表里如一的社会主义新人。实践表明，公社房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度过物质危机，但因其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导致三个发展阶段中美好设想与实际情况均存在巨大的落差。最终，这种无助于推动工业化的住房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键词] 公社房 新人 集体化 社会化 在人类历史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出现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压迫、设计改造社会的蓝图。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其最终目标不仅是建立新社会，还要改造人性，塑造出以“无私”作为集体人格的新人。公社房（дом-коммуна）就是这样一个培育新人的摇篮。所谓公社房就是这样一种住房类型，它在住宅区中安置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商店、理发馆和图书馆等数量不一的公共服务机构，引导住户除睡觉等个人隐私在住宅区完成外，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些公共场所度过，实现日常生活的集体化和社会化。 自空想社会主义诞生以来，建立财产公有、共同生活和共同劳动的公社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基本内容。而公社房作为公社社员的居住场所，是培育社员无私人格的学校，在法国它被称为法郎斯特尔。十月革命胜利不久，苏维埃政权就开始建造公社房。布尔什维克试图通过这种建筑形式培育出社会主义新人，克服当时的物质危机。因此，直到1930年代初，公社房始终是执政党大力提倡的住房类型。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最终于1934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关注较少。[1] 俄罗斯学者在关于1920—1930年代苏联日常生活及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中均会提及公社房，但多限于其组建情况，[2] 对为什么要建造公社房、它与普通住房相比有何特别之处、其发展情况如何、又缘何被取缔等问题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依据苏维埃政府颁布的住房政策，广泛吸纳新史料和俄学界研究成果，尝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透过对这些内容的探讨，我们不仅对公社房的发展始末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而且对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建国初期持有的意识形态，以及人民群众的社会情绪都会有一定程度的认知。 一、组建公社房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传统思想之一 相信人的可塑性、可完美性，是改造人性的哲学基础，组建公社房的思想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传统思想之一，公社房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学校。 公社房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前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提出的天才设想里。在傅立叶的理论中，法郎吉是社会的基层组织，法郎斯特尔则是法郎吉成员居住的公共房舍。在共同居住、共用配套服务设施的过程中，社员之间频繁接触，逐渐培养起集体主义生活习惯，妇女也从家务劳动的重荷中解脱出来。[3] 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建立了新和谐公社，社员也是居住在公共建筑里，日常生活在公共服务设施中完成，过着人人平等的集体生活。 法郎斯特尔对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普遍性的影响。尤其在俄国平民知识分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出版后，俄国版的公社房思想深入人心。该书借助女主人公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第四个梦，详细阐述了公社社员在集体住房里共同居住、共同娱乐和在公共食堂就餐的美好生活场面。[4] 这本书对俄国社会影响巨大。普列汉诺夫在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专著中说过，自从俄国有印刷机开动以来，一直到我们今天为止，俄国没有一种出版物象《怎么办？》那样受人欢迎。[5] 列宁也曾说过，在它的影响下，成百成千的人变成了革命家……他使我这整个的人来了一次深刻的转变……这种作品能使人一辈子精神饱满。[6] 在公社房思想的感染下，俄国知识分子还纷纷展开了组建公社房的实践。以И.Н.克拉姆斯柯依为代表的年轻艺术家们，在圣彼得堡瓦西里岛的第17街租了一套住宅，后来又搬迁到沃兹涅先斯基大街。他们在公社房里开始了共产主义生活。[7] 1863年，作家В.А.斯列普佐夫在圣彼得堡的兹纳缅斯克街组建了一所公社房。С.В.科瓦列夫斯卡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圣彼得堡的某个地方组建了一所公社房，它是由所有希望离开父母的年轻姑娘组成。这些年轻人过着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公社里不应该有女仆，这些贵族出身的姑娘要亲自擦洗地板和炊具。[8] 从史料可以看出，这些社员组建公社房的目的是摆脱家庭的束缚，过独立平等的生活。 综合公社房思想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自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诞生伊始，公社房就已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住房类型。理论家和实践家们都希望住户能在公社房中共同生活，共用配套设施，过人人平等的集体主义生活。史料还反映出公社房思想在俄国是有着深厚的思想传统的，知识分子们不仅信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造公社房这一理念，还积极付诸实践。这些思想和行动深深影响着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为他们在夺权后迅即组建公社房奠定了基础。 与普通住房相比，公社房的组建需要遵循两个原则。 其一，日常生活集体化社会化原则。公社房通常会设立食堂、幼儿园、洗衣房、浴室、理发馆、图书馆和商店等数量不一的公共服务机构，引导社员在食堂饮食、在洗衣房洗衣、在图书馆学习、在商店购物，其子女在幼儿园接受教育等。如此设计公社房就是希望社员除睡觉之外的所有时光，都能在这些公共场所度过，过集体主义的生活。而通过日常生活的社会化，妇女将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日常生活方式也将被打破，逐渐向集体化、社会化的日常生活方式转变，家庭将逐步消亡。 其二，生产生活一体化原则。公社房主要由来自同一个群体的成员，如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同一个机关的职员，或同一所学校的学生组建而成。这样一来，同一个单位的人员既一起工作或学习，又一起生活。如此安置居民就是希望通过住户在生产和生活中的频繁接触，相互影响、相互监督。这种监督一方面表现为劳动监督。即先进生产者会由于工作业绩受到大家的尊敬和赞扬，而旷工者、破坏劳动纪律者、游手好闲者和玩忽职守者，会由于受到道德谴责被孤立。因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们不能不好好工作，也无法逃避应有的劳动义务。[9] 这种监督还表现为对双面人的改造。所谓双面人就是指在工厂、机关里持社会人面孔，讲着共产主义的豪言壮语，而在家里、日常生活中持自然人面孔，带有庸俗下流习气的人。公社房将通过住户间的平行监督，以及各种委员会自上而下垂直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敦促自然人改造其私生活中与社会人不相符的方面，最终将双面人统一为社会人。[10] 综合组建公社房的两个原则，我们不难发现，公社房与普通住房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从功能来讲，公社房绝不是仅作居住用途的普通住房，而是带有鲜明政治性的组织。在这个人为构建的日常生活集体化社会化的熔炉里，将逐渐培养住户的集体主义人格，将实现妇女解放，将敦促家庭走向消亡。第二，从性质来讲，普通住房是个人私密的空间，是保护个性、不受外界干扰的场所，而公社房却是一个开放的空间。组建公社房的目的就是要“去私”，要砸碎私人生活的甲壳，将私人领域置于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意识对人进行彻底改造，使其成为毫无私利和表里如一的社会主义新人。一句话，公社房是培育新人的摇篮。 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社会各界改建公社房 战火中诞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很快又被迫进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为捍卫新生政权，布尔什维克实行了由国家掌握一切经济命脉、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非常政策和措施。这些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还波及日常生活。在布尔什维克看来，与政治领域截然分开的“私人生活”的理念是荒谬的，因为政治影响一切；所谓的“私人生活”，无不与政治有关。所以，私人领域仍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和控制。[11] Н.克鲁普斯卡娅也认为，允许“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存有差别，迟早会导致对共产主义的背叛”。[12]由此可见，从政权建立伊始，改造私人生活就被视为一项政治任务，它是为捍卫政权服务的。基于此，列宁提出，必须告别革命前的生活方式。[13] 报刊也开始宣传，按新方式改造自己的一切日常生活的时代到来了！[14] 告别旧生活方式表现在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进攻，推崇斯巴达式禁欲主义，还包括告别家庭，融入集体生活。很自然地，基于“去私”理念且在俄国具有深厚思想传统和实践经验的公社房，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改造生活方式的最理想的住房形式。早在1917年11月，深受车尔尼雪夫斯基思想影响的列宁在《对为前线士兵征收防寒物品法令草案的几点补充》中就表示出，个人在原则上不可能也不需要有单独的住房，甚至单独的房间。[15] 这种看法为公社房的出台奠定了基调。 除了承袭社会主义社会应该组建公社房的思想传统外，组建公社房也与新生政权所面临的物质危机直接相关。持续七年的战乱使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住房危机、燃料危机、饥荒和城市公用事业危机等笼罩全国。从当时的形势来看，组建公社房这种住房形式是有助于克服物质生活上的困难的。因为集中居住、集体供暖、公共食堂和公共洗浴等无疑可以大大节约资源，使有限的房屋、燃料、粮食和水电资源等发挥更大的效用。同时，集体生活相对来说总会比孤身一人为生活奋斗容易一些。[16] 从这个角度来讲，公社房不仅是培育新人的摇篮，还是克服物质危机的载体。 基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很快动员社会各界组建公社房。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可以按居住对象将公社房划分为四类，即：领导干部的公社房，工人阶级公社房，知识分子公社房和儿童公社房。因新政权在战时无暇也无力建造新住宅，因此，公社房主要由十月革命后收归公有的资产阶级商品房改建而成。 囿于战时艰苦的物质条件，以及对集体主义新生活的憧憬，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干部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迅速组建了公社房。其中，将收归地方苏维埃所有的大宾馆改建而成的苏维埃楼，是最常见的公社房形式。莫斯科的民族宾馆是1号苏维埃楼，从1918年3月12日开始，В. 列宁、 Н. 克鲁普斯卡娅、М.乌里扬诺娃、Я.斯维尔德洛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员在此居住。据证实，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和乌里扬诺娃三人共同居住在一间有两个房间的套房里。[17] 彼得格勒领导干部集中居住在三种公社房里：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从1917年10月开始，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居住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里。这里除了行政服务机构外，还有图书馆—阅览室、音乐学校、幼儿园、浴室、食堂。到1920年，在斯莫尔尼贵族女子中学现有的建筑中，725套住宅和594个房间都有住户，大约居住着600人。此外，还有1000多名工人和职员，如医生、厨师、锅炉工、钳工和保安等为他们提供日常生活服务。[18] 苏维埃楼是由彼得格勒面积最大、设施最完善的一些宾馆改建而成的，由行政机构负责住户的营养、日常生活服务和休闲。日常生活安排得最好的是由阿斯托利亚宾馆改建而成的1号苏维埃楼，许多著名的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如Ф.捷尔任斯基、Н.布哈林、Ю.别尔津、 А.叶努基泽、 А.布勃诺夫、Г.季诺维也夫、Л.托洛茨基的女儿等都居住在这里。[19] 1920年9月搬到阿斯托利亚的季诺维也夫，立刻在二层占有了5个房间。[20] 季诺维也夫的助手А.Е.瓦西里耶夫占有3个房间，彼得格勒苏维埃书记Н.П.科马罗夫占有1个房间。[21] 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是由彼得格勒的许多二级宾馆改建而成的，一些党龄不长、职位不高的苏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居住在这里。这也是带有单独房间和公共厨房的宿舍建筑。1号苏维埃旅馆可以为300名社会工作人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提供长期服务，还可以为3 000名出差人员、会议代表、运动员、游览者等提供临时服务。[22]到1921年夏，在苏维埃楼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旅馆的常住人口共计800人。[23] 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领导干部在公社房居住的史料中可以看出，领导干部普遍居住在大宾馆里，公共服务设施齐备，还有大批的工作人员照料其生活起居。可以说，在战时物质短缺的条件下，领导干部过得是“半禁欲主义”的集体生活。 苏维埃是彰显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无产阶级政权，自然，工人阶级应该成为组建公社房的主力军。为将主人翁改造为具有无私品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并迅速改善其恶劣的居住条件，布尔什维克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位于市中心的私有住房收归公有，让工人迁入其中。从1919年开始，莫斯科苏维埃在组织搬迁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同一企业的工人安排到一栋住房里，组建工人公社房，[24]它被看作城市工人的“共产主义宿舍”。[25] 公社房中首先要建立幼儿园、俱乐部和托儿所，家具和燃料由苏维埃政府提供。莫斯科第一座工人公社房位于大花园街10号楼，“将日常生活最大限度社会化、把女主人完全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其创建者的座右铭。[26] 从座右铭可以看出，这个公社房的组建者希望通过日常生活社会化实现妇女解放。以10号楼为开端，莫斯科的公社房发展起来，1919年诞生了102所工人公社房。[27] 1920年，莫斯科搬迁工作的重点就是组建公社房。在各企业成立的住房委员会基础上选举产生了各区分会和中央分会，负责为公社房免费提供家具、燃料和炉子。中央分会还负责统计公社房，有计划地组织搬迁。从1920年7月至11月，大约有3万工人完成搬迁。[28]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工人公社房是由原属资产阶级的私宅改造而成的，其中免费提供了家具、燃料、炉子等必需的生活设施，建立了幼儿园、俱乐部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机构。这些物资有助于工人们克服战时的物质危机，工人们也将在共用这些设施的时候频繁接触和相互影响，向社会主义新人演变。 迫于生存压力，知识分子也组建了公社房。莫斯科特维尔林荫道25号是赫尔岑的住所。1920年，已婚作家在厢房组建了公社房。住房里搭建了临时厨房和其他仓促建成的便利设施。С.谢尔盖耶夫—青斯基、Вс.伊万诺夫、А.普拉托诺夫和О.曼德尔施塔姆等作家在此居住。[29]在彼得格勒，无房的文学家搬进了游泳池大街的文学家楼，以及涅瓦大街由银行家С.П.叶利谢耶夫的府第改建的艺术家楼。Вс.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回忆道，无房的文学家毫无留恋地搬离自己没有取暖设备的住所，叶利谢耶夫楼为其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30]从以上材料可知，知识分子的公社房也是由革命前的私人府第改建的。公社房不仅提供了安身之处，还供暖、供应生活资料，成为知识分子的避难所。同样，政权也希望知识分子在共用生活设施的环境里培养集体主义情感。 儿童也被组织到公社房里。持续七年的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家庭，成为流浪儿。[31] 1917—1920年，彼得格勒保育院监管的儿童人数增加了12倍。[32] 但是，在新政权眼中，保育院不是监管流浪儿的场所，而是培养儿童集体主义精神的学校。孩子们一起学习、用餐，一起从事体育运动、听音乐、做手工、阅读和听戏剧等，度过闲暇时光。[33] 用社会保障委员会主任莉莉娜的话来说，苏维埃政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建立保育院、寄宿学校和儿童营等各种儿童宿舍形式，使孩子们脱离市侩、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影响，培养集体主义精神。[34]由此可见，苏维埃政府是从娃娃抓起，通过各种公社房形式，使儿童摆脱家庭的不利影响，抛弃所有私心杂念，转变为社会主义新人。 社会各阶层组建公社房的史料表明，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通过公社房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不仅植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意识中，也得到了工人、知识分子自觉或不自觉的认同，儿童也被裹夹在其中。他们纷纷投身于组建公社房的实践中。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与布尔什维克的引导，以及创建者怀着“在一栋楼里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和政治激情密不可分。同时，也与这种集体居住、共用生活用具的住房形式有利于摆脱物质危机直接相关。 尽管如此，组建公社房的工作并未波及全体市民，它受到许多成家工人的排斥。原因之一是厌倦这种集体居住形式。十月革命前，俄国近60%的工人被迫栖息在集体宿舍里，这是一种类似于公社房的居住形式，供个人支配的财产很少，生活没有隐私。[35] 对于成家的工人来讲，他们渴望全家居住在独户住宅里，拥有独处的空间，不愿意再过集体生活。此外，还有一些具体的困难，如向市中心搬迁的费用昂贵、市中心的住所远离工作地点等，导致成家工人拒绝到市中心组建公社房。直到1923年，彼得格勒仍有60%的工人居住在市郊设施极差的住房里。[36] 事实上，只有对革命前居住在地下室、阁楼和客栈的工人来说，公社房才是真正的福利，他们是拥护组建公社房的骨干。因公社房的普及面受限，培育新人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并未全面展开。 三、新经济政策时期青年工人学生继续改建公社房 1920年末，苏维埃国家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战争胜利结束了。而此时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仍在国内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危机。为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平息社会动荡，以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为标志，苏维埃俄国进入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开始纠正直接过渡的左倾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刺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大环境的转变相应，住房政策随之调整，发动社会各界积极恢复和发展住房事业成为主流。与这一大趋势并行的是，国家并没有放弃培育新人的工作，仍大力提倡组建公社房。 不过，与政权初建时期有所不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组建公社房的对象主要是青年人。究其原因有以下四点。 首先，从年龄特点来看，青年人容易接受公社房。青年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内战的环境中长大，对革命的“英雄主义”抱有极为浪漫的憧憬。他们热烈欢迎布尔什维克的斯巴达文化……杜绝所有个人（“资产阶级”）的财富和快乐，以免革命斗争受损……他们在道德品质上也是绝对主义者，奋力挣脱古老的习俗。[37] 总之，青年人年龄小，社会阅历浅，思想激进，容易接受政府的宣传。 其次，从居住条件来看，来城市打工的农村青年容易接受公社房。战争结束后，恢复国民经济提上日程，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加入劳动大军。这些农村青年多出身于几代人共居的大家庭，进城后居住在集体宿舍和工棚里，几十人挤在一个房间，睡在连排板铺上，缺乏基本的便利设施。有一个可以灌开水的茶炉，已经是非同寻常的奢侈品了。[38]因此，居住在带有生活设施的公社房里，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再次，从婚姻状况来看，单身青年比成年人容易接受公社房。没有成家的年轻人，尚没有财产的积累，也没有妻儿的牵挂，显然，他们比有家有业的成年人过集体生活的阻力要小，更容易接受公社房。 最后，作为优秀青年的组织，共青团的宣传鼓励也起到了推动作用。1921年9月，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四次代表大会指出，公社房可以培养青年工人的社会主义道德，有利于克服社会的腐蚀性影响、家庭的小资产阶级情绪、艰难的生活现状。[39] 在1924年3月2日的《北方共青团员》报这样写道：青年比任何人都应该也能够迅速打破濒临死亡的社会传统……只有无论劳动还是生活都采取集体行动时，才能培养出青年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精神。青年工人公社房能够成为培养这种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媒介。公共食堂、生活条件相同——这些是培养新人的首要条件。[40] 从以上决议内容可以看出，青年人被认为是打破社会传统的生力军，最有希望塑造成新人的群体。以共用生活设施为基础的公社房非常有助于青年解决物质困难、提高道德修养，摆脱家庭和社会的不利影响，是培养其集体人格的最佳媒介。 基于以上内外因素，青年人在1920年代成为组建公社房的主力。在共青团的号召下，公社房在各个企业和学校组织成立，也有由青年自发组建的。公社房仍主要由革命前的商品房改建而成，也有由不适合居住的住宅，如老集体宿舍等改建的。[41] 1921年的莫斯科，改善工人居住条件的途径就是全部组建公社房。到1921年末，莫斯科共组建了556所，其中工人及其家属共计76 980人。[42] 1923年，伊万诺夫—沃兹涅先斯克的10名纺织女工，在工棚的一个房间里组建了公社房。社员用一个盆吃饭，轮流穿一双鞋。她们组建公社房的目的是希望取消一夫一妻制家庭。[43] 莫斯科“镰刀和斧头”工厂组建的公社房则是希望塑造新型两性关系。该工厂的一名共青团员在《接班人》杂志上这样写道：在青年公社很容易解决两性关系问题……我们不想结婚……况且，同我们的姑娘们共同生活淡漠了我们的性欲，我们没有感觉到性别差异。在公社中，有性生活的妇女也不脱离公共生活。如果您不想过您父辈那样的生活，如果您想找到解决两性关系问题的满意答案，请组建青年公社吧！[44] 到1923年，苏联共有超过40%的青年工人居住在公社房里。[45] 彼得格勒的大学生和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在高等学院的宿舍里组建了一些规模不大的公社房，最著名的是梅特尼亚。1921年来到彼得格勒的工农速成中学女学生А.И.罗斯基科娃回忆道：我住在梅特尼亚宿舍四层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房间里有四张床、两把椅子、两个凳子，中央是砖砌的小铁炉子。[46]著名女作家В.Ф.潘诺娃回忆了罗斯托夫的公社房。社员居住在一套合住房[47] 的浴室里，一个人睡在窗台上，两个人睡在地板上，浴缸是最好的卧床，大家轮流休息。[48] 未来成为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А.科萨列夫，坚决拒绝同母亲一起生活。他同三名同学在一个小房间里组建了一所公社房。[49] 从青年工人和学生组建公社房的史料可以看到，这些公社房基本是由革命前的商品房、学生宿舍、工棚和合住房改建而成的。无论是单位组织的还是自发组建的公社房，其社员的物质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他们或拥有床、椅子、凳子等简单家具，或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没有床、没有饭盆、甚至没有鞋子。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这种集体主义生活方式确实显示出了它的优势：大家轮流使用一件物品，总比没有要好，有限的生活资料发挥出了最大效用。可见，组建公社房的确有助于社员度过物质短缺的难关。而社员组建公社房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坚信，这种集体生活方式能够实现取缔家庭、建立新型两性关系等政治夙愿。 综上所述，新经济政策时期青年工人和学生成为组建公社房的主力军。布尔什维克认为青年人最有希望在这样一个劳动日常生活集体中，互相影响和监督，锻造成社会主义新人。 但从这一时期组建公社房的实践来看，结果却差强人意。受学制所限，学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段内能够维持一个比较固定的生活集体。问题主要出在青年工人这里。由于在农村留有土地，对城市的工资、住房条件、劳动条件等不满意，或是自己的专长不符合生产要求、同领导发生冲突，饥荒等原因，青年工人在城乡之间[50]、城市各工厂之间频繁流动，居住在同一所公社房的住户也并非是同一个企业的职工。[51] 这些问题导致公社房的住户不断更换，无法形成稳定的劳动和日常生活集体。通过公社房进行劳动监督和改造双面人的机会极为有限，它无法有效执行培育新人的任务。 四、工业化时期建筑师大胆设计新建公社房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显著成效，到1925年底，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52] 但苏联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差距巨大。而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开始疯狂扩军备战，社会主义孤岛苏联面临再一次被卷入战争的险境。国内落后的经济状况、国外不断逼近的战争危险，迫切要求苏联加速工业化建设，尤其要建设强大的国防。于是，在1920年代下半期，国家开始逐步取消新经济政策时期比较宽松的市场政策，将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事业的决策权、支配权统统收归中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应该为居民建造什么样的住宅呢？政府将这一问题交给社会讨论。 于是，社会各界围绕“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建造什么样的住房”展开了大讨论。大部分建筑师、工程师和社会学家都坚持认为应该建造公社房。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沙俄时期建设的住房是为了让每个家庭拥有独处的空间。这种独户住宅没有公共服务设施，不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集体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需要大规模建造公社房以满足新时代的要求。第二，集体住房比较经济实惠。[53] 从上述理由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由一突出了公社房是“培育新人的摇篮”这一政治功能，理由二则显示了公社房克服物质危机的能力。的确，集体居住、共用服务设施，确实有助于缓解住房困境。[54] 与大讨论同时，国家也颁布了建造公社房的决议。1927年经济委员会颁布决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工人住房建设相关的各部门，要对合理建设集体使用辅助面积（厨房、食堂、浴室、洗衣房）的住房形式予以关注”。[55] 1928年中央住房联盟颁布了《关于公社房的标准条例》，要求日常生活全部社会化。[56] 此外，政府还出台优惠政策，如公社房的居民在就业和升学方面享有优先权，还可以免除多项税收。[57] 其目的就是鼓励居民组建公社房。 既然沙俄时期的旧住房不符合新时代的要求，必然要重新设计居住形式。基于不同的设计初衷，苏联建筑史上形成了两种并行的公社房建造方案。持“循序渐进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法的方案，保留了传统的家庭日常生活方式，适当地提供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另一种方案则摒弃过渡类型的住房，最大限度地实现日常生活社会化。[58] 事实上，两种观点殊途同归，都是要通过这种住房形式人为构建集体生活环境，培育新人。 尽管公社房的设计方案很多，囿于资金所限，建成的寥寥无几。“循序渐进迈入社会主义”的代表性建筑是1930年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建造的公社房。其住宅楼是一座六层的直角楼，两层的公用事业楼是由运动场、厨房—食堂、休息室组成的。虽然要求在公共食堂就餐，但住户还是最喜欢将餐饭带回自己的房间。[59] 1929—1930年，按照“个人生活空间最小化，公共生活空间最大化”的原则，设计师И.尼古拉耶夫在奥尔忠尼启则街设计并建造了大学生公社房，这是“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代表性建筑。主楼集生活和学习于一体，共八层。其中，每二人一间寝室，共6平方米，有两张床、两把椅子，窗台起到桌子的作用。公共空间却是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有阅览室，那里每个人都有自习的位置；还有食堂、运动场、观众厅、自习室和小组活动的房间等。用暖过道与这座楼相连的是一座三层的公用服务楼，包括洗衣房、修理坊和幼儿园。[60] 据一位大学生回忆，这座公社房令人很不舒服。因为社员同志总是频繁参与到你的生活中，躲避的办法是出去散步。[61] 综观工业化时期的公社房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1920年代下半期至1930年代初期的苏联，随着国家政策的大转变，公社房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住房类型再一次被推上历史的舞台。但是，尽管苏维埃政府和建筑师、工程师、社会学家等都赞同组建这种住房类型，也大胆设计了若干样式，最终建成的并不多。受数量所限，新公社房吸纳的人数极少，无法广泛实施培育新人的任务。即便是投入使用的新公社房，社员在集体生活的表象下也仍然渴望个性化的生活，希望拥有独处空间。这表明，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没有战胜既定的日常生活传统，培育新人的工作并不成功。 五、公社房退出历史舞台 正当公社房方兴未艾之时，从1930年开始，国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决议，谴责在贯彻新日常生活政策中的冒进行为。1930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颁布了《关于改造日常生活工作》的特别决议，谴责了公社房实践。其中指出，中央委员会发现，与社会主义日常生活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个别同志进行了毫无理由、有些离奇，因而是极为有害的尝试。[62] 1931年6月，联共（布）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莫斯科市政建设和苏联市政建设的发展》的决议。指出，在组织新的社会主义生活的问题上，必须既同……右倾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又同那些提出各种各样的空中楼阁式的建议（强制取消私人厨房，人为地建立生活公社等等）的“左”倾机会主义空谈家进行坚决的斗争。[63]同年，苏联政府还颁布了统一的住房设计标准。公用事业管理总局规定，1931年重点建设带有独户住宅的住房。这标志着建房类型将发生变化。[64] 1934年1月，联共（布）十七大称公社房是“平均主义的、幼稚的、左倾糊涂虫的作品”。[65]至此，这种居住形式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以上决议内容我们知道，中央将公社房批判为“左倾思想的产物”，认为其是“空中楼阁”。联想不久前中央对公社房全面肯定并大力支持兴建的系列决议，我们不禁要发问，苏维埃政府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何在？这种“离奇的有害的尝试”是从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的，为何现在才予以批判？ 究其原委，笔者认为，中央态度的突变与当时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密切相关。执政党赞同兴建公社房，是因为他们仍希望借助这种集体居住形式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目标。但环顾世界局势，随着德意日法西斯上台，世界大战阴云密布，全力加速工业化、保家卫国成为苏维埃政权最紧迫的任务。此时，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这一中心。而国家取缔公社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兴建无益于甚至阻碍了工业化发展。在这种情势下，国家只好忍痛割爱，转而批判并以独户住宅取而代之。公社房建设对工业化发展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化需要大量劳动力，而公社房蕴含的理念阻碍了人口增长。实现工业化需要充足的劳动力，公社房恰恰帮了倒忙。组建公社房的政治目标之一，就是试图通过集体化社会化的日常生活方式使家庭逐步走向消亡。在普及同志之爱和妇女解放、最终消灭婚姻家庭的理念下，组建公社房的青年女孩普遍不急于结婚生育，离婚率也在不断上升。这些情况导致出生率急剧下降，遗弃儿童成为普遍现象，从而严重威胁国家的劳工供应。[66]总之，公社房蕴含的理念不利于刺激人口增长，无法为工业化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因而要取缔它。 第二，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而公社房的兴建将削弱对工业化的投资。十月革命后诞生的新政权继承了沙俄时期尖锐的住房问题遗产，七年战争又使住房事业蒙受巨大损失。新经济政策时期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是头等大事，住房建设又被拖后。在这样一个长期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的烂摊子上大规模新建公社房，无疑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更何况，公社房除了要建造私人空间外，还要附设大量公共服务设施，这对于刚刚恢复国民经济又立刻开始工业化的年轻国家来说，实在是无暇更无财力承担的重荷。因此，公社房是不能建造的，它必须让位于工业化。 第三，工业化需要对忠诚于政权的新精英给予物质奖励，而公社房无法充当奖品。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行政官员、经理人。随着1928—1932年实行的工业恐怖，旧工业精英遭到了大规模清洗，这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晋升创造了机遇。农民和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通过一五计划期间在工厂技校和其他技术机构的培训，一跃成为斯大林政权的社会基础。在保家卫国的重任下，吐故纳新后的政权急需可靠的支持。于是，在1930年代，斯大林开始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忠实于国家的仆人，以换取他们对中央的支持，保证党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快速完成工业化。而这样一来，排斥私人生活、倡导集体共居生活方式的公社房无法作为奖品提供给新精英。于是，政权从1931年开始规定建造独户住宅，以此作为一种物质奖励，保证新精英对政权的忠诚。[67] 从以上三方面可以看出，国家对公社房转变态度的根本原因是这种住房形式不符合国家利益。在1930年代的工业化大潮下，一切逆潮流而生的事物都将被抛弃。 综合公社房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我们得出以下结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成立早期，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克服当时的物质困境，展开了一场组建公社房的伟大实践。政权旨在通过这种居住形式实现“去私化”，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消灭婚姻家庭。总之，希望在崭新的社会主义时代培育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人。这种立意是美好的，表达了人们对新生活的探求，精神可贵。况且，集体居住、共用配套设施的住房形式确实有助于克服物质短缺的难关，使有限的资源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出现也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不仅如此，这种带有配套服务设施的完整建筑形式，对瑞典、挪威、丹麦、冰岛等国的“集体式大楼”，英美的“公寓式住宅”，德国的“家族宅邸”，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形式的配有服务设施的居住大楼都给予了直接的影响。[68] 在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反映出来的左倾幼稚思想。在1920年代的苏维埃社会中，这种思想不仅植根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头脑中，在社会各阶层也都存在。公社房的创建者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集体化的原则机械地照搬到日常生活中，导致三个发展阶段中美好理想与实际结果均存在巨大的落差。公社房始终没有如政府所愿，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住房类型。最终，这种无助于推动工业化的住房形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苏联组建公社房的实践表明，一种住房类型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出现会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物质技术基础、文化日常生活传统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制约，仅仅凭借政治激情是不可能长久发展下去的。 注 释： [1] 臧志远：《苏联工业化集合住宅研究》，在《公社大楼的兴衰》一节中的第24—27页，简要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苏联设计建造公社房的情况。受研究主旨所限，文中对公社房产生的思想根源、发展阶段及被取缔的原因均没有深入挖掘。 [2] ЧерединаИ.С.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е конца ⅩⅨ— серединыⅩⅩ ве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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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домов-коммун. [46]Обыватель и реформы：картины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горожан в годы НЭПа и Хрущев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С.32. [47]几家合住一套住宅，共用卫生间、浴室和厨房。 [48]МееровичМ.Г.Наказание жилищем: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1917-1937 годы), М.,РОССПЭН,2008,С.20. [49]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нормы и аномалии.C.165. [50]这些在农村留有土地的新工人把自己看作城市的客人，看作工厂的临时居民，他们频繁地返回农村：周六带着工资回到农村，星期一时又背着背包来到城市，背包里装有面包、土豆和其他食品，供一周食用。1923年起，农民工、城市的工人，为躲避饥荒、减轻生活压力纷纷涌向农村。农户的数量从1917年的1700—1800万增加到1924年的2300万，1927年达到2500万。引自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 – жилище,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гг. [51]1923年初对255所公社房的调查显示，42.2%的住户没有在本企业工作。引自Квадратные метры,формирующие сознание – жилище,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управления людьми : жилищ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32гг. [52]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著：《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53]ГерасимоваЕ.Ю.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http://www.kommunalka.spb.ru/history/history12.htm. [54]1920年代末住房问题尖锐到极点。城市居民主要居住在合住房里，或被迫栖息在阁楼里、过道上，将仓库和厕所改作住房。许多宿舍狭小、肮脏，室内设施极度缺乏。 [55]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56]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домов-коммун. [57]Хазанова В.Э.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М.,наука, 1980,С.218. [58]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советских домов-коммун. [59]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е конца ⅩⅨ— серединыⅩⅩ века.С.64-66. [60]Московское жилье конца ⅩⅨ— серединыⅩⅩ века.C.61-62. [61]Что такое Дом-коммуна? http://eponim2008.livejournal.com/178771.html?style=mine. [6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ВКП(б) о работе по перестройке быта.http://ak747.livejournal.com/3256.html. [63]苏共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2页。 [64]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альной квартиры в Ленинграде. [65]Дом-коммуна.Материал из Википедии — свободн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и. [66]参看【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耳语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页。 [67]参看【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耳语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166页。 [68]臧志远：《苏联工业化集合住宅研究》，天津大学建筑学院2009年5月，第2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