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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来源：《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伯利亚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苏联重大国民经济规划中的一项内容。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今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建不仅是西伯利亚科学事业的新突破，而且是西伯利亚开发的新起点。随着西伯利亚分院的不断发展，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科研机构网络日臻完善，科技实力迅速增强。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建与发展也为俄罗斯东部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为俄罗斯东部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 俄罗斯科学院 西伯利亚分院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 十月革命以后，俄罗斯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57年，苏联政府决定在国家东部地区建立大型科学中心——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下文简称西伯利亚分院）。作为苏联最高学术机构的第一个地方分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建堪称苏联科学发展中的历史分界线，更可谓西伯利亚开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从那时起，西伯利亚的科学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 1581年，当伊凡四世的统治行将结束时，俄国开始武力征服西伯利亚。在接下来的一百余年，俄国扩张势力迅速向东方拓展。“哥萨克新土地发现者们骑着马在贫瘠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发现了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发现了叶尼塞河和勒拿河，发现了科雷马河和因迪吉尔卡河，发现了大石岬和白令海峡，发现了堪察加半岛和阿穆尔河。”[1] 但是，直至17世纪末，俄国对西伯利亚疆域、物产及风土人情等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乘彼得一世改革之风，俄国的科学院[2] 于1724年2月8日在新都圣彼得堡应运而生。那时，西伯利亚因盛产毛皮、接邻美洲而成为备受关注的研究区域。在著名的“北方大考察”（1734～1743年）中，格•弗•米勒和伊•格•戈麦林率领的科学院队行程数万千米，足迹遍及西伯利亚二十多个大小城镇，首次对西伯利亚的天文、植物、矿产、水文、气象、民族、考古、历史、语言等进行全方位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关于西伯利亚的一批经典传世之作，如历史学家格•弗•米勒的《西伯利亚史》、博物学家伊•格•戈麦林的《西伯利亚植物志》、民族学家斯•彼•克拉舍宁尼科夫的《堪察加大地志》等。正是基于“北方大考察”的成果，“俄罗斯科学之父”罗蒙诺索夫于1763年预言：“俄国的强盛有赖于西伯利亚。”实际上，在俄国对西伯利亚的多次大规模考察中，科学院都担当重要角色。 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作为“国内殖民地”的西伯利亚被卷入俄国资本主义漩涡。地处西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脱颖而出，成为西伯利亚第一个科学中心。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创办托木斯克大学，该校系西伯利亚第一所大学，也是俄罗斯最早的大学之一。从那时起，西伯利亚的地方科学可谓实现了“零的突破”。托木斯克大学对西伯利亚自然资源的研究独树一帜，植物学家科尔仁斯基还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1896年，西伯利亚第二所大学——托木斯克工学院（今托木斯克理工大学）在维特工业化浪潮中诞生。该校是西伯利亚工科教育的发源地，也是当时俄国培养工程师的三所新型大学之一。1899年，随着中东铁路的敷设，俄国远东第一所大学——东方学院（今国立远东大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创办，以培养通晓周边国家语言、风俗的外事人员。上述几所大学连同1918年创办的国立伊尔库茨克大学形成了西伯利亚地方科学的第一个“增长点”。 二 20世纪30年代，资源丰富的西伯利亚成为苏联工业化的重要区域。苏联科学院打破了依靠考察队在该地区开展科研活动的传统模式，陆续兴办了远东支院（1939年停办）及一些常设基地。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使西伯利亚变成大后方，从国家中部疏散而来的许多科研机构为西伯利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大批掌握尖端技术的学者聚集在东部最大城市新西伯利亚。1943年，苏联科学院在该市设立了西西伯利亚支院。战争结束后，西伯利亚的科技潜力进一步增强。1949年，苏联科学院在伊尔库茨克市设立了东西伯利亚支院，在远东地区设立了远东支院、萨哈林支院和雅库特支院。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迈出了向西伯利亚科技领域进军的实质性步伐。1956年2月14日，苏联科学院三位院士谢•阿•赫里斯季安诺维奇、米•阿•拉夫连季耶夫和С.А.列别杰夫在《真理报》上撰文，建议重新审视研究所和高等学校网络，“以使其在国内得到新的、更合理的布局”。该建议在赫鲁晓夫于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中得到反映，并被写入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纲要。很快，米•阿•拉夫连季耶夫、谢•利•索鲍列夫和谢•阿•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三位院士提出在国家东部建立大型科学中心的具体建议，并表示愿意到那里工作。 1957年5月18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组建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第564号决议，决定在西伯利亚创办大型科学中心，乌拉尔山以东的原苏联科学院各支院一并转归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办院宗旨是全面开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解决重大科学课题，更有效地促进西伯利亚与远东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在新西伯利亚市郊兴建科学城。为此，苏联政府在鄂毕河畔划出1200公顷土地。 1957年6月7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会议初次讨论组建西伯利亚分院的问题，最后通过了第448号决议，批准分院组委会有关科学城建设地点和增设1个研究所的建议。是年夏，在新西伯利亚市东南约30公里处，科学城按局部规划破土动工。1961年，已有19个研究所及西伯利亚植物园、国立公共科技图书馆在这里开展工作。1963年，一座布局紧凑而又美丽、舒适的科学城在一片幽静的原始森林中拔地而起。科学城是苏联首批按小区模式建造的城市之一，也是60年代西伯利亚城市建设中最出色的一次实验。 三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建成，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其一，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全力支持。 赫鲁晓夫执政后，西伯利亚科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征服宇宙、开发西西伯利亚油气资源一样被列入国家重大规划。苏联不仅耗资数亿卢布兴建了闻名遐迩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同时采取了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1958年10月苏联部长会议决定，将苏联高教部国立科学图书馆搬到新西伯利亚，建立西伯利亚分院国立公共科技图书馆。后来，该图书馆为苏联科学院四大图书中心之一，也是苏联东部最大的图书馆，80年代末其藏书量超过1200万册，在东部图书馆系统中起领导作用。根据近年披露的档案资料，图书馆搬迁之举在酝酿过程中曾面临一定的社会压力，1957年莫斯科曾掀起了反对将这个已有40年历史的图书馆迁至新西伯利亚的社会运动。 苏联部长会议授权西伯利亚分院在1958～1960年间从全国高校优先选拔毕业生。1958年，国立莫斯科大学各系毕业生纷纷加入西伯利亚分院的科研队伍，他们的这一举动被弗•舒姆内依院士形象地称为“浪漫者的空降”。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列宁格勒矿业学院、喀山大学、伊尔库茨克大学、托木斯克大学、托木斯克工学院及国内其他一些大学也为西伯利亚分院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另外，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对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城市科研机构中那些愿意到西伯利亚分院工作的专业人员，原单位不得设置障碍，须无条件放行。该举措为西伯利亚分院广纳人才开辟了绿色通道。 其二，大批知识分子献身科学的牺牲精神。 赫鲁晓夫时期，科学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信，苏联广大知识分子满怀献身科学的巨大热情。不难理解，创建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倡议会引起大批学者的强烈共鸣。1958年，西伯利亚分院组委会收到各地青年递交的近六百份申请，表示愿意到西伯利亚分院工作，其中有11名博士和93名副博士[3] 。 赫鲁晓夫曾回忆道：当得知拉夫连季耶夫举家东迁时，我既高兴又诧异。他们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一个典型的农村住宅。为了在俄罗斯母亲的心脏、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深处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中心，他自愿放弃首都生活的一切舒适和便利。其实，当时政府为拉夫连季耶夫院士在新西伯利亚红色大街提供了一套住宅，可他仍留在未来的科学城居住。西伯利亚分院的另一位创始人谢尔盖•索鲍列夫院士则认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真正的学者，其职责就是永远站在科学的前沿。他的榜样力量也促使许多学者决意到西伯利亚工作。同样，许多蜚声国际的学者成为西伯利亚分院诸多重要研究所的奠基人，他们的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增强了众多学者献身西伯利亚科学的坚定信念。 其三，西伯利亚分院能够通过有效途径网罗人才。 苏联科学院在院士和通讯院士选举中专门为西伯利亚分院留出空额，候选人必须是准备调到东部地区工作或已经在该地区科研机构工作的学者。在1958年3月27～28日举行的首次“西伯利亚”院士选举中，8名学者当选为院士，列•维•坎托罗维奇 [4] 等27人当选为通讯院士。分院成立初期，这里的院士和通讯院士要比在苏联中部地区各研究所工作的同事们年轻7～10岁。这些重量级学者率队来到新西伯利亚，并成为分院各研究所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此外，西伯利亚分院的科研人员还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譬如，中青年学者可不经过遴选而破格晋升高级职称，调到西伯利亚工作的学者可保留以前所在城市的住宅，等等。 为了解决学者们的后顾之忧，西伯利亚分院的领导可谓煞费苦心。米•阿•拉夫连季耶夫回忆说：“西伯利亚分院成立之初，许多人没有来得及跟随丈夫一起从莫斯科来西伯利亚。于是，有时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的一位同事很快就在当地找个女友，跟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我尽量让此事在莫斯科广为人知。看来，这样做是对的，妻子们开始大批地迁到新西伯利亚……”[5] 当时，拉夫连季耶夫派人往莫斯科打电话，告诉那些“留守夫人”，如果再不来西伯利亚，她们的丈夫马上就要跟别人结婚。这样一来，很多“留守夫人”不得不来西伯利亚生活。 其四，西伯利亚分院拥有自由宽松的学术文化氛围。 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解冻”成为苏联社会各领域的主旋律。新西伯利亚科学中心向许多身份特殊的学者敞开大门，这些特殊身份的学者也就是从当权者角度看其个人履历“有瑕疵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曾遭受镇压的学者、不可能在国内其他机构从事科研的“失宠的”遗传学家。“当时遗传学家们受李森科迫害，赋闲在家。在李森科看来，来自莫斯科的大约30名遗传学家在新西伯利亚从事反科学活动。一个审查他们活动的委员会被派往科学城。米•阿•拉夫连季耶夫很不客气地把前来审查的那些人赶走……”[6]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不仅在苏联科学生活中扮演着无可争议的重要角色，而且也是那个时期苏联文化生活的重要中心。当地俱乐部定期举办音乐会，还举办同许多著名音乐家、诗人、画家和作家的见面会，这些人当中就包括亚历山大•加利奇、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等在莫斯科被“半封杀的”人。对于许多人来说，六七十年代的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是苏联知识分子生活中“自由精神”的化身。 四 西伯利亚分院对俄罗斯东部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科研机构网络日臻完善。 20世纪60年代末，西伯利亚分院开始在雅库茨克、乌兰乌德、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托木斯克等城市实施科研机构发展规划。科学中心网络在西伯利亚逐渐形成，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迫切问题。后来，在赤塔、克麦罗沃、秋明、克孜尔、巴尔瑙尔等一些行政区首府新建了许多研究所，西伯利亚分院的科研队伍明显壮大。1986年，西伯利亚分院科研人员总计10079人，其中56%集中在新西伯利亚，15%在伊尔库茨克，8%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5%在托木斯克[7] 。1990年，以科学院原有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了克麦罗沃科学中心、鄂木斯克科学中心和秋明科学中心。 如今，西伯利亚分院已形成由综合性科学中心、研究所、常设机构和科研站组成的发达地方网络系统，这些机构实际上覆盖整个西伯利亚。西伯利亚分院的科学中心位于新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乌兰乌德、雅库茨克、克麦罗沃、秋明、鄂木斯克九个大中城市，个别研究所设在巴尔瑙尔、克孜尔、赤塔、比斯克等中小城市。西伯利亚分院包括75个科研和工业设计研究所、一系列科研站（地震站、冻土研究站、太阳地球物理学研究站、陆圈研究站和生物圈研究站），有3.2万人在这里工作，其中2.5万名为科研人员[8] 。 在西伯利亚分院的直接影响下，俄罗斯东部科研机构网络迅速扩大并日臻完善。自1970年10月1日起，该院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哈巴罗夫斯克（伯力）、马加丹和堪察加的研究所组成苏联科学院远东科学中心。1987年，远东科学中心升格为远东分院。上世纪90年代，远东分院共有1461名科研人员，其中包括13名院士、20名通讯院士、271名博士和1157名副博士。另外，1969年、1979年在新西伯利亚还先后设立了全苏农业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第二，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科技实力迅速增强。 西伯利亚分院遵循的首要原则是科学中心的多学科性及基础科学各主导方向的超前发展。今天，作为俄罗斯科学院最大的一个分院，西伯利亚分院蕴含着极其雄厚的科技实力。在新材料、光电子与激光技术、生物工程、化学工程与催化等尖端科技领域，西伯利亚分院一直具有国内领先优势。50多年间，该院的学术成果几乎每年都荣获国家级奖金、俄罗斯联邦政府奖金、非政府奖励（如俄罗斯科学院）及萨哈共和国政府奖金、布里亚特政府奖金等。 伴随着西伯利亚分院的创建和发展，俄罗斯东部地区诞生了一颗璀璨的科技明珠——新西伯利亚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已成为与美国硅谷、日本筑波齐名的现代化科学中心。现在，新西伯利亚科学中心拥有2万多名工作人员、44个研究所和工艺设计单位，在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基础领域及能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核技术等应用领域的研究水平居国际领先地位，涌现出米•阿•拉夫连季耶夫、列•维•坎托罗维奇、尼•彼•杜比宁[9] 等一批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一个一百七十万人口的城市，拥有约一百个各类研究所、二十所高校、数万名科研人员，这在全世界也是少见的。”[10] 第三，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建立了富有特色的人才培养基地。 为了满足自身的人才需求，西伯利亚分院于1959年创建了国立新西伯利亚大学。新西伯利亚大学迅速发展成为一所独具特色的新型大学。该校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实行独自的教学计划和新教程。比如，“爆炸焊接”、“应用语言学”、“经济控制论”等专业在苏联正式准许开设之前就早已出现在新西伯利亚大学。1963年，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创办了新西伯利亚大学附属学校，该校是苏联第一所数学物理寄宿学校。从那时起，以新西伯利亚大学为基地，逐步形成了全西伯利亚中小学奥林匹克竞赛—数学物理学校—大学—科研所这一连续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长效体系。 新西伯利亚大学不仅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最重要的人才培养基地，也是教育与科研一体化的典范。由于同西伯利亚分院保持密切协作，新西伯利亚大学在培养高科技人才方面成绩斐然，很快跻身国际名牌大学之列，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苏联的麻省理工学院”。到1999年，新西伯利亚大学已培养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前沿领域的大约2.8万名专业研究者。西伯利亚分院与新西伯利亚大学所积累的科教一体化经验逐渐推广到该院各科学中心所在的城市，这一举措促进了科研机构同伊尔库茨克大学、托木斯克大学、雅库茨克大学建立紧密的联系，以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学、阿尔泰大学、秋明大学、克麦罗沃大学、鄂木斯克大学的创办。 第四，为俄罗斯东部开发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西伯利亚分院始终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首先是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转化。据粗略计算，到1975年左右，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成果及建议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已超过用于组建该分院的费用[11] 。 更为重要的是，西伯利亚分院曾是苏联决策层的思想库和智囊团，在俄罗斯东部开发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上世纪70年代末，分院的所有研究机构开始参与制订西伯利亚长期发展规划，该规划涉及西伯利亚资源的综合开发、农牧业开发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四十多项具体纲要。分院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被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所采纳，成为“十一五”计划、“十二五”计划及苏共“二十六大”、“二十七大”报告的重要依据。在建设西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坎斯克—阿钦斯克燃料动力综合体、贝阿铁路干线及开发雅库特金刚石产地、发现东西伯利亚新型大油气田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中，西伯利亚分院均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 第五，为俄罗斯东部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 作为苏联最大的地方科学中心，西伯利亚分院很早就为许多国家所瞩目。大约在1965年以前，英国广播公司曾派人来到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所在的“金色谷地”拍摄新闻影片。后来，这个电影胶片被西方媒体多次播放，西伯利亚分院名声大噪。国外著名学者和学术代表团接踵而至，外国元首、政要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南斯拉夫总统铁托、法国总统蓬皮杜和戴高乐、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瑞典首相帕尔梅等。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每年大约接待2000名国外宾客，其中包括国务活动家、学者和外交人士。截至1987年，来访者已达5万人。 西伯利亚分院为西伯利亚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一席之地，并成为沟通西伯利亚与世界科技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该院许多学者是国际科学奖金获得者、国外科学院和国际学会会员，其中不少人在一些重要国际学会中担任主席或副主席职务。西伯利亚分院同中国的很多科研院所也建立了合作关系，特别是核物理研究所、催化研究所等同中国有关单位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多学科性符合科学发展的新范式，这种范式预见了以跨学科方法解决全球生态、能源、技术等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根据戴高乐总统的建议，法国国会通过了关于在巴黎和马赛的郊外建立科学中心的决定。日本也以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为样板，于上世纪70年代在东京郊外创建了有名的筑波科学中心。此外，西伯利亚分院先进的办院原则亦为朝鲜、巴西、阿尔及利亚等国一些科学中心的创建提供了样板。 五 苏联解体给俄罗斯科学事业带来了巨大冲击。在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国家拨款锐减、经费短缺，大量科研人员调到大学任教或下海经商或流向国外。据统计，1999年俄罗斯科研人员的数量减至42万，仅相当于1964年的水平。西伯利亚分院人才流失尤为严重，并出现了科研队伍老龄化、女性科研人员占高比例等状况。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的逐渐复苏，俄罗斯政府开始重新加大对科学的支持力度，支持的目标是发展现代生活所需要的创新研究和高科技，加强科研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造就各领域科研人员和高水平专家，完善科学院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西伯利亚分院迎来一次新的发展机遇。近年来，新西伯利亚科学城出现了“硅森林”。在这里，软件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涌现，其骨干力量大都是当地培养的专家。2005年1月，时任总统普京视察新西伯利亚科学城。根据他的指示，俄罗斯已着手制定在西伯利亚分院建立国家信息技术中心及合资软件公司的方案，以期为西伯利亚地区和新西伯利亚市带来税收，并为年轻人创造工作岗位，扩大国内中等收入人群。 西伯利亚分院前任院长尼•列•多布列佐夫院士说得好，“如果没有科学，俄罗斯就没有未来。如果没有西伯利亚分院，俄罗斯科学就没有未来”[12] 。应该说，西伯利亚分院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是西伯利亚四百余年开发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由于西伯利亚分院的存在，幅员一千二百多万平方公里的俄罗斯东部有了庞大的科研机构网络。如果没有这些机构的存在，现代世界科学是难以想象的，西伯利亚开发的巨大成就也是难以想象的。 注释： [1] [苏]В.В.马夫罗金著：《彼得大帝传》，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页。 [2] 从1917年5月起，圣彼得堡科学院改称俄国科学院。1925年7月，俄国科学院更名为苏联科学院。自1934年起，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所在地迁至莫斯科。1991年12月，苏联科学院改称俄罗斯科学院。 [3] Водичев Е.Г.,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С.А.,Ламин В.А. и др.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 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7. С.155. [4] 列•维•坎托罗维奇在1975年与美国教授Т.库普曼斯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5] Лаврентьев М.А.Опыты жизни. 50 лет в науке // Век Лаврентьева. — 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0. С.136. [6] Лаврентьев М.А. Взрыв, как форма жизни // Наука в Сибири . — 2000. — 1 декабря. [7] Куперштох Н.А. Роль научных центров Сибири в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региона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X в. //Сибир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 контексте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XVIII-ХХ вв.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и / Под ред. чл.-кор. РАН В.А. Ламина.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 2003. [8] Куперштох Н.А. Научные центры Сибирск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РАН. — Новосибирск，2006. С.9. [9] 尼•彼•杜比宁（1907～1998年），生物学家、遗传学家，在基因材料和结构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发现遗传因子的可分裂性，第一次提出环境中的放射性因素对遗传的影响。 [10]《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的演讲》，《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 [11] Комков Г. Д., Левшин Б. В., Семенов Л. К.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Крат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М., 1977.С. 286. [12] Лекарство для РАН. Академик Николай Добрецов о феномен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ого академгородк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 — 2007. — 18 ма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