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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 宋成有 （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 在世界近代史上，一个地区的三个邻国同时提供帝国主义（日本）、半殖民地（中国）、殖民地（韩国）等3种近代发展类型，构成东北亚近代史最显著的特点，影响深远。所谓 “同途”，一是指三国先后被纳入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二是指三国为图存救亡，推出日本幕末三次改革、洋务运动和大院君改革，构成第一次改革高潮；随即出现明治维新、甲申改革、甲午更张、光武改革、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等第二次改革高潮。 所谓“殊归”，是指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决定性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与中韩两国拉开历史阶段性的发展差距，失去了旧世界，赢得了新世界。中韩旧政权则失去了旧世界，却未赢得新世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代日本“脱亚入欧”，推行“大陆政策”，劫掠中国、吞并韩国，以邻为壑，成为新兴帝国主义国家，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加快半殖民地化的步伐，结局不同。 明治维新是中日韩三国近代化发展道路的分水岭。那么，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何在？首先要分析维新时期的各种因素，例如决策集团的世界观和国际观眼光、国家发展战略制定较早、政策调整灵活快捷、坚持自主性、形成梯队；国际环境有利、民族危机趋缓，等。同时，也需要对维新前社会历史环境的分析。概括起来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中日韩三国政治结构的不同导致内部应变机制的差异。中国与韩国的政治结构大同小异，为皇权或王权至上的大一统权力架构；日本则是幕府集权与诸藩分权、天皇至尊与将军至强相结合的双重二元政治结构。 幕府与诸藩的双重二元政治结构，在不同时期发挥不同的作用。至幕末，幕府权威扫地，反幕派以本藩为根据地，或云聚京都、横议时政；或撤回本藩，伺机卷土重来。因此，尊攘派虽屡遭镇压，但可利用本藩的生存空间，重新集聚力量，甚至实施“大割据”策略，建立倒幕根据地。雄藩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至关重要。雄藩联合组成“官军”倒幕，其基本原因也在这里。 幕府将军至强、京都天皇至尊的二元政治结构，具有两重性：当幕府强大，至强与至尊的二元结构处于均衡状态，国内局势长期稳定；幕府衰落，均衡被打破，政局动荡，身披神权外衣的天皇成为抗衡幕府将军的新权威。“王政复古”成了建政的方向选择，天皇制则是其逻辑结果。换言之，此种二元政治结构，具有权力承续机能，一种交接迅速的政权转换机制。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何以借助天皇的权威，实行维新变革；也不难理解即使在欧风美雨的猛烈涤荡下，日本并未建立共和国，而是选择了天皇制的原因所在。 中韩两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旧体制，至少存在着以下问题：一是庞大的官僚机构层层叠加成危机信息过滤网，报喜不报忧，导致最高决策或反应迟缓或误判误导，一招失误，满盘皆输。二是家族利益压倒民族利益，维持一姓之天下成为所有改革的底线，苟延残喘、错失机遇，最终则是垄断权力的家族伴随着改革的失败而被潮流席卷而去。三是大一统的权力架构抹杀了可供新兴力量躲避迫害，再图发展的可能性。“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命之下，革新志士们毫无回旋余地，只能接受朝廷的处置。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比较百日维新与明治维新的成败得失，感慨日本的双重二元体制，以为“士有所籍”在东瀛是倒幕维新的重要前提，在中国则可望而不可即。[1] 2、多元性政治构造为复线式推翻幕府旧政权的运动方式提供了舞台。1853年美国舰队闯关在幕末日本掀起波澜，幕府一言堂的政治格局被打破。在统治集团内部，幕府、雄藩、朝廷三股势力较量，江户与京都两个权力中心展开博弈。开港后民族矛盾刺激阶级矛盾加剧，农民和市民的反抗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1860年樱田门外事件，开始了以暴易暴的恐怖袭击时期，武力对抗成了唯一选择。1863年以来，全国大攘夷、炮轰禁门、萨英战争、四国舰队攻击长洲、幕府两次征长、四境战争、农民一揆、市民骚乱、雄藩兵进京坂、朝廷下达讨幕秘诏、幕府将军大政奉还、明治始政、王政复古等事件层出不穷。在短时强内，积蓄了向新时代跃进的巨大能量。在外压的催化下，迅速激化的社会诸矛盾极富于爆炸性，一经引发就释放出巨大能量。1853-1868年，日本用15年的时间，就解决了中国自1840年至1912，用72年的时间才解决的政权更替问题，抓住了机遇，搭上了自主发展资本主义的末班车。 在中韩两国，解决旧政权历史课题采用了单线式运动方式，往往是一个过程结束之后，再开始下一阶段的过程，很难形成摧垮旧政权的合力，解决政权更替问题，耗费了更多的时间，蹉跎岁月，错失了发展时机。 3、新兴知识分子力量的差异。幕末日本比中韩两国积累了更多的应变力和突变能量， 得益于人才梯队的形成和思想学说的活跃。作为商品货币经济冲击在思想领域的反映，江户中后期日本思想界极其活跃。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等旧学说剧烈分化，国学、兰学、经世学等新学说层出不穷，促成近世新兴知识人集团的形成。自16世纪“西学东渐”、欧洲思想第一次冲击东北亚，在中国留下的西学被皇权垄断，日趋萎缩。西学在韩国的命运与中国类似。在日本，兰学在德川时代中后期形成学派，代有传人。 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西力东渐”，为欧洲第二次冲击东北亚。能否形成顺应世界潮流以变革自强的新兴知识分子集团，具有决定性意义。中韩两国官僚培养之道依然悉遵祖制，科举取士令西学与读书人无缘，难以形成顺应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集团。 日本开港后，思想界加快分化，洋学者人数激增，短时期内，培养了大批人才。据福泽谕吉回忆，1862年福泽曾在伦敦遇到中国某人。问及洋学，某人说中国稍解洋文者仅 18人而已。福泽则说日本乃兰学之世，读英语言书者甚少，但日本国内讲洋文、热心西洋事情者数以千计。[2] 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18人与“数以千计”的近代人才悬殊比例，决定了中日两国在近代化起跑线上竞赛的最终结局。 中日韩三国近代化类型“同途殊归”所造成的发展差距，至今仍然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可见，每代人都有自己面临社会历史环境，也都有各自的使命和责任。功过在当代，福祸则事关子孙后代，不可不慎之且勉之。 注： [1] 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书》，《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外务省1936年版，第689页。 [2] 《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时事新报社1898年年版，第13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