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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家中，马克思和福柯的思想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二者分别基于对早期现代性和晚期现代性特征的不同把握，从资本和权力这两个不同的视角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虽然二者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迥异，但二者思想之间的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把马克思和福柯的现代性批判思想进行比较，无论是对于我们增进对现代性的理解，还是批判地继承福柯的创见来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现代性诊断的视阈: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是总体性的。他不但从政治上批判现代国家民主的局限，意识形态的虚假，更是从副本的批判转向原本的批判，揭示了现代性奴役的经济根源。在福柯看来，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宏观权力的批判，马克思所分析的政治权力、法律权力、经济权力仍然属于宏观权力的范畴。而福柯对现代性的批判，主要是通过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方法，他透过“权力的眼睛”看到了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对我们众多习以为常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从而使我们从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对现代性的黑暗、矛盾或者说悖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概括地说，福柯的权力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区别。 第一，福柯不同意马克思把宏观权力当作现代社会的中心，而认为是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使得现代社会不同于传统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机构和法律方面的权力是权力的中心，军队等暴力机构是为统治阶级垄断的、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统治阶级都是权力的拥有者，而被统治阶级则是权力的压迫者; 然而，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在权力运作的方式上不同于古代社会。自 17 世纪古典时代开始，权力的运作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在现代社会对微观权力的高度重视，开始了“生物—权力”的新纪元。“在某种意义上，国家机器和各种机构所运用的是一种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其有效领域在某种意义上是介于这些重大功能运作与具有物质性和力量的肉体之间。”这种微观权力不是固定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也不是固定在阶级分野处，它来自下层，深入到社会的深层，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体现为规训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力和生命权力。这种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不同，它们之间既没有相似性，也没有同源性，而只有机制和模态的特殊性。这种微观权力不是宏观权力的延伸，而是依附于不断扩展的规训技术。正是这种以规训技术为基础的微观权力的普遍化，使得在 17 和 18 世纪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现代规训社会，使得监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 第二，福柯把马克思所讨论的、在监督、管理上所体现的微观权力，从军队、生产领域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 令人感兴趣的是，正是在监控、监视、监督这些微观权力的行使问题上，福柯认为我们在考察传统的宏观史学向现代微观史学的认识论的变化过程中，不要忘记了马克思，要“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 在谈到权力对空间力量的重新编排以推动劳动协作、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时，福柯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话: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 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另外，在福柯没有提到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也明确指出了工厂和军营在管理、监督上都表现了高度组织化的特点: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对于现代工厂中的这种监视和管理，马克思看到的是对剥削、对立的掩盖，因为这种监督、管理行使着资本的职能，却仍是生产活动的一部分，并由具有同样劳动地位的劳动者来承担。不过，在福柯看来，这种监视已经变成一个决定性的经济活动因素，“既是生产机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规训权力的一个特殊机制”。换句话说，对福柯来说，管理、监视的特殊性不在于掩盖了剥削，而在于它体现为一种规训权力。 福柯认为，对人体支配的规训技术在现代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在全景式监狱中所加强的人体规训技术已经普遍化，这种新的权力“微观物理学”，“自17 世纪起它们就不断地向更广的领域扩展，似乎要涵盖整个社会”。“在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的环境中，这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查、对生活和人身的吹毛求疵的监督，很快将会产生一种世俗化的内容，一种关于这种神秘的无穷小和无穷大计算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合理性。”以至于福柯认为，现代社会已经成了一所全景式监狱。 应该承认，马克思也看到了监控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马克思曾指出，在法国，“50 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使得“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但从马克思的分析中，这种覆盖整个社会、甚至干涉到个人的私生活的管理、监督的权力，仍是属于宏观权力的行政权力的延伸，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而福柯所强调的规训权力，则更多地存在于微观领域，依托于非政治机构，如家庭、医院、工厂，它以规训技术为载体，以纪律和制度为保障，以监控为中心任务。这种规训权力，既可以依托国家专门政治机构而属于宏观权力，也可以依托非政治机构而属于微观权力。很显然，福柯把马克思那里谈到的监督、监视或者用福柯的术语来说的规训权力，从宏观权力进一步扩展到微观权力，并对微观权力运行的机制加以详细的分析。 第三，福柯把微观权力的监督、管理等要素从技术层面拓展到科学、话语、道德、教育等文化层面，并消解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 马克思认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资本逻辑的主导，“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科学本来是追求真理的，是解放人的巨大力量，但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科学被歪曲了，变成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的这些论述，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 资本)权力生产了知识、话语，知识、话语反映权力。 福柯认为，权力不仅生产知识，而且权力和知识是一个复合体，权力与知识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知识不可能是中立的、纯粹的。知识只有在权力关系里才具有其可能性的条件。知识不是来自于某一知识学科，而是来自于笼罩它的权力关系。知识不是权力关系的“反映”，不是权力关系的歪曲表达，它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真理不存在权力之外，更不用说与权力对立了。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有的真理规范，公认为真的话语类型，用于区分对与错的机制。但对一套特定的权力关系来说，知识与其说是有真伪之分，不如说只有合法与否之别。权力根据不同的需要，生产出真的知识或假的知识。不仅如此，“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知识，而反过来，知识也带来了权力。”“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真理无疑也是一种权力。”科学和真理影响、操控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在福柯看来，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意识形态不排斥科学性”。一方面，一切知识、科学话语背后都渗透着权力，因而都可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另一方面，为权力服务的意识形态并不必然是虚假的意识，也可能具有科学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应该消解科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区别。 无疑，福柯强调权力和知识是一个复合体，科学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无疑是十分深刻的。但由此消解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就过犹不及了，有些混淆视听了，以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功能上的一致性掩盖了二者在内容上的区别。 整体上说，福柯从微观权力的视角来批判现代性无疑有其独到之处，但其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福柯从权力的运作而不是权力的抵抗的角度来研究权力，拒绝从宏观政治方面对权力进行分析，这从方法上悬置了谁控制权力和使用权力以及为什么要控制和使用权力的问题，从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权力的微观行使上。福柯的这种分析，虽然开拓和深化了微观权力研究的新视角，却也由此排斥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视角，掩盖了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为经济和政治上处于要位的阶层所操纵这一事实。实际上，解剖权力的“毛细血管”很重要，把握权力的“动脉”、“静脉”也同样重要。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的关系，就像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的关系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二者互相支持，甚至可以说宏观权力是微观权力和规训性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基础。只有把权力分析的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把握自下而上的权力网络。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明确指出的那样: “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技术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支配合理性本身，具有了社会异化于自身的强制本性。” 二、现代性的主导逻辑: 权力还是资本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福柯，都对启蒙理性所建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都深刻地看到了理性化过程中的非理性现象。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现代性生产方式，表面上是不断追求理性的，实质却导致了异化: 生产的理性化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危机并导致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科学技术作为理性的产物本来是解放人的，却使人遭受了更多地奴役，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理性王国并没有真正实现。而福柯则透过“权力的眼睛”，更多地是从政治理性的角度批判了理性的霸权、规训权力对人的自由的压制。福柯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理性化当作一个整体的过程，虽然现代性在政治领域中通过规训权力的扩张而寻求其合理性，但在每个领域中都存在着非理性，比如疯癫、疾病、死亡、犯罪、性反常。虽然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对现代性批判时有着共通甚至相同之处，但在进一步分析现代性病症的根源时，他们则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 科学知识、技术) 总体上来说是解放性的，之所以导致了非理性的结果，归根结底都是由资本的逻辑造成的。“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是一种“普照的光”，它周围的一切东西，无论是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还是劳动者本身，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意识形态，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人口生产，无论宏观的政治管理，还是微观意义上的个体的行为，都按照有利于资本增殖的方式来组织。因此，马克思认为，废除了资本逻辑，真正的理性王国就可以在共产主义实现。而福柯反对马克思的这种理性主义计划。福柯认为，理性、科学、知识与权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理性化与政治权力的泛滥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需要等待官僚制或集中营来辨识这些关系的存在。”福柯反对把理性与自由、进步等同起来，他既反对以理性的名义提出的解放蓝图，把理性当作人类的希望，以理性来压制、排挤非理性，也反对把理性当作人类难以对付的敌人，而全盘拥抱非理性。福柯认为，我们必须在理性的统治中看到令人担忧的问题，看到我们在制度上的代价乃至经济上付出的代价。 福柯之所以反对马克思的理性计划，最重要的是因为福柯反对把现代性的病症都归结到经济上去。福柯认为，“从19 世纪以来，对社会的批判基本上是从其经济的本质出发的，经济有着决定的作用。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对‘政治’的还原，但这种倾向同时也忽视了构成经济关系的基本的权力关系。”福柯反对用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历史发展。在福柯看来，人类思想的发展存在着一种非迂曲形式( non－discursive formations) ，现代性的规训权力有其自身的逻辑，不能用教条化的态度来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能把所有的现象都归结到资本的逻辑。比如，福柯认为，强迫犯人在监狱里进行劳动，并不存在真正“理性的”经济原因，监狱里的劳动是为了对犯人进行规训，而毫无经济上的目的。 应该说，福柯反对当时的法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它归结为经济决定论，并试图抛弃经济决定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福柯由此却极端化了，他把权力关系泛化了，旨在取代马克思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历史分析。而且权力关系的泛化，不但同样陷入了历史还原论的窠臼，也堵塞了对理性霸权、权力进行从经济根源分析的道路，使得权力的本质难以得到真正理解。 福柯所说的微观权力无疑不能完全归结到经济层面，但是微观权力显然也不能完全摆脱经济的优先性，而且诸多的微观权力也只有在资本的逻辑中才能得到统一。譬如说，福柯所探讨的现代工厂中的规训权力，本来就是资本职能的体现，是资本权力的一部分。而扩展到其他社会领域中的规训权力，虽然有些和资本权力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也存在或远或近的联系，这些权力共同构造了一个有利于资本发展的权力体系。福柯自己有时也承认这一点，他指出: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导致资本积累的技术，那么或许也可以说，人员积聚的管理方法导致了一种脱离传统的、讲究仪式的、昂贵和粗暴的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那些陈旧的权力形式很快就被废弃了，被一种巧妙的、精致的征服技巧所取代。实际上，这两个进程——人员积聚和资本积累——是密不可分的。”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现代工厂中的分工时曾指出，技术的运用，导致了连续性和划一性，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使死劳动支配着活劳动。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也明确指出，规训、监督在 17 和 18 世纪得到不断扩展，恰恰是因为当时“支配人体的技术”的发展，由此导致了时间和空间被重新分割、配置，人的身体动作被规范化，肉体和对象进行联结。“在肉体与其对象之间的整个接触表面，权力被引进，使二者啮合得更紧。权力造就了一种肉体—武器、肉体—工具、肉体—机器复合。……权力所推行的规则同时也是制定运作结构的准则。”福柯的这段分析，与马克思针对机器大工业对工人的影响所说的“活劳动只不过是死劳动的一个有意识的器官”，显然有异曲同工之妙。福柯还指出: “由于有了这种监督技术，权力‘物理学’对肉体的控制遵循着光学和力学法则而运作，即玩弄一整套空间、线条、格网、波段、程度的游戏，绝不或在原则上不诉诸滥施淫威和暴力。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正是因为这种规训权力依赖于技术，所以它可以理解为一种“物理”权力，是一种复杂的、自动的、匿名的权力。所以，没有这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规训、监督就难以理解。 福柯自己在分析科学技术为什么在 17 和 18世纪得到迅猛发展时也承认: “规训的……目标是与一种众所周知的历史形势相一致的。这种形势的一个方面就是 18 世纪的人口猛增，流动人口增加，需要加以监督或管理的群体的数量范围发生变化。这种形势的另一方面是，生产机构发展，变得愈益庞大和复杂，生产费用也愈益增大，利润也必须增长。规训方法的发展适应了这两个进程，或者说适应了调节它们相互关系的需要。”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言来说，规训技术的产生和加强，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造就了柔顺、屈从的身体) 的同时，也加强资本的剥削。而剥削的加强，也使得有条件产生和发明更多规训技术，由此，又进一步维护了政治的统治，加强了经济的剥削。所以，在技术的逻辑、政治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之间，无疑都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但资本的逻辑无疑更具有主导作用。 所以，福柯的权力概念和规训社会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多种多样的权力实践之间的相似的功能和组织技术。这些抽象概念，只有通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中的历史性质、具体功能才能加以界定。在福柯那里，形式多样的规训权力和灵活多变的规训技术，只有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转和生存环境的联系中才能获得意义，才能说明它们之间是如何统一起来，而没有陷入自相矛盾、杂乱的境地。将各种规训权力统一在一起的正是资本的逻辑: 规训技术不仅致力于生产关系的维持和再生产，而且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组成因素，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造成了规训权力的特殊方式”。 三、现代性超越的路径: 革命与生存美学 由于对现代性主导逻辑的认识分歧，福柯在现代性超越的问题上也与马克思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马克思认为，权力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资本的逻辑是现代性病症的根源，因此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废除资本的逻辑和权力，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并进一步实现人类的解放。福柯对马克思的权力观并不满意，认为马克思的理解使权力简单化了。福柯认为，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国家机器的传统分析无法穷尽权力运行和实施的领域。“凡是有权力的地方，人们都行使权力。确切地说，没有人是权力拥有者。”因此，福柯不赞同抽象地谈论阶级斗争，反对从阶级矛盾中寻找一切斗争的根源，认为“斗争的主要对象不是去攻击这样那样的权力机构、群体、精英或阶级，而是特定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他也认为我们难于区分“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并不存在给定的斗争主体，一个是无产阶级，另一个是资产阶级。谁在反抗谁，我们都互相反抗。”存在的只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斗争。 正因为斗争的主体不是给定的，所以福柯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该如何斗争，过于关注军事斗争，而没有具体地探讨斗争的本质，以及斗争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福柯把人类社会的主要斗争形式概括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 15、16 世纪为主体性而抗争的宗教斗争。第二种是反对剥削的经济斗争。第三种则是反对个体自我束缚、争取自由权利的政治斗争。福柯认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经济斗争占据了主导，而在当今时代，权力问题成了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所以，第三种斗争形式就是当前时代占据主导的斗争形式。在福柯看来，如果当今的斗争是在为反抗剥削而进行的，无疑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但是，“如果人们是同权力作斗争，那么所有作为权力实施对象的人，所有无法容忍权力的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积极性( 或被动性) 出发投入斗争。” 由于福柯认为现代性病症的根源在于微观权力，而这些微观权力因为没有中心、没有同源性，所以，对这些“微观权力”的颠覆并不是遵循着“要么全部，要么全不”的法则; “这种颠覆不是由于国家机器被新的势力控制或原有的制度机构行使新的功能或遭到毁灭而一下子造成的”。换句话说，在福柯看来，仅仅改变宏观权力，并不能改变微观权力的规训性质。要颠覆微观权力，必须逐点逐点地进行，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福柯认为，“如果想要一种非规训的权力形式，同规训和规训权力作斗争，不应该转而求助于古代的主权，而应该求助于一种新形式的权利，这种权利必须真正是反规训的，但同时也从主权原则中解放了出来。”否则，任何一种反权力都是在权力范围内活动，一旦反权力取得胜利，就会进入一种权力关系，导致新的反权力，从而势必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福柯担心，一旦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无产阶级会向它刚刚战胜的那些阶级实行一种暴力的、专政的，甚至血淋淋的权力。 在福柯看来，只有彻底摒弃以规训为特点的权力技术和权力形式，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身体、灵魂和认知方式，这才是真正的变革和革命。而这种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身体、灵魂和认知方式，就是话语政治和生物政治，就是个人、自我在生存上追求一种超脱的美学状态。而实现这种美学存在的途径就是福柯从古希腊借鉴过来的自我关注。不仅如此，福柯认为，“现代性并不能‘从人的存有方面实现人的解放’，它迫使人去面对创造自己这一任务”，而人的自我创造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的回归”，“应该创造的并非自然设计的人本身，或由人的本质规定的人本身”，“应该创造的是某种完全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这是〕关于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创造，是一种革新”。 在福柯转向治理问题以后，他认为微观的自我关注技术和宏观的统治技术存在着一座可逆的桥梁。如《礼记·大学》所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因此，福柯认为: “如果真的只有在修身关系中才有抵制政治权力的首要的和终极的支点，那么建立一种自身伦理学也许是一种紧迫的、根本的和在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任务。”但是，正是因为伦理技术和统治技术之间的桥梁是可逆、双向的，宏观权力和微观权力是互动的，福柯只关注伦理技术本身，而忽视通过统治技术的改变来促进伦理技术的改变，则显然又偏执一端了。因为在当今时代，宏观权力相对形式多样的微观权力，仍然起着统摄的作用、主导的作用，放弃宏观政治的变革，而仅仅追求微观政治，难免有些舍本逐末。当然，这种微观政治、生存美学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其意义，体现了个体对这种无所不在的规训权力的抗争，而且正是在这种抗争中，单个个体的生存意义获得了一种积极的表达。但是，这种微观政治的抗争，很难获得整体的社会效应，很难撬动宏观权力，实现一种整体的变革。福柯的微观政治表达的不过是西方世界放弃阶级斗争出路下的一种抗争，它又毋宁说是一种妥协和无奈。 当然，福柯主张通过微观权力的斗争来实现“人的自我创造”或者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也有其合理之处。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革命来实现宏观权力的革新只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并不直接就意味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诚如福柯所说，即使推翻了资本主义的政权，仍然不能指望存在于工厂、医院、学校、知识中的各种规训的微观权力就能一下子扫除。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而只是把它当作革命的第一步。在马克思那里，推翻宏观权力的奴役只是第一步，是前提，此后才有第二步，进行微观权力的斗争，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而福柯则忽视了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步，直接实行第二步的目标。 毋庸置疑，福柯的权力理论有贡献也有缺陷。贡献就在于它合理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微观权力普遍化的客观现象，深化了马克思对微观权力的论述。缺陷就在于福柯的权力概念过于泛化和普遍化，没有看到“无论在诊所、学校、集中营中，还是在监狱中，都存在着‘特殊的权力关系’”，没有看到权力的积极意义，没有看到权力正是因其限制才有保护作用，没有看到宏观权力与微观权力的密切联系。“福柯从权力理论前提出发，彻底抹杀了社会现代化的复杂性，致使他根本无法发现社会现代化过程中令人不安的矛盾。”福柯用“权力的眼睛”来透视理性的霸权虽然“用一种‘对政治理性的批判’补充并扩大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如其他众多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一样，在福柯的著作中，没有对预设的政治立场的认可，没有实现明确的政治规划的企图。其目标仅仅是一种不同的秩序，即通过批判分析现代社会的“真理政治”的特征来“质疑政治”，他更多的是批判和破坏，而没有提出一个切实可行、具体的解决方案。 总的来说，福柯作为一位西方思想的叛逆者和创造者，他对马克思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福柯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经常不加引号地引证马克思的观点。福柯对现代性的权力批判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的现代性的资本批判的替代，不如说是一种补充。而且福柯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与其说是针对马克思本人，毋宁说是针对当时法国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福柯在批判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同时，始终对马克思表示最高的敬意，从未怀疑过“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分析 20 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诸形态的用处。福柯坚信，“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从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注释略） （作者单位：陈志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黄建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 摘自：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