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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复杂政治现象的一条指导性线索。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人认为阶级分析方法过时了，不再具有现实性。这就需要我们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以及当今世界的社会现实作具体的分析和理解，以便于在学术论争和意识形态喧嚣中揭示其本质，也有利于在实践中更好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与阶级斗争消失了吗？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德国人海因岑就曾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认为阶级是“共产主义者的无聊捏造”，嘲笑马克思主义者是在“玩弄阶级和阶级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因此受到马克思及其战友和学生魏德迈的有力反击。 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深刻变化，有些人鼓吹“阶级消失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分析方法过时论”，认为当代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多元化、个体化，阶级已经趋向解体，“阶级社会将在一个个体化的雇员社会边黯淡下去”(〔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22页。)，阶级的概念和话语已不再适用于作为解释社会和学术研究的主要话语与方法了，必须抛弃“过时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方法。经济全球化“已经使那种无产阶级可以在国家范围内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事情成为时代的错误”(转引自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而文化差异和文明冲突则成为主要叙事方式。以阶级分析为视角的制度批判演变成了文化批判，以妇女、民族、环保、和平为主题的社会运动代替了阶级斗争，全球一体化取代了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普世价值观”取代了文明的多样性，与阶级、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相关的概念要么被架空，被虚幻化，要么被曲意理解，被“妖魔化”。但抽象的研究方法终究不能代替现实的残酷，无论是“阶级过时论”“阶级斗争熄灭论”，还是“历史终结论”，都难以掩盖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1.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按照这一基本思想，只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发展形态，其固有的“历史经济生产”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关系没有发生质的变化，那么由这一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就只有形式上的变化而不可能发生质的改变。 不可否认的是，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确实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但是，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变化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经济生产”，也没有消除资产阶级对广大劳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换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经典作家所深刻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它表现为“个别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结构”上就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290、288页。)。 进入21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在事实上证明了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变化并不等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消亡。近年来，经济衰退、失业率攀升以及贫富严重不均等问题，正使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矛盾凸显。在欧洲，“法国工人大罢工”“西班牙消防员自焚”“伦敦骚乱”等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将一盘散沙的西方社会底层民众团结和聚集起来，要求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美国，近些年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席卷美国，被誉为社会“稳定器、平衡轮、缓冲器”的“中产阶级”正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向两大对立阶级分化消解。美国政府虽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挽救措施，使美国经济表面上看走向复苏，但普通劳动阶级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却并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而美国政府用于救市的财富大部分都落入了少数大资本家的腰包。相对于资本家财富的巨幅增长，工人收入的增加极其有限，以至在“占领华尔街”事件中抗议者打出了“我们都是99%”的标语，向“1%”的大资本家宣战。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也指出，那些资本大亨只需投入原有财富积累的一小部分，其资本收益就能跑赢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较低收益，令他们与一般收入者之间的财富鸿沟越来越大(〔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译者序。)。 根据2015年11月20日美国官方发布的调查数据，在纽约这座美国最大城市繁华的背后，一些社区有近半数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人口比率最高的社区是布朗克斯区的莫里萨尼亚社区和克罗托纳社区，这两个社区每五名16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其中的居民59%为拉美裔，38%为非洲裔，白人只有1%(石中玉：《纽约极端贫富差距 贫穷社区高失业高犯罪率》，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1/23/c_128455002.htm。)。当然，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仅是收入方面的差距，在居住、医疗、教育、就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社会的分裂同样也在急剧扩大。近年来，美国频繁爆发以种族冲突为主要形式的“骚乱”事件，其实质上就是与美国经济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密切相关的，是阶级问题与种族问题相互交织，资本剥削和压迫雇佣劳动在社会领域的自然延伸。经济地位的不平等、阶级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才是酿成族裔冲突爆发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使得一些学者对阶级关系作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他们通过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告别工人阶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多元民主等概念来消解阶级问题，割裂资本主义与社会阶级构成之间的关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根源。但这并非资本主义的完整面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从表面上是职业、身份和地位之区别，实质是阶级之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所支配的社会财富也不同。如在美国，豪门望族构成了美国的上层社会，布什、肯尼迪等家族之所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显赫一世，其背后主要靠的还是强大的财力支撑和盘根错节的财团关系网。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获胜，显然离不开肯尼迪家族的大力支持。据统计，目前肯尼迪家族共有26人活跃在美国政界。金钱是美国人从政的基本条件，普通人要进入政治领域并有所作为，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艰难”。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仍然是由阶级关系建构的，是阶级关系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和地位，而不是相反。那种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阶级关系解体了，阶级过时了”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2.经济全球化催生当代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相互竞争的一种方式和手段，因此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更别说整个世界的和谐一体。资本的逻辑及其日益庞大的垄断资本依然支配和操纵着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被雇佣的劳动阶级依然在被迫接受垄断资本的支配和剥削，人远没有达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产阶级主导而推动的全球化，是服务于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在国内“榨取剩余价值”达到极限时，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和防止国内阶级斗争，便向其他外围国家和区域扩张，资本运动就成了世界性的运动。加之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催化下，垄断资产阶级在全球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有了更为合法的基础，资本摆脱其作为物质形态束缚的能力更强，更加自由地在全球流动，形成了富可敌国的金融寡头，占有和管理着这个世界的巨额财富，产生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形成了当年列宁提及的“食利者阶层”。 根据最近英国乐施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当前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的财富在全球财富份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由2009年的44%增至2014年的48%，在余下的52%财富中，大部分（约46%）为其余人口中20%最富有的人所掌握。剩下的人口仅拥有约55%的全球财富，而全球日收入不足125美元的赤贫者已超过10亿人，他们还在为解决基本生存问题苦苦挣扎。如果这种趋势得不到遏制，2016年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张滨阳、吴心韬：《报告称世界1%富人财富可能超其余人财富总和》，http://world.huanqiu.com/hot/2015-01/5444358.html。)。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虽然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地理和空间距离，但并没有缩短财富和阶级差距，反而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级间的分化越来越明显。 贯穿经济全球化其中的，还有一种根本的逻辑：垄断资产阶级在全世界到处投机套利，不仅使世界经济结构越来越虚拟化，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形成少数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金融寡头，而且还为这个世界生产了更多的普通劳动阶级，以及大量失业或不充分就业的工人，工人阶级创造出最为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却并不能享有现代生产的成果，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阶级关系的极端异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总体工人”队伍将不断壮大，社会化生产力在全球各地积蓄力量，工人阶级最终会找到这样或那样的斗争形式，去冲破、“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极端异化。“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阶级和阶级冲突变得更加鲜明了,而不是淡弱。它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流行起来,因而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显而易见的特征。今天,随着阶级分化的扩大,阶级越来越发生极化并持续地冲突,阶级斗争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全球资本主义之社会风景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转引自姜辉：《论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二、如何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 20世纪初，当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传入中国时，就有不少人质疑。如胡适就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无中生有”，说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论输入学理的方法》，《每周评论》第37号，1919年8月31日。)。但历史却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中国，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没有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科学分析，就不可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起强大的新中国。 1957年以后，我们党的政策发生了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特别是脱离了已经发生变化了的阶级状况实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不代表“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方法”的错误。今天，一些反对者将“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洪水猛兽，这就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列宁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2页。)。抛弃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既不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也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必然引起理论混乱，思想基础动摇。 1.阶级矛盾不是社会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仍处于初级阶段，是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因此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差别，以及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十八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共产党章程》，《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具体而言，有两点原因。 一是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资源的争夺，领土的争端，利益的博弈，发达与贫穷，先进与落后，侵略与反抗依然是这个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在相当长时期和一定范围内依然支配着人类的命运。2016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比其后的8个国家的加起来还多，美国的士兵是世界历史上最好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没有之一。“当重大国际问题出现时，世界民众不会等着北京或莫斯科来领头解决，他们会找我们。”事实上，不是“世界民众等着找美国”，而是美国本来就是“重大国际问题”和战争动乱的根源。为掠夺资源，维持霸权，美国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插足，干涉他国内政，强制输出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这些行径不仅打乱了被干涉国原有各方政治力量的均衡，而且又没有在当地建立稳定的可持续的政治秩序，引发了局部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动荡，彻底搅乱了世界政治格局，给当地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尽管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构建命运共同体”，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永不称霸，但仍然被美国等一些西方大国视为“威胁”，不断制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大力量、两条道路的博弈和较量并没有因为冷战结束而结束。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帝国主义本质没变。苏联解体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出于阶级本性，总是想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处心积虑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国内来(师仁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华魂》2015年第2期。)。在当前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各种敌对势力不会善罢甘休，会利用一切手段和花样、尽一切努力打乱中国社会稳定秩序，制造政治动乱，推翻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不能认真对待，听之任之，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页。)对于那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苏联的垮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美国最后一任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他认为：“只要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不放，就很难想象共产党会轻易放弃政权上的垄断地位，或者容忍党内派别羽翼丰满……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既然共产主义统治和冷战都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那么，只要摧毁了这个基础，两者便都难以存在。”(参见〔美〕小杰克·F.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魏宗雷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由此可见，抛弃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了。在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内政外交上发表超阶级的观点，抛弃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丢掉阶级立场，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阶级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和主要的东西”，是客观存在的。我国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在以下诸方面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对于境外敌对势力企图“西化”和“分化”我国的政治图谋；对于“台独”“藏独”“疆独”以至“港独”等极端分裂势力与分裂活动；对于严重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对于极少数官员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腐败犯罪行为；对于大肆搞官商勾结，严重违法犯罪，以取得非法所得的少数企业主；对于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内外勾结，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行径等(李崇富：《社会科学研究中阶级分析方法不能丢》，《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28日。)。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予以正确理解和对待，这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指出，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据此，有人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不能再讲阶级了，因为法治与阶级、阶级斗争，国家治理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根本对立的。对此，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 第一，阶级分析与法治。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都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律是统治阶级或取得胜利并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可见，在共产主义的无阶级社会实现以前，法体现着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而统治阶级的意志、价值取向、基本内容等则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条件等现实状况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法必然要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存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质，则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为基础的，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意志的集中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目前已迈向小康社会，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是一场攻坚战，“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有许多“硬骨头”要啃，比如在生产关系领域，不同地区、行业的收入差距还较大，围绕诸多社会矛盾，部分阶级阶层、群体间分歧比较大。而法的确立其实就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其背后必然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和较量。由于立场不同，利益差异，不同阶级阶层必然存在着不同诉求。比如少数人提出“法大还是党大”“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观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法治对立起来，企图达到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对此，如果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国家的法律体系、法治实践就会受到利益集团的左右，就难以保证正确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2月11日。)在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者，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主张，包括法治建设，都是为了维护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权利，这也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党和法并不存在对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做到正本清源，以消除西方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引导理论方向和舆论导向。其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法者和政治行动者必须代表和维护以工农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杜绝特权，依法打击腐败，绝不能让权力和资本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再次，要有足够的社会主义国家权威，确保国家强制力的适时依法实施，以维护和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实现当家作主。 第二，阶级分析与国家治理。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解释权和话语权的一场大博弈。一些人借“治理主体多元化”来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倡导政治多元化、宪政主义、多党制、三权分立等。“治理主体多元化”不仅是对宪法的公然违背和否定，而且这一解读在根本上弱化了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想为国内外资本家阶级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作理论铺垫，其根本目的是要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资本上台，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用阶级分析这把金钥匙，破除这种错误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转引自刘世军：《中国政治学研究新时代的到来》，《文汇报》2014年6月30日。)在阶级社会，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根本利益服务的。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性质，没有改变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美国极力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庞大的国家机器，在国内实行高压统治，在国外遏制和干涉别国，就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本质的充分体现，其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无产阶级专政则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消灭剥削阶级、建立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创建条件的途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最根本的政治逻辑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国家治理的经济基础。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同时在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民族利益、意识形态安全、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等问题上，专政的职能丝毫不能削弱，以此不断巩固国家治理的政权基础。通过社会主义法治实施民主与专政职能，不断提高依法执政水平，在具体问题处理上，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保障人民权利，实现当家作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国家治理的根本政治逻辑。 三、阶级斗争如何变换新形式？ 恩格斯认为，虽然阶级斗争现象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三种形式：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理论斗争。利用“颜色革命”和意识形态渗透，通过互联网、突发事件、街头运动等方式制造思想混乱，引发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成为当前西方敌对势力颠覆他国政权的主要方式，虽千变万化，其目的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阶级斗争的当代形式。 1.“颜色革命”与阶级斗争 “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长期策划推翻敌对国和敌对地区的重要战略武器。从近年来发生“颜色革命”的多个国家看，目的非常明显，其直接指向就是国家政权，即在新帝国主义操纵下，以和平、非暴力方式在别国扶植反对派，搞颠覆活动，最终建立亲西方的政权。可见，“颜色革命”并不是一些人眼里认为的“有其合理性”。“颜色革命”的实质就是政治斗争，是政权之争。 从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的惯用手法来看，大体上有三种途径：一是利用社会突发事件，打着“合法性诉求”以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旗号，欺骗和绑架人民群众，对现政权进行攻击，同时扶植反对力量，通过街头运动等非暴力方式，引发流血事件，直至颠覆政权。二是以金钱等利益交换为诱饵，给一些政治性的基金会以及异见人士拨款，为实施“颜色革命”进行政治宣教，特别是通过互联网、翻墙软件等方式，宣传西方价值观，对广大民众进行洗脑，引发人们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为动乱造舆论。三是内外勾连，通过拉拢和培养亲西方的反政府人士，组织“第五纵队”，待有机可乘，直接帮助策划、起事，搞大规模街头运动。据统计，美国在中亚帮助建立当地非政府组织超过了1万个。这些组织在前南斯拉夫、格鲁吉亚、乌克兰的“政权更迭”中都发挥了核心作用(参见张西明：《美国发动“颜色革命”的十种手法》，《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51期。)。 香港“占中运动”就是“颜色革命”的现实版本，其实质就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推波助澜和一手策划下，内外勾结，企图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和夺取香港管治权，把香港变成某种敌视大陆的所谓独立的政治实体。有学者指出，在所谓“民主、普选”的口号下，少部分香港人成为阻碍中国进步的“占中”势力傀儡，而他们自己却毫无察觉。 从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或地区看，大多社会矛盾较多：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生活水平下降，贪污腐败和社会分化问题严重，让西方国家有机可乘。“打铁还需自身硬”，对于中国，应对“颜色革命”，一是要着力解决好社会民生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二是要树立“三个自信”，破除“西方制度迷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建设比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三是要保持政治定力，依法打击各种危害国家安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违法犯罪活动，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在应对外敌入侵、极端分裂恐怖活动时，还要加强专政的职能。 2.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 意识形态本质上就是阶级意识，是一个阶级和集团的有系统的世界观。国家意识形态则是上升为统治思想的阶级意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上层建筑，既表明了执政党的阶级性质、阶级立场以及政权性质，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当前，虽然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它的影响。一些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加之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趋势明显。“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淡化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在我国思想以及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李捷：《〈摆脱贫困〉对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当代价值》，《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15日。)意识形态一旦瓦解，执政党及其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被抽离了，政党的下台、政权的更迭就是迟早的事了。苏联就是例子，戈尔巴乔夫以“改革新思维”对党的学说进行全面改造，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志同道合的共产党员的自愿联盟”，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最终瓦解苏共核心价值和共产主义理想，导致苏联亡党亡国。 当今时代，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中，直接大规模的政治冲突不太可能，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意识形态斗争既是信仰之争，主义之争，也是制度之争，政权之争，其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这种政治诉求在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都有突出表现，如新自由主义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冲击，“宪政主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挑战，“普世价值”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冲击，历史虚无主义的沉渣泛起等等，都包含着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这些思潮和政治主张代表着不同阶级的立场，是分属不同阶级阶层的社会集团利益的博弈。同时，这些思潮的部分代理人的言论对社会影响日益坐大，并在部分人群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对此既要高度警惕，又要深入揭露和批判。 比如新自由主义，它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为垄断资本摇旗呐喊。在政治上则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将西方政治制度装扮成通往自由人性的普世道路，并掩盖其阶级性、历史性和意识形态性。新自由主义在许多转型国家以发展资本主义、推行私有化为目的，往往却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私有化“疗法”在转型国家之所以行不通，一是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后，往往落入国际垄断资本手中，加之西方国家许诺成了空头支票，最终导致经济崩溃，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二是私有化往往和贪污腐败及国有资产的流失有“斩不断的联系”，一些特权阶层“近水楼台”，如果国有资产为其私有，然后挖空心思转手套利，结果只能是贫富分化加剧、失业剧增、经济停滞不前。新自由主义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搞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生产了大批投机获利的大资本家，这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完全不相容的，必须坚决反对。 再如，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立足于舆论鼓噪，与马克思主义争夺话语权。历史虚无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学说不讲人性，反对阶级分析法，主张抽象“人性论”，以所谓的“好人坏人”或“野史秘闻”来评价历史人物，用个别的、孤立的事件和片面的观点来评价整个历史进程，主张“告别革命”，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苏联解体前夕，历史虚无主义泛滥，自由派控制了舆论话语权，一些党员干部带头丑化、诬蔑革命领袖，抹黑党的历史，苏联社会到处弥漫着各种攻击、谩骂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逆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肆意泛滥，却没有任何党员受到党纪党规处理。资料显示，67%的苏共党员受其影响，因而信仰动摇，把谣言当真相，把污蔑当“正义”，认为党的组织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威信，甚至还有许多党员都因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而承受巨大心理压力。每3名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表示，一想到要为党过去所犯的错误负责就感到心里紧张。23%的党员把共产党员在面临可能出现的政治冲突时受不到保护看成是不安的重要原因。每3个被调查者中就有1人指出，在集体中“人们以怀疑的眼光审视”或是“欺压”共产党员(陈爱茹：《苏共解散前夕共产党员的情绪》，《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理论动摇，信仰就会倒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政治规矩不张、党纪不严、治党不力，导致苏联解体的教训，十分惨痛。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不管如何“博取眼球”，如何“创新观点”“价值中立”“还原真相”，只要拿起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武器，其政治实质就会暴露无遗。历史虚无主义在哲学上坚持唯心史观，在阶级性质上坚持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企图通过歪曲党史军史革命史，抹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方式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对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彻底性，进行深刻揭露和批判。同时要全面从严治党，严格党的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当然，还要吸取历史教训，对于思想理论斗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不轻易“扣帽子打棍子”，在具体问题的对待和处理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辩证统一，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的方式来处理具体矛盾和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李崇富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2]姜辉：《当代西方工人阶级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3]周新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1年第3期。 [4]马学轲：《2014年意识形态领域十个热点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5]梁柱：《正确把握时代特征自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中华魂》2015年第8期。 [6]朱安东：《金融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及其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2期。 [7]孙应帅：《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及其新变化》，《观察与思考》2015年第2期。 [8]林炎志：《关于苏东剧变十年来的一些反思》，《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作者简介：唐辉，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党委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张俭松，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