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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受欧洲大陆影响，人文主义思想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在英格兰兴起。与之相伴的人文主义印刷书在英格兰本土被印制，顺应了时代要求。但是，英格兰本土人文主义印刷书的生产水平相对落后，尚需从欧洲大陆进口书籍以满足需求，使流通于英格兰本土的人文主义印刷书带有浓郁的国际性色彩。正是由于印刷术所带来的书价的降低及书的相对平凡化，令印刷书能够加速人文主义思想从欧洲大陆南部向西北欧的传播，并有力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在英格兰的兴起，为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英格兰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奠定了基础。但人文主义印刷书的出现尚不足以成为划分文艺复兴不同阶段的标志，它与手抄本的联系依然紧密，其社会影响的发挥仍然要受到诸多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 印刷书； 人文主义； 英格兰 引言 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致力于“人文研究”（study of humanity）的人，被称为人文主义者（humanisti）。他们的总体目标是复兴古代的思想，应用于当时的社会，以达到道德重建的目的。[①]在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一代代人文主义者的努力下，人文主义思潮在欧洲渐次兴起。英格兰在15世纪上半叶已经存在现在所说的人文主义者的一些研究活动，从事的人员中很多是男修道士。例如，在1445年，奥古斯丁教团教士奥斯本·勃根汉姆（Osbern Bokenham）为约克公爵理查德制作了少量克劳迪安（Claudian）作品的英语版手抄本。[②]另外，在15世纪，人文主义在英语文学中也已经有所表露。 与这一思潮出现相伴的是人员往来的增加。当时，不少英格兰人陆续前往意大利带回一些新观念，而很多意大利人也来到了英格兰。[③]这尤其体现在高等学校的学术交流中。托马斯·昌德勒（Thomas Chaundler）作为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院长，在1475年首次邀请了一位意大利学者在牛津作关于希腊语的讲座。而后，不少牛津学人纷纷负笈欧洲大陆，以求得人文主义的“真经”。其中包括威廉·格罗辛（William Grocyn），他于1488年至1491年间[④]在佛罗伦萨跟随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和德米特里乌斯·考坎蒂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学习希腊语。他或许是近代早期牛津大学学习希腊语的第一人。在返回牛津后，他曾在1498至1499年间开设希腊语课程。托马斯·林纳克（Thomas Linacre）是另一位英格兰文艺复兴的领军人物。他于1487年前往意大利，先在佛罗伦萨学习了两年希腊语，后在帕多瓦学习医学，1496年学成毕业。[⑤]他回到牛津大学后主要以翻译盖伦的医学著作为志业。比上述二人稍微年轻的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于1493至1496年间前往巴黎和意大利求学，并学习了希腊语。[⑥]其后他在牛津举办了一系列讲座，他基于希腊语原文，对《圣保罗使徒书》（Epistles of St.Paul）做了直接而人性化的新解释。另外，像威廉·拉蒂摩尔（William Latimer）、威廉·利利（William Lily）等人也都曾在意大利甚或更加遥远的罗德岛学习希腊语。不独希腊语教学在英格兰生根发芽，而且拉丁语教学也有向原始拉丁文本靠拢的趋向，而希伯来语教学也在16世纪中后期进入了很多学校的课堂。[⑦] 毫无疑问，在15、16世纪之交的英格兰学术机构里，牛津大学在发展人文主义思想方面占得了先机。到1517年，福克斯主教（Richard Fox）在牛津又成立了基督圣体学院（Corpus Christi College），专注于人文学科的教学。这些举动不仅使牛津大学成为英格兰人文主义的肇兴之地，同时也极大影响了伊拉斯谟、托马斯·莫尔等人积极投身于这场文化运动中。在伦敦，科利特于1508年成立了圣保罗学校，开展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不久，伊顿公学和温切斯特公学便起而效仿。相比起牛津和伦敦两地，剑桥大学的人文主义气息姗姗来迟。然而，经过16世纪前半叶的不断精进，竟后来居上，成为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潮的三大重镇之一。由于人文主义与宗教思想有机结合，使16世纪上半叶的英格兰思想文化界弥漫着一种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气氛，这奠定了该国在欧洲文艺复兴史上某种独特的地位。 正当15世纪中后期人文主义思潮在英格兰初露端倪之际，活字印刷术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在英格兰。由于印刷术本身具有天然的文化属性，因此，在审视这场思潮的勃兴时，我们无法忽视传播媒介这一重要因素。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学者不断在印刷书与人文主义思潮兴起的关系问题上开拓创新，例如，法国学者费夫贺和马尔坦在《印刷书的诞生》一书中就从不同内容类别的印刷书出发，详细论述了印刷书对欧洲人文主义的推动作用。[⑧]而在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一书中，作者更加肯定了印刷书在文艺复兴的重要作用，进而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种文化变革应主要归因于印刷术的出现。学术界通常将其视为“印刷革命论”的主要代表。[⑨]而近十余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掘整理，“印刷革命论”的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⑩]遂成为书史和文艺复兴史研究中一个热门话题。目前，国内学者专门对此问题展开探讨的尚且不多。笔者曾在数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涉及这一问题，但由于角度不尽相同而未能充分展开。[11]实际上，要全面理解印刷术与人文主义思潮的关系问题，需要从互动的视角出发，首先对人文主义印刷业自身的发展有一充分了解，同时要关注印刷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亦即，只有对诸种社会因素进行充分考量，才能得出有关印刷术社会影响问题的适切结论。故而本文将以15、16世纪英格兰本地印刷书的生产、跨国贸易及受众购买、收藏为着眼点，试对印刷书与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潮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探讨。 英格兰本地人文主义印刷书的生产 1476年，卡克斯顿建立英格兰本土第一家印刷所。由于此前长期身处欧洲书籍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如科隆、布鲁日等地），卡克斯顿肯定对所谓“新知识”有了粗浅的了解。因此，他在回国后数年间，印刷过数本深受新知识启发的学者创作的书，如洛伦佐·特拉弗萨尼（Lorenzo Traversagni）的《新修辞》（Nova Rhetorica）（1479年）及其缩略本（1480年），以及一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埃特罗·卡米利亚诺（Pietro Carmeliano）的《六信件》（Sex Epistolae）（1483年）。[12]此外，波吉奥·布拉乔里尼（Poggio Bracciolini）也引起了卡克斯顿的关注。为了提高其承印的《加图》（Cato）（1484年）一书的声誉，卡克斯顿提到这位具有国际声誉的文学家拥有一个很大的藏书室，而《加图》一书则是这座藏书室中最好的书。[13]几乎与此同时，卡克斯顿连同《伊索寓言》（Aesop）（1484年）一道印制了布拉乔利尼的《诙谐集》（Facetiae），[14]这表明卡克斯顿对这位人文主义者是至为推崇的。另外，卡克斯顿的作品中还有不少英格兰人文主义者的翻译之作，例如他承印的西塞罗所著《论友谊》（De amicitia）便是15世纪后半期在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想领域享有盛誉的伍斯特伯爵翻译的。从1487年开始，他又将目光转向学生的拉丁语法用书市场，出版了安东尼奥·曼奇尼利（Antonio Mancinelli）的《初级语法》（Rudimenta grammatices）等书。尽管如此，我们仍需指出，卡克斯顿印刷人文主义书籍的数量与其在英格兰印刷业的鼻祖地位是不甚相称的。 就在卡克斯顿成立印刷所后不久，有一位名叫西奥多里克·鲁德（Theodore Rood）的科隆人也在牛津成立了一家印刷所（1478年）。在1485年出版的《法拉里斯书信》（Epistles of Phalaris）的末页，有一首拉丁文诗歌形容他为“由科隆派遣而来”。[15]由于当时在科隆有很多实业人士投资于印刷书贸易，这类资本拥有者或财团可能资助他来到牛津开创印刷业。在鲁德的作品中，已知产自牛津的共有17种，人们通过字体可以辨认出它们是一个前后相继的整体。[16]鲁德在1479年印制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拉丁文本，由莱奥纳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翻译，该书是在牛津出版的第一部人文主义作品。此后，这家牛津出版社积极投入到一场正在兴起的拉丁语法的教学变革中。当时牛津大学对新知识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拉丁语是学校的一门重要课程。鲁德的印刷所尽管不隶属于大学，但无疑可以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下为大学提供服务。同时，英格兰很多文法学校的教师和学生也已经开始使用新的拉丁文法作品，而中世纪的学校用书，如多纳图斯（Donatus）的《文法初探》（Ars minor）和亚历山大·加卢斯（Alexander Gallus）的《文法论》（Doctrinale）已经开始受到挑战。值得一提的是，第一部拉—英语法书便是在鲁德的印刷所印行的，时间大约为1481年。牛津的第二部拉—英语法书大概完成于1483年。[17]此外，印刷所还附带出售一部同在牛津印刷的语法书版本，取名《泰伦斯通俗本》（Vulgaria Terentii）。这是从泰伦斯（Terence）戏剧剧本中采撷而来的句集，配有翻译成英语的一个古典拉丁文对话短语精选集，这个集子很受欢迎，后来在伦敦被重印了7次。除上述语法书外，这家印刷所还出版过一部重要书籍，即《语法纲要》（Compendium），其中大部分收录的是人文主义者尼古拉斯·佩罗蒂（Nicholas·Perroti）的作品，它的印行表明牛津已经深受具有现代气息的人文主义的影响。[18]在鲁德另外十几部作品中，也有不少开英格兰风气之先的作品，如西塞罗的《提图斯·米洛辩护词》（Pro T.Milone）便是由其印刷所首次承印，还有上文提及的人文主义者弗朗西斯科·格里佛里尼（Francesco Griffolini）的《法拉利斯书信》。但在1486年以后，鲁德印刷所便突然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中了。这种局面持续到1517年，在英格兰的印刷商才又开始大规模出版人文主义书籍。约翰·斯科拉（John Scola）于1517至1528年间在牛津印制的书籍都属人文主义作品，而且特别重视大学和学校所用的基础拉丁语课本。牛津大学此时已经与印刷商达成了某种默契。斯科拉指出，他的三部书受到了大学校长授予的特权保护，禁止其他人在牛津印制这些书。这说明他的印刷所不仅仅只是忍受学术机构的限制，还能从中得享一些专利权利。[19] 在剑桥，16世纪初期便投身学术著作印刷事业的印刷商是约翰·莱尔（Johannes Lair），时人根据其出生地而称之为西伯奇（Siberch）。他在1520或1521年来到剑桥，当时便已带来了理查德·克洛克（Richard Croke）的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刚开始，他主要是为剑桥的人文主义团体印制书籍，同时兼及其他作品。这位年轻的印刷商先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印制了伊拉斯谟的《论写作》（De conscribendis），之后又出版了盖伦（Galen）的《论气质》（De temperamentis）（林纳克翻译，第一版），以及托马斯·埃利奥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的《赫尔墨斯与雅典娜》（Hermathena），该书曾被描述为“在英格兰出版的关于人文主义运动最明晰的宣言”。[20]与早先的印刷商一样，西伯奇也希望开拓一个更为宽广的市场。为此，他出版了一部威廉·利利和伊拉斯谟合著的拉丁语语法书。这部书最初是为圣保罗学校的教学而准备的，从它问世以来便在英格兰和其他欧陆国家多次重印。但是，尽管他出版了大量重要的人文主义著作，但莱尔在剑桥的印刷所并没有达到完全的成功。即便处在人文主义的环境中，但在这样一个规模不大的城镇里，印刷商依靠这个营生实在难以为继，最终只得关门歇业。因此，他出版的书籍很多都是16世纪在英格兰印行的唯一版本（除了盖伦、伊拉斯谟、利利和巴克利的作品外）。 与英格兰本土印刷业发展举步维艰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印刷业却蓬勃发展，这一时期英格兰人文主义者也更愿意将自己的作品交给欧洲大陆印刷商。如莫尔的《乌托邦》（Utopia）的首个五卷本在1516年至1519年先后在鲁汶、巴黎、巴塞尔和佛罗伦萨出版，直到1663年才在英格兰印刷了其拉丁原文版。[21]另外，莫尔曾将琉善的《对话录》（Dialogues）由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到1563年，该书已经在威尼斯、巴塞尔、佛罗伦萨、法兰克福、里昂、莱顿和鲁汶印制多次，但从未在英格兰付梓；这一时期莫尔唯一一部在英格兰本土印刷的人文主义作品，是他在1512年创作的简短而带有辩论性的《与热尔曼·德·布吕埃书信集》（Epistola ad Germanum Brixium）。尽管林纳克的文选作品被英格兰印刷商承印的情况还算不错，但他也宁愿优先选择在意大利、德意志、法国等地印行其作品。 总体来说，英格兰本土印制的人文主义书籍在种类上非常有限，时间上也相对较晚。[22]据保留下来的书籍记录显示，在英格兰本地印刷商的生产名录中，直到1573年才有了西塞罗的《论演说家》（De oratore），1571年始有《与友人书信集》（Epistolae ad familiares）。1574年以前印制的贺拉斯作品只有一本保存至今，是一个典型的学校版本。另外，像朱文纳尔（Juvenal）和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讽刺文学作品的出版情况也非常相似。[23]恺撒作品的拉丁语版要等到1585年才被付梓，而李维或小塞内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的悲剧作品则是在1589年问世的。此外，在整个16世纪，英格兰都没有出版塔西佗和卢克莱修（Lucretius）的拉丁语版本。[24]同样，如比维斯（Juan Luis Vives）这样的外国人文主义者的拉丁文作品直到17世纪早期才在英格兰印制，但在16世纪早已在安特卫普等地被频繁印行。[25] 为什么出现上述情形？学者们通常认为，英格兰人文主义书籍的市场较为狭小，其主要读者群体集中的牛津、剑桥和伦敦，这一狭小市场对商人的资本投资吸引力较小。此外，欧洲大陆的印刷技术更精细，印刷书的生产流程也更成熟，人们可以更便宜的价格获得这类书籍。在肯定上述分析的同时，我们更愿意强调的是，由于当时欧洲大陆在人文主义学术研究水平上较之英格兰本土更高，学术积淀更加深厚，所以作为读者，当然更信赖大陆产品的质量。而书籍的写作者也更愿将自己的作品交付大陆印刷商出版，寄希望于在水平更高的学术环境中证明自己，并提高影响力。这正从一个侧面表明英格兰本土印刷业的发展要受到自身人文主义学术环境和水平的有力制约。因此，在英格兰所流通的人文主义书籍通常产自意大利、德意志、法国和低地国家。如果说欧洲大陆书籍生产具有十足的国际性的话，那么这种性质在16世纪的英格兰显得尤其突出。[26]所以，对这一时期英格兰人文主义书籍的考察，需重视进口印刷书籍的广泛性和多样性。[27] 人文主义印刷书的进口 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文化中心首先出现在佛罗伦萨。借助于希腊语，“百合之都”成为新柏拉图主义的中心。但是，到15世纪末，威尼斯作为欧洲活版印刷主要中心的地位确立，在地中海区域地位的上升，以及西方最强大的希腊语社团在威尼斯城内的出现，表明了人文主义中心已经转移。[28]在威尼斯人文主义印刷业的发展中，阿尔杜斯·曼努提乌（Aldus Manutius）是最为重要的一位印刷商。他于1490年来到威尼斯，立即成为人文主义圈子里十分活跃的一员。1495年后，他的印刷所相继出版希腊文图书，既有文学作品也有科学论文和手册（语法、词汇、词典、圣诗），还有里程碑式的亚里士多德作品集，并且还于1508年出版了《修辞学》和《诗学》。我们从1507年10月28日伊拉斯谟写给阿尔杜斯·曼努提乌的一封信即可探知当时威尼斯人文主义印刷品对英格兰人的吸引力。伊拉斯谟在信中询问道：“那些博学的英格兰人让我调查，你的仓库里是否还有一些非比寻常的作家的作品，要是你能告诉我，你可就帮了我的大忙。”[29]另外，像克里特岛移民扎夏里拉斯·卡利尔吉和尼古拉·布拉斯多，也是享有盛誉的希腊文印刷商，他们两人从1499年起合作，出版过《词源大词典》。[30] 继威尼斯之后，巴黎逐渐占据了人文主义印刷书生产的领先地位，其主要印刷商为埃斯蒂安家族（Robert and Henri Estienne）。[31]另外，得益于印刷商弗罗本（Johann Froben）与伊拉斯谟的通力合作，巴塞尔也在欧洲印刷书籍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安特卫普则因为普朗坦（Christophe Plantin）印刷所的存在而成为人文主义书籍的重要产地。其他的书籍产地则主要分布在里昂、科隆、斯特拉斯堡、鲁汶和苏黎世等地。[32]上述几地都是英格兰进口人文主义印刷书的主要来源地。可以说英格兰对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印刷书的需求贯穿于整个16世纪。到该世纪末，许多书商仍需要定期前往欧洲大陆的书市寻找并购买所需书籍。[33] 就英格兰本土的书籍市场而言，不仅印刷商多半为外国人，而且与书籍销售相关的外国商人数量也不在少数，据估计，在1535年之前，在英格兰从事书籍贸易的人员中大约有三分之二为外国人。[34]商人们通常是通过大陆港口进行守法贸易，他们不仅携书而来，而且还开始在欧洲大陆委托订制文本。当时伦敦已是欧洲大陆印刷品的集散中心，像圣保罗教堂庭院等地早已成为主要的书籍销售区域，几乎每一个书商都在那里保有一间店铺或至少一个仓库。[35]而一些外国商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此，纷纷在牛津等地建立了藏书库。此外，在斯托布里奇集市（Stourbridge Fair）的外国商人通过水路运送他们的货物，使这里也成为书籍交易的主要场所之一。而考文垂、布里斯托尔和伊利的书市也都相继发展起来。 与外国商人展开竞争的英格兰本土商人首当布里克曼（Brickman）家族。从16世纪早期开始，他们便在英格兰书籍贸易中建立了一套体系。在其事业不断发展之时，正好赶上了16世纪20、30年代英格兰民族意识觉醒的浪潮。在此期间，政府相继颁布多种限制外国人经营权利的法案。例如，1533年，政府颁布了一部关于印刷商和装订商的新法案，实际上废除了理查三世时期鼓励外国商人从事书籍进口活动的条款。1539年，国王政府又出台了针对外国人的进一步限制措施，规定在没有取得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口和销售英语书籍。[36]在这样对本国人极为有利的政策背景下，布里克曼家族成员在伦敦和英格兰两所大学的经营活动非常活跃，利润丰厚。有证据表明，在1540年，一位布里克曼家族的寡妇在剑桥拥有数量可观的财产。[37]另外，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权臣塞西尔写给财政大臣的备忘录中特意提到：“应该允许阿诺德·布里克曼和来自科隆的康拉德·穆拉携带大量书籍（连同一些生姜）登岸。”而这批货物是从安特卫普运来的。[38]到1570年，布里克曼家族已经在英格兰完全主导了此项贸易。 牛津的小书商从16世纪早期起便已经得到了大量来自欧洲大陆的书籍，其途径可分为三类：要么通过布里克曼家族，要么通过该家族的对手——大陆印刷所驻伦敦的办事处，后来又透过伦敦一些专门存储拉丁文书籍的书商获得所需图书。剑桥则有更多的渠道，但大多数也与此类似。书商们的销售记录可以表明，在牛津和剑桥出售书籍的规模在1500年后的50年里得到了长足发展，远远胜过之前的50年。牛津书商约翰·多恩（John Dorne）的《每日书》（Day Book）是所有记录中最全的一份。当中列出了1520年1月至12月他所售卖的书籍，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人文主义范畴：在两千余个条目中，含有伊拉斯谟的150部作品的270个版本，比亚里士多德的还要多。其中既包括伊拉斯谟的文法和修辞作品，四十多本《谈话录》（Colloquia），31本他和利利合著的《论造句》（De constructione）和9本《语录》（Adagia）；也有与提高文化修养和提升虔信程度（pietas litterata）相关的书，包括15本《基督教骑士手册》（Enchiridion）（其中一本由德·沃德出品），7本《新约圣经》（Novum Instrumentum）和11本《申辩》（Apologia）。同时，勒费弗尔所写的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评论集、特拉布宗的乔治撰写的课程辅导书、加扎的西奥多的希腊语法，以及瓦拉的《拉丁词藻》也都非常流行。[39]与此同时，这些以各个学院师生为主要销售对象的书商，也会到市镇的一些小集市中销售自己的商品，这是因为很多书商发现集市比在自己书店内售书获利更加丰厚。例如，约翰·多恩提到，他在1520年曾去过牛津圣弗莱兹维德市场（St.Frideswide’s Fair）和奥斯丁市场（Austin Fair）。尽管他在这些集市里出售了大量廉价出版物，如街头歌谣集等，但还是卖出了不少《伊拉斯谟谈话录》（Colloquia Erasmi）及类似作品。[40]在这些书商销售的书籍中，绝大部分是通过进口而来的印刷书籍。值得一提的是，当托马斯·博德利爵士于1597年向牛津大学捐赠其价值不菲（据估计其价值超过10万英镑）的藏书时，其图书的原产地也基本都在欧洲大陆。也就是说其本人获取的途径也主要是依靠购买进口书籍。[41] 人文主义书籍的购买与收藏 英格兰人文主义书籍成规模的收藏，至少可以追溯至汉弗莱公爵（Duke of Humphrey）。这位公爵将他的寓所想象成意大利的王室宫廷，并依样予以建设。在1435年至1444年间，汉弗莱公爵向牛津大学赠送了大约274部书，[42] 从此便在英格兰开启了向大学图书馆进行实质性捐赠的传统。15世纪后半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意大利游历并接受人文主义教育，英格兰人开始获得更多人文主义手抄本。如威廉·格雷（William Gray）在1442年负笈意大利之前，就已订购了大量人文主义手抄本。在罗马，格雷获得了更多的书籍。他于1453年返回英格兰，建起了自己的藏书室，这是英格兰中世纪藏书量最大的私人图书馆。[43]而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的人也四处寻找人文主义佳作。罗伯特·弗莱明（Robert Flemmyng）是林肯学院建立者的侄子，他遵循格雷的做法，四处求购书籍。他于1444年求学于科隆，两年后来到帕多瓦，后来又跑到费拉拉跟从瓜里诺（Guarino）学习。他学习了希腊语，并曾编写过一本希腊—拉丁语词典。后来，他的生活主要是在牛津、罗马的往复行程中度过的。在罗马，他成了教皇的图书管理员普拉提纳（Platina）的朋友，这极大开阔了其视野，并有利于提高其书籍鉴别水平。1465年，他已经使林肯学院成为了手抄本的宝库。[44] 到了乔治·内维尔（George Neville）担任牛津大学校长时期，希腊研究开始受到热情鼓励，校长本人便是流亡海外希腊人的赞助者。例如乔治·荷蒙尼莫斯（George Hermonymos）于1475年或更早的时候就到达了英格兰，并将一些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的作品奉献给内维尔，同时也献给内维尔的家臣约翰·舍伍德（John Sherwood）。正是这位舍伍德后来通过不断收集整理而最终建立起一座藏量丰富的人文主义图书馆，既包括古代语言的手抄本著作，也有大量在意大利购买的印刷书，其中很多书后来都收入理查德·福克斯囊中，他接替舍伍德担任过达勒姆主教。上文已述，由于福克斯在后来建立了人文主义色彩浓厚的基督圣体学院，因此，这也使该学院拥有可观的人文主义书籍藏量。 威廉·格罗辛和克里斯托弗·乌兹维克（Christopher Urswick）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书籍收藏家。格罗辛的学术品位和水准可以根据托马斯·林纳克在其身后整理的一份书单窥得一二。这份书单中至少包括了17部手抄本和105本印刷书，主要是古典文学和圣父作品。格罗辛可谓是英格兰人中收集希腊文书籍之翘楚，而其馆中的拉丁语人文主义书籍包括彼得拉克、特拉布宗的乔治、弗朗西斯科·法尔福（Francesco Filelfo）、蓬波尼奥·勒托（Pomponio Leto）、彼得罗·克里尼托（Pietro Crinito）、瓦拉、伊拉斯谟和罗伯特·加奎因（Robert Gaguin）等众多名家的作品。[45]乌兹维克毕业于剑桥大学，是帮助建立都铎王朝的功臣，在宫廷拥有一定的权威。他的图书馆里也藏有诸多印刷版本，如普拉蒂纳、圣哲罗姆（St.Jerome）以及伊拉斯谟编订（1516年）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及其他作品。[46]而林纳克早在意大利求学期间，便结识了威尼斯印刷商阿尔杜斯·曼努提乌及其周围的希腊语学生圈，并借此机会购买了很多书籍，其中包括希腊语的医学书籍，事后看来这些书对于其后来成为研究盖伦的权威人物起了重要作用。[47] 约翰·费舍尔的导师威廉·梅尔顿（William Melton）在1528年时除了拥有学术作品和圣父作品外，还拥有瓦拉、伊拉斯谟、皮科的作品及希腊文《新约圣经》。伊拉斯谟到剑桥大学王后学院旅居时曾掀起了希腊研究的风潮，此后该项研究开始在剑桥不断发展。在1540至1541年，一个名为莱奥纳多·梅特卡夫的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的学者，由于谋杀了一位大学选出的议员而遭受极刑，结果有人将其财产列了一份清单。从这份清单中我们发现，他总共藏有8部书，包括《卡莱皮诺词典》（Calepinus）、贺拉斯（Horace）的一部作品、雅各布斯·法贝尔（Jacobus Faber）的基础教科书、佩特鲁斯·塔塔里图斯（Petrus Tartaretus）论述西班牙人佩德罗（Petrus Hispanus）（即教皇约翰二十一世）的作品，以及伊拉斯谟的《愚人颂》（Moriae encomium）和《牧人日历》（The shepheard’s Calendar）。[48] 此外，还有很多不太知名的人士创建的图书馆，也收藏有大量人文主义书籍。例如，在1507至1554年牛津一座私人图书馆的详细目录（超过一百条）中，记录有20本伊拉斯谟的书，5本洛伦佐·瓦拉的作品，还有零星的弗朗西斯科·法尔福、雅克·勒费弗尔·戴塔普尔、鲁道弗斯·阿格里科拉（Rudolphus Agricola）以及梅兰克顿（Melanchthon）[49]的作品，同时还包括大量希腊语和拉丁语语法书和词典。[50]从15世纪到16世纪早期，几乎所有的“牛津人文主义者”，都拥有彼得拉克的作品。[51]剑桥的一份书单在时间上稍晚一些，记录了1535至1536年大学人员拥有书籍的情况，其中包括24本瓦拉作品的版本，而且平均每个人占有3本。[52] 除了教师外，学生也是购买类似书籍的主力。下面这则记录生动体现了学生拥有此类书籍的情形。15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约翰·布兰德斯比的人曾写道： 现如今，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被孩子们以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事实上在我们学院（指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引者注）已经施行五年了。在这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比普劳图斯更为人所熟悉。更多的人开始涉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的作品。他们一旦了解西塞罗，便会听说德摩斯梯尼。孩子们拥有的伊索克拉底作品版本远比从前的泰伦斯作品更多。[53] 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因为另据约翰·切克爵士（Sir John Cheke）的说法，当时在圣约翰学院，每个男孩手中都有一本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作品。[54] 此外，有人在相关材料中发现了一个名叫约翰·迪的普通学生的藏书清单。他在1542年进入圣约翰学院，于1545至1546年取得学士学位，1546年12月被亨利八世推荐为三一学院的第一批学院院士（Fellows）。在剑桥的这几年里，他已然成为一位严肃的印刷书收藏者，他藏有加扎（Gaza）的希腊文语法书（1529年的巴塞尔版本），以及塔西佗作品（1542年的里昂版本），两本都是从书商斯皮尔林克那里购买的。[55]此外，他的托勒密作品是1533年的弗罗本版本，西塞罗作品则是1539年斯蒂芬努斯的对开版本，而奥维德作品则由德·科林斯（Simon de Colines）在1529年印制。 令人好奇的是，从现有材料来看，学院图书馆的人文主义藏书量却非常低。除了上文提及的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外，牛津大学其他学院图书馆都远没有那样的藏书规模。例如基督教堂学院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尽管沃尔塞费劲心力要在威尼斯和梵蒂冈搜寻希腊文本，但收效甚微。另外，根据莫顿学院图书馆1556年一份未完成的书单，我们发现该图书馆几乎没有多少人文主义书籍。在1543年林肯学院的人员借阅记录中也没有相关作品。万灵学院的记录则描画了一幅更为清晰的图景：1502年在总共250本手抄本和100本印刷书中，值得夸耀的仅有一本瓦拉的《拉丁词藻》，是詹姆斯·古德威尔（James Goldwell）于1467年在罗马得到的，而其他人文主义作品也数量有限。[56]这些都说明，在16世纪中前期，人文主义书籍，特别是印刷书籍，在牛津大部分学院的收藏量是有限的。为了扩大学院的印刷书藏量，牛津莫德林学院在1535年至1550年间，共花费73镑购买印刷书籍。新学院则在1544至1555年间花费27镑添置新书。莫顿和万灵学院也都购买了书籍。[57]可以说从16世纪中期之后，牛津大学各学院图书馆的藏书规模才有了显著扩大。 不光是当时学院图书馆本身的藏书量有限，而且各个学院图书馆及后来成立的牛津大学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硬件条件，很不便于教师和学生取用所需图书，这也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学校师生购买更加廉价的印刷书。牛津当时很多学院的手抄本并不能外借，即便是阅览，也多局限在教师和研究生，而本科学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手抄本，其中自然也包括人文主义手抄本。另外，手抄本占用空间较大，而学院图书馆本身的空间极为有限，使得很难腾出新地储藏新书，特别是市场上出现的大量印刷书。这种局面最终倒逼一些学院开始筹划建立新馆，如新学院和圣约翰学院便在16世纪末期陆续建起新图书馆以扩大藏量。[58]即便如此，学生用书仍然几乎无法靠图书馆来解决，这便为印刷书占领市场提供了机会。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受欧洲大陆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英格兰人文主义思潮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兴起。与之相伴随的人文主义印刷书也在这个时期出现在英格兰本土，顺应了时代要求。但是，与欧洲大陆人文主义印刷业相比，英格兰在此方面的发展水平显然还比较落后，这一方面体现在印刷书生产技术的相对滞后，但更重要的是学术积淀有限，而市场又相对狭小，难以与欧洲大陆的印刷所竞争，从而严重影响了印刷商在英格兰本土从事生产的信心。这样就造成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中期，英格兰对人文主义印刷书的需求主要依靠从欧洲大陆进口书籍来满足，其人文主义印刷书贸易的区域性和国际性色彩浓郁。外国商人起先占有一定优势，但随后由于政策保护的因素，这一贸易逐渐被英格兰本国人主导。从人文主义书籍被购买和收藏的情形来看，手抄本被牛津、剑桥大学及其各学院图书馆收藏的数量可观，但学院图书馆内的印刷书藏量有限。当时印刷书的受众主要是学院教师和学生个人。这可突出说明印刷术发明所带来的最基本的影响，即它带来了书价的降低和书的相对平凡化。[59]另外，文法学校教学使用的印刷书籍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可以说，在15世纪后半叶和16世纪前半叶，印刷书的出现加速了人文主义思想从欧洲大陆南部向西北欧的传播，并有力促进了人文主义思想在英格兰的兴起，这为16世纪后半叶和17世纪英格兰思想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奠定了基础。 同时，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印刷书作为一种便宜易得的传播媒介，也促进了获取知识时所谓“脱离语境”或“疏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对所有创造性的接受活动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教师或学生通过印刷书本直接阅读某种观念，而不是从别人那里听到某种观念，能使接受者更容易保持超然和批判的态度。读者能够比较和对照不同文本表达的观点，而不是面对面地被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征服。[60]这种批判思维通常被认为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典型特质之一，而印刷书的功用恰与文艺复兴思潮的核心思想，即强调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是极相吻合的。 但是，我们并不能同意一种将印刷书作用无限放大的观点，即认为印刷书的出现足以成为划分文艺复兴不同阶段的标志。[61]事实上，一如前述，英格兰人文主义潮流在印刷书到来之前既已出现，而其本土人文主义印刷业的发展迟滞也明显受到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同时，在书籍受众那里，手抄本与印刷书也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并存时期。至于有学者为了凸显印刷书的重要性，而一再强调的印刷书在保存时间和内容统一性上的优势，我们认为也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手抄本大多由羊皮纸制作而成，从保存时间长度而言比印刷书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内容的统一性，实际上早期印刷书在内容上也并不如想象般一致。例如，从已知的12种由约翰·利兰（John Leland）编写的《语法入门》（Accedence）的手抄本来看，该作品在拼写方面的确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早期印刷商也仍然无法克服这个问题，他们出版的《语法长编》和《语法短编》等与手抄本一样没有在内容上完全统一。有学者对保存下来的8种《语法入门长编》版本和4种《短编》版本做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当时印刷商至少是根据三类不同的文本分别付印的：一种是随意编辑的；另两种则分别是增删过的。结果，一个学校的同班学生在不同时间购买的《长编》在内容上各不相同，这给老师出了难题。[62]因此，这一时期英格兰的学校和印刷商依然无法依靠自身力量统一教科书内容，而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是外在的权威，即在亨利八世强力推行统一教育内容过程中才逐渐实现了授课内容的一致。[63]如果我们将人文主义思潮看作是整个社会变迁的其中一个方面，那么，从媒介与社会互动的角度来看，我们更愿意认为，传播技术的变革是在与社会其他因素相互影响下才发挥其媒介社会功用的，其自身发展一方面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能够为社会变迁提供契机和可能性。但总体而言，媒介技术的变革是社会变迁的催化剂而非决定性要素。 （原载《世界历史评论》2016年第1期）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制度与古代社会”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英]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书史导论》，第97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 [②] D.N.Bell, What Nuns Read: Books and Libraries in Medieval English Nunneries (Michigan,1995),pp.245-246. [③] Roberto Weiss, Humanism in England 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 (Oxford, 1957, 2nd ed.), p.58. [④] G.R.Evan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New History, (London,2010),p.123.另有“1485年至1491年间”的说法。参见克莱顿·罗伯茨、戴维·罗伯茨、道格拉斯·R.比松著，潘兴明等译：《英国史》，第270页，商务印书馆，2013年。 [⑤] G.R.Evan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New History, p.125. [⑥] Ibid., pp.122-123. [⑦] Rosemary O’Day, Education and Society,1500-1800 (London,1982), pp.68-69. [⑧] Lucien Febvre, Henri-Jean Martin, L’apparition du livre (Paris,1958). [⑨] Elizabeth L.Eisenstein, 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ambridge,1979). [⑩]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Cambridge,1999). 该书中的相关著述体现了近二十年来欧美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最高研究水平。 [11] 张炜：《论印刷媒介对近代早期英国教育变革的影响》，《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12] Elisabeth Leedham-Gr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ook-seller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36. [13] Walter J.B.Crotch,The Prologues and Epilogues of William Caxton (London,1928), p.152. [14] N.F.Blake, Caxton and His World (London,1969),p.198. [15] Colin Clair, A History of European Printing (London,1976), p.97. [16] Harry Carter, A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1975), p.4. [17] British Museum ed., Catalogue of Books Printed in the XVth Century Now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1963, 2nd ed.), p.51. [18] Harry Carter, A History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9. [19] Harry Carter, A History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15. [20]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p.38. [21] R.W.Gibson, Francis Bacon. A Bibliography of HisWorks and of Baconiana to the Year 1750 (Oxford, 1950), pp.62-63;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London,1939), p.30; [英]托马斯·莫尔著，戴镏龄译：《乌 托邦》，第157-158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22] 根据20世纪上半叶学者拉斯罗普在《古典文学作品的英译：从卡克斯顿到查普曼时期（1477-1620）》 （H.B.Lathrop ,Translations from the Classics into English from Caxton to Chapman, 1477-1620,Madison,1933） 中的统计，1550年之前的英格兰，古典作品译成英文者，仅43种付梓。1550至1600年间，则增为119种。参见[法]费夫贺、马尔坦著，李鸿志译：《印刷书的诞生》，第275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 R.W.Gibson, Francis Bacon. A Bibliography of His Works and of Baconiana to the Year 1750, p.64. [24] Kristian Jensen, “Text-books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Evidence from the Book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1400-1557, p.358. [25] J.B.Trapp, “The Humanist Book”,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06. [26] Kristian Jensen, “Text-books in the Universities: the Evidence from the Book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57. [27] Ibid., p.358. [28]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第136-13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9] “伊拉斯谟致阿尔杜斯·曼努提乌”，见《文艺复兴书信集》，李瑜译，第3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 [30]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第138-139页。 [31] 同上，第142-144页。 [32]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p.25. [33] Ibid.,p.260. [34] Ibid.,p.28. [35]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p.253. [36] Ibid.,pp.259-260. [37] Elisabeth Leedham-Gr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ook-seller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p.348-349. [38]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p.260. [39] E.Leedham-Green, Books in Cambridge Inventories: Book Lists from Vice-Chancellor’s Court Probate Inventories in the Tudor and Stuart Periods, (Cambridge,1986), p.341;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p.36. [40] Marjorie Plant, The English Book Trade, pp.262-263. [41] Ibid.,p.263. [42] J.B.Trapp, “The Humanist Book”,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295. [43] Ibid., p.294. [44] Ibid.,p.296. [45] J.B.Trapp, “The Humanist Book”,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05. [46]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8. [47] G.R.Evans,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A New History, p.125. [48]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0. [49] 由于这一名字源于希腊语，固选用希腊语译音。参见吴元训选编：《中世纪教育文选》，第6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50] Elisabeth Leedham-Gr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ook-seller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28. [51] 参见E.Leedham-Green, Books in Cambridge Inventories: Book Lists from Vice-Chancellor’s Court Probate Inventories in the Tudor and Stuart Periods, p.35. [52] J.B.Trapp, “The Humanist Book”,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1400-1557, p.287. [53] Elisabeth Leedham-Green,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Book-seller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347. [54]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4. [55]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43. [56] David McKitterick, A History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38; Rosemary O’Day, Education and Society,1500-1800, p.121. [57] N.R.Ker, “Oxford College Librarie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Bodleian Library Record 6 (1957-61), pp.459-515. [58] Rosemary O’Day, Education and Society,1500-1800, pp.121-124. [59] [法]弗雷德里克·巴比耶著，刘阳等译：《书籍的历史》，第132页。 [60] [英]彼得·伯克著，刘耀春译：《欧洲文艺复兴：中心与边缘》，第70页，东方出版社，2007年。 [61] [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何道宽：《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第138-1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2] Nicholas Orme, “Schools and School-books”, in Lotte Hellinga and J.B.Trapp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ook in Britain, 1400-1557, p.467. [63] N.Orme, English Schools in the Middle Ages (London,1973), p.255.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