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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教授） 哈马斯（即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成立于1987年12月，2006年1月赢得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2007年6月以来独控加沙地带。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哈马斯就引起国际社会和学界的高度关注，是国内外学界巴勒斯坦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试就英文和中文成果作一评述。 最早介绍哈马斯的是在有关1987年起义的文章和著作中。如巴勒斯坦毕尔宰特大学利沙•塔拉基的《巴勒斯坦起义中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以色列记者泽义夫•斯奇夫和埃胡德•雅阿利合著的《因提费达：巴勒斯坦人起义——以色列的第三条阵线》[2]等。毕尔宰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兹亚德•阿布•阿莫尔的《西岸、加沙地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圣战组织》[3]，可谓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哈马斯的学术专著。在国内，云南大学肖宪的《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哈马斯》[4]，可以说是国内最早分析哈马斯的学术文章。 研究哈马斯的国外学者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学者和政界人士，如兹亚德•阿布•阿莫尔和特拉维夫大学政治学教授邵尔•米沙尔。后者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合著有《巴勒斯坦哈马斯：视野、暴力与共存》[5]。第二类是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巴勒斯坦裔学者，如剑桥大学的哈立德•赫鲁卜教授和生活在伦敦的记者扎基•切哈卜。前者著有《哈马斯：初学者指南》[6]和《哈马斯：政治主张与实践》[7]，后者著有《哈马斯内部：鲜为人知的武装人员、烈士与间谍的故事》[8]。第三类是西方的政界与学界人士。在英国，有伦敦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所所长阿扎姆•塔米米（著有《哈马斯：非书面的章节》[9]）、威尔士大学学者杰罗恩•光宁（著有《政治中的哈马斯：民主、宗教与暴力》[10]）和北爱尔兰皇后大学女学者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她与斯蒂芬•法雷尔合著有《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11]）。在美国，有曾任财政部官员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研究人员马特寿•李维特和约纳珊•斯昌泽。前者著有《哈马斯：杰哈德服务系统中的政治、慈善与恐怖主义》[12]，后者著有《哈马斯对法塔赫：为巴勒斯坦而斗争》[13]。此外，还有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米切尔•爱尔文•珍森（著有《哈马斯的政治主张：一位草根的观点》[14]）、德国编辑安德瑞•纽斯（著有《穆斯林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张》[15]）以及加拿大、荷兰、挪威、法国、芬兰、印度、中国等国的学者。除了专著，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报告和访谈。此外，大量研究巴勒斯坦、阿以冲突的著作也涉及哈马斯某些方面的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哈马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领域。 一、 哈马斯的建立、组织机构与主张 1.关于哈马斯的建立与演变 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把该组织的创建分为建立慈善与社会委员会、扩大政治可信度、发展军事能力、建立四个阶段，[16]哈马斯政治局一份备忘录把哈马斯的建立与发展分为历史根源（1946—1967年）、准备行动（1967—1980年）、筹备建立（1980—1987年）、建立（1987—1994年）和后奥斯陆（1994—）五个阶段。[17]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则把其分为建立加沙地带穆斯林兄弟会的“坚固核心”（1967—1976年）、在地理上扩大（1976—1981年）、建立政治影响（1981—1987年）和建立哈马斯（1987年—）四个阶段。[18] 哈马斯自称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支。学者们也普遍认为它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不是一个新组织。但也有不同观点。例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阿马勒•迦马勒认为哈马斯是个新组织，可追溯到穆斯林兄弟会，认为是穆加玛培育了哈马斯的组织。[19]挪威学者阿里•克努德森称哈马斯是个独立组织，称其建立意味着亚辛和伊斯兰中心转向以圣战来抵抗以色列的占领。[20]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哈伊姆•马尔卡认为，穆斯林兄弟会与巴解组织的民族主义团体，在反对以色列斗争中相互竞争的需要推动了哈马斯的创建。[21]法国巴黎国际事务学校的杰•皮尔•费柳教授认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加沙地带的历史难以支持哈马斯的官方历史，也难以支持它是为以色列服务的工具，而认为，亚辛决定全面加入反对以色列的1987年起义使穆加玛演变为哈马斯。[22] 关于哈马斯建立的意义，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其“标志着加沙地带、西岸伊斯兰力量真正政治复兴的开始，使伊斯兰运动第一次对被占领土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形成真正的挑战”，“它的迅速发展，打破了数十年来巴勒斯坦政治力量的平衡，对巴勒斯坦人抗以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23]。以色列学者也不否认其影响。例如，邵尔•米沙尔称它意味着伊斯兰运动战略重点由改革主义转向政治斗争，从个人精神生活转向民族行动，[24]标志着穆加玛由全球伊斯兰视野转向聚焦于巴勒斯坦民族议程与武装战略。[25] 2.哈马斯的组织与特点 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哈马斯有社会福利、政治和军事三个相互关联的分支。[26]哈马斯海外领导层比国内领导层更具决策支配权，海外领导层分为马尔祖克领导的加沙派和马沙尔为首的科威特派[27]。杰罗恩•光宁认为，日常决策由政治局作出，原则性政策由国家舒拉委员会作出。[28]他还认为，舒拉委员会实行选举制，哈马斯决策进程的特点是缓慢、不灵活与保守，[29]但成功地建立了集体领导文化。[30]邵尔•米沙尔认为，哈马斯的许多组织内部及组织间的活动建立在等级制度与人际关系基础之上。 学者们普遍认为，喀萨姆支队接受哈马斯海外领导人的指令，但有具体行动的自由权。例如，扎基•切哈卜称哈马斯规定军事分支应接受政治局指令，但直到2006年，加沙领导人对其影响仍持续。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则认为，军事分支的角色是执行舒拉委员会做出的行动决定；而军事领导人决定攻击地点，策划具体行动。[31]杰罗恩•光宁认为，喀萨姆支队传统上受哈马斯海外领导人资助，听命于政治领导人，但它是分散的组织整体，行动小组有自由行动的空间。[32] 3.哈马斯的主张与变化 许多著作与论文都探讨了哈马斯的基本主张。特别应值一提的是杰罗恩•光宁，他具体阐述了哈马斯的国家观，称其为“乌托邦伊斯兰国家”[33]，这是其他成果中所没有的。一些学者特别关注哈马斯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实用主义。如哈立德•赫鲁卜通过对哈马斯有关文件的比较研究，认为2006年大选后哈马斯已发生了许多实用主义的变化，他称其为“新哈马斯”[34]。伦敦大学法瓦兹•A.哲吉斯教授认为，2005年后哈马斯的主张就体现出了实用主义。[35]以色列巴尔—伊兰大学的梅纳切姆•克雷因研究了哈马斯政治主张的一些变化，[36]分析了哈马斯内部的持不同意见者及其主张。[37]荷兰兰德堡德大学的约阿斯•威吉梅克斯认为，哈马斯具有灵活性和实用主义。[38] 二、 哈马斯的性质 哈马斯自称是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解放及为巴勒斯坦人合法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民族解放运动。[39]但是，以色列、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把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学界的看法不一致。有学者把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其代表人物是马特寿•李维特，他将哈马斯定义为“利用广泛慈善与教育工作以推动其把以色列赶进大海的最终目的”的恐怖组织。[40]多数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如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是个民族解放运动与伊斯兰主义宗教组织的混合物。[41]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的米纳•萨阿尼瓦阿拉认为，哈马斯是个社会政治组织。[42]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哈马斯体现伊斯兰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政治运动。[43]哈佛大学高级学者萨拉•罗伊认为，哈马斯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组织，其目标是建立一个以沙里亚法为统治的伊斯兰国家，在政治上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44]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认为，哈马斯在本质上是个社会运动。[45]英国学者法瓦兹•A.哲吉斯则称“哈马斯不只是个政党，还是个社会运动，它有密切关注民意的长期记录”[46]。国内学者郭依峰称哈马斯在本质上是个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政治组织、抵抗运动。[47] 与以色列、美国不区分哈马斯各分支不同，英国曾与其政治分支联系，但谴责其军事分支。[48]也有学者主张应区分哈马斯的不同分支，例如杰罗恩•光宁就认为哈马斯有两个功能、空间有区别的分支。[49] 三、 哈马斯与中东和平进程 毕尔宰特大学的阿里•迦巴威是最早系统阐述哈马斯对中东和平进程立场的学者。[50]法国编辑温迪•克里斯蒂阿纳森分析了奥斯陆协议之后哈马斯面临的挑战与应战。[51] 对于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哈立德•赫鲁卜称是由于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被设计为服务于以色列利益而在巴勒斯坦基本权利方面妥协。[52]阿扎姆•塔米米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巴以力量失衡，二是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不会成功。[53]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则认为是“哈马斯害怕巴以和平进程的任何进展将限制其民众运动和消灭以色列声音的机会。”[54]安德瑞•纽斯认为是由于哈马斯认为和平进程会结束因提费达，而武装抵抗对该组织的政治未来至关重要。[55]杰罗恩•光宁认为，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批评是基于对巴以冲突的宗教解释。[56] 对哈马斯在和平进程中的角色，斯蒂芬•斯蒂德曼称其为“外部的搅局者”[57]。虽然美国和以色列视哈马斯为和平进程中必须清除的障碍，但也有一些政界人士和学者主张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如美国前总统卡特就多次呼吁和平进程应包括哈马斯；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也指出，目前的和平机制忽视了哈马斯的分量，可能是和平难以实现的因素。[58] 四、 哈马斯的自杀性袭击和社会活动 美国学者埃利•阿尔什奇研究了哈马斯自杀性袭击者的道德遗嘱、传记和颂文，认为哈马斯以殉难观来作为其在巴勒斯坦人获得政治与社会立足点的一种途径，视殉难为实现其重新伊斯兰化社会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59]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曼迪普•桑德胡从社会心理学分析哈马斯的暴力，认为通过授权、丧失人性和羞耻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使其暴力合法化。[60]对哈马斯自杀性袭击的目的与动机，哈立德•赫鲁卜认为有三：报复、迫使以色列接受不针对平民的建议、让以色列社会为其占领付出代价。[61]米纳•萨阿尼瓦阿拉认为其最大目标是破坏和平进程。[62]但杰罗恩•光宁认为，主要目标不是破坏和平进程；而是迫使以色列结束其暗杀策略，通过巴民族权力机构的调解，在以色列政府与哈马斯之间达成妥协。[63]笔者认为有为个人报仇、宗教、报复以色列行动、反对巴以和平进程四种动机。[64]北加利福尼亚城市研究大学的布鲁克•A.阿里古认为它有两个目的：一是表示对目前现状的鄙视，二是加强组织的内聚与团结。[65] 对哈马斯的社会机构与活动，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它与其政治、军事分支不可分开，是哈马斯恐怖活动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多数学者认为哈马斯社会活动的首要目标不是军事性的，它对哈马斯获得支持有重要意义。如米切尔•爱尔文•珍森专门研究了加沙伊斯兰大学，揭示了哈马斯如何是从社会基层来重新伊斯兰化巴勒斯坦社会的。[66]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的皮特•希尔森拉斯分析了哈马斯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卫生政策，认为通过其社会服务，哈马斯获得了重要的合法性与政治支持。[67]阿里•克努德森分析了哈马斯的福利网络，认为它是该组织获得巴勒斯坦人支持的重要原因。[68]有一些以色列学者也认为，哈马斯的社会活动不是军事性的。如海法大学的埃雅尔•帕斯柯维奇比较了哈马斯与真主党社会活动的异同，认为所有伊斯兰组织社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性的，而不是军事活动。[69]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高顿和达尼•费尔克分析了巴勒斯坦的卫生制度，认为慈善和卫生网络是哈马斯获得声誉的两个关键因素。[70] 五、 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 1.哈马斯与法塔赫、巴民族权力机构的关系 约纳珊•斯昌泽认为哈马斯与法塔赫两派的权力斗争自哈马斯成立时起就开始了。[71]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拉费尔•以色列教授比较了《巴勒斯坦国民宪章》与《哈马斯宪章》的不同。[72]国内学者马晓霖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的不同。[73]李朱平分析了哈马斯与法塔赫关系的演变历程及其影响二者关系的因素。[74]兹亚德•阿布•阿莫尔认为，哈马斯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冲突是基于无法避免的矛盾：巴民族权力机构与奥斯陆协议关联，而哈马斯坚持继续反对占领斗争的合法权利、拒绝犹太定居者的继续存在。[75]但扎基•切哈卜认为虽然哈马斯与法塔赫竞争、乃至发生冲突，但两组织领导人的私人关系不错。[76] 对2007年6月的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这一事件，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和斯蒂芬•法雷尔认为哈马斯之所以能够一举夺取加沙，一是做了充分准备；二是巴安全部队被哈马斯渗透，没有有效抵抗。[77]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事件对巴勒斯坦的负面影响比较大。如美籍巴勒斯坦裔知名学者拉希德•哈立迪认为，这一冲突给以色列进一步孤立加沙地带、惩罚巴勒斯坦人以机会，两派的内斗伤害了巴勒斯坦民族运动。[78]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班西德哈尔•普拉德罕称巴党派冲突严重伤害了巴勒斯坦民主机构的建立及在巴建立健康政治文化的努力，进一步削弱了在西岸、加沙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要求。[79] 对巴勒斯坦民族和解，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P.R.库马拉斯万米分析了2002年11月到2003年2月巴派别在开罗举行的对话，特别是分析了哈马斯、法塔赫、埃及的不同意图。[80]马晓霖也讨论了巴内部和解进程的现状及制约因素、成立民族团结政府的前景及其对和平进程的影响。 2.哈马斯胜选与执政 对哈马斯的选举策略，邵尔•米沙尔和阿夫拉哈姆•塞拉详细分析了哈马斯在1996年巴大选中实行的“参加而不在场”策略，[81]英国布拉德福德大学的曼迪•特纳分析了哈马斯在2005年决定采用选举策略的因素。[82] 对2006年1月哈马斯赢得巴立法委员会选举，有许多新闻报道和观察，学界也从多角度予以解读。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的胜选是几乎不可避免的，称数十年来在结束以色列残暴占领方面的失败，只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挫折及人民中的激进主义。[83]阿扎姆•塔米米认为，哈马斯大选获胜的原因有：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梦想的忠贞，巴勒斯坦人对哈马斯与穆斯林兄弟会记录有关的喜好、哈马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平进程的失败，哈马斯的胜利被视为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单边主义的反应。[84]杰罗恩•光宁认为，哈马斯胜选是70年代以来巴勒斯坦社会经济变化的反应，是巴勒斯坦人反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垄断政策，是对其腐败、任人唯亲的反应。[85]米切尔•爱尔文•珍森认为，“哈马斯的胜利是对无效率、腐败与内斗特点的巴解组织与巴民族权力机构及控制巴政治几乎40年的时间里没有能力实现巴解组织政治目标的反应”[86]，哈马斯大选获胜，“标志着由世俗民族主义支配的巴民族运动50年时期的结束，标志着由伊斯兰政治文化居支配地位的巴政治新阶段的开始。在国内层面上，哈马斯的选举胜利意味者‘改革’、巴勒斯坦社会重新伊斯兰化进程将自上发生”[87]。英国学者曼迪•特纳以自由和平理论分析了哈马斯的选举策略及国际社会对2006年月哈马斯胜选的反应，认为哈马斯胜选的真正原因是巴民族权力机构缺乏主权及其完全依赖以色列，而美国对哈马斯的不妥协将削弱在本地区推动民主。[88]在国内学界，北京大学安维华教授认为哈马斯获胜反映了选民对以色列的强烈不满与对巴解组织的失望。[89] 在以色列学者中，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嫩认为，2006年哈马斯胜选有法塔赫、哈马斯及外部环境三方面的因素，他还分析了以色列政府与公众的反应及哈马斯面临的挑战。[90]本—古里安大学的奈夫•高顿则强调了以色列的作用：“（巴勒斯坦人）选择哈马斯，不仅是它被视为腐败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替代者，而且因为以色列创造了条件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运动。”[91] 哈马斯的执政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认为，哈马斯控制加沙后推行的总战略，是基于巩固统治、消除内部威胁与阻止以色列对加沙的侵略、镇压反对派三个因素。[92]她还专门研究了哈马斯的执行部队。[93]另外，李志芬也简要介绍了执政对巴勒斯坦政局的影响。[94] 3.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政治的影响 萨拉•罗伊分析了哈马斯与巴勒斯坦政治伊斯兰的演变。[95]布鲁克•A.阿里古研究了哈马斯对巴勒斯坦人认同的影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存在、伊斯兰觉醒的出现及奥斯陆协议的签订是哈马斯推动巴勒斯坦人认同议程的关键标志。[96]杰罗恩•光宁研究了哈马斯在公民社会中的角色及对民主产生的影响：限制国家权力及迫使国家更负责和有效起积极作用，但又削弱了国家作为自治的角色提供基础服务和保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通过使巴民族权力机构更服从它的要求，既促进了民主化进程，但也直接损害了民主的前景；哈马斯与法塔赫的持续竞争，既加强了民主化进程，但也使国家碎片化。[97] 六、 以色列与哈马斯 1.哈马斯反对以色列的原因 哈马斯多次表示它反对以色列不是出于宗教原因，而是因为以色列的占领。在学界，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而不是反对犹太人。[98]阿扎姆•塔米米认为，“承认以色列将违背哈马斯自己不承认外部力量占领任何穆斯林土地合法性的伊斯兰准则。”[99]约阿斯•威吉梅克斯认为，哈马斯以不可信、报复、团结与起义的成就来构建其对以政策的合法性。[100] 2.以色列对哈马斯的立场及影响 多位学者认为以色列在哈马斯建立之初采取了默许立场。如兹亚德•阿布•阿莫尔称，在1988、1989年以色列领导人曾与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晤；[101]扎基•切哈卜认为，以色列曾默许哈马斯的成长；[102]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法雷尔认为，以色列在1987年起义之初没有对哈马斯过多的干扰；[103]泽义夫•斯奇夫和埃胡德•雅阿利也证实以色列采取了默许立场。[104] 有不少学者研究了1989年9月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严厉打击策略。加拿大约克大学的马克•穆罕纳德•阿亚什称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略是其对巴勒斯坦人战略的一部分，主权权力是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严厉打击的基本依据，称以色列对哈马斯运用了“震惊和敬畏”策略。[105]约纳珊•斯昌泽分析了阿克萨起义爆发后以色列设计的削弱哈马斯的三个策略：暗杀哈马斯领导人，建造隔离墙，从加沙单方面撤离。[106]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阿姆农•阿兰以遏制理论分析了2006—2011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遏制经历了有限遏制到全面遏制两个阶段。[107]英国伦敦大学的阿米尔•巴拉姆研究了2008年底2009年初巴以冲突中以色列的军事战略及影响，称以色列此次行动中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以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队的战略“驴引领着狮子”来形容以色列的战略。[108] 对哈马斯对以色列政治的影响，也有学者作了探讨。如对流行的哈马斯自杀性袭击导致佩雷斯在1996年大选败北这一观点。杰罗恩•光宁认为，佩雷斯大选败北的主要原因是占以色列选民2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的抵制，已在哈马斯掌控之外。[109]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的拉利•尼鲁斯则从宗教与地缘政治角度比较了哈马斯与以色列极右翼组织卡奇的原教旨主义，称二者均宣称对敌人使用暴力是正当权利。[110] 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以色列对哈马斯政策的负面后果。约纳珊•斯昌泽认为，以色列宣布哈马斯为恐怖组织对哈马斯在大街上的合法性至关重要。[111]邵尔•米沙尔认为是以色列把亚辛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象征。[112]杰罗恩•光宁称哈马斯政府运转困难及以色列大肆逮捕巴立法委员，削弱了哈马斯中的务实派，而增加了激进主义立场的吸引力。[113]阿米尔•巴拉姆也称以色列不成比列地打击哈马斯，使它在政治上赢得胜利，被视为受害者。[114] 还有学者分析了以色列公众对哈马斯的立场。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嫩把以色列人对哈马斯胜选的立场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哈马斯的胜利及建立的政府将导致巴民族权力机构激进化，并转变为恐怖主义实体；另一派则认为，通过与哈马斯谈判、承认其合法性，将导致它对以色列选择更实用主义的路线。[115]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与斯蒂芬•法雷尔则认为，以色列人对哈马斯看法不一，一部分人视其为不共戴天的敌人；也有部分人认为不像不可预测的阿拉法特，以色列至少还知道哈马斯的立场是什么。[116] 七、 哈马斯的社会土壤 学者们分析哈马斯崛起、难以被消灭的主要原因有四。 1.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希望获得解放 哈立德•赫鲁卜认为，哈马斯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渴望为解放巴勒斯坦而斗争，而传统的伊斯兰背景使巴勒斯坦人自然选择哈马斯，这使有强烈宗教意识的人和想积极反对以色列的人都加入了哈马斯。[117]他还认为，哈马斯是以色列残暴占领的自然结果。[118]扎基•切哈卜则认为：“许多年轻人已对羞辱的生活失去希望，而和平协议在改变现状方面没有达到任何变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区的入侵使巴勒斯坦人激进化。报仇的渴望、周而复始的流血循环与死亡，为哈马斯创造了理想条件与招募新人的肥沃土壤。”[119]阿米尔•巴拉姆也持类似观点：“哈马斯的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不仅是贫穷的经济条件或民族绝望的结果，而更是消灭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这一理想希望的结果。”[120] 2.宗教因素 杰罗恩•光宁认为，宗教在哈马斯积极分子的动机与认同中起了中心角色。[121]布鲁克•A.阿里古认为宗教为哈马斯提供了合法性。[122]邵尔•米沙尔指出：“哈马斯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影响了其政治战略及其展望中的巴勒斯坦国家与社会的准则与标准。”[123] 也有学者视哈马斯的兴起为被占领土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体现。圣城大学美国研究所主任穆罕默德•S.达加尼•达奥迪称，1987年起义的爆发和哈马斯的建立是巴勒斯坦伊斯兰觉醒的高峰。[124]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劳伦•D.黎巴哲分析了巴勒斯坦人选择哈马斯伊斯兰主义的原因：1967年战争的失败削弱了对泛阿拉伯主义作为集体支配力量的信心，有一些巴勒斯坦人把以色列的胜利归于因放弃伊斯兰教而真主正在惩罚穆斯林的信号，认为只有回归伊斯兰，才能把穆斯林带至团结、强大及反对以色列的胜利。[125] 3.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与和平进程的失败 约纳珊•斯昌泽指出，哈马斯利用了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而在巴勒斯坦人中引起的失望，将其描绘为缘于巴解组织的世俗、民族主义主张，试图劝说巴勒斯坦人伊斯兰主义是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之路。[126]以色列海法大学的阿萨德•哈尼姆分析了阿拉法特去世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认为过去几十年来巴勒斯坦人、特别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使哈马斯以“民族的替代者”出现。[127]杰罗恩•光宁指出，奥斯陆进程没能停止以色列人修建定居点和改善巴勒斯坦经济，使哈马斯对和平进程的反对立场更为普遍，使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民众的广泛支持。[128] 4.哈马斯自身形象 许多学者把哈马斯与法塔赫作比较，认为哈马斯及其领导人比较清廉，更能够关心民众。如阿里•克努德森认为，哈马斯“礼拜者”与“战争贩子”的双重身份，使其在失望的巴勒斯坦人中获得巨大支持；而其主张的务实质朴与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相结合的巴勒斯坦特殊背景，使哈马斯把自己描绘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目标与渴望根深蒂固的一部分。[129] 除了以上七个主要研究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哈马斯与基地组织、与一些国家关系等其他方面。约纳珊•斯昌泽在分析了哈马斯与基地组织的异同后，称没有哈马斯与基地组织联合袭击的直接证据。[130]美国军队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专家谢里法•祖赫尔也认为，哈马斯与基地组织不同，它“不像基地组织，哈马斯寻求伊斯兰社会的目的是从属于其民族主义或政治议程，其领导人与以伊斯兰国为目的的领导人的差别是培育伊斯兰社会，因为他们想代表巴勒斯坦人的目标”。但马特寿•李维特认为哈马斯与基地有染。[131] 对哈马斯与一些国家的关系，约纳珊•斯昌泽分析了1999年约旦与哈马斯关系的恶化。[132]阿扎姆•塔米米详细分析了约旦对1997年以色列袭击马沙尔事件的处理。[133]笔者研究了阿拉伯国家与哈马斯的关系及实质，认为：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哈马斯虽然有密切交往，但实质上并不支持甚至敌视该组织。[134]华东师范大学的卿文辉分析了哈马斯胜选后俄罗斯主动与哈马斯对话的背景与影响，认为这是俄罗斯重振其大国地位和重返中东外交战略的体现，但此举对巴以和平进程影响有限。[135]此外，在一些著作中，也涉及哈马斯与西方国家、海湾国家的关系。 综上所述，学界对哈马斯的研究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特别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已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绝大多数以色列和西方学者跳出了其政府将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的立场，对该组织的活动与性质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与评价。二是资料的获取与运用。许多学者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实地调研，对哈马斯海内外领导人进行了大量采访，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三是尝试以不同理论研究哈马斯。如阿姆农•阿兰以遏制理论分析2006—2011年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政策，曼迪•特纳以自由和平理论分析哈马斯的选举策略，阿曼迪普•桑德胡以社会心理学分析哈马斯的暴力活动等，令人耳目一新。四是对策研究。如美国学者阿亚龙•D.皮纳、[136]吉姆•扎诺[137]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谢里法•祖赫尔[138]为美国政府提交的报告。五是年轻学者的研究值得关注。国外的哈马斯研究者中有不少是年轻学者，包括一些博士生或硕士生。如美国堪萨斯大学博士研究生皮特•米切尔•皮卡西[139]，美国大学硕士生拉切尔•苏伯尔•比尔曼[140]，加拿大莫克吉尔大学硕士研究生约西•哈美德[141]等。当然，国外学者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虽有一些学者已注意到哈马斯纲领的理论渊源问题，但缺乏系统的研究；二是关于哈马斯对巴勒斯坦民族与国家构建进程的影响比较薄弱；三是一些资料、观点有相互矛盾之处，需辨别。 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从笔者收集资料情况来看，国内学者尚无一部研究哈马斯的专著，只是在研究中东恐怖主义、伊斯兰组织等著作中有简要介绍或提及，发表了一些论文，有许多新闻报道。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研究深度，都明显滞后，是国内中东研究特别是巴勒斯坦研究中急需加强的一个领域。 (原载《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 注 释: [1]利沙•塔拉基：《巴勒斯坦起义中的伊斯兰抵抗运动》（Lisa Taraki,“The 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 in the Palestinian Uprising”），《中东报道》（Middle East Report）1989年1—2月。 [2] 泽义夫•斯奇夫、埃胡德•雅阿利：《因提费达：巴勒斯坦人起义——以色列的第三条阵线》（Ze’ev Schiff and Ehud Ya’ari,Intifada:The Palestinian Uprising-Israel’s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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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特寿•李维特：《哈马斯：杰哈德服务系统中的政治、慈善与恐怖主义》（Matthew Levitt,Hamas:Politics,Charity,and Terrorism in the Service of Jihad），耶鲁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约纳珊•斯昌泽:《哈马斯对法塔赫：为巴勒斯坦而斗争》（Jonathan Schanzer,Hamas VS.Fatah: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e），帕尔格拉夫麦克米兰2008年版。 [14] 米切尔•爱尔文•珍森：《哈马斯的政治主张：一位草根的观点》（Michael Irving Jensen,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Hamas:A Grassroots Perspective），I.B.图瑞斯有限公司2009年版。 [15] 安德瑞•纽斯：《穆斯林巴勒斯坦：哈马斯的主张》（Andrea Nüsse,Muslim Palestine:the Ideology of Hamas），哈尔伍德学术出版社1998年版。 [16] 扎基•切哈卜：《哈马斯内部：鲜为人知的武装人员、烈士与间谍的故事》，第21—22页。 [17] 阿扎姆•塔米米：《哈马斯：非书面的章节》，第271—277页。 [18] 邵尔•米沙尔、阿夫拉哈姆•塞拉：《巴勒斯坦哈马斯：视野、暴力与共存》，第18页。 [19] 阿马勒•迦马勒：《1967—2005年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争论的政治》（Amal Jamal,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Movement:Politics of Contention,1967—2005），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5页。 [20] 阿里•克努德森：《新月与剑：哈马斯令人困惑的处境》（Are Knudsen,“Crescent and Sword:the Hamas Enigma”），《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2005年第8期。 [21] 哈伊姆•马尔卡：《强迫的选择：检验哈马斯的演变》（Haim Malka,“Forcing Choices:Tes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amas”），《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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