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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与青年学友的交往中，一再听到这一话题：如何靠近世界史研究前沿，获取创新性研究成果？ 解答这一问题，委实犯难。多年来，笔者大多是在较为传统的领域中读书写作的。若有丁点儿创新，也大多是旧书新读、旧题新做，在旧的基础上寻求新意。而且，笔者曾有过一种偏颇想法：凡属学科前沿问题，定是新的学术热点，不但需要新的研究手法和专业知识，还需要旧的学术基础垫底。否则，对传统研究状况了解不足，对相关领域的学术史、研究动向和特点把握不准，是很难取得创新成果的。还有，大凡学科前沿的热点问题，研究者迅即增多，其“保鲜期”便短。这是因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相对落后，信息获取滞后，当国内学者发现国外同行的新颖课题时，该类问题的研究已比较成熟，少了新鲜意味；要迎头赶上，已经不易。例如，现代化问题、全球化问题，值我国方兴未艾之际，已是国外老生常谈之时，创新空间已显不足。为此，笔者的拙见是，在国内已有的研究基点上适度深化和拓展，着意寻找一些仍被忽略或研究不足的课题，不失为强化世界史研究的主要门径，也是一种轻车熟路。 笔者怎么会有如此念头？原因不止一端，如思路不广，视野不开阔，创新精神不足等，还与自己知识面相对狭窄、理论水平不高、能用外语种类过少有关。当然也是基于个人的经验和体会。还有，笔者发现，个别青年朋友尤其是研究生，在寻觅确定研究方向和论文选题时略感迷茫，甚至觉得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已被开垦殆尽，再无新土可以播种。实际上，这种想法值得商议。历史学科虽然古老，却没有固定的范围和领域，生命力有增无减。即便是耕种过的熟土，依然可以培育出新的品种。甚至旧品种的改良和重播，也可以收获前所未有的硕果。学无止境，史学研究无定局，是理也。 颇能说明史学领域的拓宽和深化并无止境的，是英国某些“业余”史学家的成就。他们多为职业政治家，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政务，倘能挤出一些时间，从事研读和写作，也是朝乾夕惕，晨钟暮鼓，思考和写作断断续续，但因他们的史学研究和论著撰写多与社会现实政治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展现着他们的党派观点和政治倾向，受政治理念的激励，所以，他们虽然“业余”，却有着颇高的研究和写作热情，照样可以获取可观的成果。由此推理：我们作为专职教师和学人，但凡持久敬业，富于责任意识和专业爱好，是不难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并逐步将之深化和扩充的。 近现代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善于拓宽自己的史学研究领域者大有人在。１８世纪末崭露头角的詹姆斯•麦金托什（１７６５～１８３２年）堪为典型。他博览群书，先后涉猎法学、哲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拥有律师、法官和教授、官员和议员等多种头衔。２６岁时，他发表论战性著作《为高卢人辩护》，反击埃德蒙•伯克的《法国革命感想录》，博得激进派喝彩；随即去伦敦林肯学院任教，发表《论自然法和国家研究》。１８１１～１８１２年，他撰写了自己的史学代表作《英国１６８８年革命史》，以后又写成了《从最早时期到最后改革的实施》、《莫尔传》、《英格兰史》。其中《英国１６８８年革命史》乃鸿篇巨制，使用了大量的信件、日记等档案材料，既呈现出宏大的框架结构，又重视史实记载和细节刻画。可他虽然注意考察和刻画史实，力求精准，但在评论时却惜墨如金，少见痕迹，这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思考空间，增强了作品的史学介绍功能和说服力，也超越了前人，把１６８８年革命的研究推向了高峰。晚年的他，感叹自己从政多年，关注多种学科，但最适合发挥自身特长的却是历史研究和写作。其史学才能被学界的充分认识，更是在他逝世之后。尽管如此，麦金托什依然无愧于“业余”史学家中的佼佼者。 麦金托什之后，著名政治家托马斯•麦考莱和温斯顿•丘吉尔推出了更多的名著，均为史学巨擘。麦考莱的研究启示后人：对党派斗争和政治问题的关注，可使一位政治家成为某个重要史学派的公认领袖。丘吉尔更能显示出世界级史学大家的气魄，远到诸多英语国家和全球各地，近到自己的先祖，都能成为历史写作的绝佳素材。世界几大洲都成为他撰写两次大战史的关注对象。丘翁离世时，诸多版本、各种语言的“丘著”，可以摆满若干书架。他以自己的成功，昭示专业历史学者：史学课题唾手可得；无论是传统史学领域，还是现实社会，均是萌发历史灵感的本体，是历史研究取之不尽的源泉。成果的获得在于调整视角，同中求异。他的《英语国家史略》，就是使用一般史料、凸显新意的典型。其新意在于它非英国一国，而是所有“英语国家”的历史。尽管英国一国的历史占据了全书内容的９０％。丘吉尔最宏伟的史学大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他人相同的题材汗牛充栋，最后唯独他能凭此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在于所有有关那次战争的著作中，没有一部像它那样，深刻触及那个时代的真正内涵，没有一部著作能像丘著，根据切身经历和大量材料，再现宏伟的历史画面。 在笔者交往过的外国历史学家中，英裔美籍的劳伦斯•斯通（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ｎｅ，１９１９～１９９９年）是善于深化和拓宽自己研究领域的典型。起初，他对十字军东征史、英国中世纪文化史和都铎时代金融史均感兴趣，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发表了《中世纪英国雕塑史》和英籍意大利人的传记《伊丽莎白时代的霍拉提奥•帕拉维西诺爵士》，但因研究方向不太集中，在学界影响有限。 那时，他渐受Ｒ．Ｈ．托尼（Ｒ．Ｈ．Ｔａｗｎｅｙ，１８８０～１９６２年）的影响。托尼以研究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的英国经济史见长，以《十六世纪的土地问题》称誉学界。斯通受托氏启发，其研究不仅转向英国社会史，其时段也集中在多铎王朝中后期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即由中古时期移至近代前期英国封建世道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研究方法明显创新。 １９６０年代初，他移民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１９６５年出版了长篇著作《１５５８～１６４１年英国贵族的危机》。此书使用了大量的统计材料，研究内战前一个世纪里传统贵族的衰落和乡绅的崛起，探索英国革命的深层原因，将多年来由陶尼、希尔等人所引发的乡绅贵族与内战问题引向深化，同时也影响中国学者对英国变革时期所谓“新贵族”的了解。同年，斯通还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１５４０～１６４０年英国社会变化和革命》，１９７３ 年以来又发表了理论方面的力作《１６２９～１６４２年英国革命的原因》、《家庭和财产：１６、１７世纪英国贵族财政情况研究》等。前者不仅被英语国家多次再版，还翻译成法、德、意、日等多种文字。 是时，斯通年过半百，学业研究炉火纯青，可他仍在拓宽着自己的研究领域。他将研究时限后延到１９、２０世纪，研究重点则调整为包括家庭、婚姻和性生活在内的社会史。以后大约二十年里，一部部宏篇巨著源源问世：《１５４０～１８００年英国的家庭、性生活和婚姻》、《开放的精英？１５４０～１８８０ 年的英国》、《离婚之路（１５３０～１９８７）》、《不易确定的婚配：１６６０～１７５３ 年婚姻》、《破坏了的生活：１６６０～１８５７年间的婚姻离异》。在这些著作中，斯通采用追踪调查和“案例研究”的方法，搜集使用了浩如烟海的珍贵资料，尤其通过整理许多政府档案、法庭卷宗、律师文件、私人信笺和媒体报道，搞清了贵族世家的家庭婚姻和私人生活，再用生动的文字笔法娓娓描述，勾画出了数百年间不列颠社会各阶层色彩炫丽的画面。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史学界研究领域的深化和创新往往与研究手段的更新相辅相成。斯通在专业研究上最典型的手法则有几个方面： 其一，受社会现实问题的启发。例如，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西方女权运动进入高潮，妇女就业率上升，“性革命”方兴未艾，性别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忧虑。于是，英国家庭、性行为和婚姻的历史则成为斯通新的关注点。他试图通过对１５００～１８００年家庭社会史的研究，探究婚姻和性生活的发展趋势及深层原因，去了解这些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其二，采用新型研究方法，增加其论著的可信度和可读性。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使用了历史计量学的方法，用图表的直观展示，使其论点论据更加简明直观。而《开放的精英？》则属案例研究，对英国诺塔伯兰等三个郡中大约二百六十年中的贵族乡绅，在地产管理、庄园建造、家产传承、家庭关系、婚配离异等诸多方面，做了细致全面的考察，得出可信结论。当然，研究方法的更新，仍要以材料的扩充和精选做根基。在参与英国贵族乡绅问题的史学论战中，他用了１５年的时间从各郡的档案馆和贵族的私人文件里搜集资料，以增强论点依据。并且，他采用叙事学的方法，向读者展现某些配偶家庭矛盾感情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把一些尘封的历史档案改造为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从而增强了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其三，善于做大跨度、长时段研究，并注重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斯通的著作，研究时限多达一二百年，甚至更久。这在史学界并不不多见。它展示了作者的宏观眼光，和对重大历史现象之发展趋势的洞察和掌控能力。这种做法，尤其值得中国的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所仿效。麦金托什等人还以自身学术经历证实：史学家到了晚年，经验丰富，积累空前，若能继续深翻并拓宽自己的史学园圃，定会收获更丰硕的成果。 最后谈一点自己的肤浅体会。笔者青少年时受种种限制，阅读史籍漫无目标，信马由缰，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谈不上研究创作。幸遇改革开放，政治环境逐步宽松，我的责任意识得以强化，方在读研期间，决意研修仍有敏感性的英国政党政治史。那时自己的方法较为对头，一开始就结合君主制与王权、内阁制、议会制与政党政治等多项权力的演变，稳步做综合研究。这就强化了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了解，为以后继续写作《英国政治制度史》准备了条件，由此保证了研究工作的连续性。这也是笔者较为成功地扩充和深化自己研究领域的第一步，即将范围较小的政党政治史扩充为该国的政治制度史。其便利之处是，以前研究英国政党政治史时的材料，有些还可再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二步是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笔者在探究英国政党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时，深感贵族乡绅在英国历史上作用突出。即便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１８～１９世纪中期，他们依然控制英国政坛，垄断着内阁职位和议会席位。于此英国学者论著多多，但忽略了长时段的宏观性研究。相应之下，中国学界则缺少最起码的研究，久无专著问世。自１９８７年起，我开始在国内外收集相关书刊，阅读相关资料，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间发表了《论英国贵族政治权势在近代的延续》等系列文章。１９９９年，英国上院实施重大改革，不列颠世俗贵族在议会的去留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利用这一时机，笔者赶写出了《英国贵族史》，填补了国内研究的一点缺憾，并由此进入了英国社会史领域。稍后，又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了《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将政治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 第三步是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笔者多年来政治史研究的制高点，难度较深，阅读量颇大，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支撑。笔者将之放在２０００年之后，而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则着手更早，系列论文和书稿写作集中于２００３～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英国政治思想史》出版。至此，前后三十余年，笔者所坚持的英国政治史研究，才大致告一段落。 目下，笔者正在从事着“英国政党思想史”的研究。大致看来，研究内容有深化而无扩充。若有余力，想在社会史方面写出两个中篇——《英国游学史》和《英国贵族决斗史》。为此，则要继续学习，改进自身知识结构，尤其要添加在文化史方面的理论和专业知识。 多年的学术研修，使笔者有如下体会： 其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是发现研究课题，乃至深化和拓宽自身研究领域的重要途径。笔者任高校教师３６年，从未中断教书任务，时常备课。备课需要阅读和写作，也就顺便了解到相关的研究动态和学术史，得以发现可做的研究课题。笔者在１９８０年立意研究英国近代两党制的形成、英国近代王权和内阁制演变、历史分期的相对性等问题，就是基于几年前对世界近代史教学问题的思考。换言之，是基础课教学促使我究深发微，并开始研究英国政治史的。教学中，自己还注意倾听、记录和解答学生在课下或课堂讨论课中提出的问题，并由此选取、完成了一些研究课题。可见，教、学相长，教、研相通，是很有必要的。西方著名学者哈耶克亦云，他研究中的不少灵感，是在组织学生的课堂讨论时获取的。青年人朝气蓬勃，思想敏锐，对历史的解读虽有不成熟的地方，却能一再迸发出思维火花。教师若能留心，则会得到启发。 其二，注意调整自身知识结构，适当学习掌握一些相关学科的知识。笔者在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和英国思想史的过程中，留心阅读一些英国法制史、宪政史和政治学的论著，较系统地学习了一些临近学科的知识，由此提高了专业写作的准确度和深度。例如，近年来我在撰写１８、１９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史时，就尽意阅读了布莱克斯通、梅特兰、白芝浩和梅因等人的著作，有意补写了一些宪政史的内容，使这一时期思想史内容显得更加丰富。 提及相关学科，还不可忽略文学领域。文学作品是世界史学者了解相关国家的人世百态的捷径。应当说，文学家比历史学者有着更敏锐的观察力，更多的激情和更深刻的感受，对事件和人物言行及心理描述也更为细腻。而历史学者不仅需要时间去沉淀历史真相，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去观察。这就有可能忽略一些细节，在选择时遗失某些情节。文学家却常常是顺手拈来，做零距离的观察和思考。故而，有人说得好，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很可能都是真实的，除了人物名字；而历史作品中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除了人物的名字。笔者在研修英国政治史的岁月中，先后阅读了一些英国文学名著，其中莎士比亚的剧作使我看到中古时期的宫廷矛盾和世风人情。斯威夫特和笛福的小说有助于自己感受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党派斗争，以及原始积累时期英国中产阶级寻求财富的心理。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狄更斯、萨克雷和哈代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我们观察到一幅幅精细的社会画面，能使后人更真切地了解那时不列颠的社会和历史。即便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和雪莱的诗作中，也向我们透露出珍贵的政治思想的信息，会激发我研究和写作的灵感。 其三，是兴趣和责任心。应当承认，笔者的不少研究，尤其是早期所写的论著，是为了满足某些规定的职称晋升要求，属稻粮之谋。但是，最长久的心理因素，是自己爱好世界史和英国史专业。想通过自己的研修，了解世界各国和岛国不列颠实施民主政治的曲折进程，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为社会的政治进步，为在中国营造公民社会，为营造和谐宽容的社会生活氛围，略尽绵薄之力。正是这种责任心，使自己保存了持久而浓厚的专业兴趣，制定并尽力实现着自己的研究规划和目标，在专业深化和拓展道路上徐徐行走着。 以上内容，多属管见，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０—３０ 作者阎照祥，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原载《史学月刊》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