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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着重考察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环境史在美国落地生根。80年代中后期，美国环境史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环保运动史，侧重探讨自然保护和资源保护运动，乡村和荒野受到青睐，城市和人工环境则被忽略。当时，环境史作品中充斥着各类生态灾难，明显具有环境保护主义的道德诉求和政治诉求。因研究领域狭窄，环境史一度停滞不前，陷入困境。进入90年代以来，研究领域逐渐拓展，主要表现为三大趋势：城市环境史备受重视；文化转向日益明显；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环境史逐渐真正成为人与自然之间互动的历史。 城市环境史赫然兴起 城市环境史是关于城市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具体而言，它着重探讨人工环境及技术在历史上如何塑造、改变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梳理城市自然环境的改变如何影响城市发展及城市居民的生活，考察城乡关系的演变，阐述城市居民以环境问题为中介所形成的复杂社会关系。 在环境史兴起之初，城市徘徊在该领域的边缘。这一状况由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尽管城市与自然密不可分，但人们往往将自然与文化加以对立，因而也将自然与城市对立起来。同时，美国主流环保组织对城市环境问题的漠视，也导致环境史学者对城市污染及“环境正义”问题未予以应有的重视。此外，城市史与环境史作为新史学的组成部分，在各自兴起之初需要努力突出自身的学术旨趣。城市环境史作为二者融合的产物，其兴起时间自然稍晚一些。城市是人类诸多生产和活动的中心，城市化、郊区化导致了剧烈的环境变迁，城市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污染、健康与公共卫生问题，城市居民往往构成环保运动的重要社会基础。这些因素都表明，城市理应在环境史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城市环境史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但直到90年代，城市才成为环境史领域的宠儿，城市环境史日渐成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大致说来，美国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研究城市污染治理及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类研究将技术置于核心地位，重视技术在改变城市面貌方面的作用，代表作包括乔尔·塔尔的《寻找终极归宿》和马丁·梅洛西的《环卫城市》。二是考察城市与乡村的关系，这是著名环境史学者威廉·克罗农开辟的一个新领域，他在《自然的大都市》一书中，将城乡视为一个整体，分析资本扩张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与落后地区经济的一体化。三是探讨以环境为中介的社会关系，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运用比较方法，探究欧美城市管网建设、污染防治、河道管理等方面的异同。 文化转向蔚然成风 环境史与社会文化史的融合，往往被称为环境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在这一新潮流的影响下，自然界被视为一种文化建构，阶级、族裔、性别被用作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分析工具，历史上不同群体的自然观念及其与自然的联系成为研究重点。 早在1990年，美国环境史学界进行的一场学术争论即已对文化转向有所涉及。在这场争论中，以威廉·克罗农、理查德·怀特为首的一些环境史学者提出，环境史应该大力拓展社会分层和文化分析。二人作为文化转向的先锋，倡导将种族、阶级和性别分析运用于环境史研究；对自然进行文化建构，模糊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依据生态学的混沌理论，为环境史研究中的相对主义造势；将历史视为讲故事的艺术，强调历史研究的主观性。克罗农主编的《各抒己见》对荒野、自然和环保运动进行解构，为环境史的文化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化分析方法在环境史研究中日渐盛行。 社会分层分析方法率先由罗伯特·戈特利布和安德鲁·赫尔利成功地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戈特利布在1993年出版的《呼唤春天：美国环保运动的演变》一书中指出，自然不仅存在于荒郊野外，还存在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存在于人们生活、工作和娱乐的各种场所；环保运动不只是资源保护运动，而且是一场遍及城乡的社会运动。该书着重探讨了女性、劳工和少数族裔对环保运动的推动作用。赫尔利在1995年出版的《环境不公：印第安纳州加里的阶级、种族及美国工业污染》一书中，对环境史与社会史进行了有机的融合。他指出，环境不公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与阶级、种族、性别因素直接相关。他主张以社会平等而非生态平衡作为衡量环境变化的标准。上述著作推动了环境史与社会史的融合，并带动了劳工环境史、妇女环境史、黑人环境史等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正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04年，理查德·怀特明确提出了环境史的文化转向。这一转向顺应了8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受到多元文化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新文化史对整个史学领域的冲击。文化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态学整体意识和环保运动对环境史研究的消极影响，使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在环境史中得到大量运用。文化转向使环境史在史学界大放异彩，有助于环境史的成果被史学界广泛接受。但是，文化转向也削弱了环境史与自然科学的联盟，环境史不再切实立足于探讨“自然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基石之上，研究碎化的弊端进一步凸显。 全球环境史方兴未艾 2009年，美国世界史学会首次颁发“世界史先驱奖”，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和威廉·麦克尼尔获奖。2011年，全球环境史知名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当选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2012年又当选美国史学会副会长。这从不同侧面体现出学术界对全球环境史的认可，表明它正在成为环境史重要的分支领域。 全球环境史探讨生态环境因素在洲际甚至全球范围内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同时，它也可以指一种研究视角，即将世界视为整体、将地球当作一个生态系统加以研究。全球环境史的出现，既是出于现实的需要，也是世界史与环境史相互融合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环境问题全球化推动学界关注全球环境问题的由来和演变。同时，环境史个案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为开展全球环境史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前提。另外，环境史与世界史存在内在联系，都倡导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强调互动与横向联系。理念的契合为二者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全球环境史应运而生。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趋势，全球环境史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但全球环境史的研究则可以追溯至五六十年代。1967年，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格拉肯的力作《古代至十八世纪末期西方思想中的自然和文化》问世，探讨了西方自然观念的演变。七八十年代，克罗斯比先后出版《哥伦布大交换》、《生态扩张主义》等著作，从生物竞争角度揭示了新旧世界相遇后的不同命运。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是第一本从整体上讨论传染病影响人类历史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传染病对缺乏免疫力的人群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些富有成效的探索，促进了全球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可视为全球环境史在美国的萌芽。 自9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史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唐纳德·休斯主张以生态演变为主线重新编撰世界历史，先后出版《地球的面貌：环境和世界史》、《世界环境史：人类在地球生命中的角色转换》两部通史著作。随着以麦克尼尔为首的一批学者脱颖而出，该领域更具生机与活力。麦克尼尔的代表作《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对20世纪生态变迁及其原因进行了高屋建瓴的叙述和分析，出版当年就获得世界史学会图书奖、森林史学会图书奖。他的新作《蚊子帝国：1620—1914年大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态和战争》，则揭示了300年间黄热病和疟疾对加勒比海地区产生的重大影响。此外，麦克尼尔还编撰了《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全球环境史研究指南》等工具书，推动了全球环境史的发展。 近年来，进化史、气候变迁史、海洋环境史、战争环境史成为美国环境史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作为一门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学科，环境史学者总是根据时代的脉搏，不断发掘新的研究课题。环境史的特色就在于强调人类与自然不断塑造彼此的历史。环境史学者在未来还需要加强生态分析，凸显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优势，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1月16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