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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大陆地区的边政学研究经过若干年的沉寂后，目前正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通过对民国时期及台湾地区相关学者对边政及边政学理论认识的考察，认为边政是指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事务，边政学是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的学说。此外，还探讨了边政学的具体研究范围、意义及其学科建设等问题。 关键词：边政；边政学；研究内容；学科 近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而伴随着西方理论与知识的传入，国人的边疆、民族、国家观念增强，大批学者展开了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以图振兴中华，维护国家边疆利益。边政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以《边政公论》等杂志为号召，一大批知名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中国边疆问题诸多层面的研究，并结合西方学说与理论，对边政学及其相关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历史方面的原因，大陆学界对此领域几无涉及。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大陆学界才逐步展开了对边政的研究。但目前大陆学界对边政学相关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尚少，不少问题尚未涉及，更谈不上弄清楚，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 本文结合笔者在查阅资料过程中的一些认识，对边政与边政学的涵义、研究内容及其学科建设等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在此不揣浅陋，因就思考并连缀成文，以抛砖引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边政释义 边政一词，产生时间较早。明代嘉靖年间张雨曾撰写过《边政考》，全书共12卷，其内容主要包括当时的驻军防备地形及地形图，各边关兵力与守备、“兵食”(驻军人数与粮草)、历朝与周边少数民族间的战事等。该书内容主要以西北地区为主，张雨并未对边政一词做出明确解释，但观其全书，其边政概念大体表现为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的相关军事事务。而纵观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关于边疆地区的文献著作，大体限于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关系，以及少数民族的民俗、社会生活、宗教诸层面的内容，较少有明确以边政为题进行研究的。时至近代，尤其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边政之探讨增多，甚至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称为“边政学时代”，[1]可谓是中国边政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民国以前，中国有筹边政的策论文章，而无研究边政的专门学问。九一八后，国内大学有不少设立边政学系，而却无边政学的科目。抗战以还，中央政治学校边疆学校特设边政专修科，蒙藏委员会亦专开蒙藏政治训练班，于是‘边政史’，‘边政研究’，‘边疆政治’，‘边疆政策’，这一类科目名称，始出现于课程类。……凡此均足以表示国人逐渐重视边政学的趋势。”[2]此言指出了边政学的兴起历程及背景，表明近代边疆危机催生了边政学的诞生。 吴文藻的《边政学发凡》一文，学界多视为边政学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的标志。吴氏认为边政具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边疆政治，系边政之广义；边疆行政，系边政之狭义。边疆政治可以包括边疆行政，但边疆行政不能包括边疆政治；边疆行政可以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以研究边疆政治为主要对象。至于边疆政策，是根据边疆政治原理推演出来的，必须凭籍边疆行政机构始能见诸实施，地位介于边疆政治与边疆行政之间。广义上的边疆政策可视为边疆政治之一部门，狭义上它可包括在边疆行政范围之内。吴氏以上关于边政概念的认识，是基于其认为研究边政学的观点有二：“一是政治学的观点，一是人类学的观点”，“以人类学观点为主，以政治学观点为副”，认为人类学上所谓的边政系指狭义的边疆行政，政治学上所说的边政通常指广义的边疆政治。吴氏继续指出：“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术语，边政学就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和科学。”[2]以上吴氏所论，对于疏理国人关于边政的认识起到了积极作用。以后学人关于边政学研究的理论探讨，实基于吴氏始。然而正如吴氏自身所言：“目前对于边政学的认识尚浅，因之其范围若何，一时难以确定”。边政学究竟研究什么，并未达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并且随着观念的深化，边政所含之内容呈逐步扩大之势。 楚明善在《边政回忆与展望》一文中，并未对边政做出明确定义，但所论内容反映其边政概念，偏重于边疆政策。[3]凌纯声言：“边疆建设，方面甚多，而以政治建设尤为首要。盖边疆政治建设，不仅为其他经济的文化的建设之根本，且为实行我三民主义边疆政策之唯一手段也”，而“建设边疆，改革边政，应先确定边疆政策，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他认为国内现存主要边政制度，包括盟旗制度、土司制度、政教制度(政教合一)、部落制度等四种；边政机构改革之原则为三：力求边区政权之统一；保存边疆土地之公有制度；培植边民自治能力。指出“中国有边政问题及民族问题，为世人所共知”，“应速根据宪法所载有关边疆之政纲……以谋问题之合理解决。”[4]从中反映出，凌氏之边政认识仍偏重于边疆政治或制度，认为边疆政治或边疆政策，是改革边政之急务，为边疆经济、文化建设之根本。上述二者关于边政之概念虽大体仍可将其归属为吴文藻观点之延伸，但与吴氏之观点有相异之处，尤以凌氏之观点虽仍以边疆政治为重心，但已将边政内容扩展到边疆经济、文化、民族等层面。其时，已有学者认为“边政之中，包括着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问题”。[5] 随着学者对边政认识的不断深化，边政之概念向着更广的层面发展着。陈碧笙所著《边政论丛》一书，所论之内容偏重于云南边地事务，涉及到“滇缅暹越边境之国防交通军事政治经济民族史地诸基本问题”，[6]表明其边政认识至少包括上述层面。而黄慕松更明确说：何谓边政?“边疆之特质，既因其地域气候民族语文政俗诸端，与内地小有不同，则国家对于边疆所行之政令，无论其为保卫，为治理，为开发，亦当因地制宜，而有特别注意规划之必要。例如主管边事之机关，治理边疆之法则，开辟边地，启发边民之急务，以及其他一切有关边疆之设施，皆属讨论边政问题之范围。”[7]此处所言之边政，涵盖了边疆政治、经济、教育诸层面。边政概念已大大超越了边疆政治所涵盖的内容。 已有学者做了如下评论：“‘边政’并不等同于‘边疆政治’”，“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边政’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反而越来越偏离边疆政治，朝边疆民族、边疆历史、边疆地理、民族语言、边疆文化‘分头’发展。”中国大陆地区在全国解放后，专门的边政理论研究趋于停顿。台湾地区的边政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在1949—1990年期间，基本继续沿着上世纪30、40年代中国传统边政研究的路子进行研究； 1990年后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以“原住民”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研究支系，一部分继续传统台湾“边政”研究的内容体系进行中国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出现这种-学科离散.的情况，就‘边政’学科本身来说，在边政学科发端初始就没有把建立统一的边疆政治理论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8](P35-36， 133)该学者所言，道明了边政学研究存在的软肋，迄今尚无一个明确的学科理论体系。 台湾学者胡耐安在上世纪50年代说：“我苦于思解的，也就是令我迷惑的：‘边政’?或许可以说这是行政学词汇里的一个特殊词称?如果说这是指国之四境边疆‘区域性’范畴之内的治理而言，所谓‘安其社会’的‘管、卫’，‘长其人民’的‘教、养’，边疆的与腹地的政治运用，实质上该是不应有所殊异?那末，为什么提出‘边政‘这个称号?于是乎，便转到‘由于历史文物悠久，版图幅员广大，民族昌大繁众；’从而‘边疆地区之于中原腹地，边疆地区各民族之于内地人口；固然是同土齐民，可还得有其应予特殊的注视所在’。”[9]后来胡氏在其《边政通论》中对边政作了如下解释：所谓“边政”，“顾名思义，说来可也就极寻常；无非是指边疆地区之-区域性.的治理而言”，“‘边政’应直如其他地区‘政’之为用：所谓安其社会(管卫)，长其人民(教养)；是永恒无间的积极性的日臻于建设之境的，于改革中是建设的。简明点说，边政也就是国家的‘内务行政’；边政和内地(腹地)的‘内政’，实质上是不应有所殊异。”上言简而言之，一是表明胡氏对边政之所指也曾有一定的困惑，二是其对边政的定义与考虑，认为边政系指边疆治理，从内地与边疆、与内政相对应的角度而言，边政与内务行政相同。但胡耐安紧接其后又言，边政现阶段与内政有异，缘于前引所述的“由于历史文物悠久与民族昌大繁众，边疆地区之于中原腹里，边疆地区各民族之于内地人口”，有其应予特殊的注视所在；“在中华民族的‘内务行政’里，必然是有其不寻常的而且成为重要的关键。切愿、-边疆建设.完成之日，边政、这一词称，那时、也就无须乎独异一格于全国一般行政、全国性的-内务行政.措施之外。”[10](P3) 上述前辈从不同角度对边政涵义做出了解释，但反映的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内容。吴氏所提出的从人类学与政治学角度创建边政学，“是对20世纪初历史地理学派别和20世纪30年代‘禹贡’学派，从历史地理角度创建边疆学的一个科学的发展和极富远见的回应。尽管上述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是边政学的萌芽和发展，但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历史地理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十分紧迫的现实要求，已经不能直接为抗日救亡服务，于是从政治学和人类学角度研究边政学反映了这个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客观需要。”[8](P137-138) 边政研究的空间范围应是边疆区域，时间范围上应是历史上的各个朝代或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边政研究的空间与时间范围的认识，学者们并无太大分歧。当然，有分歧之处在于边疆的界定。不同学者的边疆范围的界定存在差别，但边疆范围的界定须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地理、政治、文化、经济诸因素而确定，这点也是基本取得共识的。故边政概念界定的最大难点在于处于空间与时间领域中应包含的具体内容，上引学者在此方面均有一定的分歧。 《边政公论》发刊词中指出，“任何问题的解决，都应该以事实的研究为根据，而后才有正确的办法。病症未认清，当然无法下药。基于这种原故，所以现有关边疆的一切建设，都尚未能如我们理想中所预期的急速地进展”，“我们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着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着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发刊词还阐述了该刊的研究范畴：一、政治的实施必凭藉着政策和机构，盖政策是指导政治活动的方向，机构是执行政策推动政治的工具。政策和机构两者，为政治成败的决定要素。这在边政方面，便是边疆政策和边政机构的问题。二、政治是社会现象之一，欲推动政治工作，则必对其所寄托的社会有彻底的认识。而欲认识一个社会，又必须从人、地和文化三个要求上去研究。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地是社会存在的空间，文化则为其纵的历史和横的交互关系之总和，即表现于外的各项社会形态。边疆现在所以仍有其特殊状况，便是由于这三个要素上的问题。边疆人的要素即是民族，地的要素即是自然环境。以上即是其发刊所拟研究的范畴，亦是发刊的目的与意义。《边政公论》之发刊，“欲凭客观的见地，真诚地研究，一方阐发一般边政原理，使得边政实施能有个正确的理论做参考基础；一方研讨实际问题，蒐集实际材料，冀能为建设边疆尽其前哨的义务”，即“使理论与实际溶成一片，行政与学术取得配合”。“切盼我国内从事边疆工作和注意边疆问题的贤达，以及研究政治经济社会人类民族语言史地等学问的鸿博之士，予以多方的鼓励批示和帮助”。[11]笔者窃以为，此发刊词实则已基本阐释了边政学的研究内容。 《边政公论》的发刊词表明了它认为边政研究的重点是边疆政治。作为当时具有官方背景并专门从事边政方面研究的较有代表性的刊物，《边政公论》的观点一方面既可能代表了国民政府的边政意识，同时其办刊宗旨应该也得到了当时关注边疆问题的学者们的基本认同。其在边政方面的认识与理念，在当时应该占有相当的地位或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边政公论》所阐述的研究的两个大的方面的范畴，基本覆盖了边政研究所应包括的内容。边疆政治自不待言，其后关于人、地、文化三要素的表述，说明政治是与社会相联系的，边疆政治之研究，离不开对边疆社会的探讨，表明了边疆社会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论，笔者以为，可将边政解释为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事务，边政学是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的一门学科。这一解释具有两方面的含义：谈边政离不开边疆政治，这是一个基本得到认同的范畴。胡耐安解释边政为边疆治理，实则也可纳入边疆政治的范畴内。但边疆政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层面，它与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经济、地理环境等社会各方面存在紧密的联系，对其考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欲推动政治，则必对其所寄托的社会有彻底的认识”，所言正是此意。这样两个层次的结合，应代表了边政的基本含义，一方面既突出边政政治，同时也将边疆政治与边疆社会结合在一起，将之纳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视野范围之内，有利于边疆地区各项建设事业的综合推进。 二、边政学研究内容、意义与方法 民国时期，先有私立朝阳大学等，曾设有边政学系，并大约在1931年，开设过蒙文、俄文课程。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迁往北京，亦设边政学系，有日文、俄文课程。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与西北大学都设有边政学系，不过可惜的是未曾安排出一套适宜一个大学学系教学的课程科目。[10](P4，注1)应该说来，上世纪30、40年代虽然边政学研究甚张一时，关于边政学学科建设的各种观点不断涌现，但未形成一个完整之认识体系。上述高校之边政系的教学安排的不完善应正是这一状况的直接体现，而这也是边政学在发展过程中曲折往复的原因之一。 吴文藻在《边政学发凡》中，将边政学的研究内容概括为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的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台湾政治大学法学院设立了边政学系，其课程科目包括：边政通论、边疆语言、边疆宗教、边疆历史、边疆地理、边疆社会、人类学、民俗学、田野实习、语言学、中华民族志、边疆问题研究等。[9]上列科目，应是该系学者所认为边政学之研究内容与方法。在研究内容上，胡氏所著《边政通论》一书，包括边政释义、历代边疆形势考、历代边疆族系志、边疆政治形态与边疆宗教类别、历代治边政策综述、土司沿革、喇嘛教源流、中央主理边政机构评议、边疆建设要旨等内容，应可视为其关于边政学研究内容之认识。关于边疆语言、历史、地理以及人、民俗学等，应即是边政学研究之内容的一部分，也是边政学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之方法。当然，后来台湾地区边政学研究逐渐偏离了边疆政治方面，而向边疆民族、历史、语言等方面发展，其边政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偏重于民族学与社会学，甚至一度有学者曾议将边政学系改为民族学与社会学系。 边政学在当时有兴起之社会条件，而由于历史因素，其发展已偏离了最初边政学开创者们所预想之轨道，转向其他学科发展。边政学既然是近代学理意义上的一门学科，它自有其存在之必要。随着时代之变迁，其具体内容应有一定之变化，当在情理之中。我们既不能忽视其存在的必要性，也不能顽固坚持边政学研究内容之永恒性，应根据时代背景确定边政学的学科建设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边政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一门交叉或边缘学科。早在边政学创立之初，吴文藻就提出贯通人类学与政治学进行边政学的研究；其后黄文山进一步补充，认为除依据民族学或人类学与政治学外，尚须借助文化史、社会学、经济史，甚至生态学、人口学等专门科学进行研究。[12](P1)可见，边政学创立初期已表明其为一门交叉学科。也许正因为此，台湾边政学的研究后来才会逐步偏离边疆政治的初衷，而向边疆民族、边疆语言等方面发展。新时期的中国边政学的发展，既需要继承前辈学人已有的相关理论探讨成果，同时也更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发展自己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构建一个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 边政是指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中国边政学在研究领域方面应涵盖以下内容：中国边疆范围与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界定；边政概念的演变历程及其理论建设；边疆地区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状况；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认识的演变过程；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思想与理念；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措施与政策；历代王朝的边政管理机构演变；历代王朝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关系，既包括中央政府与其统治下的地方政府之关系，也包括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的关系；影响历代王朝边疆治理的因素，如自然环境、边疆地区的民族与宗教状况、边疆地区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统治集团或政治家的边政理论水平等；历代王朝对不同边疆区域治理的差异及其原因；历史上不同王朝边政治理的异同；历代王朝治理边疆的经验与教训，等等。 边政学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之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吴文藻即指出：“研究边政学的目的有二：一是理论的，一是实用的。边政学原理的阐发，可使移植科学迅速发达，专门智识日益增进，举凡人口移动，民族接触，文化交流，社会变迁，皆可追本寻源，探求法则。这是边政学在理论上的功用。边政学范围的确定，可使边疆政策有所依据，边疆政治得以改进，而执行边政的人对于治理不同族不同文的边民，亦可有所借镜。-为政由学始.，就是这个道理。这是边政学在实用上的功用。”[2]笔者以为，吴氏此处关于边政研究的目的论述，其实也是说明边政学研究的意义。边政学研究的意义，按吴氏之议，可分为两个层面：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即是研究历代王朝边疆治理及其经验与教训，可为今天提供可资借鉴的范式。正如《边政公论》发刊词所言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也必须根据学理和事实，同时根据国家的国策，以求能与当前的边疆政治相配合，这正是边政学研究的现实意义之所在。理论意义，即是通过对历代边政治理的考察与分析，归纳其规律性的内容，可加深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历史疆域形成、演变的认识与理解，指导着国家的边政建设。前辈学者关于边政学意义之所论，在今天尤可借鉴。 研究我国边疆，首重有关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建立及其应用。[12](P1)边政学作为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状况的一门学科，也应如此。吴文藻在论及边政学的研究方法时，认为边政学的研究应以人类学与政治学的方法为主，二者间人类学为主、政治学为副，他虽然想将边政学构筑成一门独立的学科，遗憾的是他并未明确指出边政学究竟是属于人类学还是政治学。笔者以为，吴氏将人类学与政治学作为边政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当时是有合理性的。“边政学是研究关于边疆民族政治的思想，事实，制度及行政的科学。研究边疆政治，必先考察边疆民族，这是边政学的特质”。“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学，而从事边政的人就必须具有关于边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识”。[2]吴氏认为考察边疆政治必先考察边疆民族，在当时是必要的。中国历史上长期对边疆民族持歧视态度，在传统社会生产状态下，其对边疆尚保持着农业文明的优势，对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基本保持了一种文化的强势，但由于近代层面的国家、领土观念尚未形成，虽然存在着边疆或民族问题，并未产生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与意识。近代以来，生产力发生了质的变革，传统的统治方式与思维已经不适应新形势，而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连同国内外矛盾同时迸发， 边疆、国家、民族观念强化，边疆问题突出，历史上长期积压下的民族问题也显现出来，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近代边疆地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研究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事务的边政学，吴氏将研究边疆民族与文化的人类学作为边政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在当时是合理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随着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的不断加深，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增强，西方的学理传入更全面，我们的考察与思索也更为综合、系统，对边疆地区的认识更深。民族是边疆地区的重要内容，但它不是唯一的，如影响边疆民族的生产、生产方式，既有地理环境的因素，也包括历代统治者的治边政策等，这些均不是民族问题所能取代的。今天来研究边政学，它的研究范围并不仅是边疆民族政治了，而是涉及到整个边疆地区的政治与社会。边政学的学科定位尚有待明确。 历史学是研究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边疆范畴受到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个伸缩的概念。边政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是边疆地区，故研究边政必然离不开对特定历史环境的理解与认识。而后一时期的边疆政治与社会也是在前一时期社会与政治变迁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又将影响再后一时期的边政状况。这些都离不开对历史上各个时期边疆状况的考察与分析。历史上各个时期边疆政治与社会状况如何，也是历史学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范围，不同王朝的边政治理内容也属于历史学的研究范围。而边疆地区的突出特点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与内地迥然不同，并且较多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其民族文化传统与内地汉文化习俗差异颇大，以上均是历史地理学、民族史、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笔者以为，边政学可归入历史学学科范畴。除从边政学研究的空间与时间范畴、研究内容等方面考虑外，历史学学科较其他学科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亦可为边政学的发展提供较为充实的平台。 同时，也不能忽视政治学的内容。政治学是专门研究政治的一门学科。政治是一个活性体系，它包括着各种政治行为与政治现象等内容。边疆地区的政治，既是政治行为，也是政治现象中的一个层面，并且这个层面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有一定的参照系的。边疆是相对于内地或中心而言，内地与边疆共同构筑了一个国家的完整疆域，边疆政治也应属于这个国家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故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与内容、理论也是边政学研究所倚重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实，边政学研究从纵向跨度而言，是包括历史上的边政与现实社会中的边政。研究现实边政问题，更离不开政治层面的考虑。所以，历史学与政治学是边政学研究的重要支撑。 边政学是一个交叉与边缘学科，它除与历史学和政治学联系紧密外，还须借鉴其他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学科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变化及其规律的科学。自然地理环境指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人文地理环境指人类为求生存和发展在地球表面上的各种活动的分布和组合。[13](P5)不论是自然地理环境，还是人文地理环境，对历代王朝对边疆地区的认识水平，边疆地区的民族分布状况，民族生产、生活方式，边疆地区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这些均是边政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历史地理学是边政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或研究工具之一。 民族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时期各民族发展过程的学科。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民风民俗，各民族的政治观点及政治行为等，均是民族史所应涉及内容，同时以上各方面，也是影响历代王朝边政治理的重要因素。故民族史也是边政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及研究工具之一。 民族学是研究各民族群体文化的社会科学。[14](P1)民族学通过对少数民族体质、文化、历史、语言、生产生活方式、民俗等的调查与分析，进行研究所得的调查成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着重要作用，掌握这些对于边政学研究来说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民国时期以及台湾地区的学者，利用民族学的方法对边政学的研究已做了大量的探索。 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积淀的重要结果。[15](P3)中国古代就存在着对地缘关系的认识，先秦时期就实行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具有地缘政治因素的政策。汉朝张骞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更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为保障现实政治军事利益进行的外交活动；唐朝李泌认为“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16]也带有一种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历史上的统一王朝或局部政权大都存在着大量的地缘政治认识。尤其近代以来，西方相关理论与学说的传入，地缘政治学的内容更显丰富。研究地缘政治学，有助于我们认识与分析历史上相关政权之间的关系演变与政策实行的深层背景，历代相关政权基于地缘政治因素对边疆或边疆民族的认识与对策等。 对于研究历代边政，这些都是所要考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表明了边政学与地缘政治学存在着密切联系。 处理好诸相关学科间的关系，是任何一门学科所必需的。我们在展开中国边政学的研究范围时，一方面要积极利用相关学科知识，提升与不断完善边政学的内涵与理论，同时，也要注重到边政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内容及意义，在研究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错综复杂，近代西力、西学的东渐，使得近代中国生产力产生了质的变革，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多方面亦发生了质的变化，边疆问题面临着古代社会千年未遇之变局，即威胁对象从以往的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侵扰中原地区变为西方列强及其附属国通过各种方式残食中国边疆领土，其性质由内部民族间的争斗演变化为国家与国家间对领土等的要求，由边疆少数民族或政权谋图统一中原变为西方列强利用附属国及中国边疆地区的少数分裂势力企图分割中国领土等。民族与边疆危机的严重，使得研究边政学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但这门显学由于特殊原因，长时间在中国大陆地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当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正蓬勃发展，我们应趁此良机，展开对中国边政学的研究与探讨，通过对边政学学科理论的相关探讨，使边政学研究向着更深领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铭铭.东南与西南——寻找“学术区”之间的纽带[J].社会学研究，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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