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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 [ 首 发 ] 2012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的“2012年世界史论坛----世界历史与世界现实”学术年会主题之一：“20世纪的世界历史学：重大学术争鸣”选题宏大深沉，令我多日思绪起伏。想中国思国际，20世纪国内外一切重大学术争鸣似乎大都源于“西方/欧洲中心论”这个自19世纪黑格尔“崛起西方、停滞东方和无史民族”之说定调之后形成的主流史学理论体系。 整个20世纪，“西方/欧洲中心论”称霸世界历史学，享尽傲慢与风光，其偏见扭曲真实历史，滋生无数误导谬论，害人伤理多多，误国误民不浅。无怪西方史学大师汤因比晚年忏悔：“我是西方人，与西方命运休戚与共。我推崇西方文明而不忍视其衰颓。…近300年来，西方超越世界其它地区崛起，使西方人得以把人类历史完全归功于西方。我以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主观臆想的典型：这种看法并非实事求是，乃至因扭曲了历史而使之不可思议。”[1] 整个20世纪，国际学术界针对“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和质疑如影相随，但势单力薄，人轻言微，直到世纪末才有逃出“西方/欧洲中心论”围城的史学大师骤然猛醒，反戈一击，分庭抗礼。发人深省的是：挑战者大都是“西方人”，而非被边缘化的非西方人。更为遗憾的是：我们中国世界史学者们不仅深陷围城而且由于冷战隔阂和冷战后的种种交往不畅（学术、资料、语言、途径和意识形态等）虽有想法但在国际学术界却集体失声，毫无发言权（时髦说叫“话语权”）！ 在21世纪初反思20世纪世界历史学的傲慢与偏见令人感慨万千啊！ 一、 崛起乎 中心乎 其实，“西方/欧洲中心论”在西方亦并非一路凯歌。20世纪初的一场野蛮的世界大战让“西方文明”风光不再，弊端显尽，威望扫地。1918-22年残垣断壁中施本格勒《西方的衰落》[2]之文明质疑与反思，流露出西方悲观主义史学的哀叹。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西方大萧条和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形成的鲜明对比以及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重创了西方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二战后资本主义阵营大缩水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大发展促成的非殖民化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和大发展让“西方/欧洲中心论”在两极对峙的冷战世界中底气不足，令人生疑，难以立足。西方文明真的优秀，真的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吗？ 此时，悲观困惑中麦克尼尔1963推出的《西方的崛起》[3]犹如给西方社会劣势自卑心态的一剂强心剂和鸦片，带来虚幻快感，恢复自信振作精神，重塑了崛起的西方，在理论上先声夺人。接着，1974年沃勒斯坦的《近现代世界体系》[4]以“核心-边缘结构”完善了“西方/欧洲中心论”的史学体系，使其系统化和合理化。更有甚者，1987年琼斯一部《欧洲奇迹》[5] 将其神圣化，独特化，神秘化并罩上“圣光”！ 然而，在西方，挑战接踵而至。1989年卢格赫德的《欧洲霸权之前》[6]发出质疑之声；1993年吉尔斯与弗兰克推出《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7] 发难“世界体系”；1996格兰出版《超越欧洲中心论》[8] 摈弃欧洲中心论；而1998弗兰克《东方新视野》[9]（中译本《白银资本》）则给欧洲中心论来了个釜底抽薪，进行了颠覆性全面清算。纵观诘问要点：欧洲之前中心何在（哪个帝国）？世界体系中心何在( 欧洲还是东方（中国）)，世界体系到底几个（只有一个还是前后或同时多个），时间几多（500年还是5000年），性质如何（资本主义还是其他主义或无主义），范围如何（欧美非还是全世界）？西方崛起原因何在（本事大还是运气好，凭本事还是搭便车（踩在亚洲巨人的肩膀上））？何谓“中心”何为“边缘”？国际学术界论战激烈，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可惜，我国世界史学者虽对此并非没有想法或未曾论及，但信息不对称，渠道不畅通，在国际学术界却哑然失声，无力参战。 二、中心乎 无中心 笔者曾是“西方/ 欧洲中心论”城中人，笃信“西方崛起”，热衷“世界体系”，乃大师麦克尼尔和沃勒斯坦之铁杆粉丝。30多年教学科研大多致力宣传西方先进科技经济与民主政治。然而， 久居城中厌倦生， 逃出城来享清风， 心胸开阔眼界变， 疑惑忽至顿悟萌。 未曾想到，笔者倒戈始于批驳“西方/欧洲中心论”杀手弗兰克！2000年笔者读其问鼎之作《东方新视野》（《白银资本》）后于2001年春致信弗兰克，斥其以“中国”中心挑战“欧洲中心”，不应冠1400-1800年世界经济以“亚洲时代”云云。弗兰克大师胸怀，认真写信回应，令晚生受益匪浅，后来二人当面和电子邮件的学术交流将笔者引入这场国际学术论战。(另附附件1：悼念弗兰克教授文章供参考) 在长期教学科研中笔者在庄子“有待而然”[10]和恩格斯历史“合力”[11]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自己对全球史的“无中心整体研究”（A Noncentric and Holistic Approach to Global History)理论和方法，提出了：全球失衡（Global Disequilibrium)理论，社会力学（Social Physics))方法，社会变革（Social Quake)和社会变革带（Socialquake Band)学说，力求作为“全球人（Glober)”通过无中心整体研究的方法与国际国内学界同行共同构建三维立体全球史（3-D Global History)。 “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是2002年笔者在美国教学科研时与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曼宁(Patrick Manning)、安德里亚（Alfred J. Andrea)、迈克尔德里（Andrea McElderry）和本特利（Jerry H.Bentley)等美国学者交流自己批判世界史教学科研中的“西方/欧洲中心论”观点的一篇论文过程中提出的，得到美国学者的热情关注和帮助并在以后的学术交流中得到格兰（Peter Gran)和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等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所以，可以说这个方法理论：成于中国而立于美国，是国际学术交流的结晶。该论文先后7稿。2002年12月4日在美国波士顿“世界历史中心”报告之后，经弗兰克通过电子邮件将英文论文介绍给他的老友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笔者回国后收到张先生的英文电子邮件邀请参加2003年北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12月的北大会议上第一次在国内介绍了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理论和方法。(另附附件2：该论文中文本供参考) 接着，经过进一步讨论修改之后，该文成为2008年美国普雷斯顿出版的曼宁教授主编《全球史的全球实践》[12]一书的第五章“在南开讲授近现代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是这部介绍21世纪初全球各大洲近10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史教学科研主要方法理论集大成之作中代表中国的一章。(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中（附件3）英（附件4）文本供参考) 2011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萨克森米勒《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13]一书中引用并评价了笔者的观点。该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曾通过电子邮件与笔者联系，询问和讨论了中国“世界史”教学研究的一些问题。这本书分三章全面介绍并评价了德国、美国和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与研究。2012年4月“亚洲全球史学会”在首尔举办的第二次全体大会暨学术讨论会为该书作者组织了一个讨论这部书的专题研讨会，笔者最初被邀请作为其中国评议人参加，但因笔者在会上还有两个报告，且时间上亦有冲突而未能出席该讨论会。但会下与作者的交流感到，他对中国的全球史研究和潜力相当肯定，认为中国应当在国际史学界有更多的声音。(另附该书网址供参考) 2012年9月在英国牛津和美国出版的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14]是全世界30多位全球史学者一次空前的全面国际合作，从多层面对当今全球史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全方位考量。笔者作为该书唯一应邀中国大陆学者撰写了第27章“中国之世界”，介绍了中国“世界史”的过去与现状并阐明了自己“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另附该书网址和该章英文本（附件5）供参考) 此间,2011年7月,由美国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协办的“世界史学会第20届年会（北京 2011）”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其两个大会主题是: “世界历史上的中国”和 “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 。笔者在会上提交并报告了论文:“ ‘中心-边缘结构’批判：无中心整体研究全球史中的中国”, 将两个主题并为一个,以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被边缘化的中国为例,批判“西方/欧洲中心论”,力求还全球史及全球史中的中国史本来面目。(另附附件6：该论文全文供参考) 在该论文摘要中,笔者写道: “中国历史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中国国界内的历史。相反，从全球史无中心整体研究的视角看，中国史从一开始就是全球史中各个相互影响相互依存部分合力的待然演进。然而，不少心存优越感或自卑感的中外史学家们要么从中国中心论要么从欧洲/西方中心论来编撰、理解或描述中国史。结果，在误导的全球史“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国不是被当成中心，就是被边缘化。笔者以全球人的身份认为： ‘中心-边缘结构’视角源于狭隘的自我中心论及其派生的文明或民族主义优越感和自卑感，因非实事求是乃主观偏见，故而不能清晰客观地反映中国史和全球史。笔者以为：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是对全球史演进的价值理解、解释和描述因而只能基于全球人而非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场，这对全球史学家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简单说,笔者认为: “西方/欧洲中心论”是狭隘的简单僵化思维模式,应借鉴混沌论、博弈论、模糊学、《易经》、整体论、物理学、化学、生态学等的待然性合力思维方式。 心理上，人自我中心，有些自恋。一个种族/民族、民族国家或文明也是如此，即文明/文化自恋。或许，这就是人们一直从不同中心论视角理解、解释、讲授或撰写全球史的原因之一。自我中心自然扩展为种族、民族、国家或文明/文化中心的视角。 “西方/欧洲中心论”在客观上是地域和时代局限导致的狭隘的时空局限性所致；主观上乃放大优越感和自卑感与自卑到自傲转换的自我放大所致。其结果是：政治上凸显统治欲，扩张欲和霸权主义；文化上推崇种族主义和文化优劣论；经济上鼓吹“先进”经济扩张剥夺合理；军事上激励征服欲和扩张主义；宗教上宣传基督教统治的救世与普适；意识形态上坚持资本主义优越和普适。 笔者认为：研究整体，中心论毫无意义，因为正是整体内功能各异的各部分之间的依存、互动、待然与合然决定整体及各部分的发展变化。全球史“场”中各种社会力的合力造成了待然改变全球史的全球失衡并决定整体和各国/部分历史。 众所周知，在全球史上，“欧洲/西方中心论”姗姗迟来，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实际上，中心论是新生民族国家中一些“大国”争夺区域和世界霸权的产物。笔者认为：正是所谓的“民族主义”阻碍全球史学者对全球史形成全球人的视野，因为民族史和全球史学者们一直受命论证全球史上其“民族”的优越感和优势，只要看看“西方崛起”[15]、“欧洲奇迹”[16]、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边缘”[17]、“富国穷国”[18]、“文明冲突”[19]、“大分流”[20]以及眼下全球危机和全球失衡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奇迹”等等就不难理解了。 “欧洲/西方中心论”傲慢如此偏见自生！现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趋势和偏好乃至偏颇就是过分关注和放大“强者”，无论该“强者”是个人、部族、王国、帝国、宗教或文明，这个强势个体似乎理所当然地具有欺压弱者、扩张、为所欲为的正当权利和权力，特别是当这些 “强者”自己给自己或被贴上 “文明”、“进步”、“先进”和“优秀”等标签和光环之后，更是在“领导”、“统一”、“文明”、“现代化”等正当合理的名义下成为理所当然向边缘传播先进文明的“中心”，而广大弱势者则被视为边缘、落后、野蛮、愚昧而被边缘化，被忽视，被野蛮化，被妖魔化，被批判，被嘲弄，被蔑视，被剥削、被奴役、被摧毁，被占领，被吞并，被统治和被开化，故而需要“被怜悯”、“被救赎”、“被领导”、“被统一”、“被传播先进文明”、“被现代化”。无怪，“历史学”有“胜利者的宣传”之恶名，成了赢家通吃，输家出局的零和博弈赌场。这种突出，推崇，放大“强者”的情况不仅流行当今各 “西方中心论”主导的强势民族“世界史”，也不鲜见于“西方中心论”影响下自卑心态自我边缘化的弱势民族“世界史”。全球人的全球史不应当这样，应当进行社会力学分析，把作为不同功能体的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互动和彼此对整体发展的贡献都中肯地展现出来。 三、全球人 全球史 全球史是全球人（glober)共同的历史，套用林肯名言，乃：全球人共有、共创、共享的三维全球史（a 3-D global history of the glober, by the glober and for the glober），因而只有站在全球人立场（glober identity)才能书写客观全面的全球史。 全球人（glober）生而不平等，伴随着与生俱来的各种差异，在不同范围内发挥不同的功能，形成各自的社会分工。根据社会史和社会力学理论，作为全球人，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时空内作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1]发挥功能，近现代的民族国家作为独立的功能体（functor）也是如此。 作为全球史学者，笔者主张抛弃中心论、超越民族主义、摈弃优越感并摆脱自卑感，对全球人的三维全球史进行无中心整体研究。当然，这并不容易做到。汤因比指出：“历史学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的最根本的偏见。…如果历史学家是诚实的、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并且很擅长反省艺术和心理分析，那末他肯定将尽最大努力去撰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但即使如此，我相信，他的成功最多只能是局部的。”[22] 所以，我们只有体悟到各个民族共有、共创和共享全球史并摆脱种族、社会制度、民族自卑感和优越感才能从整体观点认识全球史。人是有民族性和阶级性的，但这些不应当妨碍全球史学者采取“全球人”的超然观点科学地认识自己的历史。因为，科学应当超然！ 在与国际学者交流中，笔者深感缺乏真正“国际”或“全球”“全球/世界史”学术组织的缺憾，与不少积极进行国际交流的学者产生共鸣。经曼宁教授等学者和笔者的共同努力，笔者邀请美国、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全球史学者于2008年5月4日在南开大学创建了“亚洲全球史学会”（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 AAWH）。接着，笔者又于2008年7月2日出席了在德国德累斯顿召开的“世界全球史学会”（NOGWHISTO, 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成立会议并当选8名筹委会委员之一，该组织将“亚洲全球史学会”、“美国世界史学会”、“欧洲全球史学会”和将要成立的非洲(后于2009年成立)和拉丁美洲全球史学会和全球各个相关学术组织整合，形成全球学术联系。2010年8月，“第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XXI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CISH）”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笔者作为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出席了大会。大会正式接纳“世界全球史学会”并委托其负责筹备2015年在中国山东济南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样一来,中国就成为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笔者一直担任这两个组织的常务理事(2008--),让全球史学界有了中国声音。(附件中提供上述国际学术组织的网络连接) 全球人的3-D全球史绝非任何人一己之力所能胜任，需全球的全球史学者和其他学者通力合作方可成其大业。目前，“亚洲全球史学会”和“世界全球史学会”正致力于调研交流全球各地各国全球史教学科研现状，通过各种方式建立全球学术联系，为全球人的全球史奠定坚实基础。 注释： [1] 阿诺德·J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阿诺德·J ·汤因比与G.R.·厄本的对话》（Arnold J. Toynbee, Toynbee on Toynbee: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rnold J. Toynbee and G. R. Urban），纽约1974年版，第34-35页。 [2]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 [3] William H. McNeill, 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3。 [4]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New York: 197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纽约1974年版。 [5]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6] 珍妮特·阿布-卢格赫德：《欧洲称霸之前：1250-1350年的世界体系》（Janet L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纽约1989年版。 [7]吉尔斯和弗兰克：《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B. K. Gills and Frank eds.The World System: 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 ，London and New York: 1993. [8]彼得·格兰：《超越欧洲中心论：现代世界史新论》（Peter Gran , Beyond Eurocentrism: A New View of Modern World History）， 纽约1996年版。 [9]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东方新视野：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伦敦1998年版。 [10] 《庄子内篇》。 [11]恩格斯：“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1995年版, 第697页。 [12]帕·曼宁：《全球史的全球实践》（Global Practice in World History, P. Manning ed., Princeton: 2008.），普林斯顿，2008年版。 [13] 多米尼克·萨克森米勒的《全球史诸全球视角：同一世界之不同理论与方法》Dominic Sachsenmaier,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 2011. [14] 道格拉斯·诺斯罗普主编《全球史导论》（Douglas Northrop Edited， A Companion to World History，Blackwell, Oxford: UK, 2012）牛津2012年版。. [15]威廉·H·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McNeill, William H., The Rise 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版。 [16] E L 琼斯：《欧洲奇迹：欧亚历史上的环境、经济与地缘政治》（E.L.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纽约1987年版， [17]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近现代世界体系： 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 Century），第1卷，纽约1974年版。 [18]戴维·S. 兰德斯:《富国穷国》(David S. Landes,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美国1998年版。 [19]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纽约1996年版。 [20] 彭慕兰: 《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Europe,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New Jersey: 2000.）。新泽西2000年版。 [21]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1995年版，第766页。 [22] 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第17-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