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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从专门史与边疆史地研究发端的中国边疆学，在学术积累、学术水平、学术规范、队伍建设等方面，目前已具备成为专门学科的条件。中国边疆学以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状为研究对象，以专门史、历史地理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现实问题等学科作为学术支撑点。此外，本文作者还就中国边疆学应采用的新的视角与方法、应集中研究的重要问题等进行了分析与展望。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视角与方法 一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尤其是实现了两大突破。其一是由近代边界问题扩展到古代疆域史、近代边界沿革史与边疆研究史的探讨。其二是从传统的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到关注当代中国边疆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并较好地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有机结合。①由此，作为一个全新学科的中国边疆学已现雏形，并展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简言之，中国边疆学是研究中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现状的学科。属于中国历史学科的专门史，以及属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边疆史地学，为中国边疆学奠定了学术基础。中国边疆学涉及诸多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地理学、宗教学、哲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宗教学、外交学、法律学、军事学、地缘政治学、心理学、环境学、生态学、遥感学等等。中国边疆学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涉及内容较多，涵盖面甚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与相关应用部门的广泛关注。 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边疆学应涵盖以下内容：国内外边疆问题研究状况与相关的理论；中国边疆(包括陆疆、海疆与边界)形成与巩固的理论；中国疆域形成发展史与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的民族史、移民史与人口史；边疆地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历史与现实方面的关系，即通常人们所说的边疆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中国边疆与邻国关系的历史与现实， 包括友好合作、对峙与争端、未来展望等方面的问题；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边疆思想与治边政策；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历史与现实方面的问题，等等。 边疆地区与边疆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疆域问题与近代中国边界问题，较早为研究边疆史的学者所重视。边疆史地研究主要源自中国古代的舆地学与近代的边政学，这两个学术领域深刻影响了我国对边疆历史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边疆学所关注的边疆问题，与历史学有着如影随形的密切联系，何况边疆历史本身就是中国边疆学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决定了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分类应从属于历史学，中国边疆学应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的一个新的二级学科。 由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性质所决定，专门史、历史地理学、法学、人类学、国际关系学、边疆现实问题等，是中国边疆学主要的学术支撑点。 专门史学科中的地方史或区域史，以及民族史、对外关系史、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文献史学，均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十分密切。 中国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地理学涉及中国边疆学的内容甚多，尤以历史时期疆域的变迁，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人口的增长、分布与迁徙，边疆开发与地域差异，工矿业的分布与兴衰变迁，城市分布与交通线的历史变迁，历史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及其变迁等，与中国边疆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疆界、边界、外交等属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与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的关系极为密切。西方国家十分重视从国际法的角度诠释疆界、边界与外交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法学尤其是国际法的学习与研究，有助于实现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同时也是与国外同行进行交流、享有共同话语的重要前提。 人类学是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问。中国边疆历史与现实方面的问题十分复杂，不仅需要进行规范、细致的实地调查，还需要我们从事物的内部演变机制以及文化事项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因此，关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掌握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国际关系学以近现代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不仅探讨全球视野下大国之间以及区域性的国际关系，同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对中国边疆学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地缘政治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应用地缘政治关系学的理论，可以对古代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演变，以及近现代中国边疆的状况与面临的挑战等问题，做出新的建设性的诠释。进一步来说，地缘政治关系是客观存在。人们关于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是对这一客观现实及对策的认识与总结。西方有关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家从战略的角度进行观察而逐渐形成的。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国古人对地缘政治关系已有深刻认识，地缘政治关系是古人考虑边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中国古代关于边疆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涵盖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边疆地区重要地域板块之间的关系、不同边疆地区在治理方略方面的共性与差异性、边疆内外地区各统治中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中国古代对地缘政治关系的认识与初步形成的理论，与西方现代的理论虽有共同之处，但差异也十分明显。如在边疆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中国古代更重视人文因素、文化传统等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作用，相对忽视海洋等地理因素；考虑问题时明显受中国人注重天人关系、社会等级关系、以文化分尊卑等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并认为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进而形成“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传统。由此提出的治边方略，重视对边疆乃至徼外的/蛮夷0进行羁縻与教化，甚于进行武力征服与广征赋税等。研究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古代各政治实体间的关系与演变，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过程及其特点，封建王朝处理与边疆地区、邻邦关系的思想与对策，边疆地区重要的通道与城市及其兴衰与治边方略的联系等问题。 积极关注现实问题是中国边疆学的优良传统。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政治与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各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中国也不例外。当前的中国边疆地区，不仅需要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快边疆经济与社会发展，而且维持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保障我国边疆的安全等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处理好诸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也是建设中国边疆学学科应注意的问题。中国边疆学应积极引入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寻找诸学科的结合点，由此形成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有如：各民族活动与边疆地区形成史，治边思想、治边观念及其实践史，多国相连地带区域史，多省区相连地带区域史，以国际通道、国际贸易、国家之间的人口转移、诸国相邻地区联合开发等为线索的新的国际关系史，历史文化景观的地域差异与变迁的历史。若从与自然科学结合的视角考虑，可以开拓的领域则有：自然环境对边疆地区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影响，历代在边疆地区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以及矿藏资源方面的经验教训，生态环境、地理环境对边疆地区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等。 二 建设中国边疆学，目前的国内外学术环境十分有利。经过长期的建设与积累，在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与学术水平、学术规范、研究手段与组织学术活动、研究机构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中国边疆学研究均具有较强的实力，已经具备了成为专门学科的条件。 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近年来国家对包括边疆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给予了切实有力的支持。通过科学、系统的学术整合，相对集中人力并分工合作，有步骤地展开综合性、攻关性的研究，已成为研究边疆与边疆民族重大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基本上形成一支人数众多、力量雄厚、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边疆学研究队伍。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者，除北京尤其是中国社科院的力量较集中外，在我国边疆各省区的高校、社科院等单位亦有分布，人数约达数百人。一些省区的高校、社科院等研究教学单位还组建了专门研究边疆问题的学术机构。自1983年成立以来，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致力于全国边疆问题研究与相关学术活动的组织，目前已成为中国边疆学学科当之无愧的旗帜与组织核心，其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国边疆学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是我国边疆问题研究领域中的权威刊物，也是中国边疆学对外展示的窗口。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与艰苦的探索，中国边疆学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规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分别在北京、浙江象山、云南昆明举办过三届中国边疆史地学术研讨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在2006年8月与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合办的第三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专家，围绕以下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历史上的疆域观与治边思想，历史上的藩属与宗藩关系，中国边疆的治理与开发，边疆民族问题，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这次会议以中国边疆学发展亟待解决的疆域理论为主题，表明会议举办者具有充分的学术前沿意识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培养专门人才方面，过去各高校、社科院的历史地理学、民族史、地方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等博士培养点与硕士学位点，先后培养了不少从事边疆学研究的专门人才。令人振奋的是，继南京大学率先设立中国边疆学博士培养点之后，云南大学与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最近获准在云南大学设立中国边疆学博士培养点与硕士培养点。可以预期，在不久的未来，南京大学与云南大学将分别成为我国北部边疆与南部边疆研究的重镇与人才培养的基地。 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引导与组织下，学者们就边疆学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些问题有如：中国古代历史疆域形成问题，中国近代边界问题，中国边疆研究史，中国边疆开发史，中国当代边疆社会问题及其治理，中国边疆民族尤其是跨境民族问题，中国边疆理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东北边疆与高句丽历史问题，新疆历史与现实方面的问题，云南边疆稳定与促进发展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至今，撰写相关论文上千篇，出版相关著作上百部，其中一些论著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尤其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撰写共计数十部的“中国边疆史地丛书”，以及马大正主编的多卷本“中国边疆通史丛书”，深入探讨中国边疆学的诸多问题，全面阐述我国边疆地区发展的历史，大体可以代表中国边疆学研究的较高水平，并已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肯定。 关于实现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路径，笔者建议： 其一，进一步发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术核心作用，做大做强中国边疆学发展的学术平台。具体是： 统筹规划，加强已启动的多省区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项目之间的横向联系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提出全国边疆地区具有共性、普遍性与预见性的重大选题，从更高的视角进行审视和研究，产出新的高水平研究成果。 建议成立中国边疆学会，充分发挥其组织学术活动、发现和培养研究人才、协调学科建设、加强对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把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同时，结合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或重大理论创新，二至三年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边疆问题学术研讨会，充分调动边疆各省区的积极性，会议既可由高校或社科院组织，也可由地方政府或相关单位承办。 扩大研究成果发表的园地，提倡学术讨论与学术批评。扩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版面，争取在若干刊物增设“边疆学研究”专栏，为发表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创造条件。尤其应加强边疆理论、边疆热点问题、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方面的探讨。对重要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提倡以坦诚的态度进行学术讨论与学术评议。 加强与海外同行的联系与合作，包括扩大学者之间的互访，合作举办边疆理论与边疆问题方面的研讨会；或以专家笔谈等形式，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讨，在某些方面可以合作进行研究。 其二，积极进行中国边疆学学科排序的申报，加强专门研究人才的培养。中国社科院与相关高校应共同努力，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中国边疆学能列入教育部的学科排序，正式成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同时，建设好南京大学、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专业研究生培养点，争取在这两个学校设立中国边疆学博士后流动站。在高校增设中国边疆学或中国边疆问题本科生专业，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培养中国边疆学的研究人才。 其三，加强对新的研究视角的探讨，以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学习国内外行之有效的其他研究方法，增强我们的研究能力。对亟待解决的边疆学方面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应组织力量进行集中研究。同时，边疆各省区的研究，也应体现自己的特色。 三 在新的发展时期研究边疆学，必须与时俱进，树立进一步开放、注重前瞻性与整体性、多学科和多省区合作攻关的理念，从国家安全、协调发展的视角，探讨涉及面广且研究难度大、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的重大课题，以产出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与重大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国边疆地区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并呈现层次区分显著、地区差异性较大等特点。由此决定了对边疆地区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应注意宏观与微观并重，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并重，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并重。 研究中国边疆学，应从更高的基点审视，大力开拓原有视野，充分体现宏观研究所具有的把握全局、重在概括、剖析深刻等特点。首先，应注意边疆地区社会发展与时代背景之间的联系，如历代王朝边疆经营的特点等。其次，应注意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边疆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应研究边疆地区与全国的关系、边疆地区与内地的关系、各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等。应注意比较西南、东北、西北、沿海等边疆地区历史发展的异同。应注意边疆地区发展过程中前后时段的比较，以及边疆各地发展差异的比较等。 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将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透视更清晰，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审视研究对象，更深入、准确地分析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诸多要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从而更逼近历史的真实与社会的现实。具体来说，近年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系统分析法、历史时段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若应用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人文社会科学目前采用的系统分析方法，是从信息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发展而来。系统分析方法论者认为，研究对象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互制约的两个以上的要素组成、具有特殊的结构与功能的复杂统一体，可称为“系统”。系统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严格组成，总系统下存在不同等级的子系统，诸系统相互影响和制约。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系统处于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并经常与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系统分析方法的主要内容，是进行整体分析、结构层次分析、动态分析与环境分析，以注重整体性、结构分析、动态分析、系统与环境的关系为基本特色。系统方法注重分析研究对象内部的相关因素及其相互联系，认为事物内部存在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把事物发展视为动态变化的过程。这些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相通的。 我们若把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其所包括的子系统以及诸子系统涵盖的内容，大致可概括如下：(1)政治关系子系统，包括与治边有关的观念、思想、方略、治策，边疆政区设治与边疆统治制度，封建王朝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封建王朝与地方政权及邻邦的关系，国家、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等。(2)社会经济子系统，包括边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封建王朝对边疆的开发与经营，边疆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诸经济部门，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及其水平，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及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等。(3)文化子系统，包括边疆与内地间文化的交流，边疆各民族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群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宗教信仰，史学、文学、艺术与科技，地方教育与官方封建教育等。(4)社会子系统，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边疆各民族的宗族关系，宗法制度与社会其他制度，社会风尚与社会意识等。(5)人口与民族子系统，包括边疆人口的数量及其变化，居民性别与职业的构成，居民的迁徙与分布，民族的源流与演变，诸民族之间的关系，居民的健康水平与疾病状况等。同样，在更大的范围内，中国边疆历史发展又与中国整体历史发展、亚洲整体历史发展等组成另外的系统。对以上系统及其子系统，应深入研究其相互间的作用与影响，诸因素的内涵及其变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诸因素地位、作用的区分与联系等。 20世纪中叶的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鲁代尔，提出了历史时段的理论。②他主张历史时间可分为长、中、短三种不同的时段。所谓长时段，指在长达数百年、上千年的时间内起作用的某些因素，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思维模式和文化心态等。长时段研究的是历史的结构，长时段历史对人与社会的制约最为显著。所谓中时段，是指较长时段内起作用的某些历史因素，如人口增长、流通分析、国民产值等，中时段的时间约为数十年，可以用“态势”、“局势”、“周期”来叙述。短时段处于历史运动的表层，主要研究事件、现象和人物短期的活动。历史时段理论将历史时间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贬低“事件”而重视“结构”和“局势”。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时段理论，在时间和空间方面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把历史过程分为不同的时段，突出不同时段研究的内容，注重发掘中、长历史时段下隐藏的结构性因素，积极寻找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历史演变的规律，显然是可取的研究方法。 比较方法也是近年颇受重视的一种研究方法。近数十年来，比较研究方法在欧美国家与日本获得迅速发展。比较研究法近年在中国也得到较广泛的应用。进行历史与社会现象方面的比较，有助于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发现研究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差异，便于归纳现象、总结规律。进行比较研究，应注意实践可比性原则，选择合适的类型，正确运用比较程序。进行比较研究，还可与其他的研究方法结合而灵活运用。 人类学方法也可应用于中国边疆学研究。例如，可从人类学的视角，从边疆地区内在机制的形成与作用等方面探讨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封建王朝在边疆建立新的行政区并实施有效管辖，还表现在以内地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主流文化在边疆地区逐步得到传播与认同，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渐次迁徙，最终实现边疆居民成分的重组与主导民族内涵的改变，边疆地区较稳固地与内地结合在一起等方面。这些改变大致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同时以发生质变为转折的演变过程。 从中国边疆学的角度观察，一些传统课题还可以展现新的研究前景。以中国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为例，边疆近现代民族的形成受到历代边疆民族治策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深刻影响，边疆近现代民族的活动又是影响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重要因素。近现代民族的形成是古代民族发展的延伸，若联为一体考察，可进一步探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清朝后半期是中国疆界最终形成的时期，边疆民族的演变和活动与中国疆界的最终形成也有联系。分析边疆近现代民族的形成与演变，有助于深入认识清朝和民国政府的边疆治策与民族治策，进而了解近代中国边疆的状况及其变化。另外，鉴于记载近现代民族的史籍与调研报告保存较多，我们还可借鉴西方关于族群的理论，对中国边疆近现代民族做人类学方面的研究。 建设中国边疆学，应扩大研究的领域，发展深层次的研究。目前边疆学研究的选题已较广泛，但研究的发展又很不平衡，某些领域相当薄弱亟待加强，即便研究较多的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尚未弄清，需要进一步做深入研究。同时，还应提倡综合性研究与大视角的研究。边疆学研究的对象具有时间跨度长、地域范围大、内涵丰富与情况复杂等特点，内容涉及众多学科与研究领域，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能增大视野、扩展材料范围，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来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相对而言，大视角研究更为重要。综合研究强调各学科之间的横向联系，大视角研究则是指在研究中扩大视野，把研究对象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考察。 四 笔者认为，当前有如下一些内容亟待组织力量，集中进行研究。 新理论的构建与完善。例如：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内涵、研究方法、学科规范等问题；中国边疆学与国际上相关研究间进行对话、实现话语接轨等理论方面的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与现实，及其对中国与邻国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实现境内外共同繁荣、成功合作理论方面的问题；中国与邻国尤其是边疆内外地区历史的共享，或共同研究、共同面对历史的问题；中国传统的边疆思想(包括边疆观、治边思想、治边方略与治边措施等)及其实践，以及传统治边思想在新形势下的合理继承与创造性应用的问题；关于中国历史疆域形成、完善以及经营、管理方面理论；边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影响问题；中国边疆地区与边疆民族近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理论方面的问题。 我国古代治理边疆的理论及其实践。我国古代在治理边疆方面形成的认识及其理论，是一份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但过去对此研究甚少。笔者认为，对古代治理边疆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大致应涵盖以下方面：(1)中央王朝的治边理论，包含治理边疆与边疆民族的理论，边疆地缘政治关系的理论，疆域的形成与演变的理论，古代邦交与国防的理论，开发与经营边疆的理论等。(2)中央王朝的治边实践，包括治边理论与治边实践的互动关系，治边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治边实践的影响及其评价，边疆吏治及其管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影响治边实践的非制度性因素等项内容。(3)边疆王朝与地方政权的治边理论与实践，包括边疆王朝的治边理论与实践，边疆地方政权的治边理论与实践，中央王朝与边疆王朝、地方政权治边的比较等。 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以及现实生活中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可以研究的内容有如：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与巩固，中国近现代疆界的确立与管理，边疆地区与边疆民族和内地实现同步、和谐发展的问题。 边疆学视野下的跨国区域合作。包括从边疆学研究的视角，探讨中国与邻国相邻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区域开发，如在中国参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双方制度、文化、历史的相互理解、相互磨合的问题；中国与邻国相邻地区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如自然资源的共享、自然生态环境的共同保护、国际通道建设接轨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邻国实现社会稳定，合作治理跨国犯罪与打击恐怖势力，以及联合整治毒品泛滥、艾滋病传播、人口拐卖等方面的问题。中国与邻国跨境民族的管理，以及跨境民族的历史与文化的共享、分布地区共同繁荣的问题。 除应重视我国边疆地区具有共性、普遍性的问题以外，边疆各省区还应根据自己的特点，遴选一些针对性较强的问题进行研究。例如，西南边疆各省区应关注以下问题： 跨境民族问题。西南地区对跨境民族的研究起步较早，成果较多，近年又推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同时应指出，近年受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推动以及民族意识强化的影响，分布在云南、广西与周边国家相邻地区的跨境民族，在经济交往、文化渗透、民族内聚的意识与行为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如随着跨境民族对外经济、文化交往的扩大，跨国经济活动、跨国的婚姻与家族联系、跨国宗教活动等迅速升温，在一些边疆地区，区域性、狭隘民族性的文化认同渐占上风。我们应研究这些变化的趋势，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原因，及早提出应对之策。 西南边疆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持续增强，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发展经费的投入明显增加，西南边疆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一些地区出现了“等、靠、要”的消极依赖思想。如何把政府对边疆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的“输血”从机制上转变为边疆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自身的“造血”，从而实现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从边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将有助于该问题的解决。 西南边疆境内外相连地区协同发展、和谐双赢的问题。总体来看，云南、广西与周边邻国的合作与协同发展是较为成功的。同时应看到，在水资源的共享、合作治理江湖污染等方面，针对云南省相关的规划及其实施，周边邻国已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仅靠增加投资、提高技术水平等并不能解决此类问题。边疆学的学者应积极参加这些问题的探讨，从边疆地区历史、社会与文化的视角进行研究。 中国与西南部邻国历史关系方面的问题。总体而言，中国与越南、缅甸、老挝等邻国的关系目前是较好的，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需要研究的历史问题。例如，越南学者对雄王时期、北属时期、中越交恶时期以及所谓东山文化的影响，即存在与中国学者不一致的看法。而我国学者过去研究较多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两国友好的历史，对古代中越关系的全貌，以及民国时期云南与越南官方的关系、民国时期越南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世纪中国的援越抗法与援越抗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越关系等，我们都缺乏深入研究。中国与缅甸、老挝的历史关系，也存在类似需要研究的问题。 边疆各省区开展研究，还应注意总结在自然环境、历史传统等方面形成的地方性特点。以云南为例。云南与中南半岛和印巴地区为邻，数千年来是中国联系上述地区的纽带与对外的门户。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云南的地域范围不仅与周围地区相交错或重新分割，在某些历史时期，还与中南半岛北部的一些地区建立了密切的政治联系。因此，探讨云南历史，不仅需要研究这一地区与相邻区域的联系，还应探讨与邻邦的历史关系，在某些时期，甚至应将云南地区与邻邦的相连区域作为整体来考察，如唐代南诏统治时期。另外，历史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经济开发，也形成了特有的类型与发展的道路。 云南的地理环境特殊，基本特点是多山少平地，地形地貌复杂，大部分地区长期闭塞隔绝，气候类型多样且复杂多变。由于云南纬度较低，短距离内地形高差悬殊，因此随地形高度的改变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几乎每一区域从山脚到山顶都可以划出几个不同的气候垂直分布带。受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云南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与文化传统，形成了多元、多样与十分复杂的特点。 云南民族种类众多，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云南有十几个严格意义上的跨境民族，还有一些虽有共同族源关系，但目前是否为同一民族尚有争议的亲缘民族。众多的跨境民族与亲缘民族，把云南与毗连的中南半岛北部、印巴地区东北部连在一起，其历史发展的区域性共有特征体现较为明显。 云南的古代经济，包括种植业、畜牧业、采集狩猎捕捞业、矿冶业、家庭手工业、交通业、商业等诸多部门的地位与作用，在古代的前后期有较大改变。由农业、畜牧业、养殖业、采集与狩猎组成的初级复合型经济，长期是云南大部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下，人们果腹较易，但很难达到与内地比肩的发展水平；社会若因战争等原因遭受破坏，能在较短的时间恢复生气。居住于不同海拔地区的居民，适应特有的气候与生态环境，积累了在特定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经验与技能，他们与其他海拔地区的居民，通过交换等方式互换产品。云南各民族多习惯定居，或大致限于在同一海拔地区进行扩散式、渗透式的缓慢迁徙；各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多于掠夺纷争，相互依存强于对立压迫，均可由此找到深层的原因。 影响历史发展的某些因素，在云南显现出特殊的重要性。例如交通在云南历史发展中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交通线的兴衰，可能影响各地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与转移，影响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兴衰，甚至影响封建统治者的治边方略与治策。另一方面，交通线的兴衰也受诸多因素的左右，两者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如元代云南行省把省治设于昆明，随后开通由昆明经贵州达湖南的通道，导致云南联系内地从先前主要经由四川改走贵州、湖南一线。明朝所以建立贵州省，保护上述通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这条道路开通后，长江中游地区的移民大量进入云南，云南的外地移民以四川人为主的局面骤然改观，位处道路沿线及附近的贵阳、曲靖、昆明、楚雄、昭通、玉溪等地，也成为明清时期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 注释： ①参见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 ②参见徐浩等：《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