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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疆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提出了“利益边疆”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这个过程与美国等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世界霸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 关键词：边疆的定义；地理边疆；利益边疆；全球化；霸权主义 当代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现象，是美国的世界霸权。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极力谋求世界霸权，两极格局的终结成为美国世界政治霸权的起点。冷战结束后，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成为世纪之交世界各国所关注的热点。由于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所提出的问题是空前的复杂和深刻，所以这方面涉及的问题很多，但究其实质，无非是在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模式进行新的定位时，“单极”和“多极”之分。美国所谓“世界领袖”、“领导地位”的实质，是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单极霸权体制，谋求全球霸权。这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边疆理论的演变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 一 边疆是历史的产物，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边疆观，边疆理念与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相适应，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自身利益的认识建立在地理概念基础之上。农业社会中的国家发展，大都以自然边疆为基础，而在工业社会，人类大范围频繁交往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和潮流。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交往方式等方面，与农业社会相比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国家利益迅速向更大的地缘“势力范围”延伸，在其直接影响下国家的战略控制线往往会超越边界，例如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势力范围”，冷战期间美、苏争夺地缘政治优势等。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利益仍基本局限于本土疆域之内，军事战略普遍奠基于地理边疆之上。冷战后，在西方出现了以国家利益拓展线划界的“利益边疆”概念，如果说“利益边疆”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使国家的利益已不仅仅在自己所属的国家范围内存在，那么经济全球化则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它对人类社会生活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全球化使国家利益开始突破本土地理疆界向全球拓展，各个国家的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日趋在更深刻、更广阔的层面上融入世界，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边疆观必须依据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扩展而演进。利益边疆和战略边疆是相对于传统意义的领土边疆而言的。领土边疆是国际法公认的主权国家行使对内最高管辖权的地域界限。这条地域界限往往以边界线的形式表现出来，边界线内外有着绝对的、原则的区别。而利益边疆则没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性，它突出的表现形态之一是地域的不确定性，有时利益边疆和领土边疆的内容相同；但有时也不同，经常表现出某种非地域性特征，利益边疆（既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该国的国际利益）更多地表现出无形性特点，是领土边疆概念的放大和转化，远远大于领土边疆。西方军事理论家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论认为，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必须使自身的“利益边疆”远远大于“地理边疆”。冷战时期，美、苏对中东欧国家及一大批“中间地带国家”进行争夺，以及冷战后，美国加强对欧亚大陆的控制，北约不断东扩，极力把俄罗斯挤出传统势力范围，都是从这一理论出发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等西方大国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出发确定战略控制范围，首先使用了“利益边疆”概念，全球化则进一步催生了“利益边疆”，使国家主权的内涵已经发生并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虽然我们强调的国家主权是国家所具有的对内最高的、对外独立的权力这一基本原则没有改变。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边疆是多义的、弹性的，或者说全球化时代是多边疆的时代，总之，“利益边疆”的存在已是事实，并成为全球化时代维护国家主权和制订国家战略的重要基点，因而有时也被称为“战略边疆”。国家利益与“利益边疆”、“战略边疆”是对同一内容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认识和概括。如果说“利益边疆”回答的是国家利益的范围，“战略边疆”则是回答国家利益的战略要求。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制订内外发展战略的基本依据。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日益呈现全球化趋势，这样，维护国家主权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维护领土边疆，一是维护国家的“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主动地应对西方大国“利益边疆”或“战略边疆”的拓展，积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真正地做到维护国家的主权利益。 经济全球化是“利益边疆”产生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这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资产阶级为了不断追求新的市场、原料和廉价劳动力，需要不断地开拓新的空间，其结果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性市场经济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个半世纪以前所预见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性社会关系的建立，今天都已经成为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技术革命推动人类社会飞速发展，使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人类以往在空间方面的障碍、制度的障碍、宗教的障碍、种族的障碍，以及文化的障碍等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人们在全球范围内更充分地实现物质与信息的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享受到全球化的恩惠，同时也在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利益边疆”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正如西方理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全球为着眼点的。[3]资本的内在扩展倾向，决定了它一定要跨出国界，向海外扩张，以往按照民族、领土划分的经济实体原则受到严重冲击。这样，在一国疆域内，必然也会有他国利益的客观存在。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跨国公司的数目已经达到3万至7万家，控制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20.6万家的分公司。世界银行1992年的报告指出：世界上35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之间的业务，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占到全球贸易的40%。[4]不难看出，国家领土、边疆和国界线，对跨国公司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公共问题日益凸显。人们普遍认为，目前全球公共问题主要是恐怖主义、环境污染、跨国犯罪和贩毒、大规模杀伤武器扩散、人口和难民问题等等。[5]全球公共问题具有的全球性、客观性和危害性的特征使得传统的国家领土安全概念受到冲击。例如，恐怖主义在世界的蔓延导致国家安全利益的变化，传统的安全观念只能应付传统领域的领土安全问题，而且传统的疆域观对于新的国家安全利益的维护则是不利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各种形式的“利益边疆”问题，使人们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利益边疆”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还是实践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利益边疆”首先涉及到的是经济边疆和政治边疆。 关于国家的经济边疆，这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们面临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其复杂性主要表现为，本国的经济问题往往受到国界以外的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是因国际贸易的规模急剧扩大，并呈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所决定的。这既表现在经济自身发展中的问题，如市场经济、市场体制等；同时也表现在似乎是市场经济之外的环境和资源等方面。在这诸多方面，跨国公司导致的资本流动国际化和生产的全球化，使各个国家的经济开始联成一个整体。跨国公司的争夺是经济边疆的典型代表之一。它打破了国家边境，传统的国家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使一个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里不可能获得全部经营利润。 国家的政治边疆和国家的政治安全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经济边疆有密切的联系。稳定的、不受侵犯的经济边疆是政治边疆的基础。同样，可靠的政治边疆则是经济边疆的保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治边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护国家疆域领土完整，保证国家领土、领空和领海的统一；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使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如何维护意识形态的稳定，旗帜鲜明地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如何维护民族尊严，不断提升国家的威信和声誉；如何抵御外来敌对势力侵袭，粉碎种种分裂国家的图谋等等。一个国家失去了经济边疆无法生存，同样，一个国家失去了政治边疆即丧失了国家主权，同样也无法生存。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政治边疆问题在全球化中并没有被淡化，相反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经济边疆，还是政治边疆，都是和国家的基本利益联系在一起。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安全边疆普遍大于国家的领土边疆。这是我们认识“利益边疆”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二 “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它主要表现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障碍，例如文化的障碍、种族的障碍、空间的障碍、制度的障碍，以及宗教的障碍等等，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跨越。尽管这些现象很容易被看到，尽管“全球化”成为国际政治生活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但很难有一个普遍的、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定义。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认识和分析它，都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虽然从长远、从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却存在着对全球化的抵抗，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止。例如，2001年和2002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2002年9月，美国华盛顿有2000余人举行反对全球化的集会，600余人被捕。与此同时，西方学者还有不少批判全球化理论的著作问世。例如德国汉斯—彼得·马丁等著的《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6年）；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1998年）；英国贾斯廷.罗森伯格著《质疑全球化》（2000年）等。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进行最为严厉批判的著作之一。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6]布迪厄在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一些西方大国在“全球化神话”下，大肆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强行推行“美国的模式”，以剥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却是不争的事实。 “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7]传统上，国家的组成有四大要素：领土、人口、政府和主权。在过去几个世纪，领土、主权和国家的统一，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这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而然的”和“不可抗拒的”。因此，领土原则（国家拥有确定的边界，这些边界划定并确立国家的统治范围。在边界以内，国家可以制定并行使法律）、主权原则（国家及其代表拥有采取行动和实行统治的主权。国家不承认任何凌驾于它之上的权威。在一块特定的领土上，不能同时由两个权威来控制）、合法性原则（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成为国际协议与国际法的对象，但是，国际协议与国际法要产生效力，则必须得到各个国家的同意等等）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然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些“不言而喻的”原则，在西方理论家提出所谓“非领土化的国家”、“非民族国家化”和“主权的困境”后，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方面影响较大的，首先是“领土国家原则的全球化”理论。该理论强调：“领土国家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和稳定也依赖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只有在相互承认的前提下，各个民族国家及这种全球的国家制度才是可能的。因此，任何个别国家恰好不是产生于自己的主权，而是产生于所有其他国家对领土国家的世界秩序的确认以及在此范围内对该国家的承认，也就是说，在政治、财政和军事方面支持该国——反对例如某些种族群体和其他国家的竞争性要求。领土国家原则的全球化是该原则产生效力的前提。”[8]我们并不是一般性地否认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观念所产生的影响，而在于反对全球化导致国家主权“丧失”，反对全球化时代国家的主权要掌握在他人手中的霸权主义理论。 主权被认为是近代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之一。生活在16世纪末期的法国学者让.不丹曾经对“主权”从6个方面进行了概括：主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主权具有不受限制性；主权的永久性；主权具有普遍性；主权的不可分割性；主权的不可让与性。他在《论共和国》中提出“绝对主权”理论，认为“主权是在一国中进行指挥的绝对的和永久的权力”。这些论述为近代以来国际法中的主权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7世纪国际法产生后，国家即成为国际法的主体。包括领土主权在内的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不可替代的基石，重申在同一领土上，只能存在一个完全主权的国家。由于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使人们似乎看到一种非稳态的所谓“软边疆”现象。但是，并不会像某些西方理论家所宣扬的那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将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土概念，国家主权会被削弱或终结，甚至还将使国家开始消失等。[9]恰恰相反，国家主权原则不但不会削弱或消亡，相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立新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经济新秩序时，这些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整体上还会得到加强。这种加强是和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不是单极化，而是多极化是完全一致的。 “9.11”事件后，“新帝国主义”的理论盛行一时，至今仍有不断强化之势，与其相联系，体现这一理论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美国式的全球化模式”日渐走上前台。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是推行强权政治和世界霸权主义，其表现多种多样，和国家领土主权相关的主要内容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和民族利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主权已经过时”、“有限主权”、“人权高于主权”，以及“新干涉主义”、“人道主义干预”等荒谬绝伦的“理论”。近年，一些西方学者还提出了“虚体国家”（VirtualState）这样的概念。所谓“虚体国家”，是指经济依赖于流动性的生产要素而不重视以领土大小来确定生产能力的国家。他们还预言，在21世纪，虚体国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以至取代现在的国家实体。我们并不否认全球化对国家主权观念所产生的影响，只是说这种影响并非如西方理论家所宣扬的是“国土概念开始消失”。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不能将自己孤立起来。闭关自守不仅不能维护国家利益，而且适得其反。在这方面，我们有深刻的教训。全球化对国家主权观念产生的影响，首先表现为国际交往和国际联系空前加强，全面地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自守。这种开放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但是这种“开放”，一方面在国际交往和联系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在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同时，继承、发扬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国家的基本利益。 正确认识全球化时代的国家主权，不仅表现为维护本国的独立自主权力，还意味着对他国国家主权的尊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维护自己主权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全球化时代，全球性问题急剧增加，例如人口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恐怖主义问题、毒品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宗教极端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是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在日益加剧的危险面前，不同国家人民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国家的人民开始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来思考既维护国家主权，又保证国际社会的协调，以及如何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是西方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全球化不仅意味着（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它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社会图景，这种社会图景不以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10]从这一认识出发，他们强调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已经失去了“内核”，民族国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已经“过时”，无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因此他们要担负起“全球的责任”，要进行“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以及“没有政府的治理”，等等。显然，发展中国家主权被“侵蚀”已经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现实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愈演愈烈的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影响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国家主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主权的某些内容会削弱或分散。这主要表现为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这一切导致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被动摇，出现程度不同的国家权力多元化和国家主权的弱化。但是，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仍起核心作用，国家及其主权的基本功能并未消失。国家主权仍将是民族国家的基础，领土仍然是划分国家的基本标志。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在全球化时代，依然是这样，而且要在保卫自己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切实地把维护国家利益凸现出来，使其成为决定内外政策的出发点。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理论家所宣扬的“全球的共同利益”的本质。无论在怎样漂亮的辞藻下，用所谓“全球的共同利益”代替“民族国家的利益”，其实质是大国霸权主义。 三 传统意义上“边疆”的含义，主要指“地理的边疆”，即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空间内，各族群长期活动、交往的广义边界。现代意义上的任何国家之间，都有明确的领土分野，并以确定的国界为标志。民族—国家自形成始便有一条明确的“边界”，边界是一条精确的界限，对边界的任何侵犯，都是对神圣的国家主权的侵犯。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生活中，“边疆”或“边界”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在研究自然地理的“边疆”或“边界”时，总要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等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在更多的情况下，被纳入地缘政治学的研究领域。 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边疆观”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在陆权时代，普遍的看法是，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世界。当人类社会生产力有了迅速发展，将自己的生活范围从陆地扩大到海洋时，才出现了“领海”或“海疆”的问题，“海权”逐渐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曾经两次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的马汉，在认真总结和研究人类历史上的海战及其影响后，1890年撰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强调“制海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国运兴衰”，创立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海权理论。随着飞机的出现，国家边疆的概念再次被突破，“领空”同样被纳入国家主权的范畴。意大利人J.杜黑（1869—1930）是空军战略理论家，制空权理论的奠基人。他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权》一书中提出：天空比海洋更重要，战争取胜的关键是掌握制空权；制空权包括空中交通控制权和空中作战成功两部分。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开始征服太空，苏（俄）、美等航天大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较量，随着太空航行、星球探测，以及太空防御战略系统的构想等等，开始出现了“天疆”这样的概念。 国家主权在信息时代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信息得不到传统的国家边界的保护。在农业或工业时代，对他国的侵略主要表现为物质掠夺和军事征服。而在信息时代，哪个国家掌握了信息控制权，就可以随意地侵占他国的信息资源。如果一个国家的信息控制权丧失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主权的丧失，后果不堪设想。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时代那种崭新的、特殊的社会生产方式，立即展现在人们面前。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全面推动着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持续发展，使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迅速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正是在信息时代，才有可能出现“信息新大陆”，以及与之相连的“信息边疆”。“信息新大陆”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类生存的“新大陆”，丰富的跨国网络，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它在某些人的眼中被看作是地球上新出现的“第八大陆”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它和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等七大洲不同，它没有清晰的“边界”界限。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已经改变并继续改变着国家疆域的范围和空间，这就直接导致了“国内问题国际化”。 有效地控制跨国信息流动的内容和方式，已经成为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边疆”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崛起的新的国家边疆。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11]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出现了“信息边疆”的新概念。它主要指在遥感技术、卫星通信、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条件下，主权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信息资源同时获取和创造新信息的空间和领域。这样，“信息边疆”于是就成了陆疆、海疆、领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边疆”。它与传统的“地理边疆”截然不同，大大突破了国家的地理疆界，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新的因素。它的主要特点，首先就表现为它的无形性和普遍性，使国家之间的传统的地理界限趋于淡化，以至基本消失。以领土、领空、领海自然疆域划线的边疆观，正在被“信息疆域”、“信息边界”等新理念所挑战。但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它和传统的地理边疆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在多边疆时代维护“信息边疆”安全日益成为信息时代国家安全的重心。对于传统的、有形的地理疆域向无形的“信息疆域”拓展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信息边疆的出现，导致国家利益的构成内容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信息边疆的“地缘”政治理论所决定，“信息”已经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新时期保障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一个国家信息科学与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信息量，以及对这些信息的控制和使用，成为衡量国家力量、制约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谁能占有信息社会，谁就能称雄全球以至整个宇宙。不难预料，占有或垄断信息资源，必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奢望，攫取信息资源赖以生存的信息空间以拓展各自的信息疆域，必会成为世界各国的战略目标”。[12]美国是全球网络中心，拥有世界50％以上的上网人口和75％以上的电子商务。85％以上的网站使用英文。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强化了“欧美中心意识”，而通过网络对此进行宣扬，极力推行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标准，进行文化渗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会产生更大的危害。国际间争夺信息战略空间的斗争并非自今日始，只不过在信息时代，愈演愈烈的趋势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拓展信息边疆，使网络已经成为美国推行世界霸权的重要工具。 2000年3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讲演时说：我们知道因特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同年2月，小布什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说：因特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因特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不难看出，美国政要鼓吹在中国建立所谓的“自由”，以及希望在中国出现的“变化”，无非是要用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理念等取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为了应对美国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图谋世界霸权，我们应有针对性地建立起无形的精神防线，同时加快自己的互联网建设，固守自己的“信息边疆”。 本文所研究的“边疆”，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的边疆，而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边疆。这样，“边疆”问题就远远不是理论问题，而更主要是实践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相继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防止人道主义灾难”、“软边疆”、“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终结”等理论，而且实施“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构筑信息时代的新的边疆“地缘”学说，粗暴地践踏国际法。这一切对国际法理中的边疆理论和当代国际关系已经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对“边疆”概念或“边疆学”进行研究的前提，是积极投身于现实生活之中，对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进行持之以恒的追踪研究，如果脱离正处于深刻、复杂变化中的实践，而急于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判断，是无法得出正确结论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276页 [3]Robert Cox，“APerspective On Globalization”，in Globalization：Critical Reflections， edited by James Mittelman，Lynne Rienner Publisher，1996. [4]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ies， Washington， D.C.，1992，p.33. [5]Jagdish Bhagwati，“Borders Beyond Control”，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3. [6]参见河清：《全球化与国家意识的衰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8]［德］乌.贝克等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9]例如，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4月24日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化使“国家主权无可避免地——并且心甘情愿地——受到全球经济力量的削弱”。美籍日本学者大前研一认为，全球化已经开始导致“民族国家的终结”，长期形成的民族国家这一基本政治单位很少再会有什么贡献。“国家利益”不过是某些落在后面的人为维护自己利益找借口。他还提出，将弱小国家的自主权让与列强国家，将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转让给那些创造财富的区域国家（参见Kenichi Ohmae，The End of Nation State：Therise of regional economies NewYork：The Free Press，1995，pp.11—16）。1999年6月6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文章中说：“过去10年里，有关主权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一个国家的边境不可侵犯以及一国政府可以在自己境内做任何事情的想法，已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亡。美国作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不管其愿意不愿意，都承担着领导责任。这意味着美国现时要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与世界范围的每一次干预行动。” [10]［德］乌.贝克等著、王学东等译：《全球化与政治》，第14页 [11]转引自黄立军编著：《信息边疆》，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2]黄立军编著：《信息边疆》，第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