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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奋生是中华民国时期一位成绩突出的边疆学学者。本文在介绍其生平及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介绍了其主要著作《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百灵庙巡礼》、《蒙藏新志》、《边疆人物志》、《边疆屯垦员手册》、《边疆政教之研究》。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黄奋生的研究及著述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大汉族主义烙印，但其成就以及对边疆学研究的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关键词：边疆学学者；黄奋生；边疆学；蒙藏 黄奋生，别号雪心，江苏沛县人。自幼勤奋好学，毕业于南京文艺专科师范，后在徐州某学校任教。他爱国意识强烈，立志为振兴祖国而奋斗。因痛于国家积弱，外患频仍，军阀祸国，深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救国之道，遂于1928年国民党主政南京后，即弃教从政，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为加强对蒙藏边疆地区的影响和控制，在南京创办《蒙藏周报》(后改为《蒙藏旬刊》)时，他以才学过人，擅长写作，被派作该刊汉文主编。不久还主持了边闻电讯社。从此黄奋生便开始了毕生尽瘁于边疆事业和边疆问题研究的生涯。 在最初几年里，他忙于刊物的编辑和边闻电讯社的新闻采访工作。同时撰写并发表了《向出席国民会议之蒙藏代表进一言》、《晨钟暮鼓之班禅佛讲演辞》、《亟待举办之蒙藏学校》、《从日本对内外蒙古之积极政策说到各王公应取之态度》、《悲哀之新年中关于蒙藏之昨日与今日》、《蒙族同胞应下最坚的抗日决心》等许多社评［见《蒙藏周报》第66、74期；《蒙藏旬刊》第1、8、10、11期。］，文章言简意赅，“无不切中肯綮”(《百灵庙巡礼》刘家驹序，1935年版)，既宣传了抗日图强的民族精神，又促进了国人对蒙藏问题的关心和重视，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 在编审大量稿件的过程中，他积累了相当多的有关蒙藏的知识，尤其是与刊社负责人克兴额(字指南，喀喇沁右旗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蒙文主编伊德钦(喀喇沁右旗人，曾留学日本，学识渊博)、藏文主编刘家驹(西康巴安人，后供职于班禅大师行辕)等人的友好相处与合作，使他对蒙藏民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为以后的研究和著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3年～1934年间，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倡导和部分蒙古王公、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已处于日寇侵略势力威胁下的内蒙古西部盟旗兴起了声势浩大的自治运动，引起国内的关注。几经波折，自治运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的认可，成立了统一领导蒙旗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蒙政会)。职责所在，使黄奋生始终密切注视着自治运动的整个过程，并通过对蒙古晋京代表和旅京蒙古人士采访，真正了解了蒙人对自治的由衷向往，进而对自治运动产生的内在原因进行了颇为深入的思索。他敏感地意识到：应该把内蒙古的概况和自治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始末详尽地叙述出来，为政府当局及有关人士研究蒙古问题提供参考，以达到资治和存史的目的。同时他也很想把近年来自己对建设内蒙古一些见解奉献出来，供政府当局和蒙古人士们参酌［见黄奋生：《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中华书局，1935年)，自序。］。于是在1934年夏，他编著出自己第一部专著《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 《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1935年6月中华书局铅印出版。内分内蒙概况、内蒙自治运动之起因、内蒙自治会议之经过、中央政府之对策、黄赵巡视内蒙之经过、内蒙自治问题最后解决之经过、内蒙新时代开始之展望等7章24节，约11万余字。除扼要介绍内蒙古的一般状况外，作者本着“纯粹根据着事实，”“丝毫未有汉蒙民族的界限”的客观态度(自序)，以明晰的叙述和大量重要的原始文件，展示了自治运动的起因、背景、全部过程，以及蒙旗与中央当局、察绥省方间各自对立的立场和斗争等。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立论公允，见解深刻。与当时同一题材的著述如方范九《蒙古概况与内蒙自治运动》(商务印书馆，1934年10月)、陈健夫《内蒙自治史料辑要》(南京拔提书店，1934年)、李生泼《内蒙自治运动》(1935年)以及卓宏谋《蒙古鉴》(四版增订，1935年)的有关记载相比，堪称佳作。 1935年4月，黄奋生借国民党中央委员白云梯、候补执行委员克兴额等赴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百灵庙出席蒙政会全体大会之机，随行赴蒙地考察采访，至5月中旬方返京。此行历时33天，其中18天在百灵庙度过。在这期间，他踏查了当地元代古城遗址，目睹了蒙人的生活与风习，参观了蒙政会的会议，还采访了自治领袖德王［参见黄奋生：《百灵庙巡礼》(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对蒙地、蒙人以及蒙政会等都有了直观的感受和了解，深化了对当时蒙旗社会的认识，并写出了自己第二部著作《百灵庙巡礼》。 《百灵庙巡礼》是他此次蒙地之行的游记，约4.7万余字，1936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该书虽篇幅不大，但所记扼要，既有对旅途见闻和蒙地风情的描述，又有不少关于蒙旗社会状况、蒙政会及德王等的生动记载，颇有史料价值。而且文笔流畅，可读性强。 还在1934年春《内蒙盟旗自治运动纪实》完稿前后，黄奋生鉴于国人对蒙藏情形的隔膜和以往关于边疆的书籍多系局部或片段，无法全面反映蒙藏两地状况，遂着手搜集资料，筹划编纂一部既能介绍蒙藏两地状况，又能系统反映国民党对蒙藏政策及其施政的综合著作。初拟名为《六年来之蒙藏概况》，于1935年2月开始起草［参见《百灵庙巡礼》，页3。］。以后尽管工作繁忙，仍“常日伏案，未尝间断”，至1936年4月始完稿［黄奋生：《蒙藏新志》(香港中华书局，1938年)，自序。］。这就是他的第三部著作《蒙藏新志》。 《蒙藏新志》，1938年10月香港中华书局铅印出版。书分3编16章：第一编蒙藏地方概述：疆域及区划、地形、都市、气候及地质、人口、生活及风俗、蒙藏之文字。第二编国民政府时代下蒙藏施政之根据：中山先生关于蒙藏之遗教、国民党最高会议关于蒙藏之议决案及宣言。第三编训政时代之蒙藏行政：政治、党务、教育、宗教、经济、交通、其他。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概况一览。以印刷篇幅计，总共约60余万字。该书的编撰目的决定了它与专载地方事物的方式不同，将“国民党对蒙藏之新政策、新措施、及蒙藏地方志冶于一炉”(自序)，在简述蒙藏地方各种情形的同时，分门别类、系统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先生对蒙藏的遗教及国民党中央七年来(1928年～1936年4月)对蒙藏的所有计划、设施、法令、规章等。取材广泛，参考利用了“蒙藏公报及各种蒙藏刊物七百余册，蒙藏专书六十余册”(例言)和一些档案文件。其中蒙藏委员会《蒙古党务工作报告》等不少文献都是至今难以寻觅的重要史料。总之，该书颇有价值，是研究蒙藏地区历史、尤其是研究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对蒙藏施政的重要著述。无怪乎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黄慕松等为其题词，誉之为“筹边指掌”、“边政南针”。 在撰著上述著作的同时，黄奋生还以“雪心室”的笔名撰写并发表专文，介绍了十几位边疆人物［黄奋生：《边疆人物志》(正中书局，1945年)，自序。］。在短短数年中，他竟获得如此丰硕的成果，足证其勤奋努力，才智过人。 抗日战争时期，黄奋生随国民党中央机关迁到重庆，继续主编《蒙藏旬刊》(1940年5月改名《蒙藏月刊》)和从事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当时物资缺乏，生活困苦，但他仍抱着“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是在保持民族正气，时人不为而我们为之”的信念［黄奋生：《边疆政教之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自序。］，安于清贫，仍在努力工作和著述。1940年，他和赵守钰、顾颉刚、马鹤天等人鉴于国人对边疆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应进一步唤起人们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热情，以彻底解决边疆问题而联合志同道合者，创立了中国边疆学会。1942年1月学会机关刊《中国边疆》(月刊)创刊，他又担任编辑工作，先后在该刊上发表了《中国边疆民族自决自治问题之研究》、《羁縻与怀柔辨》、《章嘉》、《〈中国之命运〉与民族政策》、《中国治边政策之古今观》、《五五宪章与蒙藏》、《蒙古宗族之来源及其世系》、《悼太虚法师》、《西藏事变》等一批文章［见《中国边疆》(月刊)第1卷1—2合期，5—7合期，2卷1—3合期、4—8合期、3卷1—2合期、5—6合期，9卷3期，10卷3期。这只是不完全统计。］。此外，他还在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西藏人口的统计》，《清代设置驻藏大臣考》、《泛论边疆教育》等文章［见《边疆研究季刊》创刊号，1940年9月；《边政公论》1卷2期，1941年9月；《西北通讯》第3期，1947年。］。与从前在南京写的政论性社评相比，这些文章颇有深度，学术性明显增强。 1943年，黄奋生接连撰成《抗战五年来之边疆》和《边疆人物志》两部著作，并于1945年作为《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之一由重庆正中书局铅印出版。其中《边疆人物志》约57万余字，是在重新搜集资料的基础上撰成的。所收均系边疆籍贯人物，“或系边疆地方政教领袖，或是对于边疆及党国在各方面有相当的贡献，尤其是有功于抗战的边疆人物”(自序)。有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图克图、盛世才、沙克都尔扎布、图布升吉尔格勒、白云梯、克兴额、伊德钦、荣祥、白海风、奇俊峰、巴云英、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喜饶嘉措、东本、嘉木样、黄正清等20余人。由于作者认识或接触过其中某些人，又通过向本人发放《边疆人物志征求资料表》的方法征集到一些人的可靠资料，故该书不少人物事迹充实，形象颇为丰满。特别是作者立论较为公允，论人物功过，均“本着‘嘉善而矜不能’的古训，在好的方面多所表扬，在事迹方面力求翔实，而关于各个人物的思想生活尤为注意。……尤其关于蒙藏的四位宗教领袖，兼追述他们的历代事迹，以明前后原委”(自序)。该书虽篇幅不大，但颇有价值。文字通俗流畅，“使一般青年学生和渴望明了边情的国人，可以减少看一般边疆书籍生硬艰涩的困难”(自序)。 1944年2月，黄奋生应青年出版社之约，编撰了《五项建设手册》之一——《边疆屯垦员手册》。该书约11万字，内分中华民族的融合史略、中国边疆的涵意与区划、边疆的自然概述、边疆的人文概述、边疆政策、边疆屯垦等6章，并附有：总裁“开发西北的方针”训示、边疆从政人员奖励条例、中央派赴边地工作人员手则、推进全国垦殖事业纲领等。因系普及性读物，该书叙述简明扼要，可大致反映边疆的一般情况和当局边疆政策的要点。在自序中，作者号召青年献身边疆、建设边疆。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常常有这样的念头，就是我们的青年且慢谈留学国外，先到我们的边疆去工作、学习、试验，请看有多少外国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成就不是在我们伟大的边疆上么?我们又何必先到他们那边跑呢!” 1945年，黄奋生受聘在军令部边务研究所任教，主讲“边疆政教研究”的课程。由于从未有现成系统的教材，他只好以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边写边教。这期间，因数年来生活的困苦艰辛，他的长兄、六弟相继病故，1946年春母亲又病逝。在这沉重的打击和伤痛中，他仍在顽强地写作，最终在这年4月写成《边疆政教之研究》一书。1947年5月该书作为《中国边疆学会丛书》之一，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出版。这部“在血泪中写成”的书约9万余字，分4章。第一章绪论述“宗教的起源、性质、功用、政教的关系及边疆各族的原始宗教，使人对于原始宗教的意义及政教的关系，有基本的了解。第二章是中央主管边政机构的沿革及其现在，使人认识中国历代绥边的精神及民国中枢的边政组织。第三章是边疆政治制度，包括蒙古、西藏、新疆、回族各种不同的政治或政教制度，从各种制度的沿革叙到各种制度现在的内容，使人源源本本的清楚边疆政治制度的全貌。”“第四章是边疆宗教，把蒙藏回三族所信奉的喇嘛教(佛教)及伊斯兰教(回教)的要义，作一简要系统的介绍”。同时作者在第二章及第三章各节后殿以问题之研究，以自己多年来对边疆政治问题的研究，提出解决的办法(自序)。因篇幅所限，该书内容略嫌单薄，但对全面了解边疆政教制度有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后，黄奋生没有返回繁华的首都南京，而是留在兰州西北大学边政系任教，继续从事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留任西北大学民族学系教授，主要从事西藏研究，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1950年底，他写成讲稿《西藏情况》，1953年由上海地图出版社出版。不久，黄奋生去世，结束了他献身边疆的一生。1985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他50年代初的遗著《藏族史略》。 在短短20余年间，黄奋生共写出9部专著和数十篇文章，成绩是惊人的。纵观他的一生，其边疆学研究生涯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29年9月任《蒙藏周刊》汉文主编至1933年间为第一阶段，即积累必要知识的阶段。1933年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二阶段，即从事研究并多所建树的阶段。以抗战爆发为分界，这一阶段又可大致分为前后两段：抗战以前以研究蒙藏为主；抗战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整个边疆，而且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国民党当局的民族政策愈趋反动，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反动理论的影响下，与当时其他边疆学者一样，他的研究和著述有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大汉族主义的烙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去世为第三阶段，即学习新观点并力图以之指导研究的阶段，而且以研究西藏为主。由于这段时间甚短，其晚期著作在采用新观点的同时，还留有旧观念的痕迹。 需要格外指出的是，黄奋生在到西北大学任教以前，一直在国民党中央机关等部门从事边疆文化教育工作，并非专业学者，故其思想及研究始终为政治所紧紧缠绕，不能成为像顾颉刚那样学术深湛的边疆史地学家。这大概就是他至今被人忽视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他在边疆学领域的成就以及为边疆学研究的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应该得到承认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