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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初一些女真贵族自觉地访求“祖宗遗事”，对于搜集和保存女真族早期的历史资料起了重要的作用。此后，金代皇帝多数重视以史为鉴，喜读史书，尤其关注修史工作，命令专人负责实录的纂修、更定，甚至亲自审查史臣们上奏的实录，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史学自觉。这不仅使金代形成了相对“详核”的实录，也显示了女真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金代；女真贵族；史学；实录 在元朝所修的辽、金、宋三史中，《金史》以“叙事最详核”著称。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代实录本自详慎”。而金朝所修实录的“详慎”，与一些女真贵族重视修史有直接的关系。本文试对此作简单的梳理和分析。 一、金初访求“祖宗遗事"与祖宗、太祖实录的纂修 女真族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北方民族，12世纪初建立金政权的时候，社会发展较为落后，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有关女真族的祖宗事迹也没有文字记载。随着金军攻辽战争的不断胜利，俘获的契丹人和汉人日益增多，汉字、契丹字就成为其境内通行和实际使用的文字。不久，完颜希尹等又制女真字。在这种情况下，对女真族祖宗遗事的追述和记录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女真贵族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对于搜集和保存女真族早期的史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金初，战争尚在进行中，身为领兵打仗的重要军事将领的宗翰意识到搜集史料的重要，亲自访问女真老人。史载，天辅三年(1121)。当“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的阿离合懑卧病时，“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所以史称：“宗翰好访问女直老人，多得祖宗遗事。”此后，金天会六年(1128)，金太宗完颜晟曾下诏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并命完颜勗与耶律迪越负责其事。完颜勗是穆宗盈歌第五子，以“好学问”著称，因此“国人呼为秀才”。他是当时女真贵族中文化修养较高的人。宗翰、宗望攻下汴州，接受宋帝降附，金太宗曾派完颜勗前往慰劳。统帅宗翰等问他想要什么，他以“好书”相答，得以载数车书而还。《始祖以下诸子•蚤传》完颜勗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即始祖函普、德帝乌鲁、安帝跋海、献祖绥可、昭祖石鲁、景祖乌廼、世祖劾里钵、肃宗颇刺淑、穆宗盈歌、康宗乌雅束的事迹，综为三卷。史称：“凡部族，既日某部，复日某水之某，又日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始祖以下诸子•勗传》可以肯定的是，由完颜勗等采访搜求的“遗言旧事”而编成的这三卷史料，对女真早期历史作了初步的梳理，为后来纂修《祖宗实录》奠定了基础。 金熙宗完颜亶即位后，又于天会十五年(1137)命韩防、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熙宗本纪》)据《金史•韩防传》：“昉自天会十二年人礼部，在职凡七年。当是时，朝廷方议礼，制度或因或革，故防在礼部兼太常甚久云。”也就是说，金熙宗天会十五年(1137)命韩昉编修国史时，他在礼部。从其任职部门看，当时金代修史机构尚不健全。在这个时候金熙宗下令由韩防等人编修国史，与他本人对史学的认识有一定关系。金熙宗幼年曾从学于韩防及中原儒士，他视旧大功臣为“无知之辈”，旧大功臣视他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而韩防在辽时曾任过史馆修撰，金熙宗在思想意识上无疑受到韩防的某些影响。史书也记载了在天眷二年六月已未那天金熙宗与韩防谈及史书和历史的一段对话： 上从容谓侍臣曰：“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翰林学士韩昉对曰：“皆由太宗温颜访问，房、杜辈竭忠尽诚。其书虽简，足以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贤君，明皇何如?”昉曰：“唐自太宗以来，惟明皇、宪宗可数。明皇所谓有始而无终者。初以艰危得位，用姚崇、宋碌，惟正是行，故能成开元之治。末年怠于万机，委政李林甫，奸谀是用，以致天宝之乱。苟能慎终如始，则贞观之风不难追矣。”上称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防对曰：“古之贤君。”上曰：“成王虽贤，亦周公辅佐之力。后世疑周公杀其兄，以朕观之，为社稷大计，亦不当非也。”《熙宗本纪》 可见，在韩肪等人的引导下，金熙宗重视史书的资治作用，并能自觉地从史书所记载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皇统元年(1141)以后，他更是“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熙宗本纪》在金熙宗的督促命令下，金朝皇统年间(1141－1149)的修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成就有二：一是修成《祖宗实录》三卷；二是完成《太祖实录》二十卷。具体情况是：皇统元年(1141)十二月，左丞完颜勗进先朝《实录》三卷，上焚香立受之。《熙宗本纪》这里所说的先朝《实录》，在完颜勗传中称为《祖宗实录》，是金朝廷诏命编修的第一部《实录》。由于这部《祖宗实录》是由完颜局主持修撰的，其史料当主要基于天会年间完颜勗等所搜集的“遗言旧事”，其内容也应是始祖及其以下十帝的大事。金熙宗对于这部《实录》的修成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完颜勗和其他参与者“赏赉有差”。(卷66，《始祖以下诸子•勗传》)《太祖实录》始修于何时，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但《金史•熙宗本纪》和完颜勗传中都记载了上进《太祖实录》的时间是皇统八年(1148)。然而，二处记载所提及的上奏人并不相同，前者言宗弼进，后者则提为完颜勗奏上，大概当时二人都为监修国史的缘故。从规模上看，《太祖实录》远远超过《祖宗实录》，共有二十卷。 二、金朝中期太宗、熙宗等五朝实录的纂修 金海陵王完颜亮是金代历史上一位锐意改革的君主，他企图统一南北。在他统治期间(1149—1161)，实行了正隆改制，迁都燕京，营建汴京，发动了对宋的战争。由于急于实现他“万里江山一混同”的志向，海陵王统治的十几年间，除了在修史组织建设方面有些建树之外，修史方面并没有可观的成就。但他也是金代注重学习经史的君主之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也影响了金代史学的发展。海陵王年幼时曾从学于名儒张用直，《张用直传》对于前代史书中的人物事迹也多有了解。比如，天德三年(1151)四月，海陵王下诏迁都燕京，有司图上燕城宫室制度，营建阴阳五姓所宜。海陵王说：“国家吉凶，在德不在地。使桀、纣居之，虽卜善地何益；使尧、舜居之，何用卜为。”《海陵本纪》《金史•萧玉传》也记载了萧玉等人审案不遵循法律办事，海陵王说：“为人臣以己意爱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如唐魏征、狄仁杰、姚崇、宋璟，岂肯立威使人畏哉，杨国忠之徒乃立威使人畏耳。”《太宗诸子•附萧玉传》宋人的记载也反映了海陵王读史书的事实，如《正隆事迹记》载：“(海陵王)一日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仅这几处记载就可以看出，海陵王同样是一个善于学习历史的君王，并对史学有一定的认识。海陵王也希望他的官吏能够从史书中得到教益，所以正隆元年(1156)，他命科举考试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选举志一》这从考试内容上规范了金代科举，直接的效果是带动了当时的士子们学习经史，为培养造就史学人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金世宗完颜雍统治的二十九年是金代史学最兴盛的时期，金世宗本人有强烈的史学意识，《金史》对金世宗的言论记载较多，其中包含有他对史书的看法，对史家的评价，以及对史事、历史人物的见解。比如：大定二十年十月壬寅，金世宗对宰臣说：“近揽《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世宗本纪中》大定二十六年十一月丙寅，他与侍臣论及唐朝历史时言道：“唐太子承乾所为多非度，太宗纵而弗检，遂至于废，如早为禁止，当不至是。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每见善人不忘忠孝，检身廉洁，皆出天性。至于常人多喜为非，有天下者苟无以惩之，何由致治。”《世宗本纪下》另外还有“朕观唐史”、“朕近读《汉书》”，等等，他常常能够从容论及前代的故事。由于金世宗对历史鉴戒作用认识深刻，所以他对修史工作的重视程度超过金代其他帝王。金代大定年间(1161－1189)官修史书的成就也最大，就实录而言，共编修了四部：《太宗实录》、《睿宗实录》、《熙宗实录》、《海陵实录》。 《太宗实录》修成于大定七年(1167)，《世宗本纪上》由尚书右丞相纥石烈良弼进上，为此，金世宗赐纥石烈良弼金带、重彩二十端，同修国史张景仁、曹望之、刘仲渊以下“赐有差”。《纥石烈良弼传》《睿宗实录》由尚书左丞相纥石烈良弼进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世宗本纪上》睿宗完颜宗尧，金世宗之父，并没有当过皇帝，金世宗时追尊为皇帝。《太宗实录》、《睿宗实录》在史官奏进之后，金世宗又命功臣宿将彀英作进一步的修定。彀英曾参加过攻辽、伐宋战争，历仕金太祖、太宗、熙宗、海陵、世宗五朝。这两部《实录》，金世宗父子也都读过。史载：“世宗读《太宗实录》，见庆民夫妇事，叹曰：‘如此节操，可谓难矣。’”又载：“显宗奏曰：‘臣伏读《睿宗皇帝实录》，欲使儿子知创业之艰难，命侍读撒速作歌教之。’”《完颜匡传》可见，他们都能从中得到教益。当然，他们读实录不仅是因为实录所记载的历史中有可资借鉴的内容，更在于反映当代历史的实录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应该说，他们读实录更包含有对史官所修本朝史进行审查的目的。 金世宗统治时期编纂的另两部实录，从史书的记载中也能了解大致的情况。可以推定，《熙宗实录》的编纂在《睿宗实录》完成后不久。《金史•思敬传》记载：“上谓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对曰：‘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上大悦。”《思敬传》思敬死于大定十三年(1173)，此话当讲在大定十三年前。大定二十年(1180)，《熙宗实录》修成，金世宗称赞监修国史完颜守道说：“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完颜守道传》说明金世宗同样审查了这部实录。《海陵实录》的编修大概在大定二十年前后，《金史•郑子聃传》曾提到：“(郑子聃)迁侍讲，兼修国史，上曰：‘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也。二十年，卒，年五十五。”《文艺传上•郑子聃传》金世宗时修《海陵实录》不言而喻有政治的因素包涵于其中。金世宗得位非正常授受，他想通过史书的编纂来制造舆论，即揭露海陵王的罪恶，宣扬自己即位的合理与合法。金宣宗兴定五年拟依《海陵庶人实录》编写《卫王事迹》，曾事卫绍王的贾益谦在接受编修官的访问时所说的话，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海陵实录》纂修的真相。他说：“知卫王莫如我。然我闻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辄得美仕，故当时史官修实录多所附会。卫王为人勤俭，慎惜名器，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设欲饰吾言以实其罪，吾亦何惜余年。”《贾益谦传》金世宗的言论也证实了这一点。金世宗曾对宰臣说：“宋前废帝呼其叔湘东王为‘猪王’，食之以牢，纳之泥中，以为戏笑。书于史策，所以劝善而惩恶也。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肘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孟浩传》借修史以达到攻讦海陵王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元人苏天爵也指出：“海陵被弑，诸公逢迎，极力诋毁，书多丑恶。”《三史质疑》然而，尽管金世宗时期实录的编纂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某种程度上也确实造成了当时所修实录有失实之处，但金代修史工作因为金世宗的重视，修史制度也在金世宗统治时期渐趋成熟，却也是一个事实。这与金世宗熟悉历史，喜读史书，有明确的史学意识等有必然的联系。金世宗曾与大臣唐括安礼讨论过金代实录与前代史书的问题，他认为前代史书详备，金代的《祖宗实录》太简略。唐括安礼解释说：“前代史皆成书，有帝纪、列传。他日修史时，亦有帝纪、列传，其详自见于列传也。”《唐括安礼传》可见，金世宗确实对实录的编纂倾注了心力，他希望金代所修的本朝史也能象前代史一样详备。金世宗不仅自己阅读本朝《实录》，他也劝子孙、大臣了解祖先创业的历史，他在大定二十六年(1186)曾对右丞相原王说：“尔尝读《太祖实录》乎?太祖征麻产，袭之，至泥淖马不能进，太祖舍马而步，欢都射中麻产，遂擒之。创业之难如此，可不思乎?”《世宗本纪下》前述显宗读《睿宗实录》而命人作歌教子(章宗)以颂扬祖父功德，他就非常赞赏。他也诏赐宗宪和平章政事完颜元宜、左丞纥石烈良弼、判秘书监温王爽《太祖实录》各一本。《宗宪传》这些都表明他对承载本朝历史的实录的重视，也表明他对史书的教育作用有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金章宗统治时期是金代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文治主要立足于完备制度。史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章宗统治时期国史院编纂了《世宗实录》。需要注意的是，史书记载《世宗实录》上进的时间并不一致。《金史》共有两处记载：一处是，明昌四年(1193)八月辛亥，“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上服袍带，御仁政殿，降座，立受之”；《章宗本纪二》另一处是，泰和三年(1203)十月庚申，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上降座，立受之(此次钱大昕《元史艺文志》认为是《显宗实录》)。《章宗本纪三》赵秉文在《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中则记载说：“明昌元年，迁直学士，六年，预修《世宗实录》及《辽史》，改翰林学士承旨。”《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应该说《金史》对金章宗时期修史情况的记载不是很清楚，大概与《章宗实录》记载较简略有关。实际上，金章宗统治时期关于实录的纂修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好的。元人苏天爵就认为：“《世宗实录》适当章宗承平好文，事最周详。”《三史质疑》我们今天对金世宗大定年间的事情了解的相对多些，主要得益于金章宗时期所修的《世宗实录》记载得较详细。从苏天爵所见到的金代的实录看，还有《显宗实录》，按照制度，很可能也是金章宗时所修，因为显宗是金章宗之父，但史书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三、金末完备一代之史的努力 卫绍王统治的时间(1209—1213)较短，正欲纂修《章宗实录》，卫绍王被弑。 金宣宗即位时，金朝国势已衰，但后一朝为前一朝修实录的制度未废，所以金宣宗统治时期(1213—1223)仍然有实录修成，即《章宗实录》。《金史•宣宗本纪》记载：兴定元年(1217)冬十月甲寅，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宣宗本纪中》兴定四年(1220)九月辛卯，有《章宗实录》进。《宣宗本纪下》赵秉文在其所撰《进呈章宗皇帝实录表》中述及《章宗实录》的修撰情况： 钦惟陛下，夤绍燕谋，思光前烈，谓信书之未毕，恐遗关之不昭，深诏儒臣。详为实录。往在东海之际，巳抽中秘之书，踵此编年，俾之载笔，属典册之未上，值虏寇之不虞，师旅绎骚，篇秩散逸，钦承圣训，复命编摩，遍阅，-官滕，曲加搜访，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备，行止录有所未详，或捃摭于案牍之余，或采拾于见闻之际，载之行事，诚咸五以登三，及此成书，惧挂一而漏万。臣等所编成《章宗皇帝实录》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总计一百二十卷，缮写了毕，谨具进呈。伏望圣慈，曲垂省览，臣文章暧昧，学术空踩，遗关不彰，虽乏三长之妙，直辞无愧，庶伸一得之愚云。 这段话反映出《章宗实录》的纂修因战乱而曾经中断，其间篇秩散逸，致使朝廷南迁时材料不足。虽然史官们“曲加搜访”，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备，行止录有所未详”，不得不“或捃摭于案牍之余，或采拾于见闻之际”，但史臣们仍然是“惧挂一而漏万”。苏天爵《三史质疑》也提到：“章宗之事，方分撰述，而卫王被弑，国亦南徙。宣宗怨其舍己立叔，弃其稿于燕曰：‘俟还都为之未晚。’在汴诸公复以为请，始撰述之。时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故其书尤疏略。诸大臣子孙多死于兵，仅著数十传而已。《卫王实录》竞不及为。”《三史质疑》可见，《章宗实录》是在金南迁后诸公请求之下修撰的。依照修史制度，金宣宗时期还应为卫绍王修纂实录，《金史•宣宗本纪》和《金史•贾益谦传》也都言及在兴定五年(1221)曾撰故卫绍王事迹，如海陵庶人例。但到元修三史时，并未见《卫绍王实录》，所以苏天爵谓“《卫王实录》竟不及为”。很可能，《卫绍王实录》到元末已经佚散失传。 金哀宗统治时期(1224－1234)，金皇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正大初，国史院仍然在正常工作，正大五年(1228)，《宣宗实录》修成。有很多有名的学者参与了《宣宗实录》的编修工作，如王若虚、雷渊、元好问等，《宣宗实录》的编纂成功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综上，从金天会六年(1128)，金太宗下诏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算起，到金正大五年(1228)《宣宗实录》完成，金代的实录纂修，断断续续持续了一百年。除个别的实录(《卫绍王实录》可能佚散，《哀宗实录》未能修纂)外，金代所修的实录较为详慎。这虽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但金代一些女真贵族重视历史、关注实录修纂及史学发展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在他们的直接影响下，金代所形成的实录较系统地记录了金朝百年来社会发展变化的历程，为元朝修《金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金代的修史制度也随着实录纂修工作的开展而日趋完备，历史撰述事业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值得重视的是，其意义不仅表现在史学上，它也显示了女真族对文明进步的向往和追求，是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具体体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