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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边疆学是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中国边疆史地的研究中，中国边疆学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逐渐彰显，其理论探讨与应用研究具有“二元”的结构特征。在研究的对象、特征、方法、乃至学科的派生来源及研究目的等方面，均达到独立学科的基本要求，初步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独特学科的体系，从而使中国边疆学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据有相应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边疆学；边疆史地研究；二元结构；学科 在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的时代，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一发展中的边缘学科在我国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而且在于这一学科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不断得以彰显。事实上，从一门学问逐步升华为一门学科，往往伴随着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在探讨中国边疆学构筑这一重要命题时，有必要廓清“学科”的含义是什么、从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转型的进程、中国边疆学的基本结构等等问题。本文拟就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希望对推进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有所裨益。 一、关于“学科”的定义 科学的学科分类，对于准确反映学科体系的现状、揭示学科发展的规律、预测学科发展的趋势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要正确地对学科进行分类，首先要对“学科”有恰当的定义和认识。通常“学科”这一概念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其一，是学问的学术分类，即按照一定的学术标准将人类浩如烟海的知识积累划分成不同的类别，它表明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专业分支。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是与知识相联系的学术定义，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知识系统内若干知识子系统的集合概念。[1]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5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6(简称：学科目录)共设置一级学科88个。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5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6中，高校本科教育学科专业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大学科门类。2007年教育部公布了国家级重点学科，其中一级学科为72个。在上述学科分类中，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分类基本上以独立分支学科的形式予以体现，如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 早在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并发布了GB/T13745-925学科分类与代码6(Classification and code disciplines)，以后逐年对二、三级学科进行了一些微调。该国家标准依据科学性、实用性、简明性、兼容性、扩延性、唯一性六大原则，从学科研究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目标等五个方面，将各学科门类划分为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大的类别，下设一、二、三级学科，其中一级学科58个，一级学科中人文与社会科学有20个。[2]该国标的意义在于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以整体独立的形式进行了分类，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自成一体的学科分类系统。 其二，学科是对科研机构及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它力图使学术与社会发展之间呈现出协调和谐的关系。这一界定对不同学科在人才培养的规划和目标、学术资源的配置和协调、教育的质量和效益、科研成果的评价和推广等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或标准，同时在学术体系和学术机制等方面形成不同的规范或模式，从而使各个学科体现出各自的特质。说到底，学科反映着不同科学领域的本质差异和原始属性。 当然，在各学科门类之间依然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遵循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这几乎是所有承载学术功能的机构的立足之本，也是学术得以繁衍和繁荣的必由之路。 从第一层含义上而言，侧重于学科内涵的基本定义与规范；而第二个含义，则侧重于学科外延的基本实践与意义。显而易见的是，学科分类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学科分类力图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一级学科的分类大体上长期固化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11大门类(或58个门类)，从一定意义上体现出学科分类(特别是一级学科)所具有的权威性和独特性。另一方面，学科从来都不是静态的，随着学术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学术本身总是处于裂变、细化的动态过程中，从而导致一些传统学科逐渐蜕化、衰弱，甚至成为“绝学”，而与之相伴的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不断涌现，因此学科门类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当中，呈现出明显的动态特征。 由于人们对学科分类的认识不尽相同，学科分类的适用性本身存在差异，学科分类的实践目标各有侧重，所以在分类中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也导致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分类。教育部门更多的是从自身行业角度进行学科分类，而国家标准则从不同专业的角度进行学科分类。国标GB/T13745-92在其说明中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国家标准5学科分类与代码6(GB/T13745-92)适用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科技统计。其分类对象是学科，不同于专业和行业，不能代替文献、情报、图书分类及学术上的各种观点。在本分类体系，尤其在工程与技术科学分类体系中，出现的学科与专业、行业、产品名称相同，但其涵义不同。”此外，该国标对某些横断学科、综合学科及某些特殊学科进行了特殊处理，如该国标认为“信息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技术部分，其性质与数学类似，排列在数学之后，考虑其发展前景，设为一级学科。“信息科学”和“系统科学”都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基础理论，很难分开，故暂列在一类。又如“环境科学技术”、“安全科学技术”、“管理学”三个一级学科属综合学科，列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再如该国标将“心理学”列入“生物学”下二级学科；“地理学”列入“地球科学”下二级学科，“人文地理学”入“地球科学”等等，[2]这些反映了国标制定部门对学科和某些专业的理解，显然与教育部门的理解是不完全统一的。 长期以来，教育系统的学科分类与国标同时并存，虽然两者在很多学科分类上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在一级学科的分类上出现11个门类和58个分类不同划分的较大差异。而由于体制、机制和习惯的原因，我国科研机构大多沿用的是高校系统的学科分类标准，一方面对规范不同科学领域的科研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极易混淆科研机构与高校系统在性质与功能上的意义和作用。学科分类上的不同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研机构的学科创新、体系创新，这一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于是，在学科分类上出现十分尴尬的现象：一方面需要划一的、科学的并兼顾各不同功能机构性质的学科分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沿用单一系统的学科分类。如何将不同的学科进行全面、科学的统一分类，既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同时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学科转型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有着优良学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当我们审视中国学术史时，不难发现，从古至今的历代学者对中国边疆的关注、记述、研究和思考与其他领域相比，从未有过弱化的倾向。从《尚书》、《管子》、《尔雅》到《史记》、《汉书》、《清史稿》，凡中国历代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编年体史书和起居住及实录、典志体史书、地理书和方志以及会要类、辑录类、目录提要类、笔记杂记类等古代历史文献，不仅为我们还原边疆历史、追溯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过程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同时也积淀了极为丰富的学术思想，从而使边疆研究成为中国学术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应学术发展和时代要求，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学人所关注的“显学”，尤其是在近代以来更是形成了中国边疆研究的三次学术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到清末，其原因在于严重的边疆危机，其代表人物包括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等；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其原因在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其代表性研究团体和人物包括中国地学会、禹贡学会、张相文、顾颉刚等。[3][p.255]第三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八十年代并持续到现在，其原因在于国家统一、边疆稳定和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个时期，边疆研究领域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其学术内涵及外延得到极大丰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得到极大延展，可以说过去的20多年是中国边疆学学科迅速发展的时代。而引领这一学术高潮的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 边疆中心成立于1983年，在20余年的发展中，边疆中心致力于中国边疆研究领域各个层面的科学研究。从边疆中心的发展，可以窥见中国边疆研究第三次学术高潮的勃兴历程。边疆中心成立至今，大致经历了以下4个时期： 1.1983年——1987年是边疆中心初创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基本科研条件以及对这一学科的认识程度所限，相关科研工作并未真正得到实质性展开。 2.1987年——1994年是边疆中心学科框架奠基时期。1987年边疆中心在对科研机制进行必要调整的同时，经过认真分析、科学论证，明确了主要任务，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科研改革开放和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正确的政治方向；继承和弘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优秀遗产和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组织和协调本单位及全国边疆史地领域的学术研究；为本学科的学术繁荣，为维护国家统一，为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同时确立了充分发挥自身学术优势，坚持基础研究为主，应用研究为辅的方针，并确定了主要研究方向，即在基础研究方面以中国近代边界研究、中国古代疆域研究和中国边疆研究史三大研究系列为内容，重点研究中国近代边界变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历史上治边政策的经验教训，以及中国边疆研究的历史遗产，充分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在应用研究方面，对当代中国边疆地区热点问题、重点问题进行对策性和预测性研究。由于确立了三大研究系列的学术发展方向，明确了边疆中心建设的目标，在这一时期，边疆史地学科框架的雏形基本形成，学科建设和发展呈现出崭新局面。 3.1994年——2000年是边疆中心学科建设取得重大发展的时期。1994年中国社科院进行了学科调整，1996年/边疆史地0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扶持学科之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不仅边疆中心科研实践取得重大进展，而且边疆史地的学术体系进一步得以确立，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史学领域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学科门类。经过不断的科研实践，促使边疆史地研究有了新的飞跃，在不断拓宽基础研究学术范畴的同时，加大了应用研究的力度，并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学术体系调整。 4.2000年至今是边疆中心学科建设和发展持续活跃的时期。随着学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以重大学术研究项目为龙头，不断夯实学科发展的基石，成为边疆史地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以重大基础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全面整合和优化学术资源，着力开展大型的综合性科研项目，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2001年——2006年由边疆中心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学术研究；2004年启动的、由边疆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也将开展为期五年的学术研究；2008年在边疆中心的推动和积极参与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项目“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已经启动。 边疆史地学科以“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和“新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两大科研项目为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突破口，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在“两翼齐飞”的基础上，带动和培育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学术领域大大拓宽。 上述项目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400余人次主持或参与课题研究，从而全面推动了东北边疆、新疆历史与现状的学术研究。东北边疆及新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领域的迅速推进，对其他边疆地区的学术研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作用，在两大项目的带动下，北部边疆、西南边疆、西藏、海疆等领域的学术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势头。2000年以来边疆研究领域从课题遴选到学术成果，较之以往均有大幅增加。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有关边疆问题的课题所占比例呈逐年增加的趋势；高校系统在边疆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呈现出课题来源多，课题分布广，教研结合的特点。 课题研究的普遍开展，极大地强化了基础理论的研究，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中国历代疆域形成、历代边疆治理、历代宗藩关系等前沿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的重点；同时多角度、多层面深度解读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创新性科研成果纷纷面世。 边疆中心成长的20余年，为推动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再度勃兴起到了中坚作用。同时在新的条件下，使这一学科的体系和机制更趋完善，学科框架日臻成熟，中国边疆史地学术领域不断被激发出勃勃的生命力。总的来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始终是这一时期十分活跃的学术领域。 随着学术的不断进步，顺应社会现实的要求，作为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仅仅围绕边疆历史研究而展开理论研究的传统格局已经被打破，学术界在深入研究中国边疆历史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边疆的现实问题。同时，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多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研究者普遍将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宗教学、法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在一起，以更加多样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呈现出历史研究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的特点，跨学科研究渐成趋势。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由单一学科层面向多学科层面的发展，既符合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凸显出该学科的独特性。当仅仅依托单一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已不足以全面诠释中国边疆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时，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转型就成为必然。这一学术转型建构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具有优良史学传统，特别是20世纪最后20余年学术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为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学科体系的不断完善，以及新思路、新方法的不断出新，研究的层面以及研究者的视角将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 其次，随着研究的深入，边疆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层出不穷，以往研究中被忽视或研究不够深入的大量理论问题日益成为本学科不可回避的课题，这些课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从而为研究者的科研活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展示出中国边疆学学科的发展潜力。 再次，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为本学科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时代的发展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要求，尤其是边疆学研究领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研究者必须直面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无论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还是具有时代特点的现实问题研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把两者融为一体进行贯通性研究，在历史的长河中探索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重大问题，既是社会科学研究功能的体现，也是本学科不断蓬勃向上的客观要求。 第四，跨学科研究凸现本学科发展潜力。就学科本身的特性而言，在边疆问题研究中，历史学无疑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学科门类，只有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的历史有科学、深入的研究，才可能使我们准确把握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的规律，从而为中国边疆研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是毋庸讳言，仅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解决中国边疆的问题，显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由于学科的分野，加之中国边疆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需要集纳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学科间互通、交融的趋势大大增强。各相关学科门类从理论到方法的成熟性，以及中国边疆学术领域跨学科研究的大量实践，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提供了有益的保障。 “中国边疆学”已经呼之欲出，其意义在于，首先，它将大大扩张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内涵和外延，有益于进一步整合各种学术资源，从而使中国边疆的理性研究步入更加良性的发展轨道；其次，通过对中国疆域形成、发展过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态的研究，深刻揭示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规律；第三，通过对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若干层面的研究，将为构筑当代中国边疆的发展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中国边疆学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基本形态 中国边疆学研究对象的定位是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这决定了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基础研究为主的中国边疆历史进程研究和以应用为主的中国边疆稳定与发展的现状研究两个部分。中国边疆研究不但要探究中国边疆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发展的规律，而且要探索中国边疆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求证和展望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发展的趋势。 在探索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时，我们必须注意到中国边疆的研究体系中包括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二元性结构，这一特性决定了它的学科体系必然是二元性的结合。 事实上，以往中国边疆的研究与学科体系的培育是一脉相承的，几乎所有关于中国边疆的历史研究，无一不是从对现实的关注而引发的。当研究者的视野放诸于历史长河时，力图从中找到破解现实问题的答案。中国边疆基础研究的学术传统，赋予中国边疆研究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也奠定了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历史学科中，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就是中国边疆学。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这一结合日益松散，以至于关于中国边疆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几乎相互隔离。经过边疆中心20余年的学术实践，重新对中国边疆研究的二元性进行了定位，促使中国边疆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又回归到同一个体系中。 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同一个体系中的中国边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实际上处于平行发展的状态，两者间尚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结合。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或许中国边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将会一直平行发展，我们需要构建的是将两者科学、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学术“桥梁”，进而使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达到和谐统一。因此，实现中国边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寓于其中的、完整的学术体系，在学科建设和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边疆学构筑的过程中，加快中国边疆研究的信息化建设显得十分重要，这已不仅仅是改变研究手段的问题，而是它在改变我们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思想，因此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信息化将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现阶段以专业数据库的编制为核心，不断整合学术资源，提高信息效率，建设“数字边疆”学术研究交互平台，应予以重点推进和实施。从长远来看，基于数字化的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将有助于使中国边疆研究的二元结构得到更加完善的整合。 基于对中国边疆学“二元”结构基本形态的思考，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手段。 首先，就方法而言有三个结合。其一，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边疆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实践相结合，并使之真正融会贯通于学术活动中；其二，将应用研究与历史进程研究有机结合，从现实的表象追溯历史的渊源，从历史的还原解析现实的症结，并借助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而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获得互为支撑的平衡点；其三将西方前沿理论与我国边疆研究的传统相结合，在着力塑造中国边疆学研究“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吸收、汲取、借鉴西方理论中先进的思想和研究方法，不断开拓我们的思路、丰富我们的学术思想，在中国边疆学研究“国际化”趋势日益彰显的态势下，紧紧掌握学术话语权、牢牢驾驭学术方向。 第二，就内容而言有两个重点方向。其一，以“中国历史疆域的法律地位”作为中国边疆历史和中国疆域理论研究的出发点，重点开展以羁縻政策、藩属制度为主的中国历代边疆治理与历史疆域形成发展的研究，同时将中国边疆研究置于世界各国边疆(或边界)研究之中，注重中国边疆与世界各国边疆、中国边疆研究与世界各国边疆研究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注重中国边疆研究的中外贯通和古今贯通，进而深入探索古代中国边疆的发展规律，并构筑相应的理论体系；其二，以“当代中国边疆的稳定与发展”作为中国边疆现状研究的出发点，以中国边疆的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探讨21世纪新形势下中国边疆发展的规律。 第三，就研究手段而言，应注重基础学术资料，广泛利用考古、田野调查和外文资料，借助信息化手段，多角度、多层面审视和考察中国边疆的历史与现状。“学贵创新”可以说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和目标，而理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不竭动力。学术创新的基础恰恰在于对资料的全面掌握和准确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档案文献资料，还是考古、田野调查和外文资料，对于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而言无疑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有赖于研究方式的规范化、研究手段的现代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和资料建设的信息化。充分运用多种研究手段，将有力地促进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体系创新。 通过上述对中国边疆学发展进程的考察以及对中国边疆学“二元”结构的剖析，可以说，中国边疆学已经具备了独立“学科”的若干特征，无论是学科研究的对象、研究特征、研究方法，还是学科的派生来源、研究目的和目标，构成了中国边疆学独特学科系统的基本要素，从而使其在中国学科分类体系上应该据有相应的地位。 中国边疆学的建设和发展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更多的研究者积极投身边疆问题的学术研究，潜心治学、孜孜以求、开拓创新。在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必将造就出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和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从而极大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不断进步和繁荣。 参考文献：[1]别敦荣.高等学校学科专业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绍兴文理学院学科建设文件简报，2007，(1). [2]国家技术监督局.学科分类与代码使用说明[C].1992. [3]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