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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不论是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热点的转换，还是价值观念的取向，无不深刻受到其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对关系史问题的研究也当然是如此，可谓鱼龙混杂，国际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展开相关史实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借鉴。当然，对待这些研究论著，还需要我们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邪扶正的科学研究态度。 关键词：国际史学界；六至九世纪；中国东北边疆民族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东北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更由于民族与政权及疆域的不可分性，所以自19世纪中期开始，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地区古代边疆民族给予高度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甚至形成了多个史学团体和流派。截止到现在，发表或出版的论文、著作几乎有难以罄数之感，民族关系史，特别是我国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汉族及中央王朝关系史，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在已发表或出版的论著中，专门以此问题为研究方向的虽然不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其中的绝大多数论著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关系史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史学界对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不论是研究方向的选择，研究热点的转换，还是价值观念的取向，无不深刻受到其国内意识形态和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烙印。对关系史问题的研究也当然是如此，可谓鱼龙混杂。下面对有关国家的研究，选择重点略作介绍，以备参考和取用。 一、朝鲜史学界的研究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因素，朝鲜史学界一直重视高句丽和渤海史研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强调朝鲜民族主体性之“主体思想”指导下，朝鲜史学界首先花大力气对高句丽历史与考古进行研究。1958年，金荣俊的《高句丽古坟壁画研究》出版，[1]这是朝鲜史学界第一部高句丽史专题性的史著。1961年，朱荣宪的《关于高句丽壁画坟之编年的研究》一书出版，[2]对已被发掘的60余座高句丽古坟壁画进行编年研究，受到学术界高度的重视，一直被视为朝鲜史学界这一领域的权威之作。1962年，李成纯的《高句丽人民反对隋朝侵略斗争》一书出版，[3]作者认为隋与高句丽是两个平等的国家，高句丽是朝鲜古代国家，隋朝征伐高句丽，是对高句丽及古代朝鲜的“侵略”。这种研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严格地说，这不是一部学术研究著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宣传手册。但它发出了一个信号，使北朝鲜关于高句丽的研究出现了误导。”[4]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朝鲜“主体思想”体系以及“主体史观”的确立，高句丽研究开始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将高句丽作为了上承“檀君朝鲜”，下接王氏高丽，直到当代朝鲜的“历史认识体系”，更加强调高句丽在朝鲜历史上的“中心国家”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思想和史观的指导下，发表了大量的系列研究成果。与研究高句丽与隋、唐关系史相关的论著主要有：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高句丽文化》；[5]李趾麟、姜仁淑主编的《高句丽史研究》；[6]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朝鲜通史》；[7]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朝鲜全史》；[8]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朝鲜通史》；[9]孙永钟的《高句丽史（I）》，[10]《高句丽史（II）》，[11]《高句丽史（II-I）》，[12]《朝鲜古代及中世初期史研究》，[13]《高句丽史之诸问题》；[14]朝鲜社会科学院考古民俗研究所编纂的《朝鲜考古学全书》；[15]等等。 《高句丽史研究》为论文集，从高句丽之起源、建国、领域、土地关系、政治制度、军事，到反对隋唐“侵略战争”等论文皆有收载。此论文集被认为是当时朝鲜历史学界有关高句丽研究的代表作，许多观点都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重要影响。33卷本的《朝鲜全史》中，以一个王朝历史而单独成册的只有高句丽。在高句丽部分的9章里，重点论及了包括辽东的恢复与领土的扩张，迁都平壤，高句丽的强盛，反对隋、唐之“侵略战争”诸问题。全书比较注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的互证，并运用阶段观点分析和论证了高句丽历史上的所谓“对外抗争”与“人民斗争”。把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及边疆民族政权，完全纳入到了朝鲜史的体系之内，表现出了朝鲜历史学界的一种新倾向。《高句丽史（II）》凡5章，其中的4章都是按年代和事件发生顺序来论述所谓高句丽反对隋、唐“入侵”或“侵略”的斗争，大小战役和战斗皆有涉及。作者完全使用近现代意义的国与国的战争概念，去套用和描述1300多年前的隋丽关系、唐丽关系，其观点难以令人接受。作者研究历史的目的据说在于：“坚定地保持主体的立场，并对国内外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史家等歪曲或缩小化的历史叙述进行批判的分析和纠正，从而努力突出高句丽人民的光辉斗争业绩。”[16]另外，作者还专门辟出1节，专述高句丽遗民之“恢复故国”的斗争，此则足以表明该书倾向性之所在了。 朝鲜的渤海史研究早于高句丽史研究。李朝后期，一些学者就提出了“南北国时代论”。他们主张渤海是朝鲜古代史上的“北国”，新罗则是当时的“南国”；渤海与檀君朝鲜、箕子朝鲜、卫满朝鲜、夫余、高句丽是一脉相传。研究论著主要有丁若镛的《渤海考》，[17]《渤海续考》；[18]柳得恭的《渤海考》；[19]洪奭周的《渤海世家》；[20]金正浩的《渤海国》[21]等等。这种理论和史观，在日本统治时代，得到了申采浩的进一步发挥，并使其系统化了。他在《朝鲜史研究》中，[22]把檀君的古朝鲜作为朝鲜史的渊源，而把渤海史连接于这一系谱之中。 二战结束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界全面承继了这一观点。为了进一步证明渤海是朝鲜古代的“北国”，他们在历史与考古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朱荣宪的《渤海文化》；[23]朴时亨的《渤海史》；[24]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渤海史研究论文集（1）》，[25]《渤海史研究论文集（2）》；[26]张国宗的《渤海史研究（1）》，[27]金俊玄的《朝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史（古朝鲜——渤海篇）》[28]等等。以及署名为“朝中共同考古学发掘队”的《中国东北地方的遗迹发掘报告》；[29]朱荣宪的《中国东北地方的高句丽及渤海遗迹踏查报告》等。[30]前面叙及的《朝鲜全史》、《朝鲜考古学全书》和各种版本的《朝鲜通史》等，[31]亦有专章专节叙述渤海问题。 研究论文数量亦多，重要者主要有朴时亨的《为了渤海史的研究》；[32]朱荣宪的《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者》。[33]这是两篇较早的朝鲜史学界有关渤海史的研究论文。作者不顾基本史实，认定渤海是一个所谓“独立”的东北亚国家，是高句丽国的继承者，是与唐朝并列的朝鲜历史上的“北国”。论文发表后，在中朝史学界都引起强烈反响。朴荣海的《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34]对这一问题有进一步的发挥。玄明浩的《试论模糊反映渤海国的高句丽继承关系的别称“渤海靺鞨”》，[35]《关于渤海的“桂娄郡王”称号》等，[36]试图从封号、称名的角度来论证渤海与高句丽的关系，认为唐朝之所以册封渤海第二代王的太子大都利行“桂娄郡王”的称号，实际上是不得不承认渤海对高句丽的继承关系，进而强行将之降格为郡王。研究方法近似于猜谜。接着有李大熙的《“高丽后国”的领域》；[37]金成浩的《关于渤海和唐朝的国交关系树立及对黑水靺鞨的远征》等，[38]仅从题目上看，就知道这些论文要讨论什么问题了。张国宗的《渤海本土的居民构成》，[39]《靺鞨人在渤海本土的分布状况》论文，[40]通过对渤海国家统治机构的组成，遗迹、遗物的分布，灭国后其遗民的反契丹斗争规模等的探讨，认为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其主要居民为高句丽人。其国境内靺鞨人非常之少，因此渤海是独立于唐朝之外的主权国家。 诸如此类的研究论著，其论据和观点值得商榷之处甚多，相当多的研究其实是近似于一种玄虚的猜测。“总之，朝鲜的研究是呈一边倒倾向，即强认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尽管发表了许多论文，但在内容上不免乏味单调。”[41] 二、韩国史学界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史学界对高句丽、渤海研究的不多，史学界对朝鲜所谓的“南北国时代论”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坚持“新罗正统史观”。这些，我们在这一时期的代表史著，如李丙焘、李瑄根等执笔的《韩国史（七卷）》中看得很清楚。[42] 在高句丽研究方面，1972年旅日朝鲜学者李进熙的《广开土王陵碑之研究》一书在日本出版，[43]从而引发了韩国史学界对高句丽的兴趣。1979年，檀国大学学术调查团在忠清北道中原郡发现了《中原高句丽碑》，进一步激发了韩国史学界研究高句丽的热情。但截止到70年代末，韩国史学界对高句丽的研究还是零散的，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史观，也没有对韩国历史发展过程做出一个体系化的解释。当时出版的官方“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纂的25卷本《韩国史》的体系，[44]主要内容还是古代——高丽时代——朝鲜时代——近代的四大部分，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历史分期。[45] 80年代伊始，韩国学术界掀起研究古代“三国时期”历史的热潮。首先是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代表性成果有申滢植用统计史学方法编著的《〈三国史记〉研究》；[46]朴性凤译注和考释中国正史《东夷传》中有关高句丽的记载《东夷传高句丽关系史料之研究》。[47]这两部著作对研究高句丽与隋、唐中央王朝关系，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其次是翻译和出版中国学者高句丽史和渤海史研究论文，和崔茂藏的《高句丽、渤海文化——中国考古学者的发掘报告书》。[48]这一时期较有价值且具代表性的史著，还有旅法韩国学者、巴黎第七大学教授李玉的《高句丽民族形成与社会》；[49]李亨求、朴鲁姬夫妇合著的《广开土大王陵碑新研究》；[50]延世大学编辑的《高句丽史研究•研究篇》、《高句丽史研究•史料篇》[51]等。 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的高句丽史研究中，还逐渐出现了一股非学术化研究的倾象，这种所谓的“研究”，偏离正常的学术轨道，充满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民族主义情绪。他们主张，秽貊、夫余、高句丽、渤海都是韩国古代史的一部分。他们把古朝鲜的版图划到以现今中国渤海北岸为中心，西至中国滦河一线，东到朝鲜半岛的清川江。这样，不仅把我国东北边疆的一些民族和历史纳入到韩国的“国史”当中，而且还进一步煸动民族主义情绪，提出所谓“收复故土”的口号，企图把学术上的争论，引向政治斗争和领土要求的领域。现在，已发表和出版了相当多的论著，仅以金得木晃的《白头山与北方疆界——鸭绿江、图们江不是我们的国境》为例，[52]其“开头语”说：“我们应具有坚强的历史意识，满洲是我们的土地，曾被赶出的犹太民族回到祖先土地加沙福地经过了400余年，再次离开巴勒斯坦散居世界，2000年后又回到祖先的土地，建立了以色列国。我们全体国民要把眼睛盯在满洲，应具有坚定不移的历史意识；应该具有不管到什么时候也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生活的坚强决心。因为在那里，有我们祖先的坟茔，有先祖们洒过鲜血的遗迹，有心中的故乡白头山。”[53]类似的研究在韩国史学界正逐渐形成为一种流派，而且有向社会弥漫的趋势，我们当然要给予高度的关注。 90年代到现在，韩国的高句丽史研究又有新收获。1997年，徐炳国出版了《高句丽帝国史》，[54]重点对高句丽的政治、外交、国防诸问题进行研究，认为高句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其“高句丽不仅在与中国历代王朝中通称大帝国之汉、隋、唐的对抗中顽强地坚持了自主性，进而将势力扩大到广阔的北方，是一个创造千年历史的国家，建设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帝国……因此，高句丽的历史应早已登上了与中国的帝国或西洋的古代罗马帝国一样的位置”。[55]显而易见，其观点已与朝鲜史学界完全合流。“这是目前了解到的韩国最早的关于高句丽的专史之作”，[56]其研究方法和手段值得关注。朴永洙的《新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一书，[57]系根据新的研究成果重新编写的有关高句丽历代国王的本纪体资料集，其摘选的研究成果有参考价值。朝鲜历史研究会编纂的《高句丽王朝700年史》，[58]是一部历史普及读物，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及团体已开始对国民进行高句丽史教育。 总之，从发展的趋势看，韩国的高句丽史研究，尤其是在研究高句丽与中原中央王朝关系史方面，在史观上将与朝鲜学者的观点进一步吻合，两国史学界走的是一条殊途而同归的道路。 在渤海史研究方面，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李龙范，发表了数篇有关渤海史的论文，其代表性的论文《渤海史研究的回顾与国史》，[59]赞同渤海是其“北国”的观点。70年代除李龙范继续活跃外，李佑成有《三国史记和渤海问题》，[60]千宽宇有《渤海史是韩国史的一部分》，[61]李基白有《渤海社会及其文化》诸论文发表。[62]这些人都是“南北国时代论”的积极倡导者，所以其文章中一律指认渤海与唐的关系是平等的国际关系。自此之后，这种观点便成为韩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到了80年代，渤海史研究的扛旗者是千宽宇和宋基豪。研究成果的发表仍以论文为主要载体，数量众多，难以一一评述。90年代到现在，韩国的渤海史研究热度不减，并有专史出版，如徐炳国的《渤海，渤海人》；[63]宋基豪的《渤海的政治史研究》；[64]林相先的《渤海的支配势力研究》等。[65]论文数量进一步增加，研究的问题亦更加宽泛。但在史观上却无新的发明，绝大多数的论著都在用各种资料、各种方法证明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与唐王朝不存在统属关系，是韩国（朝鲜）历史上的“北国”。其中惟宋基豪对把渤海史纳入朝鲜史范畴的“南北国时代论”持保留态度，其观点，集中于《对南北国时代论的基础性检讨》一文中。[66]可以说，目前在韩国史学界，传统的视新罗为统一国家的观点已属昨日黄花，几乎已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三、日本史学界的研究 日本史学界对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及政权的研究，既早又全，研究的触角几乎伸向了每一民族、每一领域。且与近代日本的崛起与崩溃密切相关。明治初年至1945年的早期研究，特点非常明显，“就是为‘满蒙独立’以及日本的军事占领寻找历史根据”，[67]以配合其“大陆政策”的施行，首先变我国东北为他们的殖民地。因之，日本国内的政客和御用文人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著，提出了一系列违背史实的主张和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如以白鸟库吉首先提出，其众多弟子池内宏、和田清、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等追逐鼓吹的“南北对立论”；稻叶岩吉、北川鹿藏所主张的“异民族统治论”；矢野仁一的“中国在边境无主权论”等等。这些观点毫无例外，都是从历史上否定东北边疆民族是中国的古代民族，进而否定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为其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张目和服务。所以，这些学者在我国东北民族史研究领域，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白鸟库吉、内藤虎次郎、桑原隲藏、津田左右吉、箭内亘、稻叶岩吉、池内宏、加藤繁、滨田耕作、羽田亨、鸟山喜一、石井政敏、三上次男、矢野仁一、和田清、关野贞、今西龙、八木奘三郎、岛田好等等。他们对高句丽、渤海、契丹、室韦、奚等民族与隋、唐王朝关系史的研究之论著，主要发表于《史渊》、《青丘学丛》、《史学杂志》、《东洋学报》、《东亚学》、《满鲜史研究》、《东方学报》、《史学》、《史林》、《满蒙》、《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朝鲜与满洲》等学术杂志上。而那珂通世的《那珂通世遗书》，[68]《支那史研究》，[69]《支那通史》；[70]市村瓒次郎的《支那论集》，[71]《文教论集》，[72]《东洋史统》；[73]白鸟库吉的《白鸟库吉全集》；[74]内藤虎次郎的《内藤湖南全集》；[75]藤田丰八的《东西交涉史研究》，[76]《剑峰遗草》；[77]桑原隲藏研究的《桑原隲藏全集》；[78]津田左右吉的《津田左右吉全集》；[79]箭内亘的《蒙古史研究》；[80]稻叶岩吉的《支那政治史纲领》；[81]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82]加藤繁的《唐宋时代的金银》，25加藤繁的《支那社会》；[83]滨田耕作的《东亚考古学研究》，[84]《考古学研究》，[85]《东洋美术史研究》[86]等等，虽然并不是有关本课题的专门研究著作，但却都涉及到了整个隋、唐时期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原中央王朝关系史的论述和研究。我们除了对其中的一些史观持批判态度外，其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研究方法的创新、西洋史学理论的运用，以及对一些史实的考订等，还是较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如那珂通世的《高句丽考》、岛田好的《奚、霫、白霫民族考》，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室韦考》，津田左右吉的《室韦考》、《渤海考》等等。 二战结束后直至现在，随着国际和平环境所带来的史学研究的繁荣，日本的中国东北民族史研究却反而走向了衰落，昔日的繁荣已成过眼烟云，其原因是不叙自明、众所周知的。虽然如此，但从前代遗传下来的一些主观偏见和错误的史观，仍充斥着一些研究者的头脑。 在高句丽研究方面，“日本学界把高句丽定位为从中国东北地区扩展到朝鲜半岛的一个独立国家，与同时代的新罗、百济共为后来朝鲜国家的先驱，从这个角度看待高句丽与当时周边的关系，研究命题使用‘国际关系’或‘国际环境’一类的概念，其中又分为几个部分：（1）高句丽与相邻小国政权或部族的关系，如肃慎、东扶余、新罗、百济等；（2）高句丽与西方大国中国的关系；（3）高句丽与隔海东邻日本即‘倭’的关系。三个部分中被研究最多的是（3），也即通常所说的古代日朝问题，几乎占据绝大部分，其次是（1），对（2）的研究较少”。[87]可见，截止到现在，高句丽与隋、唐中央王朝关系的研究，在日本史学界还算不上一个研究的热门问题，专门的研究著作更是至今未见。 日本的东亚史著作，一般都要论及高句丽和中国王朝的册封关系，高句丽与隋、唐战争等事项。日本朝鲜史研究会先后编纂出版了《朝鲜史》、[88]《朝鲜史入门》、[89]《新版朝鲜史》等，[90]其中《朝鲜史入门》认为，高句丽是在同中国统治者抗争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独立国家，并将其与隋、唐关系，纳入到当时东亚地区所谓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框架内加以研究，探讨问题的视角转向了古代东亚政治、国际关系等方面。武田幸男的《高句丽与东亚》一书，[91]则使用“高句丽势力圈”一词来指称高句丽与周边各族的关系，他把百济、新罗、肃慎、东扶余都归入这一体系，称之为以高句丽为中心的“朝贡——臣服体系”。这是一种研究当时民族关系的新理论，对我们研究审视高句丽与隋、唐关系，是有裨益的。崛敏一在《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一书中，[92]则提出了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是“册封关系”，或可称之为“册封体制”。他阐述说，这种体制对于封受双方都是建立在利益本位基础上的，皇帝需要受封国以体现自身的最高权威，受封国亦需要借助皇帝的权威来提高自身的支配力。这种册封形式到后来唐代强盛时进一步演化为周边羁縻州制度。这是纯粹从所谓的“利益本位”层面上探讨高句丽与隋、唐中央王朝关系的实质，而忽略了其他所有的因素。 总之，上述观点和理论的提出，昭示着日本当代研究此问题的最新水平。 战后日本的渤海史研究，其观点主要有二：一是认为渤海是中国史的一部分；一是认为渤海是继承高句丽的国家，赞成韩国、朝鲜学界所谓的“南北国时代论”。代表人物主要有铃木靖民，自70年代以来发表有关论文达30多篇，如《渤海的国家和外交》、[93]《日本律令国家和新罗、渤海》、[94]《渤海的首领制——渤海的社会和地方支配》等。[95]研究多侧重于基础方面，对一些史实的考证有所贡献。石井正敏，代表著作为《与日本建交初期之渤海形势——以渤海武、文两王交替期为中心》[96]、《渤海在日唐间的中继作用》等，[97]认为渤海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东北亚国家，在日、唐交往中起到中介的作用。酒寄雅志，代表著作为《关于渤海国中台省牒的地位》、[98]《渤海国家的历史发展与国际关系》等，[99]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的继承国，赞同“南北国时代论”。驹井和爱，代表著作为《中国都城•渤海研究》，[100]认为大祚荣为粟末靺鞨人，渤海是唐王朝的属国。森安孝夫，代表著作为《从渤海到契丹——征服王朝的成立》，[101]认为渤海统治阶层中的大氏为高句丽化的靺鞨人，高氏则是高句丽人。渤海是以通古斯系民族为主所建立的独立国家。李成市（日籍韩国学者），代表论著为《古代东北亚民族的对日交通——以秽、高句丽、渤海为中心》，[102]认为渤海的统治核心是粟末靺鞨，但其前身却为依附于高句丽的秽人集团，故渤海国可看作是高句丽国的复兴。 除此之外，日野开三郎的《东北亚民族史》，[103]滨田耕策的《渤海国兴亡史》，18大阝曷晃弘的《渤海的首领制——渤海国家与东亚世界》，[104]古火田彻的《渤海建国关系记事的再探讨——中日方面的史料基础研究》，[105]中村嘉男《苏联滨海边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等，[106]亦有助于本选题的研究参考。 从整体上看，近年日本史学界对渤海与唐及高句丽等关系的研究，接受渤海是高句丽继承国观点的学者逐步增多。即便如此，其中有些学者亦仍主张渤海是唐的属国，他们所使用的材料，首选为日、朝古代文献的记载，其次是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文献材料与考古材料互证的论著也有不少。 契丹等民族的研究，在日本习惯以1935年划界，之前的为前期，主要研究者有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津田左右吉、稻叶岩吉、松井等、箭内亘、羽田亨、池内宏等。他们主要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的立场上进行考证工作。[107]1935年至现在，为后期，对契丹、室韦诸民族进行了更广泛的研究，而且更多的是站在社会、经济的立场上来探讨其与中原中央王朝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既有史观，又有流派，显得异常活跃。 自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问世后，不久即被日本学者所接受，代表人物是小林高四郎、小宫进、田村实造、岛田正郎和江上波夫。田村实造著有《北亚世界的发展》、[108]《北亚世界民族的类型》、[109]《中国征服王朝的研究》等著作，[110]以及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著中，他把亚洲划分成四个“独立的历史世界”：东亚细亚（中国）、北亚细亚（契丹[辽]、女真[金]、满、蒙、新疆、西藏，包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亚细亚（印度、东南亚）、西亚细亚（中东地区）。田村实造是矢野仁一的学生，他秉承了矢野的观点，认为契丹、女真、满、蒙、新疆、西藏各古今民族与汉族没有任何联系及渊源，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属于完全“独立的北亚细亚历史世界”，简称“独立的北亚历史世界”。20世纪70年代，岛田正郎接连出版了《辽代社会史研究》、[111]《辽制的研究》两部著作，[112]主张辽的法律制度不属于中国国家的系列，它具有强烈的北方色彩，契丹等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紧接着他又出版了《辽史》、[113]《辽朝史的研究》[114]两部著作，进一步阐述田村的观点，认为契丹及“大辽国”或“大契丹”尽管与以前的游牧民族国家大不相同，但它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异民族”国家，不能把它归入中国王朝的系列，而只能把它作为北亚史上的一个独立国家去理解。显而易见，田村实造和岛田正郎所鼓吹的“独立的北亚历史世界”的观点，其实是“征服王朝论”的日本版。其最大的要害之处，就是割断了契丹等民族与其母族——中华民族的联系。民族与政权既然独立于中国历史之外，那么其所生存的土地当然也就是独立的。另外，田村实造还写有《唐代契丹族研究》[115]一书，重点研究唐代契丹的发展及与唐关系。 田中整治的《辽与北汉的关系》，[116]日野开三郎的《契丹对回跋部女真的经略》，[117]平岛贵义的《论唐末五代契丹与奚的关系》、[118]《契丹兴起时期与中国的关系》等，[119]以及爱宕松男的《契丹古代史研究》一书，[120]亦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或涉及契丹与唐王朝关系的论著。 四、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的研究 自17世纪开始，沙皇俄国档案中开始出现有关我国东北古民族的记述。但这类材料的大量涌现，则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沙皇俄国以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后，吞并了我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土地，从而使世代居住于这一区域的我国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民族，成了跨境民族。另外一些，诸如费雅喀、恰喀喇、库页等民族，则完全划入了沙皇俄国境内。加强对这些民族及其历史的研究，有利于其政治上的有效统治。所以，当时沙皇俄国科学院及皇家地理学会一直注重对这些民族进行调查和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 这些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民族调查材料，主要包括旅行记、档案、民族志、史料汇编等；另一类为民族研究著作。 民族调查材料，如斯特忍堡的《基立亚克人、奥罗奇人、果尔特人、涅吉达尔人、爱奴人》，[121]瓦西里耶夫的《外贝加尔的哥萨克》，[122]马克的《黑龙江旅行记》等等。[123]这些材料，在我国历代史籍的大量记载基础上，又揭示了许多新的史实，一些材料在一定方面对我国史籍有所说明和补充。这些调查材料很受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并称其为“关于东北亚民族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斯特忍堡关于基立亚克人的调查，被恩格斯肯定为有价值、有意义的成果，并将其中的一篇翻译介绍给西方学术界。所以，尽管一些调查材料中存在着偏见，存在着错误，存在着歪曲的理论和反动的观点，但仍不失为研究东北边疆民族的有一定价值的参考材料。 民族研究著作，有米勒尔的《西伯利亚史》，戈尔斯基的《满洲王朝的起源及初期》，格列宾希科夫的《满洲人及其语言与文字》、《根据考古学资料谈阿穆尔边区史的研究》等。此时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对中文史料掌握不够，考古学材料认识不清，限制了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所以这一时期的研究，无论在历史学、考古学，还是在史料学方面，都无体系可言。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史学界在以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学为突破口，综合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材料，对这一地区的民族与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而重点，就是靺鞨以及渤海、女真诸民族。其史观，则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渤海的史著不多，论文有L•E•谢缅尼琴科的《渤海时期（8~10世纪）滨海地区居民的物质文化》，17Э•B•马特维耶夫的《渤海》等輥輶訛。发表或出版更多的则是有关渤海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相关著作，最具代表性的，就是A•Л•奥克拉德尼科夫的《滨海地区遥远的过去》。[124]书中通过考古资料的研究，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苏联远东地区就受着农业文化高度发达的中国影响；远东地区的民族与中国存在着血缘关系，渤海也是如此。进而得出中国是远东文化故乡的结论。 令人遗憾的是，这样客观公正的史观在他们那里没有坚持多久，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由于中苏两党的关系破裂，直接影响了苏联学术界对渤海等中国东北边疆民族及整个东北亚民族研究的态度。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有奥克拉德尼科夫和他的学生A•Л•杰列维扬科合著的《滨海地区黑龙江沿岸遥远的过去》，[125]Э•B•沙弗库诺夫的《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126]以及众多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 在这些著述中，以奥克拉德尼科夫为首的苏联学者，完全抛弃了自己在60年代以前坚持的观点，而总结出了一个新的“文化主权论”的观点。他们主张研究历史应以民族文化为中心，文化主权就是民族主权，它永远是独立的。认为西伯利亚和我国东北的各民族从来都不属于中国，只有汉族人才是中国人，长城以外不是中国领土，沙皇俄国才是黑龙江流域这块新土地的开发者。他说：“远东土著居民独特的、无双的文化特点表现在一切方面，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策源地。”[127]也正是因为他在历史、考古、民族和文化领域反华有功，故由一位普通的考古工作者被当局直接提升为苏联科学院院士，晋封为功勋科学家、劳动英雄。沙弗库诺夫作为一位渤海历史和考古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一直对中国以及日本等古代文献对渤海的记述表示怀疑，主张研究中国东北及苏联滨海地区的古代民族，应以考古材料为主，片面强调考古材料的重要性。在研究渤海与唐王朝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目的却仅有一个，那就是试图证明渤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公开声称自己的研究任务在于“证明渤海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从而揭穿某些外国史学家关于渤海历代国王似乎都从属于日本或中国皇帝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128] 奥克拉德尼科夫、杰列维扬科和沙弗库诺夫的观点是苏联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一直到苏联解体，情况都没有大的改变。这一时出版的大量考古与历史专著、论文，以及考古发掘报告等，数量甚多，已不能一一评述，详可参《苏联的渤海史研究》、[129]《苏联对渤海国的研究》两文。[130] 苏联解体直至现在，俄罗斯学术界对滨海地区民族与文化的研究仍在继续。从学术观点看，与苏联时期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工作的重点亦仍围绕靺鞨及渤海、女真及金来展开。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主要有：沙弗库诺夫、A•L•伊夫里耶夫等主编的《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131]C•Л•涅斯捷罗夫的《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132]O•B•季娅科娃的《滨海地区的靺鞨遗存》等等。[133] 早在苏联时期，沙弗库诺夫就追随奥克拉德尼科夫，是“文化主权论”和渤海“独立的主权国家”观点的坚定拥护者和倡导者，所以他在《渤海国及其俄罗斯远东部落》一书中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在该书的前言“渤海文化研究概述”中，他比较全面地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初以来苏联——俄罗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学者对渤海的研究。在这篇综述性的前言中，他仍然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会更加清楚地揭示出渤海某些地区居民的文化分支及其独特性。”[134]他进一步申明反对朝鲜学者认为渤海是高句丽继承国的观点，肯定渤海的主体民族及王族是靺鞨人而不是高句丽人。[135]涅斯捷罗夫为俄罗斯远东历史与考古方面的资深学者，他在《早期中世纪时代阿穆尔河沿岸地区的民族》一书中，重点研究和探讨了室韦部落、靺鞨部落及女真民族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不同地区文化遗存的不同类型和特点等，其所披露的大量考古学材料，为研究渤海、室韦诸族与中原的文化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证据。 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历史、考古和民族等有精深研究的学者还有E•И•杰列维扬科，B•E•麦德维杰夫、г•H•梅莉妮科娃、Л•B•沃尔科夫、Ю•M•瓦西里耶夫、б•C•萨布诺夫、д•Л•鲍洛金、C•B•阿尔金等，限于篇幅，不能尽数悉列。他们的论著，对研究我国东北边疆民族，特别是靺鞨及渤海、女真及金等，同样不可忽略。 自苏联解体到现在，俄罗斯学者还发表了有关渤海等民族数量可观的论文。 从总体上看，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相关的研究论著，除了其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之外，可供我们研究东北边疆民族与隋、唐中央王朝关系所取资的，主要是他们披露、发表的大量的、丰富的考古学材料。 五、美国史学界的研究 美国史学界对东北边疆民族与中国中原内地中央王朝关系的研究，一直薄弱。1948年至1949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持人卡尔•魏特夫和旅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了《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136]首先提出所谓的“征服王朝论”。魏特夫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典型中国王朝，指秦、汉、隋、唐、宋、明；一种是征服王朝，指辽、金、元、清。当时，这部书还是作为中国的“征服王朝”来写的，以作为“中国社会史一部分的正史”来处理的，并没有把辽史等从中国史中剥离出去，仍然承认契丹等民族是中国民族。但却重点从制度和文化上，论述了契丹族有自己“独具”的特点和特征，与汉等民族有“明显”的差异性。指出契丹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是一种“涵化”的关系。 这一理论问世后，马上在国际史学界引起关注。最先接受这一观点并又有所发挥，指出契丹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民族”，辽朝是“异民族国家”的，便是日本以田村实造、岛田正郎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东洋史学家。苏联学术界对此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兴趣，奥克拉德尼科夫、杰列维扬科、沙弗库诺夫、麦德维杰夫等人的观点，显然与魏特夫的“征服王朝论”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总之，国际史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为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展开相关史实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借鉴。当然，对待这些研究论著，还需要我们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邪扶正的科学研究态度。 注释：[1][2][3] 平壤：朝鲜科学院出版社，1958年、1961年。 另有日译本，东京：学生社，1972年、1962。 [4] 权赫秀、孙启林：《二战后朝鲜史学界高句丽研究概况》，《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第19页。 [5][6][7]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75年、1976年、1976年。 [8] 平壤：朝鲜科学百科词典出版社，1979 年。 [9]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 [10][11][12] 平壤：朝鲜科学百科词典综合出版社，1990 年、1997 年、1999 年。 [13] 平壤：朝鲜教育图书出版社，1992 年。 [14]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 [15] 平壤：朝鲜遗迹物图鉴编纂委员会，1991 年。 [16]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续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28-429 页。 [17] 收入《大韩疆域考》卷 2，1801-1818 年。 [18] 收入《大韩疆域考》卷 4，1801-1818 年。 [19] 收入《朝鲜群书大系》第15辑，1874年。 [20] 收入《与犹堂全书》卷6，1777-1843年。 [21] 收入《大东地志》卷31，1864年。 [22] 收入《丹斋申采浩全集》卷7。 [23]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年。 [24]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79年。 [25][26] 平壤：朝鲜科学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92年、1997年。 [27]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8] 平壤：朝鲜科学百科辞典综合出版社，1988年。 [29][30] 平壤：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66年。 系未经中方同意的单方面发表；1966年。 [31] 朝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编纂多部《朝鲜通史》，除 1987 年版之外，还有科学院出版社 1956 年版、科学院出版社 1962年版、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 1976 年版等。 [32] [34] 《历史科学》1962年第1期，第14-20页；1986年第3期，第66-70页。 [33] 《考古民俗》1967年第2期，第51-57页。 [35] 收入《渤海史研究论文集（1）》。 29、30、31收入《渤海史研究论文集（2）》。 [36] 《历史科学》1991年第2期，第54-61页。 [37] 《历史科学》1991年第4期，第13-19页。 [38] 范恩实：《近二十年国内外靺鞨史研究评述》，王小甫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第 472 页。 [39] 汉城：乙酉文化社，1963 年。 [40] 东京：吉川弘文馆，1972 年。 韩文译本为：汉城：一潮阁，1982 年。 [41] 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3-1978 年。 [42] 马大正等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第 366-367 页。 [43] 汉城：一潮阁，1981 年。 [44] 汉城：庆熙大学，1981 年。 [45] 汉城：集文堂，1982 年。 [46] 汉城：教保文库，1984 年。 [47] 汉城：同和出版公社，1985 年。 [48] 汉城：延世大学出版部，1988 年。 [49] 汉城：思想社会研究所，1995 年。 [50] 《白头山与北方疆界•开头语》，刘永智译，孙启林校：《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第27页。 [51] 汉城：慧眼图书出版社，1997年。 [52] 权赫秀、孙启林：《二战后韩国史学界高句丽研究概况》，《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8年第1期，第32页。 [53] 孙启林编译《〈高句丽帝国史〉的前言和目录》，《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年第1期，第17页。 [54] 汉城：熊津出版社，1997年。 [55] 汉城：五常图书出版社，1997年。 [56] 《韩国思想》1964 年第 7 期，第 54-60 页。 [57] 高丽大学第 22 次全国史学会论文，1970 年。 [58] 《白山学报》1975 年第 19 期，第 111-121 页。 [59] 载《韩国史新论》第 4 章，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76 年。 [60] 汉城：一念社，1990 年。 [61] 汉城：一潮阁，1995 年。 [62] 汉城：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1997 年。 [63] 《韩国古代史研究会会报》1992 年第 24 期，第 57-62 页。 [64] 李德山：《东北古民族与东夷渊源关系考论》，第 13 页。 [65] 东京：大日本图书社，1915 年。 [66] 东京：春秋社，1939 年。 [67] 东京：大日本图书社，1888-1890 年。 [68] 东京：富山房，1916年。 [69] 东京：大仓书店，1917年。 [70] 东京：富山房，1939-1950年。 [71] 东京：岩波书店，1969-1971年。 [72] 东京：筑摩书店，1969-1973年。 [73] 东京：图书院，1932-1933年。 [74] 东京：春秋社，1939年。 [75] 东京：岩波书店，1968年。 [76] 东京：岩波书店，1963-1966年。 [77] 东京：刀江书院，1930年。 [78] 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14年。 [79] 东京：祖国社、吉川弘文馆、图书院、中央美术社，1951-1972年。 [80] 东京：东洋文库，1925-1926年。 [81] 东京：岩波书店，1935年。 [82] 东京：图书院1930年版。 [83]东京：座右宝刊行会，1940年。 [84]东京：座右宝刊会行，1942年版。 [85] 马大正等：《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丛论》，第 409 页。 [86] 东京：三省堂，1974 年。 [87] 东京：三省堂，1986 年。 [88] 东京：三省堂，1995 年。 [89] 东京：岩波书店，1989 年。 [90] 东京：岩波书店，1993 年。 [91]《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日本）1985 年号，第 61-67 页。 [92]《日本古代史研究》（日本）1982 年第 6 期，第 77-81 页。 [93]《历史学研究》（日本）1985 年 10 月增刊号，第 34-40 页。 [94] 《法政史学》（日本）1973 年第 25 卷，第 21-25 页。 [95]《东京学》（日本）1976 年第 51 卷，第 45-50 页。 [96] 《日本历史》（日本）1985年第12期，第22-28页。 [97] 《朝鲜史研究论文集》（日本）1979年第16期，第52-57页。 [98] 东京：雄山阁，1979年。 [99]《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古代史讲座》7。 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 [101] 《东北亚古代文化》（日本）1998年第96号。 [] 东京：三一书房，1988年。 [102] 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 [103] 《新鸿史学》（日本）1981年第17期，第121-130页。 [104]《朝鲜学报》（日本）1984年第10期，第47-61页。 [105] 王承礼译：《学术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106]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译：《战后日本研究中国历史动态》，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第209-210页。 [107] 京都：东方文化讲座，1956 年。 [108] 京都：京都大学出版部，1956 年。 [109] 东京：东洋史研究会，1971 年。 [110] 东京：三和书店，1952 年。 [111] 长野：1954 年。 [112] 东京：明德出版社，1975 年。 [113] 东京：创文社，1979 年。 [114] 《满蒙史论丛》（日本）1938 年第 1 期，第 64-69 页。 [115] 《史流》（日本）1966 年第 7 号，第 61-68 页。 [116] 《史渊》（日本）1951 年第 46-48 期，第 111-120 页。 [117] 《史渊》（日本）1950年第 45期，第 97-102页。 [118] 《史渊》（日本）1952年第 53期，第 77-83页。 [119]京都：京都大学出版部，1959年。 [120] 伯力：1933年。 [121] 赤塔：1916年。 [122] 彼得堡：1959年。 [123] 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远东民族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档案库，全宗一，2册，229号。 [124]《远东国立大学丛刊》第 6辑，符拉迪沃斯托克，1929年第 8期，第 47-59页。 [125] 符拉迪沃斯托克：滨海地区图书出版社，1959 年。 [126] 符拉迪沃斯托克：远东图书出版社，1973 年。 [127] 列宁格勒，1968 年。 [128] 奥克拉德尼科夫：《从最近考古成就看苏联的远东地区》，《历史问题》1964 年第 1 期，第 46 页。 [129] 沙弗库诺夫：《渤海国及其在滨海地区的文化遗存》，第 5 页。 [130] 薛虹：《苏联的渤海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 年第 1 期，第 23-25 页。 [131] 林树山、姚凤：《苏联对渤海国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12 期，第 24-27 页。 [132]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 年。 [133] 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研究所出版社，1998 年。 [134]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35] 宋玉彬译：《渤海文化研究概述》，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译文集•渤海专号》，北方文物杂志社，1998 年，第 12 页。 [136] 还可参考沙弗库诺夫著，宋玉彬译：《客观的态度——韩国研究者著作中的渤海国》，杨志军主编：《东北亚考古资料集•渤海专号》，第 33-38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