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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和乙巳奉使录》的书名与作者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 张其凡 参加讨论

    一、缘起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二、三分册,刊出陈乐素先生大作《三朝北盟会编考》,约16万字,考订《三朝北盟会编》一书甚详。此篇大作成为陈乐素先生的代表作,迄今享誉宋史学界。此篇长文后收入先生的论文集《求是集》第一集,1986年5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如今,遑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即或是《求是集》第一集,也已难觅到了。
    《宣和乙巳奉使录》,原书久佚,现存者,见于《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陈乐素先生在《三朝北盟会编考》中,曾详加考证与研究。然而,1986年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崔文印校证的《大金国志》,虽多引陈乐素先生《三朝北盟会编考》之语,但于书名则含混言之,于作者则对陈先生之考证未置一词。
    2004年8月,中华书局出版了贾敬颜先生遗著《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一书,责任编辑为崔文印先生。本书收入《宣和乙巳奉使录》,作《许亢宗行程录》,从全文看,显然对陈乐素先生的《三朝北盟会编考》未曾寓目,对陈乐素先生辛苦校补之《宣和乙巳奉使录》亦无一语及之,对陈乐素先生考证之书名,作者竟未遑一顾。
    有鉴于此,为辩明是非,是以不揣冒昧,兹据陈乐素先生七十年前之研究成果,将书名与作者问题,重行考述于下,以正视听,亦免今后继续以讹传讹。
    二、书名问题
    关于《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之名,贾敬颜先生写道:
    《会编》卷首引用书目,称此书曰《奉使金国行程录》,标明许亢宗所作。
    贾先生据此,将书名定为《许亢宗行程录》。
    按,贾先生所云,并不完全符合原书情况。陈乐素先生在《三朝北盟会编考》中,曾作《书名之异同表》,现迻录于下。按,“季旧藏明抄”指季振宜所藏明抄本,“袁本”指光绪四年(1878)袁祖安刻本,“许本”指光绪三十四年(1908)许涵度刻本。
    据上表可知,在《三朝北盟会编》全书中,实有三种书名:《奉使金国行程录》、《行程录》、《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陈乐素先生云:“此书名虽有不同,然综观之,要当以《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为最正确,似可勿论也。”
    崔文印先生校证之《大金国志》卷40注一,引陈乐素先生上述语后云:“是其(指陈乐素先生)未见《靖康稗史》之故,当以《靖康稗史》之《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为确。”崔先生在陈先生论断基础上,证以《靖康稗史》所载,断定书名为《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似乎已成定论。实则不然。
    按,《靖康稗史》,又称《靖康稗史七种》,包括七书:《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置首,以下为:《瓮中人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等六书。此书据前言云,乃宋人耐庵辑于咸淳丁卯(三年,1267年),然不见于《四库总目》。现所见者,为收入《己卯丛编》者。按《己卯丛编》乃民国二十七年(1938)赵诒琛、王大隆所辑。此《丛编》之出,在陈乐素先生刊发《三朝北盟会编考》之后两年,陈乐素先生固无法寓目矣。王大隆辑入《己卯丛编》时,曾以《三朝北盟会编》所载校补,有“大隆案据《会编》补”、“大隆案《会编》作”之句可证。
    愚见以为,书名作《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当然最全,然《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似乎更符合作者之意。
    三、关于作者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之作者,贾敬颜先生作“许亢宗”,此前崔文印先生校证《大金国志》时,亦作“许亢宗”。实则不然。陈乐素先生在《三朝北盟会编考》中有专节论之,崔先生既见到了陈乐素先生之文,却未置一词,不知为何?而贾先生则似未注意到作者问题。是故,不可不再为辩之。
    《三朝北盟会编考》中,有“撰人名之异同”、“撰人为钟邦直之证”、“袁、许本误为许亢宗之原因”三节专论作者问题,殆成定论。今迻述如下。
    按,季旧藏明抄本《三朝北盟会编》,在卷首书名、卷17、卷20,“撰人”均作“钟邦直”,本无疑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作“钟邦直”。《靖康稗史》,缺作者姓名。《大金国志》,将撰人误为“许亢宗”;贾敬颜先生遂题书名为《许亢宗行程录》。袁本与许本,在卷首“书目”,“撰人”作“许亢宗”;卷17,“撰人”作“钟邦直”,卷20,则阙“撰人”。
    袁本、许本俱系晚清刻本,自当以明抄本为确。且有《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佐证,袁本、许本之卷17亦可为旁证,则作者为“钟邦直”已可坐实。陈乐素先生又云:“录中第二十八程末有云:‘使长许亢宗,饶之乐平人,以才被选,为人酝藉似不能言者,临事敢发如此’。此显为他述,而非自述语”。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反证。
    对上述三方面证据,崔文印先生未置一词,却仍以“撰人”为许亢宗,令人不解。“撰人”致误之原因,陈乐素先生认为,是袁本与许本“抄误”、“轻信”所致。
    陈先生见到的明抄本《三朝北盟会编》,卷20的格式如下:
    宝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差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充
    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者童绪副之
    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袁本与许本则为: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诏差奉议郎尚书司封员外郎许亢宗
    充贺大金皇帝登宝位国信使武义大夫广南西路廉访使者童绪
    副之管押礼物官钟邦直
    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因抄者误将“管押礼物官钟邦直”八字移于上段之末,遂使此录撰人名阙。此为“抄误”。既缺“撰人”,遂据《大金国志》补入书目,为“许亢宗”。此为“轻信”。由此,袁本与许本的书目中,撰人便成了“许亢宗”;而卷17中,又未能注意及之,故仍作“钟邦直”。
    要之,陈先生已将“撰人”致误的原因与“撰人”为“钟邦直”的证据历述于上,考论严密,牢不可破,“撰人”确为“钟邦直”无疑。如无他证,应当以此为准。
    要之,今后引用《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时,希能注意及之,不应再将“撰人”误为“许亢宗”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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