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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东北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清廷被迫放弃封禁政策，转而对东北实行移民实边，完成了封禁——弛禁——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而使得东北土地至清末基本得以全面开发。这一事件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 关键词：边疆危机；东北；弛禁；全面开放；土地；移民 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对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战后中国几乎向整个西方世界“开放”了，中国封建社会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P589)但是，这次战争的失败，对于地处边陲的东北，实际上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却极大地震撼了这一古老而闭塞的沉睡中的东北大地，结束了东北的古代史，继之进入了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的近代社会之中。伴随着俄、日等列强在东北的大肆侵略蚕食与瓜分争夺，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边疆危机。民族多难，国弱民贫。清初以来所实行的对东北的全面封禁政策，在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冲击之下迅速崩溃。清廷被迫放弃封禁政策，转而对东北实行 移民实边、开荒济用，完成了封禁-弛禁-全面开放的转变，从而使东北的无垠黑土大地基本得以全面开发。本文拟从清末东北进入近代以来的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中探索此后清廷对东北全面开禁的历史脉络，以揭示清末民初之际东北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品粮基地初步形成的端倪。 一 明清征战之际，数百万汉民因躲避战乱而逃离辽东。1644年清兵入关之后，又有大批满人“从龙入关”，造成两辽地区劳力严重不足，大量原有耕地被荒芜，榛莽遍地，到处都是“荒城废堡，败瓦残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2，东北地区生产遭到极大破坏。恢复东北地区的经济，显得十分紧迫。顺治年间(1644-1661)曾屡下诏书，并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授官例”，招民垦种辽东荒田。招民垦荒收到一定效果，东北荒原得以部分开发，经济逐渐复苏。但康熙对这种“繁华景象”却颇为忧虑，他为保护“龙兴之地”和“旗人生计”，于康熙七年(1688)下令封禁，“招民授官永行停止”，开始禁止汉民进入东北垦田。到乾隆年间，则进入封禁东北最严厉的时期，三令五申禁止汉民入垦东北。尽管清政府严厉封禁，却不能有效地制止汉族流民进此开荒垦种。由于关内灾荒太多，仍有大批汉民冒死闯关东。流民的入垦已经无法限制，封禁政策必然走上绝路。对东北的全面封禁，阻碍了东北经济的正常发展，清政府采取的这种极端狭隘错误的“虚边禁垦政策”，到头来不仅没有保住“龙兴之地”，反倒丢失了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北以东的大片领土，最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1856-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对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根据不平等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牛庄被迫于咸丰十一年(1861)开港(同年改为营口)。此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通过他们控制的营口港，对东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政治渗透。他们在这里设洋行、开矿山、修铁路、传洋教，把东北作为推销商品的市场、掠夺原料的基地和相互角逐的战场，破坏了东北地区的自然经济，将东北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东北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此时对东北影响最为巨大的是边疆危机。中俄东部边界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就已明确划定，但沙俄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领土仍一直有鲸吞的野心。在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之后，国势日衰，沙俄找到了趁虚而入的机会。在侵吞中国东北领土的过程中，沙俄凭借其与中国东北接壤以及清廷长期封禁东北，人烟稀少、防务空虚等便利条件，采取了前期强行武装占领，然后用军事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实现对东北领土的扩张计划。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趁火打劫，出兵东北。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军事挑衅和武装移民，清政府采取“羁縻”政策，幻想以让步换和平，最后在沙俄逼迫下，先后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从而被沙俄强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以及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河山。恩格斯曾痛斥：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3](P37)1858年以后，每签一次条约，每勘一次边界，沙俄就把中国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割去。”沙俄大有吞并所剩东北全境之势，他们借口吉林、黑龙江为无人区，意欲抢先占领为其领土。严重的边疆危机之下，沙俄侵土蚀边日甚，旗地荒芜，财政困窘，社会动荡不安。为了实边，迫使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不得不调整在东北的各项政策，改变已维系了两个世纪的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封禁政策终结而代之以弛禁政策。 在边疆危机日甚的情况下，身负守土镇边重任的一些地方官员较早较清醒地认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屡屡上书，吁请清廷招民开垦，充实边防。咸丰十年(1860)吉林将军景淳奏请，要求开垦吉林乌拉、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禁荒，容纳流民，开荒济用。同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几次奏请开放呼兰蒙古尔山间荒地，其目的是招垦实边，济助俸饷。咸丰十一年(1861)他在奏疏中说：“惟地方辽阔，稽查难周，且向无居民，亦自觊觎，尤为豫为之计，是前因招垦恐与防务有碍，今因防务转不能不亟筹招垦者也。”与其拘泥照前封禁致用之地，抛弃乃遗，而仍不免偷种，莫如具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且旷地既有居民，预防俄夷窥伺，并可藉资抵御，以免临时周章。”[4](P110)这说明，正是由于清廷的封禁政策，造成了东北人口过度稀少的局面长期得不到解决，才被俄人有机会窃取了大片国土。如果继续封禁下去，满清的“龙兴之地”将沦亡殆尽。日益严重的外患、残酷的国土丧失的现实以及守疆大吏的“仰副国家裕边足民之至意”，再加上政治上的失败和经济上的困难，促使清政府终于放弃了对东北的全面封禁政策，转而实行弛禁(即部分地方实行开禁放垦)，从咸丰十年(1860)起逐步采取招民开垦以实边防的政策。 咸丰十年，清廷对吉林将军景淳要求开垦吉林乌拉、阿勒楚喀、双城堡等处禁荒的奏请当即照准，吉林正式宣布弛禁，进入招民开垦时期，标志着东北封禁政策的开始解体。这一时期，吉林的封禁由西向东逐渐松弛，吉林所开放的主要禁地有：西围场(今伊通、双阳一带)。光绪七年(1881)，西围场全部开放，到光绪十二年(1886)，该围场已有升科地112798垧[5](卷21)；南荒围场(今延边地区)。光绪四年(1878)开始丈放阿克敦城(今敦化市)一带官荒，光绪六年(1880)吴大 奉命督办吉林防务后，极力推行开垦边荒、充实边防的积极政策。几年后，珲春招垦局垦地达26634垧，宁古塔招垦局垦地达12400余垧，穆棱河的垦地达600余垧，三岔口逐渐成为边陲重地[6](P242)。光绪十一年(1885)，清政府把图们江沿岸划为朝鲜移民专垦区，设立了越垦局。光绪二十年(1894)又改为抚垦局，成就很大；双城、阿城、宾州一带。阿勒楚喀所属的蜚克图站以东边荒，自咸丰十年(1860)开始丈放，翌年已放出荒地49180垧，光绪十一年(1885)该围场的垦地面积已达175594垧[7](卷29、31)。吉林周边各地，咸丰十年(1860年)开放舒兰土门子一带禁荒100000垧，漂河、桦皮甸子、乌林沟等处，也陆续开放。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前，吉林的一些荒地已得到大量开发。将咸丰元年至光绪二十年吉林所放荒地进行统计，则为1379013余垧，这些荒地均归民垦。在此前后，清廷也承认现状，对蒙地实行部分开放。嘉庆年间，已出现以长春为中心的大片垦区。从同治到光绪初，蒙地招垦渐盛，东蒙各旗垦民日增，农垦区迅速扩大。 黑龙江土地开发的线索较清楚。以乾隆三十年(1904)为界，分为部分开放时期和全部开放时期两个阶段。部分开放时期土地开放的重点主要是呼兰和五常等地区。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批准呼兰地区局部开放。翌年，在蒙古尔山(今木兰、巴彦一带)建设旗厂屯田。到光绪五年(1879)共丈放毛荒1190008垧，呼兰地区的土地开发进入迅速发展时期。从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八年(1861-1882)，呼兰、巴彦苏苏一带放垦官荒已升科者达91万余垧。呼兰北面的绥化、兰西一带也逐渐开放，从同治四年至光绪二十一年(1865-1895)共丈放生、熟地262535垧[7](P465)。咸丰九年(1859)，景淳、特普钦等奏请放垦绥芬、乌苏里等处山场，“向禁居民潜往，地方空旷，以至俄夷人船得以闯入，”建议广招民人开垦，“似此厚集人力，渐壮声威，夷人当不俟驱逐而自退。”咸丰帝谕曰：“以中国之旷土，居中国之民人，利之所在，自必群相保卫，可杜夷人强占之计，不烦兵力而足御外侮，因地制夷，所筹不为无见。”[8](P287)谕令紧办。光绪十二年(1886)，黑龙江将军恭镗又奏请开禁放垦通肯(今海伦)一带，但清廷疑虑重重而未采纳。光绪二十一年(1895)，护理黑龙江将军增琪提出黑龙江省“人口零星，藩篱不固”，“为今之计，惟有辟荒一策，既可实边，兼足筹饷”，清廷批准道：“黑龙江之通肯河一段，著即开禁，与克音、汤旺河、观音山等处，准旗民人等一律垦种。”黑龙江西部地区的弛禁力度又进一步扩大。 奉天省开放的禁地主要有三处：1.大凌河东岸牧场。同治元年(1862)清廷派员查勘大凌河荒地，翌年，正式开放大凌河东岸牧场禁地。2.盛京东边封禁山场(今辽宁丹东市和吉林通化地区大部分县市)。同治年间(1862—1874)，禁山内共丈放升科地55万余亩。光绪二年，(1876)，在边外垦区设安东县，丈放升科熟地53万余亩。翌年，在放垦的基础上正式设立奉天东边道及宽甸、怀仁、通化三县。3.盛京鲜围场。光绪五年(1879)清廷开放久已被流民潜入私垦的海龙鲜围场(今海龙、辉南一带)，丈放荒地和熟地102万余亩。 总的来看，甲午战前清廷对东北的弛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是成效与问题并存：1.初步打破了清朝长期以来实行的对东北的封禁政策，“数百年来封禁之地利，遂至荡然无存，”开发了东北部分土地，对安置流民，充实边疆，增税裕支，发展经济有一定的积极作用。2.清政府一个突出的政策转变，是被迫放弃了歧视、排斥民人的政策。它将过去的严禁民人开垦改为招民代垦，甚至允许旗民兼放，即“无论旗民，凡认地开垦者，一体编入户口册籍”，从而承认了民人在一些地方的合法耕种权和土地所有权。3.在弛禁过程中，清廷及地方政府亦制定了一些相应的奖励人民移垦东北的政策，对移民实边起到了促进作用。如光绪六年(1880)清廷以放荒、免税、补助三事，奖励移垦。具体规定：凡可耕种之地，每百亩定价四串卖与人民，但每人以购买千亩为限，其无资购买而愿领地耕种者，每百亩纳地租600文；官有荒地付民间开垦，初免税五年，俟垦地基础巩固时，每百亩纳租660文。经若干年纳租之后，即归己有；毗连南乌苏里地方，天寒地薄，往垦者少，故凡原移居该处者，免纳租税，每户且可领得补助费银32两[9](P864)。4.弛禁政策是因边疆危机在总体封禁下被迫的部分开禁，并非积极主动而自觉之举。“今强邻逼处，军食空虚，揆度时宜，不得不以垦辟为筹边之策”。当时清政府并未放弃封禁东北的基本国策，咸同年间及光绪初年，查禁流民私垦仍然盛行。每开放一处，皆明确界限，禁止界外私垦，这就使放垦很难大规模进行。5.内地弛禁多是对流民私垦事实的承认，具有很大的被动性。力主弛禁的也多是地方官员，其主要目的是“就地筹饷”，清中央政府对东北开禁放荒并无全盘考虑。在此时期尤为难得的是吴大 在吉林东疆大力移民实边，招民垦种，则是积极主动地巩固边防的典范。他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垦荒的优惠政策，深得人心，效果卓著，大大促进了吉林东疆的开发建设，巩固了国防。6.放垦区域一般以旧垦区为中心，然后向四边扩展。或者是哪里有民私垦，就在哪里放垦。因此缺乏总体计划，垦区比较零散，放垦进度也较缓慢。 二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东北乃至全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战后沙俄以“还辽有功”索取酬劳，加紧对东北地区的侵略与渗透。1896年沙俄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日”为借口，沙俄获得修筑中东铁路权。1897年底，沙俄悍然出兵占领旅顺和大连湾，并在次年迫使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强行把旅大地区辟为俄国租借地。甲午战争的结果是沙俄把中国东北变成了自己独占势力范围的准殖民地。接着在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运动之机直接出兵东北，从而把整个东北置于沙俄的直接控制之下。沙俄独占东北的行径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产生了严重冲突，为日本所不容，遂在中国东北的国土上进行了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取得胜利，从而形成了日俄分据南、北满的格局。完全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强占的危险直逼东北这块宝地，东北陷入了更为深重的民族和边疆危机之中。沙俄为进一步完全有效地占领东北地区，企图用移民的办法抢占中国地盘。沙俄在我国东北修建中东铁路，除了便于从中国掠夺物资外，主要计划铁路建成后，大规模移民占领满洲，要利用人口上的压倒优势，在几年的时间里便可占领东北北部地区。日本侵略势力侵入东北南部之后，野心也愈加膨胀，它也想吞并整个东北地区。为实现其“大陆政策”，设立关东洲都督府，作为其殖民统治机构；成立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成为对东北经济侵略的大本营。日本逐渐形成了它的移民计划，曾计划移民100万户到中国东北，以达到其吞并东北的目的。移民成了日本侵略中国仅次于战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其来势比俄国人更加凶猛。东北的边疆危机从来没有像此时这般严重。在日俄瓜分东北的严重危机之下，外势内侵，边疆岌岌可危，使移民实边成为最为迫切的当务之急。清政府最后完全放弃了封禁东北的“国策”，开始全部开禁放垦，丈放官荒，招民垦种，在关外形成了移民放垦、开发边疆的热潮。它是对封禁政策的全面彻底的否定。至此，封禁政策彻底寿终正寝了。 先叙述光绪末年的东北开禁情况。奉天省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式开放养息牧牧场官荒及盛京西流水官荒；光绪二十五年丈放盛京东流水围场官荒；光绪二十八年(1902)开垦大凌河牧场西厂，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大凌河牧厂全部丈放开垦。到光绪朝末年，奉天的围场均已放垦，并设置七县管理之。吉林省此时的官荒放垦面积进一步扩大，放垦区域向东北及东南边远地区推移。光绪二十八年设立密山招垦总局及下属各分局，到光绪三十二年底，各垦局共放荒地202273垧，临江、桦川等地也大规模放荒，荒漠的三江平原得到初步开发。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后，清廷还集中开放了珲春、和龙、安图、抚松等地，长白山区得到初步开发。光绪三十二年(1906)吉林将军达桂奏准，清丈旗地和民地，并勘放零荒，清查出大量浮多地亩，照章升科。同时，又勘放郭尔罗斯前旗余荒。光绪三十四年(1908)，招民开垦牡丹江、绥芬河、穆棱河上游地区。在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的奏请之下，清政府从光绪三十年(1904)起，采取旗、民兼放的办法，开禁放垦东三省全部荒地，从此，黑龙江开始进入全面开放时期。“于是，荒务乃勃然兴起，不数年而成效大著”6(P1252)。这年八月，在省城设立黑龙江全省垦务总局，将全省官荒划成十余个荒段，逐段设立分局，以管理荒务，大张旗鼓地移民垦荒。光绪三十二年，程德全奏准将郭尔罗斯后旗余荒折价放垦。同年又勘放省城附近旗界闲荒。光绪三十三年(1907)，计划移民200万人前往黑龙江垦耕，于呼伦设置边垦总局，实行军垦编制。光绪三十四年后又开放黑龙江右岸东南区萝北、阳原、通河以东等县土地。这样，黑龙江沿边地区土地得到了开发。为了鼓励移民前往瑷珲、兴东、呼伦贝尔等边远地区开辟土地，清廷还颁布了《黑龙江沿边招民垦荒章程》，规定对前往垦荒者不收押荒地价，贷与资金，减免车船费等，以示鼓励。并在汉口、上海、天津、烟台、营口、长春各处设边垦招待处，广加招徕。 到光绪末年，东北全境开出熟地108001420垧。 自宣统元年(1909)起，东北移民垦荒的呼声更高，其步伐与进度也更大更快。这里应提到当时即将卸任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法部尚书戴鸿慈的两道奏章。宣统元年(1909)闰二月，徐世昌上疏痛陈了日俄两列强侵占瓜分东北的严酷现实：“窃自日、俄以东省为拓殖之地，竭力经营，岁糜巨款，我拥领土之虚名，彼攘主权之实利。自路线划为南北，遂成分据之形。迨协约告成，图谋愈亟，干涉内政，扩充实权，官吏莫敢谁何，商民习为惯例，盖在强邻掌握之中者，非一日矣”。“俄于黑龙江北岸设兵置屯，星罗棋布，岁移民数十万。日以保韩为名，咸镜屯营，会宁设轨。我则沿边荒漠，无人民，无道路，““今两强相逼，战无已时”。面对此情形，他“难安寝馈”，提出“而沃野千里，宜招屯垦，复设垦局，召集壮丁，编绳地亩，以为实边之基。”并总其所有主张为三端：“非将开放、借债、筑路诸大端实力经营，几无保存之希望。”他凄凄呼吁朝廷“全力贯注，锐意以图，使东省危而复安。”[8](P362～364)法部尚书戴鸿慈于同年七月奏：“奉命使俄，道经东三省地方，目击日、俄二国之经营，其殖民拓地之谋，实有思深虑远者。自奉天迤北，以迄长春，则为南满路线，其间民居商店，多半日人，有实逼处此之嫌。自长春以迄满洲里，则为东清路线，隐若俄人势力范围。俄自亚历山大第三定每岁移民二十万至远东之策，闻近年直增至百万以外。此次途中遇见俄国移民火车，日凡数起，沿途新成之村镇，甫辟之土田，络绎不绝，近又增筑双轨路线，且有营筑赤塔达我恰克图铁路之说。迁移既便，则生聚愈繁，鹊巢鸠居，势将莫御。夫以二国之经画如此，若不急为筹备，则后此之措置将穷。”他指出此前移民开垦尚有很多政策上的失误，并提议：“欲图整理，宜取泰西小农地、大农地之法，变通而并行之。曷言小农地，就本地蒙民，编列户籍，愿为农者，计口授地，贷给籽种资粮，宽免赋税徭役，变榛莽之区，而为沃饶之壤，数年之间，成效可睹，此变通小农地之说也。曷言大农地，直省大资本家，鸠集股本，组织移民开垦公司，划给大段生荒，徙民往垦，官任保护，明示十年之后，始议升科，办有成效，由督抚奏请破格奖励，如是则迁民日众，垦地日多，此变通大农地之说也。由前之说，足以裕蒙，由后之说，足以实边，是在审地势、查蒙情，区画疆里，明立定章，庶垦务可收实效。垦务既盛，寓兵于农，移民即以集兵，力田即以供饷，是又可操其券也。”以上分析可谓精辟，其措施亦极得当。清政府在此时全力开动国家机器，采取各种办法，实行各种优惠，与日俄两国展开了一场移民大战，到清朝末年东北的全部荒地均丈放招垦，民田成为东北土地占有制的主要形式。“至1912年，东北所有地区的荒地均已全部放垦。”[4](P119)耕田面积比1860年增加了11倍还多，使东北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同时，粮食生产量也随着猛增。宣统三年(1911)吉、黑两省粮食产量已达一百零一亿五千多万斤，人均粮食一千七百多斤。人口也在1840年时还不到300万人的基础上，据《中国人口通史》分析统计，至清朝末年宣统年间，东北人口总计发展到2053万余人[9](P867)。 清末边疆危机时期的东北，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全部封禁到弛禁，再到全面开放，掀起了一场移民大战，上千万的关内农民涌入东北，推动了东北黑土地上从未有过的招民开垦的大潮，东北得到全面开发。到清末民初，整个东北地区的经济迅速得到了复苏、发展和繁荣。迁移东北的人口，带去了内地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经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使整个东北地区成为清末以后中国一个重要的产粮区，并带动了商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推动了东北地区的全面繁荣，东北地区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商品粮基地已初具雏形。同时，“移民实边”的初衷也得以实现。大移民迅速改变了吉林、黑龙江两省边疆“人口稀疏”、“地广而荒”、“弥望榛芜”的现状，使昔日“兽居鸟处之野”发展为“熙熙攘攘”之地，并在以后继续呈高速发展状态。这就使日、俄企图利用移民占领东北的意图，在数千万中国东北移民面前，遭到强大的阻击，未能实现其吞并东北的野心。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改变了东北相当长时期的封闭落后状态，极大地发展了东北的经济，有效地保卫了祖国的边疆。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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