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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第一次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等一大批研究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学者型官吏；二是官吏型学者；三是相对纯粹型学者。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史地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后；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学者群体；学术成就 鸦片战争前后，(注:该文“鸦片战争前后”时间断限大致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50年代左右，即嘉、道、咸时期。)边疆和域外史地研究形成第一次研究高潮。关于这一论题，学术界从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之角度进行研究，已有不少成果。有关该领域的其他专题研究，诸如时代特点、史地学者的学风特征及世界意识等，也不乏研究成果。(注:这一论题的研究状况、意义及价值，拙文《近二十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述评》（《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等亦有相关论述。)但从已有成果看，将这一时期史地学者的学术成就放在其个人特定社会身份中来考察，则尚无专文论述。 在第一次研究高潮期，史地研究学者约有48家之多。[1]除著名的徐松、张穆、何秋涛三大家之外，还有诸如俞正燮、张澍、龚自珍、林则徐、魏源、沈?等一大批学者，形成了一个以研究边疆史地为主体，进而推及域外史地等领域的学者群体。从社会身份上看，该群体成员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学者型官吏，他们大都是中过进士的清廷重臣，身为封疆大吏，兼为学者；第二类是官吏型学者，他们主要为中下级官吏或僚佐；第三类是相对纯粹型学者，其中有的是穷儒，以教书为生。(注:有些史地学者的划分标准具有模糊性，如姚莹、何秋涛等。)这些人士的识见有高低之分，成就有大小之别，甚至学术所崇也多有歧异，但他们为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鸦片战争前后，史地学者著作层出不穷。当时，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多达120多种。(注:此数字由《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贩书偶记》、《皇朝藩属舆地丛书》、《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等资料得出。)另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2]（P172）而从清军入关至19世纪初，中国的世界史地著作不过十数种，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和谢清高的《海录》是受到时人评价较高、内容亦较准确的代表作。《海国闻见录》成书于雍正八年（1730年），仅万余字；《海录》晚于《海国闻见录》近百年，成书于1820年，也不足2万字。《海录》是新航路开辟后中国人亲自游历西方、并留下文字记录而在国内流传的第一部著作。19世纪以前的史地著述呈现出零散、随笔杂录的特征，这与鸦片战争前后成系统、有目的的史地撰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拟对鸦片战争前后的三类学者及其学术成就作一简述。 一、学者型官吏 学者型官吏的代表人物有林则徐、姚莹、徐继?等。林则徐（1785－1850年），谥文忠，福建侯官人，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署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等职。应当说，林则徐不是一位以著书立说为主的学者，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处理政务时所写的奏稿、公牍及其日记、诗文、书札中。林则徐编撰的《四洲志》，叙述了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地理概况，开创了中国近代研究西方之先河，影响至深。 姚莹在鸦片战争前，曾任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地方官。鸦片战争时期，姚莹任台湾兵备道。姚莹写出了一系列边疆史地著作。早期主要有《识小录》、《东槎纪略》，鸦片战争以后写就的《康纪行》尤其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道光十三年（1833年）完稿的《识小录》是姚莹在广东时期研究中外史地著作的札记。书中概述了蒙古、新疆、西藏的历史、地理、民族分布和宗教信仰，并对中俄边界沿革和走向，边防哨卡的设置和驻军作了记述。姚莹由研究边疆史地，进而考察了相邻诸国如俄罗斯、廓尔喀（尼泊尔）等的历史、地理、民情风俗。书中还摘录了一些有关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资料。姚莹于道光九年（1829年）撰成的《东槎纪略》5卷，记载有关台湾山川形势、民情风俗及涉台兵事、政事，反映了姚莹对台湾事务的关注，也显示出他对台湾作为国家东南之海上屏障的重视和远见。《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被投降派诬为“冒功欺罔”，遭到革职投狱。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以同知直隶州知州衔贬逐到四川成都效用，旋又两次奉命入藏“抚谕”，先后到达乍雅（乍丫）、察木多（今昌都）等地。《康纪行》16卷就是姚莹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至二十六年（1846年）“待罪山城”，“奉使途中”的札记汇编。姚莹是有感于士人“仅详于西北陆路，其西南海外有未详也”[3]而著《康纪行》一书的。该书忠实地记述了川、藏地区的山川地理、民情风俗等内容，记载了有关英、法、俄、印度、廓尔喀、哲孟雄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考证了天主教、回教、佛教的源流，绘制了世界地图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图。《康纪行》于1848年刊刻问世。后来他又编写了《英吉利国志》、《英吉利纪略》。这种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的心态与实践，显示了国人冲破传统史学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的趋势。姚莹对西北史地亦有研究，这方面的撰述如《内旗外旗之别》、《喀尔喀内附始末》、《俄罗斯通市始末》、《库伦》、《卡伦形势》、《土尔扈特》、《新疆两路形势》等，显示出他对西北塞防的关注。 徐继?历经五度寒暑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撰成《瀛环志略》，该书共10卷，运用地图42幅，对当时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位置、历史变迁、经济文化及风土人情均有比较全面的介绍，而对亚洲、欧洲、北美洲的记述尤为详细。徐继?何以要撰述此书？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他曾在《瀛环考略》稿本中留下一段涉及写作动机的文字：“方今圣泽覃敷，海外诸国鳞集仰流，帆樯萃集，其疆土之广狭，道里之远近，任边事者，势难已于咨询。此说虽略，聊以为嚆矢云尔。”(注:《瀛环考略》卷上，该书共2卷，原藏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现存台湾。)这里清楚地揭示了徐氏著书与时势变化的密切关系。1841年冬，徐继?在写给家乡老友的信中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万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眦裂，泣下沾衣。”[4]此外，作为参与办理“夷务”的官员，徐继?在实践中深感以往文献记载“其说恢谲，其文瑰异，考之事实，或不尽然”，(注:《瀛环考略》卷上。)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徐继?编纂《瀛环志略》的直接动因，则得自于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三年末（1844年1月），徐氏在厦门会晤了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H.Gribble），商谈有关开放口岸的具体事项。在他们会谈时担任翻译的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名叫雅裨理（D.Abeel），徐继?称他为“西国多闻之士”，此人正是使徐氏对世界史地产生兴趣的关键人物。雅裨理所叙述的世界地理、历史和政治知识，在客观上促成了《瀛环志略》这部中国人研究和探索域外史地名著的问世。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对徐继?及其《瀛环志略》有过非常精辟而中肯的评论，他说：“中丞之作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其时罢兵议款，互市通商，海寓晏安，相习无事，而内外诸大臣，皆深以言西事为讳，徒事粉饰，弥缝苟且于目前；有告之者，则斥为妄。而沿海疆圉，晏然无所设备，所谓诹远情，师长技者，茫无所知也，况询以海外舆图乎？中丞官闽峤、膺方面之寄，蒿目时艰，无所措手，即欲有所展布，以上答主知而下扶时局；而拘文牵义者动以成法为不可逾，旧章为不可改，稍有更法，辄多掣肘。中丞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故言之不觉其深切著明也。呜呼！古人著述，大抵皆为忧患而作，顾使中丞不得行之于事，而徒见之于言为足惜也。”[5]以上王韬的评论，反映了徐继?撰著《瀛环志略》的意图，其核心是鸦片战争之后，有感于民族危机深重，试图藉此唤醒国人，共谋御侮图强之策。 二、官吏型学者 所谓官吏型学者，是指这些人不是为文而文，为诗而诗，而是有所为而发。他们一般是中小官吏，有些人仕途遭遇曲折。他们以边疆史地研究作为参与社会兴革和学术理论之论证。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澍、夏燮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祁韵士（1751－1815年），字鹤皋，山西寿阳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进士，历任国史馆纂修及户部主事等职。他精通满蒙文字，是研究西北史地较早的学者。祁韵士利用任国史馆纂修的机会阅读了大量内府备书及内府所藏满蒙文字的红本，获得了外界一般学者无法看到也无法看懂的史料，终以8年之功，完成了《蒙古回部王公表传》（120卷）的编纂工作。嘉庆十年（1805年），他被遣戍伊犁，3年后被赦回来以后，就一直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有关祁韵士西北史地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藩部要略》18卷及表4卷、《伊犁总统事略》12卷、《西陲要略》4卷、《西域释地》1卷。《伊犁总统事略》是祁韵士遣戍伊犁时，奉松筠之托而编撰的，后由徐松续修完成，由松筠署名奏进。该书凝聚着他涉历万里、博访周咨的辛劳结晶。祁韵士还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撰成《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前者考古证今，记述新疆山川道里、城池沿革、卡伦军台、职官、驻兵、屯田、水利及少数民族的风俗源流等，均翔实客观；后者则是祁韵士对西域具体地名的考释。此外，祁韵士谪戍期间还写有诗文《西陲百咏》1卷及《万里行程记》1卷等。祁韵士在西北史地方面所作的开拓性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实乃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 徐松（1781－1848年），字星伯，北京大兴人，祖籍浙江上虞。嘉庆年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曾担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内阁中书、礼部主事、榆林知府等职。其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嘉庆十七年32岁以前，仕途顺利，任职京师；嘉庆十七至二十五年（1812－1820年）32岁至40岁时遣戍新疆，遣戍期是6年，往返近9年；40岁以后重回京师，整理平生手稿。徐松早年在全唐文馆借纂辑《全唐文》之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中兴礼书》24册，《宋会要》500卷，又从各种文献中选录科举史料、地理图志，如《宋三司条例考》1卷、《河南志》3卷，表现出超人的学识。徐松的代表作是《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嘉庆十九年（1814年），伊犁将军松筠请徐松负责重修祁韵士所纂述的《伊犁总统事略》，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松筠将修成后的史地著作上呈道光帝，赐名为《新疆识略》，付武英殿刊行。《新疆识略》共12卷，另有卷首1卷，约略25万字。书中首列新疆总图和南北两路、伊犁各图，附有叙说。次为官制、兵额、屯务、营务、库储、财赋、厂务、边卫、外裔等。凡山川道里、地名沿革、城垣建置、险要控扼、军政设施、钱粮兵籍、边防卡伦等，皆有记载，对研究新疆的历史地理及社会状况很有意义。御制序文称该书“援古证今，成书十二卷，有图有叙。论河山之襟带，城廓之控制，兵、食、财赋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滋，条分件系，颠末详胪，成宪旧章，洵称该备”。(注:参见御制《新疆识略》序。)该书有道光元年（1821年）武英殿刊本，光绪甲午（1894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徐松还于道光元年（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5卷，约近10万字。该书仿照《水经注》的体例，将新疆划分为罗布淖尔（今罗布泊）、哈喇淖尔（今哈拉湖）、巴里库勒淖尔（今巴里坤湖）等11个湖区，并以湖泊为纲，叙述湖区所受之水道，旁及流域之交通、物产、城邑建置沿革、历史掌故、民族分布等情况，并附有地图。梁启超曾评价该书乃“最为精心结撰之作”。[6]（P388）有关徐松西北史地的著作还有《新?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等。《西夏地理考》未刻，《汉书西域传补注》于道光九年由阳湖张琦序而刻之。此外，他还撰有《新疆赋》，用辞赋的体裁描述新疆的秀丽山川，颂扬清初的统一大业，诸凡新疆南北两路的山川城邑、历史沿革、置官设屯、物产情况都荟萃其中。该赋与乾嘉年间驻藏大臣和泰庵所撰的《西藏赋》及其自注，可相互媲美。徐松既着力研究西北边疆史地，又“喜延誉后进”，[7]（P13-14）在他的影响下，道咸年间研究西北史地的人愈来愈多。就西北史地研究的实地调查与具体成就而言，徐松可以说是一位学术带头人。 边疆史地研究是龚自珍学术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也是他自称的“天地东西南北之学”研究。[8]（P25）从龚自珍的著述看，他主要致力于西北和东南的研究。由于《东南罢番舶议》一书已散佚，因此有关他的东南海防思想仅能从其文集言论中钩析探究。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著作主要有《西域置行省议》、《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北路安插议》、《御试安边绥远疏》等。《西域置行省议》率先提出在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8]（PP105-112）《上国史馆总裁提调总纂书》论述了西北塞外诸部世系源流及山川形势，并就西北诸地的经纬度数订正《大清一统志》之疏漏。[8]（PP312-318）《北路安插议》探讨了西北设行省后，如何安排土尔扈特人的问题。[8]（P112）《御试安边绥远疏》批评了以往的羁縻政策，认为边政的长治久安之策是“以边安边”，即在天山南路开垦农田，保证供应，在天山北路训练精兵，达到“足食足兵”、“常则不仰饷于内地十七省”。龚自珍对蒙古史也颇有研究，著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台卡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这是为一部后来未及完成的大型史地著作《蒙古图志》作准备的。龚自珍的西北史地研究在学术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清嘉、道年间，中国社会急剧地发生着变化。龚自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末世向近代社会转换时期的代表人物，一方面，继承了明末清初顾炎武、顾祖禹等人舆地之学的经世致用精神；另一方面，他开启了西北史地及蒙古史研究的新风气。随后，出现了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魏源的《元史新编》、《海国图志》等史地著作。 魏源的史地研究成果尤为丰富，他的著作主要有《海国图志》、《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关于《海国图志》的版本，一般认为魏源于1842年完成50卷，1847年扩充为60卷，1852年又扩充为100卷。《海国图志》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撰述部分，包括《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及文中夹注，体现了魏源反侵略思想中的抗敌策略；另一部分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介绍外国史地情况，包括南洋、印度、非洲、欧洲、南北美洲，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魏源在书中除了介绍、考订世界各国历史沿革、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习等情况外，另特设《筹海篇》2卷，《筹海总论》4卷，这是其他各种世界地理著作所没有的。在《海国图志》百卷本中，魏源用了近1/5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技及其成就，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也是罕见的。魏源也注意西北史地之学，他所写的《圣武记》中有一部分是对蒙古、回部及与俄罗斯关系的叙述。他根据的材料是：“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9]他所著的《元史新编》也涉及一部分西北地理。魏源还致力于元史研究，编有《西北疆域沿革图》，撰写了《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他在晚年还广集正史材料，并征引《元朝秘史》、《蒙古源流》、《元典章》和元人文集，撰成《元史新编》。其引证之浩繁，记载之正确，确实做到了事增于前而文省于旧，对后来史家治蒙元史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元史新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开始撰写，至咸丰三年（1853年）完成，凡95卷，其中本纪14卷，列传42卷，表7卷，志32卷，除列传中《元末群盗》、《释老传》、《遗逸传》有目无传外，其余均完整。该书直到光绪末季始由其族孙魏光焘刊刻问世。 张澍（1781－1847年），(注:有关张澍生平及其著述，参考赵骊生：《寄陇居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291－300页。另案：牟实库《记张介侯未刊遗稿》，据李鼎文《张澍生平及其作品》一文，谓张澍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见《文献》第16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号介侯，甘肃武威人，嘉庆年间进士，选庶吉士，充实录馆纂修，后历任贵州玉屏、四川屏山、江西永新等县知县及临江通判等职。他“博览经史”、“游迹半天下”，尤其“留心关、陇文献”，[7]撰有《五凉旧闻》、《续敦煌实录》、《姓氏五书》，辑有《二酉堂丛书》，均为研究西北史地之作。张澍在32岁主讲兰山书院时，即完成《五凉旧闻》40卷。该书又名《河西旧事》，是记载五凉历史的专著，研究范围上溯西汉，下涉隋、唐、宋、元，对研究河西文化之源流大有裨益。《续敦煌实录》3卷，记述敦煌人物，计张氏家族一卷，索氏家族一卷，宋氏、汜氏、令狐氏合为一卷。该书张澍生前未刻。《姓氏五书》300余卷，“五书”分别为：《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附西夏）、《姓氏寻源》、《姓氏辨误》、《古今姓氏书目考证》。钱仪吉称赞该书既博且精。[10]姓氏的形成既与血缘有关，又与地域有关。在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胡、汉姓氏常发生纠缠。因此，西北姓氏之学实与西北民族关系息息相关，弄清西北姓氏之纠缠，有助于研究西北民族冲突融合之历史。张澍有关姓氏研究的著作，是他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酉堂丛书》是有关河西之学著述的辑佚，辑有汉魏至五凉、隋唐学者（亦有诗人）七人著作的残章断句。七人指：皇甫规、张奂、段颖、周生烈、侯瑾、阴铿与李益。这七人中除皇甫规家居黄河之东，其余均为河西人（非武威即敦煌）。此外，《丛书》还辑有河西与五凉文献七种，具体是：《三秦记》、《凉州异物志》、《西河旧事》、段龟龙《凉州记》、谕归《西河记》、段国《沙州记》及阚?的《十三州志》。这些书全由辑佚而来，对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河西地区的历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夏燮于道光元年（1821年）中举人，任青阳训导。鸦片战争时，任直隶临城训导。1850年冬，“需次京邸”，三年后“摄安仁篆”。[11]1860年秋，他加入了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不久，出任江西永宁、宜黄等县知县。夏燮一生著述颇丰，除编写《明通鉴》外，还撰有《粤氛纪事》、《中西纪事》、《五服释例》、《述韵》、《校汉书八表》等多种，编辑明人文集数种，另有文集、史著未能刊行。《粤氛纪事》13卷，同治八年（1869年）刊刻。该书为纪事本末体，记载了太平天国及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上起咸丰元年（1851年），下迄咸丰十年（1860年），以省分篇，以粤西起事、两楚破兵、浔皖失援、长江铤险、西江反噬、七闽用兵等专题分卷。作者认为西方列强入侵和清朝官吏腐败，是太平军起义并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并对团练给予了高度评价。《中西纪事》是一部叙述两次鸦片战争的专史著述。夏燮编撰《中西纪事》，是出于忧愤时势而作史，以期达到史学经世之目的。夏燮对明史亦颇有研究，所著《明通鉴》凡90卷，又前编4卷，附编6卷。该书对明代朝廷纪纲、礼乐、刑政、天文、历法、河道、漕运及营兵、练饷、折色、加赋等“有关一朝治乱之源者”，均有较详细的记载，反映了明代社会矛盾的加深过程，力图系统总结明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以期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夏燮所著《明通鉴》是继司马光《资治通鉴》和毕沅《续资治通鉴》之后所作的明代编年史。夏燮除著有该书外，在明史研究方面尚有《明史纲目考证》、《明史考异》、《忠节吴次尾先生年谱》，及校勘明《陶安学士集》、吴应箕《楼山堂集》等书。他是近代研究明史颇有成就的学者。夏燮身处动荡、学术思潮开始转变的时代，他所撰写的史学著作，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三、相对纯粹型学者 相对纯粹型学者一般是仕途受阻或官职卑微，遂以治学为其毕生之志向者。这类典型人物如张穆、沈?、俞正燮、梁廷?、何秋涛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张穆以优贡生考取正白旗官学教习。十九年（1839年）应顺天乡试，因冒犯监考被斥，从此遂绝举业，潜心著述，度过短暂的一生。他编有《元裔表》及《外藩碑目》，前者为蒙古史专书，后者专收西北民族地区碑文。此外还撰有《魏延昌地形志》、《俄罗斯事补辑》、《蒙古游牧记》等史地著作。《蒙古游牧记》是一部历经20年，由张穆呕心沥血撰写，又由何秋涛精心补辑的史地名著，凡16卷。该书以蒙古历史上各盟旗为单位，用史志体，而自为之注，考证了蒙古古今舆地及山川城镇的沿革，对蒙古诸部历史发展有较多的记述。标目都赘以“游牧所在”字样，以明其详于“方域”之旨。 沈?（1798－1840年），字敦三，号子敦，浙江乌程（今吴兴）人，早年师从金石史专家施国祁，后来研究西北史地。他“性沉默，足不越关塞，好指画绝域山川”。[7]（P13-14）道光十五年（1835年），沈?以优贡生入京，屡试不第，遂以教书和代人撰书为生。他曾为徐宝善补修《一统志》，为姚元之撰修《道光九域志》，为沈涛修《畿辅金石录》、《辽金元碑考证》等，但大多未完成。沈?生平著作多有关西北史地，主要有《六镇释》、《西游记金山以东释》1卷、《新疆私议》1卷。《六镇释》对宋以来诸家纷言不一的北魏国防六镇名称及方位作了较准确的考释。沈?对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很有研究。据北宋《崇文总目》记载，郦注已佚5卷，沈?从《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中钩稽《水经注》的佚文，并加考订，撰写了《漳北?南诸水考》，[12]为摸清漳河以北、?水（今河北定县以上唐河）之南一带的古今水道，为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借鉴。沈?在《新疆私议》中，历举汉以来经营西域的史实，说明新疆安定对我国国防和领土统一的意义至为重大。他还针对当时新疆的局势，提出了加强边政建设，开发水利，实行屯田等巩固边防的措施。该书实际上是运用丰富的史地知识，向清政府献计献策，带有明显的经世意图。沈?西北史地作品还有《葱岭南北河考》、《元史地理志释》、《西北地名杂考》、《西域小记》等。虽然他没有亲历塞外边陲，仅从书本知识上加以分析，但所下结论都像是身历其境一样。沈?愤世嫉俗，好讥切时政，终生不得志，最后贫病交加而死。“张穆裒其遗著，为《落帆楼稿》。”[7]（P13-14） 俞正燮记述中俄关系的主要著作是《俄罗斯佐领考》、《俄罗斯事辑》及《俄罗斯长编稿跋》。《俄罗斯佐领考》写成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三月，他根据《八旗通志》等记载，考证了俄罗斯人被编入佐领的人数、时间，说明清初“总得罗刹近百人”，[13]与俄罗斯关系极为密切。《俄罗斯事辑》未注明写作时间，该文考订、记述了俄罗斯的疆域、历史，着重记述了清初俄罗斯“东南略地，夺雅克萨、尼布楚地”[13]及清政府自卫反击，两国划定边界的情况。《俄罗斯长编稿跋》写于嘉庆十一年（1806年）八月，俞氏生前未刻，后由张穆检出，刻入《癸巳存稿》。民族关系之研究是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俞正燮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驻扎大臣原始》、《喀尔喀伊犁》、《阿拉善》、《蒙古》、《书〈西域闻见录〉后》、《〈异域录〉题辞》及《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等。《驻扎大臣原始》写成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正月，该篇长达1.7万字，是《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中字数最多的一篇。该文钩稽了清代前中期边疆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分析了清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驻扎大臣的原因，并阐述了嘉庆十一年冬各地驻扎大臣的分布情况。全文条理清晰，言之有据，充分显示了俞正燮的良史之笔。俞正燮撰写《缅甸东北两路地形考》，同样显示了他对祖国西南边疆的关注和重视。俞正燮对清代边疆史地及民族关系的记载与考订，为后来魏源撰《圣武记》、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提供了素材和借鉴。 梁廷?一生仕途不顺，道光十四年（1834年）39岁时始中副榜贡生，嗣后历任澄海县训导，越华、粤秀书院监院，广东海防书局总纂等职。梁廷?在史学、文学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因其学术成就，晚年被咸丰帝赐为内阁中书。他的著作甚丰，大多收入《藤花亭十种》、《藤花亭十五种》。他撰有《夷氛闻记》，主编有《粤海关志》，编有《南汉书》18卷。他还从大量的史料中辑出南汉的各种逸闻杂事，编成《南汉丛录》2卷及《南汉文学略》4卷。此外，他还有《海国四说》于1846年初刊，后经修订，在咸丰时复刊。1835年，梁廷?入海防书局参加纂修《广东海防汇览》；1837年，他主持编修《粤海关志》，这使他对世界各国历史地理有所了解，尤其是《粤海关志》，使他对西洋情事有了许多较为真切的接触。世界五大洲说，明末清初虽已传入，但信之者甚少。《清朝文献通考》更是认为所谓的五大洲邈无实据，“语涉诞诳”。梁廷?则通过有关事实、图册的研究，认为五大洲的说法，“明列为图，实指其地”，并非全无根据。《海国四说》由《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四种组成。《合省国说》于1844年出版，凡3卷，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美国通志。《兰仑偶说》共4卷，成书约在1845年下半年，由《英吉利国记》扩充而成。《粤道贡国说》于1844年成书，凡6卷，该书实为1840年以前经由广州而进行的中外贸易志。《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于1844年出版，该书以2/3以上的篇幅介绍了耶稣教及其传入中国的历史。《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耶稣教在华传播有愈演愈烈之势，梁氏作此书，并将之置于《海国四说》卷首，表明他对外来宗教的高度关注和警惕。熊月之指出，道咸年间，在吸收、介绍新的世界知识的著名学者中，时代转折烙印最为清晰，地域特色最为明显的是梁廷?。[14]（P226） 何秋涛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中举，时年20岁，次年中进士，授为刑部主事。《朔方备乘》是他边疆史地研究的代表作。《朔方备乘》原名《北徼汇编》，初为6卷，后增至80卷，另有凡例目录1卷。进入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边疆形势日趋危机，何秋涛“益究心经世之务”，[15]他深感北徼研究之必要，遂潜心研究边疆史地。咸丰八年（1858年），兵部尚书陈孚恩以何秋涛“通达时务，晓畅戎机”[16]向咸丰帝举荐。何秋涛呈上所著的《北徼汇编》，咸丰十年（1860年）被赐名为《朔方备乘》。该书集中反映了何秋涛研究“北徼”问题的史地学思想。《凡例》中写有“八备”，实际上起了全书思想总纲的作用。何秋涛自谓：“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17]从这8点用处来看，其编著该书的主要意图在于宣扬国家一统，了解边疆形势，加强边防建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盛衰之由，集中反映了何秋涛的经世精神。《朔方备乘》取材内容丰富，考证范围广泛。何秋涛在《凡例》中指出该书之取材和性质时说：“是书取材之处有四：一曰本钦定之书，以正传讹；二曰据历代正史，以证古迹；三曰汇中外舆图，以订山川；四曰搜裨官外纪，以资考核。”书中列有文献研究20卷，约占“正文”内容1/3，其中“考订诸书”15卷：艾儒略《职方外纪》、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程录》（亦名《漠北日记》）、图理琛《异域录》（上、下）、方式济《龙沙纪略》、松筠《绥服纪略》、俞正燮《俄罗斯佐领考》和《俄罗斯事辑》、张穆《俄罗斯事补辑》和《斋签记》、林则徐译《俄罗斯国总记》、魏源《俄罗斯国盟聘记》、《海国图志》和《元代北方疆域考》、姚莹《康纪行》；“辨正诸书”5卷：椿园《西域闻见录》、赵翼《檐曝杂记》、俞正燮《癸巳存稿》、徐继?《瀛环志略》及“群书正误”。可以看出，何秋涛吸收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外史地研究的已有成果，为其可信的考证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就研究范围来看，该书不囿于蒙古与西北史地，而是围绕着中国北疆和俄罗斯，并叙及东北边疆直至北冰洋之地。对汉、唐、辽、金、元历代北徼用兵以及清初中俄交涉，亦有记述。在时间和空间的记述上，这部巨著都大大超过前人，堪称为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杰作。[18]（P394）何秋涛在中国近代边疆史地研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近人史著多辟有章节述及其事迹及影响。梁启超称赞《朔方备乘》“有组织、有别裁，虽今日读之，尚不失为一名著也。”[6]（P390）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论述何秋涛的学术成就时，将他与林则徐、魏源、张穆并论，称他们“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领域，反映了时代变动在文化领域里的脉搏。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大的。”[19]（P402） 参考文献：[1]胡斯振.西北学刍议[J].西北史地，1985，（1）. [2]（美）费正清.剑桥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3]姚莹.康纪行•自叙[M].同治六年（1867年）桐城姚氏刻本. [4]徐继?.松龛全集•文集（卷3）[C].山右丛书初编[Z].山西省文献委员会印. [5]王韬.?园文录外编（卷9）[M].光绪九年（1883年）著者铅印.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7]柯劭?等.清史稿（卷486）[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龚自珍.龚自珍全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9]魏源.圣武记•叙[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冯国瑞.张介侯先生年谱[M]. [11]夏燮.中西纪事[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2]沈?.落帆楼文集（卷3）[C].吴兴刘氏嘉业堂刊本. [13]俞正燮.癸巳类稿（卷9）[M].俄罗斯佐领考[M].道光十三年（1833年）求日益斋刻本. [14]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5]缪荃孙.续碑传集（卷20）：刑部员外郎何君墓表[M].宣统二年(1910年)江楚编译局刻本. [16]李鸿章.朔方备乘(卷首)[M].光绪七年（1881年）畿辅志局刻本. [17]何秋涛.朔方备乘•凡例三十则[M].光绪七年（1881年）畿辅志局刻本. [18]尹达.中国史学发展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19]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