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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长江，20世纪三十年代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1935年7月，26岁的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旅行记者之身份，开始了他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之行。范先生从成都出发，历时10个月，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途经48县市，撰写发表了多篇有关西北政情、民俗的通讯报道，引起轰动，并促成国人对西北形势的日益关注。 《塞上行》一书即是范先生本次西北行程中，于1936年到1937年间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有关西北问题的随笔、报道的结集，内容涵盖百灵庙战争、西北地区的政治、蒙古民族动向等诸现实问题。作者在自序中明确指出，该书主要关注三个问题：一是国内民族问题；二是统一之国家途径问题；三是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 又如为该书作序的胡政之氏所言，“中国国家建设的程途上，潜伏着一个很紧要的宿题，便是民族问题。而长江此书所记，即为我们工作之一端，为国家许多重要问题开一真切认识和具体检讨的端绪”。 在该书中，基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范长江批评了历代传统的民族政策，提出了新时期解决边疆问题的新途径，其中有些见识至今仍具重要参考价值。在此仅以范先生所关注的民族问题为中心，考察1930年代蒙古民族之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 一、对中央政府国民教育统合功能之反思 1931年9月3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七次常务会议通过《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该案包含有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边地教育的目标之一即是由教育力量力图统一边疆人民语言意志，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义国家的完成。教科图书的编写文字亦有明确规定，小学校的教科图书，用蒙藏文和汉文合编；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图书，以汉文编订为原则。各级学校的教材内容应注重中国民族融合的历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各民族的历史及事实、帝国主义侵略世界各弱小民族的历史与事实、边疆各民族人民和国民革命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权主义的关系；边疆各民族人民经济事业和民生主义的关系；并兼及边地各民族地方环境的教材。1931年的边疆教育实施原则规定的民族语文政策的特点是，国民教育阶段教科图书的编写文字可使用边地语文，但到中学阶段，显然注重汉文的统一。而教科图书的编写内容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即着手蒙、藏、回文国语教科书及短期小学课本的编译。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会订推广边疆教育实施办法中规定，编辑民族适用的小学教科书，其内容要注意民族生活的状况，灌输科学知识，并通过一些政治材料和历史人物的介绍和学习，养成其国家观念。参加编译工作者有教育部、蒙藏委员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的翻译人员，历时三年，完成蒙、藏、回文译本各8册，蒙文本得以印行。 上述边疆教育实施之效果究竟如何？在额济纳白音泰来，范长江发现，这里的唯一的一所小学所用教本为中央政府制定之蒙汉合璧教科书，但其中内容缺少适合于蒙古社会之材料，“其中所附山水人物图画，十九为江南都市汉人风格！怎么也不会有一点蒙古气，这真所谓闭门造车之边疆教育了。” [1] 而在百灵庙小学，其内部设备均仿造日本式，教材和教本都是东洋方面预定好的；日蒙文字和语言，是主要的课程，善邻协会的人不少在里面经常的讲演。范氏认为，“这般学生都是王公们的子弟，他们打算把这般纯洁的青年，训练成他们的奴隶，现在这些校具还可以看见好些。”[2] 这一时期，在绥西的蒙汉民族经济上政治上接触的中心地——包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在这里设了一个分校，多收容蒙古族子弟，施以适当的教育，希望用教育方法，铲除民族的鸿沟。但范长江在调查中了解到，据熟悉内情的人谈及，受教育之蒙古族学生中，有许多人在他们的日记上写着：“我将来的目的，要解放蒙古族，而解放蒙古族之方法，在推翻汉人对蒙古族之统治。” 对此现象，范氏作了如下思考：“这个事实告诉我们，蒙古青年在不认识民族问题之先，对汉蒙关系之现状，尚有相当之糊涂，等到知识提高之后，他们对于事实的了解力加深，感觉力加强，我们如欲解决民族问题，必须事实上改变政治关系，单办教育，必无善果。” [3] 二、关于内蒙古自治问题 有清一代，迄至民国，蒙古地方放垦问题，是蒙汉间重要纠纷之一。德王初期的自治运动中，放垦问题即是号召蒙族的一个有力口号。对此，范长江坦率地指出，初听这个口号，深觉蒙古同胞此种请求之不通，“诚有如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先生所言者：‘内蒙古同胞还多是游牧为主，游牧是需要极阔的土地的，今日世界上最紧要的经济原则，要以较小的土地，养最多的人口，而游牧民族适得其反，故蒙古之生产方式有变更之必要。’故内蒙同胞要求自治，而反对放垦，似为违反社会进化之原则，为开倒车之行为。殊不知问题关键，并不在此。蒙人所要求者，乃以蒙古民族利益为中心，自我进化，而不同意于汉族之膨胀式的放垦也。” [4] 然而，细细品味德王在要求自治的通电：“乃政府不第不此之图，反从而穷困之。始而开荒屯垦，继而设省置县，每念执政者之所谓富强之术，直吾蒙古致命之伤，痛定思痛，能不伤感！”范长江认为，德王所领导的自治运动，到目下虽已丧失了正确的立场，不配再在中国政治范围内谈民族和政治主张，然而在其初期，确不能坦白地说他们有其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 内蒙古要求自治之时，正值汪精卫长行政院之日。汪氏宣称：“我们今日在种族上、宗教上、习惯上，已实行平等自由之原则，互相尊重了。”如是观之，在中央层面，政府觉得已经对蒙古民族给予了相当的照顾，似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已经解决，然而蒙古人自己的感觉怎样呢？察哈尔蒙古代表曾在南京有如下的诉苦：“满清政府虽寓专职于羁縻之中，尚未夺我蒙古之主权，民国之官吏，则显分轩轾，而县与旗之感情，遂日趋隔阂，因文字之不同，重征捐税，蒙人无从争论，因语言之不通，诉讼覆冤，蒙人无凭申辩，供差徭，则蒙古出资独多，享权利，则蒙古不得参预。” 所谓五族共和下蒙古民族所受之法律待遇，则“蒙古地方诉讼之处理，边省机关，尚酌用前清理藩则例，及番例条款”。于是，其精英层感叹：“在形式上，虽有不分种族之美观，而实际上，实有蒙古民族致命之虞。”[5] 职是之故，范长江对于国民政府统合内蒙古之自治举措，给予了严厉批评：“十余年来，于外蒙尚无收复之策，东蒙既失，亦无退敌之方，此不能不置虑者也。强邻压境，在中央政府放任之下，哲里木、昭乌达、卓索图及呼伦贝尔等诸盟、旗、部转瞬非复我有矣，西陲各盟、旗、部势蹙力弱，将更何以御强敌耶！”[6] 基于上述状况，范长江对目下内蒙古自治问题作了深入思考，指出：“内蒙古自治与察绥两省之存在根本冲突，中央不能从国家大局前途作深远之打算，彻底解决蒙古问题，同时不能对察绥两省之疆域、财政等谋周全之办法，而因循于察绥两省当局与少数蒙古王公利害之间，苟且敷衍，致引起蒙古前进派之失望，而授日本以可乘之机。”[7] 三、国民政府统合蒙古地区实效之一斑 在额济纳图王府，范长江遇到了一位国民政府派遣至此执行任务的官员，这位在蒙古孤军独战的青年就是东海滨南通县的王德淦君。范氏在与其谈话过程中，“只见他愤慨的流泪”。据范的观察，王德淦栖息的蒙古包后面不到二十步的地方，就是日本人的特务大本营，他们夜间常于包外施放手枪，更让听者感到其所处环境的恶劣。 范长江讲述了一个故事。此间，因征收鸦片税问题，额济纳图王与邻境酒泉所驻回军发生冲突，图王义子苏剑啸被捕。图王无奈之下，乃求救于中央惟一驻旗人物之调查员王德淦君。调查员当即转电南京上级机关，请求迅速解决回蒙冲突，以免事态恶化，然而一再急电，皆如石沉大海，或则回电谓“电悉”，或谓“已转呈行政院矣”，再三敷衍因循，蒙民乃对中央大为失望，对此空无实权之调查员愈觉无崇敬之必要矣。[8] 范先生还谈到，虽然在如此艰难的情形下，王德淦仍尽力情报工作，不断去游说图王，晓以大义，而望他始终服从中央。图王同样问他：“你天天说中央，中央到底在哪里呢？我当然服从中央，然而我的苏剑啸被肃州回军捕去了！肃州军队不是服从中央命令的吗？为什么我们已几电中央请求主持，连确实的回电都没有一个呢？”[9] 在范氏看来，“这位近代班超，太难做了！既无民族理论可以折服蒙民之心，又无力可以屈服蒙民而不叛，而所恃之后盾，则虚与敷衍，似忘其事，身当其冲者，当感无限凄怆了！”[10] “王德淦君的行动，这时使我最感动。他的悲愤忧惧，和我们大家相同，后方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力量和指示，他单凭他一点胆力和智力，首先混入日军车队，调查究竟，随时向后方报告，他明知无甚挽救危机的办法，仍然在悲痛心情中，安详地做他应做的工作。” [11] 范长江通过亲历考察了解到，1936年9月中旬，额济纳旗人的情形很不安稳，日本人用反回、反苏的口号，确乎相当煽动了全旗的人心，触动了他们的心弦。[12]而与此相悖的是，中国国家的力量却不能保护蒙古人民生活的安全，于是，“一部分意志薄弱的人就容易背弃国家，托庇于外国势力之下，以图生存。”[13] 四、反省与进路：对蒙古族之国家认同的思考 范长江在额济纳调查时，发现蒙古人称外国人为“俄罗斯”，比如说日本人，则说“日本俄罗斯”。范氏推测，可能因为与蒙古民族接触最繁的，或者是最先接触的外国民族，是以“俄罗斯”名国的斯拉夫民族，显然，他们第一观念经验是俄罗斯是外国人，“如果俄罗斯民族是蒙古民族所最初接触的外国人这话不错，他们当时的外国人就是俄罗斯”。于是，传统观念遗留下来，“俄罗斯”一词，成为外国人的代替，因而有英国俄罗斯、瑞士俄罗斯、日本俄罗斯这些有艺术味的名词出现。[14] 据范长江基于日常生活的观察，蒙古人的观念，并不认“中国”是他们的，“你们汉人”、“我们蒙古人”的观念，非常清楚，“不过，比较对外国人的称呼好一点，还没有叫我们做‘俄罗斯’”[15]。在考察的路上，范先生遇到一群蒙古喇嘛，他们主要是打听日本在额济纳的活动，但并不予以愤慨之气。在白音泰来，当地王公图王爷建设的学校旁边的戈壁滩上，就是日本选定的飞机场，“平硬宽旷，日机已数次起落，异常便利。”据范氏观察，蒙古人对于日机无甚反感，因其总觉天上来去之人，“最低限度，比骑驼而来之汉人可值得欢迎”。[16] 基于上述考察，范长江不无忧虑地指出，“他们似乎在意识上还没觉得：中国是我们各族共同的中国，任何外国势力侵入我们的国家，都应当是敌忾同仇。他们把日本看作和汉族差不多的外族，只不过气势凶一点，局面大一点而已。”[17] 民国二十五年（1936）夏秋之交，范长江深入额济纳、阿拉善旗视察。途经武川县时与外蒙古军正交，不得已返回归化。这让他深有感触：“蒙古本来是我们五大民族之一，今天我们的蒙古民族竟在外人策动之下，以蒙地为根据，向我们自己国家进攻，我们已不能在蒙古地方自由通行。外人之侵略我们，有其必然的原因，而蒙古民族之能听人指使，以攻祖国，不能不令我们用理智来作深一层的觉察反省。”[18]他谈到了历史书写中存在的问题，“如果我是蒙古人，我读现行的中华民族史，一定给我很坏的印象，因为现在所谓中华民族史，大半是以朝代为纬，以汉族历史为经，而不是将蒙藏等族合并编制，这不能叫做中华民族史。所以最好由中央研究院设立各族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平等眼光，重新清理各族史事，以新的观点，记述各族之关联。平等记述各族之光荣事迹，表彰各族之优点，纠正各族之缺陷，努力各族文化经济之沟通，提倡各族之自然的相互的融化，育酿成包含各族美德之新中华民族，始为理想的中华民族史”[19]。 范长江回顾百灵庙战争时，不无忧虑地指出，“我们不要忘了百灵庙战争主要的对象，是被利用的蒙古同胞，我们固然很为他们可惜，同时当责备我们过去民族政策之无方，自己家里人跟着外人跑，当然主持家务者有不当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有方法召回我们自己人间的误会。百灵庙现已成荒丘，这是我们战争认识不足，所弄成的不合理现象。”[20]并进而指出：“吾人曩在百灵庙战争时，曾痛斥德王之背弃国家，而盛赞我军攻击百灵庙的英勇。然而吾人不能不自责者，国家过去的边疆政策，果曾实质上予蒙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之出路否？内蒙照现状推移，数十百年后，人口将近于消灭。吾人果曾为蒙人谋宗教之革除，腐败王公制度之改造，衰微经济之再建否？吾知稍加反省，必有梀然不自安者矣。” 基于上述反思，范长江提出，就长远而言，“我们政治上对于国内民族问题，应该想一个妥善的办法，总要使我们自己的弟兄民族，没有被人利用来同室操戈的可能。”[21]他进而指出，百灵庙胜利之后，边疆危机暂缓，陕北问题大体妥贴，和平统一有望，此时殆为整理边疆最好之时机。具体来说，今后宜变消极的防范政策，为积极的团结政策，变削弱与同化政策，为扶持发展政策，“除去边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与有关国家之经济，须绝对统一于中央外，当以全力扶助边民作飞跃的进步。亟须帮助其经济之发展，培植新兴人才，以代替腐败之王公制度，灌输科学教育，以减轻宗教的毒害，使边地民族迎头赶上近代民族之水准，而为光华灿烂之中华民族作为优秀的成员，如此则各民族与汉族感情融和，外人欲挑拨亦无可能”。[22]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华民族是由几个民族共同组成，这几个民族还没有融合成为一个不可分的新民族，彼此间尚有多少不尽同利害的地方。忽视了国内民族问题的存在，而因袭清代政策，终将自找困难。 “归化城！归化城！而今归化却无城；康熙皇帝空打算，塞外风云总不清！”范长江在对历代治理蒙古政策进行反思时指出，有清一代，对蒙古民族采用逐渐消灭之政策，另外设若干军事重镇，以资控制，归化城的兴筑，亦即为此。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仍然本着满清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并无若何的扩张。自然蒙古民族的本身，受到很大的损失，而蒙古民族前途无望的心理，却给邻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愈弄至难于收拾。[23] 范长江对传统王朝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之国民意识作了对比。他认为，历史上外族压迫汉族的经过，使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没有真正的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的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排他的自大，感情上的不甘为人奴，故只要杀掉几个激烈派，收买些知识阶级，对于一般农民不杀戮不掠夺，就可以令其相安。不像近代工商社会，工商业把一个民族连为紧密的有机体，原料的采取，和商品的销售，与其他民族在自己领土内发生绝对不相容之关系，绝无过去所谓“那个朝代不纳粮”之轻松意识。[24]范氏还指出，“现在这些民族大体溶为五大民族，我们相互间的共同利害，较大于我们相互间利害的冲突，我们相互间有悠久的历史，我们现在遭受着外来民族的严重的压迫，我们有共同的危机，我们需要共同的生存，我们已不需要‘我消灭你’或者‘你消灭我’的老的民族路线，我们需要在一种合理的民族关系上来消除内在的冲突，把我们共同的力量，抵抗我外来的侵略，以求共同生存。”[25] 注释：[1]范长江：《塞上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0页。 [2]范长江：《塞上行》，第108页。 [3]范长江：《塞上行》，第132页。 [4]范长江：《塞上行》， 第118页。 [5]范长江：《塞上行》，第29页。 [6]范长江：《塞上行》，第29页。 [7]范长江：《塞上行》，第29页。 [8]范长江：《塞上行》，第56页。 [9]范长江：《塞上行》，第56～57页。 [10]范长江：《塞上行》，第57页。 [11]范长江：《塞上行》，第65～66页。 [12]范长江：《塞上行》，第64页。 [13]范长江：《塞上行》，第65页。 [14]范长江：《塞上行》，第63～64页。 [15]范长江：《塞上行》，第74页。 [16]范长江：《塞上行》，第61页。 [17]范长江：《塞上行》，第75页。 [18]范长江：《塞上行》，第27页。 [19]范长江：《塞上行》，第87页。 [20]范长江：《塞上行》，第10页。 [21]范长江：《塞上行》，第100页。 [22]范长江：《塞上行》，第20～21页。 [23]范长江：《塞上行》，第95页。 [24]范长江：《塞上行》，第74页。 [25]范长江：《塞上行》，第2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