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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20 周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杂志主编李大龙先生要我写点回顾性的文字，我欣然地答应了。我从1983 年中心成立时就参与工作至1994 年8 月退休，共在中心工作11 个年头。因此，我的这篇文字主要也是记述这一期间的一些事情。 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建立的缘起和艰难的起步 从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 世纪80 年代初，我国在边疆史地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近代史、民族等研究所，边疆各省、区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以及一些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和其他研究单位，都有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员，并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著作。可以说，在此期间，我国在边疆史地学研究方面，无论就其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已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在边疆沿革史特别是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研究方面，却无多大进展，甚至是停滞不前。这种情况，极不适应现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发展的需要。 中国是由国内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中国国境范围多有变迁。因此，历史上的中国边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边疆地区的历史发展、民族构成、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既有陆疆，也有海疆，有漫长的边界线，有十多个邻国。在古代，中国与邻国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那时，中国与大多数邻国都没有签订边界条约，但却都有历史形成的习惯界线。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并把中国的许多邻国变成其殖民地，不时挑起领土争端，蚕食鲸吞中国领土，有的是强迫腐败的中国政府签订割让土地的不平等条约，有的则是赤裸裸的强占，致使遗留下若干历史悬案。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以及中国海疆的一些岛屿，也存在着一些争议问题。所以，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亟待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停滞不前的现象呢?依我之见，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边疆沿革史和边界史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和对外关系，研究者怕担政治责任。其二，1957 年，有的学者撰写文章，不同意苏联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认为俄国没有通过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侵占中国领土的观点。他根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指出沙皇俄国通过逼迫清政府签订这两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却被错误地打成右派分子，致使许多学者把研究边界问题视为畏途。其三，查阅有关档案资料关卡重重，为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其四，发表研究成果十分困难，报刊杂志和出版社多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把这类论著拒之门外，能够面世者寥寥无几，这就大大地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由于以上这些原因，多少年来，边界研究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禁区，问津者甚少，造成了我们对这一学术领域内的许多问题缺乏研究，人才日见凋零，后继乏人。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忧虑。 1982 年，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同志有鉴于上述情况不适应我国政治、文化、发展和对外关系的需要，因而提出了加强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的建议。他指出: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非集中专门人力进行经常工作不为功” ， “过去我们都是临时抱佛脚，事后就撒手，致使资料无法积累(各国有关新资料日增) ，人才日见凋零，这比世界各重要国家落后太远，几乎同清末民国时期差不多”。因此，他“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并下决心出一批书，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才能使我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不怕因此引起争论”。这一建议被中央领导同志所采纳。为贯彻上述建议和指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3 年3 月19 日做出决定:在本院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加强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中心由翁独健、邓锐龄、陈可畏、吕一燃四同志组成领导小组，翁独健同志为主任、邓锐龄同志为副主任。由民族研究所抽7 人，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各抽3 人先开展工作，另由人事局拨给几个编制。中心办公地点设在民族研究所。科研成果和资料，由院出版社出版，不另拨给出版基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建立，是我国开展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为了推动国内边疆史地学的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就在湖南长沙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边疆史地研究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都是国内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知名学者。讨论主题是如何进一步开展边疆史地学的研究。在这次座谈会上，学者们谈论了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状况，存在的困难，并要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加强国内各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合作，积极发挥组织和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作用。这次会议，反映出学者们对边疆史地学的发展和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期望。这对我们来说，既是鼓励，也是鞭策。此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还积极支持并参加发起在西安、长春、大连等处召开的中国边疆史地暨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目的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对中国边疆史地学研究的关注，以促进该学科的发展。 当然，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成立后的数年中，它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内部的基本建设方面。这主要是: (一) 图书资料的建设:除了在经费允许的条件下采购了一批新旧图书外，最值得重视的是从有关部门要来了一批极其珍贵的内部出版的地图。这些地图都是非卖品，它们成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馆藏图书的一大特色。(二) 研究队伍的建设。除了从民族、历史、近代史三个研究所抽出的人员外，还先后从其他单位调进两位研究人员，来加强中心的研究力量。(三) 确定选题。边疆沿革史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首先确定了“中国边疆沿革史”、“中国近代边界形成史”和“历代边政研究”等30 多个研究题目，并拟逐步组织全国有关学者进行编写。(四) 科研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内部出版了《清实录•邻国朝鲜篇》、《明实录•邻国朝鲜篇》、《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以及有关中印、中缅边界问题的论文等。 以上是1983 年3 月至1987 年3 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概况，也是中心发展过程中摸索前进的阶段，它为中心此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调整 经过四年的实践，说明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是正确的，它在促进这门学科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建制上也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主要是: (一) 专职人员太少，不适应加强边疆史地研究的要求。那时中心除了二位专职研究人员外，其他都是民族所、历史所、近代史所的兼职人员。这些兼职人员在本所都有工作，几乎没有多少时间能够顾及中心的任务。(二) 要促进全国边疆史地学的研究，要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就必须创办边疆史地研究的学术期刊和编辑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为研究者发表和出版科研成果提供方便。但从当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人力和财力看，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鉴于以上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87 年3 月11 日做出了关于调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工作的三点决定: (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作为我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该中心由民族所迁至近代史所，其行政工作由近代史所管理，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二) 任命吕一燃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为副主任。批准由吕一燃、马大正、余绳武、刘存宽、杜荣坤、邓锐龄、陈可畏七位同志组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三) 该中心的经费单独编制预算，由院拨付，委托近代史所管理，专款专用。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还建议: (一)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组织自己的研究人员并采取委托、聘用兼职研究人员等形式，组织国内研究力量进行中国边疆史地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近300 年来我国边界形成的历史。(二) 研究中心的人员编制定为12 人。这些建议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务会议的批准。 这次调整非常重要，一是明确了中心是直属院部的学术研究实体，加大了中心学术、人事、财务等方面的权限，把它提高到了与研究所相似的地位，使它能够独立自主地放手开展工作。二是进一步明确了中心的方针任务。可以这样说，调整后的中心更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成立专门机构，集中专门人力，加强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的指示精神。 调整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确定以中国古代边疆沿革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变迁史为研究重点。由于中心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研究机构，所以除了自身的内部建设外，还要担负协调和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任务。中心设有研究部、期刊编辑部、图书室和办公室，开始时有8 位工作人员，以后逐渐增加到15 人。人员少，要办的事情多，一身兼数职，这是中心的一大特点。令人欣慰的是，当时诸同仁都有一股坚毅的创业精神，为了把中心办好，大家出谋献策，自愿加班加点，甚至是超负荷工作。这种敬业精神，着实令人感动。从此，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开始走上了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 三、破除“禁区”，多方寻求合作 为了贯彻开放性研究机构的任务，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除了安排本单位人员的工作，确定他们的研究课题外，还要竭力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为此，中心领导除了与北京有关研究机构联系外，还分头奔赴西北、东北、西南、东南等地区，与当地有关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进行广泛接触，或开座谈会，或登门拜访，了解当地的研究情况，介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方针任务，同他们一起磋商、确定研究项目，并把其研究成果纳入中心的出版计划之中。这对于消除研究者的思想顾虑，调动国内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培养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促进边疆史地研究，都有一定的作用。但要破除人们的禁区观念，还必须有更大的动作。 1988 年10 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由戴逸、吕一燃、马汝珩、马大正组成会议领导小组。出席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边疆史地研究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历史学教授周谷城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出席开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吕一燃《发扬优良传统，开创边疆史地研究新局面》的主题发言，强调加强中国历代疆域史和中国近代边界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针对当时对于边界问题研究限制过严而被学术界视为禁区的现象，提出改革一些不适应这门科学发展的规章制度，呼吁进一步放宽研究人员查阅和利用边界档案资料的限制;放宽对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对于国外一些歪曲中国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观点，要允许中国学者做出反应。并再次申明，学术研究的成果反映的只是学者个人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观点和政策。与会者围绕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状况与展望、中国近代边界问题、中国历代边疆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 国内新闻媒体对这次会议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光明日报》、《民族画报》都派记者进行现场采访。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大会的新闻录相，新华社播发了题为《破除学术禁区，首次中国边疆史地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的新闻稿。《人民日报》以《中国边疆史地不再是学术禁区———建国后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在京开幕》为题，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光明日报》也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消息。 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国内传媒的广泛宣传报道，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此后，从事边疆史地研究的人不断增多，不少人主动与中心联系，要求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纳入中心主编的丛书之中。这次会议对打破学术禁区，对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临时评审小组的建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为扶持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发展，从1987 年起，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评审小组，评审有关边疆史地学的申请课题。 评审小组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人员为主体，邀请若干位学者参加。评审小组根据研究课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研究计划的可行性，课题申请人完成该课题的条件和能力等方面，进行认真公平评议。从1987 —1990 年共评出“清代的边疆政策”、“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英俄侵略西藏史”、“英国侵略新疆史与中印西藏边界问题研究”、“中朝界务史”、“钓鱼岛岛屿归属研究———兼质奥原敏雄教授”、“中国西北屯田实边史”、“新疆经济开发史”、“叶尔羌汗国史”、“清代政区沿革图集”、“中国历代西北开发思想与政策”、“中国西部边疆发展史”、“20 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史”、“察哈台汗国史”、“7 —10 世纪青藏高原与外部交通”、“突厥语诸部在天山地区的活动及其伊斯兰化的发展(8 —12 世纪) ”等16 项。1991 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边疆史地学的评审工作划归中国历史学评审小组办理，邀请中心领导同志参加。此后又有“唐努乌梁海史”、“中国古代疆域史”、“清代中俄恰克图贸易”等许多课题立项。这些研究课题大多已经保质保量如期完成，有的已收入中心编辑出版的丛书中，有的则采取其他方式协助其解决出版问题。 五、循序渐进，创办多种期刊 为了调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者的积极性，解决研究成果发表难的问题，中心先后创办了学术研究专栏和多种学术期刊。 1987 年9 月，在《西北史地》杂志编辑部的支持下，我们在《西北史地》杂志开辟了一个“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专栏，为研究者提供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每期4 万字，约可发表四五篇文章。开辟这个学术专栏，是中心在尚未创办自己的学术刊物之前的一种应急措施。该专栏得到了国内学者的重视和支持，从创办至1990 年，共出10 期，发表边疆学理论、中国近代边界史、中国古代疆域史、中国边疆民族史等方面的文章44 篇，约45 万字。这些文章大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结晶，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这使被冷落多时的边疆史地学研究，重新出现了生机。1987 年9 月，中心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这是一个以刊登边界研究文章为主的内部刊物。创办这个刊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学者们研究很少有人愿意研究的边界问题，积累边界研究成果和资料。我们在《编者的话》中指出:“研究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研究边疆地区的沿革和边界问题，总结经验教训，这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开展国际文化交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国内各民族团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疆域史和边界史的研究，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学术界一向把它视为禁区。一般刊物因怕承担政治责任，多望而却步，致使疆域和边界研究鲜人问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促进疆域史和边界问题的研究，我们创办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 这个学术性的内部刊物，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希望能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积极支持，共同来把这个刊物办好。”我们的愿望，实际上也是许多研究者的愿望，因此这个刊物得到了广大学者的支持。该刊每辑约16 万字，从创办到1994 年停刊，共出11 辑，发表文章和资料113 篇，近180 万字，其中研究边界问题的文章77 篇，有关边界资料17 篇。这些文章探讨的问题广泛，既有研究陆疆的，也有研究海疆的;既有研究历史上边界形成的，也有研究当代领土争端的，举凡中朝、中俄、中蒙、中印、中尼、中不、中锡、中缅、中越等边界问题，以及香港、台湾、南海诸岛、钓鱼列岛等海上岛屿，无一不在研究探讨之列。其中不少文章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重要的实用参考价值。 创办这么一个以登载边界研究文章为主的刊物，在短短的数年间，发表了这么多关于领土与边界问题的文章，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个刊物的运作也符合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着重研究中国边界沿革史的初衷。但令人惋惜的是，这个刊物1994 年停办了。如果能继续办下去，定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988 年6 月，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导报》是一个小型的双月刊，每期7万字。创办《导报》的目的有二:一是开辟一条信息通道，沟通我们与读者、作者之间的联系;二是摸索经验，为创办大型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做准备。《导报》开辟“学者论坛”、“探索与交流”、“边疆考察”、“史实考证”、“研究综述”、“研究动态”、“图书评论”、“学者介绍”、“研究机构介绍”、“群言堂”等栏目。《导报》篇幅虽小，但却办得有声有色，活泼有生气，因而深受读者欢迎。《导报》于1990 年12 月告别读者，共出了16 期。 1991 年7 月，中心创办《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季刊，每期20 万字。这是一个集理论性、综合性和信息性为一体的学术刊物，也是全国唯一专门发表中国边疆地区历史、地理、社会、文化、外交等方面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的刊物。这个刊物肩负着推动全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任，它是中心诸刊物中最重要的刊物。为了办好这个期刊，该刊编辑部工作人员日以继夜地努力工作，想方设法开辟稿源，提高刊物质量，登载不少有深度的佳作，终于使它成为全国颇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之一。当时国内许多学术性期刊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一般都在十人以上，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却只有四位编辑。这么精干的队伍，也赢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部门的赞赏。现在这个刊物正以矫健的步伐向前迈进，我祝愿它越办越好。 六、编辑出版多部丛书 为了解决科研成果和资料出版难的问题，我们在创办多种期刊的同时，又编辑出版了多套丛书。 一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了《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清代边疆政策研究》、《中国边疆管理机构沿革史》、《中亚浩罕国与清代新疆》等10 种。 二是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疆史地丛书”。这套丛书已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论国家领土与边界》、《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外贝加尔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各族与中原的关系史》、《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叶尔羌汗国史纲》、《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安西与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中国古代海疆史纲》、《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中国西北边疆史研究》等27 种。 三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文库”。这套丛书已出版《南海诸岛史地研究》、《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中国边防史》、《俄国护路军与东北边疆政局》等4 种。 四是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共出版《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新疆乡土志》、《清末蒙古史地资料汇粹》、《达赖喇嘛三世四世传》、《光绪朝黑龙江将军奏稿》等10 种。 此外，我们还出版了《清代政区沿革综表》、《明代政区沿革综表》、《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西域史地论文资料索引》、《海南及南海诸岛史地论著资料目录索引》、《中俄关系史译名辞典》等工具书。 上述各书，无论是利用资料之丰富，还是显示出来的学术水平，都超过了前人的同类著作。其中有些课题是前人未曾深入研究过的，有些则是直接针对当代的领土争端而潜心研究的力作。这些书的作者和编者，除了中心的研究人员外，还有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新疆、陕西、甘肃、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苏、安徽等省市自治区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军事部门的专家学者。这么多的作者，编写出这么多的著作和资料，说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告别了鲜人问津的冷落局面，开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高潮，呈现了初步的繁荣。 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丁伟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余顺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原社长沈恒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薛衔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原社长张文达和原副社长王晓明、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郝建恒、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主任李竞等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这些丛书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他们对边疆史地学发展的关怀和对中心工作的帮助，我们将永志不忘。 七、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研究报告和资料 边疆史地学是学术性和政治性都很强的学科，是以其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学术性来为国家、民族和社会服务的。中心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有的一时难以看出它的社会效益，有的则因其紧密结合现实问题而为社会所急需。此外，中心还在为当前社会政治服务方面做了几件事: (一) 由于邻国侵占我国的南沙群岛，挑起领土争端，我们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组织国内研究南沙群岛问题的知名学者，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邻国侵占南沙群岛的经过及其论点，进行了深入研究，整理出系统的资料，撰写出实事求是的研究报告，提供给有关部门参考。(二) 在我国和邻国为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时，我们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提供历史资料和研究报告。(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许多少数民族分布在边疆地区，为了边疆地区的社会发展，我们参加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边疆地区民族调查，并参加撰写调研报告，为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八、举办“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国际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学者，有来自瑞典、美国、英国、日本和新西兰的外国学者。 会议的宗旨是回顾和评价20 世纪以来西域考察与研究的历史，总结1927 年至1935 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经验和成果，交流西域研究的新观点，确定西域研究目标，寻求中外学者进一步合作的方法和途径。会后把中外学者提供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西域考察与研究》。对于中外学者到新疆进行历史考察活动的意义，马大正在《“20 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考察记述》一文中说:“通过考察，考察者目睹了新疆古代文化遗址的多姿多彩”，“将进一步激发他们深入研究西域历史文化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推动我国西域考察与研究的深入”。“通过考察生活的日日夜夜，为中外学者交流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增进了彼此了解，建立了友谊”。 九、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型科研机构的确立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般研究所不同，是一个人数很少但面向全国的开放性研究机构。建立这种类型的研究机构，本来就是探索科研机构改革而进行的一种尝试。经过多年实践证明，中心不失为一种新型的行之有效的科学研究机构。中心的工作成绩，一向得到学术界的肯定和好评，由中心编著的科研成果也在国内多次获奖，同时也培养出了许多学有专长的研究人才。就中心自身而言，开创初期的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现在多已成为高级研究人员，成为国内某一学术领域的知名之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经过20 年的努力奋斗，已展现出一个新型的科学研究机构所具有的活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