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从五个方面讨论了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研究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其可能的研究思路。指出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是一个动态稳定，由于全球化背景下以及我国当今国家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得内部和外部的影响因素都时时处于变动的状态，同时也由于边疆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心理疏离性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错位的深刻根源，诱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而妥善解决边疆社会的不稳定问题，疏导民族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建构起适应当前我国边疆民族需求的公民文化是核心的要义，这也能超越以往传统社会稳定观的局限，建构科学而长效的社会稳定基础。 关键词：社会稳定；边疆民族；全球化；问题；策略 在现代民族国家框架下，边疆或者疆域的界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程和政治过程。疆域的稳定突出地表现为边疆和谐社会的建构问题，更是作为维护国家疆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的重要表征，并在现代国家政权体系和主权观念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场域空间中，由于边疆地区往往处于与中心地区相对的边缘地区，历史上和现实中造就了边疆地区多处于国家权力的边缘和国家主流文化的边缘。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疆更是作为国家间的缓冲带，共同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文化冲击和文化影响。由此，这也使得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边疆地区往往成为民族分离运动、宗教分裂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边疆民族地区不稳定问题也存在引发国内冲突和国家分裂的潜在危险性，以及具有扩大化为国际争端的可能性。 长期以来，各国政府都对边疆地区的稳定问题技入了大量的精力，并也通过一些相关的政策扶持以及实施特殊的治理模式力图构建边疆稳定的态势。我国政府也不例外。尤其是由于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中国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状况，民族间文化和民族心理差异较大，而周边的地缘政治又比较复杂，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问题尤为重要。边疆民族地区的稳定与否，决定了建构在中华民族共同认同意识下中国的国土是否能够保持完整和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一、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视角对边疆社会稳定的现状和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因素开展研究。除了从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差异、民族政策的影响以及民族自我意识等内在和外在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有一些学者也注意到境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民族——国家观念在全球的深入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的影响。在最近的一些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又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置于西部开发与和谐社会、国家化与公民社会建构的大背景下开展研究。 从国际层面来探讨边疆民族的社会稳定问题：近年来我国学者更多地关注到了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对边疆民族地区的影响。从国家内部的层面来思考边疆社会稳定问题：段超、窦效明等学者关注到了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致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由此引发了边疆民族内部、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国家在民族地区兴办的大型工程对地方民族的利益考虑不够等；杨建平提出可以通过缩小边疆地区与内地发展差距，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最高利益的内在要求。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今的民族政策在当前社会转型下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影响。马戎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推行的“群体优惠”的民族政策，实际上是把以往中华民族几千年逐步建构起来的文化主义族群观政治化，由于在一定的区域内没有能够真正照顾到少数族群的利益，激起了民族自我认同意识的强化以及国家认同意识的弱化，因此对于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边疆社会不安定问题的凸显，边疆民族的文化特征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亦成为讨论的焦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宗教信仰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问题。学者们认为宗教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具有两重性，它既通过心理调节、行为规范、价值导向、群体整合和社会控制等功能维护社会稳定，也可以通过宗教狂热、排斥异己和政治斗争等活动破坏社会稳定。宗教对民族地区具有整合和调适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同时宗教的滞后性、触发性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也具有制约作用。然而，考虑到中国历史上及现实的社会过程所决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决定了边疆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对边疆社会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总体看来，以上从多个视角、多种方法对我国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现状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但也暴露了一定的不足。对于当今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建构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特征并没有明晰的认识；从民族心理和文化特征切入，注重动态和整体的文化视角的边疆社会稳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尽管研究也关注到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因素对边疆民族社会稳定的影响，但关于具体的作用机理的研究较为缺乏，而对在全球化、社会转型背景下的，边疆少数民族心理素质、心理认同、宗教意识等与边疆社会稳定之间关系的特殊性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基于此，本文将围绕上述几个问题，具体讨论在当前全新的背景下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特殊性，并对边疆民族社会稳定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的策略。 二、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稳定问题的基本内涵 “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状态。”社会稳定是基于在社会这一层面下社会内部各系统之间平衡状态的达成。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更使得社会稳定的动态稳定观的特性深刻地凸显出来。世界体系建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全球化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且这一市场体系还摆脱了传统经济体制，与社会其他结构间的整合，而成为一个具有主导作用的，并对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等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结构化的力量，对当今世界各国、各社会系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国与国之间、社会系统间都共处于世界大系统下，相互竞争与合作，社会系统之间的冲突更成为常态。从动态稳定论的观点来看当今社会冲突与社会稳定，正应验了科塞的观点，“社会冲突在开放的具有灵活的社会制度中，内部冲突能够消解紧张和恢复稳定。内部冲突的具体好处是维持群体团结、调适群体规范和重新安排权利平衡。”同时，社会内部与社会外部的冲突，也同样有积极的意义，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由此，社会冲突并不总是对社会系统具有巨大的解构力的，相反正是在合理的疏导社会冲突的过程中，使得社会在不同的层面上达成社会稳定。再加之，“社会稳定是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的因素，在最抽象的层次是与个人权利(宪法自由)和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息传递更为快捷而迅速，使得国与国之间的影响更加深化，由此生存条件、经济条件、社会因素、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外部因素等等都会对一国或者周边其他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常态的社会冲突，深入的社会影响，更决定了任何国家的社会稳定都是一种动态稳定，在冲突和调试中达到平衡。 对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疆社会稳定也突出地表现出动态性的本质核心。由于在我国边疆地区，历史过程、文化传统、市场能力、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制度安排、政策体系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边疆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族、区域主导民族与非主导民族、农村与城市等之间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而制度环境、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心理调适等之间存在着的非同步性和错位现象较大程度地普遍存在，边疆社会与社会大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竞争。对于边疆的主体——边疆民族的需求也是多样而且多层次性的，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的。尽管同处于边疆地区，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民族文化特征、文化和心理需求都有着一定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无论是同为中国的世居民族，还是跨境而居的跨国民族，生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仍存在着差异。尤其在现代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边疆民族社会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现出差异性的变迁态势，边疆社会也成为一个“复数性”的社会。与此同时，各民族间、民族内部各小社会系统间交往的深入，使得各个社会成员对上述状况更加感同身受。边疆民族内部和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边疆民族的需求也日趋多元。此外，当今社会周边国家地缘政治、经济势力、宗教文化观念等更趋于多元化的发展，信息沟通的便宜，更加剧了境外的极端宗教主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等对边疆社会的影响。无论是从内部还是外部，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经济、文化等层面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边疆社会的特征，都决定了我国边疆社会的稳定将长期以动态稳定为特征存在下去。 由此，我国边疆社会稳定是一种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稳定，是国家、“复数”性的边疆社会和社区社会、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和心理结构相互调适与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国家与社会由合而为一的体制向二者适度分离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培育边疆地区及其民族社区的社会，使之发挥协调、沟通、联结、整合国家与民族及族群之间的关系，是现代边疆社会稳定建设的关键。 三、全球化背景下边疆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 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征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民族心理的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和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路径。对于前者，心理学者往往引入实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着重从个体层面分析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物基础，如民族的认知意识、情绪等。对于后者，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多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着重从群体层面分析民族心理产生的社会基础，如特定民族的文化观念、社会结构等对民族心理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的研究也出现了把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相结合的第三条研究路径。即兼顾到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所长，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框架来思考民族心理，由此群体层面的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物基础从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化决定的。并且强调民族心理的建构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而是关涉到生态、社会、文化多个层面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同时，民族心理也不仅仅是建立在群体人格基础之上的，民族内部、构成民族的基础个体之间也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因此尽管在研究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的民族心理问题时，仍然要兼顾民族心理建构中个体的能动性问题。个体在建构自我的观念时，实际上包括内部的自我(privateself)和外部的自我(publicself)两个有机部分，自我的经验与意识，可以是由外力所塑造甚至控制，往往是个体在大庭广众前刻意表现出的形象，这即是外部的自我，而内部的自我往往来自于个体对自我的体认。无论是外部自我还是内部自我的建构，都是社会、文化和个体三者共变的结果。由此，民族心理的建构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文化决定或者生物决定的问题，而是多变量作用的结果。 由此反思近年来我国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对边疆民族心理特征的研究，或仅关注到了边疆生态环境的独特性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或仅注意到了民族传统文化对民族心理的影响，或落入了个体微观层面的心理研究的泥沼，着重探究民族感觉、知觉、认知等。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然而，由于边疆民族是一个历史和社会事实，边疆民族的形成与建构有其特殊性。边疆民族内部之间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如若大而化之地把以往民族心理研究中的“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自我心理动力学决定论”等观点引入边疆民族心理问题讨论中，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能深刻揭示边疆民族心理特征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由此，应该从建构边疆民族的生态、文化、社会等方面深入揭示边疆民族心理的特征，才能为边疆社会稳定提供一个长效的支持机制。 事实上，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边疆民族因其在地理空间上与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在文化上与主流中心的差异而形成了一定的文化边缘性、心理疏离性。边疆相对于国家的腹地而言，既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同时也处于国家控制权力的边缘。如在中国古代，边疆地区无不采用了与中原腹地相异的治理的模式，羁縻统治或“不治”。对于边疆地区也多用“塞外”、“疆外”、“关外”等概念来描述，并与“中原”、“腹地”、“关内”形成了有着一定政治及地理差异的表述。正是在传统的“华夷之辨”、“一点四方”等观念的影响下，决定了我国边疆民族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上述特征，并对现今我国边疆民族的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同时，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有着明确界限的国家观念的出现，这完全打破了以往中国边疆地区民族的国家观念。“边界”，体现的是与他国相交的领土划分，对内意味着统治的端末，对外标志着主权的终止。对外边界，也就是“‘国界’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作为完整统一单位在现代世界秩序中的加入；同时也意味着其边地文化与邻国之间原有关系的变异。”明确的边界一定程度上阻碍或者限制了边境地区同一民族之间的往来，以往同一民族被边界线分割成了生活于不同国家间的跨界民族。明确的边界还凸显了国家认同的意识和认同观念，并强调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国家认同必须高于民族认同，而这一观念对于历史上聚居于此的边疆民族而言完全是全新的知识体系。因此，同一民族跨国而居的居住格局使得边疆民族形成与毗邻国家具有交往的频繁性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交错性甚至错乱性。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上屡屡出现的国家分裂或民族独立运动，大都发生在国家的边疆民族地区，其根源与上述边疆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具有密切关联。 从个体层面，随着近年来我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中国这个社会越来越与周边国家、全球世界体系接轨，使得边疆民族前所未有地与外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一直被视为非主流文化的持有者、偏远落后的代名词，边疆民族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与主流文化、主流社会间的差异。同时通过与周边民族或者周边地区各民族生活状况的比较，也加剧了边疆民族的不公平感的产生。再加之长期以来边疆民族政策执行中的不完全适应性问题，往往国家政策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以及经济扶持等不能完全切合差异性的边疆民族的需求，进一步加深了等比上的心理疏离感。如在云南藏区，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宗教政策的限制，使得藏族僧人不能在本地学习藏传佛教经典并获得最高的佛教学位“格西”，因而被迫到印度佛教寺院学习。而往往获得格西学位需要长达15年之久，而持中国护照在境外滞留不得超过5年，这样致使大量的僧人在获得格西学位后无法返回中国，也无法满足藏民宗教信仰的需求。由此，边疆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边疆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边疆民族心理需求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这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边疆民族心理的特征之一。 国家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施行者，如若未能从边疆民族的心理需求出发，兼顾到全球化背景下边疆民族文化的边缘性和心理的疏离感，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的保护，在边疆民族中建构起超越于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也是诸如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矛盾激化的原因——在制定边疆治理方案时多采用刚性的管理模式，未曾注意到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和心理特征，也未能处理好边疆少数民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关系，进而引发了民族独立运动或国家分裂。 四、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边疆社会稳定的关键 从根本上解决边疆少数民族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国家与民族、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 边疆地区社会稳定不稳定，国家是统一还是分裂，诱发的深刻文化根源是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如若片面强调民族的多元，而忽视了民族多元下的国家一体，那么也将对边疆稳定社会的构建产生影响。这其中，在民族心理上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又集中地体现为认同还是不认同的关系。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强调的是其政治组织形式特征，“任何社会都必须通过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国家与民众的基本权利与利益”。由于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内部族群的跨国流动现象成为常态，再加之历史形成的民族分布的状况，如若寄希望于建立以单一民族为单位的民族——国家为现代国家的常态是不可能的，也会割裂了各民族间的联系，因而多民族——国家的建构成为必然。 另一方面，在中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民族又是一个多义的概念，民族观的多样性以及政治认同的变动不定性使我们最好把民族主义看做相对性的身份。在我国传统的民族观中，民族的建构是在强调文化的差异性，而不是政治权利上的差异，由此也才能在文化上形成“多元一体”的观念，这其实也契合了现代多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诉求。 在多元一体的观念下，强调的是既要尊重各民族间文化的差异，也即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形式上又要达成国家的统一，也就是各民族对国家认同的统一。只有在保证一体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多元的尊重，而一体的实现又必须以多元的尊重为前提。因而国家认同应当高于民族认同，同时又保护民族认同的认同意识，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稳定态势。 同时，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状态的达成，民族与民族之间和不和谐，还取决于能否处理好边疆民族间或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边疆民族共存于国家这一社会空间下，由于历史记忆、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资源占有、权利分配等方面存在差异性，使得边疆民族之间、边疆民族内部、边疆民族与国家腹地的其他民族间发展处于不均衡的状态，也给族际交往带来了心理障碍和文化障碍。如历史上云南宁蒗小梁山地区彝族与普米族的冲突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的程度加深，边疆地区族际之间有可能产生文化冲突和心理对立，存在着族际关系紧张甚至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如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的哈尼族和彝族之间，由于在当地较之彝族处于少数人口的哈尼族被定为区域居首位的自治民族，使得在同一区域内彝族没有获得如哈尼族同样多的优惠和扶持，引发了民族间的心理不平等乃至民族的冲突。民族不平等感的凸显，民族与民族之间冲突的增多，核心的根源是民族心理上的包容还是排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如若民族之间一味地采取敌视或者排斥的态度，对于我国以多民族共居为主要特征的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处理边疆民族间或与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国家应该更好地发挥疏导和调适的作用，强调民族之间的宽容与理解，疏导不合理的竞争，适当扶持弱势个体，以此来达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内容上的平等，建构稳固的社会稳定的文化和心理根基。 五、以构建公民文化为核心的边疆社会稳定策略 由对当今全球化下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的趋势以及国家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化、市场化的实践，边疆民族社会无论是在速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显现出差异性的变迁态势，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稳定是一种过程性和动态性的稳定。引发社会不稳定的诸多因素中，除作为本底性的边疆民族的文化边缘性和心理疏离感外，边疆民族的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未能得到充分满足也对边疆社会稳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诸如体制改革，社会生活、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环境状况、家庭生活、个人发展和政治参与的变化等，以及境外分离主义、极端宗教主义、恐怖主义、地缘政治等外因的作用，也都对边疆民族的社会心理和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关系到边疆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局面能否建立的重要前提，其目标的达成必须从国家层面制定一定的方针和政策。 然而，以往对边疆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多样性和差异性问题认识得不是很充分，因而在制定边疆政策时往往存在着一刀切的状况，民族政策未能满足边疆少数民族多样性的文化诉求。政策制定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物质条件的改善、轻文化心理需求满足的问题，未能充分满足多层次和多元化的民族心理需求，致使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难以有效整合。这就要求在提出和制定新型边疆社会稳定政策时必须跳出单纯从群体性的平等来制定边疆社会稳定政策的视角，切实实现在对边疆民族多样性文化诉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在兼顾“群体优惠”与“个体扶助”的、强化国家认同的、具有弹性的政策体系。 弹性政策体系的建构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在文化整体观和动态稳定观的指引下，在调适和整合边疆民族与民族之间、边疆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实现平衡。其政策体系的内核和路径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认同的框架下，形成国家认同指向性明确、多元文化兼容性广泛的公民文化，夯实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的文化基础；同时也要建构起文化诉求和心理需要的表达机制，调整边疆管理制度和政策，以消弭疏离感，强化认同感，构筑以“精神边疆”为内核的维系国家安全的文化基础。公民文化的建设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文化政策的内核，也是适应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对策措施。 公民文化建设是一个内涵广泛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相关制度层面的建设，还应包括“软环境”的公民文化观念的建设，它是实现公民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公民文化培育的核心是建构起一定的公民认同观念，它是对构成公民社会的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和认同，它是对整个社会福祉的态度。公民认同意味着不但要尊重自己同一集体的成员，还应尊重与自己不同的信仰、文化、种族群体。同时，公民文化培育还强调要建立起较强的政治认同感，尤其包括民族认同感、领土认同感和利益认同感。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文化，必须从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培育公民文化，通过对边疆少数民族进行公民文化教育，促进其民族文化保护和再生产的能力的提高，发挥大众传媒的宣传和引导功能，实现其民主参与能力的建设。在中华各民族中建立广泛的民族平等意识，建立体现文化宽容和文化理解、保护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共同的价值观念的指引下，实现边疆少数民族社会“精神边疆”建设的目标，这也才是边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基石。 参考文献： [1] 窦效民.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保持社会政治稳定[J].思想战线，1999，(2). [2] 段超.当前影响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因素分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9). [3] 杨建平.边疆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最高利益[J].理论导刊，2006，(9). [4] 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 陈元福.宗教对社会稳定的双重效应[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0，(1). [6] 高永久.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思考[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7] 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4). [8] 陶德麟主编.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9] 李世杰.需求与稳定:以需求为导向的社会稳定理论体系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08，(10). [10] 易斯•科塞等著，安美华等译.社会学导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 [11] 胡传胜.试析社会稳定的范畴[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8，(6). [12] 黄应贵主编.人观、意义与社会[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民国82年. [13] 徐黎丽.关于民族心理研究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2002，(6). [14] 李大龙.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1). [15]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J].边政公论(第一卷)，1942. [16] 徐新建.边地中国:从“野蛮”到“文明”[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6). [17] (美)杜赞奇著，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合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18] 徐波、陈林.全球化、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现实与悖论(代序言)[A].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19] 菲利克斯•格罗斯著，王建娥、魏强译.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20]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