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我国的边疆地区面积大，边疆问题与发展问题、民族问题、宗族问题、生态问题及国际问题联系在一起，十分复杂，又至关重要，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和有效治理。在边疆治理过程中，需要以国家认同为核心，强化国家共同体意识；实行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存以及针对性与重点性、历史性与现实性、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的治理方略。 关键词：边疆；边疆问题；边疆治理 我国的边疆地域辽阔，面积广大；邻国众多，边境线长；民族多样，结构复杂；资源丰富，区位重要；问题复杂，矛盾交织。既对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又关乎着我国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和地缘战略的实现。近年在西藏和新疆地区出现的突发事件，也一再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边疆问题，实现对边疆的有效治理。本文试图对我国边疆问题与边疆治理进行一些探讨。 一、我国的边疆问题及起源 何谓“边疆”?简言之，边疆就是直接与国界相关联的地区①。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边界和边疆，而且其边疆地区从历史、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呈现出与该国其他地区不同的特点。此外，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有自己的边疆问题。就现时代的中国来说，主要存在这样一些边疆问题： (一)边疆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拉大。在经济方面，伴随着东部腾飞、中部的崛起，边疆地区发展仍然相对滞后，许多人均经济指数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很大比例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仍未解决，交通、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仍为“瓶颈”。在社会方面，边疆地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广播整体水平仍然低下，初中以下学历人员大幅存在，文盲、半文盲人数尤其是不会讲汉语人数还多得惊人。 (二)边疆国家认同形势不容乐观。在台湾、西藏、新疆，民族分裂主义倾向膨胀，并制造了以破坏国家统一为目的多起暴力活动。其间，最典型的就是拉萨“3•14”事件和乌鲁木齐“7•5”事件。此外，还出现了奉行泛蒙古主义、实施“三蒙联合”；奉行泛苗族主义，企图建立“大苗族王国”；肢解中国，将中国“分为七块”的喧嚣声。 (三)边疆社会稳定局面遭遇挑战。由于周边国家政局动荡，或者由于领土归属、边界划分的争议，不仅造成我国主权受到危害，而且造成边疆地区的安宁受到威胁。这种情况在东北、南海较为突出。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和经济收入，一些非法分子在边境地区大肆贩毒、寻机走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极大地冲击了边疆的稳定。这种情况在云南、广西较为突出。 (四)边疆民族团结势头受到冲击。在一定范围内，“三独”问题引发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大陆中华民族与台湾中华民族之间的族群隔阂和矛盾。同时，“三独”问题还助长了局部的“大汉族主义”的抬头与局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兴起。此外，上述问题又伴生了一些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五)边疆地缘价值解读存在缺陷。无论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还是从地缘经济、地缘军事角度讲，我国在陆地上与15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2•2万多公里；我国拥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相当于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之大，堪称一种巨大资源，一笔巨大财富。但严格说来，迄今为止，国人对我国西南陆权、西北陆权、东北陆权、东海海权、南海海权的重大价值解读并未到位、运用更未到位。 我国的边疆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国家有边疆，因而就有边疆问题。“边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非边疆而言的；所以边疆问题也是相对而言的，主要是从与非边疆的对比来看的。以此来看，我国边疆问题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就地理位置而言，地理分布的“边疆”定位与地缘政治中的边疆战略是边疆问题形成的基本原因。 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历朝统治阶级对边疆人民的歧视、剥削、压迫)，边疆各民族被强势群体打压、甚至排斥于“中心”之外，不得不以“蛮夷”的身份迁徙或居住于山高林密路陡、气候恶劣、地广人稀的偏远地带。至今，在地理“边缘”定位历史惯力的作用下，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仍然迟缓、落后。地理“边缘”的定位，还使得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外向性”特征至今严重缺乏：纵使是在国家加速西部大开发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中外向性依然表现不足，特别是在物质和能量转换方面，基本还延续着一种纵向的流动关系，与周边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村寨缺少必然的经济联系。 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边疆地区又是现代民族国家之间主权和利益的边界，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边疆正成为国际交往的重要口岸和渠道。所以，就地理位置而言，边疆安全又是与“边缘”化的地理位置相比而言的重要问题。边疆安全不仅直接关系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也影响着国家的地缘战略。我国目前的边疆安全形势总体上是好的，但也面临着复杂的局面，影响边疆安全的因素仍然存在。具体来说，首先是边疆地区特别是沿边一带，由于受境外因素影响较大，面临着一些特殊的社会问题：人口的跨国流动问题、跨境民族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等等，不仅影响着边疆社会的健康发展，也直接威胁着边疆的安全。其次是，边境是与国家的边界直接相连的区域，直接关系着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而且边境问题还相当敏感。许多的边境地区，没有天然屏障与他国分隔，边境不是完全封闭的。除了有人员和物资进出的口岸外，边境的其他区域也不能对人员的进出形成完全的阻隔。因此，如何对边境进行有效的管理，维护边境秩序，是边疆治理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其次，就文化心理而言，文化的“边疆”定位影响了边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形成了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民族认同、宗教转型、生活方式变迁等问题。 边疆地区历史上远离“中心”主流文化而严重封闭，与外界极少有物质交流和文化信息交流，较少受到现代文明的辐射和浸润。现实中依然封闭的人文环境，使其文化结构具有严重的封闭性和传统的相对完整性。由于生产力、经济水平的低下，边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使边疆各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现代意识发育迟缓，公民素质不能得到有效提高，民族文化结构严重缺乏现代科学文化和现代理性因素，由此，导致了严重的知识、能力贫困，其中包括获取、吸收、交流和应用知识能力的贫困。目前在边疆地区，尚有面广量大的人口处于极度的知识、能力贫困状态。他们普遍受教育水平低，或根本未受过教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语言障碍等“边疆”效应，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话、互联网等手段获取和交流现代文化信息。文化的“边疆”定势，使边疆社会生活仍旧保持着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文化缺乏自我认识、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机制，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他们发展能力的提升。 如果说文化是生活的积淀的话，那么在边疆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认同的提升、宗教文化的转型、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组等都会带来冲突和文化适应的问题。我国的边疆地区，传统社会的特征较为突出。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却迅速地出现和发展，群体性的利益分化与地域化性的利益分化都十分突出。这样的分化在对传统社会进行解构的同时，也导致了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和利益矛盾的多发，并对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从中国的情况来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不断处理民族关系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党和国家一系列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边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得到有效的调整，形成了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新型民族关系。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势必面临民族特色与大众文化的对接问题，所以，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也面临民族关系的不协调方面。 再次，就聚集角度而言，地理边疆和文化边疆相结合，导致了边疆地区呈现出自我发展的劣势，也导致了内源性发展和外源性发展、开发与保护问题、开源与节流问题的不足和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与内地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来越突出、明显，并呈扩大趋势。广大的边疆群众因“边疆”发展劣势所致，生存技能、市场竞争力缺弱，经济来源较少且不稳定，常有衣食之忧。长期以来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以及现实中作为弱势群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低影响力，使他们感到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目前的处境，或者感到自己已被社会抛弃。基于对“先富”与“共富”现实矛盾的心理准备不足，和对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的估计不足，他们对生活前途悲观失望，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前景失去信心，自弃心理压力增大，形成了心理上的“边疆”定位。自身心理认识上的“边疆”定位，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发展劣势。如果说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少数)比另一部分人群(通常是多数)在经济、文化、体能、智能、处境等方面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那么，对于长期处于自然环境恶劣的落后边远地区的边疆群众来说，由于基本发展能力的低弱，他们的贫困发生率、贫困程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他们中间，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并存；贫困的长期性与复杂性并存。他们徘徊于贫困线边缘甚至处于社会贫困线之下，在经济来源、食品、衣着、健康、教育和社交等方面，突出地具有社会弱势群体的典型特征。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和心理上的“边境”定位，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发展的极大脆弱性。 限于边疆的各种发展劣势，边疆发展的内源性动力明显不足。但是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仅同边疆人民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稳定紧密联系。因此，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促进边疆的建设和发展，仍然是解决边疆问题的必要举措。外源性的动力首先表现在边疆开发。边疆开发自古就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历史上的王朝国家在国势稳定，国力强盛的时候，都要进行大规模的边疆开发。然而，虽经多次的开发，边疆地区开发的程度仍然不高，开发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可是，这里却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文化多样性突出，人口密度较低，处于对外开放的前沿，战略地位重要，发展的潜力很大。二是边疆建设。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在边疆建设上下的功夫不小，新中国更是开创了边疆建设的新局面。但是，出于地缘战略和军事安全的考虑，国家投入到边疆建设的力量还远不及内地，边疆建设的水平长期低于内地，差距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总结全国发展经验，在边疆开发和边疆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提倡生态和环境保护。我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许多的大江大河都发源于西部或西南部边疆地区，边疆地区的生态和环境状况对国家生态安全的影响很大，甚至还会造成国际影响并制约我国参与的有关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的履行。而边疆地区尤其是西北边疆地区，生物链条简单，生态环境脆弱，系统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较差，已经呈现向结构性破坏和功能性紊乱演变的趋势。因此，在开发和建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好边疆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是边疆问题的重要方面。 还有，就政治因素而言，世界民族主义思潮泛滥、反华势力推波助澜、“三独分子”活动猖獗当是我国边疆问题的重要诱因。 资本主义产生后，民族主义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新形式的政治“自称要为适当的人口单位作出独立地享有一个自己的政府的决定、为在国家中合法地行使权力、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组织等，提供一个标准。”②它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一基本权利作为前提和基础，强调的是民族的自主、自决和独立。民族主义分为国家民族主义和民族主权主义。前者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所确立的以维护民族国家的整体性为基本价值观的政治理念③，是国家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将区域性民族问题视为爱国或分裂的问题；后者则往往在人权和主权的旗帜下，以建立独立而具有主权的民族国家为目标，因此，它将区域性民族问题界定为国家主权问题。 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民族主义经常扮演“双刃剑”角色：既可以加速国家整合，促进现代国家的建构；也可以解构现实国家，引起现实国家中分裂运动的产生。具体扮演何种角色则取决于国家能否通过有效的治理来建构为各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体系，实现好和维护好各民族的具体利益。民族主义曾经是一种带动历史变革的力量，它经过“一战”和“二战”而达发展顶峰。但上世纪末以来伴随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是缺少不了的民族冲突和分裂。 冷战结束之后，先是东欧巨变，然后是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南斯拉夫内战，再是卢旺达种族屠杀、斯里兰卡战火、魁北克试图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决……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国家政治力量的扩张，民族经济利益的矛盾、各国间宗教和文化的渗透；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主义思潮在泛滥，并对传统的大一统民族国家进行猛烈冲击；我们看到的是民族主义“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画屏中的最大的焦点之一。”④ 这些年来，西方一些政治人物曾经不顾中国人的感情，对中国内政特别是台湾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乱发议论、横加指责，一度影响了我国局部边疆的稳定安宁。如在新疆境内、西藏境内发生的流血事件，与这些西方政治人物对蓝绿阵营、对“东突运动”、对达赖分子的言论就有一定联系。又如对达赖喇嘛，布什、布朗和默克尔就亲自会见过，巴黎市长还授予达赖荣誉市民称号，萨科齐则将涉藏问题与北京奥运会挂钩……可以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西藏拉萨“3•14”事件，与这些西方要人的错乱言行是密不可分的。现实中国，“三独分子”活动猖獗，极大地干扰了我国的国家认同大势。2009年7月5日晚，新疆乌鲁木齐市区发生了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萨市区一些暴徒打砸抢烧，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此外，台独分子则大肆叫嚣一边一国……虽然，这一切掀不起大浪，阻挡不了中国大一统的前进步伐，但毕竟在一些地区、一些人中扰乱了正常视听、淡化了中国的国家观念、破坏了我国的国家认同大势。 二、实现边疆的有效治理 我国边疆问题是多问题的交汇，问题复杂，边疆治理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历史证明，历朝历代边疆治理的成功与否、得失与否，与历朝历代存亡兴衰休戚相关。我们认为，在现时代边疆治理的过程中，其核心目标是统合国家认同，以国家认同为魂线，达致边疆善治。为此，需要认清边疆治理面临的挑战，转变边疆治理的战略。 (一)边疆治理必须以国家认同为核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思维框架，也是“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的一个重要前提。中国自古以来都在这个思维框架内认识和思考版图与疆域的。这种界定中国地理范围的观念、思维和相应的边疆管理制度，在近代时期与西方民族国家体系遭遇中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冲击之下，以中国为核心的传统东亚朝贡国家体系彻底破裂，而中国也被拖入民族国家的发展轨道。这一过程，也是一个中国国家内涵重新塑造的过程：主要表现为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首要课题之一，是划定作为国家基本要素的领土、国境以及实施对领土内的绝对主权，对于中国而言，就是实现从“大一统”框架内的边疆向民族国家边界的转化。而民族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彼此界定的疆域内实现国家认同和国家整合。所以，研究边疆治理的深层目的是探索国家认同，建立认同机制，实现国家整合。历史上的边疆治理是大国与部族之间、大国与邻邦之间的关系，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使这一关系变成主权关系、归属关系，归根结底为认同关系。 我国的边疆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所以，国家认同问题首先是边疆民族对中国大一统国家的认同问题。我国的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民族。既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每个民族的成员，对自己所属的民族来说，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认同。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族称、文化、生活方式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持续，是民族共同体实现内部整合及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条件。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民族平等的原则本身，也就必然地包含着对其民族认同的肯定。与此同时，边疆各民族同全国的其他民族一样，又都共处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之中。对于国内各民族来说，国家是一个能够维护、协调各民族利益的政治共同体。长期与其他民族一起共处于国家这个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之中，边疆少数民族也就必然地形成了对国家的认同。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其本质是少数民族成员对自己与国家共同体同一性关系的确认。作为对自己与国家之间相互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心理过程，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依次表现为：对国家具有归属感，把自己看作这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和分子；具有国家意识，能够从国家整体的角度来考虑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及其他相关的问题并采取相应行动；尊重国家的主流文化，激发出爱国主义的情怀，对国家的成就和荣誉引以为豪；最根本的，是效忠于国家，愿意为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利益而努力。 受边疆地区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意识、发展程度、族体规模、区位特点等多种因素以及国际因素的影响，边疆地区的发展步伐不一，各有特点，边疆地区国家认同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相互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边疆各民族来说，一定程度的国家认同，是该民族加强与其他民族融合并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这个整体当中，从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前提和保障，也是各民族主动依靠国家政权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而对于国家来说，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的程度，直接关系到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中国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主要就存在和体现于边疆地区。边疆地区也是认同问题、认同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⑤ 因此，多民族国家必须高度重视边疆地区的国家认同问题。随着我国周边形势的稳定，和平环境的长期持续，以及不断深化的对外开放，边境地区的居民往返于邻国和本国之间日渐便利。在这样的形势下，个别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只强调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却有意无意淡化自己的公民身份，甚至模糊自己与邻国同族居民的国籍差异，十分在乎自己属于哪个民族，却不在乎自己属于是某个国家；边疆的某些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居民，不愿意自己的子女接受本国的基础教育，而是将自己的子女送到邻国接受小学、中学教育。在他们的观念中，只要孩子能学习到知识和文化就行，而不在乎接受什么样的国家观念和道德观念；有些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居民，对经济前景深怀忧虑，甚至丧失信心，因此出走国外，或举家外迁，逐渐形成境外移民；边境地区有些少数民族居民，到邻国学习语言，并且参加武装训练，甚至到境外加入某些有特殊背景的组织，有的甚至加入了境外的武装组织，从事有损于国家利益的活动；还有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甚至将对民族的认同明显地置于国家认同之上，民族情绪高潮，很容易受到民族分裂主义者的煽动，接受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对民族分裂主义活动采取同情的态度甚至直接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些情况表明，在边疆的一些地区，国家认同已经面临着挑战。在个别地区，国家认同面临挑战的形势还比较严重。当然，这些情形在不同的区域有很大差异。有的地区是初露端倪，有的地区则达到了不能再被忽视的程度。但是，不论是何种程度的国家认同递减，其影响或可以导致的后果都是相当严重的，都会削弱甚至危及边疆的稳定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在认同问题已经存在并有可能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不失时机地巩固国家认同，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就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认同问题，是突出的边疆治理问题。解决认同问题，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内容。 (二)边疆治理必须族际主义与区域主义并存 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采取族际主义的取向，以族际治理为主。由于我国边疆地区同时也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民族问题是边疆问题的核心，是主要矛盾。因此，历史上便形成了以协调民族关系为主的族际主义的边疆治理。新中国成立后，也是根据边疆问题的内容和特点，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从而在边疆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我国的边疆治理中，民族政策取代了其他的边疆政策，既是民族政策也是边疆政策，一身二任。在这样的一种格局下，边疆问题、边疆治理都被纳入到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中进行研究，处理边疆问题的其他措施也被置于民族政策之下。在国家的决策中，凡是涉及边疆问题的，都被放在民族政策的主题之下进行，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在论及民族问题的时候才谈到边疆问题及其治理的。当前我国边疆治理最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兴边富民行动”，而该政策就是在1999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由国家专门管理民族事务的机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来推动、领导和督导其实施的，被置于民族工作的范畴，从而成为民族工作的一部分。 然而，边疆问题是产生于边疆的问题，它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疆问题本身是发展变化着的。随着国家边界的确定和固化，边疆区域性的问题随之突出。我国目前的边疆问题，不仅内容很多而且表现形式复杂，但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即三大基本问题：一是边疆发展，二是边疆稳定，三是边疆安全。边疆发展包括边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生态与环保等方面的内容；边疆稳定包括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和利益分化与利益协调等方面的内容；边疆安全包括边境管理、边疆社会管理和边防建设等方面的内容。这些问题从总体上看都属于区域性的问题的范畴，虽然其中也包括民族问题，但民族问题已经不再是边疆问题的主体和核心，因此，边疆治理的战略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调整，除了采取族际主义的治理方式外，还应该采取区域主义取向的治理，注意解决边疆区域性的问题，逐步强化区域主义的治理。我国中央高度集权的国家权力结构表明，区域发展只有进入国家战略的层面，才能引起充分的注意，有效动员国家和社会资源，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实现。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很多，但却没有专门针对边疆建设和发展的战略。为了加快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一个强大的边疆，实现富民、强国、睦邻的目标，应该制定一个国家战略层面的边疆建设计划，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边防等各个方面，对边疆建设进行全面规划，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动员国家资源，推进这一计划的实施。⑥ 但是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的前提条件是对于区域边疆的界定。从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来看，边疆首先是界定为落后、边缘的象征。所以，需要国家推出边疆治理的重大举措，像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计划”，等等。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某些区域性的边疆已经不再属于边疆的范畴了。现代化是一种巨大的同质性力量，它不仅带来了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促成了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也把一个个在联系和交往较少情况下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传统社会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改变成为同质性的社会，所以，现代化的社会都具有相当的同质性。新中国以来，自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的现代化进程获得了新的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更是快速地推进。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原来那些边远的、不易通达的、神秘的、具有相当高的异质性的边缘性区域，不仅很容易到达，而且异质性大大下降，神秘的面纱被一层层地揭去。渐渐地，人们已经不把它作为边疆了，或者说，它的边疆色彩淡化了。许多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城市现在已经不被作为边疆看待了。甚至一些曾经被视为边疆的地区(或地级市)和自治州，其边疆的角色也在逐渐淡化。在现代化的侵蚀下，边疆的范围缩小了，而且随着现代化的深入，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并不断加强。这是一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这就是在区域注意取向的边疆治理的视野中，“在现代化的影响下，边疆概念的外延逐渐缩小。”⑦ 现代化的发展使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疆不再是落后、边缘、野蛮的象征，而成为国家间进行交流的要塞和通道。所以，边疆发展是国内政治问题，更是国际政治问题，说到底，还是国内政治问题。因此，边疆治理的区域主义取向还要与国际政治、国际交往相联系、相结合。边疆治理要从现代化中国际政治的区域边疆、地理边疆转向利益边疆，实现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扩展。⑧ (三)边疆治理必须针对性与重点性、历史性与现实性、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 逻辑地看也好现实地讲也罢，边疆民族问题的治理、边疆宗教问题的治理、边疆“三独”问题的治理、边疆陆权问题的治理、边疆海权问题的治理、边疆防卫问题的治理，都是我国边疆治理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回避不了也不能回避。因此，我们必须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来研究民族问题的影响与威胁、宗教问题的影响与威胁，并提出科学的治理措施。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来研究台独问题的由来、危害与对策；藏独问题的轨迹、危害与对策；疆独问题的表现、危害与对策。我们必须有针对性地、有重点地来研究地缘战略理论，重新评价陆地边疆价值、蓝色国土价值，积极制定维护边疆陆权、边疆海权的战略与战术。 在研究边疆治理方略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注意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认真学习、借鉴中国古代的、近代的治边经验以及外国治边的教训。例如中国古代与近代的“因俗而治”、“移民实边”、“实行屯田”、“建立新省”、“国族主义”、“拒斥分裂”、“尊重宗教”等等治边经验，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又如前苏联裂变带来的“杜绝法律规定的漏洞”、“遵循民族发展的规律”、“崇尚现代立国的原则”、“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坚持党对国家的领导”的警示以及科索沃危机带来的“不能忽视国族问题”、“不能伤害民族感情”、“不能激化国际干预”等等警示，也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选择、制定边疆治理的政策和制度，也理应坚持战略性与战术性相结合、当前性与长远性相结合。比如在中印边界争端的处理上、在钓鱼岛争端的处理上、在南海群岛争端的处理上，就必须有科学而审慎的谋划，既要制定现实对策，又要制定长远对策。又如在维护与运用陆权、维护与运用海权上，更必须有科学而深远的谋划，既要讲究眼前战术，又要设计长远战略。 注释： ①马大正：《边疆与民族》，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②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③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近代以来，有一个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参见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④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⑤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认同问题》，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⑥周平：《我国的边疆与边疆治理》，载于《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⑦周平：《我国边疆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于《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4期。 ⑧杨成：《利益边疆：国家主权的发展性内涵》，载于《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