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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2年之际，台湾当局曾经积极准备军事“反攻大陆”行动，甚至背着美国拟妥发动军事反攻行动的确切时间与地点，而当时蒋介石一心一意推动军事计划，影响所及甚至牵连整个冷战时期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基础结构。“反攻大陆”的决策与执行受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台湾内部要求民主化力量上扬、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领导权威的微妙演进、美国对台政策的明显转变，以及中国大陆局势发展等多方面影响。“反攻大陆”成为蒋介石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和目的。自1961年起，蒋介石即从各方面展开一系列反攻准备工作，1962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峰，由于美方从各方面对台北施压，“反攻大陆”计划无果而终。 【关键词】“台海危机” 蒋介石 冷战 “反攻大陆” 1962年“台海危机”背景因素 1962年上半年，蒋介石在台湾积极准备对中国大陆发动军事反攻行动，一时之间台湾海峡情势升高，其主要动机有如下三点： （一）对美“外交”因素 1960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由持反共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时任副总统的尼克松与积极主张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上应采取更为弹性、甚至力持美国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平关系”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进行角逐。竞选期间，肯尼迪除了批评共和党外交政策的僵化与不分轻重之外，还曾在电视竞选辩论中主张未来美国应当只保卫台湾与澎湖，放弃协防金门、马祖等外岛。这些言论令台湾当局极度不安，蒋介石即曾私下批评肯尼迪“主观自是，不求事实，总以先入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与心理皆虚浮幼稚，并无定见，更无远见”。[1] 肯尼迪当选后，台湾当局开始密切关注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是否将改变对台政策。肯尼迪上任后不久，华府决策阶层即开始酝酿改变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策略。肯尼迪上任前夕，其外交与国安幕僚评估美方已经无法再利用此策略继续阻挡联合国对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因而有意更改策略，但其所拟提出的新方案却涉及“两个中国”意函。易言之，在预测未来势将无法阻止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辩论究竟由北京或台北来代表中国席次，美方希望台北能够务实地以“继续保持联合国会员国席次”作为最后目标，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够成功阻止北京入会，即便台北无法继续宣称代表“全中国唯一合法政权”，亦应当是可以被接受的。[2] 美方的策略引发了台北政坛极大震撼。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道：“美国外交全凭其一时利害之主观，而容有其后果与客观环境为何之考虑，可痛。”他又认为这些对台政策之转变乃是“其民主党左派对我陷害以达成其反华媚共最好之机会”。[3]此时，台美双方又因蒙古人民共和国申请加入联合国而关系恶劣。1961年4月，非洲新兴法语系独立国家毛里塔尼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成为新会员国。肯尼迪上任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于4月21日公开宣称，如果能够断定蒙古人民共和国具有独立国的属性，则美国准备考虑同意其加入联合国问题。在美方发表此声明之后，美国国务院立即着手评估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与之建交的利弊得失，评估认为，若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够让美国在该地区建立新的外交据点，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共、苏共情势，则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角度而言，利大于弊。美国国务院还特别通过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接触，探询其意愿，并获得对方肯定答复。[4] 台湾当局向来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曾于1955年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阻止其加入。因此，当华府有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消息传出后，可以想见，台北再度对美方感到震惊。就在此时，突然又传来美国国务院决定核发入境签证给长期旅居日本的“台独”分子廖文毅，允许其前往美国旅行与活动。[5]这一连串事件都让台北高层体认到肯尼迪政府确实在逐步推动新的对台政策，更严重的是，这一新的政策改变是朝着对台北极端不利的方向倾斜。面对美国对台“外交”上可能的巨大转变，可想而知蒋介石内心之惊恐与沉重。1961年六七月间，蒋介石两度约见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表示宁可退出联合国，也不愿国际上出现“两个中国”的局面，届时美方必须负担国民党退出联合国的一切责任。同时，蒋介石还严厉谴责美方在处理蒙古人民共和国入会与廖文毅赴美签证两议题上事先未与台北磋商，他声称美方如此处理对台关系，简直比对待一个附庸国家还不如。最后，蒋介石要庄莱德向华府传话表示，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确实是在精密地策划逐步改变对台政策，这令他对未来双方关系高度担忧。[6] （二）台湾岛内政治因素 1961年初起，美国民主党新政府明显有意改变对台政策使台北高层高度不安。此种对台湾当局国际地位不安的态势，直接促使蒋介石与其核心幕僚认真思考加速推动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1961年8月初，美国驻台北的“外交”人员即注意到，面临“外交”与国际地位上可能出现的巨大危机，台北突然在“反攻大陆”的舆论宣传上变得更加积极与明显，只不过美方尚无法分辨此一论调的转变究竟只是政治上的宣传，还是认真的。[7] 除了美国对台政策转变因素之外，当时台湾岛内政治局势与国民党内微妙的权力结构生态或许可以提供对于蒋介石此时发动军事“反攻大陆”真正意图的进一步思考。自1959年起，有关蒋介石是否将竞选第三任“总统”即成为岛内微妙的政治话题，依规定，蒋介石两届“总统”任期至1960年5月结束后将无法继续连任。当时岛内外许多自由派学界、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适、殷海光、王世杰等皆曾公开呼吁反对蒋介石利用“修宪”等方式参选第三任“总统”，这些意见透过陈诚、张群、黄少谷等党政要员传达给蒋介石，令当时希望继续连任的蒋介石恼怒不已，甚至在日记里批评胡适是“无耻政客”，认为胡乃“最不自知”与“最不自量”。[8] 由于胡适、王世杰等人与“副总统”陈诚关系向来密切，而蒋介石连任与否又直接关系到陈诚能否继任“总统”，再加上蒋经国与陈诚之间微妙的权力竞逐关系，以及传出过王世杰曾向陈诚献策以向蒋介石主动辞去“副总统”职务来阻止蒋三连任等传言，这股国民党内隐约反对蒋介石继续担任“总统”的力量让蒋感到恼怒不已。据此，蒋有意以加紧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来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的政治“正当性”，同时逐步转移国民党内因“总统”选举而可能引发的权力斗争。 1960年初，拥护蒋介石的人士通过动员国民党籍民意代表上书吁请竞选连任以及通过“修宪”等方式，顺利于3月间让蒋连任“总统”。不仅如此，“修宪”后“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的规定，不但让陈诚继任“总统”的希望彻底破灭，蒋、陈两人数十年来友好关系走向终点，也让国民党内外不满蒋介石独掌大权的气氛继续发酵。虽然蒋介石连任成功后，继续提名“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但陈数度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行政院长”职务。[9]更令人惊奇的是，此刻国民党内权力接班问题与推动“反攻大陆”准备之间，有着极微妙的关联。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当时对陈诚的分析情报显示，陈诚似乎知悉蒋介石有意以发动“反攻大陆”来转移岛内当时的不满情绪，因而力主政府施政重心为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甚至不惜以缩减政府军事开销与整顿军方势力为手段来达成其施政目标，因而其与蒋介石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总统”选举结束而见缓和。[10] 此外，1960年6月间，美国驻台北“外交”人员注意到如果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与陈诚之间竞争未来“总统”大位可能引发的态势。在一份发回华府的机密电报中，美国大使馆分析认为，虽然目前看来，陈诚在台湾党、政、军系统内“第二把手”的地位毋庸置疑，唯一能够影响陈诚顺利接班的因素即是台海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事，因为一旦台湾军事失利，将导致台湾内部社会不稳与民心涣散，而主掌“国安”系统的蒋经国将可以以恢复国家与社会安定为名，顺势掌握主导党政大局。[11]易言之，陈诚此刻对于“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敬而远之，这和蒋介石的想法正好相反。 1960年3月，“总统”选举落幕后，除了蒋介石与陈诚之间关系紧张外，台湾内部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与要求民主化的声浪也持续不断，这都带给蒋介石新的压力。5月18日，由李万居、郭雨新、高玉树、许世贤等台籍无党籍人士和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国大代表雷震、青年党夏涛声、民社党蒋匀田等72人在台北召集会议，除激烈批评选举不公之外，还决议积极展开筹组新政党的行动。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为由，将雷震等《自由中国》杂志社四名负责人逮捕判刑，此事件不但震惊中外，同时也让筹组中的新政党无疾而终。尽管当时台湾岛内争取民主化的呼声因“雷震案”而受挫，然而国民党内外各方“自由开明派”政治人物的串联却从未真正停止。1960年秋，庄莱德与胡适会晤时，得知即使雷震被捕入狱，胡适依然不放弃与台籍非党籍精英人物如高玉树、李万居等为推动台湾的民主化继续努力，胡适还向美方透露，陈诚还将尽可能在此运动背后进行指导工作。[12] 对蒋介石而言，这些发生于1960～1961年之际台湾内部的重要政治事态，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他于1962年决心发动“反攻大陆”的一大动因。易言之，蒋有意将对外的军事动作与反攻目标以及其所伴随的政府机制改组与社会动员作为巩固、强化其领导统治地位与凝聚台湾内部不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也因为如此，在肯尼迪就职前夕，美国驻台北“大使馆”给华府有关台湾政情的评估报告里就曾指出，一股希望利用一场战争重新回到中国大陆的构想正快速地流通于国民党的最高阶层，与此同时，台湾本省籍人士则比任何时期对“反攻大陆”都更加缺乏兴趣与动力。[13]此一鲜明对比，殊堪玩味。 （三）中国大陆内部因素 台湾岛内因为蒋介石与其核心幕僚决心推动“修宪”、竞选“总统”连任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以及美国民主党新政府对台政策的改变，让蒋介石深感需要推动一场严肃认真的军事“反攻大陆”计划来巩固其在台湾政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然而，若当时中国大陆内部局势发展没有朝着对台湾发动反攻有利的方向发展，则蒋介石再多的军事准备，也都将不具强大的说服力。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中国大陆各地积极推动“大跃进”，在农村普遍设立“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生产浮夸虚报现象，加上自然灾害，从1959年起中国大陆各地发生了饥荒。[14] 蒋介石自1959年起即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上所发生的饥荒，对台北而言，其所带来的政治意涵与解读远比饥荒本身更为复杂。一份现今已解密的60年代初期台北“国安”部门对于中国大陆工作的研究报告所揭示的内容最引人注目。[15] 当时台湾“国安”最高阶层认定中共当时推动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已引发中苏两党之间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台北“国安”高层的结论认为，此时实为发动“反攻大陆”行动的最佳时机。[15]然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分析却认为，蒋介石身旁的情报人员向其提供了有关中国大陆情势混乱与饥荒暴动过分夸大与不实的情报，以至于让蒋误以为中国大陆同胞渴望他“反攻大陆”。[16]由此可知，1959年起中国大陆的饥荒与伴随而来的问题确实为蒋介石发动军事反攻计划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论述根据。 “反攻大陆”的具体决策与相应作为 （一）军事层面 基于上述三项背景因素，自1961年起，蒋介石即着手展开一系列军事反攻准备工作。4月1日，蒋下令于台北县（今新北市）三峡地区秘密成立“国光作业室”，由陆军中将朱元琮担任主任，并且调动陆、海、空三军优秀参谋人员30余人进驻，正式展开拟定“反攻大陆”的作战筹划。与此同时，蒋还下令在“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内，各自成立相对应的“作业室”，提出反攻作战军事计划。[17]当时，此反攻计划的构想主要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厦门为目标，在不依靠外力的情况下，突袭登陆厦门，对于如何攻占厦门，当时台湾军方高层也有详细推演讨论，包括海军利用夜间航行在广东汕头建立滩头堡，登陆后切断鹰厦铁路，阻断中共军队增援前线，再由金门登陆，并以厦门为据点，依情势发展，向南往广州进兵，或者向东或向北，分占福建与湖南。[17]（pp.30～31）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希望在中国大陆上建立长期的攻势基地，以利军事行动的推展。为此，台北高层开始着手拟定新的军事与政治组织机制——“华南战区总司令部”，负责“反攻大陆”后收复区内地方重建与社会政治动员以及该地区党务、政务与军事行动之推动。[18] 蒋介石深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与美方在台情报人员必定会加倍关注台湾方面策划“反攻大陆”行动，为了避免美方掌握台湾独力“反攻大陆”计划细节，蒋下令军方另于新店碧潭成立“巨光计画室”，由“副参谋总长”余伯泉全力推动与美方进行联合“反攻大陆”作战，并于1961年8月正式向美方提出“野龙计划”执行细节，由美军协助国民党军队推进大陆地区空投任务。该计划所提出的空投范围，包括广东蕉岭、平远地区，福建建瓯、南平地区，浙江天台、嵊县地区，江西崇义、上犹地区，湖南城步、武岗、江华、永明等地区，具体做法为以20～30人为一任务编组，由美方提供C－54G运输机，对以上地点进行约200人次的空投，各小组空降大陆后，于上述地区设法击破中共之地方组织，并激发当地抗暴，结合反共力量，进行游击作战，并对当地警察、民兵和部队进行策反，以发展武装反共势力。[19] 值得注意的是，原本“野龙计划”所提出的空投地点是中国大陆西南的四川、贵州、西康等地区，但最后台北方面却主动将目标修正为华南与东南沿海地区，由于美方基本上并不反对台湾对中国大陆进行游击活动，它所反对的是台湾发动大规模正规作战，利用协防条约把美国拖下水。因此，蒋介石提出“野龙计划”的合作构想，颇有取得美方技术与资源的协助，用来策应无法被美方接受之“国光计划”的深层战略目的。 台北方面有关“反攻大陆”的军事准备自1962年初起逐步升温。美国驻台“外交”与情报人员注意到台、澎、金、马各地的驻军都处于高度备战状态，海军开始训练以民间商船投入两栖登陆作战演习，陆军则进行部队、武器装备、民间交通工具与物资的非正常性集结，并频繁动员后备军人、民防与警察人员，甚至国民党军队高层也开始进行违反美国军援顾问团意旨的部队组织调动与配置，包括着手扩编一因应未来“反攻大陆”时台湾内部可能出现叛乱的特种部队，同时向美方要求紧急增购总额近30万美元的军事物资与装备。[20] 1962年春，整个台湾岛的保安措施也明显增强，对美方而言，这一切都显示蒋介石正严肃认真地考虑发动“反攻大陆”行动。[21]3月，台北向华府要求提供四架C－130运输机，并配载最先进的ECM电子侦测装备，用于混淆大陆空中预警系统、空投总兵力达1200人的五支特种部队于华南五省，以及每日约300吨装备物资之用。[22]根据时任“总统府侍卫长”胡炘的回忆，1962年春，发动登陆战的确切日期都已经确定下来，暂定为该年某月份（据信是6月）29日，而在最高阶层的作战会议上，蒋介石还特别指示一旦发动登陆战后，应速占福州半岛以巩固立足点，并且要做到“三日占一个机场、五日占一个港口”，才能继续推进军事反攻行动。[23] （二）政治层面 除了军事层面的积极部署与规划，台北高层还在政治层面上推动诸多与“反攻大陆”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决策与举措。1961年6月，国民党宣布召开“阳明山会谈”，召集岛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台北阳明山，讨论台湾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以及当时面对的各项挑战。“阳明山会谈”常被诠释为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凝聚各方共识并改善朝野紧张关系的“国是”会议，但蒋介石召开此会谈的更深层意义还在于塑造台湾内部团结一致的有力形象，并借由这些岛内外专家学者的出席来为其各项重大政策背书，包括“反攻大陆”。会谈结束之后，国民党随即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公开声明“反攻大陆”已凝聚岛内外同胞高度共识，将成为政府的首要目标。[24]台北高层的这些动作引起美国驻台“外交”人员与台湾岛内反对国民党人士的非议，认为蒋介石利用“阳明山会谈”制造政治与心理宣传价值，然而却无具体结论，更易引发各方误解，以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已获得岛内外人士一致赞同背书。[25] 1962年元旦，蒋介石在新年文告中罕见地直陈“对反攻作战，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这番有关“反攻大陆”的明确表示，配合当时台湾媒体舆论疾呼台北应当展开与美方的交涉，修改1954年《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有关限制台湾部队主动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的条约规定，都引发了美方关切。[26]然而，台北欲发动“反攻大陆”却有着更为现实的问题必须解决，以当时台湾的财政预算、经济条件与人力物资而言，只能维持反攻作战约3～6个月所需，若欲获得最终的军事胜利，以当时的政治与财经架构是不足的。 为此，自1962年初起，台北高层即开始着手一系列政府组织机制的调整与新财政决策的制定。2月22日，“国防部”宣布成立“战地政务局”，由时任“总统府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主持，负责筹划“反攻大陆”后的政务与经济重建业务。[27]美国情报部门探知，当时国民党游击部队“东南反共救国军”活跃于福建地区，准备一旦国军反攻登陆后，即协助“战地政务局”主持大计，与此同时，已经有超过4600名闽籍人士登记训练日后服务于未来新的“福建省政府”。[28]3月31日，“行政院”宣布成立“经济动员计划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兼任主任委员，“台湾省主席”周至柔与“经济部长”杨继曾分任副主任委员。此一新的机制在于研拟各种战时方案，协调各部会动员与整合全台湾的经济与人力资源，努力囤积与收购物资，作为“反攻大陆”时期所用。[29] 蒋介石迁台之后，为筹措因“反攻大陆”而增加的国防开支，已在地方上开征名目繁多的“防卫捐”。此外，1962年4月底，陈诚召集50余位工商界重量级人士开会，寻求支持开征新的税源用于军事行动，陈诚还呼吁工商界共体时艰，不要趁机操控或哄抬物价。[30]这次会议取得的共识使蒋介石得以正式宣布将于5月1日起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进行至翌年6月30日为止。“国防临时特别捐”等于是在原有的“防卫捐”的基础上另外增加税率和项目，故美方以“新税”来形容此政策。台湾当局预期在14个月内筹措到6000万美元的额外税收，此金额将使台湾当局的整体收入增加2.5％～3％。[31]这一切都显示“反攻大陆”计划似乎已是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三）“外交”层面 除了军事与政治层面的部署与准备之外，在“外交”舞台上，台北也动作频频，譬如1962年初起，台湾与韩国军方高层往来异常频繁，让美国不禁怀疑台北正努力与韩方研拟讨论，一旦台湾发动反攻行动后，韩国部队可以利用黄海上的岛屿向中国大陆华北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作为支应。[32]为了防止在国际舞台上被进一步孤立，同时也希望为其反攻军事行动壮大声势，蒋介石当时还努力推动另一项方案，希望成立“亚洲反共军事联盟”。1961年夏，台北向华府推销此构想，由台北发起此联盟，在美国支持下，将韩国、越南共和国、菲律宾和泰国纳入其中，共同合作以对抗亚洲共产党势力。然而美方反应冷淡，迫使台北提议缩小该联盟规模，拟定仅由台湾、韩国与越南共和国三方组成，只不过美方仍不愿具体承诺支持。[33] 就“外交”层面而言，影响蒋介石发动“反攻大陆”的最重要因素仍是美国。从1962年初起，当美国政府发觉事态严重，认定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准备是认真的，即赶紧派员来台北掌握状况，蒋介石则是利用这一机会与美方充分沟通，努力争取华府的谅解与支持。2月23日，当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彭岱在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时，蒋声称，他发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一定会遵守如下几点原则：台北不会为难美国政府；台北不会采取对台湾与澎湖安全造成影响的举动；台北无意让美方卷入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战事，也无意让美方负起任何外交与政治责任；台北会把美国国家利益纳入其“反攻大陆”行动计划的考虑之中。[34] 虽然蒋介石在各种场合极力解释其“反攻大陆”政策形成的原因与动机，然而美方显然无法同意台北的冒险举措。从1962年3月起，短短数周之内，华府接连派出国务院远东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副助理国务卿麦肯、国务院东亚事务局长雅格、国务院情报研究处主任希斯曼等官员来台北，与蒋介石等人进一步沟通，希望最终迫使台北方面打消“反攻大陆”计划。另一方面，蒋依然不放弃向这些美方高层阐述其决策因素与开展军事行动的必要性，同时争取美方信任与支持。[35]台美高层间因“反攻大陆”议题所引发的交流与沟通在1962年春达到了最高峰。 美国持续施压与“反攻计划”的推迟 1962年春，华府国务院官员接连前来台北向蒋介石等施压，事实上已经取得预期效果。2月，彭岱与蒋介石晤谈后，美方认为此刻不能一味打压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图，因为这意味着台美间关系转为恶劣，且势将加深蒋介石对于肯尼迪有意改变对台政策的猜忌和疑虑，进而导致台北加速其军事冒险计划。据此，华府情报当局建议应当对蒋介石给予适度的响应，具体做法是同意提供台北所期盼的、足以进行向大陆空投的C－130运输机，并配备最先进的ECM电子侦测装备，以换取蒋介石同意与美方“共同磋商”“反攻大陆”计划的可行性与适切性，借以绑住台湾，拖延其发动军事反攻行动的时日。[36] 然而，当来台北访问的哈里曼等人发觉蒋介石发动反攻的态度与决心依然坚定时，华府认定必须采取更为强硬与明确的手段迫使台北屈服。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台北站站长克莱恩奉命传达肯尼迪的意见：美方希望台北的“反攻大陆”发起日期从6月底延迟至10月1日，如此台美双方将有数个月的时间共同研究中国大陆目前情势，共同讨论反攻军事方案细节以及国民党部队未来行动，以确保反攻行动获得成功；台湾部队是否如期于10月1日发动空降华南各省的军事行动，届时还必须由台美共同磋商确认后方可执行；鉴于“反攻大陆”所引发国际政治与军事上的高度敏感性，美国政府目前无法向台北做出任何具体协助的承诺，也无法与台北达成任何文字协议，但他同意未来双方应不断进行最高层级的意见交换，以确保双方密切、友好与信任关系。根据克莱恩向华府的报告，蒋介石父子在听闻这一讯息后立即陷入“绝望”的情绪，但仍勉强同意肯尼迪的意见，将反攻行动从6月底暂时推迟至10月初。[37] 此后，华府继续对台北施压。5月初，当蒋介石宣布准备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以筹措军费时，因事先并未与美方进行磋商，引发美方极度不满。除了要求“行政院”尽速公开“国防临时特别捐”经费使用目的与细节之外，美方还采取报复措施，中止了一项对台湾的商业贷款以及停止一项原本已在进行谈判的经援计划，并且暂缓出口一批军事装备。直到5月底“副参谋总长”马纪壮向美军顾问团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的使用明细后，美方才逐步恢复对台经援。[38] 尽管如此，美国利用向台北施压反对其贸然从事反攻行动的立场极为明显。譬如4月间，美国突然宣布召回向来对蒋介石持友善立场的庄莱德，改由钻研两栖作战的美国前海军上将柯克“使台”。事后证明，肯尼迪的用意在于利用柯克对于海军作战的专业分析劝解蒋介石不要发动反攻作战。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高层甚至还建议肯尼迪应在美国国内采取积极措施反击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譬如由联邦政府资助一项新计划，广为教育美国民众理解台湾发动“反攻大陆”的危险性，并支持肯尼迪的对台政策与立场。此外，肯尼迪的顾问还力主拟订行政部门的紧急应变措施，防止蒋介石在台海制造紧张局势，给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竞争造成不必要的困扰。[39] 中国大陆增兵福建及其影响 1962年6月间，由蒋介石主导的“反攻大陆”行动与态势发生重大转折。6月19日起，台美双方同时侦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大量增援进驻福州军区。6月下旬，福建省境内已经集结了40万地面部队、100艘海军各式船舰以及大约300架空军战机。[40]这显示了大陆方面极有可能已掌握蒋介石原本计划于6月底发动反攻的机密讯息，因而做出了一些必要的反制部署。 台北与华府决策高层对于大陆增兵福建真正意图的解读以及所延伸的决策行动颇有差距。在官方层次上，当时蒋介石因为前列腺手术住院长达数周，未曾出现在公开场合，这引发了不同的揣测。台北高层力持镇静，对外宣称海峡对岸确实有一些“新的部署”，但并不认为两岸情势有明显变化，同时坚信中国大陆严峻的经济局面将持续下去。因此，中共极有可能借由军队调动转移大陆百姓的注意力。[41]“总统府”“国安”高层内部则认为中共此举可能为“攻势防御”，以政治攻势达成军事防御，其可能之动向为发动对外岛的小规模炮战或者空袭，或者保持台海军事紧张局势，用以对外施展政治攻势。“国安”部门分析中共此刻不会真正发动对台湾本岛的军事行动。[42] 对于中共突然大举增兵福建，美方认定大陆有意再度进犯金、马等外岛，因而在6月19日立即下令“大使馆”正告台湾当局，必须谨慎节制，千万不能挑起任何战端。[43]当时美方情报还显示，中共此次部队调动极为迅速隐秘，显然事前早有规划，不但增援部队数量远远超过防卫性质与目的，且多大量集中在金门与马祖的对岸，而非台湾方面打算空降与进行反攻登陆的地点，因此认定中共极有可能发动对外岛的奇袭作战，这些分析都让肯尼迪的国安决策幕僚坐立难安。[44] 面对台海可能再度出现的军事危机，美方高层随后采取了一连串重要的反应与防护措施。6月22日，哈里曼与苏联驻美大使杜布里宁在华盛顿会面，双方讨论台海危机，哈里曼想知道中共增兵福建的真正用意，究竟是攻势还是守势，他希望透过杜布里宁传话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美方绝无意在目前情况下支持或鼓励蒋介石发动“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美方也相信苏联绝对不愿被拖下水。哈里曼还特别向杜布里宁解释，美国派柯克担任驻台北“大使”，绝不是因为他对两栖作战有所专精，情况正好相反，肯尼迪相信他能够以专业知识劝退蒋介石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45]2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利用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渠道传话给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称他获得华府充分授权，特别要声明美国政府无意在目前情况下支持台湾发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他重申未经美方同意，蒋介石不能片面发动军事反攻。王炳南闻后，质疑若无美方背后支持，蒋介石又如何敢利用美援武器装备进行反攻准备。卡伯特在回答时重申，美国无意支持台湾发动军事行动。卡伯特表示美方将尽一切可能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之后询问中共方面是否也能同样保证不会进攻台湾，王炳南答称此一问题并不存在，问题的起源在于蒋介石首先想“反攻大陆”，会谈结束前，王炳南再次重申，中共方面并不存在以武力解决台海争端问题。[46] 华府情报系统立即针对王炳南在华沙会谈的相关言论进行分析，最后认定中共增兵福建行动基本上属于防卫性质。易言之，在可预见的未来，若台湾方面同样保证军事上的节制措施，则中共并不准备在台海地区动用武力。①此后，美国对于阻止蒋介石发动反攻行动的态度更加坚定。6月27日，肯尼迪发表公开声明，虽然保证美国对金、马外岛地位的政策与立场毫无改变，但同时重申美台之间协防条约与美国的军事承诺乃单纯的防御性质，颇有呼应数日前卡伯特与王炳南会谈时的讨论重点。[47]华沙会谈翌日，当美国国务院官员向台湾“驻美大使馆公使”江易生简报会谈内容时，竟然刻意隐瞒卡伯特向王炳南传话表示美方不支持台湾发动“反攻大陆”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同时也下令驻台北“大使馆代办”高立夫在向“外交部次长”朱抚松进行简报时，同样不可透露这段内容。[48]美方一方面不愿直接向台北承认已经在华沙传话给中共表明反对“反攻大陆”立场；另一方面，听任中共将美方不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谈话内容向国际媒体传播，不做任何公开澄清与反驳。这使台北高层十分焦虑，只能单方面否认美方曾经向中共提出如此保证，却猜不透实情究竟为何。[49] “反攻大陆”决策的转折与搁置 自1962年7月初起，整个台湾地区有关“反攻大陆”的舆论报导突然沉寂下来，不再大声疾呼把握当前机会“反攻复国”，改为强调台湾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充分准备，以及等待“适切时机的到来”。陈诚在“立法院”接受有关“反攻大陆”进程与准备工作的质询时也改变口径，表示政府必须协调各方，严肃考虑政治、“外交”与经济整体情势，无法草率发动，因此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表。[50]随着华沙会谈时美方代表曾向中共表示不支持台北发动“反攻大陆”的消息不胫而走，以及美方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模糊态度，都使台北高层政坛弥漫着一股浓厚的悲观情绪，认定美国事实上已经与北京有私下接触与默契，美国大使馆情报显示，部分负责“反攻大陆”计划的国民党军事将领的信心甚至开始动摇。[51] 对于美方因为中共增兵福建而采取的一连串外交防御性举措以及华府单方面向中共传达不支持反攻政策的可能性，蒋介石忧心忡忡。7月4日，他在“总统府”接见柯克时即表示这类谣言对台湾民心打击甚大。[52]柯克则认为，蒋介石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不断强调发动“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恐怕让部分党政要员与军队高级将领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如今美国迫使他必须收回“反攻大陆”的成命，蒋介石因此颜面丧失，领导威信受到质疑，这将很难令他服气，未来势必另谋出路，以确保“反攻大陆”能继续维持下去。[53] 考虑到“反攻大陆”议题的可能演变以及维持台湾军民士气，1962年8月初，柯克建议美国国务院应尽速提出一个全盘方案交由其与台北高层讨论。8月8日，国务院提出一新方案授权柯克与台北沟通谈判，在这一方案里，美国政府既不承诺援助台湾发动“反攻大陆”，也不排除未来由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上重新扮演关键角色的可能性。此外，美方同意拨交两架足以载运200名兵力的C－123运输机作为华府同意台湾部队发动小规模、非正规敌后空投任务之暗示。美方还向台北提议，未来双方在军事情报领域应进一步合作，美方承诺将努力协助台北在中国大陆建立游击组织，推动对大陆地区的宣传与心战活动。[54]这一新方案给了蒋介石一个虽不满意但能勉强接受的台阶，同时这一新提案也使台北高层同意取消1962年内发动“反攻大陆”的计划。10月10日，蒋介石于“国庆节”文告中透露，将以更为务实的态度等待未来“反攻复国”时机的到来。[55]另一方面，华府向台北提出的新方案里并未反对台湾继续在中国大陆推动游击活动与情报收集工作，这让蒋介石找到了一个心理上的藉慰与决策出口。自1962年秋起，台北军方高层开始派遣多组情报特务和武装特务在华南地区发动一连串的破坏行动。8月底，一组特工人员利用装载炸药与军火的小型机帆船在澳门与广东省边境地区发动一连串爆炸事件，造成当地民众的惊恐与部分百姓伤亡。[56]接着又有另外几组特工人员以香港为基地，在广东省与新界边境先后发动六起爆炸事件，引发港英、澳葡当局的不满与大陆方面的愤怒。[57] 尽管美方立即向台北传达了不支持在华南地区发动恐怖破坏行动的态度，然而台北高层并未就此罢手。1962年9月间，台湾媒体开始披露武装游击队已经空降广西境内，成功建立游击根据地，另一支游击队则从海上出发，成功占领广东汕头附近的一个岛屿，建立起反攻的滩头堡。大陆方面则不甘示弱，于1962年12月底公开宣称已于两个月内消灭来自台湾的9股武装特务集团，共计172人，缴获一批军火武器与无线电台装备。[58]台北高层为了继续延续这股反攻的气势，1963年1月初，进一步透过媒体大肆宣称已经在大陆35个行省地区建立基地，台湾对大陆的心战与宣传空投，更远达东北的黑龙江省。[59]因此，受限于美方压力与海峡对岸出现的新局势，蒋介石虽然被迫暂时放弃“反攻大陆”计划，但是作为军事反攻计划的替代方案，台湾方面发动的游击行动与大陆方面的反击和反宣传，在之后数年持续不断，成为蒋介石眼中另一种形态的反攻企图。 1963～1965年间，蒋介石希望恢复“反攻大陆”军事行动的企图依然畅旺。1963年春，他曾亲自向军方高层幕僚提出开战指导，指示应如何在金、马外岛前线炮击对岸，诱发大陆开炮反击，再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挑衅，作为国民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借口。[17]（p.201）同年秋，他又派蒋经国前往华府，向肯尼迪与美方军政高层推销其“反攻大陆”构想，希望争取美方的支持与认可。[60]即使新中国于1964年10月成功试爆首枚原子弹也无法使蒋介石全然放弃“反攻大陆”的构想。直到1965年8月6日，国民党两艘军舰在东山岛外海被大陆海军击沉，11月14日，另外两艘军舰在乌坵外海激战中受创，蒋介石方才真正体认到台湾两栖作战能力仍然有限，此后“国光计划”停摆不前，军事“反攻大陆”的构想才真正走到了尽头。[17]（pp.15～16,243～247）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策与执行实受到20世纪50年代晚期台湾内部要求民主化力量上扬、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领导权威的微妙演进、美国对台政策的明显转变，以及中国大陆局势发展等多方面影响。“反攻大陆”成为蒋介石巩固其领导地位与强化国民党在台统治地位“正当性”的重要手段与目的，而其反攻的准备工作于1962年上半年达到最高峰，虽然整个反攻概念与军事行动准备的结束到1965年底才成为事实，然而，如同本研究的结果所显示，早在1962年夏，美方从各方面对台北的软硬兼施已让蒋介石军事“反攻大陆”的企图无从真正发挥。 注释： ①此结论不仅在美国国务院的情报部门内取得共识，当时美国驻远东地区第一线的外交人员，包括驻台北“大使馆”与驻香港“总领事馆”等，亦持同样看法，参见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by Roger Hilsman, Subject: "Cabot-Wang Conversation of June 23, 1962," July 18, 1962, No. 611. 93/7-17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Clough to Dean Rusk, June 26, 1962, No. 793. 00/6-2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参考文献】 [1]《蒋介石日记》，胡佛档案馆藏，1960年10月17日、18日。 [2]Memorandum from J. Graham Parsons to Dean Rusk（Secretary of State Designate）, top secret, December 28, 1960, No. 611.93/12-2860, Confidential U. 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1960～January 1963, Foreign Affairs（以下简称USSD 1960～1963 Foreign）,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8, microfilm, reel 2. [3]《蒋介石日记》，胡佛档案馆藏，1961年2月24日、25日。 [4]Edward L. Freers（Minister-Counselor of US Embassy in Moscow） to State Department, June 20, 1961, No. 611.93C/6-2061,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5; 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Subject: US Interests in Outer Mongolia, June 22, 1961, No. 611.93C/6-2261, ibid. [5]Everett F. Drumright（US Ambassador to ROC） to Dean Rusk, June 13, 1961, No. 793.00/6-13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Drumright to Rusk, June 20, 1961, No. 793.00/6-2061, ibid. [6]Drumright to Rusk, June21, 1961, No. 793.00/6-21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Drumright to Rusk, July 2, 1961, No. 611.93/7-261,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2. [7]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Political Review: April-June 1961, August 7, 1961, No. 793.00/8-7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8]《蒋介石日记》，胡佛档案馆藏，1959年12月19日。 [9]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介石先生往来函电》下，台湾“国史馆”2007年版，第789～804页。 [10]CIA Office of Central Reference, Biographic Register, "Ch'en Ch'eng," July 1961, in Paul Kesaris ed., 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 1946～1976, Frederick,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82, microfilm, reel 1. [11]David L. Osborn（Counselor of US Embassy）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The Problem of Succession; Chen Cheng's Position and Prospects," June 9, 1960,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 [12]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General Discussion with Dr. Hu Shih," November 15, 1960,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2. [13]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Return to the Mainland," December 12, 1960,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2. [14]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279～282页；Frank DikK4XC02.JPG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London: Bloomsbury, 2010, pp. 332～333. [15]《大陆情势报告》，蒋经国呈蒋介石（1963年），台湾“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档案》：00501010000102002。 [16]CIA memorandum for Director, Subject: "Prospects for Early Chinese Nationalist Military Action against the Mainland," July 27, 1961, CIA Electronic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538987. [17]彭大年编：《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版，第11～12、50～53页。 [18]《“华南战区总司令部”编组简报目录》，台湾“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档案》：00501020200085003。 [19]《野龙计划新选定各空降目标区之研析及任务准备（1961年8月20日）》，台湾“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档案》：00501020200010002；彭大年编：《尘封的作战计划：国光计划——口述历史》，第14页。 [20]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May 9. 1962, No. 793.5/5-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1: Ralph N Clough（US Charge d' Affaires ad interim） to Dean Rusk, May 18, 1962, No. 793.5/5-1862, ibid. [21]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22]CIA memorandum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igence Board, Subject: "SNIE 13-3-62: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Nationalist Military Operations on the China Mainland," March 26,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824362. [23]汪士淳：《漂移岁月——将军“大使”胡炘的战争纪事》，联合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Drumright to Rusk, November 13, 1961, No. 793.00/11-13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25]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10, 1961, No. 793.00/7-10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4; 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Political Review: July-September 1961," dated November 3, 1961, No. 793.00/11-361, ibid. [26]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27]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一百周年大事年表》第1册，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94年版，第532页。 [28]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March 30, 1962, No. 793.00（W）/3-3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29]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Counterattack,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pril 12, 1962, No. 793.00/3-12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30]Clough to Rusk, May 2, 1962, No. 793.5/5-2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31]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May 6, 1962, No. 793.00（W）/5-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Clough to Rusk, May 7, 1962, No. 793.5/5-762, ibid, reel 11. [32]Clough to Rusk, Subject: "GRC Counterattack," March 20, 1962, No. 793.00/3-20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5. [33]Drumright to State Department, December 30, 1961, No. 793.00（W）/12-3061,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Drumright to Rusk, February 13, 1962, No. 793.00/2-1362, ibid, reel 5. [34]CIA classified message from William Bundy to Defense Department, State Department, and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8237. [35]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Subject: "GRC Mainland Aspirations and US-GRC Relations: Recent Developments.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36]CIA classified message, Subject: Substance of Response to Chiang Kai-shek's Request for High Level Strategy Talks. February 28,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5041. [37]Message from Taipei to 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 Attn: McGeorge Bundy, top secret, April 19, 1962, CIA Electronic FOIA Reading Room, Document No. 0000608252. [38]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from Joseph A. Yager to W. Averell Harriman, September 19, 1962, No. 793.13/9-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0;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39]Memorandum from Chester Bowles to President Kennedy, Subject: "GRC Operations against the Mainland," June 8, 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40]Clough to Rusk, June 21, 1962, No. 793.00/6-2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Clough to Rusk, June 22, 1962, No. 793.00/6-2262, ibid. [41]Clough to Rusk, June 21, 1962, No. 793.00/6-2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Clough to Rusk, June 22, 1962, No. 793.00/6-2262, ibid. [42]《台海情势与反攻问题（1962年7月17日）》，台湾“国史馆”藏《蒋经国“总统”档案》：00501010000102005。 [43]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June 19, 1962, No. 793.00/6-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6. [44]The President's Intelligence Checklist, June 19,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June 22,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6]John M. Cabot to Dean Rusk, June 23, 1962, No. 611.93/6-23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Memorandum for President Kennedy, June 24,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5: 4. [47]Dean Rusk to US embassies in Taipei, Tokyo, London, Manila, New Delhi, Bangkok, Saigon, and Paris, June 29, 1962, No. 793.00/6-2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June 30, 1962, No. 793.00/6-3062, ibid. [48]George Ball to US Embassy in Taipei, June 23, 1962, No. 793.5/6-23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June 27, 1962, No. 793.00/6-27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49]Alan G. Kirk to Dean Rusk, August 4, 1962, No. 793.00/8-4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50]US Embassy in Taipei to State Department, July 6, 1962, No. 793.00（W）/7-6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9; Kirk to Rusk, July 11, 1962, No. 793.00/7-1162, ibid, reel 7. [51]Kirk to Rusk, July 17, 1962, No. 793.00/7-17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Clough to State Department, October 12, 1962, No. 611.93/10-1262, in USSD 1960～1963 Foreign, reel 3. [52]《蒋介石日记》，胡佛档案馆藏，1962年7月5日。 [53]Kirk to Rusk, July 11, 1962, No. 793.00/7-1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Kirk to Rusk, July 17, 1962, No. 793.00/7-1762, ibid. [54]Memorandum by W. Averell Harriman for President Kennedy, August 8, 1962, in JFKOF, 1961～1963, reel 3: 23. [55]Clough to Rusk, October 19, 1962, No. 793.00/10-19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8. [56]Kirk to Rusk, September 11, 1962, No. 793.00/9-1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Richard N. Kirby（US Consul in Hong Kong）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4, 1962, No. 793.00/9-1462, ibid. [57]Kirby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15, 1962, no, 793.00/9-15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7. [58]Kirk to Rusk, December 31, 1962, No. 793.00/12-3162,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8; Kirk to Rusk, January 2, 1963, No. 793.00/1-263, ibid; Kirk to Rusk, January 4, 1963, No. 793.00（W）/1-463, ibid, reel 9. [59]Kirk to Rusk, January 10, 1963, No. 793.00/1-1063, in USSD 1960～1963 Internal. reel 11; Kirk to Rusk, January 11, 1963, No. 793.00（W）/1-1163, ibid, reel 9. [60]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9～27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