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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约开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致力于揭露与批判日本侵略压迫台湾人民的殖民本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两岸对日据时期台湾史及台湾社会经济史关注的加强，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其关注焦点也转向对台湾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殖民现代性”的深度辨析，从实证角度驳斥“殖民统治有益论”。不过，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尚有不足，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厘清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所谓的“殖民现代性”特质。 关键词：日据时期、殖民地、经济掠夺、同化、现代化 1895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51年来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被全面殖民地化，在经济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的需要，台湾成为日本的资源供应地，是被殖民掠夺的对象，其经济体质逐渐扭曲，形成依附于殖民母国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在社会文化领域，殖民政府同样通过种种手段将台湾殖民地化，力图割裂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塑造顺从与依附于殖民者的所谓“新国民”。在台湾被殖民地化的过程中，殖民政府的一些举措一定程度上也为台湾带来了所谓的现代化，岛内部分学者据此提出了“殖民统治有益论”，宣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片面论调。 由于资料与语言的关系，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又相对晚于对政治制度史和对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的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加上两岸台湾史学界都关注日据时期台湾史以及台湾社会经济史，[1]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其问题意识从一开始的单纯批判殖民掠夺与侵略，转向对所谓“殖民现代性”的辨析与批判，从而与对岸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有所回应。本文拟从殖民地经济，社会变迁与教育、宗教问题，思想文化问题等几个方面，对大陆学界的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研究进行梳理，分析其主要观点与问题意识，并总结其主要成就及不足之处，从而为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一 对殖民地经济的研究 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问题的研究，大概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聚焦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掠夺，这也成为大陆学界研究该领域的重要的问题意识。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陆学界对台湾学界的一些观点开始有所回应，特别是针对所谓“殖民统治有益论”，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现代化”的实质进行了辨析，在强调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台湾的同时，开始关注“殖民地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经济本质。 1经济总体评价 伊文成的《日本对我国台湾的经济掠夺（1895-1945）》是较早的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研究成果，该文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经济做了初步概括与分析，指出殖民政府通过以下五种途径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霸占土地山林，培植日本地主势力；控制货币金融，搜刮金银财宝；垄断“专卖事业”，赚取巨额利润；控制工商业，垄断对外贸易；推行所谓“工业化”，以适应扩大侵略战争的需要等。[2]王家骥也指出，日本将台湾作为其原料供给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并同样强调殖民政府在经济领域对台湾的掠夺与剥削。[3]将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定性为殖民掠夺与剥削，这成为此后大陆学界研究该领域的共识，有不少学者更直接同样以“经济掠夺”为聚焦点。[4]郭学旺对“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重心的改变进行了分析，指出“九一八”之前，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的重点在农业领域，为满足殖民母国对台湾农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将台湾经济打造成单一的农业经济。“九一八”事变后，殖民统治的重心转向发展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通过加强经济统制，掠夺台湾各项资源，供应战争需要，日据后期台湾工业发展是以日本侵略利益为转移的，服从于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5]白纯对抗战时期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推行的各项经济掠夺政策进行了评述，指出战时的这些政策为光复后台湾经济重建带来了重重困难。[6] 在突出日本对台湾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有学者对殖民统治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积极性的一面予以肯定。马陵合指出日据时期透过殖民当局的各项政策，日本资本得以掌控台湾经济，并使台湾经济成为日本帝国经济体系的附庸。但同时，他也认为：“由于资本和技术的涌入，对台湾经济本身而言，无疑是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虽然造成经济单纯化，但其经济发展则大为加速。”[7]李非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同样有类似的评价。[8] 也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多，大陆学界对海峡对岸同类研究的关注逐渐加强，尤其针对台湾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殖民统治有益论”、“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等论调，大陆学界在研究中进行了驳斥与回应。曾润梅即驳斥了“日本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史观，提出：1、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建立在清末台湾近代化的基础之上，事实上日本侵占台湾打断了台湾近代化的自然进程；2、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台湾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所谓“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不过是日本殖民者无法带走而被迫留在台湾的；3、日据时期无论是农业的发展还是后期的所谓工业化，都是服务于日本本国各个不同时期的需要的，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殖民政府强行干预的结果；4、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是非常畸形的，本土资本逐渐没落，日人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台湾经济对日本的依赖性逐步加强，越来越失去其独立性。[9]王键在其专著《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经济政策研究（1895～1945）》[10]中，也针对“殖民统治有益论”等“台独”史观，从实证角度进行了批驳。该书对台湾总督府的土地调查与财政租税政策、“理蕃”政策、扶植日本资本压抑土著资本的殖民经济政策、糖业政策、农业经济政策、水利电力产业政策、单一出口型殖民地贸易政策、以官营农业移民为核心的移民政策、以“军需化”为特征的工业及统制政策、配合南进扩张政策的南进经济政策、对中国大陆经济进行扩张的对岸政策等逐一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总督府在建构殖民地经济体系过程中，将台湾建成了日本资本的投资场所、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而总督府在台推行的一切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均以日本本国的利益为依归，从前期的“农业台湾”，使台湾形成米糖二元经济，到后期的“工业化”，在台湾发展军需工业，均非为了台湾自身的需要，也不是台湾经济自然发展的结果。尽管日本战败投降后，不得不在台湾留下了一些东西，但这并非日本经营台湾的本意。 周翔鹤运用西蒙·库兹涅茨对国民经济的定量分析方法，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了反驳。他对比分析了日本和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指出日本占领台湾时，台湾传统经济的发展水平高于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工业起步时的水平，但到了1937年，台湾的工业化程度（约四成）远低于日本的工业化水平（约七成），且台湾的国民经济构成主要为两部分：一是制糖业占绝大多数的工业企业，由日本垄断资本拥有与控制；二是农业占绝大部分的传统产业部门，由台湾本地资本所有。根据国民经济部门的构成与资本构成情况，他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经济是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经济。[11] 除了对“殖民统治有益论”进行反驳外，大陆学界也开始有意识地借鉴海外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周翔鹤曾分析介绍了四本经典的海外学者撰写的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史的著作，分别是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的《帝国主义下的台湾》、台湾学者涂照彦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台湾》、美国学者何保山的《台湾的经济发展》和日本学者山本有造的《日本殖民地经济史研究》。矢内原忠雄的研究采用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史观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架构，旅日台湾学者涂照彦部分继承了矢内原忠雄的分析架构，但涂并不将“资本主义化——垄断化”的模式扩展到本地传统经济部门，而代之以“殖民地化”的概念，由此分析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和传统经济部门的演化。矢内原忠雄和涂照彦对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均有不同程度的批判，与他们不同，何保山和山本有造的研究似乎更多“以数字说话”，对殖民统治未做或少做道德与价值评判。何保山采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量分析法，通过对台湾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价格总水平的分析，探讨台湾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其中对日据时期台湾农业部门的成长评价尤高。但何的研究缺乏对时代背景的关照，过分强调了政策的作用，甚至以政策实施的效果来反推政策出台的初衷。山本有造采用的是数量经济史和计量经济史的方法，对日据时期台湾和朝鲜的经济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数量分析说明日据时期台湾、朝鲜等地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但他同时又认为有些问题难以通过数量分析来做出判断。尽管这四本著作均有其不足之处，但周翔鹤认为对他们应该批判地吸收、借鉴：“一个理论和方法，只要能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那它就是成功的，在此意义上，矢内原忠雄、涂照彦、何保山、山本有造都是成功的。一个理论和方法难免有其局限性，它所不能反映的侧面，我们可以利用其他理论和方法。”[12] 2 财政金融、资本与产业发展 日本占领台湾后，总督府为实现财政自立，在台湾推行专卖制度，鸦片专卖就是其中非常特殊而重要的一项，鸦片政策于是也成为大陆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朱庆葆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推行的鸦片政策进行了梳理，指出50年间殖民政府的鸦片政策经历了据台之初的严禁、1897至1937年间的渐禁、全面侵华战争期间的断禁的演变过程，其中渐禁政策实行时间最长，殖民政府得以从鸦片专卖中获利，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总督府的财政。[13]李理分析了总督府实行鸦片渐禁政策的原因，指出台湾总督府第一任民政长官水野遵在政策确立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总督府和日本政府最终通过后藤新平提出的以税收为基础的鸦片渐进政策，主要出于台湾财政的考虑。[14] 在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由总督府一手打造的金融制度以及日本资本的大量进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进而影响到台湾产业的发展。 关于日据时期的金融制度，于彤介绍了台湾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创设、纸币发行、各金融机构营业状况、产业资金分配状况、有利于日本资本的低息政策和票据交换情况、日据后期不断增长的物价情况等，指出日据时期的台湾金融机关是日本掠夺榨取台湾人民财富的工具，服务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整体需要，并对台湾本地民族工商业发展造成严重摧残。[15]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币制与货币发行》一文中，于彤又专门讨论了日据时期的货币制度与货币发行情况，指出日本殖民政府通过总督府操纵下的台湾银行，推行相关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管制，从而强化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日据时期台湾的金融币制因此具有浓厚的殖民地化的特征，并对台湾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16]邹建华也讨论了日据时期不同阶段的货币政策与货币发行情况，指出殖民政府从占领之初的强迫台湾人民接受银元兑换券，到推行金本位制，以及后期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等，所有这些货币政策，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日本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到日据后期更是出于发动侵华战争的需要。[17]戴建兵对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台湾的公债发行进行了研究，指出当时殖民政府在台湾发行了大量公债，并利用台湾银行、台湾地方银行等金融机构将台湾人民的大部分储蓄冻结为日本国债，从而对台湾人民进行掠夺，并将台湾经济纳入日本战时经济体系之中。[18] 关于日本资本，黄俊凌分析了日本殖民资本在台湾的营运状况及其活动特点，指出殖民政府先是通过财政、金融、国家强权等手段，将国家资本用于经济基础工程建设，待有一定的基础后，则引导私人资本以商业资本形式进入台湾，制糖工业成为日本资本投资的重点。进入1930年代后，在军需工业需求旺盛的刺激下，一些新兴的财团开始投资与战时经济相关的工业领域，日本资本在台投资趋向多元化。由此可见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资本在台湾的活动不仅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更与殖民当局的政策保护和诱导有关，殖民资本服从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需要。[19]周翔鹤以日据前期日本中小资本在台湾的活动为研究对象，指出最早进入台湾的日本中小资本是紧随“征台军”来台的御用商人，他们除承揽总督府的土木建筑等业务外，还获得了总督府作为酬谢的金矿开采权。日本占领台湾后，由于总督府推行专卖制度，一些来台湾“淘金”的日人中小资本得以顺利进入樟脑行业，并掌握了一些面向在台日人的商业活动。到殖民当局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之后，这些日人中小资本还进入了茶、造纸、制糖等领域。从日据前期日本中小资本的活动可以看出，由于和殖民当局的紧密联系，宗主国的中小资本往往可以借助制度便利，无论在资源掠夺还是产业经营上，较之本土资本都处于优势地位。[20] 在台湾经济逐渐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台湾本地传统工业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周翔鹤有多篇论文关注这一命题，并试图由此揭示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经济“殖民地化”与“现代化”的真相以及其殖民地经济的本质属性。在《日据时期台湾改良糖廍研究》一文中，周翔鹤主要关注介于传统制糖工业与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现代制糖工业之间的制糖企业形态：改良糖廍。日据初期由于殖民政府能够调动的资金不足以发展机械化大生产，改良糖廍这一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形式于是成为总督府的扶植对象，得到较快发展，并具有发展为小型糖厂的可能与潜力，但随着日俄战争后日本剩余资本进入台湾，并重点流向现代制糖工业，改良糖廍成为日人主导的新式制糖企业发展的绊脚石，总督府于是在政策上予以种种限制，改良糖廍因此逐渐走向衰落。该文认为，改良糖廍的盛衰反映了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本质，而改良糖廊的衰落, 使本地人被排挤出台湾最重要的传统制造业，本地资本因此不得不沉淀在土地上, 以致土地价格和地租长期居高不下, 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21]在《1880-1937台湾与日本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较研究》一文中，周翔鹤通过比较宗主国日本和殖民地台湾传统工业的演进过程，检视战后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即由于历史上曾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资本主义体制和传统经济体制并存的双重经济结构。该文发现，在日本，大企业和小工业及家庭手工业并存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且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原因是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自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涵与产品结构也不断近代化，其产品结构逐渐变成主要为大企业生产零部件和生产小洋货。在殖民地台湾，其近代企业大多是日本为掠夺台湾的资源而兴建的，且由日本资本独占，台湾本地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则一直被限制在传统的日常生活的食品加工、器具制造及修理等领域，自身无法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也没有很大贡献。台湾传统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这一发展路径，揭示了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经济关系的实质。透过对日本和台湾传统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实证研究，作者认为根据日本的经验，传统产业的近代化可以有多种模式，以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形式的东亚传统小企业，在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在日据时期的台湾，由于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使其很难达到这一点。[22]《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政策与台湾企业》一文则探讨在近代东亚转型的大环境下，台湾传统产业及其企业家能否成功转型的问题。该文提到，由于总督府推行殖产兴业计划，着力推动本地产业推行企业化经营，台湾本地传统企业因此逐渐由家长制合股经营方式向会社式合股经营方式转变，并呈现出向近代企业形式发展的趋向，但由于总督府为保护日人资本，在1912年出台了禁止本地人组织会社的法令，致使台湾本地传统企业的近代化进程被迫中断。日据初期台湾传统产业的发展历史，说明传统产业能否成功完成近代转型，与政府政策有很大关联。[23]在《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一文中，周翔鹤继续讨论台湾传统产业、尤其是传统制糖业的近代转型问题，认为日据前期改良糖廍的发展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传统企业向近代企业的过渡和转型，其兴起体现了政府在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其衰落则体现了殖民地经济的从属地位。[24] 农业在日据时期依然是重要产业，尤其是殖民当局为了满足本国对米、糖等农产品的需求，使台湾形成米、糖二元经济，并一度造成“米糖相克”问题。关于米糖经济与“米糖相克”问题，战前日本学者矢内原忠雄从资本主义扩张角度、川野重任从市场经济角度就有讨论，战后台湾学者涂照彦也曾论及日据时期米糖的生产都服从于宗主国的需要，当日本对台湾的米糖需求同时增加，即产生相克问题。台湾社会学者柯志明则运用依附发展理论的功能性二元经济论，对以往研究有所修正，指出在“米糖相克”问题背后，是糖业领域的日人资本和稻米生产领域本土资本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冲突之下更深层的农民与资本间的矛盾。[25]针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中这一重要论题，和台湾学者多从宗主国日本和日资糖厂角度切入不同，周翔鹤以台湾农民从成本角度的自主选择为切入点，根据台湾总督府殖产局1918年4月至1921年4月间所做的“台湾农家经济调查”，对比分析了台湾稻作农家和蔗作农家的各项农业要素投入的情况，尤其比较了其中自给和购入的比例，发现在两类农家主要农业要素投入中，蔗作农家的投入更依赖购入，因此农民从成本的角度考虑，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多依赖自给的稻作，而这种选择的前提一方面是台湾农业经济的高度商品化，这一点在蔗作领域尤其明显；另一方面是台湾的殖民地经济性质，蔗价决定于殖民政府，而不是市场。[26]王键也从米糖关系角度，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农业，对日据时期台湾的米糖经济发展和台湾总督府的米糖经济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注意到分析米糖相克问题的前提是殖民地经济本质，同时，还注意到台湾总督府与日本政府以及台湾土著资本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台湾总督府虽然秉承日本政府的意志制定经济政策，但在具体策略方面，和日本政府也并非完全没有矛盾，在推行米糖经济政策过程中，台湾总督府也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保持一个绝对权威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又许可台湾土著资本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同时还使其与总督府的合作成为经济成功的主要途径。[27] 另外，施洁斌从农业机构设立、农作物品种改良、栽培技术改良、化肥施用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农业科技领域的发展。[28]林仁川则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水利工程建设的情况和耕牛以及肥料等农业能源的使用情况。[29]曹幸穗、张苏则对日据时期台湾的乳业发展有所关注与介绍。[30] 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现有研究不仅关注殖民地化的影响，也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的延续性。陈支平根据台北芦洲李氏家族等所藏的一批契约文书，对日据时期这一地区的土地赋役关系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尽管殖民政府对台湾的户籍、田地财产及其交易、转移、继承等进行了严密的控制，但以芦洲李氏家族的情况来看，由于民间家族组织的存在，家族组织所共有的物产也仍然普遍存在，乡族共有财产关系于是成为殖民当局土地关系管理中的薄弱环节。[31] 3贸易、交通与两岸经贸关系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的对外贸易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习五一通过对1931年以前日本占领下的台湾食糖贸易的研究，指出从1895年到1915年，殖民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关税制度，将西方列强资本逐出台湾，实现了日本资本对台湾社会经济的独占，台湾的经贸体制也随之发生重大转型，由在大陆经贸体制下的多边市场机制，转变为隶属于宗主国日本的单一殖民经贸体制，食糖的主要销售地也由大陆华北、华中地区和日本，转变为主要供应日本本土。而从1916年到1931年，则是日制精糖倾销大陆的时期，日本将从台湾输入的粗糖加工为精糖，再转而销往中国大陆，使食糖贸易在台、日、大陆之间形成三角贸易格局。[32] 不仅食糖贸易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台湾另一重要物产稻米的销售地也从之前的中国大陆变为日本。周翔鹤对日据初期台米输日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在1910年以前，台湾总督府实行在来米检查和产米改良，促使台米输往日本。尽管输日台米不能完全弥补日本稻米供应不足，但对缓和稻米供求紧张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日据初期台米输日的状况印证了旅日韩国学者金泳镐提出的关于“工业化”的“代际理论”，即“非古典的帝国主义是完成自身工业化的工具，也就是说其必然掠夺殖民地以实现自身的工业化。”[33] 茶叶也是日据时期台湾非常重要的输出物品，陶德臣对日据时期台湾茶业的生产改良及台茶贸易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台茶是日据时期台湾对外贸易的最重要产品。[34] 交通方面，祝曙光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铁路事业的发展、以及殖民当局在台湾建设铁路的情况，指出日据时期台湾铁路担负着对日本输出煤炭、砂糖、大米等物资和输入日本工业品的繁重任务。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台湾铁路又发挥了运送军需物资的作用。[35] 对于日据时期的台湾经贸问题，大陆学界最关注的无疑还是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陈小冲以清光绪二十八年台湾商船金顺益号违约进入内地非通商口岸、并被闽海关查处一案为中心，探讨日本占领台湾后两岸贸易关系的变化，他分析认为，造成金顺益案的原因，是随着日本占领台湾，台湾人的身份由清国人变为日本人，两岸之间的贸易关系也由国内贸易变成国际贸易，台湾商人到大陆，必须遵从在通商口岸交易的规定。两岸经贸关系的这一变化，造成两岸帆船贸易的萎缩，并使原以两岸贸易为主业的台湾郊行加速走向衰落。[36] 陈小冲还对日据初期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如何击败英商德忌利士公司，从而掌控台海两岸海运霸权进行了探讨，指出大阪商船株式会社胜出的原因，是其得到日本殖民政府国家机器的鼎力支持，而这一场航海权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国策会社和民间公司之间实力悬殊且不平等的竞争。透过掌控台海航运权，殖民政府控制了两岸之间的交通，配合大力加强日台航线的策略，台湾对外交通的方向发生重大改变。贸易与航路的双重转变，使台日关系日渐紧密，并加速了台湾的殖民地化进程。[37] 由于殖民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谢冰、曾国良指出，日据时期闽台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在贸易方面，台湾沦为中日两国间商品贸易的中转站，两岸贸易、特别是闽台之间的贸易，更多以走私方式进行。[38]连心豪通过对台湾海峡海上走私行为的研究，指出源于台湾的走私活动大多由日商三井洋行操纵，在日本领事馆的庇护下，一些台湾籍民和不法奸商公然在以厦门为中心的闽南地区从事各种走私活动。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为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积极鼓励这种走私行为。[39]在《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中，连心豪还注意到日本以台湾为大本营，利用台湾籍民向华南地区贩售鸦片的活动，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毒品侵华的事实。[40] 对于台湾籍民在两岸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叶涛提出了稍异于前述研究的观点，指出由于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海交通与贸易均发生大逆转，殖民政府更致力于隔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闽台之间传统的地区间互补互惠贸易于是被“国际贸易”所取代，在1895至1937年间，闽台贸易也因此呈现出一路下跌的态势，但借助台湾籍民在闽台两地间搭建的商业网络，闽台贸易一直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并未间断。[41]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还通过一些经济机构将触角伸向华南地区，以加强对华经济侵略。王键考察了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的设立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并重点考察了台拓对广东、海南实施的经济侵掠，揭示了台拓作为殖民侵略工具的性质。[42]张晓辉对台湾银行驻粤分支机构在广东的金融活动进行了研究，对其透过扶持日商展开对粤贸易、对广东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财政贷款、给民间借款等方式，在广东迅速发展势力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至抗战时期，台湾银行参与操纵广东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伪币，截取粤省侨汇等。他认为台湾银行在广东的活动具有资本输出的侵略性质，但在客观上对区域经济发展又有一定的现代意义。[43] 二 对社会变迁与教育、宗教问题的研究 1 社会变迁与移民问题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社会发生了种种变化，在经历殖民地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征。对于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变迁，汪思涵借助“殖民地近代性”这一概念，从文化转变、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设等方面，观察现代性的力量如何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从而揭示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不仅充斥着民族主义与殖民的纠葛，同时还存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这一复杂情形对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依然有深远影响。[44] 社会转型在社会习俗层面会有体现，尤其是殖民当局曾有意识推动社会习俗的变革。李跃乾围绕殖民当局的断发放足政策，阐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如何发生改变，并指出殖民当局的断发放足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同化政策。[45]王莹从衣着服饰、食物消费、住宅起居、行旅交通、新年习俗等角度，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习俗的变化。[46] 社会转型深刻影响到社会精英阶层。陈韵根据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不同的活动情况，将其划分为皇民派、抗争派、中间派三大类型，并总结他们分别扮演的不同的社会角色及其对台湾社会意识的影响。[47] 唐次妹注意到日据时期台湾城镇的变迁，指出殖民当局为了满足殖民统治与资源掠夺的需要，先是在台湾城镇大力推行基础建设，继而通过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对台湾城镇进行改造，使台湾城镇的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均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中国式的台湾城镇的发展模式因此中断，城市发展走向日本及欧美近代化城市模式，而在迈向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同时，台湾城镇也被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48] 在关注社会转型的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传统社会结构延续性的一面。陈小冲通过对宜兰地方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状况的分析，指出在社会经济领域，宜兰地方社会殖民地化的进程相对缓慢，殖民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改造，尚未触动宜兰地方社会的底层结构，传统经济模式依然是当地社会的主流。尽管在教育文化领域，无论是教育体系、还是当地社会权力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整体来说，宜兰地方社会的变化较小，传统社会底层结构依然延续，殖民地化对宜兰地方社会的影响还相对有限。[49] 台湾是个移民社会，在日本占领台湾之前，来自闽粤等地的大量大陆移民是台湾开发的重要基础，但到了日据时期，大陆人民移入台湾受到总督府的政策限制，闽粤民众移民台湾被迫中断，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的移民问题因此呈现出新的特征。陈小冲研究了《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出台的背景和执行等情况，指出日本占领台湾后，总督府刻意限制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闽粤人口迁移台湾的潮流因而中断。该条例出台后，大陆对台湾的影响力逐渐下降，来自日本的影响力则逐渐加强，台湾与大陆被强制分离，对台湾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50]在《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一文中，陈小冲总结了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的新特征，指出由于殖民政府实施两岸隔离政策，台湾的移民问题表现为由日本占领之前的自西向东的单向度移民，转而向多维方向移民态势发展，这些移民方向包括从北向南的日本对台移民、自西向东的大陆对台移民、以及自东向西的台湾对大陆和南洋移民。[51] 在限制大陆民众赴台的同时，殖民政府鼓励本国人口移入台湾。吴本荣指出，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为了掠夺台湾资源、转移国内过剩人口、同化台湾人民，实现长期占领台湾的目的，鼓励本国人口移民台湾于是成为对台殖民统治的重要一环，其中，农业移民又是移民的重心。鼓励本国农业人口移民台湾除了前述因素外，还有移植本国农业技术，并以台湾为跳板继续“南进”，实现向南洋扩张的目的。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分官营和私营两种，即分别由总督府和糖业公司出面招徕。由于种种原因，日据时期日本对台农业移民计划并不成功，在台日本人中，以公务员、自由职业者及工商业者为主，农民数量极少。[52] 尽管殖民政府有意隔断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但两岸之间依然有人员往来。陈小冲对日据时期大陆劳工赴台即有专门探讨，指出赴台大陆劳工大多来自闽粤浙等省份，赴台后主要从事底层劳役，并受到日本殖民当局和资本家的压榨。为维护自身权益，赴台大陆劳工也曾组织劳工团体，如中华会馆及其下属各分馆、大陆劳工工会组织等，进行互助自救，为台湾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53]黄俊凌根据福建省所藏档案资料，对日据时期福建在台“华侨”、也就是赴台闽籍移民进行了研究，指出在福建赴台民众中，除少数人加入日本籍，成为“日籍台湾人”外，多数人仍保留中国籍，成为所谓在台“华侨”。和日据之前的大陆移民一样，该时期福建赴台民众，多数也是出于谋生需要前往台湾，还有一小部分是赴台求学，或为了继承在台祖辈或亲属的产业。闽籍在台“华侨”的身份大多是劳工，在台湾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均不高，生活状况也普遍艰苦。[54] 另外，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的妇女问题也有所关注。胡澎以台湾“爱国妇人会”在战时的活动为线索，考察日本殖民者如何对台湾妇女进行“皇民化”改造，进而思考性别、殖民主义与民族认同等问题。[55]朱云霞同样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问题，认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的精神动力来自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而其实践动力则来自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民族运动。同时，她也指出，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在精神层面是被启蒙被引导，在实践中则属于被推动，女性领导者很少，性别平等的议题也未得到关注，日据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被纳入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运动之中，未发展成独立的社会运动。[56]汪毅夫则就台南石姓某甲的户籍誊本透露的收养婢女、婚嫁与子女情况、女子缠足情况等信息，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存在的一些情形。[57] 2 殖民地教育 日本占领台湾以后，在台湾建立起新的教育体系，并大力推行日文教育，以同化台湾人民。关于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大陆台湾史学界与教育学界均有关注，并有较多成果面世。2005年7月，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为加强对日本侵华教育史的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教育研究所宋恩荣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余子侠教授共同主编的四卷本《日本侵华教育全史》，其中第四卷为“日本占领下的台湾教育侵略”。[58]针对台湾部分学者美化殖民地教育、认为日本殖民统治推进了台湾教育现代化的片面观点，该卷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殖民地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与教育内容及其历史演变等均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从实证角度，揭示与批判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殖民侵略本质。而大陆学者在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教育问题时，不仅秉持对殖民地教育特性的清醒认识与批判，对殖民教育客观上可取的一面也大多并不讳言，保持了客观、严谨的学术立场。 钟安西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划分为四个时期：1895-1898年为草创期、1898-1919年为成型期、1919-1937年为扩展期、1937-1945年为蜕变期，又将教育体系划分为初等普通教育（小学教育）、高等普通教育（中学、大学先修教育）、实业教育（初等、中等教育）、专门教育（大专教育）、师范教育及大学教育等六大类。在分析各时期及各类别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他将殖民教育体系的特点归纳为：始终为殖民政策服务，带有强烈的“同化主义”色彩；明显的愚民政策痕迹；日台人双轨差别教育等。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可取的一面，如在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上均有若干建树，他也予以肯定，并指出日据时期的大专教育乏善可陈。[59] 对于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分类与分期，陈小冲有所不同，他将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四大类，在时段上，则划分为三个阶段：1895-1921年，创始期，教育机构逐步完备，实施日台人教育分而治之的双轨制；1922-1941年，发展期，完整的教育体系基本建立，中等以上学校实行日台人共学制；1941-1945年，成熟期，取消公学校与小学校的区别，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近代化教育体制形成。他还对殖民教育体制下台湾人的反应进行了分析，认为殖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主观上是为了同化台湾人民且培养中下级技术人才，客观上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技文化知识，对台湾人有有利的一面，台湾人民对殖民教育体系因此也既有抵触也有接纳。[60] 龚放从教育政策角度入手，将日据时期的教育政策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以“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为特征的“渐进主义”时期（1895-1918年）；二是名实难符的“日台共学”和“内地延长主义”时期（1919-1936年）；三是“战时教育”与“皇民化”时期（1937-1945年），并对各阶段的教育政策进行了分析。龚放的分期法与前述钟安西的分期法较为接近。[61] 陈荟、段晓明对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分类则与陈小冲的前述分类法比较相似，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分为学前教育（幼儿园）、初等教育（小学校、公学校、山地教育所）、中等教育（高等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大学先修科或大学预科学校）、师范教育（小学师范部、公学师范部）、高等教育（专门学校、综合性大学）五大类，不同之处仅在将幼儿园阶段也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内。他们还将日据时期学校教育体系的实质归纳为奴化教育、“差别化”教育、教师结构日籍化、把持师范教育等几个方面。[62] 薛菁评价日据时期的台湾教育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具有殖民特性，以教育为手段，达到同化台湾人民、方便殖民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引进了近代西方教育体制，促进了台湾教育体系的近代化。[63]杨晓同样认为殖民地教育具有双重性，通过对矢内原忠雄的殖民地教育理论进行辨析，他指出矢内原忠雄对殖民主义的批判不够彻底，而在对矢内原忠雄教育理论的辨析背后，正是其对殖民地教育具有双重性的理解。[64] 杨晓还对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确立殖民教育方针的过程进行了梳理，从初期的“以无方针为方针”到同化方针，再到日据后期的皇民化方针，不同时期殖民教育方针的变化反映了殖民政策的变化，并形成殖民教育语境，对台湾人民造成精神奴役与现实伤害。[65]汪婉从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殖民地教育观入手，指出由于受到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日据初期总督府并未实施彻底的同化政策，而是采取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不过受伊泽修二的同化教育主张的影响，总督府在一开始就明确以初等教育为重点、以日语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奠定了后来同化教育、皇民化教育的基础。[66]都斌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语言教育、也就是“国语”（日语）教育政策的产生、发展及影响，指出“国语同化”是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同化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67]周翔鹤根据1930年代编撰的街庄志，观察位于台北市周边、属于乡镇农村地区的板桥街、中和庄、三峡庄以及莺歌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状况，从而从地方社会层面观察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及其与殖民当局同化政策的关系，指出殖民当局通过早期的公学校教育以及后来的中等教育、专科教育等，培养了大批社会菁英和中坚分子, 之后又通过这些社会菁英和中坚分子展开了更广泛的社会教育，从而实现利用教育手段对台湾人民的同化。[68] 殖民教育政策影响台湾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传统书房（私塾）的没落。黄新宪认为，台湾的书房对于保存中华文化，维护汉民族特性，培养造就爱国知识分子，有重要意义。[69]刘丽霞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私塾教育的发展阶段、特点及其历史文化意义，指出由于受到殖民政府的不断打压、限制和取缔，日据时期私塾生存极为艰难。[70]陈小冲分析了殖民当局如何通过书房调查及一系列收编措施，对传统书房教育进行改造、打压，指出由于日据初期殖民地教育面临传统书房的激烈竞争，“国语”推广计划也受到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于是在全岛开展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所谓改良，在书房增设日语课程，并对书房教师进行包括日语、算术、礼节三科在内的“职业培训”，使书房经营方向向公学校靠拢。殖民政府对书房教师也进行收编，通过延聘有名望的书房教师到公学校教授汉文的方式，进一步削弱书房的竞争力。在殖民当局的政策打压下，台湾传统的书房教育在1922年后日渐走向衰落。[71] 对于日据时期各级学校教育，龚放对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殖民地性质进行了探讨，并重点介绍了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情况。[72]黄新宪从教育学角度就日据时期台湾各级教育发表了多篇论文，[73]在其专著《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中，黄新宪从教育学角度更有全面论述，其内容涉及伊泽修二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影响、“皇民化”教育、书房教育、公学校、小学校、女子教育、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台湾籍民教育、留学教育以及音乐教育、体育教育等。[74] 另外，吴丽仙对由雾峰林家创办的民间区域性启蒙团体雾峰一新会的教育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其在重视妇女教育、提倡体育与艺术教育、传承民族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75]蒋宗伟对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并对他们在大陆参与抗日与收复台湾工作的经历尤为关注，指出他们中大部分人通过在大陆的学习和实践，认识到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76] 3 宗教问题 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各种宗教的研究，主要涉及基督教、天主教、佛教等在日据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翁伟志以台湾基督教长老会为中心，按台湾人民抗日斗争活动的阶段进行分期，分别考察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立场，指出基督教会自日据初期就置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运动之外，并逐渐认同日本人的统治，乃至甘愿为日本人所用。他同时指出，日据时期以长老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无法融入台湾主流社会，与台湾教会的“本土化”水平不高有很大关联。[77]林立强将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史划分为两个时期：从1895年到1930年，是信仰自由时期；从1931年到1945年，是宗教压制时期。日据时期基督教发展呈现出下述特点：一是以长老会的发展为代表；二是地域发展不平衡，南部逐渐超越北部；三是发展阶段不平衡，1930年以前是良性发展时期，1930年以后是停滞时期；四是教会逐渐组织化；五是建立了完整的教会人才培养体系。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由于丧失了清代条约保护下的传教特权，并受到是否参拜日本神社等问题的困扰以及殖民当局的严密控制和监视，其传教吸引力逐渐弱化，到日据后期，基督教逐渐被殖民政府控制，成为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组织。[78] 天主教也是由西方传入台湾的宗教，并与基督教一直存在竞争关系。王晓云、雷阿勇对比了日据时期天主教（主要是多明我会）和基督教长老会在台湾信徒数量与传教区域的增长情况，对日据时期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台湾传教过程中相互竞争并发生摩擦的原因做了分析，认为既有教义与门派分歧，也有现实利益冲突，还有对传教空间的争夺等。[79]在《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与台湾社会》一文中，王晓云、雷阿勇将日据时期天主教会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895-1913年为过渡时期、1913-1937年为发展时期、1937-1945年为阻滞时期，并分期考察了天主教会吸收本土信徒的情况，指出本土信徒的增加，促进了天主教会的发展，也对台湾社会产生很大影响。[80] 和天主教、基督教等来自西方的宗教不同，佛教在台湾民间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力，并成为两岸文化一脉相连的纽带之一，为了割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同化台湾人民，佛教因此和教育体系一样，成为殖民当局改造的对象，力图使其日本化。陈进国指出，日本在占领台湾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宗教政策，试图从意识形态上控制与同化台湾。这些政策措施包括数次的宗教和旧惯调查，在斋教徒发动的“西来庵事件”后，又通过日本佛教各宗派与台湾本土佛教各派的联合，成立一些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殖民统治后期，殖民当局更是推行“信仰皇民化运动”，强化日本化的宗教礼拜仪式和国家神道地位。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入台和殖民当局的一系列举措，使包括斋教和缁衣佛教在内的台湾佛教逐渐日本化，并对战后台湾佛教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他继而指出，殖民当局之所以竭力推动台湾佛教日本化，目的是通过铲除台湾固有的宗教习惯和信仰，确立对日本的国家和文化认同，从而解决其在台的“统治合法性危机”。[81]王志平、吴敏霞考察了日据初期日本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在台湾进行的一系列以佛教为中心的宗教调查，这些调查涉及日本佛教在台的布教、台湾寺庙僧侣、台湾原有习俗信仰、台湾佛教历史发展等。在宗教调查的基础上，殖民当局形成了其初期的宗教政策，对来台的日本佛教加以有限的控制和限制，对台湾旧有宗教实行有限的“放任主义”，这一宗教政策体现了其“旧惯温存”的殖民统治策略。他们认为，日据初期的宗教政策确立了殖民当局对台湾宗教发展的统辖地位，对台湾传统佛教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并为以后日本佛教在台湾的发展开拓了空间。[82] 吴敏霞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她将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区分为三大类，包括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即斋教，以及由日本殖民者输入台湾的日本佛教。尽管日据初期和中期，日本佛教努力进入台湾，并试图控制台湾人民的佛教信仰，但台湾传统佛教仍然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在台湾佛教中具有主体地位，斋教到日据中期则因受到殖民政府的严厉打击而有所削弱。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由于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包括传统佛教、斋教和日本佛教在内的三大佛教均遭到毁灭性打击。[83] 尽管殖民当局试图通过宗教殖民割断台湾与大陆佛教界的联系，但两岸佛教往来并未就此中断。何绵山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僧人不受日本统治的影响，即使在1917年台湾开始独自传戒后，仍然有增无减地前往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两岸佛教界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有无法割断的联系。[84] 陈小冲考察了日本殖民当局以台湾为跳板，对福建进行宗教扩张的情况。他以清朝外务部档案中有关日僧在闽布教的六则史料为基础，指出甲午战争以后来闽布教的日僧均来自台湾，台湾成为日本对闽实行宗教扩张的基地。日僧在闽的布教活动，得到台湾总督府在人力、财力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成为台湾总督府对岸扩张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政策的目标既为了对外扩张势力，同时也是为了维护台湾本身的统治。[85] 范景鹏、马世英对1945年以前台湾的回教进行了回顾，其中提到日据时期，台湾回教受到殖民当局的压制，在“皇民化运动”中更受到严重打击，以致几乎断绝。[86] 三 对思想文化的研究 对日据时期台湾的思想文化问题，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研究主题也相对深入、细化，尤以文学史领域有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面世。 1 关于文化抗争与民族认同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一直试图通过种种手段，割断台湾人民与祖国大陆的联系，其中就包括文化的手段，但台湾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展开了对抗日本殖民统治、保护传统中华文化的斗争。 林其泉较早就撰文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历史著作撰写、文学创作、以及运用戏剧和电影等方式，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87]通过创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这在日据时期台湾文学中有突出表现。汪毅夫通过研究日据前期台湾文人王友竹、洪弃生、林痴仙、连雅堂等人的诗文，指出日据前期的台湾旧文学，即充分表现出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88]黎湘萍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置于民族抗争的大背景下，指出面对日本殖民政府通过长期推行文化统合措施、旨在彻底割断台湾与“原乡”（大陆）种种血脉联系的企图，台湾文学界沿着赖和、杨守愚等人于20年代开创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道路，以笔代剑，积极抵制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的“愚化、奴化和同化政策”，即使用日语写作，也依然完整保留了鲜明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强烈的“中国意识”及“台湾属性”。[89]肖成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展现出的对妇女问题、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国民性问题、殖民体制问题等的批判，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作家创作的大量带有现实批判色彩的小说，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暴政、追求祖国统一的文学见证。[90] 除通过文学创作与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相抗争，日据时期的民俗与歌仔戏等也蕴含了反殖民的精神特性。韩春萌通过考察台湾新文学中有关民俗的描写，揭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对殖民当局扼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91]李立平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歌仔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指出歌仔戏的发展史，既是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史，也是台湾人民反抗殖民的历史。[92] 陈小冲对1920年代以文化协会为中心进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进行了个案研究，指出台湾人民通过传播与保护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当局的文化同化政策，坚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认同。[93]才家瑞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50年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进行了梳理，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对祖国的认同与忠诚。[94]在《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保存汉文化运动》一文中，宋淑玉则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汉学运动的研究，来看在殖民者的文化同化政策下，内心深处始终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社会各阶层，对汉民族文化的坚守与传承。[95] 蒋渭水是日据时期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杰出知识分子代表。陈小冲对蒋渭水的反殖民斗争思想进行了研究，以蒋渭水在总督府医学校、文化协会、民众党三个不同人生阶段为脉络，探讨其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与实践，指出在蒋渭水身上，凸显出对中华文化的强烈眷恋和身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这一方面说明殖民当局试图将台湾人日本化的同化政策是失败的，另一方面也可证明所谓日据时期台湾走向“脱中国化”的“台独”史观并不符合历史事实。[96]汪小平对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新知识阶层的民族论述进行了辨析，尤以蒋渭水的民族论述为考察中心，探讨了蒋渭水及其同时代知识分子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思考以及其对民族论述的建构。[97] 朱双一对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台湾文人的文化民族主义论说进行了分析研究，包括其自强保种思想、地理环境和语言文字问题上的民族主义、植根于历史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中国文明优于西方文明的论说等，指出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环，并且和祖国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主题、表现形态和话语形式。[98]在《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一文中，朱双一又分析了包括叶荣钟、虚谷、洪弃生、施梅樵、庄太岳、赖绍尧、杨树德等在内的彰化作家群体有关祖国的旅行文学描写，发现彰化作家群体通过自己或亲友的大陆旅行经历，加强和深化了其民族意识与认同。[99]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殖民统治不断被强化，台湾人民的种种抗争被殖民政府无情打压，在台湾文化人中间不可避免出现了分化，有些人逐渐从抗争走向消隐，乃至妥协与顺从。计璧瑞对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研究，重点探讨殖民地处境与台湾新文学的关系，透过台湾新文学作家的书写，分析殖民社会政治、文化对被殖民者精神的压抑和渗透，以及对写作者身份认同和心理的影响。她对通过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作家群体的文学想象和身份认同进行了辨析，指出殖民时期台湾作家因各自所处时期和经理不同，形成了不同的身份和类型，中文作家一般民族意识强烈，且写作有着深刻的反殖民、反封建色彩。而在日文作家中，其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则出现一定的分化，即使如吕赫若等早期小说中充满左翼色彩的作家，后期的写作中其民族意识也变得曲折隐晦。部分作家面对殖民者带来的“资本主义”，面对殖民者的“现代性”言说，对自身和相对的日本的文学想象，其立足点由昭示鲜明的民族立场转向考察复杂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至于日据后期对殖民统治完全表现出顺从乃至膜拜的“皇民文学”，则是殖民意识形态对被殖民者长期侵蚀的结果，呈现出被殖民者扭曲的心态。[100] 2 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受大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上世纪20年代台湾也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和倡导白话文写作、反对文言文的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其主张都与祖国大陆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卢善庆分析了台湾新文学运动崛起的过程以及包括黄朝琴、张我军等新文学运动主将们的主要主张、新文学运动创作等，指出无论从台湾新文学对待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作品的传播和推崇，还是从台湾新文学的语言形式、内容、主题等方面来分析，都很清楚地表明台湾新文学运动和中国大陆的文学革命极为相似。[101]张光正从追溯白话新诗的源起入手，回顾并探讨台湾新文学运动，指出台湾新文学运动是具有本土特点的岛外社会文化新思潮本土化的产物，其实质是民族文化与殖民文化的一场搏斗，而台湾新文学在扬弃旧文学糟粕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台湾文学的民族主义传统，反帝、反殖民的民族性既是台湾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特点，也是贯穿台湾新旧文学的一条主线。[102]庄明萱也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和祖国新文学运动同步，采取的模式和发展轨迹也大致相同，台湾新文学创作表现出的反殖民、反封建的精神，和祖国新文学也一脉相通，并认为台湾新文学运动发生的原因和台湾的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一样，是民族精神的产物。[103]武柏索也提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反殖、反帝、反封建，希望推翻日本殖民统治，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并对本土社会文化结构进行革新。[104]朱双一研究了1941 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鉴于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等文学理念与五四新文学理念的相契合，认为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确实有密切渊源。[105]白润生、胡静波的《〈台湾民报〉与台湾新文化运动》（《新闻研究资料》1990年第2期）、武柏索的《〈台湾民报〉和台湾新文学运动》（《新文学史料》1998年第3期）两文，则均关注台湾知识分子创办的《台湾民报》在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何标对新文学运动内部的白话文和台湾话文之争、乡土文学之争进行了辨析，认为这些争论属于“大同”中的“小异”，不宜人为“拔高”其中的部分主张，进而提出所谓的“台湾文学主体论”和“台湾民族文学论”。[106]陈小冲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台湾话文运动进行了专门研究，对部分“台独”意识深厚的学者提出的台湾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图谋建设独立的台湾民族文学，其精神是既反对日本文化、也反对中国文化的论调进行了批驳，认为台湾话文运动事实上是“一场由台湾本地先进知识分子发起的、为抵制日本殖民者的日语普及运动、拯救台湾地区中华文化及闽南语这一中国地方语言文化而进行的民族文化自救运动, 是对日本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直接反抗。”[107] 3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往来 日本殖民当局曾利用同化政策等各种手段，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但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仍保持着直接的文化往来，两岸之间在文化上的血脉相连并不会因外力而完全被割断，前述台湾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发生，并与其相似度极高，其实就反映了两岸之间深层次的文化联系。汪毅夫透过旧派文人连雅堂主办的《台湾诗荟》与大陆旧派文艺期刊及旧派文学社团的联系，也说明即使在日据时期，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从未隔绝。[108]陈小冲指出，随着近代民族运动的兴起和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高涨，一批富有爱国心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传播中华文化，恢复和发展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联系的重要性，以庄遂性、蒋渭水为代表的台湾民族运动领导者, 于是在台湾开办书局，大力引进祖国大陆出版的书籍, 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弘扬工作。为了维护中华文化传统，文化协会还以成立读报社和汉文学习班的方式，将人民组织起来，传播祖国消息，学习中华文化。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坚持中华文化传统、努力维护两岸文化联系的种种活动，充分显示了身为中华民族一份子的台湾人民不可征服的特性。[109]吕若淮对《台湾文艺丛志》的研究也显示，日据时期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并未间断，台湾文社发行的文学期刊《台湾文艺丛志》就转载和引进了大量京沪等地文艺刊物发表的文章，台湾的传统文人和大陆文人也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110] 日据时期，文化名人梁启超、章太炎曾前往台湾，对于两岸文化交往也有重要影响。张寄谦指出，梁启超1911年访台，是希望了解台湾的情况，进而为大陆发展提供借鉴，但结果却大失所望。[111]汤志钧从梁启超的著作《说常识》及筹组国民常识学会谈起，认为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的缘起是因为筹组常识学会工作进展不顺，在日本筹款无果后，想乘访问台湾的机会，和“旅台遗老”林献堂等再作磋商，以期获得林献堂和台胞相助。而台湾之行中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歪曲“常识”、美化殖民统治的做法，梁启超极为愤懑，进而促使其更致力于常识学会的创立工作，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形势变化，最终作罢。[112]杨齐福指出，虽然梁启超在台湾时间不长，但他在台期间和台湾同胞的直接接触、发表的诗文等，对台湾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均有深远影响。[113]罗福惠、袁咏红依据译读未刊日文档案，对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背景和经过进行了补充说明，指出孙、梁二人在台期间的言行，和其赴台背景及二人的对日态度有关。[114]许俊雅根据新发现的一批梁启超与林献堂往来书札中所发现的相关新材料，对梁启超台湾之行对台湾知识界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15]杨齐福还对梁启超在台期间发表的一些美化殖民统治的言论进行了辨析，认为这并非是梁启超的真情流露，而是权宜之计，并且和其内心的“日本情结”和“亚洲主义”思想有一定联系。梁启超离台后依然和台湾知识界保持密切联系，使其对台湾社会一直保持着深远的影响力。[116]朱双一则考察了梁启超1911年台湾之行中对所谓殖民地“现代化”真相的洞悉，并指出梁启超提出的“刘铭传”诗题，寄托了民族情感和反殖民的现代化追求，对此后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117] 章太炎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底避居台湾，在台停留时间约半年，期间任职于《台湾日日新报》，其在台期间的诗文也多发表于该报。汤志钧对章太炎在台湾的活动及其间发表的诗文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在台期间发表的诗文主要针砭的对象是清政府，其后来之所以不容于《台湾日日新报》，不得不离开台湾，也是因为章太炎的文章中表现出同情康、梁，同情变法，对清政府则多有不满的情绪。[118]李德霞从新闻角度对章太炎的在台活动进行了研究，指出章太炎曾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总督府政策以及希望利用报刊对当局进行必要的监督的言论。[119] 4 辨析“殖民现代性” 所谓日本殖民统治给台湾带来现代化的“台独”言论，不仅影响到台湾史学界，文学界也受到这样的言论干扰。朱双一对这种“台独”言论进行了驳斥，他将日据时期分成三个阶段，透过各阶段台湾文学中的相关描述，展示台湾人民在殖民统治者所谓的现代化政策下，并未得到幸福，反而经历重重困难的历史事实，认为1937年以来殖民者推动的皇民化运动对台湾造成“殖民遗毒”，是战后台湾“台独”理论的重要成因。[120]黎湘萍通过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梳理，也对类似台湾言论进行了批驳，他认为日据时期的所谓的“台湾意识”，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反而是对这种外来的“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121] 计璧瑞将殖民现代性区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殖民者自己认为的现代性，二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现代性。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既是殖民现代性的接受者，也是拒斥者和批判者，他们在写作中体现出对殖民现代性的接受、反思与批判，其认知中展现了传统性与民族性、殖民性与现代性等多重关系的纠葛。[122] 大陆文学史界对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有关现代性的理解与反思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朱双一研究了台湾作家赖和、赖贤颖、谢春木等人的祖国之行及其对殖民现代性的反思，指出这种经历不仅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认同感，而且具有扩大视野、从祖国接受现代文明的意义。通过在祖国之行中的所见所闻，他们对殖民现代性有了更深的反思，认识到帝国主义列强向中国输入所谓“现代”“文明”，其实包含着掠夺的目的，不仅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反而带来痛苦和危害。[123]李立平对日据时期台湾小说中的反现代化叙事进行了研究，指出台湾作家通过这种叙事模式，希望以“防卫的现代化”对抗日本的“殖民现代化”，而这使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呈现出“现代性”、“民族性”和“殖民性”纠葛在一起的特殊景象。[124] 张羽分析了围绕1935年的台湾博览会，总督府“殖民统治有功论”的官方表达，以及台湾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小叙述”对策展者“大叙述”的纠正或对抗。[125]张羽还透过受到西方医学熏陶的赖和、蒋渭水、吴新荣、周金波四位台湾医师的涉医书写，观察在殖民现代化过程中，台湾医师对疾病医疗的态度，对医疗现代化、传统中医乃至公共卫生等问题的看法，进而探讨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在台湾医师精神世界里的“厮杀与角力”，并认为从台湾医师的医疗书写中可以看出：“他们希望台湾现代化，但批判殖民化，希望保留本土化，但批判封建化，这四个维度的切割，显然是殖民地台湾的难题。”[126]在《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糖业文化书写研究》中，张羽按照历史脉络对日据时期糖业文化书写进行了梳理，并透过其中反映出的蔗农在殖民糖业现代化过程中的艰难处境，探讨当时蔗农、知识分子对糖业现代化的认知，进而揭示糖业现代化复杂的面相，并为学界讨论“殖民现代性”提供新的视角。[127] 5 学术研究及其他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术研究，邓孔昭分析了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和其他著作中有关郑成功的内容，指出连横对郑成功的研究和对民族精神的宣扬，使原本对郑成功就有深厚情感的台湾民众对郑成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对当时台湾社会的民族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些民族运动的社会团体及其领导人，如蒋渭水、林献堂和李友邦及其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等，从郑成功身上受到了精神鼓舞。[128]哈正利、马威介绍了日据时期台湾官方和民间人类学研究机构的设立情况，重点论及一批日本学者及其田野工作和学术论著，分析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特点，指出人类学进入台湾，是作为殖民知识的一部分，日本学者在台湾生产的人类学知识在形态上是殖民主义的。[129]张崇根对日据时期的民族学调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包括日本民族学会派出的鸟居龙藏等学者、台湾总督府“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东台湾研究会等地方团体以及学校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等进行的调查工作，指出日据时期民族学调查的根本目的，是为殖民统治服务。[130]左玉河围绕1930年儒墨学论战中以黄纯青、连雅堂为代表的“儒墨并尊”派和以颜笏山、张纯甫为代表的“非墨”派的相关言论，对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这场儒墨学论战背后，反映了台湾思想界的分化与困惑，因求新、崇墨势必会对台湾学者安身立命的儒学思想造成冲击，而台湾学者则更多希望在不触动儒学地位的情况下引入新思想新文化。[131] 除以上小的专题外，还有一些研究涉及其他方面，如吕若淮根据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中的记载，考察日据时期的台湾文社。[132]李诠林考察了日据时期台湾的民间方言歌谣。[133]许彬彬、李无未从语言学角度对日据时期台湾闽南语会话课本的编写与教学进行研究，并强调闽南语方言史的研究价值。[134]何元春、陈媛媛研究了日据时期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并对殖民主义文化在登山活动中的渗透进行了探讨。[135]另外，李倩对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和大连的电影业进行了比较研究，[136]张羽则对比研究了台湾和东北沦陷区的殖民文化政策等。[137] 四 结语 从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来看，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讨论的议题也较为有限，现有研究更关注对经济性质与经济政策等宏观内容的讨论，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相对较少。不少研究成果仅是概述性的、平面化的，未能展现历史复杂的面相，对殖民地经济的实质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在社会文化领域，其关注议题涉及社会、教育、宗教、思想文化等多个方面，尤其在对殖民地教育体系的分析与批判方面、以及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相比较而言，关于日据时期的社会转型与社会变迁，关于日据时期的宗教等问题，还有相当多细部问题未受到关注，或者讨论得尚不够深入，同样需要进一步展开研究。 从研究群体来说，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文化领域，“跨界”的情形都比较突出，不少研究者来自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等非历史学科，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因此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其他学科的介入，使有些议题得到更深入的讨论，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文学史界对“殖民地现代性”的深度辨析，触摸到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殖民性”与“现代性”相互并存、相互纠葛的一面，对把握该时期台湾社会的内涵有积极意义。不过，研究群体的跨学科特点，也使相关研究整体上呈现出基于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相对不足的局面，对有些问题的讨论也因此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现有研究中，基于长时段、大视野的考察也较为欠缺，因而鲜少能同时把握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变”与“不变”的双重特性，对其中殖民性与现代性的复杂纠葛，也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梳理与探讨。 总而言之，对大陆台湾史学科来说，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厘清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中的“殖民现代性”特质。 [1] 前者就断代而言，后者就研究专题而言。参见陈忠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以〈台湾研究集刊〉历史类论文（1983-2007）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范燕秋：《2009年台湾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台湾史研究》第18卷第2期，2011年。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还参考了崔军伟、毛文君《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4期；杜继东：《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 [2] 伊文成：《日本对我国台湾的经济掠夺（1895-1945）》，《世界历史》1982年第1期。 [3] 王家骥：《1895—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台湾的殖民地经济》，《上海经济研究》1983年8月25日。 [4] 如陈佳：《乙未割台后日本政府对台湾的经济掠夺》，《福建学刊》1995年第3期；赵铁锁：《日本殖民者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刘丽君：《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及其后果（1895-1945）》，《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等。 [5] 郭学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台湾经济掠夺重点的转变》，《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 [6] 白纯：《抗战时期在台日本殖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对战后台湾经济的影响》，《民国档案》2005年第3期。 [7] 马陵合：《略论日据时期日本资本在台湾的独占》，《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91年第6期。 [8] 李非：《论殖民地时期台湾经济的基本特征》，《台湾研究》2003年第3期。 [9] 曾润梅：《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刍议》，《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 [10] 王键：《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经济政策研究（189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1] 周翔鹤：《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台湾研究》1994年第2期。 [12] 周翔鹤：《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研究方法论》，《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1期。 [13] 朱庆葆：《日据台湾时期的鸦片政策（1895-1945）》，《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第4期。 [14] 李理：《日据台湾时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原因再探折》，载《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33-148页。 [15] 于彤：《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金融业》，《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16] 于彤：《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币制与货币发行》，《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 [17] 邹建华：《简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通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8] 戴建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19] 黄俊凌：《日据时期殖民资本在台湾营运活动的分析》，《漳州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20] 周翔鹤：《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 [21] 周翔鹤：《日据时期台湾改良糖廍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22] 周翔鹤：《1880-1937台湾与日本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比较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23] 周翔鹤：《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政策与台湾企业》，《台湾研究》2006年第3期。 [24] 周翔鹤：《日据初期台湾企业形态及社会经济形态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30-44页。 [25] 柯志明：《米糖相克——日本殖民主义下台湾的发展与从属》，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160页。 [26] 周翔鹤：《日据时期（1922年以前）台湾农家经济与“米糖相克”问题》，《台湾研究》1995年第2期。 [27] 王键：《日据时期台湾米糖经济史研究》，凤凰出版社，2010年。 [28] 施洁斌：《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业科技》，《古今农业》1999年第1期。 [29] 林仁川：《光复前台湾农业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4期；和《光复前台湾农业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30] 曹幸穗、张苏：《日本占领时期的台湾乳畜饲养与乳品生产》，《古今农业》2009年第3期。 [31] 陈支平：《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 年第2期。 [32] 习五一：《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台湾、日本、大陆三角贸易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33] 周翔鹤：《日据初期台湾稻米输日问题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34] 陶德臣：《日据时代台湾茶业的经济结构与贸易》，《中国农史》1995年第1期。 [35] 祝曙光：《日本帝国主义与台湾铁路》，《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36] 陈小冲：《割台后两岸贸易关系的新变化——以金顺益案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37] 陈小冲：《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38] 谢冰、曾国良：《日据时期闽台经济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39] 连心豪：《三十年代台湾海峡海上走私与海关缉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40] 连心豪：《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 [41] 叶涛：《日据台时期闽台贸易考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1期。 [42] 王键：《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掠》，《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43] 张晓辉：《日据时期的台湾银行与广东政府》，《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4] 汪思涵：《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状况与“殖民地近代性”》，《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45] 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变革——以断发放足运动为例》，《求索》2007年第2期。 [46] 王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习俗的演变》，《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47] 陈韵：《抗战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社会角色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48] 唐次妹：《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49]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宜兰地方社会转型初论（1895-1936年）——以社会经济与教育文化为视域》，《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2期。 [50] 陈小冲：《试论日本据台与闽粤移民之中挫——以〈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3期。 [51]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移民问题初探》，《台湾研究》2010年第2期。 [52] 吴本荣：《试析日本据台时期对台农业移民及其危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3] 陈小冲：《日据时期的大陆赴台劳工》，《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1期。 [54] 黄俊凌：《日据时期福建在台“华侨”析论——以福建省藏档案资料为中心》，载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68-181页。 [55] 胡澎：《试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妇女的“皇民化”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主编《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83-90页。 [56] 朱云霞：《启蒙与救亡：台湾日据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动力》，《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57] 汪毅夫：《从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誊本看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 [58] 宋恩荣、余子侠主编，庄明水著：《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四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9] 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60]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发展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4期合刊。 [61] 龚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62] 陈荟、段晓明：《日据时期台湾学校教育体系述评》，《台湾研究》2004年第3期。 [63] 薛菁：《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双重性》，《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64] 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教育论”的再认识》，《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 [65] 杨晓：《殖民教育语境与文化精神分裂——日占时期台湾殖民教育方针透视》，《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 [66] 汪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67] 都斌：《日据时期台湾“同化教育”研究——以“国（日）语同化”政策为中心》，《抗战史料研究》2012年第2辑。 [68] 周翔鹤：《1895-1937台湾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69] 黄新宪：《日据时期台湾书房探微》，《教育评论》2004年第5期。 [70] 刘丽霞：《日据时代台湾私塾教育探析》，《铜仁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71] 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的书房调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编》，《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 [72] 龚放：《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评析》，《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2期。 [73] 如《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初探》（《教育评论》2012年第4期）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小学校的发展源流及其主要特征，《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考察了公学校产生、发展的过程及其主要特点，《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教育评论》2005年第6期）、《日据时期台湾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日据时期台湾女子留学日本考》（《教育评论》2010年第4期）则考察了各级女子教育的情况及台湾女性留学日本的情况，《日据时期台湾籍民教育探微——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东南学术》2004年第4期）对福建的台湾籍民教育进行了研究，《日据时期台湾职业教育探讨》（《教育评论》2012年第2期）则对日据时期的职业教育，也就是实业教育，从政策与体制角度均有论及等。 [74] 黄新宪：《台湾教育：从日据到光复》，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75] 吴丽仙：《日据时期台湾雾峰一新会的教育活动》，《教育评论》2013年第2期。 [76] 蒋宗伟：《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探略》，《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77] 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78] 林立强：《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论析》，《台湾研究》2010年第1期。 [79] 王晓云、雷阿勇：《扩张与角逐：日据时期传教势力在台湾的争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0] 王晓云、雷阿勇：《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与台湾社会》，《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1] 陈进国：《论日本侵占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日本研究》1997年第4期。 [82] 王志平、吴敏霞：《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宗教调查及其宗教政策——以佛教调查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83] 吴敏霞：《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人文杂志》2008年第4期。 [84] 何绵山：《日据时期台湾僧人赴福州鼓山涌泉寺受戒原因初探》，《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 [85] 陈小冲：《清末日僧在闽布教及其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以外务部档案史料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4期。 [86] 范景鹏、马世英：《1945年之前台湾回教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87] 林其泉：《日本占领期间台湾同胞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反抗斗争》，《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88] 汪毅夫：《“劫后文章民族恨，皮里春秋爱国情”——略谈日据前期台湾文学抗日爱国的民族精神》，《台湾研究》1995年第3期。 [89] 参见杨匡汉主编、黎湘萍撰写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第3章“民族抗争中的台湾文学”，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9-81页。 [90] 肖成：《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1920-1945台湾小说研究》，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 [91] 韩春萌：《从民俗文化看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抗争精神》，《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92] 李立平：《论日据时期台湾歌仔戏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华文文学》总第94期，2009年5月。 [93]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文化协会为中心》，《台湾研究》1993年第1期。 [94] 才家瑞：《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95] 宋淑玉：《日据时期台湾人民保存汉文化运动》，载《林献堂、蒋渭水与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829-839页。 [96] 陈小冲：《台湾与中华的交织：蒋渭水反殖民斗争之思想与实践——兼驳“台独史观”》，《台湾研究集刊》2011年第2期。 [97] 汪小平：《1920年代“台湾文化协会”启蒙运动中的民族论述》，载《林献堂、蒋渭水与台湾历史人物及其时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724-738页。 [98] 朱双一：《日据前期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以连雅堂、洪弃生、丘逢甲等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 [99] 朱双一：《从旅行文学看日据时期台湾文人的民族认同——以彰化文人的日本和中国大陆经验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2期。 [100] 参见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第一章、第二章，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01] 卢善庆：《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运动的崛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102] 张光正：《从白话新诗的崛起看台湾新文学运动》，《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3期。 [103] 庄明萱：《一场血浓于水的新文学运动》，《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104] 武柏索：《“1920-1945”台湾新文学运动与文学发展之概观》，《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 [105] 朱双一：《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2期。 [106] 何标：《对厘清台湾新文学运动一些问题的思考》，《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 [107]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话文运动述评》，《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108] 汪毅夫：《从〈台湾诗荟〉（1924-1925）看海峡两岸旧文学的交流》，《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1期。 [109] 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研究》1997年第2期。 [110] 吕若淮：《从〈台湾文艺丛志〉看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1] 张寄谦：《清末民初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与台湾的关系》，《台湾研究》1994年第1、2期。 [112] 汤志钧：《梁启超的〈说常识〉及其台湾之行》，《历史档案》2008年第2期。 [113] 杨齐福：《试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台湾研究》2004年第5期。 [114] 罗福惠、袁咏红：《孙中山、梁启超旅台的补充研究——依据未刊日文档案的分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115] 许俊雅：《试论梁启超辛亥年游台之影响》，《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16] 杨齐福：《再论1911年梁启超台湾之行》，《学术评论》2012年第4、5期合刊。 [117] 朱双一：《梁启超台湾之行对殖民现代性的观察和认知——兼及对台湾文学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118] 汤志钧：《章太炎在台湾》，《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 [119] 李德霞：《章太炎在台湾的新闻活动考述》，《台湾研究》2009年第3期。 [120] 朱双一：《“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现代化”流行论调辨析》，《台湾研究》2008年第6期。 [121] 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122] 计璧瑞：《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第5页。 [123] 朱双一：《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124] 李立平：《“防卫的现代性”——论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的反现代化叙事》，《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1年第1期。 [125] 张羽：《文学与博览会的对话——以1935年台湾博览会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1期。 [126] 张羽：《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2期。 [127] 张羽：《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糖业文化书写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28] 邓孔昭：《连横的郑成功研究及其对台湾抗日民族运动的影响》，《台湾研究》2007年第2期。 [129] 哈正利、马威：《日本学者在台湾的人类学活动（1895-1945年）》，《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30] 张崇根：《日据时期的台湾民族学调查与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4期。 [131] 左玉河：《日据时期台湾的墨学研究——一以黄纯青、连雅堂、张纯甫等人为中心的考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132] 吕若淮：《从张丽俊〈水竹居主人日记〉看日据时期台湾文社》，《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33] 李铨林：《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34] 许彬彬、李无未：《日据初期台湾闽南话会话课本教学与方言史价值》，《台湾研究集刊》2012年第2期。 [135] 何元春、陈媛媛：《从“探险”到“休闲”——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的价值认知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136] 李倩：《对日本统治台湾、大连时期电影业的考察》，《大连近代史研究》第7辑，2010年。 [137] 张羽：《日本在台湾和东北沦陷区殖民文化政策的比较研究》，《台湾建省与抗日战争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台湾建省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鹭江出版社，200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