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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鲁西北的发展可以说是除开山西以外，依靠统一战线获得发展的另一重要成功案例。中共对鲁西北地方领袖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始于1937年5月彭雪枫的聊城之行。面对强力外敌入侵，秉性正直思想开明具有浓烈爱国情怀的范筑先受身边中共党员促动，拒绝韩复榘南撤命令公开坚决抗敌意志，并大量聘任、重用共产党员，顶住国民党上级干扰，与中共密切合作抗敌，双方军政力量各有发展。中共党人的英勇坚定抗敌言行，鲁西北地方党灵活的统战工作策略也是达成并巩固与范筑先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抗日；中共；范筑先；统一战线；鲁西北 统一战线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立与发展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共在鲁西北的发展可以说是除开山西以外，依靠统一战线获得发展的另一重要成功案例。鲁西北地方领袖范筑先在日军入侵时，受到中共党员促动，留在黄河以北坚持与日军周旋，并聘任、重用共产党员，抗击日军，巩固其对鲁西北的控制。中共也因坚决抗战得到范的信任，双方结成了密切的统一战线。中共在协助范筑先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的同时，也逐渐在鲁西北地区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有研究[①]只是简略考察了中共与范筑先形成并巩固统一战线的经过或笼统叙述其特点。本文旨在全面、系统梳理中共对范筑先统战工作的推进过程，分析双方达成密切合作关系的促动要因，还原抗战初期鲁西北国共合作抗战实态。 一 鲁西北地区位于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与河北、河南两省相邻，是华北敌后严重威胁日军交通要道和中心据点的战略基地之一，也是联系晋冀鲁豫四省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通道。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就有了共产党人的活动，扩大了中共在当地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波及鲁西北，中共鲁西总支委员会担负起领导之责。1935年2月6日，由赵健民主持，在堂邑县城内徐运北家中建立了中共鲁西特委。1936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成立鲁西北特委，统一领导濮县、范县、莘县、朝城、临清、冠县、阳谷、东阿各县与寿张省立八乡师、聊城省立三师的党组织。1937年夏初，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莘县、聊城以北地区组建新的鲁西北特委；在阳谷、寿张、范县、濮县、观城、朝城组建鲁西特委（也叫鲁西南特委）。至此，鲁西北中共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②] 抗战爆发之时，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即主政鲁西北。范筑先，1882年12月30日[③]生于山东省馆陶县卫河西岸南彦寺村（今属河北省）。幼年家贫，1904年卫河泛滥成灾，范筑先无以为生，离乡去天津投于清军第四镇充当“备补兵”。由于表现出色，逐步递升为“副兵”、“正目”、“排长”，后被保荐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阀卢永祥第四师连长、营长、师参谋长、补充团长、第八旅旅长等职。1929年投靠冯玉祥的西北军，任汉中镇守使张维玺的参赞。1930年中原大战时，任张维玺部参谋长，继任张部第四师师长。张部被蒋军缴械后，与张维玺一起隐居天津。[④]1931年5月任山东沂水县长，1933年7月调任临沂县长，1936年7月又调沂水县长，同年11月调升聊城所在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⑤] 范筑先生长的鲁西北农村，农闲庙会时节常有戏曲、说书等民间曲艺表演，历史上杨家将、岳飞等抗击外敌入侵的忠义故事由此广泛在乡村传播，培养了农民朴素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意识。范筑先小时常去听说书，民族情怀植入心底。他因家庭困难失学后，有空就自学，“他喜读‘四书’，尤其喜读其中的《论语》、《孟子》，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其中的‘忠孝节义’对他影响颇大。”[⑥]成年之后这种爱国思想更加强烈，他还不断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子女。范树瑜回忆说:“他常给我们讲中国古代民族英雄的故事，如岳飞、杨家将等。”[⑦]抗战一爆发，他“就把胡子留起来，决心不把鬼子打跑不剃掉胡子。”[⑧]这种浓烈的爱国情怀，使得范筑先能够抛开一切党派成见，把抗击日本入侵看得“高于一切”，视为一切行动的“根本原则”[⑨]。这是他接受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与中共合作抗战的内在根源。 1935年华北民族危机日重，12月中共瓦窑堡会议正式确定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翌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有联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宋哲元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的计划，并想通过宋哲元与韩复榘建立联系。这年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宋哲元：“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⑩]之后，在努力争取早日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中共中央非常关心鲁西北的统战工作。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5月，受周恩来委托，“中共中央驻山西太原做统战工作的代表彭雪枫同志，经北平、济南来到聊城。他来后对鲁西北的政治、军事等情况作了深入的了解，对如何做国民党专员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做了很多指示，为开辟和建立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思想基础。”[⑪]可见，中共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始于彭雪枫的聊城之行。 关于彭雪枫的聊城之行，张维翰[⑫]回忆道：“1937年初夏，雪枫同志由太原到了北平。他在几位老同学那里得知我在山东聊城工作，即写信约我去北平会晤。我到北平东交民巷一个旅馆见到了他，他给我讲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毛主席如何领导红军胜利进行长征的动人事迹，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我向他介绍了山东省立聊城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冯谦光、国民党CC派山东省政府教育厅长何思源的罢课风潮的情况，还向他介绍了鲁西北一带的地理民情和历史上多次起义的情况。他听后非常高兴，认为鲁西北是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好地方，所以决定随我到山东一行。”[⑬]5月中旬，彭雪枫和张维翰一起到了聊城。彭雪枫在聊城共住了7天。他先是与中学时的同学赵伊坪、牛连文见了面，帮助1927年入党的赵伊坪接上组织关系，并介绍张维翰入党。这样就使山东第六区专署内有了共产党员，为以后对范筑先统战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在聊城停留期间，彭雪枫给张维翰、赵伊坪等讲了中共中央派他来聊城的任务，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明确指示：“当前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学校斗争在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下，可以暂停一下，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他特别重视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认为“范筑先是一个富有爱国思想的人，他为人正直，……他掌握着鲁西北的政权，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预见到与范筑先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重要性，离开聊城前，特别嘱咐：“倘若中日战争打起来，你们一定要争取范筑先，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鲁西北抗战。”[⑭]因此，争取范筑先，建立统一战线，合作抗日，成了抗战初期鲁西党组织的中心任务。[⑮]显然，彭雪枫的聊城之行，对后来中共鲁西北特委与范筑先合作抗日，建立统一战线、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派红军将领张经武、张震来山东开展统战联络工作，与韩复榘接触，作为非蒋介石嫡系，极力想保存自己实力和地盘的韩复榘，采纳了张经武的意见，为抵制蒋介石派复兴社分子到他的部队设立政训处，而由韩自己遴选人员组成第三路军政训处。中共派赵伊坪等打入其中，并吸收第三路军中的一批左派分子参加该处工作，从而使政训处实际上为中共所控制。政训处共举办三期培训班，民先省队部和平津流亡同学会动员平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进步青年500余人考入，中共山东省委动员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500余人考入，山东乡农学校军事人员养成所学员300余人也并入该训练班。在训练班中，学员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组织群众和游击战术等短期教育后，于9月中旬陆续派往临清、德州、惠民、聊城等地从事抗日教亡工作，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⑯]这些工作为中共对范筑先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人才储备。 二 为了争取团结范筑先，张维翰在彭雪枫离开聊城后，即把彭来聊城的情况与中共的统一战线主张向范作了汇报，“范筑先听了连连点头，表示赞成。”得知彭雪枫是中共代表时，范筑先因为没能见面而表示遗憾，要求张维翰以后把共产党的主张随时告诉他。[⑰]可以看出，范已开始对与中共联合抗日动心。 1937年8月初，冯玉祥出任津浦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有几位原西北军高级将领住在济南津浦宾馆，张维翰和老乡王化云去看望他们，谈起抗战形势，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⑱]张维翰认为范筑先也是西北军，可以邀请他来济南会会老友，通过他们来进一步统一范对抗战形势的认识，以便今后更好地做范的争取团结工作。经中共山东省委同意，张给范打去电话，范很快来济，一起在宾馆里座谈抗战形势。范筑先和他们都是老相识，又都是正直、爱国的军人，所以交谈十分融洽，对国民党的不战而退，日军的猖狂进攻都十分愤慨，为中国的命运担忧。他们对张维翰等介绍的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都很赞成。范筑先表示：咱们都是鲁西北的人，要坚决留在自己的家乡，和日寇血战到底。并提出聘请共产党人来鲁西北协同抗战。赵伊坪请示省委后，决定先派原西北军高级将领姚以介的儿子姚第鸿到聊城工作，范筑先十分满意，当即委任他为专署秘书。[⑲]能主动提出聘用共产党人，表明范筑先已向中共靠近了一大步。 9月下旬，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作战取得一系列胜利，特别是平型关大捷，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情绪。国共两党的军队在山西北部联合作战，影响深广。在这样的形势下，范筑先开始放开手脚，与共产党合作抗战。10月初，日军侵入鲁北，范筑先急忙派张维翰再去济南聘请共产党员到聊城协同抗敌。山东省委又派12名党员到范手下任职。张维翰在济南期间，正值聊城为了适应抗战体制，将第六区和保安司令部合并成为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司令部，范筑先任司令，王金祥任参谋长。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帮助下，由国民党山东省政训处直接委任张维翰为第六区政训处主任，新派去的12人为政训处干事。10月中旬，省委又在韩复榘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里挑选了思想进步、以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为骨干的240名学员派往聊城，为政训处服务员。[⑳]这样，第六区政训处实际在中共控制之下。 中共鲁西北地方党对范的统战工作初步展开后，立即趁热打铁，以促使范筑先坚定联共抗战决心。10月中旬，日军从鲁西北向济南方向进犯，范筑先接到韩复榘南撤的命令，抗战的决心有所动摇，他把全体人员撤到齐河官庄的黄河渡口坐观形势。中共鲁西北特委立即通过张维翰向范筑先提出决不南撤建议，张并请求愿和42名不愿南撤的青年学生留守聊城，坚持斗争，准备万一坚守不利时，进行游击战争。张维翰等人的这一举动，“推动了范对抗战的决心与进步”[21]。范筑先在齐河官庄召集部属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心班师回聊。他说:“大敌当前，我们守土有责，不抵抗就撤走，何颜以对全国父老。我决心留在黄河以北守土抗战，愿随我回去的就留下，不愿回去的就渡河南退，决不勉强”[22]。随即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表示他回聊坚持抗战的决心。回到聊城以后，范筑先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引证古人岳飞、文天祥等人的事迹，让大家效法；还以秦桧、贾似道为例鞭挞了可耻的卖国贼，激励大家抗战。他个人表示：“要誓死守土，抗战到底，不贪名、不图利，无党无派，无论何党何派，抗战者我一律欢迎，如二三其德不抗战者，即我亲兄弟我亦所不容，我是良心抗战，大家要共体此义，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把日寇赶出中国。”[23]由此，范筑先抗战决心日益坚定，也表明了对一切坚决抗日者的诚恳合作态度。 为了加强对鲁西北统战工作的领导，促进与范筑先的统一战线尽快形成，中共山东省委在范筑先回聊以后，即派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来到聊城，作为省委在鲁西北的代表，公开职务为政训处秘书。之后，红军干部洪涛、王幼平、金维国和刚从济南被营救出狱的原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赵健民等30余人也先后到达聊城，到范筑先的军政部门担任要职。张霖之来到聊城以后，和原鲁西北地方党成员一起，建立了新的中共鲁西北特委，更加密切了与范的联系。 关于中共鲁西北特委与政训处的关系，曾先后任鲁西北特委组织部部长、书记的徐运北回忆道：“在张霖之同志主持下，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改组了鲁西北特委。赵健民同志在济南出狱后回到鲁西北，任特委书记，徐运北为组织部长，邵子言（刁子言——引者注）为宣传部长。后因赵健民同志集中力量在冠县搞抗日武装，于一九三八年一月特委书记改为徐运北，组织部长邵子言（五月以后为王晋亭），宣传部长申云浦，军事部长王幼平，统战部长赵伊坪。特委机关设在范筑先的政训处，以政训处的合法名义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24]鲁西区党委后来在总结报告中谈到：“特委本身也是相当不健全的，那时并没有独立的领导机关，而是依托在范的政训处里，当然这也是干部的问题，特委会的负责同志们都在政训处里做着公开工作，有的是干事，有的是科长，起码也是一个上尉服务员，当然这也是范的统战工作的重要，政训处当时所起的作用，而不得不以坚强的干部来支持，以致当时党的领导多半是通过政训处的关系，各方面的掩护也多依赖于政训处，各种工作未能经过独立的组织系统，未能建立秘密工作，干部的调动，组织的建立，多以公开工作为转移。”[25]显然，范筑先的政训处可以说是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别名，中共在鲁西北的活动因此得到了相当便利。中共山东省委也极其珍视范筑先对中共党员的大量接纳，认为“允许我们介绍大批人就是好现象，应与其他县及专区分别看待”，与“山东其他地方不同，坚决主战情况下，不要破裂这一联合”。[26] 11月间，当日本占领临清、高唐、大名等城镇后，韩复榘第二次命令范筑先南撤。鲁西北特委“除了在政治上推动范，而且在实际上推动范，激发范。”[27]政训处在中共领导下，表现了最坚决最英勇的抗战姿态，誓死不渡黄河。“范受了我们的感动与激发，乃终止了动摇，率部到清博一带活动。范纵然终止了动摇，但范之周围，仍是极端的动摇。……为了坚定范，推动范，除在宣传工作下鼓励外，我们选拔了一部分勇敢的政工同志，组织一个20余人的武装，政训队随范行动。”在梁水镇和柳林两次与日军激战，政训处长及政训队都参加，尤其是政训队成员，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站在最前线与敌搏斗。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兴奋了鲁西北的民众，范的威信由此大大地提高，范从此也就下了最后的决心。因此，尽管这时韩仍令范退黄河南岸固守，而范发表通电，公开拒绝韩命，决心坚持鲁西北抗战。[28] 此通电由范的秘书张孟龙起草，11月19日晚上，范召开军政干部会议通过，20日，以范筑先的名义发出，正文内容如下： 慨自倭奴入寇，陷我华北，铁蹄所到，版图易色。现我大军南渡，黄河以北，坐待沉沦。哀我民众，胥陷水火，午夜彷徨，泣血椎心。职忝督是区，守土有责，裂眦北视，决不南渡。誓率我游击健儿及武装民众，以与倭奴相周旋。成败利钝，在所不计，鞠躬尽瘁，亦所不惜。惟望饷项械弹，时与接济。俾能抗战到底，全其愚忠。引领南望，不胜翘企。[29] 这就是范筑先拒绝韩复榘南撤命令、表明抗战决心的有名的“皓电”。全国各大报纸也相继发表了“范筑先通电全国誓死留在鲁西北抗战，坚决不退黄河南”的消息。“皓电”的发表，震动了全国，振奋了鲁西北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在鲁西北勇敢地树起了抗战的旗帜。 三 范筑先在公开表明抗战决心后，与中共的合作意愿更加迫切。中共中央和八路军也积极回应和支持，双方在抗日前提下的合作关系日益巩固。1938年3月，中央军委豫鲁联络局书记张友渔先后派张郁光、齐燕铭率第三集团军教育团的一批进步学员到达聊城，在范属下工作。范筑先也主动与中共领导人联络，表现出进一步合作抗战的愿望。范筑先写信给毛泽东和朱德，请求给予政治和干部上的支援。据负责前往延安送信的成润回忆，3月初，接到通知要去延安向中央汇报鲁西北工作情况并送交范筑先写给毛泽东、朱德的信，行前申请路费20元，范筑先给批了200元，并动用只在接送贵宾时才用的专车送站。[30]足见范对与中共合作关系的重视。因交通不便等原因，成润没有去成延安，信只好请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人转交，但带回了朱德亲自署名给范筑先的回信，朱对范的抗日行为表示钦佩，愿精诚团结，共同抗日，并同意鲁西北派干部到延安学习。中共中央还应范的要求，派陕北公学毕业的学生20余人随成润到聊城参加抗战。[31] 与此同时，范的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还派张郁光、牛连文、刘子荣等人到武汉向周恩来等汇报工作，并请求派干部到鲁西北。他们途径河南省确山县新四军驻竹沟留守处，向开启鲁西北统战工作的彭雪枫汇报了鲁西北统战工作进展情况。据牛连文回忆，彭雪枫希望他们和已经开抵冀鲁边境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就近取得联系，[32]以加强与范的合作。而后他们到达武汉，向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汇报工作，都受到热情关怀和支持。张郁光等人返回聊城时，周恩来派红军干部袁仲贤、杜寿山、曹洪盛和老共产党员周紫珊等得力干部随同赴聊城工作。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还陆续介绍了任仲夷、朱穆之等到聊城。[33]范对这些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委以重任。他说:“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象八路军那样工作，发动民众，我们定能坚持鲁西北抗战。”[34] 5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山东工作的郭洪涛等一行干部途径鲁西北，在寿张孙口向鲁西北中共负责人张霖之口头传达了刘少奇对鲁西北统战工作的重要指示，指示的大意是:“我们和范筑先搞合作，建立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对敌斗争的好形势。这个抗战形式很好，其他地方有条件的也可以这样办。”[35]受此鼓舞，为加强对范筑先的统战工作，鲁西北特委成立了由张霖之、袁仲贤、张郁光、齐燕铭、姚第鸿、胡超伦、赵伊坪等人组成的高级统战小组，具体负责与范的联络工作。鲁西北的军政大事等，常由高级统战小组提出方案，经范同意公布实施。同时，由中共控制的第六区政训处，吸纳了200多名青年学生为政训服务员，他们朝气蓬勃，活跃在抗日的第一线，其赤诚的爱国热情，深深鼓舞感染着范筑先，这也为巩固与范的统战关系、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36] 随着与范合作关系的建立与巩固，鲁西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37]的指示，立即派大批骨干深入各地，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11月，鲁西北特委在堂邑建立了中共领导的鲁西北第一支抗日武装——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红军干部洪涛任队长，翌年1月，正式组成鲁西北抗日游击队第十支队，张维翰任司令员，王幼平任政治部主任，队伍很快发展到2000多人。不久，又先后建立了第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一、三十五支队。鲁西北特委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成为开辟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武装力量. 范筑先也在鲁西北共产党人的协助下，改编收编一些游杂武装。据曾任中共鲁西北特委委员、军事部长的王幼平回忆：“范筑先大义凛然，在各种武装力量中威望很高，具备着统率他们收拾局面的条件。范对收编、改编绿林部队饶有传奇性，往往经过关系疏通或亲临劝说，就能使之就范。”[38]这样，鲁西北的游杂武装纷纷接受改编，加上改编的国民党地方政府的保安部队及零散的国民党部队，鲁西北的抗日武装迅速壮大。不到半年的时间，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35个支队和3路民军，约6万人左右，号称10万“铁军”。其中包括中共直接创立的第十支队，还有在中共影响和协助下组建的第七、十一、十二、十三、三十五支队等。[39] 日军步步逼近鲁西北后，国民党四区、六区的各县政府官员纷纷携眷南逃，大部分政权相继瓦解。鲁西北特委遵照毛泽东、洛甫、刘少奇“在范专员丁专员地区仍有原来的政府，应即通过统一战线的推动，迅速改选与加强政府，使之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吸收坚决有能力的分子参加进来，洗刷腐化无能的分子，使政府、部队、人民密切联系起来”[40]的指示，帮助范对旧政权进行了认真改造。范筑先在中共帮助下，先后建立了20多个抗日县政府，其中有12个县由青年共产党人担任县长。 1938年春，由于徐州会战和日军主力集中南进，使整个华北平原上日军的兵力部署较为薄弱。此时鲁西北农村还未被日军占领，各县抗日政权也都为抗日军民掌握，这正是扩大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时机。 为了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在范筑先的支持下，5月1日，中共鲁西北特委以政训处的名义，召开了有300多人参加的“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张霖之等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鲁西北抗战政治工作的经验，分折了形势和任务，并通过决定，建议将“山东第六区游击司令部”改为“鲁西北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把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并将政治部升格与司令部平级，张维翰任政治部主任，姚第鸿任副主任，赵伊坪任秘书长。赵健民是中共鲁西北特委负责人之一，他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回忆真切道出了范筑先对中共的信任和为抗日与中共合作的坚定决心。他写道，范筑先看到会上生气勃勃的场面，很受鼓舞，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青年政工人员的爱国热情和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他十分明朗地说：“你们提的意见很好，就按你们的意见办，我支持你们！”[41]范筑先根据政治部的建议，分别于1938年5月中旬和9月选派70多名干部去延安，先后进入中央党校、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学习，范还把自己的长子范树中、长女范晔清、三女范树琬送到延安。[42]这表明中共与范筑先的合作进一步密切，中共在鲁西北的发展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 政治工作扩大会议后，鲁西北特委开展了“红五月”建党活动，把党组织的发展对象从知识分子移向农村民众。6月，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需要，冀鲁豫边区省委[43]决定，以临清为中心建立鲁西北特委，领导临清、夏津、高唐、武城、邱县、平原、禹城等7县；原鲁西北特委改称鲁西特委，领导聊城、茌平、博平、东阿、寿张、阳谷、濮县、范县、观城、朝城、冠县、馆陶、堂邑等13县。[44]由于鲁西北党组织的积极工作，经过“红五月”的建党活动，鲁西北广大农村的党组织普遍建立，党员人数大增。“红五月”中，党员人数由抗战开始的一二百人发展到五、六千人，到7、8月间发展到约八、九千人，到11月就发展到约1万人左右。[45]同时，鲁西北党组织在范筑先收编的民团、绿林武装中也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先后在第五、第六、第十六、第二十七、第三十二支队和民军第一路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以加强党对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 在与范筑先合作抗战形势下，中共在鲁西北的群众动员工作也顺利展开。开始自上而下地组织由政治部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各县相继建立了农民互助会、自卫队、回民抗日救国会、文化教育抗日救国会以及妇女、青年抗日救国组织和战地服务团、冀鲁青年记者团等。5月1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鲁西总队部成立，下设组织、政治、青年、妇女、儿童5个分部，各县先后建立起民先分队，范筑先部的多数支队中也建立了民先中心队。同时，为扩大抗日宣传，鲁西北特委以六区政治部的名义，将1937年12月间在聊城创刊的《抗战日报》油印版，改为4开的铅印版。报纸发行到临清、南宫、菏泽等地，广泛宣传抗日。鲁西北民先总队部创办的《先锋》，政治部和各抗日团体创办的《山东人》、《行军日报》、《战地文化》、《战线》等报刊和抗战歌曲《吼声集》等，也先后出版发行。华北文化供应社成立后，翻印发行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毛泽东著作和其他政治理论书籍等30余种。聊城还成立了抗战移动剧团，有些支队和政训处也成立了剧团，文化宣传工作十分活跃。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政治工作扩大会议精神，鲁西北特委还大力培养军政干部。本月，范筑先采纳中共建议，在聊城建立了第六区政治干部学校，范筑先兼任校长，张郁光任副校长，齐燕铭任教务长，周子明任训育长，聘用中共干部任教，建立了随营学校和军事教育团。军事教育团由范筑先兼任团长，袁仲贤、胡超伦分别任教育长、训育长。在抗战工作的推进中，中共与范筑先的合作更趋紧密。[46] 6月，鲁西北特委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后，由徐向前副师长出面邀请范筑先到威县会晤，范欣然同意。14日，范筑先由袁仲贤、姚第鸿、牛连文等陪同前往威县，受到徐向前、刘志坚及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徐向前在致词中热情称赞范坚持抗战的爱国精神，并表示:“今后我们两个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要亲密地团结，加强联防，合力打击共同的敌人”。范筑先在答词中说:“我们过去是孤军作战，现在来了八路军，有了依靠，今后不再孤军奋斗了。我们要密切配合，共同作战，保卫神圣国土。”15日，徐向前与范筑先就冀鲁联防问题进行会谈，双方就建立情报互换制度、八路军帮助范筑先培训干部、冀南地区归八路军驻防、鲁西北地区归范驻防、两个地区的民众起义武装互不收编等达成协议。徐向前、刘志坚还分别向范介绍了八路军的歼敌战例和游击战术。[47] 为推进合作抗战，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于9月23日在河北省南宫召开冀鲁两省军政联席会议，范筑先应邀与会。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徐向前、朱瑞、宋任穷、杨秀峰对范表示真诚的欢迎。北方局代表朱瑞热情地称范为“抗战的老英雄”。根据朱瑞提议，双方制定了冀南与鲁西北根据地协同抗敌方案，还就加强政治工作、整军、民众动员、合理负担、干部培训等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范在会上表示，冀鲁两省，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才能取得胜利。两次冀南之行，使范筑先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持久战略思想，有了深刻理解，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48] 范筑先回聊城后，接受张郁光、姚第鸿等人建议，于10月4日至6日，召开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他在开幕式上强调：“此次会议乃决定本区的前途。要知道本区的军政，若不严加整顿，便无以自保，更谈不到抗战。而本区的前途，关系于华北战局者甚大，务望大家虚心讨论，如何整军，如何澄清吏治，得出一切合乎实际的方案，订出工作纲领、共同遵守，完成抗战任务。”[49]再次表明坚决抗战决心。会议通过了《山东第六专区抗日共同行动纲领》、《整军方案》和《战时经济政策》三个文件，《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50]在很多方面与中共的抗战救国纲领意旨相同。尤其是军队建设中引入政治工作制度，倡议动员民众抗战，显然是受中共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是实际的战斗促成的。在抗击日本的战斗中，尤其是9月进行的济南一役中，十支队起到了模范作用，而其他部队的纪律不好，到济南附近为济南群众所反对，汉奸活跃，军队到处受袭击，得不到群众拥护，使范更清楚地认识到军队中政治工作及军民合作的重要性。[51]范筑先在会议闭幕式的训话中，要求“大家应当依据共守”，并建立了“自我学习自我批评”制度，[52]以确保纲领的实施。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在鲁西北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标志着中共与范筑先合作抗战关系的日益巩固。 中共在鲁西北与范筑先的合作，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与支持。10月下旬，黎玉和张经武等率领一批青年干部从延安回山东，途经聊城。黎玉回忆：“毛主席对鲁西北的工作极为关心，亲自写信给范筑先做统战工作，并要我把信面交范筑先。”毛泽东在信中高度评价了范在山东敌后坚持抗战的重大贡献和深远影响，勉励范坚持抗战到底。当黎玉亲手把毛泽东的信转交给范的时候，年近六十岁的老人高兴异常，使劲握着黎玉的手，连表感谢。黎玉还把从延安带来的武汉版的毛泽东著作《论持久战》一书送给范筑先，[53]并应范的要求，介绍从延安带来的青年干部田兵作范的秘书。[54] 由于与范筑先的密切合作，鲁西北中共党组织和抗日武装都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抗战前的200余人发展到1万多人。由政训处（政治部）选派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然后由范筑先任命为县长的，先后有13个县。[55]从1937年11月起，鲁西北抗日武装同日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歼灭了不少的日伪军，其中重要的战役战斗有:梁水镇战斗、界牌战斗、南镇战役、两次收复范县的战斗、濮县战役、东阿和黄庄战斗、济南战役等等，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到1938年春夏之交，抗日军民基本控制了鲁北黄河两岸，管辖的范围扩大到30余县，初步建立起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秋天，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进入鼎盛时期。[56] 四 中共鲁西北地方党与范筑先在合作抗战中关系日益密切，但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中共地方干部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对如何发展自己的力量等经验不足，也由于范筑先终归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官员，正统思想浓厚，各方面不得不受国民党方面的掣肘，在与中共合作抗战中仍顾虑颇多。所以中共与范筑先的统战关系也经历了不少曲折，与任何成功的合作一样，双方都有各自的原则，也相互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 抗战初期，中共鲁西北党组织制定的一些抗日救亡政策，一般都是先和范筑先进行协商，然后以政训处的名义对外发布。有些范筑先暂时不能接受的东西，则实行必要的等待，或者改变一下方式，争取范筑先的赞同。譬如让范筑先公开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不现实，鲁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就结合当地实际，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须》，起草了一个15条的《山东第六专区抗日共同行动纲领》，以六区政治部的名义，提交鲁西北军政联席会议通过实施。该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内容是一致的。 中共的有些让步，则是为了求得发展而主动提出的。1937年11月，共产党人解彭年、洪涛、李福尧等人在堂邑建立了党在鲁西北最早的一支抗日队伍——山东第六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的成立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引起国民党的警觉。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一心想吞并这支队伍。他趁范筑先到聊城以南诸县整顿县政之机，擅自下令改编“抗日游击第一大队”。中共断然拒绝了王金祥的命令，挫败了王金祥的阴谋。同时考虑到部队在堂邑、聊城等地难以进行大的发展，就主动向范筑先提出，把这支部队从堂邑、聊城一带撤走，转移到由共产党人担任县长的阳谷、寿张一带活动。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让步，但主要的还是求得发展的有利空间。因为这支队伍在堂邑、聊城一带，既在发展上受到限制，又处在王金祥的势力范围内。部队转移到中共控制的地区后，很快就发展成为具有2000多人的队伍。不久在冠县改编为党领导的第十支队。这种让步是必要的，是积极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57] 中共对范的妥协突出表现在对卫队营事件的处理上。1938年6月间，在范筑先的警卫营中发生了重大事变：在范的警卫营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为反对营长压迫，把警卫营中由中共直接领导发展起来的一个连，从聊城拉往中共领导的第十支队，发生哗变。鲁西区党委在工作报告中直言：这“引起范对我们的不满与震怒，及范周围顽固分子的恐惧与戒备，而乘机进一步地挑拨我们与范的关系。当时范一面是军纪所关，另方面顽固分子趁机挑拨，以致使我们对范的统战工作受到莫大的影响。当时特委严厉指出十支队的错误，要他们把枪交回。但由于支队工作同志眼光窄狭，只看到了枪，与范拖延，引范的不满。以后由党下命令强制的要他们把枪交回，才息了这场风波。为了范的军纪，杜绝顽固分子的挑拨，并把政治部主任予以撤职处分。”[58]从中可知，当时范筑先因此事件的气愤非同寻常，又加之范筑先的参谋长王金祥借此事件攻击政治部与十支队，说“共产党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共产党挖墙脚竟挖了范司令的卫队营”等等[59]，中共若不作让步，不严厉处置相关人员，与范的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但当时“一些同志不了解这个意义，对范也引起了误解，骂范不进步。对鲁西特委的统战工作，大加指责，认为对范是磕头的统一战线，是右倾的。”中共鲁西北特委对之“作了深入的解释工作，并坚决批评与打击了对范统战的错误认识。”[60]事实证明中共这种妥协对巩固与范的统一战线，坚持鲁西北抗战是十分必要的。 范筑先是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员，不得不受其上级政府的领导。他能与中共在鲁西北合作抗战，也是不断排除来自国民党方面的干扰，秉持他“抗日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的结果。他多次拒绝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命令，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对中共的妥协和让步。但他毕竟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各方面的牵扯太多，对中共的要求也会有折中或敷衍之举。 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虽然总体融洽，但国民党对中共仍有很深的芥蒂。国民党高层就曾指示：“对范筑先部之处理，以由沈鸿烈就近用釜底抽薪办法，培植该部稳健派暨非共产分子，逐渐改善，归纳正轨，较为妥而易举。”[61]因此沈鸿烈在聊城设立“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让范筑先兼任主任，派去胡学仁担任副主任，实则是为监视范筑先。沈鸿烈利用国民党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和范筑先的正统思想，不断寻找借口，向范施加压力，逼范让出范县、寿张两个县的政权；要求范筑先将“抗日游击总司令部”改为“保安司令部”；让复兴社分子接管政治部；解散共产党领导的所有支队，将其改编为保安旅；把政治干校改为按国民党课程进行教育的旧制学校。这些要求都遭到范的拒绝，沈大为不满，随派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鲁西行辕”主任兼省民政厅厅长李树椿，利用旧关系收买范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李树椿的支持下，王金祥于1938年10月中旬阴谋制造了“鄄城事件”，杀害共产党员、第十三支队副司令王青云和政治部主任汪毅。 “鄄城事件”实际是国共为了濮县政权之争而酿成的流血冲突。濮县是中共在鲁西北基础最好的地方，群众运动比其他县份也好些。1938年4月间日本进占濮县，国民党前县长弃职逃跑。经过中共全力争取，范筑先同意政治部驻该县干事张舒礼任县长，国民党省府多方发难，最后用省府法令撤去张舒礼的县长职务，中共方面坚决反对，范筑先无耐，采取了折中办法，让张舒礼与观城（一个最小最穷的县）县长姜鸿元对调。姜起初对中共持合作态度，以后却成了进攻政治部的先锋。反对政治部，对群众用武力恐吓镇压，出门时常常是带两口铁铡，以包公自居，公开说抗战是军队政府之事，不允许群众有任何组织，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于是反姜的气氛布满了濮县。虽经民众向范控告，然而范因环境复杂及与姜的私人关系就敷衍下去了。10月间十三支队驻濮县，姜在经济上及给养上多方限制十三支队，同时顽固分子更唆使姜解决十三支队，而引起冲突，姜为十三支队司令冀振国所杀，引起王金祥的仇视，王乃亲率部讨伐，制造了鄄城事件。[62]中共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向范筑先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王金祥。范一开始接受了中共的要求，命令将王撤职查办，并驱逐出境。但由于李树椿多次找范讲情，范筑先觉得李树椿是省里派来的，是自己的上级，有些犹豫了。中共又找范筑先谈判，再次提出要对王严肃处理。范说“问题很复杂，不那样简单，李树椿一再讲情，他是代表国民党省政府的，如果我们坚决撤换，就会影响我们和政府的关系。”[63]因此，对王金祥的处理遂改为“撤职留任，戴罪立功”，终于留下了后患，酿成千古之恨。 在对“鄄城事件”的处理中，中共经强硬的斗争，取得范筑先在原则上同意整军，即把三十五个支队编为四个纵队，其中中共领导两个纵队，范筑先一个，齐子修一个，这样中共可以掌握二分之一的武装。[64]这是范筑先对中共作出的重大让步。但中共的整军计划尚未实施，与范的统战关系即遭重挫。 11月中旬，日军对鲁西北进行第一次全面“扫荡”。13日上午范筑先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迎击日军的作战方案。政治部姚第鸿、张郁光、张霖之、袁仲贤、赵伊坪等参加了会议，当时提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的部队应转移到城外和敌人打游击。范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坚壁清野，把机关、学校全部转移到农村，退出城外指挥作战，采用徐向前副师长介绍的席卷战术消灭日军。然而，范筑先在聊城做好迎击日军的部署，正准备和催他出城的张郁光、姚第鸿撤退出城时，李树椿突然乘车而至，将范故意缠住，被日寇围在城内。这时范筑先的主力部队多在外线为日伪和黄沙会所阻，王金祥在城外又坐视不救。经过一天一夜激战，日军终于在11月15日攻陷聊城，范筑先光荣殉国，同时中共党员、专署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与政干学校校长张郁光以及民先队员、经济处长崔乐三一齐殉国，鲁西北合作抗战局面遭到严重破坏。[65] 沈鸿烈随后委任的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王金祥公开反共，阴谋消灭抗日力量。在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配合下，鲁西北的共产党人领导着抗日军民，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并以十支队为核心，把范的部分武装整编为筑先纵队。在张维翰等率领下，筑先纵队会同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纵队，继续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 五 在日本强力入侵面前，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御敌，中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政策，并在全国实施，尽可能建立广泛的抗日同盟。中共山东地方党在鲁西北与范筑先密切合作，即是贯彻统战政策的直接成果。合作的成功，缘于多种因素促动，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其一，日军入侵，鲁西北局势危急，客观形势需要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沿津浦路南下迅速侵入山东省境，鲁西北局势岌岌可危，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不顾国家民族利益，迅速退却。鲁西北第四专区督察专员赵仁泉奉命率部南逃。范筑先主政的第六区失去屏障，六区一些县长也相继如鸟兽散。这时共产党员发动起义，组织抗日武装。同时，地方民团、土匪武装、散兵游勇蜂起。他们打着抗日旗号扰乱社会，欺压百姓。在危难纷乱的战争局势之下，联合起来抵抗外侮，救亡图存，成为鲁西北各界广大群众的普遍迫切要求。这种危难局面，是促成范筑先与中共联手抗日的客观条件。 其二，范筑先的个人品格，是中共对其统战成功的重要基础。范筑先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有着强烈的抗战要求。他虽在旧军政界长期任职，却一直保持着正直廉洁、爱国爱民的优秀品质。仅举一事为证。1925年他任旅长时，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溃散，已领的几十万元现洋的抚恤金，正可收入私囊，而他找来几个军官组成一个小组，按名册全部发给了官兵，连自己的那一份也没要。[66]他把“抗日”看得高于一切，已抱为抗日不惜一切之决心，一再强调：“抗战的便是我们的朋友，妨害抗战的便是敌人，但对妨害抗战的人，须先用和平的方法来说服和争取，用人格去感动。”[67]他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可以抛开党派成见，主动邀请中共党员到他的手下做事，接受一切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保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建议。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卡尔逊将军1938年7月曾访问过鲁西北地区，他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见闻录《中国的双星》中，曾这样评价范筑先：“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是，他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相信代议制政府，他在他自己的区域内，实行了他所能实行的一切改革，看来人民是同他充分合作的。”[68]卡尔逊的观察是准确的。范筑先在1938年10月初召开的军政联席会议上，就曾明确表示：“我们对所有一切的事情要开明，为民众运动要尽量辅助其发展，并须培养大批救亡干部，以应当前之急需。过去的民族是没知识和无组织的，又以我们领导的不够，所以民众不能动员起来，今后我们应注意并加强对民众动员的领导，才能走上完成抗战救国的康庄大道。”[69]可见，身为国民党地方官员的范筑先，在很大程度上接纳了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与中共结成巩固的联盟，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中共党人的艰苦奋斗、真诚抗日及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范筑先的好感和信任。鲁西北是中共在山东建立组织较早、影响较大的地区。农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对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为与范筑先合作抗敌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储备。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数次派遣大批干部到聊城范部工作，抗战初期鲁西北地方党的中心任务即是对范的统战工作。一方面，为“坚定范本人抗战的信心和决心，批驳他周围一切荒谬的言论与逃跑的现象，以耐心的教育与勇敢牺牲的精神取得他的信任与同情”；另一方面，为“帮助范收编和整顿大批武装”，“出生入死地在伪军里工作，风里雨里辛苦奔波，诚心诚意帮助范的发展，以艰苦奋斗博得范的信任与同情，奠定了以后与范的统战工作。”[70]真正做到了“积极帮助同盟者，仁至义尽”，“站在同盟者的立场，依其觉悟程度，提出适当口号”，对于同盟者的态度，“坦白、诚恳、忠厚、谦逊、耐心”，[71]促使范筑先精诚合作，加之青年共产党人为抗日而付出的勇敢作为，使范筑先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敢于拒绝国民党省政府的一些命令和要求，对中共党员委以重任，真诚接纳并实施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要求，使合作关系得以巩固。 其四，中共灵活的工作策略也是巩固与范筑先统战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共鲁西北特委根据实际情况，照顾范筑先的处境，适时适度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向范显示合作抗日的诚意。比如对卫队营事件的处理，中共鲁西北地方党就顶住了来自党内的误解，本着“互相帮助、互相发展”[72]的原则，严肃处理相关人员，满足范的要求，才平息了范的愤怒，保持了与范的统一战线。 在外敌入侵面前，国共捐弃前嫌合作抗敌，但国民党以执政党自居，对中共不会平等相待更难容忍中共力量的发展。范筑先与中共在鲁西北的密切合作，终究为国民党上层所不容，他被困聊城得不到救援，并非偶然。历史的演进表明，范筑先的牺牲，也就意味着鲁西北国共合作抗战大好局面的终结。中共将其直接掌握的范部建制下的第十支队和其他支队中部分武装力量整编为八路军筑先纵队等，肩负起坚持鲁西北抗战的重任。 注释： [①]主要有：刘如峰、王其彦《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文史哲》1985年第6期），李冬春《抗战初期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刘如峰、谢玉琳《抗日战争初期的鲁西北统一战线与我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王其彦：《鲁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②]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鲁西北敌后抗战斗争概述（1937.7——1939.1）》，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③]已有研究对范筑先的生日记载不一，此处采用的是李长宁等根据范树瑜（范筑先的侄女）保存的范筑先家谱对照《辞海》推算得出的时间。 [④]李长宁、王弃：《范筑先将军和筑先纵队》，《山东党史资料》1988年第2期，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印，第53—54页。 [⑤]《沈鸿烈关于范筑先等给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报》，《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60页。 [⑥]石凤举：《青少年时代的范筑先》，《聊城文史资料》第5辑，政协山东省聊城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43页。 [⑦]范树瑜：《回忆我的伯父》，《聊城文史资料》第5辑，第30页。 [⑧]范树琬、范树珊：《怀念我们的父亲》，《聊城文史资料》第5辑，第20页。 [⑨]《范司令官在六区军政联席会训话原文之二》（1938年10月6日闭幕式上），《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5页。 [⑩]《致宋哲元（1936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6页。 [⑪]张维翰：《忆彭雪枫同志到聊城》，聊城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光岳春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⑫]张维翰是原西北军十三军军长张维玺的胞弟，范筑先曾是张维玺的高级参议，又是同乡，所以经张维玺介绍，范安排张维翰任第六区督察专员公署专员秘书。参见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19—120页。 [⑬]张维翰：《忆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光岳春秋》，第99—100页。 [⑭]张维翰：《忆彭雪枫同志到聊城》，《光岳春秋》，第100—101页。 [⑮]《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页。 [⑯]申春生：《山东抗日根据地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⑰]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3页。 [⑱]李长宁、王弃：《范筑先将军和筑先纵队》，《山东党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55页。 [⑲]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3页；李长宁、王弃：《范筑先将军和筑先纵队》，《山东党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55页。 [⑳]李长宁、王弃：《范筑先将军和筑先纵队》，《山东党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56页。 [21]《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32页。 [22]赵健民:《忠诚报国，浩气长存—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四十六周年》，《聊城市党史资料》第3期，中共聊城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8页。 [23]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5页。 [24]徐运北：《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段回忆》，《光岳春秋》，第8页。 [25]《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113页。 [26]《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报告》（1937年11月7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7]《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82页。 [28]《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82—83页。 [29]《范筑先关于誓守河北决不南渡的通电》，《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13页。 [30]成润：《关于带回朱总司令复范筑先信的经过》，《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03—105页。 [31]成润：《关于带回朱总司令复范筑先信的经过》，《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05页。 [32]牛连文：《周恩来关怀鲁西北敌后斗争》，《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08页。 [33]谢玉琳主编《鲁西北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 [34]赵健民:《忠诚报国，浩气长存—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四十六周年》，《聊城市党史资料》第3期，第16页。 [35]郭洪涛：《关于传达刘少奇同志三条指示的经过》，《山东党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93页。 [36]谢玉琳主编《鲁西北革命史》，第74页。 [37]《关于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页。 [38]王幼平：《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光岳春秋》，第205页。 [39]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9页。 [40]《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洛浦、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506页。 [41]赵健民：《忠诚报国浩气长存——纪念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殉国四十六周年》，《聊城市党史资料》第3期，第12页。 [42]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5页。 [43]1938年3月，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冀南后，成立了冀鲁豫边区省委，鲁西北特委划归冀鲁豫边区省委领导，以前的山东省委代表改为冀鲁豫边区省委代表。参见《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113页；徐运北：《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段回忆》，《光岳春秋》，第7—8页。 [44]《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114页 [45]徐运北：《鲁西北党的建设片段回忆》，《光岳春秋》，第11页。 [46]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鲁西北敌后抗战斗争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7—8页。 [47]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3—135页。 [48]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鲁西北敌后抗战斗争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9—10页。 [49]《范司令官在六区军政联席会议训话原文之一》，《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3页。 [50]《第六区抗战行动纲领》（1938年10月5日通过），《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7页。 [51]《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86页。 [52]《范司令官在六区军政联席会议训话原文之二》，《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5页。 [53]黎玉：《毛主席让我带信给范筑先的经过》，《光岳春秋》，第115—116页。 [54]田兵：《曲折的经历》，《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内部稿）第5号，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1984年编印，第404—405页。 [55]《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第38—39页。 [56]中共聊城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鲁西北敌后抗战斗争概述》（1937.7——1939.1），《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1页。 [5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03页。 [58]《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36—37页。 [59]王幼平：《抗日战争初期鲁西北抗日武装的创建和发展》，《光岳春秋》，第206页。 [60]《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37页。 [61]《程潜电蒋中正呈具山东军政人事调整及解决八路军参政问題意见等文电日报表》，1938年11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台北国史馆藏，002-080200-00504-059。 [62]《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90—91页。 [63]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32页。 [64]《鲁西区党委关于统战、武装、政权工作的报告》（1939年11月2日），《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86—87页。 [65]参见田兵：《关于聊城失守和范筑先将军殉国》，《光岳春秋》，第154—165页。 [66]张维翰：《忆民族英雄范筑先》，《光岳春秋》，第121页。 [67]《范司令官在六区军政联席会训话原文之一》（1938年10月4日开幕式上），《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2页。 [68][美]伊·福·卡尔逊著李士钊译《在孔夫子故乡的战争（节选）》，《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345页。 [69]《范司令官在六区军政联席会训话原文之二》（1938年10月6日闭幕式上），《范筑先与鲁西北抗战资料选》，第135页。 [70]《鲁西区党委关于党的工作报告》（1939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上），第111—112页。 [71]《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郭洪涛同志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的报告》（1938年9月26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29页。 [72]《目前战争形势及我们的当前任务——郭洪涛同志在苏鲁豫皖边区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的报告》（1938年9月26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第2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