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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阅读 摘要：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媒体、民众几乎一边倒地叫嚣“膺惩暴支”，日本政府宣称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决定附和军部“扩大派”，伺机扩大侵华战争。然而，战后东京审判以大量史料证实七七事变是日本陆军计划、煽动和阴谋制造的产物，还原了事变真相，对日本人的七七事变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保守学者虽从推卸侵华战争责任出发，认为七七事变具有偶然性，是第二十九军士兵开了事变“第一枪”，但也不认同右翼分子提出的所谓中国共产党“阴谋”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等奇谈怪论。日本进步学者虽与中国学者的七七事变认识也不一致，但以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为前提，这是开展中日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础，从而为缩小中日历史认识差距和扩大共识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七七事变 历史认识 共同研究 中日关系 1937年7月7日晚10时40分，日军在北平西南郊外的卢沟桥夜间演习时，以所谓“不明枪声”和二等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但仅仅20分钟后便平安归队）为由，强行要求搜查中国军队驻守之宛平城，并在双方代表谈判之际发动攻击，挑起七七事变，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激起中国军队和人民的奋勇抵抗，“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①]因此，中日学界极为关注七七事变，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但彼此对七七事变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在事变原因、“不明枪声”、事变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等方面存在差异。[②]中国学界在批驳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学者歪曲史实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与日本进步学者就认识差异进行商榷和讨论[③]，并开始关注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媒体的报道、民众的反应。[④]那么，战时日本人究竟如何看待七七事变，战后有无变化，以及日本人的七七事变认识对中日关系和七七事变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笔者拟就此做一番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战时的“膺惩暴支”论 七七事变爆发翌日，即7月8日开始日本各大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所谓事变情况，指责中国军队“非法射击”、“挑衅”，强调日军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应战”，完全不顾日军非法进驻丰台和频繁军事演习、挑衅中国军队的客观事实。如，号称秉承“不偏不党”立场的《朝日新闻》，于7月8日以“号外”报道：在北平卢沟桥外进行夜间演习之日军，遭到中国驻军数十发子弹的“非法射击”[⑤]，目前双方交涉破裂，陷入战斗状态。《东京日日新闻》更是一日数次报道七七事变，认为是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第三营对日军实施“非法射击”，而日军“隐忍自重，没有反击”，只是在要求中方道歉被拒后才“开始应战”；此后经中日交涉，决定各自后撤，但“中国军队毫无撤退诚意，并再三向我军攻击”[⑥]，将日军挑起事端的责任完全嫁祸给中国军队。 不仅如此，日本媒体呼吁政府派兵“膺惩”中国，煽动民众的侵华战争狂热，动员他们支持扩大对华战争。7月11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当地日军达成停战协议后，北平战事暂时有所“缓和”。然而，《东京日日新闻》连续发表文章，以所谓中国军队经常违反停战协议，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恶劣”、毫无“和平”诚意，蒋介石已经调派中央军北上等为由，鼓吹为保护日本在华北的居留民有必要出兵中国，以示“膺惩”。[⑦]《中央公论》、《改造》等杂志更借口通州事件，连续刊文谴责中国军队，咒骂他们“如同魔鬼、畜生”，甚至“畜生不如”[⑧]，煽动日本民众对中国军队的仇视情绪。《朝日新闻》设立专栏，报道社会各界的“国防献金”、后方支援等“赤诚报国”活动，超前性地动员民众捐款捐物、慰问“出征”官兵，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出现了“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 近代以来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熏陶的日本民众，在媒体的宣传、鼓动下认为七七事变是中国军队“挑衅”日本军威，“不守信用”地破坏日本在华“合法利益”，故积极捐款捐物，甚至请缨参军，支持政府出兵中国，“膺惩暴支”。如，日本纸业大王、“大川财阀”的创始人大川平三郎虽于1936年去世，但其遗属获悉七七事变爆发后，仍以大川名义捐款100万日元，支持日本政府扩大对华战争。[⑨]政府官员、公司职员、普通工人、各地农民等纷纷捐款，小学学生还捐出平日积攒的零花钱，甚至 99岁的石塚老太太也捐款5元。[⑩]《朝日新闻》还发起“军机捐款运动”，鼓励国民“为国分忧”，在短短十天内便募捐290多万日元。日本各大城市的中小学学校，不仅组织学生开展街头募捐，而且统一安排学生为那些“出征”士兵写“慰问信”、制作“慰问袋”[11]，鼓励他们“为国奋战”。日本国防妇人会、日本爱国妇人会、全国小学女教员联合会等妇女团体纷纷出动，组织游行、参拜神社、开展募捐、慰问伤兵、安抚军属、缝制祈愿“出征”士兵平安的“千人针”[12]，发挥日本后方社会对侵华战争的“支援”作用。一些青年学生请缨入伍，预备役军人要求到前线参加战斗，山口县下关市甚至成立了“老年敢死队”[13]，支持侵华战争的呼声逐渐弥漫日本社会。 日本之中国驻屯军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即七七事变当晚夜间演习之日军，其中队长清水节郎在“笔记”中描述了事变爆发的情形。他在晚上10时半左右传令演习中止之后，突然听到从后方传来几发步枪实弹射击的声音，立即命令部队集合，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一面搜索，一面向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但“失踪”的士兵很快就被发现。一木则以电话向在北平的牟田口廉也联队长报告“士兵失踪”和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情况，同时率领大队主力出动，并按照牟田口的命令“把卢沟桥的营长喊出来，进行谈判”，而清水中队长则按照一木的命令伺机占领一文字山。[14]这段描述疑点丛丛，既无确凿证据，更无中方之反馈信息，尤其是“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仅20分钟后便平安归队，日军不再以“士兵失踪”为由，而是以调查“非法枪击”为由提出强硬的入城要求，且在与中方谈判中炮轰宛平城，攻击中国军队。 7月8日晨5时30分，中日军队开始战斗，5时54分中国驻屯军向陆军省报告昨晚卢沟桥的“射击事件”和交涉情况，10时20分呈报第一份中日战斗报告[15]，而陆军省内围绕如何处理七七事变产生了争论。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等人，根据长期对华强硬施压总能得到所要结果的自负经验，认为“机会来了”，主张急调内地三个师团，对华“一击”，中国政府和军队就会屈服，乘机解决中日之间的一切问题，被称为对华强硬派或战争“扩大派”。[16]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军务课课长柴田兼四郎等人，从对苏备战和中国民族意识成长的角度，对发动侵华战争持慎重态度，被称为“不扩大派”。其实，“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并非争论要不要发动对华战争，而是何时，以及如何发动的问题，即仅仅是急进派与缓进派、好战派与策略派的区别而已。[17]随着日本驻华武官不断夸大蒋介石调派中央军北上的情报，陆相杉山元更是向昭和天皇进言，出兵中国可以一举消灭中国的抗日活动，声称“事变大约在一个月内便可结束”。[18]于是，“扩大派”的主张逐渐占据上风。 7月11日，中方为力避冲突而屈辱地接受向日方道歉、处分事件相关官员，不在宛平城、龙王庙驻军，取缔抗日团体等过分要求，但日本政府却于当天发表了《派兵华北的声明》。该“声明”指出：“中国方面的侮日行为接踵发生，中国驻屯军对此正在隐忍静观之中。一向与我合作、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为此，平津方面形势紧迫，我国侨民濒于危殆，而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突然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而且不断增加第一线的兵力，更使西苑部队南进，同时命令中央军出动等，进行战争准备，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从以上事实说明，这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已无怀疑的余地。”[19]真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反诬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其实是日本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增兵华北，扩大侵华战争。 日本政府关于七七事变的这一说法，是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社会相对普遍、固定的看法，并经媒体反复宣传，似乎日军真是“被迫应战”、“师出有名”，其实事变的日方亲历者也不认同。七七事变一周年之际，《朝日新闻》组织事变相关者以书面形式参加“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从6月28日至7月8日连续发表参加者的回忆性文章，“佐证”、重复日本政府的观点。1938年7月，牟田口廉也在《大陆》杂志发表《谈卢沟桥事件的真相》；1941年4月10日，已升任陆军中将、第十八师团长的他，又在日军内部资料《关于卢沟桥事件开端的真相》中，发表《中国事变爆发时之真相及其前后情况》，坦率地承认根据他对事变之前北平军政要员的“监视”和“调查”，当事变爆发之时中国军政要员既未惊慌失措，也未有任何全面行动，不认为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行为。1941年7月，一木清直在偕行社编纂部组织的“卢沟桥事件回顾——中国事变四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指出他是根据牟田口联队长的命令，在找到“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后坚持强硬交涉，以免降低“皇军”威信[20]，其实就是“挑衅”，制造扩大侵华战争的“事端”。1944年日本败局已显，此时懊悔不已的牟田口廉也，常常对人说：“大东亚战争，要说起来的话，是我的责任，因为在卢沟桥射击第一颗子弹引起战争的就是我，所以我认为我对此必须承担责任。”[21]坦承了七七事变的真相和自己的战争责任。 然而，战时日本政府颠倒是非、漏洞百出的七七事变观，在媒体包装下大行其道，对日本各界的七七事变认识产生了广泛影响，甚至可以说延续至今。日本战败投降之际，外务省率先焚烧“极秘记录”。[22]陆军省从8月14日至16日连续焚烧“机密”文件，同时要求其他政府机关和民间机构焚毁重大军政决策文件，以消灭证据。[23]因此，七七事变相关的重要决策资料并不多见，目前主要是第三大队、第一联队的“战斗详报”，以及《中国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史》、《战史丛书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等图书著作和个别亲历者的口述与回忆。这种核心资料的有限性，既给战后日本学界研究七七事变带来不便，也给保守学者、右翼分子歪曲七七事变留下了“无限发挥”的空间，从而使原本事实清楚的七七事变，在战后日本媒体的宣传下如同谜一样，众说纷纭。 二、战后的认识多元化 战后东京审判判定日本陆军“计划、煽动、实行”了七七事变，对日本人重新认识和反思这一事变产生了一定影响，不少人不再认为这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为，但仍有人故意歪曲事实，将七七事变归咎于中国驻军的“非法射击”。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一些原日军参谋或士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了一批“战记读物”、战史著作和回忆录，虽碍于东京审判的结论和历史事实不再宣称中方“有计划”地“挑起”七七事变，但强调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引起了这一“突然事件”。1953年至1956年，战时陆军参谋服部卓四郎，利用战败时掩埋的资料，出版了《大东亚战争全史》（鳟书房），不仅为战后被盟军总司令部禁止使用的“大东亚战争”这一带有日本军国主义色彩的战争称谓“正名”，而且声称中国军队对正在卢沟桥演习之日军的“非法射击”导致后者“被迫应战”，因而七七事变对日本而言“是一次突然发生的事件”，否认日本陆军的“计划”与“煽动”。 父亲作为陆军司政官战死菲律宾的秦郁彦，曾在东京大学跟随丸山真男学习战争史，后因确诊肺结核而休学一年，但就在休学期间，他到巣鸭监狱直接与被收监的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原陆、海军人进行交谈，获得一些资料，在1961年出版《日中战争史》。他在书中引用《清水节郎笔记》，认为中国军队数度向演习之日军“非法射击”，一再“挑衅”日军，导致七七事变爆发[24]，该书已经河出书房新社发行3版、原书房发行1版，在日本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1987年，即七七事变50周年之际，他又片面摘取原驻守宛平城之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回忆的士兵动员讲话，推定“枪击”第八中队、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是第三营“第十一中队中队长耿锡训大尉”，且认为其“准确度当在95%以上”。随后，秦郁彦轻率地分析说：看着日军演习就在眼前，堤防阵地上的中国下级官兵对敌意和恐怖的兴奋，加之夜间测定距离的误差、接受命令的条件反射等，“开枪并非不可能”，后又肯定地说中国军队“受集合号声的刺激产生了条件反射开了枪，但发现日军没有进攻，便停止了射击”，且武断地认为金振中虽得知部下开枪，但为逃避违反命令的责任，只能坚持“没有开枪”说。他宣称第二十九军士兵偶然开枪说，已是日本学界的“定论”。[25] 七七事变时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辅佐官、后曾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1964年出版《中国事变的回想》，虽也认为中国军队的“非法射击”挑起事变，但又隐隐约约透露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长期策划和阴谋使然。他从1937年6月近卫文䜆组阁和日中关系的“险恶”处境出发，特别是陆军省军事课的冈本清福，受石原莞尔等人的秘密委托，视察中国驻屯军青年军官的动态，防止在华北重演“柳条沟事件”等异常行为中，有所察觉华北局势的危险。因为“那时候，东京政界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七日深夜会在华北重演柳条沟事件”，所以无论日本政府还是军部的“一部分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就不约而同地秘密派人去考察了一番”。1937年7月6日晚，今井武夫受邀到原国务总理靳云鹏的秘书长陈子庚家赴宴，“巧遇”冀北保安总司令石友三，而石友三突然表示若中日冲突，希望日军不要进攻他的部队。今井武夫事后感慨，若将石友三的话与东京的消息灵通人士中流传的谣言，“只是看成单纯的不谋而合”，那么未免太巧合了[26]，暗指东京方面的策划与准备。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不仅否认日军的“计划”和“煽动”，而且胡说七七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原中国驻屯军第二联队陆军中尉桂镇雄，在东京审判期间为混肴视听，曾向记者表示“七七事变的当事者是中国共产党”，他们派人在7月7日夜潜入对峙的中日两军之间同时向中日双方开枪[27]，挑起事变。自称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收留的葛西纯一，在返回日本后声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行的《战士政治读本》中，记述了刘少奇遵照中共中央指令指挥一部分坚持抗日救国的学生制造了七七事变。[28]冈野笃夫指出七七事变是7月7日晚至8日晨之间的事情，而当时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却于8日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如此迅速显系“事先准备”，认为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阴谋制造”七七事变的证据。[29]坂本夏男根据平尾治自费出版的回忆录——《某特种情报机关长：我的短暂青春》，“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国驻屯军的特种情报班，在7月7日深夜截获一份从北京大学院内发往延安的紧急无线电报，且连续三次以明码发报，内容是“成功了”，虽然发报者、情报源和情报路径不详，但“成功”地挑起了中日两军的冲突[30]，以此“旁证”中国共产党“阴谋”制造了七七事变。 这些毫无根据的“推测”，纯属胡乱编造，自然错误百出，不用说日本进步学者，就是保守学者也不以为然，公开批驳其荒谬与错乱。秦郁彦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部长彭真等人，在1937年4月返回延安，出席5月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而七七事变时他们仍在延安，不可能现场“指挥”和“阴谋”制造事变；至于中国共产党签署日期为7月8日的全国通电，实际上真正发出时间为7月12日或13日，批评以所谓迅速发表通电作为中国共产党打响“七七事变第一枪”的论据是没有道理的。[31]于是，一些右翼分子又根据七七事变时任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寺平忠辅的回忆，诬蔑中国共产党指挥以清华大学为主的抗日救国学生，潜入中日两军交战地带，燃放爆竹以刺激中日军队，企图扩大事态[32]，将中日战争扩大化的责任栽赃给中国共产党。山内一正更是荒唐地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949年10月1日，宣称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日军与国民党军之间开枪，导致他们互不信任，阻止他们签订停战协定，所以才有今日之胜利。[33]当有人要求他出示这一“论点”的证据时[34]，至今也未见他提供任何证据。 还有些右翼分子“独辟蹊径”，胡乱联系，将扩大中日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共产国际和张克侠的“对日作战计划”。波多野乾一在《中国共产党史 资料集成》中，记述了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所谓“指令”，即“力避局部解决，引向日中全面战争”；“使用一切手段，暗杀对日妥协、背叛中国解放运动的要人”；“将反日运动扩大到全国”；“红军协助国民政府开展游击战”等[35]，但保守学者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未发现这份“指令”原件，以致秦郁彦不得不承认该“情报出处不明”，“难辨真伪”[36]，难以证明中日全面战争是共产国际的“阴谋”所为。更为荒谬和大胆的右翼学者中村粲，认为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制定了“以攻为守”的积极“对日作战计划”，即将第二十九军的10万兵力编为几个集团军，分为北京、天津、察哈尔三个战区，然后歼灭分散配置于各个地区的日军，趁机出兵山海关，收复关外失地，而这一作战计划获得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和“支持”，张克侠便积极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行动。中村据此“推论”：七七事变偶然的“非法射击”，源于中共中央“同意”张克侠的这一“对日作战计划”。[37] 神户大学教授、知名进步学者安井三吉，曾长期研究七七事变，尖锐地批判日本右翼分子所谓七七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说。他指出若以张克侠的“对日作战计划”作为中国军队“阴谋”挑起七七事变的证据，那么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在1936年制定的《昭和11年度华北占领统治计划》作为日军“阴谋”说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同理，以国民政府参谋部制定的《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作为国民政府“阴谋”说不是完全可以吗？认为以张克侠的“对日作战计划”作为中国共产党“阴谋”说[38]，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针对所谓“旁证”中国共产党“阴谋”说的“成功了”三字明码电报，安井三吉指出这封电报并非平尾治亲自“旁听”，而是多年之后从其上司秋富繁次郎处听说的，且中国驻屯军相关人员的回忆录、文件中，均未发现这份电报的任何线索；日军演习之“空弹射击”与所谓“实弹射击”之间仅仅几秒钟，最多也不过几分钟，而此后至8日晨3时25分之间中日两军并未发生“冲突”，“7月7日深夜”怎么就能发报说“成功了”？对于如此重要的联络，中国共产党人怎么可能用“明码”且反复发报？[39]更关键的是，直到1941年2月，日军才能破解中共一部分密码。[40]因此，以虚构的“成功了”三字电报，作为中国共产党“阴谋”说的论据显系“脱离历史实际的臆想”。[41] 安井三吉考察了七七事变的发端与经过，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的来龙去脉及其传播路径，指出该通电实际发出时间是7月13日[42]，强调由于尚未判明究竟是谁开了七七事变“第一枪”，认为中国共产党“阴谋”说与日军“阴谋”说“都是错误的”，推断这一事变对于中日双方而言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不过，他的七七事变“偶发”论与保守学者截然不同。首先，安井三吉的“偶发”论以承认侵华战争性质为前提；其次，确认日本在七七事变之前已经制定武力侵占华北计划，而七七事变是在此背景下“偶然发生的”；再次，日本应对七七事变扩大为中日全面战争负责；最后，强调七七事变“第一枪”的存在及其导致事变的作用，但对日本学界的第二十九军士兵开了“第一枪”的主流观点，因疑点较多“持保留态度”[43]，反映了其严谨治学的态度。他还提出了七七事变中迄今为止难以解释的系列问题，如志村菊次郎“失踪”的真正理由是什么，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命令部队出动是因为“第一枪”还是“一名士兵失踪”，这个“第一枪”是7月7日夜的“枪声”还是8日晨5时30分的“开战”等[44]，因而希望中日学者共同努力研究七七事变相关问题。 井上清、藤原彰、江口圭一等人的七七事变认识，与安井三吉相似。井上清根据清水节郎听到从中国军队方向传来“枪声”的回忆，指出实际上没有发现弹壳这样的客观证据，强调若真是中国军队开枪，为什么不趁机进攻日军？反倒是日军以中国军队“非法射击”为由立即进入战斗状态，并于翌日拂晓进攻中国军队。[45]藤原彰认为7月7日夜10时40分的“枪声”，是志村菊次郎因迷路走近中国军队阵地而引起的。[46]浅井纯指出7月8日晨3时25分的“枪声”，是因为向丰台传令的第八中队的两名士兵返回卢沟桥时因联系不上中队，误入中国军队驻守的龙王庙附近，遭到中国军队射击。[47]江口圭一也认可“枪声”的存在，承认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派兵，以扩大侵华战争，但认为七七事变与九一八事变不同，并非日军计划或预谋挑起的，而是“偶发的事件”。[48]伊香俊哉指出日军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但在“失踪”之志村菊次郎平安归队后，仍强硬要求入城搜查，突出强调“中国军队射击”问题，目的是借机“对当地中国军队予以军事打击”[49]，这也被日本政府和军方“扩大派”视之为扩大侵华战争的“良机”。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学者、进步学者对七七事变的认识，既有相近之处，又有截然差别，甚至同一派属内部也不尽相同，非常复杂。如，他们大多否认七七事变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其对中日而言都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但右翼分子胡编乱造，栽赃中国共产党“阴谋”制造七七事变。再如，日本各界大多认为存在七七事变“第一枪”问题，但主流观点是第二十九军士兵开了“第一枪”，个别右翼分子则诬蔑中国共产党派人潜入中日两军之间打响了“第一枪”，进步学者对究竟是谁开了“第一枪”持慎重态度。另如，即使保守学者也不认同右翼分子的七七事变是中国共产党的“阴谋”说，反而与进步学者一样反对和批驳这一完全脱离史实的奇谈怪论。当然，右翼分子、保守学者的七七事变认识，是建立在否认日本侵华战争责任的立场上，而进步学者则以承认侵华战争性质、确认日本侵华计划和承担侵华战争责任为前提，这是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日本国内围绕七七事变的认识尚有如此差距和争论，中日学者共同研究七七事变的难度可想而知。 三、中日论争与共同研究 中日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学术对话，最初主要集中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方面。日本右翼分子肆意歪曲历史事实的荒谬言行自不必论，保守学者甚至进步学者的七七事变“偶发”论，都否认七七事变是日本的阴谋策动，这在中国学者看来就是割裂近代日本既定之“大陆政策”和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连续性，就是否认七七事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推卸日本侵华战争责任，因而不仅批判右翼分子和保守学者，而且对井上清、藤原彰等进步学者的“偶发”论也持批评式的“商榷”态度。中国学者指出七七事变发生在中国，纠缠谁开了“第一枪”没有意义，即使有人放了“第一枪”也并非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强调七七事变是日军蓄谋已久的行动，是实施其既定侵华计划的重要一环，目的就是要挑起全面侵华战争。[50]1987年7月，刘大年等中国学者赴日参加七七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而整个讨论会前提就是：“七七事变开端的中日战争，是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和中国抗日民族自卫战争。”[51]在确定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基础上展开热烈讨论，广受关注。 然而，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制约因素，中日学者围绕七七事变的一些具体问题展开了更加广泛的讨论。曹振威针对日本保守学者的片面观点或不实之处，指出究竟是谁在七七事变中首先开枪的问题“可以继续研究”，但在没有任何可信资料证明的情况下，污蔑“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这是毫无根据的推测，“十分荒唐”；鉴于牟田口廉也、一木清直辩解“失踪”士兵志村菊次郎平安归队后，日军之所以继续强硬要求入城搜查和发动对中国军队的攻击，是为了维护日军“军威”，甚至日本学者将之美化为维护日军的“面子”，他批评这是“毫不讲理的强盗逻辑”，以所谓“面子”、“军威”为日军侵华行动辩解是“别有用心”，强调七七事变是“华北日军”捏造事实、隐瞒真相，“制造中国军队向其挑衅的假象，把事态一步步引向恶化”[52]，最终导致中日全面战争。孙立祥指出日本右翼分子为推卸七七事变责任，荒谬地提出七七事变“中共责任说”、“国民党责任说”、“共产国际和苏联责任说”，实际上七七事变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53]，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 长期从事七七事变研究的曲家源，曾就日军“士兵失踪”、七七事变的计划性等问题与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安井三吉进行“商榷”。他认可江口圭一、安井三吉对7月7日夜至8日晨日军寻衅生变过程的描述，但指出这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需要弄清楚日军“士兵失踪”问题，究竟在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于是，他通过梳理七七事变的史实，得出结论：“士兵失踪”是日军侵华行动计划中的重要一环，而作为“失踪”士兵的志村菊次郎自动停止“失踪”计划，短短20分钟后便平安归队，结果使日军失去了进入宛平城搜查的理由，此后日军就撕下这块“遮羞布”，炮轰宛平城，发动了七七事变。[54]1999年，曲家源针对安井三吉的《卢沟桥事件再考：围绕中国的“日军计划”说》一文[55]，指出该文资料更加细密、立论态度更加明朗，但与中国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也更加明确，即坚持七七事变“偶发”论，否认“日军计划”说。他在系统论证七七事变相关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七七事变“是以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的产物”[56]，表示不能接受安井三吉的“偶发”论。 2003年，安井三吉出版《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1930年代华北的日中对抗》一书[57]，受到中国学者关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认为该书资料丰富，既注重梳理和吸收中日学界的既有成果，又针对中日学界的不同意见呈现出独特的论辩视角，从分析日本政府和军部抹煞七七事变真相的政策与战略入手，深刻揭示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历史轨迹。同时，他指出安井三吉以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为前提，判定七七事变为“偶然发生的事件”，既不容于顽固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和推卸战争责任的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学者，也不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使其“一直处于两线‘作战’境地”，而这部著作就是“由论战催生的作品”。徐勇在不少问题上赞同安井三吉的观点，但认为该书忽略了中国学界强调的七七事变是日军的“挑衅（起）”说，陷入所谓七七事变“第一枪”的繁琐考据，导致其最后得出了七七事变“‘偶发’的不实结论”。[58] 在中日美等国学者组成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中，服部聪认为七七事变是在中日关系极其紧张状态下发生的，虽从战前日本开展的“华北分离工作”看似乎是日本挑起的，但实际上没有根据，且通过研究七七事变及日本之应对，发现不存在为发动中日战争由当地日军制造事变的事实，坚持七七事变“偶发”论，但承认日本对华武力威胁与没有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是导致中日全面战争的最大原因。他指出战前日本将中国驻屯军增至5800人，并在北平部署一个联队，其中一个大队驻扎北平西南郊的丰台，而这个大队就是七七事变的当事者；更关键的是，中日两军之间时常冲突，且停战交涉不经外交部门而直接由当地日军与中国地方政权之间进行，往往是日军强硬而中国地方政权屈服，这已经成为“常态”，以致中国软弱成为不少日本人头脑中的固定形象。七七事变爆发后，“并非不可避免”的中日战争，却因日本政府没有强力推行和平解决事变的意愿和军部“扩大派”丝毫没有认识到中国民族意识的成长而走向了中日全面战争。[59] 随着中日学术交流发展和各国学者共同研究历史取得一些经验，中日两国决定从2006年12月开启政府间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以缓和因历史认识问题而引起两国关系紧张和民众情绪对立，其中的一个难点便是对七七事变的认识。经由中日各10名学者组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以及该委员会聘请的多名“外部执笔者”的共同努力，至2010年1月完成“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一阶段工作，就日本侵华战争性质和大部分史实达成共识，但在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认识上尚存分歧。如，日本学者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坚持七七事变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而首次“枪击事件”之后“失踪”的志村菊次郎不久平安归队的消息迟迟未向大队报告，是导致此后事态严重的原因之一。他们认为中国驻屯军和关东军妄图以七七事变为“契机”推翻蒋介石政权和占领华北，“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而日本陆军内部的“扩大派”主张对华“一击论”，并最终“超过‘不扩大派’”，占主导地位；原本“不希望事态扩大”的近卫首相，“相信如果表现出派兵的强硬姿态，按理说‘中国方面会屈服’”，于是无视当地中日两军的“停战交涉”，早早决定派兵华北，致使“其后的交涉工作变得困难”；日本媒体一边倒地鼓吹“膺惩暴支”，特别是借助通州事件宣传中国军队“残暴不法”，“在日本形成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舆论”，而“抗日气氛高涨也使得中国方面接受妥协的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小”[60]，结果是走向中日全面战争。 中国学者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认为七七事变是“由日军演习时的‘枪声’而引发的，至今为止并未发现有关‘枪声’来自何方的详实资料，因此，卢沟桥事变作为个案，它的发生可能具有偶然性”，但强调七七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侵华政策相关”，“从历史的演变过程来看，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又带有必然性”，既一分为二又辩证统一地阐述了七七事变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中国学者指出即使根据《辛丑条约》，丰台也非日军的“合法驻地”，何况七七事变之前日军在丰台频频军事演习，不断挑衅中国军队的忍受底线，强调不管如何辩解日本国内存在“扩大派”与“不扩大派”的争论，但事实是日本最终采取了扩大战争的方针[61]，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中日学者都认为日本应对七七事变及其引起中日全面战争负责，但日本学者细分了中国驻屯军、关东军、日本政府和媒体的责任；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方面，中日学者的观点虽有所接近，但目前仍存有分歧。 为回应社会各界对“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关心和疑惑，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首席委员步平、委员荣维木，邀请中日两国委员、“外部执笔者”和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就中日历史上一些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继续“共同研究”[62]，其中就包括七七事变。对此，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宋志勇，指出七七事变具有“必然性与偶然性并存的特征”，即使日本学者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认为引发事变的“枪击事件”具有“偶然性”，但也揭示了日本一步步走向扩大侵华战争的决策过程，“实际上也承认了事变扩大具有的必然性因素”。[63] 安井三吉根据中国学者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对七七事变的描述，认为虽然附有条件，但毕竟承认了七七事变“第一声枪响”的“偶然性”的“可能性”，与他的观点又近了一步，肯定了通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关于日中战争的问题，在一些重要且未达成一致的问题点中，有些分歧是在向着缩小的方向迈出了一步”。[64] 中日学界虽长期关注被称为中日局部战争转向全面战争“契机事件”的七七事变[65]，但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就此开始中日学术对话、交流和共同研究。暂且抛开日本右翼分子、保守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无端猜测、瞎编乱造和胡乱联系，中日学界围绕七七事变爆发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七七事变走向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以及七七事变中的“第一枪”、“士兵失踪”等具体问题，展开了学术讨论，加深了中日双方对七七事变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工作，更将这些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此后七七事变研究的学术基础，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安井三吉就七七事变列出9个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合理解释的问题[66]，曲家源则从中国学者的角度提出8个问题[67]，这些问题既需要深入研究，更需要中日学界的广泛交流与探讨，才能不断缩小彼此关于七七事变认识的差距，扩大共识。 结 语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国内近乎一边倒地叫嚣“膺惩暴支”，将之视为出兵中国和扩大侵华战争的“良机”，并掀起捐款捐物、慰问“出征”士兵、请缨参军等“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日本政府宣称七七事变是中方有计划的“武装抗日”，日本媒体更是散播中国军队的“残暴不法”和“不守信用”，鼓噪扩大对华战争。然而，战后东京审判判定七七事变是日本陆军计划、煽动和阴谋制造的产物，还原了七七事变的真相，对日本人的七七事变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右翼分子诡称七七事变的“真凶”，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共产国际和苏联等，“总之，不管是谁，反正不是日本”。如此荒诞不经的说法，即使保守学者也不能接受，反而与进步学者一样批驳其错误言论。进步学者虽在七七事变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事变中的“枪声”与“士兵失踪”等问题上，与中国学者的观点也不一致，但其与保守学者、右翼分子否认侵华战争性质、推卸侵华战争责任则截然不同，这也是中日学者开展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中日学者关于七七事变的学术对话和共同研究，目前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主要依据本国资料，各说各话。中日学者虽已认识到对方资料的重要性，但往往由于对方资料的开放程度、语言问题等客观困难，仍倾向于使用本国战时遗留的七七事变相关资料、本国亲历者的回忆录、口述资料等，自然容易得出本国既定的学术观点，这样的学术对话犹如两条平行线，总是难以靠近。二是在七七事变基本史实已明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倾向于定性研究，而日本学者更注重“第一枪”等具体问题的繁琐考证，导致双方关注点的错位与失衡。三是中日学者共同研究七七事变的成果较少，联合开展深入研究的难度较大，一个重要原因是七七事变核心资料的缺乏。因此，这需要中日学者从缩小彼此历史认识差距和维护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大局出发，一方面拓宽研究视野，广泛挖掘七七事变相关资料；另一方面努力克服学界既有观点的影响和本国史观的束缚，通过国际学术交流和共同研究，深入探索七七事变研究的未知领域，不断扩大学界共识，进而影响本国民众的七七事变认识。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16KZD021） 作者简介：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①]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4日，第2版。 [②] 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3—108页。 [③] 曲家源：《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徐勇：《评安井三吉新著<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王晓岚、戴建兵：《<盛京时报>关于七七事变报道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史桂芳：《从<朝日新闻>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看媒体与战争的关系》，《北京党史》2015年第3期；史桂芳：《日本民众对卢沟桥事变的反应——对1937年7月<朝日新闻>报道的考察》，《东北亚学刊》2015年第2期；邹灿：《抗战初期日本媒体的战争宣传——以<东京日日新闻>为个案》，《民国档案》2016年第3期。 [⑤] 「日支両軍北平（郊外）で交戦、支那兵不法突如射撃」、『朝日新聞』1937年7月8日、号外。 [⑥] 「馮部隊盧溝橋でわが部隊に突如発砲」、「不遜行為を繰り返す、 支那軍·撤退の模様なし』、『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9日、夕刊。「盧溝橋事件交渉、 我要求を容れ解決」、『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9日、号外。 [⑦] 「駐屯軍の要求を承認、 嘘つき支那、 厳重監視」、『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12日、号外；「我平和の誠意を蹂躙、 国民政府不遜なる回答」、『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朝刊。「わが隠忍自 重今や限度を越ゆ、 暴戻極まる廿九軍」、『東京日日新聞』1937年7月28日、号外。 [⑧] [日]吉田絃二郎「時局に際して思ぶこと」、『中央公論』、1937年第9号、198頁；[日]山川均「支那軍の鬼畜性」、『改造』、1937年第9号、64頁。 [⑨] 「生きる故大川遺族の寄付」、『朝日新聞』1937年7月18日、夕刊。 [⑩] 「夢ぢやなかった三千元の赤面」、『朝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夕刊。 [11] 「激励電報二千通」、『朝日新聞』1937年7月18日、夕刊；「少年赤十字団献金」、『朝日新聞』1937年7月20日、夕刊。 [12] 「非常時の街頭風景 ·『千人針』の由来」、『読売新聞』1937年7月17日、9版。 [13] 「愛国ご隠居起つ」、『大阪毎日新聞』1937年7月14日、2版。 [14] 《清水节郎笔记》，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4—236页。 [15] [日]伊香俊哉『戦争の日本史22 満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争へ』、東京、吉川弘文館、2007年、84頁。 [16] 「河辺虎四郎少将回想応答録」、[日]小林龍夫、島田俊彦、稲葉正夫編『現代史資料12 日中戦争4』、東京、みすず書房、1965年、414—415、418頁。 [17] 徐勇：《卢沟桥事变与不扩大派》，《日本研究》1990年第3期，第56页。 [18] [日]近衛文麿『失われし政治——近衛文麿の手記』、東京、朝日新聞社、1946年、121頁 [19] [日]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東京、原書房、1966年、366頁。 [20] [日]安井三吉：《卢沟桥事变与牟田口廉也》，《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第30、36、37页。 [21] [日]児島襄『太平洋戦争』下、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年、119頁。 [22] [日]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会編『外務省の百年』下、東京、原書房、1969年、1295—1297頁。 [23] [日]吉田裕『現代歴史学と戦争責任』、東京、青木書店、1997年、129—134頁。 [24] [日]秦郁彦『日中戦争史』、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164—167頁。 [25] [日]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日]秦郁彦「中国に『盧溝橋事件は日本軍の謀略で戦争が始まった』と言われたら」、中嶋嶺雄編『歴史の嘘を見破る日中近現代史の争点』、東京、文春新書、2006年、99—106頁。 [26] [日]今井武夫『支那事変の回想』、東京、みすず書房、1964年、8—12頁。 [27] [日]桂鎮雄「盧溝橋事件 真犯人は中共だ」、『文藝春秋』、1988年7月号、132—133頁。 [28] [日]葛西純一『新資料盧溝橋事件』、東京、成祥出版社、1975年、6—7頁。 [29] [日]岡野篤夫『蘆溝橋事件——日中開戦の実相』、東京、旺史社、1988年、282、283頁。 [30] [日]坂本夏男『盧溝橋事件勃発についての一検証』、東京、国民会館、1993年、17—18頁。 [31] [日]秦郁彦『昭和史の謎を追う』上、東京、文藝春秋社、1993年、167—170頁。 [32] [日]寺平忠輔『盧溝橋事件——日本の悲劇』、東京、読売新聞社、1970年、286—287頁。 [33] [日]山内一正「『唐決』を嗤って過ごせるか」、『動向』1539号、1994年5月、25頁。 [34]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歴史科学』195号、2008年12月、3—4頁。 [35] [日]波多野乾一編『中国共産党史 資料集成』第七巻、東京、時事通信社、1970年、334頁。 [36] [日]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280頁。 [37] [日]中村粲『大東亜戦争への道』、東京、展転社、1990年、394—396頁。 [38]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に関するいわゆる『中国共産党計画』説」、『季刊中国』、1994年夏季号、9—10頁。 [39] [日]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233—234頁。 [40] [日]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戦史叢書北支の治安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年、383頁。 [41] [日]安井三吉著，郎维成译：《卢沟桥事件的“发端”和所谓“中国共产党计划”说——与坂本夏男商榷》，《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第53页。 [42]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286—287頁。 [43] [日]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181、198—199、204頁。 [44]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号、1997年3月、105頁。 [45] [日]井上清『天皇の戦争責任』、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106頁。 [46] [日]藤原彰『昭和の歴史（5）日中全面戦争』、東京、小学館、1988年、73頁。 [47] [日]浅井純「新証言・盧溝橋事件『運命の銃声』」、『文藝春秋』、1985年8月号。 [48] [日]江口圭一『盧溝橋事件』、東京、岩波書店、1988年、37頁。 [49] [日]伊香俊哉『戦争の日本史22 満州事変から日中全面戦争へ』、80—84頁。 [50] 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第104—108页。 [51] 刘大年：《从京都到东京——记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84页。 [52] 曹振威：《卢沟桥事变爆发真相辨析》，《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67—75页。 [53] 孙立祥：《日本右翼势力的“自卫战争史观”辨正》，《东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24—126页。 [54] 曲家源：《对“一士兵失踪”的考证——卢沟桥事变起因研究之一》，《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71—285页。 [55]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号、1997年3月。 [56] 曲家源：《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77—202页。 [57] [日]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出版、2003年。 [58] 徐勇：《评安井三吉新著<从柳条湖事件到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第230—245页。 [59] [日]服部聪「盧溝橋事件から南京へ」、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国際共同研究 2 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株式会社、2006年、74—78頁。 [60] [日]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日中戦争——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国の抗戦》，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68—271页。 [61] 荣维木：《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与中国的全面抗日战争》，步平、北冈伸一主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第110—111页。 [62] 刘晓欣：《中日历史认识的学术对话——基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对谈文章的理解》，《抗战史料研究》2013年第1辑，第1页。 [63] 宋志勇：《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第23—24页。 [64] [日]安井三吉：《稳定日中关系的可能性——从塘沽停战协定到卢沟桥事件》，《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第28页 [65]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究の現状と課題」、『歴史科学』195号、2008年12月、3頁。 [66] [日]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再考：中國における『日本軍計畫』説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55巻第4号、1997年3月、105頁。 [67] 曲家源：《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4期，第190—1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