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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爆发前，中共极其重视在浙江地区的武装暴动，考虑到浙江地处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认为这可以极大地动摇国民党的统治。事实上，由于国民党在该地区统治的强化，中共的武装暴动和割据所遇到的困难远大于其他地区，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非常艰难。抗战初期，中共一方面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同时也出于与国民党争夺政治真空地带的政治需要，重视经略浙东；战争后期，出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进而控制东南沿海大城市的考虑，中共在浙江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加强，但由于美军最终未在中国东南沿海实施登陆作战，中共在浙江的地缘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最后决定主动撤出在浙江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不过从全国的战略来看，达到了此处之消彼处之长的战略目的。 关键词：抗战前后 中共 浙江 地缘价值 作者简介：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教授。 一、战前中共旨在“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暴动与割据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就成了一个基本的政党定位：在城市发动工人暴动，在农村发动农民暴动。虽然对于城乡何者为重的问题上党内也有争议，但无论是对于城乡似乎都更为注重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具体对于浙江，认为这一地区是蒋介石的故乡，也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带，在此进行城乡暴动能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从而达到动摇国民党统治的目的。 中共浙江省委是在1927年6月于杭州正式成立的，当时中共党内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普遍存在急躁情绪。10月28日，中央致信浙江省委，要求浙江“马上组织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夺取武装，占据县城。在暴动区域要坚决肃清一切反动势力，毫不顾恤地施行红色恐怖”。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决定要浙江制定大暴动的计划，“夺取浙东政权”①，“至少要造成流寇式大骚动局面”，并强调江浙的农民与工人暴动，其目的是“以推翻南京政府为目的，至少是扩大土地革命潮流于农民群众之中，摇动南京的政权。”②省委在接到中央来信后立即就组织浙东大暴动和在大城市发动罢工的问题召开会议，并于11月2日在杭州组织了振新、庆成、震和各纺织厂职工的罢工，由于事起仓促，罢工并没达到预想中的效果，反而导致了省委众多领导成员和各县领导的被捕。 这一时期，中共浙江省委对形势的估计也非常乐观，中共浙江省委在《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中认为“浙江目前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民众武装暴动之必要与可能”，并提出武装暴动的前途是夺取全省政权。③ 1928年1月，宁波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开始实施浙东暴动计划，同一时期浙西也相继组织和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民众发动不充分均告失败，而且省委机关多次遭到破坏，数位省委书记被捕遇害，以至于到1929年4月，中共中央不得不取消浙江省委的建制。 浙江暴动的相继失利说明在国民党统治较为强势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的艰巨性，但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后，更加漠视中国当时政治地理的客观现状，根本不承认国民党统治在地域上的强弱分布。1930年6月，他提出“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来说，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的产业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的形势是一样，而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的总方针。”④同年7月，他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又强调要在杭州等地暴动：“加紧皖、浙、鲁南的工作，特别是杭州，杭州过去要求马上暴动，但中央停止其暴动，现在的形势则不同，中央应明确指示杭州应积极准备暴动工作，坚决的领导暴动。”⑤ 虽然限于当时条件杭州事实上也并没有组织起暴动，但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共在浙江各地继续开展以夺取中心城镇的武装斗争。193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将浙南一带的农民武装编为红军第13军。该军组建后，其工作重点仍然是进攻中心城镇，虽然这支武装一度成为浙南地区反抗国民政府统治的主要武装力量，在客观上牵制了国民政府军围剿中央苏区的部分兵力，但由于国民党实行了“剿抚兼施”的政策，1932年5月发生了诱捕红军领导人的“岩头事件”，红军第13军失败。 1935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编为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进入浙西南地区，在与地方保安武装不断作战的过程中，建立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对于中共在浙江地区的武装割据非常重视，先后征调地方武装和正规武装展开“清剿”。10月，挺进师在福建寿宁县郑坑与闽东红军会师，成立了统一领导闽东、浙江中共组织和红军的机构——中共闽浙临时省委和红军闽浙临时军区，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 中共在浙江建立根据地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地理问题。事实上，对于中共武装斗争在地域的选择上，党内很早就有人进行过探索，毛泽东早在1928年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对中共红色割据的区域进行了地缘上的分析，他认为“中国红色政权首先能够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群众曾经大大地发展起来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这些省份的许多地方，曾经有过很广大的工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有过工农阶级对地主豪绅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许多经济的政治的斗争。”⑥可见，毛泽东虽然注意到了农村根据地的价值，但却没有区分同样是在农村，也有国民党统治强弱之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并没有认识到中国的红色政权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难以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现实，这便是在十年内战时期中共在浙江领导的武装暴动屡遭挫折、在浙江的根据地难以进一步扩大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经过长征，中国共产党才实现了一个“由南方向北方”的战略性转变。“长征犹如一招活棋，引起了两方面的变化：对国共关系来说，是离开长江中下游流域，缓和了国共之间的地缘矛盾，并进而使国共合作抗日成为可能；对于共产党自身来说，是实现了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由此获得了更加广阔的战略基地和更加有利的政治发展空间……由于这是在自发而非自觉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但当年的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没有认识到，即便现在的研究者也没有认识到。”⑦ 事实也正是如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政权对于全国的影响力差别很大，对有些省份的统治基本上是有名无实，但对于东南沿海地区，国民党的统治则是处于强势状态。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不但在浙江全省广泛建立了其党的组织网络，而且其党员人数在全国也是最多的。据王奇生统计：1926年，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为3223人，1928年为12143人，1929年为12530人，1931年为12721人，1932年23050人，1933年为21321人，1934年为22791人，1935年为28168人，1936年30385人。⑧在1935年和1936年两个年度的统计中，浙江省的国民党党员人数均超过了当时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江苏省，居全国第一。 国民党对浙江地区的重视还可以从国民党的“剿共”战略来作分析。有研究者指出，国民党的武力“剿共”区正是由国民政府所在地江苏而逐次向外扩展的，蒋介石首选、首重的“剿共”省份是江苏，国民政府最早任命的三个“剿匪司令”就是“江南剿匪司令”、“江北剿匪司令”和“徐海剿匪司令”；其次便是与江苏紧邻的浙江、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省。⑨可见浙江在事实上成了国民党统治较为强势的地区，正是这个现实才使战前中共在浙江的发展面临着比在其他省份更为艰难的境地。 二、抗战中的变化：从争夺政治真空到配合美军登陆作战的布局 由于长征以后中共中央战略重心由南向北的转移，才使在浙江的中共武装力量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1936年7月，闽浙临时省委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根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动地展开了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937年5月，国共双方代表开始接触，到抗战前，经过两次正式谈判和多次非正式谈判，基本上达成了停止内战，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的协定。1937年12月，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在武汉成立，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将原红军挺进师改编为新四军，开赴皖南。同年3月，在浙江的原红军挺进师主力部队500余人由粟裕率领，从平阳县出发到达皖南岩寺集中，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这样，中共在抗战前存在于浙江的主要军事力量便撤离浙江境内。 新四军组建后，虽然在江南地区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活动，但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初期并没有向浙江发展，直到皖南事变以后，中共才重新考虑了其武装力量在浙江的布局问题。 皖南事变表明蒋介石根本无法容忍中共在长江流域一带的发展，并不惜采取军事行动消灭在江南的新四军。中共则从另一个角度意识到正是由于自己的力量在江南不够强大才有皖南事变这样的遭遇，因此，1941年2月1日，中共开始对新四军在华中的战略部署作新的安排，认为新四军在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力量素来薄弱，以后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由上海的党组织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⑩ 中共作出上述决策后，正好战局对中共实施以上战略非常有利。1941年4月，日军在浙东发动了宁绍战役，仅用半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杭甬铁路以北，杭州湾以南的整个地区，驻守该地的国民政府军陆续向后退却。针对日军对浙东的武装侵略和国民政府军退却的现实，1941年4月30日，毛泽东、朱德等向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的游击战争”，并特别提到“此地有大发展前途”。(11)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决定在浙东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中共浦东工委决定抽调所掌握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渡海到“三北”敌后(12)，会同当地党组织，创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从1941年5月开始，浦东工委将其直接领导和秘密控制的武装八九百人，分七批先后渡过杭州湾到了浙东，到1941年10月，浙东军分区成立，“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初步建立。 1942年5月中旬，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占领了浙江20多个县城，担任正面作战任务的国民政府军且战且退，中共为了进一步发展浙东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六七月间，新四军再抽调部分力量到达浙东，并成立了中共浙东区委，8月，又成立了统一领导浙东地区武装力量的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 1942年9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浙东作了新的指示，指出日寇退守金华、兰溪后，浙东游击区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可能。中共浙东区委据此于9月22日作出了《关于长期坚持浙东斗争的决定》，制定了坚持三北、开辟四明，在完全占领四明山后，再争取控制会稽山的工作方针。(13) 1943年初，中共在浙东的武装力量攻克了梁弄，控制了整个四明山区，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成为华中抗日的东南前哨阵地。1944年1月5日，中共领导的浙东武装正式宣布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稍后，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最高行政机关“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也正式成立。到1944年底，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20余万人。(14)中共在浙东的经略填补了国民党统治留下的政治真空，使浙东地区人民有了抗战的坚强领导核心。 与浙东相比，中共对浙西的经略则更多的是从配合盟军实施登陆作战的战略需要而提上议事日程的。 浙西的京沪杭三角区域，曾经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地带。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后，在浙西的国民政府军退入安徽、江西境内，国民政府在浙西的统治几乎瘫痪，因此，从1938年下半年起，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利用各种渠道派一些中共党员进入浙西，中共中央东南局也从新四军中抽调了干部到浙西，到1940年初，浙西各县的党组织陆续建立起来。 1944年下半年，浙西地区对中共的战略价值突显，其基本原因是中共把对浙西的经营看作是在美国等盟国实施对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时双方能够进行密切配合，并进而控制该区大城市的重要战略。 抗战时期，中共对于国际力量对战争的关系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谈到战略反攻时就认为“收复失地，主要地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15)正因为重视国际力量对于中国抗战的价值，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各地武装力量的发展就离不开对国际因素的考虑。 1944年7月，经过中共长期的争取，美国方面派出了军事观察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美军观察组的成员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与交谈，并判断美军将来肯定会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登陆，实施对日作战。8月23日，毛泽东与美国军事观察组的重要官员谢伟思有一次长达八个多小时的交谈，其中就谈到美国是否要在中国沿海登陆这一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认为美国必须在中国登陆。”“当然，这取决于日本的力量和战争的进展，而日本的主要力量是在长江流域和华北——且不说满洲。”“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这对中国来说将极为不幸。国民党将继续作为政府而存在，尽管它不具备作为政府的能力。如果进行登陆，美军就必须同国共双方军队合作，我们的军队现在包围了汉口、长沙、南京和其他大城市，我们在内层包围圈，国民党却远在外围。如果美国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合作，重要的是让我们分别在各自的防区活动。国民党太害怕同我们一起共事了。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打垮我们。”(16) 毛泽东关于美军将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判断及时地通过中共的内部系统传达到了新四军。1944年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在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中指出要“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京沪线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17)1944年8月21日，毛泽东在致新四军张云逸和饶漱石的电文中讲过“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作战”，“美军在中国登陆时间，据有些美国人估计已不再很远。因此请你们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18)1944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了《关于发展苏浙皖边地区的总方针和部署》，提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的工作应有新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19)华中局根据中央指示于10月9日确定了向南发展的方针和部署，提出：“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工作中心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向天目山周围，以便越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联系，造成连接苏浙的战略形势。”(20) 同年的11月2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又致电张云逸与饶漱石，认为“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六个团南进。”(21) 正是根据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的以上指示，从1944年8月以后，中共大力扩展在浙江地区的军事力量，准备配合将来盟军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登陆作战。 最早是新四军第16旅于1944年8月发起了在浙江的长兴战役，并向太湖沿岸推进，基本上控制了太湖西南岸地区，为浙西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基础。1944年12月中旬，新四军第1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战略部署，兵分两路从苏中南下，一路由师长粟裕率部从仪征东南地区渡江，于1945年1月6日到达浙西长兴县，与早已南下的新四军第16旅会合。另一路从扬州、泰州地区渡江，到达浙江长兴地区。 1945年1月13日，新四军军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决定成立苏浙军区，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部队。到1945年5月，苏浙军区控制了长兴、安吉、孝丰、武康、德清、吴兴、余杭、临安、於潜、新登、富阳等县的广大地区。为了加强苏浙地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华中局决定在苏南、浙西分别设立区党委。1945年5月1日，中共浙西区委成立，同时还建立了浙西行政公署，浙西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新四军在浙西地区的发展，对一向重视江南地区的国民党震动很大，从1945年2月到6月，国民党顽军与新四军在浙西天目山地区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而且国民党还大造舆论，说中共在浙江、安徽制造了大规模的内战(22)，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军必将在东南沿海一带登陆，日军为了防守沿海必然要找机会攻击第三战区的国民政府军，在盟军和日军行动之前，如果继续向前推进，势必会引起盟国的担心和国民党的惧怕，为此，中央指示粟裕：“巩固现地，如顽来攻则反击之，勿再主动前进。”(23)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浙西新四军的力量，中共中央下令新四军叶飞部也南下浙西。 1945年8月初，中共方面判断战争的结束可能还要过一年的时间，毛泽东认为大概要到1946年冬天。(24)国民党方面对抗日战争的结束时间也有着与中共相似的估计，蒋介石在1945年5月的时候认为战争还需一年时间。(25) 因此当时中共对于江南新四军的基本任务仍然是规定为占领该地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杭州等，这一方面是出于配合盟军登陆中国东南沿海的考虑，另外也是出于国共政治斗争的考虑。中共中央在致华中局的电文中甚至要求华中局任命江苏、安徽、浙江的省主席。8月11日，华中局上报延安的作战方针是：由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占领南京，以新四军浙东部队主力控制上海、杭州段铁路线，阻止国民党军进占上海，并以浦东部队开入上海。(26)为此，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要求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和津浦铁路，作好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准备。 三、战后“向北发展”的全国战略及其军事力量从浙江北撤 就在中共方面紧锣密鼓地准备争夺大城市的时候，盟国对日作战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美国在日本原子弹的投放和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投降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毛泽东感到原来期望的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作战的可能不复存在，原来的想法是一边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边占领东南沿海的大城市，但现在既然美国不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因此，基于原来的这个判断所做出的军事战略部署也不得不进行调整。到8月12日，毛泽东对前述进占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想法有了一些变化，他在给华中局的电文中称“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浙东力量仍在原地扩展。”(27)同日，中共中央华中局电告中共浙东区委，应作好内战到来的思想准备，不要作进占杭州、宁波等大城市的打算，不过在利用日伪投降与秩序混乱的时候，可以扩展并夺取广大的乡村及县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囤积物资，在天台山、会稽山、四明山及一切可能发展的山区建立根据地，互相依据，以便在将来情况万分紧张的时候，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仍可进行分散游击和长期坚持。(28)8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新的形势发出了指示，正式决定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着重应夺取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扩大和巩固解放区，准备作持久的斗争。 在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有两种可能进入和平情况，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的，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帮助我们，二是蒋利用其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他。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29) 此前中共之所以敢于放手与国民党争夺中心城市，特别是国民党原来就统治力量比较强的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基于两个判断：第一是能够取得苏军的配合，第二是能够直接与盟军合作，绕过蒋介石，迫使日军向中共投降。(30)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均因当时国际条件的制约未能行通，因此，关于中共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战略问题随着战后局势的变化，提到了重庆谈判的议事日程。 重庆谈判期间，中共在9月3日将《谈话要点》交与国民党方面，该要点中关于解放区的解决办法中是采取了如下两个方案：在中共力量较强的地方提出由中共推荐省主席与委员，此类省份计有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第二种情形是在中共有一定影响的省份推荐副主席，此类省份计有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在这个方案中，中共显然考虑到了浙江作为国民党统治的强势地带，连省副主席的推荐权也放弃了。9月15日的谈判中，中共明确表示在海南、广东、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以及京沪杭等地的军队可以退至淮北与黄河以北地区。对于中共所做出的这个让步，有研究者认为中共撤离南方数省的战略意图，正是要改变根据地过于分散的状况，而在黄河以北地区建立联系一片的战略根据地。(31) 事实上中共除了想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北方这一层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原来江南根据地的建立更多的是立足于配合美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登陆作战的需要，但由于美军并未实行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作战的行动，江南根据地的价值就得重新评估。当时中共方面已着手考虑国共双方战略争夺的重心，已经有人非常明确地提出将全国范围内的地缘战略重心转到国民党统治基础非常薄弱的东北地区。9月19日，刘少奇向党内发出的指示中明确提出了“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32)同日，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中共的武装力量将从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省区的根据地撤出。至此，中共新的战略呈现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华中与华东这样一个梯度结构，即战略重要性由北向南呈递减的结构，也就是说，中共与国民党争斗的重心首先是东北，然后是华北，最后才是华中与华南，这与战争期间中共力量发展的强弱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而国民党的战略却正好相反，它此时的战略重心是由西向东(即从西南回到东南)、由南向北(先巩固南方再发展北方)，国共双方的这种不同战略，正是后来中共在战略上胜于国民党的重要原因。 9月14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浙东游击纵队除留部分人员在原地坚持外，主力迅速南下，与浙南武装会合，开辟闽浙赣根据地。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浙东部队及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同日，华中局转发中央电令，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秘密武装外，必须在7日内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 9月22日，华中局就北撤的工作具体电示浙东区党委：要求在党内外作深入的动员和解释，对外宣传工作要在出发后再进行，以免增加行动上的困难，注意保密，随时备战，部分不能转移的地方武装与干部不宜勉强北撤，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秘密联系的干部，领导群众继续坚持原地斗争，组织新四军后方留守处，负责处理抗属和伤员，并联合当地名流士绅，共同派代表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及附近国民党驻军接洽。部分无法转移隐藏的干部，要依靠群众，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干的秘密游击队，准备开辟游击基地。党的组织要以绝对保密、精悍为原则。(33) 中共浙东区委和纵队司令部在接到命令后积极投入了北撤的准备。9月22日当天，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在浙东的主要力量北撤，在浙江只留少量人员和精干武装坚持隐蔽斗争，把党委制改为特派员制。(34)23日，中共浙东区委又在上虞县城丰惠镇召开了有地县委书记、部队支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具体作了北撤的部署。 从9月底开始，浙东游击纵队和党政机关及地方工作人员约15000余人在谭启龙、何克希等率领下，从临山到古窑浦的沿海各港口分路分批渡杭州湾北撤。10月22日，浙东新四军各部渡过长江，11月3日，胜利到达苏中根据地的东台，完成了北撤的任务。 1945年9月25日，在苏南、浙西的苏浙军区也接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北撤的命令，从10月2日开始，苏浙军区的第1、3、4纵队和军区机关、苏浙区党委机关党政干部及地方武装共5万余人分批北撤。苏浙军区部队在北撤途中也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阻击，但到10月中旬，全部渡过长江。 中共在战时与战后初期对于浙江根据地，从着力经营到最后撤离，都是基于对当时国内外时局所进行的分析，把浙江的地缘价值放在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全局中加以考量的结果，从中共的全国战略来看，虽然将在浙江的军事力量北撤，但它有利于中共军队在北方的进一步整合，从而到最后能够自北向南地取得全国政权。当然中共在浙江所建立的根据地的基础，为后来人民解放军南下浙江，也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注释： ①旧时的浙东系指钱塘江以东和以南的地区，浙西指钱塘江以西以北的地区，与现在的地理概念有所不同。 ②《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1927年1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192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③《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1927年12月3日)，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④《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1930年6月1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目前任务的决议)，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1930年)，第89页。 ⑤《柏山在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集》(1930年)，第136页。 ⑥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⑦昆嵛：《地缘变化：长征不为人知的意义》，载《人民论坛》2006年第21期。 ⑧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 ⑨孔庆泰：《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⑩《毛泽东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彭德怀》，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西抗日根据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页。 (11)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浙江省档案馆编：《浙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2)“三北”是指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北部。 (13)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时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14)《新浙东报》，1945年1月26日。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16)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5页。 (17)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第31-32页。 (18)《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538页。 (19)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第36页。 (20)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第40页。 (21)《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4页。 (22)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第96页。 (2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浙西抗日根据地》，第96页。 (24)1945年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的电报中认为“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12页。 (2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11页。 (2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2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页。 (28)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抗日战争时期下)，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2页。 (29)《毛泽东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30)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31)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187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刘少奇选集》上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3页。 (33)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省档案馆编：《浙江革命历史档案》(抗日战争时期下)，第642页。 (34)包晓峰：《浙江新四军北撤》，载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浙江八年抗战》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7-35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