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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遵义会议后，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①，尤其是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②，负责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是中共中央的最高负责人和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领导处理或参与了中共的一系列重大事件③。但是由于“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似应为“蒙冤”——引者注)17年直到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④由于以上原因，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期间的许多重要活动也长期遭到淹没或主观回避，使一些事情显得比较模糊，并由此引起争论。争论者或各执一端，或语焉不详，或违背史实……使本就比较复杂的历史问题更显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更加深了对历史理解和认识的难度。本文要探讨的张闻天与“陕北肃反”问题便是真相长期不明，也是近年来争论比较激烈的重要历史问题。笔者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试澄清现在广为流传的当时身为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观点，还原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同时简要分析一下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和局限。 一、毛泽东没有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 传统观点一致认为是毛泽东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并给予这件事以极高的评价，经历改革开放前长期个人崇拜等“左”的因素的影响，对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甚至带有浓厚的个人传奇色彩。关于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讲得最具体、最形象生动的应该是当时负责调查“陕北肃反”的红军保卫局局长王首道。王首道在其回忆录中详细介绍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全过程。 王首道对毛泽东在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发生错误肃反后，坚决果断制止肃反的态度和措施有生动的记述。他回忆：“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和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正当毛主席紧张部署直罗镇战役的时候，陕甘边区的干部和群众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个严重的情况，一个多月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同志被捕，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对此，广大干部群众无比义愤，希望毛主席、党中央公道处理。毛主席仔细地倾听了当地干部群众的反映后，立即指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毛主席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许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都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由于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负责同志正忙于战役准备，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派我和刘向三等同志到瓦窑堡去，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的工作，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主席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上，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⑤ 王首道还对毛泽东决策为刘志丹等“陕北肃反”的受害者平反的史实做了比较生动和详细的记载，对这件事情的政治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王首道回忆说：“当时中央是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我们五人负责审理此案的。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毛主席来到了瓦窑堡，我们即将审查刘志丹‘案件’的情况向毛主席、党中央作了汇报，毛主席、党中央肯定了我们的看法，并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同时，为严明党纪，毛主席、党中央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作出了处理。对戴季英给予最后警告处分，并撤消了他的领导职务。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如果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等同志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⑥ 在当事人王首道的回忆中，领导解决“陕北肃反”的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只字未提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在后来的许多著作或研究文章中，由于王首道是直接参与处理过“陕北肃反”的重要当事人，又留下了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资料最详细、最生动的文字材料，因此以后在论及这段历史时，在史实依据方面大多援引这段论述。此类著述数量很多，影响很大，在此不再征引相关例证。但是，如果仔细推敲，王首道的回忆有许多史实还需要商榷，如他回忆负责审理“陕北肃反”案件的“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博古、刘向三、王首道，参照其他相关著作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存在明显错误：博古是负责指导这项工作的领导者，“五人小组”成员为：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张云逸和郭洪涛，诸如此类的问题在王首道的回忆中还有一些，后文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此不再赘述。到了“文革”期间，一首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响全中国，以毛泽东“领导解决陕北肃反”为背景的歌词：“满天的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更是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影响依然经久不衰。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关于毛泽东领导主持解决了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的说法，在现有的出版物上依然是主流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受到有力挑战。尤其是《毛泽东年谱(1893—1949)》等的问世，对毛泽东初到陕北的基本事实有详细的介绍，这为研究毛泽东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为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也为否定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提供了史事基础。 毛泽东对西北根据地和刘志丹等的情况有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在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毛泽东在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时才提出，“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并鼓励参会人员“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9月27日，毛泽东率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根据最近了解到的情况，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⑦但是西北根据地内部发生的肃反问题，毛泽东等人并不了解。直到10月18日，毛泽东到达陕西保安县铁边城附近，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陕甘支队入陕作战方针等问题时，发言还强调：“我们需要了解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的情况，以及陕北苏区的情况。”⑧ 在吴起镇期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通过和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接触，才知道陕北发生的肃反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在接见活动在吴起镇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后，才得知刘志丹等被逮捕并且关押在瓦窑堡的情况。⑨在张明科的介绍下，毛泽东又于22日晨接见了了解肃反情况的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政委龚逢春。毛泽东从龚逢春处得知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肃反，刘志丹、高岗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被逮捕，有的被捕人员已经被杀害的消息。⑩10月22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等随即派遣白区工作部长贾拓夫、李维汉等作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11) 在得知“陕北肃反”的详情后，毛泽东明确表态，积极制止了肃反的恶性发展。11月3日，毛泽东在下寺湾边区特委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关于陕北苏区、陕北红军及其作战情况的汇报。在此之前，毛泽东得知“陕北肃反”扩大化和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2) 此后，中共中央直接介入“陕北肃反”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最后颁布《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两个文件，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处理和解决。在此期间，毛泽东一直在前线主持打退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没有直接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毛泽东在参加下寺湾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后，根据会议决议11月4日率部南下，组织领导以直罗镇战役为中心的反国民党“围剿”的军事作战，一直在前方，直到12月13日才返回当时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关于处理“陕北肃反”问题，只是在“11月18日，在张村驿，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张闻天、秦邦宪，请他们详细考虑陕北苏区肃反中的问题，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提出纠正肃反中的错误。”(13)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从毛泽东给张闻天等的电文中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虽然认为“陕北肃反”在执行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了“错捕”的“事实”，必须纠正，但是对于肃反本身是否正确，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态。 《毛泽东年谱》等著作证实，在中共中央解决“陕北肃反”期间，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一直在前线指挥作战。在解决“陕北肃反”期间，毛泽东虽然发表了相关的意见，但是不可能在前线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也不可能参加解决“陕北肃反”的具体工作，更没有参加对“陕北肃反”定性的关键性会议，这些问题在许多著作中都可以得到印证。学者何方著文指出：“但应当指出，多数史书至今仍沿袭旧说(指毛泽东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的说法——引者注)。事实上刘志丹等人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这都说明，毛泽东在下寺湾和出任西北军委主席后，还没有以领导自居，越过张闻天从直罗镇前线下令放人。”(14)当事人郭洪涛也回忆：“根据中央的决定，1935年11月30日，在中央党校教室里召开了平反大会，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主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两同志在前方，未参加大会。”“会上对所有被冤同志都作了平反。”(15) 二、张闻天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问题 张闻天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多年，尤其是在“陕北肃反”发生期间，正是张闻天以总书记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最关键的时段之一。改革开放前，由于前述的原因，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及其在中共历史上的活动被刻意封杀和回避。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后，张闻天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张闻天的研究不断扩大和深入，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推动了张闻天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曾在张闻天身边工作生活过的、熟悉当时历史的，或者对当时历史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当事人、亲历者、专家学者著作的问世出版和当时相关史料的面世，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使一些模糊的历史问题逐渐清晰，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逐渐为世人所知，并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学者何方在其著作中肯定了张闻天负责解决“陕北肃反”的历史事实，进一步否定了毛泽东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说法。何方在其著作中讲到：“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他在1943年的《反省笔记》中写道：‘我们到陕北后，我即看出……肃反是过左的，所以很快就释放了当时被诬陷的许多同志。’”(16)至于当时张闻天派遣负责处理“陕北肃反”前期调查和制止滥杀滥捕的王首道只字未提张闻天的原因，何方转述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话给出了解释：“一次我问到，为什么张闻天派去处理刘志丹案的王首道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而且还写上毛主席后来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指刘英——引者注)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他(王首道——引者注)就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17) 中共中央领导处理“陕北肃反”重要的历史见证人，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回忆也明确谈到了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史实。刘英回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初，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主席、恩来同志和彭总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我们中央机关于十一月十日到达瓦窑堡。这一行中有博古、凯丰、少奇、罗迈(李维汉)和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同志。……到瓦窑堡后闻天处理的另一件大事是纠正肃反扩大化。在下寺湾，毛主席和闻天得知陕北肃反把一大批红军干部关了起来，连刘志丹也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被抓起来了。毛主席和闻天都说，陕北肃反这样搞，错了，要纠正，要赶快放刘志丹。随即派王首道先去制止，把刘志丹救出来。到瓦窑堡后，闻天领导纠错，组织了以董老(必武)为首，有王首道、罗迈、张云逸、郭洪涛参加的五人小组来调查处理。闻天抓得很紧，错误很快得到纠正。十一月下旬就为刘志丹、习仲勋等彻底平反，被关起来的红二十六军干部也都放了出来，恢复了他们的工作。这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巩固和团结产生了很好的影响。”(18) “陕北肃反”期间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郭洪涛在回忆中也明确讲到，当他和程子华得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苏区后，前去迎接，在下寺湾遇到中共中央后，“因为马上要打直罗镇战役，所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程子华同志继续留在前线，而让张闻天等中央同志先到后方主持工作。”“后来，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中央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由董必武(负总责)、王首道、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指张闻天——引者注)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的错误抓得很紧。这一错误在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得到了纠正。”(19) 以上研究和回忆是肯定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有代表性的著作，随着对张闻天研究的深化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传》等有分量著作的问世和一些珍贵史料的公开，为研究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所做工作创造了条件，曾被浓墨重彩失去“本色”的历史，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张闻天在得知“陕北肃反”基本情况后，明确表达了制止肃反的意见，及时派人制止肃反的扩散蔓延。在吴起镇期间，活动在当地的原红二十六军干部张明科、龚逢春等先后向张闻天、毛泽东等汇报了“陕北肃反”的部分情况，使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意识到肃反的严重性和解决肃反问题的紧迫性。(20)在得知“陕北肃反”比较详细的情况后，张闻天提出要纠正“陕北肃反”问题，并采取了初步措施。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听取郭洪涛关于肃反问题汇报后，当即与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决定派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带无线电台先去瓦窑堡，制止错误肃反，调查情况，等候中央处理。11月5日，中共中央机关在张闻天率领下向瓦窑堡进发。(21) 在到达关押刘志丹等人的瓦窑堡后，张闻天直接领导了对“陕北肃反”的实际调查、分析定性和实际解决等工作。11月10日，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入瓦窑堡，同时到达的有博古、邓发、刘少奇、王稼祥、李维汉、董必武等。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随即接管了原西北代表团保卫局，任命王首道为保卫局局长，并指示成立五人(王首道、董必武、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领导小组负责调查审理“陕北肃反”问题。(22)五人小组“在洛甫领导下”(23)，经过整整二十天的调查，十一月二十六日，以中共西北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在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及董必武为主任的五人委员会参加的会上宣布了审查结果：“刘志丹及原红二十六军的同志无罪，立即释放刘志丹并分配工作。”(24)11月30日，张闻天主持为刘志丹等平反举行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杨和亭、戴季英等五六十人。张闻天在宣布开会时指出：中央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过去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接着会议由王首道报告冤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对这次错误肃反负有直接责任的省保卫局负责人戴季英在会上作了检查，刘志丹也在会上讲了话。会议最后宣读了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25)在会上，同时作出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直接负责肃反工作的领导人聂洪钧和戴季英进行了组织处理。(26)至此，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完成了对“陕北肃反”的基本处理工作。 在解决“陕北肃反”善后工作上，张闻天还亲自负责安排了刘志丹的工作问题。1936年1月8日，张闻天晚上同博古、李维汉一起到齐家湾向刘志丹传达了中共中央、西北军委的任命令，任刘志丹为新编红二十八军军长。(27)而直到此时，毛泽东尚在前线，还未能返回瓦窑堡，也未曾与刘志丹等受到迫害的原西北党政军领导人见过面。 通过以上资料的介绍，可以清晰地看出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概况，是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问题，代表中共中央释放了受到残酷刑讯折磨和政治诬蔑的刘志丹等原陕甘边根据地为主的西北根据地领导人。自此以后直到延安整风西北高干会召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都基本维持着张闻天主持确定的相关结论。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主持解决“陕北肃反”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但是为什么时至今日不管是主流的观点，还是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大都不提或刻意回避张闻天？对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上的贡献要么一笔带过略微提及，要么讳莫如深刻意回避，而把解决“陕北肃反”的功绩归在毛泽东名下？有学者认为这是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未能完成，个人崇拜思想等还在起作用，以及张闻天自延安整风后政治生涯屡屡受挫，尤其是庐山会议后遭受全面批判，在历史上的贡献被全面否定和封杀所致。(28)这种说法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有一个问题就难以解释了，即在改革开放后，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得到了纠正，一些重大历史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尤其是张闻天平反昭雪后，为什么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仍然很少被提及，只有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大声疾呼为张闻天“恢复名誉”，而“陕北肃反”的当事人，尤其是“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几乎都保持沉默，还是众口一辞的将解决“陕北肃反”问题的贡献都归功于毛泽东，而刻意回避张闻天？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对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作用加以简要评价，从中找出问题的原因所在。 三、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的贡献与局限 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在主持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上，果断地制止了大规模的杀戮，保护了刘志丹等西北中共精英，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西北奠定了基础，张闻天本人的贡献是不可替代和抹杀的。但是，由于受到当时特定历史的局限以及张闻天本人认识等的影响，张闻天主持对“陕北肃反”的解决遗留了深远而沉重的问题，对后来几经起伏的“陕北肃反”争论以及张闻天作用的淹没都埋下了隐患。 张闻天领导解决了“陕北肃反”，对当时的中共革命落脚西北根据地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形势相当险恶：外有国民党组织的新的大规模“围剿”，大兵压境，形势岌岌可危；内有错误肃反造成的西北红军内部的分裂，党政军干部遭逮捕和屠杀造成的根据地内部的危机；中共中央立足未稳，对西北根据地党的基本情况、西北党对革命的态度以及西北民情文化等都缺乏深入了解。迅速处理肃反问题，改善并加强了中共内部团结，有利于中共克服当时面临的危机。张闻天领导解决“陕北肃反”最紧迫和严峻的逮捕和屠杀问题，实际上及时扭转了“陕北肃反”的严重后果，为整合中共在陕北的力量联合对敌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张闻天领导了迅速释放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干部，这些领导人的复出为西北根据地军民迎接中央红军、巩固根据地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他们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西讨，南征北战，有很多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诸如刘志丹、杨琪、杨森等红军将领。因此正如有的著作在肯定张闻天领导解决“陕北肃反”贡献时所讲的那样：“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迅速、正确处理，对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它适时地解救和保护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陕北根据地的功臣和骨干，消除了内部潜伏的危机，稳定了军心民心，使根据地的工作步入了正常有序的轨道，从而为党中央在发展中巩固、扩大根据地和领导全国革命扫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29) 但是更应该指出的是，除了当时特殊历史条件的限制，即遵义会议主要清算了中共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在政治上，尤其是总的路线上仍然坚持原来“左”倾路线外，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因其具体的思想认识、政治领导和组织措施等的局限，对“陕北肃反”未能彻底解决，以至于后来引起多次争论，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这也是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后其历史贡献不被认可或者被刻意回避的重要原因。 在政治上，张闻天对“陕北肃反”的必要性是肯定和认可的，这在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处理“陕北肃反”定性文件《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中表现得比较明显。193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总结处理。这个文件在总体上对“陕北肃反”是持肯定和认可态度的。该决定沿袭了“陕北肃反”运动主要领导人发动肃反的论调，认为“过去陕甘苏区存在着以黄子文、蔡子伟为首的反革命小组(他是直接受反革命的张慕陶指使的)，假借着党与苏维埃公开的名义，戴着‘红帽子’混入边区南区与苏维埃政权和某些红色武装部队中，一方面夺取党与政权的领导机关，公开散布右派取消主义的主张和影响；另一方面秘密的进行挑拨离间与一切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活动，造成边区党与陕北党的对立，红二十五军与二十六、七军的猜疑，来破坏党的一致与削弱和瓦解革命力量的团结；尤其是利用党内存在着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做他们的帮手，实行压制群众斗争，阻止分配土地，破坏扩大红军，取消党的领导，从各方面有计划的曲解党的路线，破坏苏维埃各种基本的政策与法令的执行，以致造成边区南区工作中严重的现象。”(30)同时，还在文件中具体指出了“团结一切革命力量，从各方面开展与右派和一切反革命的斗争”的“具体的工作”。由此文件还肯定，“过去陕甘晋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的是必要的，正确的”。对“陕北肃反”存在的问题《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仅仅认为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二十六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种错误不仅是使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不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反而混淆了斗争的目标，分散了斗争的力量；而肃反机构之薄弱，工作中之疏忽与粗鲁，轻信犯人的口供，更使情况恶化，以致在某些地方党内与部队内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派。”(31) 张闻天在处理肃反责任人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局限。1935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通过了《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个决议则是在组织上对“陕北肃反”的裁决，即进一步明确了肃反错误的个人责任。这个决议也是在肯定肃反正确而且必要的前提下，处理肃反直接领导人的责任问题的。这个决议指出：“过去在陕甘边区南区及红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领导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派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是必要的”。“但有些领导肃反工作的同志过分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对革命力量估计不足，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轻信犯人口供，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造成地方党和部队内的恐怖现象。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时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当时的保卫局长)及在前方主持肃反工作的聂洪钧(当时的军委主席)二同志负责之。戴季英同志在保卫局工作上还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本应受到党的最严重处分，因估计到他长期参加国内战争，为党工作很久，特决议从轻给予他以最后警告，对聂洪钧同志给以严重警告。”(32)从这份对责任人的界定和处理上可以明显看出，主持领导“陕北肃反”的领导机关“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陕甘晋省委、红十五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朱理治、程子华、郭洪涛等的责任都没有受到清算和处理，这造成了受迫害当事人的严重不满，给“陕北肃反”问题留下了组织隐患。 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既是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定性处理，也在组织上落实了责任，同时，部分地为肃反受害人平反昭雪，标志着中共中央对“陕北肃反”的初步处理的完成。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上述局限，“陕北肃反”问题不断激起新的争论，严重影响了中共内部的团结和稳定。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尤其是张闻天本人认识的局限，张闻天在处理“陕北肃反”后，还坚持遵义会议前“左”的政治路线，仍然对“陕北肃反”的领导者和参与者重用有加。1936年9月15～17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总结过去中共历史时仍然认为中共四中全会“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33)。肃反的重要领导人和参与者在肃反后仍然身居高位，朱理治先后担任陕甘省委书记、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共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原局代理书记等重要职务；郭洪涛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陕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等要职；其他“陕北肃反”的重要参与者也几乎都得到一定的重用。这些事情的发生与张闻天又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当时的重要组织关系和组织问题，都是张闻天以中央书记处名义或总书记身份出面管理和负责处理的。”(34)1937年，张闻天还以总书记身份，以中共中央名义，两次亲自出面劝说习仲勋，要习仲勋支持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35)。当郭洪涛任职受到质疑时，张闻天还出面对不满郭洪涛的干部做工作，维护和赞扬郭洪涛。张闻天在回信给反对郭洪涛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陕北干部霍维德时，比较明显地表露了自己对“陕北肃反”责任问题的认识和对郭洪涛的基本看法。这封信中在谈及“陕北肃反”责任时，张闻天说：“过去肃反问题，郭洪涛要负责任，主要的责任还是要反革命负”，要霍维德“应该好好的团结下面的干部，应在郭洪涛同志领导下好好的工作”，并称赞“陕北的干部，郭洪涛是最有才能的一个。另外他在中央的领导下，他的学习很进步。”(36) 与此同时，由于张闻天主持制定的关于“陕北肃反”结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使肃反受害者长期受到压制和排挤。“虽说刘志丹一出狱就忙着工作，但当时给他的结论只是说不是反革命，而还是有‘严重右倾’。”(37)“在当时，由于党中央忙于战事和处理重大问题，西北‘肃反’冤案一直未得到解决。‘肃反’事件的负责人借此机会颠倒是非，蒙骗中央领导，凭借掌握的一定权力，在组织上继续排挤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军队和地方干部。”(38)参与处理“陕北肃反”的李维汉后来回忆也承认说：“由于‘左’倾路线没有清算，陕甘边苏区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仍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所以对他们的工作分配，特别是对一些高级干部的工作分配，一般是不公正的。”(39)1936年初，刘志丹率领红二十八军东征时身上仍然背着“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率部东征时，牺牲于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遗体运回陕北后准备举行追悼大会，“上级指定由马文瑞(时任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秘书长——引者注)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他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话语。”(40)张秀山回忆：“1937年8月，中央调我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我听到肃反时期的负责人，在刘志丹等同志牺牲后，还在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问题时，便忍无可忍，给党中央写信，反映了情况，请求党中央重新审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反革命右派’、‘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41)刘志丹尚且如此，其他“陕北肃反”受害者，尤其是受害的高级干部所受到的政治歧视和组织排挤就更为严重了。据张秀山回忆，在当时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排挤和打压下，1937年5月15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次苏区党代表大会，张秀山、习仲勋、王世泰等都被排除在代表之外，“应该参加会议的代表不让参加，不是代表的改为代表参加”。会上，郭洪涛等还写了个肃反解释小册子，推卸责任。出席会议的很多代表对郭1934年回陕北后的一些重大错误，并不太清楚，尤其是他在肃反问题上应承担的责任，也没有搞明白，郭洪涛当了边区党的书记(42)。还有的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岗位，“陕北肃反”受害者张策后来回忆说：“特别是分配我们工作的大权，还掌握在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的手里，我能安心工作吗？因此，我在1937年底中央党校结业后就离开了陕甘宁边去，回到陕西做地下工作去了。”(43) 张闻天在解决“陕北肃反”上存在的上述问题，导致了肃反受害人和毛泽东对张闻天的不满和批评。几十年后肃反受害人张策在回忆肃反的处理结果时，心情依然难以平静：“自此以后，郭洪涛长期不承认他的肃反罪责，不承认他主持肃反，他和红二十五军刚来时的作法一样，也在中央领导同志那里大搞是非颠倒、无中生有地煽动，诬陷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以致使负有肃反严重责任的朱理治和郭洪涛都得到信任和重用。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到了1937年5月苏区党代会，郭洪涛还当了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迫害了这么多的人，屠杀了这么多的人，现在还是高高在上，大权在握。郭洪涛此时如何地满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严重违犯了党的纪律，竟然得不到任何处理，党的正义和公理安在？”这样的处理结果也引起了毛泽东对张闻天的不满，毛泽东后来在谈到“陕北肃反”处理结果时说：“在洛甫同志还当总书记的条件下，就不可能正确解决肃反问题”。并批评张闻天任命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是“用人不当”。张闻天为此还作过检讨。(44) 与此相对的是，毛泽东在解决“陕北肃反”后续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当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领袖地位逐渐巩固后，在推动“陕北肃反”问题解决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延安整风期间解决了“陕北肃反”的主要争论问题，受到“陕北肃反”受害者的感激和崇敬。 在张闻天主持解决“陕北肃反”不久后，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亲切接见刘志丹，并对刘志丹等人在中共西北根据地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这在当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共中央还肯定“陕北肃反”正确的前提下，对背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政治包袱的刘志丹等无疑是巨大的安慰和有力的支持。毛泽东还注意改善由于肃反造成的红军内部的分裂，加强对西北红军的的慰问和解释工作。12月3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要求“对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进行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对地方，对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务必发生良好关系，不应以骄傲而轻视的态度批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对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原有干部之尚怀不安与不满应进行诚恳的解释。”(45) 毛泽东还领导了对中共历史的重新审查，为“陕北肃反”结论的改写创造了条件。1941年4月27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46)。1941年10月13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要开展“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以陈云为首。(47)1941年，毛泽东在激愤的情绪下写了《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文章在批评王明路线领导者们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时说：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主观主义的，不是根据于客观实际而仅仅根据于主观愿望，对于不合他们胃口的一切人都看作是‘机会主义’。他们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方法，就是他们的乱斗法，没有可能把对付敌人和对付犯错误的同志加以区别，在党内造成一种乱斗的习惯，不分青红皂白，大事小事，一律都是‘最坚决无情的斗争’，造成党内离心离德、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此文毛泽东写好后，考虑到“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因此只拿给刘少奇和任弼时看过。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解决中共历史问题采取的组织措施以及内心感受，都与“陕北肃反”问题的解决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这为进一步纠正张闻天主持制定的“陕北肃反”结论打开了缺口。 最为关键的是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参与的西北高干会，纠正了张闻天主持制定的解决“陕北肃反”的结论。在西北局高干会上，1942年11月21日、23日，毛泽东在高干会上作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的长篇演讲，他在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时结合中国革命现实问题，尤其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历史问题做了广泛的联系和有针对性的强调。他在讲话中，对“陕北肃反”的主要领导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对他们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定性。同时，对在“陕北肃反”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刘志丹、高岗等人作了高度的肯定和赞扬。(48)“十二月十二日，会议还在进行中，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49)“《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指出，一九三五年中央党务委员会所作决定中的错误内容，‘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做出“在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缘故。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中央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的决议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50)至此，张闻天主持制定的关于“陕北肃反”的结论基本被修正，“陕北肃反”受害者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在组织上受歧视和排挤的问题也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深入了解了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后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相关遗留问题，思想上，分清了是非，清算了“左”的指导思想；政治上，肯定了刘志丹、高岗等在西北根据地历史上的功绩和代表“正确路线”的地位，为“陕北肃反”的受难者、受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组织上，继续追究了“陕北肃反”领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启用和重用“陕北肃反”的受害者。由于上述原因，当事人在回忆“陕北肃反”时，在谈及领导人历史功绩和贡献时，回避张闻天，高度颂扬毛泽东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注释： ①关于张闻天在当时中共内部的职务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认为张当时是中共党内“总负责”，另一种说法即为“总书记”。本文在参考一些资料，尤其是张培森发表在《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的《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的观点，认为“总书记”说符合实际，故从此说。 ②刘英回忆：“一九三八年八月稼祥同志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闻天衷心拥护，即向毛主席提出‘让位’。毛主席从全局考虑，要闻天将‘总书记’的名义继续担下去。所以六届六中全会后，闻天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主席，会到毛主席那边开，一切事情都由毛主席决断。”参见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③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81页。 ④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第17页。 ⑤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6～167页。 ⑥王首道：《王首道回忆录》，第170～172页。 ⑦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6～477页。 ⑧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1页。 ⑨张明科：《毛主席问我刘志丹在哪里》，《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3页。 ⑩张邦英：《片段回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页。 (11)逄先知主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2页。 (12)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4页。 (13)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84～488页。 (14)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15)郭洪涛：《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79页。 (16)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21～22页。 (17)何方：《送刘英大姐远行》，《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167页。 (18)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第86～89页。 (19)郭洪涛：《张闻天同志初到陕北》(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编：《郭洪涛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20)魏德平：《“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5期，第46页。 (21)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22)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273～274页。 (2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24)《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9～290页。 (25)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283～284页。 (26)《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年11月30日)，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27)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292页。 (28)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1～2页；张培森：《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炎黄春秋》2006年第7期。 (29)余伯流：《历史转折中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30)《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秘密文件》(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页。 (31)《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秘密文件》(下)，第372～373页。 (32)《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1935年11月30日)，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138页。 (33)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第368页。 (34)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第12页。 (35)《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摘要》(1942年11月11日)。 (36)《霍维德同志在西北高干会上的发言》(1942年11月9日)。 (37)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友谊》，《习仲勋革命生涯》编辑组编：《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38)孙庆海：《张秀山》，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39)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页。 (40)《马文瑞传》编写组：《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页。 (41)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6～97页。 (4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14～115页。 (43)《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1992年5月)，张策：《三存书集》，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44)《中央为什么四次解决西北党的历史问题？》(1992年5月)，张策：《三存书集》，第282页。 (45)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1页。 (46)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47)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33页。 (48)毛泽东：《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在西北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1月21、23日)。 (49)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96页。 (50)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1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