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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项英在担任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期间，在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等问题上长期与中央存有争论，并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批评，但他仍长期保持着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职务。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项英本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水平和战略判断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则主要是由中央选择项英任职新四军的审慎考虑、新四军斗争活动所处的实际境况及毛泽东和中央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长期存有寄望所决定的。 【关键词】新四军；项英；毛泽东；分歧和争论 众所周知，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期间，经常与中共中央发生分歧和争论，并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和中央的批评。如，新四军筹建之初，在游击队集中等问题上，项英认为应该服从国民党的指令，被毛泽东批评“上了国民党的当”①。1939年12月27日，项英对与国民党战区指挥部之间的沟通热情表现过度，被毛泽东批评向战区作报告、请示“过多”②。1940年5月4日，由于项英强调皖南、江南的“特殊性”，没有积极向敌后广大地区发展，中央批评其是害怕与国民党的“斗争”，失去了发展的“时机”③。1940年12月26日，针对皖南军部在北移问题上的拖拉行为，毛泽东批评项英：“全国没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④皖南事变后毛泽东甚至用极为罕见的语言斥责项英：“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贯适应国民党……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正常的程度。”⑤然而，令人难解的是，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央为什么没有及时采取像对王明在长江局犯错误时那样的组织措施，将项英从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调离呢?况且，早在1937年10月26日，新四军筹建之初，时任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的叶剑英和博古就曾建议中央让项英留在延安工作⑥，可是毛泽东和中央并没有采纳叶、博的建议。1940年5月初，在受到中央对自己执行向东、向北敌后发展指示行动不力的批评后，项英曾连续三次电告中央，表示自己已无法担任新四军的领导职务，请求离职，但是毛泽东和中央都没有同意⑦。这样的状况从1937年末一直延续到1940年底皖南事变发生前夕，前后长达三年之久，显然应该事出有因。 有观点指出，毛泽东和中央明知项英有缺点和错误，却不得不留项英在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是因为项英在新四军具有崇高的威信，不可替代⑧。这种观点未必具有说服力。事实上，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不容许以个人资历、威望凌驾于组织之上，中央的权威要远远大于个人。自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对此尤为重视，如对张国焘、王明等比项英地位高、影响大的人的处理就是明证。况且项英在新四军中的领导地位也不是绝对的。如军长叶挺是外派的，叶、项之间并不融洽，常有矛盾。新四军大部分指战员均不是项英的原部属，而是由分散在广大南方各山头的游击队集中起来的。新四军军部配置的许多核心干部都是从中央红军、八路军调派的，如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参谋处长赖传珠，秘书长、军法处长李一氓，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政治处秘书长黄诚等。还有一些重要的军部干部则是由叶挺带来的，如战地服务团长朱克靖、军医处长沈其震、敌工部长林植夫、军需处长叶辅平、副官处长黄序周等。其实，在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之前，中共中央最早考虑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选是叶剑英或彭德怀，而不是项英⑨。 还有观点指出，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期间没有做到及时准确地贯彻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战略，这正是项英与中央频现分歧并屡被毛泽东和中央批评的焦点所在，是因为项英提前离开了正式作出这一战略决策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使其未能深入领会中央的意图，进而在执行中出现了某些偏差⑩。这种解释显然也是说不通的。事实上，电报与文件的交驰是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央与各地党政军进行沟通、发布指令的主要途径，与地方党政军机构的领导人是否亲自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央不可能因为地方干部不参加中央决策会议就宽容其执行中央指示的不力行为，更何况针对新四军的特殊情况，1939年初周恩来还专门赴皖南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进行了传达。 上述情况只能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对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虽有诸多的不满和批评，但直到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毛泽东和中央对项英的思想认识及行为表现始终是清楚的，也是基本认可的，并没有觉得因此需要改变项英的任职。那么，毛泽东和中央为什么会如此任用项英?笔者以为，这既不是对项英政治能力的误判，也不是项英个人的无可替代性制约了毛泽东和中央的决策，而主要是与中央选择项英任职新四军的审慎考虑、新四军斗争活动所处的实际境况及毛泽东和中央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长期存有寄望密切相关。 一、新四军的艰难组建与军长任命使项英成为中央选择担负新四军早期主要领导人较为合适的人选 1937年，在刚刚着手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时，中共中央最初考虑由叶剑英或彭德怀担任改编后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但是，最后实际出任新四军副军长、成为中共在南方游击队改编部队最高领导人的则是项英。项英之所以能够成为新四军副军长，主要是由当时新四军的艰难组建及军长任命情况所决定的。 新四军是在中共南方广大红军游击队基础上组建的，其组建后被中共中央要求留守南方抗日，因此就必须与国民党军队相邻部署，经常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使其有了被国民党限制、消灭或同化的危险。事实上从国共进行合作抗日谈判伊始，蒋介石政府就处心积虑地消解、限制或控制中共南方游击武装。蒋介石先是趁和谈之机推行了“北和南剿”的方针，企图全面消灭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在图谋未果、不得不同意改编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情况下，又不愿意在其“腹地”留存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便要求改编后的新四军部队开赴黄河以北山西的指定战区对日抗战，且由国民党直接派人指挥。而在调离方案遭到中共拒绝、不得不同意新四军留守长江地区抗战后，竟又未与中共中央磋商，擅自宣布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立意拒绝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军长人选的考虑。 叶挺本是中共党员，北伐名将，南昌起义的重要领导成员，但在广州起义后宣布脱党，后长期游历海外。全面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积极投身抗日大业。1937年8月，叶挺在上海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联想到当时国共两党在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上的僵局，遂向叶挺提出可否由他出面帮助解决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叶挺此时是非党人士，在国内外拥有广泛影响，周恩来显然是考虑到如果由叶挺出面主持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可能较易为国民党所接受，在当时不失为一个打破僵局的办法。不过周恩来并未及时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告知毛泽东和中央（11）。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后，叶挺态度积极，表示愿意再赴戎机，主持中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事宜，并迅即通过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等人向蒋介石表达了这一意愿，而后很快便获得了蒋介石的“任命”。 其实，蒋介石与叶挺并无亲密关系，之所以对叶挺的任命如此“慷慨大方”，显然是想利用这一任命达到削弱中共对新四军领导权的目的。蒋介石盘算通过对叶挺的异常“信任”之举，起到既能拉拢当时还是中间派的叶挺，又能阻止中共派员入主新四军，以及向外宣示其对新四军拥有绝对主导权的作用，并料定中共方面会因为叶挺的无党派身份和社会影响力，很难断然拒绝他的这项“任命”。 蒋介石对叶挺的武断任命行为与之前他的诸多损害新四军的行动一样，与中共中央的计划相违背，理应为中共所拒绝。毛泽东对蒋介石任命叶挺的最初反应，也是视之为蒋介石消灭中共南方游击队的新手段。他曾表示，蒋介石是“想经过叶挺把他们（南方游击队）拔去，方法不同，目的则一”（12）。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还是决定同意蒋介石对叶挺军长的任命。其主要考虑是，新四军留在南方抗战的要求已获得蒋的认可，任命叶挺意味着蒋不再坚持指派国民党人员入主新四军，所以中共方面也需要作出一定的让步，以尽快摆脱国共在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上的僵局，达成南方抗日统一战线大局，改善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极其糟糕的处境，而如果断然拒绝对叶挺的任命，在当时则有可能会招致党私之嫌，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被动。 因而，新四军这种特殊的组建与军长任命情况，就使得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领导与指挥关系将与八路军不尽相同，新四军面临的国共关系更为复杂和敏感，既要确保叶挺任军长的新四军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又要时刻提防国民党的不良居心与破坏行动。虽然叶挺曾是八一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由其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最初动议也是由周恩来提出来的，但是叶挺自广州起义失败脱离中共后，已多年未与中共方面联系，毛泽东和中央对叶挺了解不多。尽管在中共中央正式同意对叶挺的任命之前，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要求，叶挺曾到过延安，表示完全接受中共的领导，毛泽东对叶挺也表示了信任，认可了蒋介石的任命，但叶挺的政治理念、治军思想到底如何，能否完全听从中共中央的指挥，还有待于实践来证明，况且叶挺也没有接受毛泽东希望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共中央来说，至为重要的是，需要选择一位与新四军关系较近、对新四军了解颇多、且政治原则性较强的我党高级干部来担任叶挺的军事副手，以保证叶挺对新四军的军事指挥能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而项英作为南方游击时期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不仅对游击队的情况较为熟悉，而且在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性，很自然地成为中央考虑承担这一使命较为合适的人选。1937年12月13日，中央曾专门作出决议称：“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13） 所以，项英出任新四军副军长乃是中共中央针对新四军极其复杂的组建过程认真研究与慎重考虑的结果，是综合考察了项英的革命经历与品质，根据组建新四军实际需要的一种安排。很显然，正是这一任命的特殊性和审慎性，后来也成为毛泽东和中央在项、叶屡屡发生矛盾、项英多次与中央发生争论的情况下，皆不轻易考虑对项英的新四军领导职务作出变更的重要原因。 但即便如此，也不表明项英在新四军中的职位是不可动摇的，是中央的“唯一”选择。这中间，保证党指挥枪，保证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权才是最为核心的考虑，项英在新四军中的职位应是可以随时调换的。比如，在皖南事变前，1940年11月底，中央就已经决定调项英离开新四军到中央工作（14）。皖南事变中，鉴于项英违反了纪律，中央毫不迟疑地下令把皖南新四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叶挺和饶漱石。 二、新四军的部队构成及其面临的斗争环境使中央赋予了项英领导新四军一定自主探索的空间 新四军是由华中及南方广大地区众多红军游击队集结而成的，承担着中国共产党在南方抗日与革命的战略任务，但新四军的构成状况及其所面临的斗争环境与华北八路军有很大的不同。 第一，新四军在部队构成方面，主要成员来自各地的非正规军。在长期的封闭、孤立、被围困、攻击及分散的游击战影响下，部队存在不少缺点，如“惯于小部队的作派”、“缺乏正规军的生活习惯”、“军事技能和战术素养较落后”、“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较低”（15）、“新兵占十分之六七”等（16）。而且领导关系也较为复杂，军长由非党人士叶挺担任，军部许多重要部门的领导人亦由非党人员担任，有党与非党协调的需要等，这就决定了新四军的组织领导与战斗行动需要考虑自身的复杂性。第二，新四军在战略处境上，与八路军相比，面临的变数尤多。比如，毛泽东最早设想的新四军战略部署，是所有南方红军游击队就地改编、就地领导发动人民抗战，在南方普建抗日支点，但由于遭到国民党的坚决反对只好作罢，转而按国民党政府的要求，将游击队集结成军开赴长江沿岸前线进行抗日。这时，毛泽东预料，日军在占领徐州、上海、南京等地后会进一步占领江西、安徽与湖北大部，进攻武汉后还会继续西进，国民党军队也会西撤，到那时新四军就可以进军这些广大“敌后”地区，一如八路军在华北敌后那样放手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谋求发展（17）。然而毛泽东的这一预料也没有如期而至，一方面，由于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后改变了侵华策略，放弃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追击，开始诱降蒋介石；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改变了在华北将其军队全面撤退的作法，在日寇占领空隙区留下大量国民党军队，使江苏、江西、安徽、湖北的许多地方一时驻有大量国民党军，致使新四军在南方的布防局面常常是与敌伪顽交错，斗争环境充满复杂性、艰巨性。第三，新四军的生存环境也与北方迥异，长江下游沿岸的敌后地区，平原广袤，水网纵横，交通便利，颇利于敌军的机械化动作，不利于游击队的隐蔽出击，在该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应作出与华北八路军独立山地游击战不同的探索。这些情况表明，新四军在执行中央的大政方针时确需相当临机处断的空间。 毛泽东和中央显然清楚新四军的这些实际境遇，故而在对新四军的许多指示中，往往都给予其领导人一定的灵活探索的空间。 首先，在一些机动决策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央的指导性意见虽然明确，但具体行动方案却常常让新四军军部独自思考决定。如，1938年5月4日，针对新四军组建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致电项英表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以上请加以考虑。”（18）针对徐州失守，日军进攻矛头指向武汉的情形，6月2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19）1939年4月21日，中央决心加强华中指挥部建设，要求各方援助华中，发给东南局（包括各局）的电文是：“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因此，仅云逸同志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我们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把新四军直接领导委托叶、陈、袁等同志，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希望东南局及新四军领导同志顾及全国局势及华中之重要，抽调大员及大批干部到江北。”（20）1940年11月3日，针对国民党要求全部新四军北调黄河地区的命令，中共中央决定以皖南军部移江北作为让步，毛泽东联名朱德、王稼祥就此致电叶挺、项英：“（对）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21）这些电报中毛泽东和中央的态度均是明确的，但总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对新四军自身思考决定的尊重。 其次，在某些具体的军事部署上，中央则表现出完全尊重新四军军部的自主性。如1938年11月1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王稼祥联名就张云逸率部过江活动问题致电项英：“一、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二、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两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三、四支队及八团的经费以后归何处发给?如何转交?他们归何处指挥?与中原局关系如何?以上均望电复。”（22）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准备北渡的情况，电文是：“项英同志：请以你对下列各项意见电告：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的充分准备?……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量、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的准备?”（23）甚至在皖南事变前夕，12月26日，毛泽东已预感到国民党进攻的巨大危险，为此发出电文严厉批评项英动摇犹豫、不迅速布置部队北移的状态，但电文仍是：“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24）语气中仍是希望军部迅速做出自己的决定。当获悉项英和叶挺决定北移后，1941年1月3日，毛泽东同朱德又联名致电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25）所表明的态度还是对新四军军部自己决定的尊重。 另外，在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上，中央虽然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明确态度，但当项英坚持己见并努力争辩之后，毛泽东和中央也就不再要求项英完全立即照办。如1940年1月19日，针对项英不同意调军到皖北，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表示：“皖南既不能再调部队过江到皖北，我们同意不再调。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26）在一些原本对项英坚持江南工作特殊性存在不同看法，但在后来得到实践的某些验证后，也能比较客观地肯定项英原来的做法。如1939年12月27日，中央书记处在致项英、刘少奇等人的电报中表示：“在华中及江南应根据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办法。……在江南方面，过去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是必要的。”（27）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基于新四军内外环境复杂的实际状况，中央对新四军许多具体的军事、政治行动指导，实际上都允许项英和军部有一定的独立思考，有相对宽泛的自主探索空间与裁量权，显而易见，这也构成了项英能够长期地、频繁地表达与中央不同意见而未被轻易否定和撤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项英及新四军的这种“独立性”也只是相对的，只有在中央尚无定见的问题上，中央才会容许皖南的独立探索，而中央有定见的原则性问题，即使项英有不同意见，中央也断不可能容许。如，长江以北的新四军武装不许南调，中原局的建立与华中的发展交给刘少奇独立领导，新四军在总体上须派主力向东、向江北敌后发展等，中央的决定非常之明确，项英皆不可能也没有违背。 三、项英坚持的新四军南方战略计划始终是毛泽东和中央全局战略中的重要备案 项英在皖南期间，长期持有新四军主力应该向广大南方地区发展的战略思想，项英认为，南方资源丰富，是革命老区，革命基础好，在中国的抗日和革命前途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新四军战士又大多出自南方，熟悉、了解并且习惯南方生活，所以向南方发展应是新四军最理想的战略方向，新四军应在南方发展与北方八路军形成呼应。为此，项英总是把皖南的重要性抬得很高，总是强调主力东进苏南敌后平原地区危险大，向江北发展不可靠，只有皖南山区才是有保障的后方，应把皖南建设成稳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日后新四军向南方广大地区发展的可靠基地，就此问题项英与毛泽东和中央发生了不少的争论。 项英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计划情有独钟，充分表现在他领导新四军期间的大量电文、报告和文章中。早在1938年2月14日，项英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就表示，希望游击队应主要集中于“广大机动地区（浙苏皖边），以令自由进退”（28）。3月6日，项英在《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准备胜利的和平》的报告中表示，希望新四军“如八路军一样能在南方抗战中起模范作用”、“动员千百万民众参加抗战”（29）。6月15日，项英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新四军各支队的部署设想，提出“军党（部）及三支队（以一营）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队伍，以大力争取这一带群众，准备以太平（不含）与泾县、青阳、南陵之间山地为根据地……如敌前进，即可依据这一地区在敌人侧翼活动，并在某种情况下，即可派一部队到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发展游击战争。”（30）23日，项英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谈及新四军在皖南的行动计划：“我们计划在皖南要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31）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表示：“在事变与全国发展中，南方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在战略上，北方必须有南方之配合，因此，南方在事变时应有一支军队作核心来团结与领导南方各省武装与群众的斗争。”皖南“必然成为坚持南方之主力”（32）。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称：“为便于将来我更大发展，坚持皖南阵地（有）极大作用，如现在放弃，将来不易取得这一个强固的支点。”（33）很显然，新四军向南方发展战略支点的谋划一直盘旋在项英的头脑中，无疑是影响项英后来没有果断带领皖南新四军顺利东移或北移的最主要根源之一。 然而，关于新四军的南方战略计划，并不完全是项英个人的想法，也不能简单地指陈为与毛泽东和中央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央长期以来对之十分清楚，并一直关注。首先，这一战略思想的最初起源实际上来自毛泽东本人。在新四军改编谈判启动之初，国民党曾要求所有南方游击队北调山西，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坚持改编后的游击队留在南方斗争，提出以之作为南方地区抗日和革命的战略支点的构想。当时的项英反而有些迷信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倾向于红军游击队服从国民党的集中开赴指定地区的要求，以至于被毛泽东点名批评：“不明白不应无条件集中而应保持南方战略支点的原则。”（34）所以项英新四军南方战略思想的形成，还是接受了毛泽东最初新四军战略思想的影响。其次，虽然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关于新四军的战略构想逐渐发生了变化，如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强调新四军要向华中发展；1939年底和1940年春，毛泽东和中央又进一步决定将新四军发展的重点转向华中地区（35），但在此前后，新四军的南方战略计划始终没有从毛泽东及中央的战略思考中完全排除，在毛泽东和中央与项英及新四军的大量通电中，始终都保留着这方面的“共识”。如，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的行动原则致电项英、陈毅，表示同意他们对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的意见（36）。5月14日，毛泽东和中央在《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要求长江局、东南局：“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37）22日，毛泽东和中央针对厦门失陷后的东南形势发出指示：“厦门失守，福州危急……请即指示闽粤赣省委、浙闽边省委派得力干部到这些地区指导工作，发展那里的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创立游击根据地。”（38）在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随着日军的进攻，我党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地，都要“部署庞大敌后地区之游击战争”（39）。12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新四军应成为江南（包括浙、皖南、苏南）、闽粤赣游击战争之产婆，如八路军在整个华中、华北、西北一样，而不应该只顾现在的狭小地区。”（40）1939年12月27日，此时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江北作战略重心转移的方针已经确定，但中央书记处在致项英等人的电报中仍指示：“东南局地方工作应着重皖、浙、赣三省边区。这样，才能在将来极不利局面下，有江北及皖、浙、赣三省边界的两条退路。”（41）1940年1月初，项英主持召开东南局和新四军军分会联席会议，决定新四军在遇急变时向浙闽方向发展，并把这个决定报告给中央。1月5日，中央书记处回电项英，表示“如遇急变不能向北，当然只有向南，你的决心是对的”（42）。1月19日，中央书记处在阐述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时表示：“今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即使全国发生大事变后，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假如全国‘剿共’，则我们可以向南，假若前途是国共划界而治，则我们不宜大举向南，而宜向北……新四军的退路有二：一为皖北、苏北，一为皖、浙、赣、闽交界地区。现在两条退路都要准备，但最后采取那一条路要到那时才能决定。……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应在现地区力求发展。”（43）这期间，在面对某些特别危急的情势时，毛泽东和中央虽然也有过完全否定南方支点战略的念头及表述。如1940年1月29日，毛泽东和中央致电项英、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44）10月8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致电叶挺、项英等表示：“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45）但是直到11月1日，此时离皖南事变爆发已经不远，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仍然表示：“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46）这清楚地表明，在整个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南方计划”实际上始终都是中共中央在复杂形势下新四军行动的一个重要备案，它既是在形势许可时新四军顺利实施南方战略的出路方案，又是形势危急时皖南新四军实施南方突围的退路方案。 所以，项英长期以来囿于江南情势进行战略谋划，围绕据皖南再南下浙赣闽，或弃皖南东进北渡的种种利弊进行全面详尽的分析与陈述，其实对毛泽东和中央来说都是不无意义的，都是中共中央研究全局及时制定、调整新四军南方战略计划的重要依据。很显然，如果没有这一层意义，毛泽东和中央是不会允许项英在南方战略问题上有如此多的与中央的争议。项英能够频繁地就新四军的发展方向问题提出与毛泽东及中央不同的见解，竟然没有导致毛泽东和中央对他的完全否决，也未将他从新四军的领导岗位上调离，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与毛泽东及中央对新四军的南方战略长期心存寄望密切相关。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说明，项英在新四军领导岗位上之所以与中央屡生分歧及争论而没有为此被调离，是与新四军组建及斗争活动所面临的实际状况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毛泽东及中央当时对新四军的多种战略考虑联系在一起的，是基于江南根据地内外环境的复杂性，使项英领导新四军的实际工作被赋予了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在中央总的战略指导基础上，在毛泽东和中央对南方某些局势一时还无把握作出清晰具体的判断时，得以在中央“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观点（47）。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项英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在固守南方战略的问题上，使皖南新四军屡次错失执行中央要求向江北转移的机遇，遭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损失巨大，但这并不表明此前项英在南方战略问题上的思考谋划及与中央的争论是毫无根据，或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和中央亦不会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就轻易考虑改变项英在新四军的任职。 历史已经证明，项英在新四军的发展战略上与毛泽东和中央是渐行渐远的。毛泽东和中央总是着眼抗战全局考虑新四军的战略方向与南方支点的关系，力求提出切合实际的战略预期。当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发生变化，影响着中国和国共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刻，毛泽东总能作出敏锐的判断，灵活地调整新四军的战略预期，使中共及其武装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而项英则在接受了毛泽东和中央的新四军南方战略支点构想后，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教条主义态度，始终以南方战略支点为重心考虑问题，而非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分析、领会中央对新四军战略北移意见的合理性，结果是皖南局面的复杂性影响了中央对皖南新四军决策的明确性，致使新四军的工作出现了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事出有因的，在毛泽东和中央无法将自己的战略判断变成对皖南新四军清晰的战术指令时，项英作为我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者，他的某些并非稳健成熟的认识和指挥，在实际中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也是难以避免的，这是探索的必然代价。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对于项英某些观点和行动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中央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比如，在皖南事变前很长一段时间，毛泽东和中央就曾多次表示皖南的处境是“困难的”，可能会遭到国民党的“围击”、会“吃大亏”、造成“重大损失”、“蒙受政治上不利”等，要求皖南尽早作好“自卫”准备（48）。 皖南事变的惨局出现后，毛泽东和中央立即对项英进行了严厉的斥责，并且将皖南事变的结果与之前项英同中央的种种争论联系起来，批评其长期“右倾”，一贯“犯错误”，但这并不能视同于中央和毛泽东对项英领导新四军工作的全面总结。事实上，尽管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项英在领导新四军期间总体上仍是执行毛泽东及中央的战略指令的，无论是向东还是向北发展，项英都遵从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做了初步的工作，派陈毅、粟裕东进，抽调干部北上，筹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加强新四军的军队建设等，完全符合中央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对此当然是清楚的，这也是项英长期留职新四军的最基本的前提。皖南事变后，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严词斥责项英，一是痛惜皖南新四军大批主力的损失，二是项英之前种种较为过分地坚持己见、与中央争论的做法的确阻碍了中央正确意图的及时贯彻，是导致皖南新四军被围攻的根源之一，毛泽东和中央急需以此为训，警示全党全军，避免类似错误的重演，并不是对项英领导新四军工作的全面评价。 当然，对于皖南事变期间项英所犯错误本身则要另当别论。当皖南新四军撤离行动开始后，就已经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一个战术问题了。军情紧急，必须按中央的命令果断行事。在这样的紧急关头，项英却似乎习惯了以前的工作方式，仍然犹犹豫豫，行动不果断，耽于开会讨论问题，甚至在最危急的时刻擅自脱离领导岗位，从而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政治与军事指挥错误，以至于毛泽东和中央对其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反应，在事变之中直接发布命令将军事指挥全权交于叶挺（政治上交给饶漱石）。项英的这次错误使新四军蒙受巨大损失，性质自然是严重的。 注释： ①②③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1、140、159—161页。 ④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7、181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55页。 ⑦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9页。 ⑧王辅一：《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 ⑨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军事历史》2011年第3期。 ⑩徐君华等：《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1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46、57页；徐君华等：《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61页。 （12）（1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36、17页。 （14）（2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55、28页。 （15）（16）（18）（20）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84、91、111、126—12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 （19）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22）（23）（26）（27）（28）（29）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392、152、112、140、211、84页。 （24）（2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87、94页。 （30）（37）（38）（41）（4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220、112、113、139、141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234页。 （32）（34）（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63、263、156页。 （33）（3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17、87页。 （36）（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155、392—397页。 （40）王辅一：《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4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145页。 （45）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9页。 （4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22页；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70页。 （47）王建国：《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抗日战争研究》2011年第2期。 （48）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第15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第5、22、33、70、8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