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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战后遗留问题 活动形式：读书讨论会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提出的历史三调，主要讲了三个层次的问题：当事者，也就是经历事件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团体、政府等利用事件诉说自己的目的。三个层次反映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历史与现实是密不可分的。在研究过程中，有一些领域很难看到研究对象与现实有什么直接的关联；而有些研究则与现实有着紧密联系。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有关于后者的。战后遗留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很多事件的经历者还生活在我们周围。史学研究中，研究者非常关注战后遗留问题，团体、政府等各种力量也在利用这一事件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近些年来，步平研究员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 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步平 《跨越战后》的写作意图 第一、完成刘大年先生的遗愿。刘大年晚年非常关注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的研究。刘大年是抗日战争的参与者，一直关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责任。刘大年先生在抗日战争中身体受伤，是日本医生给予治疗，把他从死亡线上拉过来。刘大年晚年一直在主持中日共同研究。90年代中日历史问题比较突出，中日两国成立了中日历史研究的基金会，刘大年担任中方主席。他注意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行动非常猖獗；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在推动中日历史研究。日本社会这种矛盾态势促使刘大年思考研究日本社会的必要性。当时负责中日历史基金项目的王正同志建议我承担研究“战后日本人的历史认识”的课题。 第二、个人的体会。90年代初，我从事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及处理之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日本犯下的罪行非常气愤。但在研究过程中，我却得到了很多日本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包括学者、一般日本市民和团体，这种现实的矛盾也促使我思考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社会。最近的研究加深了中日之间的历史理解，包括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民间层面的共同研究使我们首先接触的是日本民间比较进步的势力，有时候我们用不太准确的“左派学者”来说明这股进步势力。另一个是政府层面的研究，学者之间的观点虽然接近，但在具体研究中还存在很多分歧。日本政府层面的研究者在观点上偏于中间或右，但还是有一些共识有助于问题的讨论。另外，在研究过程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日本史的熟稔及研究理念问题，后者尤为明显。用日本人的理念去研究日本，这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和研究过程，比如日本的“左翼”、“右翼”势力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壁垒分明。日本右翼的重要代表铃木邦男，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但并没有被左翼推到对立面去。所以，在我的研究中，有很多感性的东西。 第三、为什么这本书取名为《跨越战后》。前几年，有一种观点对我的冲击非常大。他们说，1945年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心中，1949年是一个转折点。在日本，战争或战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战争责任、战后责任，在日本曾经引起了强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很多现实问题上比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教科书问题、战争罪行问题等。这些问题不仅在中日之间进行争论，在日本社会也在激烈地进行。这就需要了解这些争论在日本社会的历史过程，也需要了解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这就是我在书中要解决的。大体说来，日本的战后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到５０年代中期的１０年；第二阶段是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中期的１０年；第三个阶段是从６０年代中期开始；第四个阶段是从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第五个阶段是冷战局面结束之后。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情况，这些状况也随着日本社会、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日本的战后问题也是多层面的，包括政治、学术以及民众感情等。还有一个是互动问题，日本战后问题讨论的变化与我国态度的变化相关，日本特别重视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包括批评、肯定两方面。所以，战后问题需要超越，战后问题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如果仍然背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是个非常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背这个包袱，应该怎么超越，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于右翼势力，更应该超越，应该多一点理性思考。对于左派，他们应该超越自己，应当加以引导。对于我们自己，认识了日本社会后，也应该超越，加强了解彼此。 这本书每个大部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小部分是利用资料对日本战后的状况进行分析；第二小部分是通过我所接触日本各阶层的人，来判断这个阶段的正确与否。这种结构基于两点考虑，研究和实际的调查结合；体现本书的完成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关于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它涉及文化、宗教、日本思想史等方面。在这本书里，我想表达三层思想：第一，战争中的靖国神社与其说是一个宗教场所，不如说是一个国家神社。它体现了从人到神的变化，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不是一个对逝者的怀念，主要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在战争过程，它是军国主义机器的一部分。第二，战后的靖国神社，从一个国家神社变为一个宗教法人。这涉及国家管理问题，其背后就是参拜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分析，找出我们反对参拜的理论依据。所谓甲级战犯分祀问题，重在讨论这种分祀没有道理的原因。第三，现在的靖国神社问题。这涉及日本的战争遗族问题：战争遗族和靖国神社的关系、战争遗族和右翼势力的关系等，通过这个问题把靖国神社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社会语境中讨论是非常有必要的。 自由讨论 关于两本书的贡献 唐仕春指出，这两本书有助于学术的普及，提高国民对中日历史问题的认识水平。武向平归纳了《跨越战后》这本书的三大贡献：运用新的研究视角透彻剖析日本的战争责任认知是步平研究与以往研究的不同之处。步先生把日本战争责任认知放置于历史、现实、政治、民众等多维视角中进行深刻剖析，突破了以往研究的界限，这是本书的最大研究贡献。其次，从历史到现实进行逻辑分析展示深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认知，是该书特色之二。再次与日本学者、教授直接对话探讨日本战争责任问题，这是这本书的特色之三。 中日传媒问题的讨论 高士华认为，关于日本的战后问题，中国的大众传媒强加给中国人的日本形象和日本的舆论媒体之情形非常相似。他建议日本的大学生要多注意关注研究者的著述，要少关注新闻传媒的报道，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针对研究者提出：日本主流传媒宣传的倾向是什么？这种倾向对日本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依据在日本的经历，步平指出，日本媒体报道中国负面的东西确实比较多。在此方面，中日媒体也在积极沟通，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他还建议，针对媒体很多报道没有具体的调查，所以政府、团体等要给媒体提供第一手的资料。高士华补充说，日本的新闻传媒是运用煽动的方式进行宣传，不可能客观反映中国的现实。 关于日本左翼、右翼、民间和平组织等势力、阶层的讨论 任智勇认为，《跨越战后》比较关注日本现实中比较显层的问题，比如左派，左翼、右翼等。但是没有讨论日本社会中既非左派也非右派的中间阶层，而这一阶层在日本社会中占有很大比例。步平回应说，《跨越战后》一书的主题是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中日两国对话的主要对象就是日本上层人士。步平同样认为，中间阶层对战争责任认知的影响代表了一种发展趋势。吕文浩也认为，日本左派、右派之间没有明显界限。程兆琦先生有一个观点，中日历史问题的讨论应该从日本右派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为起点来进行，要以事实为主。高士华指出，中日两国在感情层面的交流难度很大，学术的交流非常现实和有意义。 高莹莹指出，日本和平组织的知识分子在对战争态度上几经变化，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民间的和平组织能够走多远？步平认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在不断反省战争，被称为忏悔的一代人。知识分子的战后思考转向确实在不断调整。90年代之后日本民间的和平运动逐渐走向衰落，比如日本参与世界维和行动，实际上违背了《和平宪法》的精神，但已经得到日本和国际社会的默认。根据自己在日本大学多年教学的经历，高士华认为，和平运动年青人很少参加，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辛亥革命研究会，这是一个带有左翼色彩的组织。但这个和平运动后继无人，现在大学生不是不重视和平运动，而是不关心。 日本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 就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步平指出，2005年，日本《读卖新闻》作了一项关于检证战争责任问题的调查，调查显示，日本人是有战争责任的，但把责任具体化，与民间、政府相比，军部的责任较大，军队里的参谋、少壮派又起着重要作用。这种细化分析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观点是日本整体对战争负责。针对日本将战争责任细化的问题，侯中军认为，日本发动一场全面的侵华战争，没有本国人民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不能让日本的老百姓摆脱战争的责任，日本的多数是有战争责任的。只有给日本民族加上一个道德砝码，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才能更彻底。侯中军建议，应该在学术研究上加强对日本民众战争责任问题的研究。步平指出，这个问题之前争论了很多年，毛泽东时代就有一个论断：战争责任是少数军国主义的责任，而不是日本人民的责任，日本将之归纳为“两分论”。这一两分论同时受到日本左派和右派的批评，都认为不能用两分论掩盖多数人的战争责任。高士华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两分法是一种策略性的。对于日本人民的战争责任问题，应该注意策略问题，以呈现事实为主，否则容易引起民众的内心抵制，无益于中日邦交。赵庆云认为，这种两分论不仅仅是一种阶级分析，也与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有关联。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李俊领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子安宣邦《国家与祭祀》的观点：祭祀之国即战争之国？二是1946年《和平宪法》颁布后的日本在迈入常规国家的过程中能否绕开靖国神社？步平认为，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日本的祭祀确实与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战后靖国神社不再是国家神社了，但是还是有各种势力要求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只要遵行《和平宪法》就能绕开靖国神社。但是正是有一部分势力希望通过改宪使靖国神社恢复到战前的状态。所以，对靖国神社问题应该放在日本宪法和制度层面上去分析，而非仅从甲级战犯问题进行浅层认知。步平认为只要日本政治家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不把靖国神社当成国家神社，问题的解决是可能的。高士华补充说，靖国神社问题是外交问题，受到中国外交反应的影响。而中国外交的底线是日本三官职不得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外相、国防长官。 日本人“以死殉皇国”问题的讨论 高莹莹提出一个疑问：战败后，日本在面临精神大崩溃的形势下出现“以死殉皇国”的行为是否具有普遍性？日本的舆论对这种集体行为的报道情形如何？步平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研究指出，日本自杀人数还没有见到具体的数字，但这是一种皇国史观影响下典型的情况，还不能说具有普遍性。日本战败后，日本社会比较混乱，还没有形成一种对自杀行为评价的主流意识，美国也限制了这种新闻报道。高士华认为，日本军人的自杀与日本陆军《战争训》有很大关系，这个《战争训》有一条规定说：与其选择投降，不如选择自杀。 关于中日历史展览问题的讨论 李长莉注意到，关于中日历史问题的宣传方面，我国的博物馆展览属于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日本却认为，这是一种灌输民族仇恨的方式。并建议，我国的纪念馆、博物馆等应该以呈现历史事实为主题，在展览的方式上应该继续改进。步平也认为， 90年代，中国国内的展览太过于政治化，不能与观众产生共鸣，所以在展览问题上，要注意学术客观性的展示。而在日本，展览比较形象，关注反省。另外，中日两国在相互展览内容问题上存在很多障碍；中国学者关于中日战争的学术著作在日本很少有出版翻译。 中日诉讼问题的讨论 张小曼注意到，在媒体报道中，中日历史问题之间的诉讼，中方都以失败告终。步平回应道，关于诉讼的成败应该从三个层面进行判断。第一，是不是承认日本战败这一事实。第二，是否承认日本政府负有战争的责任。第三，是不是给予经济赔偿。前两条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不能单纯以诉讼结果来判断成败。 （刘春强供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