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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木赖寿（1948-2009），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曾任北京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在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有突出贡献，著有《日本的亚洲认识》、《中华帝国的危机》等著作。他生前对中国留学生在学业和生活上多有照顾，深受留学生们的爱戴。2009年8月，并木先生因患癌症突然去世，许多在国内工作的学生特地赶往日本参加追悼会。本文是并木先生的高足孙江教授应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之约撰写的回忆，本刊征得孙教授同意，请其对原文略作修订，以中文发表。 即使时光飞逝，过去不再，我也能清晰地记住16年前的夏日。灿灿的阳光洒在樱树上，叶儿在暖风中轻轻摇曳，鸟鸣嘤嘤。那是我初到日本的第二天。 从电车驹场东大前站西口出来，朝北走，有一条通往东京大学驹场校区的窄窄的小径。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并木先生了，我不由地又嘀咕起烂熟在胸的仅会的几句日语。这时，妻碰了我一下，迎面走来的是先生。先生中等身材，身着便装，戴一副宽边眼镜。我急步趋前：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先生轻声回应。 “个子真高”。妻给我翻译道。 “肯定不是高人。”我脱口而出。 先生稍顿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浓密的卷发在笑声中微微地颤动。 先生能说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汉语，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有其他不会日语的学者在场，先生从未跟我用汉语交谈过。到日本前，我没有学过日语，每次应约去先生研究室，都如临大敌，要准备若干日语句子，记下一堆专业名词，借了书，就想着赶紧离去。日子久了，我慢慢地可以多说几句日语了，在先生研究室里停留的时间也长了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居然点起香烟，和先生一起吞云吐雾。好几次，天已经黑了，谈兴正浓的先生从柜子里取出酒，邀我相对而饮。来日本后，我本打算转赴大洋彼岸，这样一年下来，竟然乐不思去了。 驹场六载，跟先生学的主要是近代中日关系史，讨论课读的大多是明治时期的文献。进入博士课程后，我打算以日本的亚洲主义为题做论文。先生听后说：“好呀！不过，博士论文还是做自己比较熟悉的问题为好。”先生从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缘此，对他的每一句话，我反而会认真倾听。正是这句话，使我改变了论文题目。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开始从民间宗教的角度研究亚洲主义，这是学习多年后发现的鲜为人知的课题，原来，先生所说的熟悉乃是指有无一己之见。 我的博士论文涉及范围很广，做得非常辛苦，从构思到文字，不知叨扰过先生多少次。还记得，我曾想用千年王国理论解释中国的末劫思想。听完我的构想后，先生反问道：二者是一回事吗？这让我很沮丧，却由此幡然醒悟。如果说，在关于中国社会和革命起源问题上，我的博士论文有什么新的创见的话，这次谈话的影响甚为关键。 8年前，先生被诊断为癌症。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消息时，刚刚做完手术。第二天，我没打招呼就径直奔到东京。那天，先生精神非常好，话比平时要多。先生说，他将主持教科书历史的研究计划，希望我也能够参加。很多朋友奇怪，我本来研究社会史和政治史，何以会转而研究思想史，殊不知在跟随先生进行教科书研究中，我发现了研究近代公共知识——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问题的意义。 两天后，我从东京返回名古屋。一进家门，就看到一大袋鱼沼米——先生家乡出产的日本最好的大米。厚人薄己，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待人之方，即使在病中，也丝毫未易。师恩难报，其情何堪！ 听到先生患病，先生的学生都很着急，更有同学和我商量要请最好的中医到日本进行辅助治疗。我深知先生性格，劝阻大家少安勿躁。这八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往来于名古屋至东京的新干线上，回想起来，既想聆听先生的教诲，更想借此了解先生的身体状况。 去年3月6日，先生原本是要参加在山梨县召开的一个民间宗教国际研讨会的，当天突然因事缺席。4月的第三个星期日，预定在先生研究室召开的读书会也因先生有事而临时改换了地点。我隐隐有些不安。第二天我给先生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夫人。热情好客的夫人时隔多年还记得我到她家时的情景，这让我感到高兴。当我问到先生的身体情况时，夫人说治疗效果不错，但声音听起来有些黯然。我说想见见先生，夫人让我一个小时后再打电话，说那时先生应该已经回家了。我再次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先生，先生让我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到他的研究室见面，语气很平淡。 第二天是星期二，上午先生有两节课，一节是本科生的世界史课，一节是博士班的讨论课——以前我当学生时也是在这个时间上课的。那天我到得早了些，回头往车站去迎先生。在那条连结先生研究室和车站的窄窄的小径上，远远看到先生从驹场东大前站西口出来的身影，16年前初次见到先生时，正是在这儿，岁月无情，先生那浓密的头发已经灰白了。我跟着先生走到研究室，又陪着他从研究室往教室去。一路上，都是先生在问我，学校的情况怎样？在搞什么新的研究？一阳来复，樱树枝头满是新绿，看着先生的背影消失在大楼里，一阵伤感袭上心头。8年来，先生就是这样一边治病，一边坚持上课的！ 5月17日见到先生时，先生的满头浓发已经不再，人也消瘦了许多。6月25日的读书会上，有人提议编辑并木博士班同学论文集，先生听后显得很高兴。7月23日晚读书会结束后，大家在驹场附近的居酒屋相聚。那夜，先生兴致很高，一连喝了两大杯扎啤，畅谈教科书论文集编纂之事，相约8月31日再见。 8月4日下午，我正在房间里整理去北京的行李，书和资料摊满了一地。妻突然闯了进来，眼睛红红的。10天前我还在和先生把酒谈笑，10天之后竟然天地两处，生离死别，其痛何堪！小女回家后，很快觉察到发生了什么大事，她记得去先生家过年的情景，但她不知道从出生到进幼儿园，先生是怎么关心她的。我从书架上取下文件夹，那里面的一张张照片，一封封书信，都有我对先生的无尽的回忆。我的哀痛传染了学界的朋友，大家纷纷发来唁电，回忆和先生相识的日子，让我转达对遗属的问候。新加坡国立大学杜赞奇教授在电文中，特别提到和先生在东京涩谷吃印度料理的情景，这位文化研究专家笑言吃的不是正宗的（authentic）印度料理。杨念群教授深情地回忆说：“忘不了，和先生在北京吃生鱼片的情景。初尝生鱼片，有些胆怯，先生看着自己，呵呵地笑。”王笛教授在东京访问期间，参加过先生主持的读书会，感触良深，在演讲和文章中，多次称赞东洋史研究的这一传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即使时光飞逝，过去不再，我也不会忘记那最后的夏日。灼人的阳光罩在樱树上，叶儿在热风中恹恹欲枯，梵音袅袅。那是先生飘然离我而去的日子。 以下是8月12日笔者在先生追悼会上所致之悼词： 八月是最残酷的 分别如不速之客悄然而至 一边泪眼模糊 一边寂寂无语 我们多想，再一次聆听您在课堂上的谆谆教诲 我们多想，再一次感受您在居酒屋里的音容笑貌 八月之约、九月之会、十月新学期······ 所有这一切，这一切 为什么就这么无情地破碎了 分别啊，为什么总是单方面的 为什么似火的八月冷若冰霜 为什么我们这么顽固地想止住时间的脚步 让光阴倒淌 八月是最残酷的 我们在泪水中咀嚼记忆 十年前 在北京 您、伯克莱大学的魏斐德教授和我 “你不是说想到美国跟我学吗？”魏斐德教授问 “因为我找到了比你更好的老师。”我答道 吃惊的魏斐德教授许久才明白过来 我们三人大笑不止 笑声在国际会议大厅里回荡 先生呀，您可知道？ 有多少人爱戴您 又有多少留学生因您而改变了日本观 八月是最残酷的 世界在记忆中徘徊 从日本到中国 从亚洲到欧美 有多少人在追忆您的学问和人品 印裔学者杜赞奇教授忘不了在东京印度料理店的文化冲击 是您，中国的杨念群教授体验了曾祖父梁启超的日本体验 是您，美国的王笛教授念念不忘日本的读书会而逢人便说 八月是最残酷的 分别如不速之客悄然而至 一边泪眼模糊 一边寂寂无语 分别啊，为什么总是单方面的 记忆呀，为什么会停止在八月四日 八月四日 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作者孙江：旅日学者，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