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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指的是1912—1949年间的中外关系。中国与外国发生联系，不是起于民国时期，但民国时期的中外关系与以往有很大不同，主要在于近代以来，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日益觉醒，推翻了清朝，建立了共和政体，开始着力于包括外交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说，中华民国与外国的关系，是现代国家之间的交往。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空前密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侵略和反侵略贯穿期间，以至于相当一段时间内，一提起中外关系史，人们就会认为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转变。对民国外交史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人民的艰辛历程，探讨我们民族曾经历的曲折及遭遇过的磨难，另一方面，考察民国政府如何处理与几个主要大国的外交关系，如何应对各类外交纠纷，如何选择外交的主攻方向，如何处理政府外交与民间外交的关系，其中有何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对于我们做好今天的外交工作也不无助益。 关于中华民国外交史，近五十年来海峡两岸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不少专著，本文将主要根据各有关论著，对这方面的研究作一个粗略的回顾和展望。 一、大陆地区的研究状况 中华民国外交史是民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以前，已有一些关于民国外交史的著作，其代表性的作者为刘彦、张忠绂、洪钧培等人，他们是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1949年后，这些著作在台湾或大陆，出过一些重印或增订本，尽管现在看来无论是在史料的运用还是在研究的深度上，都带有初创者难以避免的不足，而且多止于1930年代，但其拓荒之功不可没。以下分别略作介绍。 具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有：刘彦著、李方晨增订《中国外交史》上、下册（台北，三民书局1962年初版，1979年三版）；张忠绂编著《中华民国外交史》（正中书局1943年12月初版，台湾正中书局1961年三版），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1930年初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8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胡秋原《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中国文化服务社1943年重庆初版，后在重庆、上海均有再版，1970年出台湾版，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2辑）；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生活书店1938年版）。 此外，民国时期也出现了大量研究双边关系的著作，中日关系方面的有：李凡夫《中国与日本》（引擎出版社1937年版）；蒋坚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奋斗报社1930年版），李温民《日本侵略中国史纲》（国民外交研究会1932年版）；陈博文《中日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曹伯韩《日本侵华简史》（上海杂志公司1938年版）。中俄关系方面的有：王云五、李圣五《中俄关系与中东铁路》（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年出版）董显光《东路中俄决裂之真相》（真美善书店1929年版）。中德关系方面有：蒋恭晟《中德外交史》（中华书局1929年版）。中英关系方面有：魏胥之《英国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史》（新民印书馆1945版）。 纵观民国学人研究外交史的成果，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从主题上看，此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近代中外关系的著作，大多是关于外国侵略中国的，书名多冠以“××侵略中国史”， 一说到近代中外关系史，时人都认为那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这是由当时中国的弱国外交决定的；其次，从研究侧重点上看，这一时期，日本和俄国对中国威胁最大、侵略最多，研究成果也以中日、中俄关系较为丰富；最后，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反思政府外交政策的著作，如吴颂皋《外交政策论及其他》（黎明书局1934年版）；杨鸿烈《我国对英美苏俄外交政策之检讨》（新中国出版社1941年版）；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1932年初版，出版社不详，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45辑）。时人对政府软弱外交多有不满，想为政府的外交方针出谋划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内容以战后两大阵营为界，内容迥然不同，涉及西方国家的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主，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则是突出友好交往的一面，而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后，有关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又兴盛起来。[①]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了十分明显的改变，由于众多学者的努力,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新著作、新观点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有：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华民国外交史词典》（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吴东之等《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废约史》（中华书局2005年版）。此外还有关于中美、中日、中苏、中英、中德关系的若干种有代表性的论著和一批有份量的涉及这一领域的论文。大陆学者中，除上面已提到的数位（当然成果不限于此），资中筠、罗志田、牛大勇、时殷弘、任东来等在中美关系方面，薛衔天、杨奎松、李嘉谷、沈志华、汪朝光、栾景河、王真、刘志青等在中苏关系方面，张振鹍、步平、曾景忠、齐福霖、沈予、林晓光、田桓、臧运祜等在中日关系方面，刘存宽、余绳武、徐蓝、陈谦平、李世安、张俊义、萨本仁等在中英关系方面，吴景平、马振犊、杜继东、戚如高、陈仁霞等在中德关系方面，章百家、牛军等在中共对外交往方面，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贡献，下面择要做些介绍。 1． 民国时期的对外关系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此书是一部民国外交的通史，起于1912年民国初创，终于1949年民国外交的终结，梳理了民国政府的外交线索，是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对一些重大事件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是2004年8月于复旦大学召开的“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收录王建朗、石源华、马振犊等中外学者的26篇高质量论文，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置于近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内容涉及国民外交、舆论与外交的关系、国内派系政治与外交的互动等，揭示了北洋外交的真正面目，对北洋政府的外交努力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此外，近年来出版的外交史著作还有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凤志；《中国外交史：1840—1949》（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李育民《近代中外关系与政治》（中华书局2006年版）；石源华《近代中国周边关系史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唐培吉主编，并与张立耀、窦晖等多人共同编写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杨公素《中华民国外交简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左双文等《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民国时期的双边关系 中美关系方面，颇具代表性的是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版）。此书是全面反映民国时期中美关系的一部力作，展示了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影响双方决策的种种国内和国际因素，以及两国外交政策对世界的影响，再现了双方经过多年的磨合、冲撞，从扶持、对抗到走向合作的历程。项立岭《中美关系史全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论述了近代以来中美两国关系的全过程。此外，还有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王东、闫知航《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就中国近代史而言，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对中国近代影响最巨大、最深远的，莫过于中日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学术界对于中日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张振鹍、沈予负责）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此书运用大量中外文资料，系统地叙述了日本自1871年到1945年70余年侵华的历史过程，是研究日本侵华的通史性专著。关捷主编了《近代中日关系史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翁有为等《蒋介石与日本的恩恩怨怨》（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从蒋日关系的角度，对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梳理。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苏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沈志华、杨奎松等人编著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该书利用大量史料、包括大量解密资料，展示、探讨了1917—1991年间中苏关系的曲折历史，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历史的力作。田保国《民国时期中苏关系，1917—1949》（济南出版社1999年版）对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作了纵向概述，对外蒙古问题、中东铁路问题、新疆问题三大历史悬案作了系统的梳理和评价。栾景河主编《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收录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著名专家、学者对中俄关系历史与现实研究的最新成果，涉及400年来两国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中英关系方面，有萨本仁、潘兴明《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书全面论述了民国时期中英关系的发展变化。 关于中德两国关系研究，有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上述吴著为“从屈辱到崛起”丛书中的一部。这套丛书还包括朱宗玉、杨元华、窦晖《从香港割让到女王访华——中英关系（1840—198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礼忠、金光耀、沈济时《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元华《从黄埔条约到巴拉迪尔访华——中法关系（1944—1994）》（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朱宗玉《从甲午战争到天皇访华——中日关系》（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胡礼忠、金光耀、顾关林《从望厦条约到克林顿访华——中美关系（1944—1996）》（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部丛书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展现了中国外交由软弱走向强盛的过程。 除以上的通史性著作外，近年来的研究进展还体现在出版了大量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上。 1． 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孙莹、丁惠希《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共四章，分别为华盛顿体系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北京政府后期的对外关系、广州革命政府的对外关系、武汉国民政府的对外关系，论述了大革命期间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对外关系。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依据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原始档案，纠正了以往认为英国支持商团叛乱的传统观点，认为商团叛乱得到了英资汇丰银行的暗中支持，英国政府出于在华整体利益的考虑，并未加以操纵。[②]徐义君研究了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认为北伐军民把英国列为主要打击对象，没有四处出击，是北伐初期进展顺利的重要原因。[③]牛大勇研究了南方政府与美国的关系，认为美国政府早已掌握了中国革命阵营分裂的情况，不断笼络蒋介石反共。[④]王立新研究了国民革命兴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认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华盛顿方案不满是大革命兴起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国民革命促使美国对对华政策做出重大调整。[⑤]左双文等分析了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⑥] 2．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至抗战前夕的中外关系 对这一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对策上。关于济南事件，杨天石和臧运祜分别对国民政府谈判代表进行研究，均认为这是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的开端。[⑦]罗志田指出，济南事件后蒋介石放弃了以对日关系为中心的政策，开始寻求联美制日。[⑧]关于中东路事件，杨奎松分析了蒋介石、张学良对苏交涉失败的原因，一是对国际形势认识不清，过高地估计了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歧，过低地估计了苏联报复的可能性，二是国内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缺少强力政府。[⑨]关于“九·一八”事变，已经出版的重要专著有：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解学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编《“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九·一八”事变，近年又有新的进展：陈红民考察了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内部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因蒋介石认为对日绝交弊大于利，以致对日绝交终未实施。[⑩]刘贵福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退兵而做出的外交努力。[11]臧运祜利用日本外交档案及军事档案等史料，以日本的华北政策为中心，对抗战爆发前日本对华政策的酝酿、调整、确立等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同时也指出国民政府这期间的应对措施虽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最终未能阻止日本的侵略。[12]荣维木考察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政局的影响，认为事变后中国政局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分裂和统一的双重特征，最终国共两党调整政策，统一代替了分裂，成为中国政局的决定力量。[13]杨天石根据蒋介石日记，研究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一边对日忍让、妥协，一边广结盟国的外交政策。[14] 3．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期间，中国的外交活动极为活跃，与此相适应的是相关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此书为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学位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全书共分九章，包括卢沟桥风云突起、无所作为的中立、集体仲裁的失败、华盛顿体系之外的苏联与德国、陶德曼调停、南京失陷后的危机、中日秘密接触、妥协与思考、东亚新秩序的反响。此书围绕中日战争的进程，描绘并评价了英、美、苏、德等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及其变化，以及国民政府为争取外援所做的外交努力。 陶文钊等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书，分为十二章，分别为：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苏联与争取德国中立，反对英美妥协与争取外援，日本诱降与中日秘密接触，日本南进与英、美、苏对日妥协，走向同一战壕，盟国的合作与龃龉，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共抗日外交战略的形成，美国与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与苏联出兵，受降问题上的交涉，对战时中外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论述。 在战时双边关系的研究中，中国与日本、美国、苏联、德国、英国等大国关系的进展最为引人注目。目前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王淇主编《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任东来《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罗志刚《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永祥《雅尔达密约与中苏日苏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3年版）；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1935—194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张永攀《英帝国与中国西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对于抗战时期一些重大涉外事件的研究，更是硕果累累。如关于卢沟桥事变，王建朗认为，事变发生后日本的贪得无厌击碎了国民政府妥协的幻想，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争的道路。[15]王建朗和鹿锡俊分别探讨了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情况。[16]有学者研究了这一时期中德之间的一些重大事件，如德国军事顾问来华、“陶德曼调停”等，认为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关系非常密切，德国派遣大量军事顾问协助国民党整训军队，使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中日战争爆发后，德国并未协助日本破坏中国抗战，而是出面调停，希望中日做出妥协达成停战，直到1938年德国承认伪“满洲国”，国民政府在外交重压下，坚定了联苏决心。[17]左双文考察了滇缅路事件后国民政府内部出现的亲英美还是联德的争论，指出各政治势力虽存在差异，但是其目的均是为中国抗战大局，是外交谋略的一部分。[18]李嘉谷探讨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是对中国抗日军民心理上的一个重大打击，是中苏关系冷却的起点，但同时促使英美积极援助中国抗战。[19]陶文钊以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为依据，分析了战时中美特殊关系建立的政治意义，认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随着抗战深入中国作为军事斗争舞台的意义在减弱，而作为政治斗争舞台的意义则在增长。[20] 4． 战后至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中外关系 抗战胜利后，中美、中苏关系成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出版的重要著作有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屠传德《美国特使在中国，1945.12—1947.1》（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袁明等编《中美关系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1945—1960）——中俄（苏）关系学术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国民党的对美政策，有学者指出，蒋介石过高估计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高估了美国援蒋的决心，认为美国会无条件支持国民政府，而实际上中美由于各自利益的差异，是相互需要和利用的关系。[21]左双文探讨了1946年的沈崇事件，认为该事件实际是国共之间的政治角力，蒋介石虽亲定处理方略，但未能获得预期的结果，围绕沈崇事件的处理，南京政府在政治上和潜在的军事上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2]关于国民党的对苏政策，汪朝光在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进行研究后指出，国民党内派系之争不利于凝结共识，不能制订合理适当的对苏外交方针，其决策失去了应有的弹性而日趋僵硬。[23]沈志华利用解密苏联档案分析了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认为苏联对新疆政策表面上变化无常，实际上都是为了保持战后中苏同盟关系，并确保苏联在新疆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24] 5．若干引起争论及关注的热点问题 改革开放给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学者们的研究大多突破了以往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的局限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较为客观、全面地审视民国外交的得与失。对民国政府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出现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甚至迥异的看法，研究者不再一味指责其屈膝卖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也不再一概被视为反共、反苏。同样，对于英美、苏联等国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再单单强调其反动或友好的一面，而是能以历史的眼光，实事求是地看待他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民国外交中的一些重大涉外事件，学者们也能从新的视角加以审视，做出新的评价。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这一领域近年来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也无疑会推动民国外交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对于北京政府的对外关系，学者们改变了以往一味斥责其卖国的状况，对其外交努力有所肯定。关于北洋政府参加一战问题，王建朗指出，到1917年，北洋政府既希望通过参战获得战后处分权这一长期利益，还希望获得延付庚款、提高关税等现实利益；战后他们的要求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从消极到积极的转变。[25]关于法权会议，杨天宏指出，北洋政府召开法权会议，力图废除治外法权，做出了在当时条件下的务实努力，虽然结局与初衷背道而驰，但为后来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26]关于关税会议，杨天宏梳理了关税会议的事实和问题，指出北洋政府借助舆论，成功地将关税自主列为会议议题，突破了华府会议二五征税的规定，争取到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定的外交目标。[27]郭剑林等指出，北洋外交争得了部分主权，外交机制和外交思想的近代化均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尤其在远东的大国地位日渐显露出来。至于北洋外交失败的根源，也不能简单地从外交政策方面理解，而应当从当时国内外政治局势的大背景中去考察。[28] 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学术界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在争论中对其评价日益客观。如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活动，申晓云认为，尽管这些运动打着“争国权”的旗号，但实际是国民政府粉饰形象、假外交以转移民众对政府不满的一种宣传，不仅没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反而错失了外交良机。[29]持异议者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努力推行修约运动，在收回关税主权和租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活动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30]再如对1943年国民政府与英美等国的改订新约，有人认为，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不能认为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31]有人则认为，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至少在法理上使中国恢复了部分主权，是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历程中极其重要的一步。在评价国民政府外交努力时，不应从其政权性质出发，而应从史实出发，废约之所以取得成功，虽然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但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是不可缺少的环节。[32]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与日本的秘密交涉，杨天石通过对史实的发掘，认为蒋介石对日交涉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实现各种外交目的，并未真正想过要投降日本。[33]杨奎松通过研究抗战前期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认为蒋介石抗日态度较国民党其他高层更加坚定，从未有过动摇。[34]沈予则认为，抗战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既具有运用谋略进行外交周旋的一面，还具有为摆脱军事失利困境而谋求妥协苟安的一面，而蒋介石以民族大义所不容的退让谋求妥协，是政治上的动摇。[35]对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过去一直被简单地归为蒋介石“剿共”的借口，是一种投降战略。近些年来，史学界对这一政策作了更为全面、实际的研究和评价。陈先初认为，国民政府是将“安内”作为抗日的前提，对“攘外”并非毫无作为，而是做了一些抗日准备工作，不能等同于投降理论。[36]黄道炫认为，这一政策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苦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蒋介石应付时局一种无奈的抉择。[37]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认识上的一些误区也得到了澄清。如关于中东路事件，以往多被指责为国民政府反苏反共的举措，张学良被认为是肇事者。而杨奎松则认为，在如何处理中东路事件上，蒋介石与张学良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由于内政、外交方面的原因，蒋介石起初支持张学良对苏强硬，后又迅速默许张学良对苏妥协。[38]左双文则认为，国民政府这时的对苏外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怂恿东北地方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一再放弃和平解决事件的机会，几度阻挠地方政府和平解决的尝试，牺牲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39]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学术界认为这一条约促进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后，才突破了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出现了不同的评价。有人认为，虽然该条约限制了美国势力向东北的扩张，有利于中共争取时间在东北发展力量，但它实质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40]还有人认为该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翻版，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是一个不平等条约。[41]同样，对于苏联出兵东北，现在也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42]关于1946年春的反苏运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国民党操纵的反苏反共运动，而江沛系统分析了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及其影响，认为是一场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爱国运动。[43]关于“九·一八”事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都认为是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近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布以及张学良的回忆，才逐渐澄清了事实。[44]关于马歇尔调停，一度被认为是帮助蒋介石拖延时间发动内战，现在有人认为马歇尔在调停前期是公正的，后期则是援蒋内战。[45]陈晖认为美苏为了维护雅尔塔体系，力求使中国避免大规模的内战，支持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在马歇尔调处期间，由于内战无法避免，欧洲冷战格局正在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由调停国共冲突变为支持蒋介石武力消灭中共。[46] 必须指出的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许多可喜现象，与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和发掘是分不开的，与国内外学术界以及海峡两岸日益增强的学术交流是分不开的，其中对于民国外交史研究最具影响的，包括台湾“国史馆”开放蒋介石档案，俄罗斯开放前苏联档案，蒋氏后人逐步开放蒋介石日记，宋氏后人开放宋子文档案，以及台湾“国史馆”开放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刊布《革命文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中研院近代史所刊布《王世杰日记》、《徐永昌日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理出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以及《顾维钧回忆录》的出版等。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基础性的工作，这些年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大量进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二、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47] 由于罗家伦、黄季陆、秦孝仪等在学术组织方面的卓识，吴相湘、沈云龙、梁敬錞、李云汉、蒋永敬、胡春惠、陈三井、陈志奇等多位学者的努力，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一直在海内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目前已经出版的综合性论著有：“国史馆中华民国外交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史外交志》（台北，“国史馆”2002版），此书分为总论、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外交行政机构的演变、中华民国与各国关系以及国际事务与国际合作等五篇，论述了北京政府至国民政府迁台时期的中外关系；石之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新论：政治、文化、心理分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版），以中国外交决策者的心理文化动机为出发点，重视领导人个人心理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试图用西方的语言，反驳西方的误导，对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做出新的论析；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讲述1553年葡萄牙人东来至1954年台湾与美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时期有关中国外交的重大事件，探讨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得失。 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下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和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上、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对民国史上涉及中日、中苏关系的两个重要关系人物的一生事功作了系统的梳理，且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 专题研究论著有：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本书第一章就“革命外交”的理念与其发韧过程，予以评述；其次则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就“革命外交”的实际运作，予以详细而深入的讨论；第八章结论中，就1925—1931年历届国民政府所主张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废不平等条约方面的成功与失败之处予以评析；李恩涵《近代中国外交史事新研》（台北，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此书是作者多年研究外交史的论文集，书中对1911—1928年间北洋政府的“条约外交”、南方诸军政府的“革命外交”与1928—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诸项外交努力分别予以探究。此外还有廖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台北，三民书局1988年版）；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张力《国际合作在中国：国际联盟角色的考察，1919—194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版）；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1919—1929》（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版）；刘达人等《中华民国外交行政史略》（台北， “国史馆”2000年版）；应俊豪《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01年版）；戴学义编著《中国自强抗战论略暨外交史观》（台北，戴学义2005年版）；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等。 关于双边关系，中日关系方面有：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年版）；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梁敬錞《日本侵略华北史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版）；乐炳南《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1927-1929》（台北，“国史馆”1988年版）；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版）；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从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国史馆”1995年版）；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84年版）；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版）；郑梁生《中日关系史》（台北，五南图书公司2001年版）；郑梁生《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1—13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2004年版）周开庆《抗战以前之中日关系》（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版），；蒋永敬编《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92年版）。 中美关系史方面有：梁敬錞《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梁敬錞《开罗会议》（台北，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梁敬錞《中美关系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王纲领《欧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14-1918）》（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王纲领《抗战前后中美外交的几个侧面》（台北，乐学书局2008年版）；吴翎君《美国与中国政治（1917—1928）——以南北分裂政局为中心的探讨》（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李文志《外援的政治经济分析：重构美援来华的历史图像（1946—1948）》（台北，憬艺企业2003年版）；林博文《历史的暗流：近代中美关系秘辛》（台北，元尊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版）；李本京《蒋中正与中美关系》（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2年版）等。 中俄（苏）关系方面有：李毓澍《外蒙古撤治问题》（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1年版）；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版）。中英关系方面有：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年版）。中法关系方面有：陈三井《近代中法关系史论》（台北，三民书局1994年版）。 开创中华民国时期中韩关系研究的代表人物是胡春惠，他以时所供职的国民党中央党史会藏大量原始档案及当事人口述访问为基础，在1972年完成了博士论文《韩国临时政府与中华民国的关系》（政治大学），后在此基础上出版《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6年版）。他还与赵中孚、张存武合编有《近代中韩关系史料》12册（台北，“国史馆”1987-1990年版）。 三、对拓展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毫无疑问，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涌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此基础上，如何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找到新的兴奋点，值得认真考虑。[48]这也是一直困扰着笔者的问题，在此不避浅陋，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在继续加强中国与某一国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开展中国与多个国家关系的综合研究；研究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时，注意并熟悉中国与另一个或几个相关大国的关系。这可能是研究民国外交史应加以注意的，由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由于中国与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影响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走向的往往是多个国家、多种因素，故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1930年代国民政府在日苏之间、德苏之间摇摆、周旋的情况，战后在美苏之间既依从于美、又受制于苏的情况。由这些情况可知，实际上并没有单一的、纯粹的中国与某一国的关系史，而必然是综合的、中华民国与多个国家的外交史。笔者注意到，现任教于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鹿锡俊教授已开始着手类似的研究，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例如他的《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5期）、《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近代史研究》2003年4期）、《蒋介石与1935年中日苏关系的转折》（《近代史研究》2009年3期）等论文。这对研究民国外交史的学者应该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2．对不同来源的、多方面的史料加以综合利用、研究，并互相参证。例如，美国、前苏联、德国、英国、日本等主要国家的外交档案，海峡两岸分别保存的民国档案，台湾地区保留在不同机构的档案，一些民国要人存留在国外的档案，等等。这非一人之力、或一个团队之力可以实现，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在这方面，吴景平教授的团队对宋子文档案的合作发掘、利用，沈志华、杨奎松教授的团队对前苏联档案的发掘、利用，步平研究员、臧运祜副教授对日方档案文献的利用，杨天石、王建朗研究员对新近开放的蒋介石日记的利用，陈谦平教授等利用英国档案研究西藏问题，马振犊研究员、陈仁霞副教授等利用德方档案研究中德关系等，均取得了令学术界瞩目的成果。主要研究某一问题的学者可以有意识地借助其他学者的优长来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视野，这是很有必要的，往往可以得到对历史更为丰富、更具有复杂性的认识。例如，关于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外交路线与外交策略问题，根据德国档案与前苏联档案，就可以看到两个面孔不同的蒋介石，对德方表态是要“依德和日反苏”，对苏联方面却是在试探中苏结盟的可能性。类似这种情况，如果只看一个方面的材料，就不易掌握到。 3．民国外交与国内政局紧密相连，国民政府内政的考量影响外交决策的程度非常大，研究民国外交还要研究国内政治风云；要与内政的变化、政局的动荡相结合；要与国共斗争的变化相结合；不仅要看国民政府方面的材料，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材料，国共双方面的材料互相参证，交叉解读，可以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决策把握得更为精准，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综合运用国共双方材料深度解释历史，纵览国际国内风云方面，邓野研究员、杨奎松教授取得了堪称典范性的贡献。[49] 4．外交人物研究，除了最高级别的人物，决策层的人物，要加强对大量相对次要的、处于中层或中间偏上层的人物的研究。民国史上外交一线的核心或甚为活跃的人物，如宋子文、陈友仁、黄郛、王正廷、王宠惠、罗文干、郭泰祺、王世杰、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伍朝枢、蒋作宾，以及张群、朱家骅、邵力子、杨杰、胡适、蒋廷黻、莫德惠、魏道明、唐有壬等，有了一些研究成果，人们可能比较熟悉，谈论民国外交史，常常会涉及他们这些人。复旦大学的学者曾有《民国十外交家》出版，并出过外交家丛书。但一些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外交人物，人们往往所知甚少，研究得很不够。我这里指的是一些外交部的次级官员，一些驻外使节，一些外交学者，或者兼有官学两种身份的人，例如徐谟、傅秉常、程天放、朱兆莘、朱绍阳、周龙光、刘师舜、张忠绂、张谦、刘文岛、刘崇杰、金问泗、陈介、钱泰、胡世泽、谭伯羽、邵毓麟、叶公超、许世英、董彦平、王芃生、刘芙若、吴颂皋等，其实这个群体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人物，在国家地位不高、外交常常面临困境的时候，他们恪尽职守，为国家争权益，是一些爱国者，不少人与民国外交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交涉、重要双边关系密切相连。有些人后来变节，但当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蔡运升、殷汝耕、殷同、梅思平、周纬，我们对其中一些人了解得并不多，或者了解得还不够。我想这是民国外交史研究下一步一个很值得开拓的领域，也是该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内在要求。又如有留日背景的群体、有留美背景的群体，以及留英、留德背景的群体，他们进入外交界服务的情况，他们在对日、对美交涉中的作用，他们对曾留学国家有别于他人的认知和态度，这些群体各有何特色、有着怎样的外交风格等等，将他们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对不同群体作比较研究等，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课题。 （本文台湾部分的修改得到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①] 更为详尽的介绍参见王建朗、郦永庆所撰述评：《中外关系史》，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 张俊义：《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③] 徐义君：《试论广州武汉时期国民政府的反帝外交策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④] 牛大勇：《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分化政策与美蒋关系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⑤] 王立新：《华盛顿体系与中国国民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 [⑥] 左双文、高文胜：《北伐出师后蒋介石的外交方略》，《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⑦] 杨天石：《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⑧] 罗志田：《济南事件与中美关系的转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⑨] 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⑩] 陈红民：《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关于对日绝交的讨论》，《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11] 刘贵福：《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 [12] 臧运祜：《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及其演变》，《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13] 荣维木：《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4期。 [14]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5] 王建朗：《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16] 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鹿锡俊：《国民政府对欧战及结盟问题的应对》，《历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7] 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陈仁霞：《德国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始末——中德日三角关系背景下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左双文：《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史学月刊》2008年第11期。 [18] 左双文：《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19] 李嘉谷：《〈苏日中日条约〉签订的国际背景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世界历史》2002年第4期；《论〈苏日中日条约〉的签订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实际影响》，《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 [20] 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21] 饶戈平：《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对美政策》，《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22] 左双文：《1946年沈崇事件：南京政府的对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23] 汪朝光：《关于战后对苏外交及东北问题的激烈争执——中国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再研究之二》，《民国档案》2006年第3期。 [24] 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5] 王建朗：《北京政府参战问题再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4期。 [26] 杨天宏：《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退——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27] 杨天宏：《北洋外交与华府会议条约规定的突破——关税会议的事实梳理与问题分析》，《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28] 郭剑林、王继庆：《北洋政府外交近代化略论》，《学术研究》1994年第3期。 [29] 申晓云：《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改订新约运动”之我见——再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30] 琚怡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外政策评析》，《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31] 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32] 项锷：《有关二战中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再评价——兼论国民政府在废约问题上的作用》，《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 [33] 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蒋介石亲自掌控对日秘密谈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4] 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35] 沈予：《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 [36] 陈先初：《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37] 黄道炫：《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 [38] 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39] 左双文：《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发动》，《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再论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收场》，《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 [40] 颜圣举：《试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过程及其影响》，《西伯利亚研究》2007年第2期。 [41] 刘喜发：《〈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评析》，《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3期。 [42] 江沛：《苏联出兵东北是抗日还是“投机”》，《出版参考》2003年第17期；周重礼：《苏联出兵东北前后》，《党史纵览》2005年第1期。 [43] 江沛：《1946年春反苏运动述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4] 周天度：《蒋介石日记揭秘“九一八”事变》，《共产党员》2007年第22期；曾景忠：《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管宁、张友坤译注：《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9页；唐德刚：《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439页。 [45] 刘信君：《马歇尔调停与东北战局》，《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46] 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47] 台湾地区的研究状况可参见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下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1989年版）有关部分。 [48] 张振鹍研究员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50年：回顾与展望》（《河北学刊》2000年第6期）一文中曾提出，应加强三个方面的研究：中外经济关系史和文化关系史；大量的双边关系史（除六大强国之外近代中国还与其他几十个国家有双边关系）；中国参与的国际活动。张先生还提到，应掌握好外语，广泛收集各国、各种文字的史料。张先生的倡导是很有见解的，我注意到近些年至少关于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研究就取得了一批有分量的新成果。 [49] 例如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一文。杨奎松还作了方法上的正面提倡，见其《利用国民党史料来研究国共关系史》，2008年11月3日《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