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18000公里海岸线的海洋大国。中国和周边国家在黄海、东海、钓鱼岛、南沙群岛等地存在着海洋国土的争议，中国急需用制海权思想来建立自己的海军，使海军走向深蓝。在这个时候，海权论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海权论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在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为什么没有在海权论的指导下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学术界对此研究非常薄弱。①本文，笔者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以求教于各位同人。
一
中国古代没有海权思想，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的人也有海权思想，明清两代水师、海军，都是海权意识发展的产物，并在维护国家海权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还有人认为魏源时期就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载《求索》1996年第2期）；已故的史学大师缪凤林在其《三代海权考论》一文中也认为，明清已有海权思想。
笔者以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判断中国古代人是否具有海权思想，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海权”。马汉认为：“海权其义甚广，它不仅包括通过海上军事力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的控制，而且也包括对和平的商业和海上航运业的控制。”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是一种针对敌人海上力量的权力，这种权力可以使我方的海上力量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自由地使用海洋，剥夺敌人的海上力量的能力。在马汉《海权论》传入中国以前，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是：海洋可以兴渔盐之利，可以通舟楫之便。至于海洋可以作为通往世界的要道，可以作为国家经济贸易的重要途径，以及海洋可以作为军事上重要的战略基地、控制敌国海岸以保障本国海上贸易顺利进行等观念，中国人是没有的，魏源也没有。笔者以为，判断海权思想有无的根本标准是：是否具有通过海上军事力量或者通过和平的方式对海洋全部或一部进行控制，以确保本国海上商业、航运业的畅通。中国古代，迄于清末，都没有国家海上贸易，何来保护本国海上商业航道的观念呢？所以，笔者以为，中国只有1900年马汉《海权论》传入后，才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这是个事实。
甲午战争中，中国海军战败，原因有很多，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海军缺乏制海权思想。1890年，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海权理论的经典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海权理论的确立。海权论创立后，西方各国纷纷传播，奉若珍宝，并以之为理论基础，建设各国的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同时，也经日本传到了中国。这种传播分两种情况：一是由日本人主办的刊物为了增加发行量，翻译了一些马汉的海权论；二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为了发展中国海军学术思想，将马汉的海权论一部分引入国内。前者是无意识的商业行为，后者却是有目的、有意识的爱国行为。1900年3月，日本乙未会主办的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中文月刊《亚东时报》开始连载《海上权力要素论》，翻译者署名为“北美海军参将马鸿”，此人为日本人剑潭钓徒。这是马汉的著作首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但由于各种原因，《亚东时报》只连载了两期，翻译到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停止了。《亚东时报》翻译的版本是日文的译本，错漏很多，且多为难读的文言文。尽管如此，它还是使马汉的著作第一次与中国国内的读者见了面，为中国封闭的海洋观念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因而具有开创意义。1910年前后，中国留日海军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再次刊载马汉《海上权力要素论》的汉文译文，改题为《海上权力之要素》，译述者是齐熙。《海军》杂志曾计划将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全部译成汉文，并为此刊登过译书的广告，准备在杂志上连载后，出一个单行本，名为《海上权力史》。但遗憾的是，《海军》杂志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刊，因此，其全译《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计划也就化为泡影。从现在仅存的前四期《海军》杂志看，翻译工作只进行到《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成”的前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海军》杂志此次翻译，同样是根据日文转译。但这次是中国人自己翻译的，所以在译文风格上简朴明晰，更适应中国人阅读。
虽然清末对马汉著作的翻译是零碎的、不系统的，但国内的一些读者还是通过阅读这些文字了解了马汉的海权论，在思想上受到震撼。而更多的中国人是在欧美、日本留学时发现和接受马汉的观点的。晚清海权论的引入虽然只是一部分，但还是对晚清海防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海权”一词，屡屡出现在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文字中。1903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文刊物《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一文。此篇文章明显表明了梁启超对马汉海权论的崇敬和钦佩。他在文章中称，太平洋海权问题，是20世纪第一大问题。他说：“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义也。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意。”[1]1905年，一篇《论海权》的文章刊载在《华北杂志》第九卷上。该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理论，认为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他说：“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2](p1126)对海军的认识比较深刻。有的人受马汉的影响，将中国国家的强弱与海权联系起来，认为海权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家的强弱，“夫权者，无形之物业，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有的人还用海权理论来分析中国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表现，认为缺乏制海权是中国海军失败的重要原因。《海事》第二期中的一篇文章认为：“大东沟战败后，我残余各舰嗣是蛰居威海卫，不敢与之争锋，黄海之权遂完全落入日本之手。”[3](p74)如此行事，焉有不败之理？该杂志第三期更进一步分析说：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3](p75)这个思想完全可以称之为伟大了，它对以前的海口防御战略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改造。其将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本国沿岸三道的观点非常有创意，不仅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即使是现在，也仍然被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在美国等国家的军事家看来，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二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所以，美国将其海防的战略防守线西部扩展到日本海、台湾海峡，东部扩展到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一带，这些地方是美国海防的第一道防线，美国近海是第二道防线，本国口岸是第三道防线。美国的这个海军战略在一百年前就被中国《海事》杂志上提出，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但可惜的是，这么宝贵的战略思想，当时的清廷没有重视。清政府的海军建设津津乐道于海口防御，殊不知这样做的后果是，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将很快蔓延到自己的本土，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的防御境地。如果我们实行三道防御线式的海军战略，我们的战略防线就延伸到敌国的口岸，一旦爆发战争，战火可在敌国的本土进行，纵然不济，也可以退至公海防御，而本土的战争往往是前两道防线失败以后才进行，这就为本土的战备提供了充裕的准备时间和预警时间。说到底，这是一个海权问题。美国本土几百年没有受到外国的攻击，就是因为它实行了马汉的海权论，实行的是远洋海防战略。
晚清海权思想引进以后，不仅仅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被统治阶级所接受。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出现在1906年8月30日清政府政务处的一份奏章中，文中写道：“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这里明确出现“海权”一词。 1907年5月，清廷命令姚锡光拟制的海军复兴规划中，就充满了海权思想②。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
今天下，一海权争兢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4](p798～799)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不能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无法保证。这对那些历来强调“海口防御”的士大夫，无疑是一剂清醒剂。姚锡光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中说：
海军与陆军相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将陆军亦运掉不灵。[4](p800)可见，姚锡光在为清廷拟定海军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的一个重要指导。在姚锡光制定的两个分年海军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战列舰上（在他的十二年规划中，尤其突出），这一点恰恰是马汉的一个重要观点；此外，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学术。他说：
海军研究所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4](p813)晚清中国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李鸿章建设北洋海军时，成立了许多海军机关，但就是没有军事理论的研究机关。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
二
和国内数量极其微弱的论述相比，留日学生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无论质还是量都要比国内的讨论要深刻。1909年6月，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受马汉海权论的影响，感慨中国海军的贫弱，在东京创办《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现在能够见到的《海军》杂志只有前四期，这四期杂志对海权问题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第一，对海权的具体涵义进行了讨论。在马汉的著作里，海权系指国家对海洋的控制权，它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国家在一定海域内的军事控制权，又包括国家所获得的以海洋为依托的商业贸易、交通航运等方面的优越经济地位。当时的中国人对其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理解，即认为海权，系指按照当时国际法的规定，各国对其海湾和沿海岸线3海里之领海的主权；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如肖举规在《海军》第二期上撰《海军论》一文，文章指出：“所谓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原注云：欲详知其说者，请观美国海军大佐马项所著《海上权力史》）：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5](p40)在这个广义的海权概念里，商业、交通、海航、侨民和物产等都是海权的重要内容，要能够做到“保全”二字，就必须有强大的海军，以保护这五个方面的安全。在对海权的两种理解中，肖举规的这种理解是符合马汉海权原意的。
第二，对中国海权观念淡薄、海军落后的的原因进行了讨论。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中国却一直没有强大的海军，更没有产生过控制海洋的观念，这是为什么呢？在中国人没有接触到马汉的海权论以前，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去找原因解释，既然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原因呢？但马汉的海权论给了他们启示和一个可以参照的理论。马汉认为，影响世界各国海权盛衰的主要有六大因素：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民族性格、政府特质。在留学生看来，马汉所提出的六条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条似乎都是针对中国而讲的，是对中国的警示。根据马汉的理论，留学生认为，地理环境、广袤的海岸线、领土大小、人口数量这些因素是一个国家客观存在的东西，人们无法选择。中国海军落后、海权淡漠的主要原因在于民族性格和政府特质两个方面。肖举规在《海军论》中指出；“观国之光，当观其国民精神之弱与强。”[5](p36)国民精神强则其海权就强。沈鸿烈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写道：“间尝论世界海国民之性质，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为新世纪开辟之祖，其冒险可敬也，而贪欲残忍，于以阻其进取之途。法人之勤勉节俭，可急致母国之富也，而小心翼翼，于以乏海外经营之志。英人、（荷）兰人之坚忍图成异于法，锐志进取异于西，而英人之精慎敏捷尤超兰人而过之，所以海上王之称谓，由葡而西而兰，其究则归于英。”[6](p11)这里关于民族性格对海权的影响有深刻的认识，英国能称霸于海上，是由于其民族性格中有许多优秀的异于他国的成分。沈鸿烈非常赞同马汉的“国民商业之性质，为海上权力发达之原素”[6](p11)的说法，他用此论来分析中国情况，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海权思想的发生。在《海军发刊意见书》中，他说：
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族受病之源。[6](p10)。此论极有高度，分析直指中国的诟病，可谓切中要害。沈鸿烈是中国最早一针见血地指出小农经济是使中国海权观念淡漠的重要原因的人。与沈鸿烈相呼应，肖举规在《海军论》中通过对历代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特点分析来揭示中国海权淡漠的原因。他说：
吾国民之不知有海上权力，盖有由矣。古昔载籍既少海上知识之教训，近古以来人严守海禁之政令，关心海上者不得其门而入。[5](p46)古代中国的禁海令，说到底是受传统“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这使得中国人不能产生海权思想。西方政府却不是这样，他们开放的海洋政策促进了海权思想的产生，“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所争者要在其修国政自立耳，国政修则国权盛，而海权乃属推其权也”[2](p1126)，可见，一个政府的性质及其所执行的政策，确实对一个国家的海权影响极大。
第三，对海权与国家强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马汉认为，海权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取海外原料和商品市场变得极为重要，而随着蒸汽动力舰船的发展，海军控制海洋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争夺对海洋的控制权便具有了客观的需要和现实的可能。对于马汉的观点，留学生们完全赞同。如笛帆在《论海战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古代“所谓海战者，是无异于水上行陆军之攻击而止耳，非为占领其海面及其附近周围之海水”，亦即“以海洋目为陆军出征运送之公道”，而未闻“以之为一国专有永久占领之企图”，“今则不然，战争之范围日宽，海上之竞争愈烈”，“善战者第一在期得主管其海洋，次之在能保卫本国贸易与捕获敌之船舶”，古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们的海权意识提高了，海洋成为各国竞争的主战场。之所以如此，笛帆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古代“敌人之财产尚未存于海上”，商品经济不发达；二是古代“驾驶海洋之船舶尚未兴”，蒸汽机动力船还没有出现[7](p183～184)。而近代以后情况都变了：“海上贸易之丰裕，及远洋航行兵船之增殖”[8](p119)，“瓦特创造汽机，英人用之舟中以行水，世界交通日便，海上竞逐日烈，始而地中海，继而太（大）西洋，继而太平洋”[9](p1)。海洋越来越重要，国家对海洋权的控制越来越与国家的盛衰相联系。夺取并保持制海权，特别是与国家战略和海外贸易有关的主要海上交通线的控制权，是近代以来一个国家得以强盛和繁荣的重要条件之一。反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海权，也就难以在近代成为富强的国家。对此，留日学生很有共鸣。海涛在《海军》第二期上撰写《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一文中说：“凡一国之盛衰，在乎制海权之得失。”[10](p211)笛帆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一文中也认为：“观察各国势力，即以其海上权力之大小定之。何以故？海军强大，能主管海上权者，必能主管海上贸易；能主管海上之贸易者，即能主管世界之富源。”[11](p209)通过对海权与国家盛衰之间关系的讨论，留学生们一致认为：“立国之道，国防而已，处此弱肉强食之秋，立国之元素在军备，军备之撷要在海权。时会所趋，固舍所谓黑铁赤血以外无主义，坚船巨炮以外无事功矣。”[12](p14)这就是说，海权问题和因此而产生的海军建设问题是中国强盛的根本。
第四，利用海权论来探讨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中国人讨论海权理论的目的，说到底只有一个，那就是振兴中国海防。因此，用马汉的海权论来解决中国海防的实际问题，是这些留学生们追求的目标。
他们首先用海权论来反省晚清国防、外交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海军落后、缺乏海权认识，是导致屡次战败、丧权辱国、国将不国的重要原因。《海军》杂志第一期就刊登这样一篇文章：《重兴海军问题》。该文的作者，在总结自鸦片战争至庚子之役的中国历次对外战争的教训时，非常真切地指出：
甲午一役，虽有海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2](p1128)作者更进一步地分析道：
夫用兵者毋恃敌之不来，恃我有以待之，今海岸线至四千英里之长，而无一有力舰队以任防御，徒恃各国均势之局未破，仅得苟全国命，不幸均势之局一旦破，各国牵制一旦解，则亡国覆种，祸且立至。立国之险，宁有过此？[2](p1128)这一段话，极具民族危机感，将海军作为立国基础，很有理论深度和说服力。有的论者指出：“甲午之役，军舰粉齑，海禁荡然，外人乘间捣虚，鼓轮直驶，欧风美雨，挟印度洋、太平洋之潮流，滚滚而来。吾沿海七省根据重要之地，乃在顾此失彼，风鹤惊心。彼远隔数万里之地，乃能反客为主，挟其虎狼之手段，肆其强暴之机心，操纵海权，恫喝人主。”[2](p1128)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不能与日本人争夺制海权。
其次，留学生们主张积极的海军建设计划，认为复兴中国海军，应该以争夺海权为建军目标。甲午海战中国的失败成为马汉海权论最好的反面教材，留日学生对振兴中国海军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他们呼吁全国人民都来关心中国的海军建设事业，克服困难，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恢复海权。通过对中外海军发展成败得失的比较，同时也是受马汉海权论的刺激和启发，留学生们认为，晚清海军建设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缺乏争夺海权的意识和实际措施。所以，中国重建海军应以争夺海权为基本目标。在具体的建军规划方面，留学生们提出要以建设巡洋舰队为重点。李毓麟在《列强海军今势论》中积极建议要发展巡洋舰队，并说，“建大勋者不事姑息之行，勤远略者不为苟且之政”，希望政府“毋以小船为俭，而以巨舰为贵；毋以江河为虑，而以海洋为怀”。[13](p9)通过讨论，大家普遍认为，清政府组建的巡洋舰队在作战上应该是攻守全能的，尤其是应该具有比较强的远洋攻击能力。在舰种上要以战斗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要求舰应具有较高的航速、较大的续航力、较强的攻击力和较好的抗沉性。至于舰队的规模，应根据未来在北太平洋地区对中国的海权构成最大威胁的敌人来决定。中国当时海上主要敌人是美、日，所以，大家主张，中国“筹备设防，当以美、日为标准”[2](p1131)，要能够做到与美、日海军相抗衡，中国的巡洋舰队起码应“具有战斗舰八，装甲巡洋舰四，轻装巡洋舰八，水雷驱逐舰三十六”。这样一支巡洋舰队，其总吨位大约在25万吨以上。有了这种规模，中国海军“始成一有战斗力之舰队，而供海上驱逐之任务”。[2](p1131)这种以战列舰和巡洋舰为主力的建军思想，同姚锡光的建军思想一样，表现出较强的海权意识。
三
以上这些对马汉海权论的讨论，在中国国内产生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是扩大了海权论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受海权论的影响，中国民众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空前深刻的认识，他们已经认识到：
有海军则国防之巩固、国势之发展、国民之生命财产得保，国家之秩序安宁，以至维持中立、领海通航、通商征税、海上渔业等，均得赖保护之权利。其时无论常变，境无分内外，欲反变乱之景象，为和平之幸福者，胥于海军是赖。其关系如此，20世纪以后之国民，固不能外海军力而生存者。[14](p70～71)在这种思想认识指导下，1909年11月，安徽高等学堂在本校发起海军义捐活动，然后联络本省各校，共议推广。没想到的是，海军义捐活动不仅得到安徽省各界的大力支持，而且直隶各地和海外华侨也纷纷自发开办海军捐，一时之间，各地出现了不少组织、团体、个人争相任捐的热烈场面。海外华侨不但积极捐款帮助清廷重建海军，而且还自愿出钱，组织商舰协会，企图像马汉著作中所写明的那样：海权的发达需要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以作海军的后备。国内民众和海外华侨对重建海军的空前热情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海洋、海军、海权的认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深刻。
二是促使中国人形成了自己初步的海权思想。中国人自己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姚锡光的海军重建规划、《海军》杂志的海军建设设想和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等之中。关于前两项内容，前面已经叙述。这里需要特别讨论的是清廷收复东沙、勘察西沙的活动。随着海权论的引进，清政府对海岛主权也开始重视起来。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擅自闯入我南海东沙岛进行开发。清政府得知此情后，于1909年派海军赴东沙巡查，并通过外交途径，恢复对东沙岛的主权。接着，清政府又着手对西沙群岛进行勘查，并计划进行开发。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说：西沙群岛“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要门户”，若果其荒而不治，非为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所以他建议清廷“悉心经画，妥善布置，以辟地利”。[15](p16)在张人骏的倡导下，清廷设立西沙群岛筹办处，在查勘后，拟议开办办法八条。东、西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长期以来，受传统“重陆轻海”观的影响，中国政府对其一直没有予以重视。在晚清末期，清政府在列强环伺之下收复东沙、勘察西沙，向世界宣布了中国对于这些岛屿不容置疑的主权。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在增强，传统的国防观念正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海权对于中国这个封闭了几千年的封建国家而言，已经不再陌生。
四
尽管海权论的引入和接受，对中国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和世界其他各国相对比，晚清时期，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使中国政府产生诸如“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控制印度洋、太平洋”之类的海军战略思想，并没有使中国如同美国、俄国、德国一样，通过实施马汉的理论，成为世界上的海军强国。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有下面四个原因：
第一，在晚清时期，中国对海权论的认识水平普遍较低。中国人是通过日文本的马汉著作来了解海权论的，翻译中的错漏比较多，即使是这种版本，中国人也只能读到马汉著作的第一章第二节 （前面已有叙述）。这个事实决定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对马汉海权论认识只能是非常肤浅的。
第二，海权论的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少数知识分子、海外留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官员之间，这就使本就不系统的海权论成为阳春白雪，只是在一些精英层中循环传播，而清廷统治者以及大多数官员没有触及这一理论，马汉的海权论并没有在中国普及。从清政府的各种谕旨、大臣们的各种奏折中根本没有专门论述马汉海权论的文字这一事实看，完全可以推断出这一点。
第三，晚清海权论传入的时机不好。1900年后的晚清政府处于风雨摇曳之中，变法、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此时的中国，就如同充满火药的空气，一点即燃。清政府此时的重点在于如何消弭社会矛盾，苟延残喘。他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中忙得焦头烂额，自然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关心制海权和大办海军之类的问题。
第四，根据海权理论来重建中国海军，需要大量的经费，而这对于当时几经赔款、囊中羞涩的清政府来说，无异于纸上谈兵、画饼充饥。当时《海军》杂志提出的建立25万吨规模的巡洋舰队计划，仅开办经费就约需四亿元（约合白银2.88亿两），而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总数也不过一亿多两。加上沉重的战争赔款，国家已处于严重的入不敷出的境地。1909年，清政府提出七年海军发展计划，其经费预算总共不过1800万两，度支部和各省也都感到难以应付。可见，姑不论清廷是否有精力来重建强大的海军，就算有，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经费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由于以上四个原因，晚清政府并没有将海权论用于指导海军建设，国内高涨的革命形势令国人应接不暇，人们对海权论的热情很快就被政治改革的热情所替代，以至于后来人们连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所以，晚清海权思想并不成熟。
注释：
①与海权论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近代中国海军》（海军司令部编，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魏默深的海权思想》 （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海权思想》（戚其章，载《求索》1996年第2期）；《从制海权看甲午海战的结局》（戚其章，《东岳论坛》，1996年4期）；《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王秀英，《辽宁商务职业学院学报》，1999年3期）；《清末海权意识的初步觉醒》（史春林，《航海》，1998年1期）；《严复海权思想初探》（王荣国，《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03期）；《从东南水师看明清时期海权意识的发展》（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孙中山首倡中国海权》（韩红月、舒小安，《航海》，1997年2期）；《马汉及其“海权”理论》（刘永涛，《复旦学报》，1996年4期）；《马汉与现代海军的发展》（孔利，《国防》，1995年4期）；《马汉与〈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张晓林、刘一健，《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3期）；《评马汉的海权说》（章佳，《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0年4期）；《美国海军崛起的助推剂——评马汉的海权论》（贾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3期）；《李鸿章与晚清海权》（李斌，《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6期）；《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皮明勇，《近代史研究》，1994年2期）；《近代中国的海权与主权》（张仁善，《文史杂志》，1990年4期）。在这所有的成果中，只有《近代中国海军》、《严复海权思想初探》、《海权论与清末海军建设理论》、《魏默深的海权思想》对海权论传入中国及其影响略有涉及，其余文章多为就事论事之作。有些文章的观点值得商榷，如：认为中国明清时代就有海权思想（卢建一，《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魏源具有海权思想（王家俭，《清史研究论述》，台北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
②为了避免无章法的乱建海军，清廷在1907年5月，命令练兵处提调姚锡光草拟海军当前和未来十年或二十年的发展计划。姚锡光接到命令后，不辱使命，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按急就、分年两种建军办法完成了三个文件，即：《拟就现有兵轮暂编江海经制舰队说帖》和《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和《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1908年，姚锡光将自己付出了巨大心血草拟的方案汇编成《筹海军刍议》出版。
|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N].新民丛报，第26号， 1903.
[2] 海军司令部编.近代中国海军[M].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
[3] 中国近代史学会编.中日战争：第六册[M].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
[4] ［清］姚锡光.筹海刍议·序·清末海军史料[M].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
[5] 肖举规.海军论[J].海军，1910,(2).
[6] 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J].海军，1910,(1).
[7]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2).
[8]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3).
[9] 笛帆.论海战性质[J].海军，1910,(4).
[10] 海涛.海军军人进级及教育之统系[J].海军，1910,(2).
[11] 笛帆.海上主管权之争夺[J].海军，1910,(2).
[12] 范藤霄.海军经济问题续议[J].海军，1910,(2).
[13] 李毓麟.列强海军今势论[J].海军，1910,(4).
[14] 杨沐霖.中外各国海军全志：上编[M].上海：科学书局，宣统二年.
[15] 故宫博物院整理.大清宣统政纪实录：卷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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