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网-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

历史网-中国历史之家、历史上的今天、历史朝代顺序表、历史人物故事、看历史、新都网、历史春秋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中国史 > 中国近代史 >

试析“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嬗变

http://www.newdu.com 2017-11-03 本站原创 李理 参加讨论

    (2006年8月22-24日在厦门召开的海峡两岸“二二八事件”学术研讨会提交)
    “台湾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今天台湾主流意识的代名词,也是台湾两大政党共同的认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党外运动中的独派分子积极运用并广泛鼓吹,特别是九十年代李登辉主政以后,刻意权变台湾意识的内涵而造成的。实际上“台湾意识”这一名词,最早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史明在《台湾人四百年史》、许世楷在《台湾人意识的形成》中,作为当时日本台独运动的一个思想武器而被提出来的。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的影响极其有限,仅限于海外的台独社团中,对于台湾社会并未产生什么明显的作用。七十年代末期,“台湾意识”却以文学的观点开始登上台湾的历史舞台。叶石涛在《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提出:“台湾意识是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的精神焦点”,是“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经验。”在叶石涛的思维里,“台湾意识”不再是史明所说的与中国对立的意识。可见与中国对立的“台湾意识”,只是“台湾意识”的一种类型,而非全部。“台湾意识”有其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内容也有所不同。实际上“台湾意识”在百年来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有三次质的嬗变,内涵也因此有所改变。在日据时代,台湾意识是由民族主义、中华文化、反殖民主义这三种基本因素构成,其主体要素是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而经过“二二八事件”,台湾意识的主体要素开始转向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但其中的民族主义及中华文化因素仍然存在。本文将就此内容作些分析探讨,借以来矫正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以抄作“二二八事件”,来权变台湾意识。
    一、台湾意识的形成与内涵
     意识是人类所特有的反映客观存在的最高形式。人的意识产生于社会生产的劳动活动过程中,是社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条件决定着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普遍认可的伦理。而有着台湾特点的社会意识,也是具有台湾特点的历史,包括血缘、地缘、经济、政治、信仰、文化传统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有一个产生、发展及演变的历史过程。有一些学者认为“台湾意识”早在日本据台以前就已经存在,笔者认为这是没有客观依据的。虽然大陆居民早就有移居台湾的历史,但在十六世纪以前,台湾居民中汉族居民不多,主要以原住民高山族为主。他们各个部族各有各自的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但各部族之间也是相互分开且相对封闭的。十六世纪末期,开始有一些大陆的商人、渔民逐渐渡海到台;十七世纪,大批汉族移民开始进入台湾,台湾的社会意识开始进入一个汉民族意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荷兰人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并没有改变这一特质。郑成功收复台湾及郑氏统治台湾时期,台湾起主导作用的社会意识是带有强烈的反清复明思想的中国意识。清政府统治台湾后,台湾不论从血缘、地缘和经济上都与大陆更加密不可分。他们有过反对清政府统治的斗争,但更加热情洋溢地投入到整个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战斗中。所以,如果说那个时期有台湾意识,只能是中国意识范围内的一种地方意识罢了。
    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台湾开始沦入日本殖民统治。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任内起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奠定了日本在台的殖民地统治基础。日据五十年间,在台湾建立了严密的各级政府、司法机关、警察机构、户政制度、农会系统、金融财经体系,以及普及全岛的初等教育、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公路铁路交通、电力及其输送系统等基本建设。在半世纪的殖民统治中,台湾社会产生结构性的改变。日本在台的经营,主要目的在推行其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政策,为了建立商品的交易网络(亦即殖民地的剥削网络),必须从事各种交通运输建设,但亦因此而促进了全岛性的沟通联系,助长了十九世纪末叶已萌芽的全岛一体的台湾意识,有助于二十年代台湾各项社会运动的发展。
    尽管日本在台湾的五十年内有相当的建设,但其本质是剥削和垄断的,除亲日的台籍买办之外,台湾人普遍受到歧视,因此抗日民族运动和社会运动风起云涌。正是这些抗日运动,才真正意义上的把台湾整体纳入到一个意识层面。我们不否认,经过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人阶级结构有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地主阶级、市民阶级、农民阶级和皇民化阶级。”各个阶层的诉求尽管不同,但台湾人精英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相对于统治者的母国日本,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的口号,形成历史上的“台湾意识”主流。这种台湾意识并未排斥中国意识,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殖民地条件下的“祖国意识”。他们所倡导的自治甚至独立运动,都是以祖国——中国为其最后的归向的。就连史明也不得不承认:“当时〔按指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民族派’的前文化协会与民众党的主要干部,不但不把这点认识清楚,反把现实的台湾社会及台湾人大众(多数者)的心理动向(台湾人意识),跟他们自己在脑筋里所幻想的‘祖国中国’‘中国的台湾’等抽象观念混淆在一起,结果,不知不觉之间,却以‘祖国中国’的幻想为基本观念来从事台湾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所领导的解放运动乃不可能直截了当的提出‘台湾民族独立’,只是心理上在‘祖国中国’的观念世界打圈子。”
    但一些学者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意识”包涵着“台独”的因素,他们以台共提出的“独立”口号为依据。其实这显然是对历史事实的无知。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日本人所写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自会明白。最新出版的《台湾社会运动史》(警察沿革第二篇)在其译序中指出:“自日本帝国主义退出这一块殖民地后,已历半个世纪。而世事遁变的繁杂错综,始终缠绕于台湾的周围,也逐渐沸腾在台湾岛内。其间,由于现行台湾政治结构的多层矛盾,似乎也衍生出民族认同上的某种疑念。例如,有关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独立’口号,便见有人时而在特殊含义下指出。然而通读沿革志第三章共产主义运动,当能理解在当年台共指导理论中从未有过以台湾独立的理论作为阶级解放理论的一部分。‘台湾独立’的词句,仅少量出现在某一时期所列举的口号中间。是则,当年台共的独立口号,实际上只是共产国际所订全球殖民地解放运动的共同题目之一,乃为了深化帝国主义内部危机而发出的策略性诉求。因此,台共人士的独立口号,再加朝鲜共党的独立口号,目的同在于瓦解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支配体制,而与其中华民族意识毫无抵触。在日本统治当局的了解中,此一情形始终清晰而确定。沿革志中的资料颇能显示出这一点。”我们不否认,此时期的“台湾意识”应当含有多种因素,但其内涵中的主体要素及支撑要素却异常鲜明:
    1、主体要素——反对日本殖民统治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这一历史的变局,使台湾人不分祖籍及民族全部沦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台湾人”在相对于“日本人”的脈落中,开始形成一个社会政治群体。“台湾民主国”以“恭奉正朔、遥作屏障”来表达对中国的认同。民间自发性的武装抗争也持续长达二十年之久。日本殖民统治者出于民族偏见及歧视,处心积虑地对台湾进行政治控制、经济垄断及文化歧视,把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关系制度化,使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清楚地意识到,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政治经济脈络下,永远都将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种观念,孕育出强烈的台湾认同感,是刺激台湾意识形成的关键。这种被压迫的共同命运,正是台湾人集体认同形成的基础。尽管日本人在其统治台湾的五十年中,交替地使用了镇压、怀柔和同化政策,但始终无法征服台湾人民的心灵。日本据台的前二十年,发生过二十起以上的武装反抗事件。而一九二0年代后,因受世界性民族自决思潮,以及日本所谓“大正民主时期”民主主义风潮的影响,兴起一连串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抗日社会运动。新民会、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众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工友总联盟、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台湾共产党等团体组织,雨后春笋般在建立起来。一九三0年起,各项政治社会运动因日政当局的压制而消沉,文学、美术、戏剧等运动代之而起。台湾新文化的追求,促进台湾知识分子主动思考台湾的图像,激发台湾意识的茁长。台湾意识先期表现为一种通过武装斗争反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表达回归到祖国的殷切盼望;后期则以非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表达对自身民族性的体认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坚持及弘扬上。台湾意识在这五十年中,由自发而走向自觉,已经摆脱地方意识的层面,上升成为包括绝大多数台湾人民在内的具有反抗日本殖民统治鲜明特质的政治意识。
    2、支撑要素——民族、文化意识
    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台湾意识”作为一种汉民族意识,还表现在台湾人的文化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在日据五十年的漫长岁月中,台湾人民为了保存中华文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坚持以书房及诗社的形式将汉语言传承下去。根据台湾学者的调查,一八九七年三月,全台湾共有书房一千二百二十四所,学生一万九千零二十二人;一八九八年三月,增为一千七百零七所,学生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人。尽管书房的数量无法与国语传习所相比,但它与日语学校的教育相对抗,正是中华民族意识的鲜明表现。还有连横、赖和、杨逵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著书写史,为保存中华文化,对抗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同化政策进行了顽强持续的努力。统治台湾四十三年之后,日本在《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的序言中不得不承认:“台湾人的民族意识之根本起源乃系于他们原是属于汉民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都在夸耀他们有五千年传统的民族文化,这种民族意识可以说是牢不可破的。”台湾人对福建、广东等地,“平素视之为父祖坟墓之地,思慕不已,因而视中国为祖国的感情,不易摆脱,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
    二、二二八事件的历史原因
    二二八事件发生在台湾光复一年后,是台湾近代史上最悲惨、最不幸的一次政治事件,当时死伤人数至今无法确定。由于事件后期是大陆国军来台镇压,故自事件发生后,至八十年代,它成为台湾政治上一个独特的禁忌。八十年代末,李登辉主政后,二二八事件即成显学,当权者有意权变利用此事件,极力宣传二二八事件就是台湾的“出埃及记”,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人的镇压。借以挑起省籍、族群矛盾,从而将台湾意识引向等同于台独意识。实际上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以后,确有一个质的嬗变,变化后的台湾意识确实包含着一定省籍矛盾的要素,但其主体要素并不是省籍矛盾,也不是独立意识。台湾意识何以缘以二二八事件为媒介而发生了质的嬗变,如果要想探究此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有关于二二八事件的一系列研究,特别是其爆发的历史原因。
    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最早应当是从李筱峰的《战后初期台湾民意代表》(自立晚报社,1986年开始的)开始。真正以二二八事件为主题开始的研究,是从1987年以后。研究主要就事件真像的解明、事件爆发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现状、事件当时台湾人的政治参与等方面入手,对其原因进行诠释。就其原因及性质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六个大的方面:
    1、时代变革的产物
    此种观点的主要代表是1992年出版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它以事件当时被害者家属的口述为依据,分析了事件爆发的原因。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在战后伴随着国民党政权与日本殖民地当局政权交接产生的混乱而产生的,二二八事件只是一个“偶发的都市暴力事件”,并不是“台湾独立”事件。这一见解与赖泽涵、马若孟等翻译的《悲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中的见解基本相同。此文将二二八事件放置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系脉里,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由于政权交接而引起的都市政治暴动。它的远因是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影响,潜在的要因是台湾人的自尊心与大陆人的傲慢心理的冲突。
    根据这一性质原因,可理解为此观点是将二二八事件放在世界及亚洲的视野里进行观察而得出来的结论。此时期整个世界和亚洲都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痕恢复时期,特别是饱受战争伤害的东亚各地,反政府运动时有发生,如日本的日比谷事件,朝鲜的三一事件等。二二八事件也属于这个范畴之内,它具有偶然性。不是一个事先有预谋有准备的反抗事件,事件双方都是在事件暴发后而临机采取的一些反抗、暴力及残酷镇压行为。所以就事件本身来说,它不包涵着台湾独立的因素。
    2、国民党内派阀的斗争
    此种观点认为,二二八事件的原因是由于台湾人精英卷入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而产生的。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陈明通与陈翠莲。陈明通在《派系政治与陈仪治台论》中分析认为,国民党分为CC派、军统系、孔宋组、政学系、团派等,而陈仪是属于政学系。台湾人方面有三个土著派阀势力,即半山派、台中派、阿海派。二二八事件是由反抗政学系的其它派系挑起的,而台湾籍的精英们趁机加入其中。具体的就是陈仪当初为了抑制台湾人的土著势力,而在政权体制内重用半山派。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以蒋渭川为中心的势力,借助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与陈仪派相对立的CC派相勾结,陈仪为了收拾残局不得不寻求蒋渭川的协力,结果导致大陆的精锐部队进入,最后诉诸于武力镇压。
    此观点是以派系作为视角来分析二二八事件,把二二八事件归结为国民党各派系与台湾本土各派系之间的斗争结果而造成的。此种观点是将二二八事件形成的原因直接归结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这显然有背于二二八事件是由查缉私烟事件(专卖局缉员与卖烟的妇人林江迈之间偶发的事件)而引发偶然事件这一历史事实。此种观点认为战后的台湾社会,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省籍矛盾非常明显,深层的想法是把二二八事件归结为省籍矛盾与省籍斗争。
    3、陈仪政权的失政
    第三种观点以吴密察、若林正丈、李祖基、翁嘉踵等人为代表。它们认为二二八事件是由于陈仪政治的失政而造成的,失政点主要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接收台湾的中国政府(陈仪政权)令台湾人民失望;第二是陈仪的“祖国化”政策施行方法上的错误;第三是由于台湾光复时期经济问题与陈仪的经济政策的失误造成的。此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最具有代表意义,一方面是由于它是日本、台湾与大陆的权威学者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是一般普遍人都可以接受或认可的观点。尽管他们的着重点不同(吴密察是从省籍矛盾上,若林正丈是从文化层次上,李祖基及翁嘉禧是从经济层次上),但提示的事实是,台湾人民欢迎中国接收台湾,不单纯是要求一个文化上“祖国”的认同,更是期待从政治及经济层面上能带领台湾人民迅速发展的政府,但却事与愿违。
    4、民族主义意向的背离
    此种观点是以何义麟的博士论文《台湾人的政治社会与二二八事件——脱殖民地化和国民统合的葛藤》(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论文,1999年)及陈培丰的《同化的同床异梦——日本统治下台湾的国语教育史再考》(三元社,2001年)为代表。
    何义麟认为,二二八的研究焦点,不应只局限于其就近的战后一年半时期内的统治政策,而应当放在日本五十年殖民地支配下的社会变迁中,更应当与台湾抗日运动的精英及组织的连续性上进行分析。他认为二二八事件是陈仪主导的“从上而来的国民统合”与台湾自主的“脱殖民地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在日本统治时期内形成的台湾人的意识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显现。陈培丰认为“同化”有二层涵义,一是由日据时期日语教育而形成的一种以皇民文化为核心的“台湾民族主义”,另一个就是传统上的中华意识。“台湾民族主义”以台湾的近代化为主导,也就是科学尊重台湾,合理思考台湾,以民主路线作为台湾建设的方向。而中华意识中的此种因素希薄,所以二二八事变是近代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历史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相克。
    5、文化的冲突
    ? 台湾的一些学者,如李筱峰、许雪姬、陈仪深等从台湾人自主性立场出发,认为二二八事件是两个族群文化冲突的结果。
    ? 李筱峰强调文化差异因素,认为事件是“体制与中国社会迥异的台湾”,在回归祖国后“所造成的社会文化的冲突与摩擦所致”。他还说:“从文化的意义看,二二八事件是战后来自大陆的族群与本地的族群之间文化摩擦与冲突的总爆发”,是台湾光复后两岸统一的“后遗症”,而“引起这个后遗症的主要症结,在于当时海峡两岸社会的生活水平及观点价值差距太大,体制不同,彼此隔阂太深而适应不良”。许雪姬亦认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台海两岸隔绝太久,双方意识形态相差太远,而主政当局并未完全洞悉此点,而做有效的施政所致”。陈仪深也认为文化差距是造成二二八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种观点也是族群矛盾的另一种说法。
    6、日本50年的殖民统治
    此说亦源于陈仪、白崇禧等人,后期研究中持此种观点的多以日本学者为多,但大陆与台湾方面也有人从此视角进行研究,例如徐百川就认为,在部分台湾人中存在的“亲日反华的皇民意识”,也是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皇民意识“一直潜存在皇民化台湾人的心中,由于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以至于余毒未消,自觉或不自觉地浮到表面而已。二二八事件所以发生得既速且烈,皇民化的台湾人在当中起的激化矛盾,升高抗争的作用,是难辞其咎的。”日本的中村ふじゑ等认为把二二八事件的原因理解为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相互欠缺理解只是一个表面的因素,最根本的原因是导致双方相互不能理解的是对于日本半世纪殖民统治的看法。
    三、从二二事件的成因来分析台湾意识质变后的内涵
    二二八事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但实质上是台湾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它使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形成的台湾意识发生了质的嬗变。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台湾的光复,使日据时代形成的台湾意识的主体性因素,已经随着日本政权的退出而消失。支撑因素也因为回归到同一文化认同圈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日据时代后期的工业化、皇民化和南进化运动,使台湾人的生活水平、教育水平、文化素养等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们仍然受到日本人的歧视,被当作二流国民看待。台湾光复给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知识分子带来很大希望,以为从此可以消除歧视,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政治腐败、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增加、政治和文化歧视等种种弊端丛生,使台湾的社会成就指数急转直下,从而导致台湾的社会期望指数与社会成就指数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台湾社会普遍形成一种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潜流。这股潜流借助二二八事件而登上历史舞台,转变成为“台湾意识”新的主体性因素,即是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治统治。从以上六类观点中分析事件的原因,可归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五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因素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置的不当、大陆人士垄断权位、外国势力的介入、受日本人宣传的误导、接收人员的优越感、共产党的作用、官员的贪污腐化。
    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因素为:粮食缺乏、通货膨胀、金融市场的独占与垄断、失业率严重、生产指数低微、日产处理不当、专卖制度等等。
    社会方面主要是:语言隔阂、台湾籍原日本兵看不起国军、军警人员的扰乱治安、失业者没有出路等等。
    文化方面则主要是指相隔绝了五十年后所产生之观念想法上的落差,如语言、器物使用之认识、商品议价的认同等等。
    在军事方面,则主要是对来台接收之国军部队之仪容、纪律、装备颇有微词、陈仪以台湾无顾虑为由,调六十二军及七十军开赴华北作战、国军未能好好发掘日人埋藏于地下之武器及物资等等因素。
    以上各种研究之论,皆视上述原因为该事件的“间接因素”,即是缉烟问题的非直接性原因,但不论怎么说,这些“间接因素”都是以陈仪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来台后所造成的,除了通货膨胀与粮食缺乏等战后普遍的经济问题外,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多台湾人民所不能接受的“远因”呢?日本据台五十年的高压统治,尚没有发生全岛性的流血事件,而国民党统治台湾不到两年,就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能否理解它是台湾人民无法再接受过去那种被动驯服的统治,它的意识改变了,借机宣泄了对五十年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反抗及对祖国期望产生的落差感。就二二八事件中矛盾双方的主体要素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不论是党派系还是陈仪的政权,都是国民党统治的一种表现形势,是故由此成因也可以类推出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意识的主体性因素已经发生了质的嬗变,即是由日据时代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转向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
    就支撑性要素来说,日据时代的民族主义与中华文化,在台湾光复后本身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台湾的光复意味着中国意识的胜利,也意味着台湾的历史意识又与中国的意识结为一体。当时台湾人民殷切在要求良质的中国化以及高度的自治愿望,这与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体制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其实这也是整个中国人民要求民主和平的愿望与国民党政府独裁统治之间的矛盾。所以追求民主就成为二二八事件之后台湾意识的一个主要支撑性因素。
    台湾接受西方的民主是在大正时期,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民众党的成立等等,都是民主社会思潮在台岛的体现。民主风潮对台湾的薰染,就是《重修台湾省通志》中所言的那样:“本省虽为海岛但位于海运要津,所以世界性民主思想很早就传入,因此其社会运动所表面的是具有浓厚开放性自由思想的味道。”但是由于被殖民的处境,各种社会运动及相关民主诉求皆受到压制与迫害,使得民主之苗那时在台湾并没有生根开花。
    民主意识是人民对民主意涵的察觉与认识,它亦须经由不断锤炼及发展过程而渐趋成熟,而民主体制的开展才具有可能性。二二八事件使“台湾意识”开始展示一种追求近代政治民主自由的意涵。二二八事件中,知识分子强烈要求台湾的“政治民主化”,知识青年也以“争取面包、自由、民主”等口号标语来表达不满,要求政府尊重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台湾民主联盟”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中强烈要求政治改革,实现民主政治,呼吁台湾同胞团结起来,共同为争取民主政治而努力。是故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民主意识的一种显现与表明,它开启了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先河。由二二八事件过程中诉求的民主意识,在经历了白色恐怖之后,形成了追求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追求民主政治的社会意识。《自由中国》杂志的登场、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民主潮》《公论报》的呼应、《大学》杂志的创刊等等,无不是这一意识的体现。
    有一点应当注意的是,不论台湾意识在二二八事件后其主体性要素与支撑性要素怎样变化,台湾意识在此时期的岛内仍处于沉寂期。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治,唯一可以采取的反抗形式就是以出版杂志的方式进行。《自由中国》一方面延续了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想,一方面追求民主宪政的主张,在台湾追求民主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文星》、《大学杂志》、《夏潮》等也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杂志都是由外省知识分子与本省精英人士共同参与创办,他们大都是自由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而不是今天某些人所说的族群民族主义者。
    有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民族意识”形成的契机。说什么由于二二八事件,“台湾意识”开始转向与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中华民族诀别,转变成为台湾民族的意识,其具体的证据就是廖文毅在二二八事件后的1948年,在香港组建了《台湾再解放联盟》,第二年向联合国提出了托管台湾的要求,又于1950年在日本组成了海外第一个台独团体《台湾民主独立党》,提倡台湾人在血缘上有别于支那人的“台湾民族论”。廖文毅所主张的与中国相对立的观点,是流亡海外的一部分台湾人的想法,是对国民党统治政权的彻底失望而产生的。廖文毅本人本是一个“中华民族意识者”,在日本投降后,廖文毅等人立即组成了“台湾留学国内学友会”,在台湾光复当天出版了《前锋》,他在其中的《告我同胞书》中写到:“我们是明末汉民族中最有血气、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识、最有奋斗力、最有精锐的子孙。我们不可忘记了我们有这样高尚的血统,有这样荣耀的祖宗。我们不可忘记,我们是遗传着有大陆民族血统,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五大强国中的大中华民族。”这样一个民族主义者,在二二八事件之后,就马上转变成为一个台独分子,不能不说是二二八的惨象给他心灵带来了极大的震慑;一方面也说明他的此种理念,其最根本本质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尽管这样,此种意识只是海外流亡者的一种思想,并没有成为当时台湾社会意识的主要因素。所以,说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台湾意识就是脱离中华民族意识,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二二八事件提供给台湾人民的是追求民主运动所需要的启迪。
    综上所述,二二八事件是近代台湾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使台湾人民从回归祖国的喜悦和希望,转变到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失望与反抗上,以此为媒介,台湾意识也有一个质的嬗变。其主体要素由反对日本殖民统治转向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支撑要素由中华民族及文化转向了追求近代民主与自由上,同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走向,其复杂性表现为台独意识及省籍矛盾都开始显现。但此阶段台湾意识尽管包含了一定的反外省人族群主义、官式民族主义及独立建国意识,但其主导因素仍然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否则我们主不能理解“自由中国”、“中国民主党”、“大学杂志”,也没有办法解释胡适等人所倡导的追求民主自由思想。这些活动的主导者大部分是外省人,难道是外省人在倡导反对外省人的族群主义吗?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及不断高涨的党外运动,其主旨不是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吗?台湾意识之所以有今天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李登辉及民进党执政以来,刻意权变与炒作二二八事件,挑拨离间台湾人民,把一个整体的台湾硬生生地分为本省人与外省人。让外省人为国民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犯下的罪责负责。这种政治炒作,不是反映“台湾意识”,而是反映了“台独意识”;制造族群分裂意识是为了把台湾与祖国相区隔的政治行为。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判断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意识”的嬗变,矫正所谓族群分裂意识的误导,还台湾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责任编辑:admin)
织梦二维码生成器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栏目列表
历史人物
历史学
历史故事
中国史
中国古代史
世界史
中国近代史
考古学
中国现代史
神话故事
民族学
世界历史
军史
佛教故事
文史百科
野史秘闻
历史解密
民间说史
历史名人
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