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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3年3月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到1976年4月再次被错误地打倒，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次复出持续了不过三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邓小平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抵制来自于江青集团的重重阻力，大刀阔斧地开展各条战线的整顿，努力纠正“文革”给国家建设和政治、社会生活造成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他亲自主持的1975年军队整顿，更是在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留下了特殊的一页。整整30年过去了，不久前出版的《邓小平军事文集》，为人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更加翔实的文献资料。重读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回顾军队整顿的历史过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受邓小平的品格和魄力──作为革命家的坚定沉毅，作为战略家的深谋远虑，作为实干家的百折不挠，更加崇敬和缅怀这位带领人民军队重新走上正确建设道路的伟人。 一、邓小平复出与军队整顿的起因 开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加之林彪、江青两个阴谋家集团的翻云覆雨，不但没能实现毛泽东预期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反而使中国陷入长期的动荡和内乱。“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让一向自信的毛泽东不得不回头审视“文革”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对轻信和重用林彪一伙作出自我批评，并在一定范围内作出政策调整。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历史转机，组织有关部门对一大批“文革”中遭受迫害的老干部落实政策，恢复工作，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作为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得到起用的。 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工作的来信上批示：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①]经过周恩来的多方努力，中共中央于1973年3月作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复出后的邓小平地位迅速上升，接连被委任以党、政府和军队的关键性职务。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面临的是一种极其困难复杂的局面。“文革”以来独撑危局的周恩来罹患绝症，病情危重。毛泽东也是沉疴缠身，身心交瘁。林彪集团的垮台并未使江青一伙有所收敛，反而以“反林英雄”自居，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更加嚣张。全国各方面的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的状态。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以其独有的政治胆略和魄力，排除各种干扰，指导各条战线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1975年1月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邓小平立即着手部署军队的整顿。在整个形势都相当混乱的情况下，选择军队整顿作为全面整顿的前哨战，有多方面的原因和考虑。 首先是军队自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从一九五九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②]“文革”开始后，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提出“要抓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在军队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使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1169人被迫害致死，其中包括彭德怀、贺龙等军队元戎。[③]大量久经考验的军队领导骨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军队领导机关受严重冲击，根本无法正常工作。在“突出政治”的旗号下，政治工作成为军队“经常性的首要任务”，军队的各项工作都要以政治工作为“统帅”，为“灵魂”，一切工作都要为政治工作“让路”，部队正常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序完全被打乱。尤其是军事训练，受到的冲击和干扰更为严重，基本上处于停顿的状态。1966年8月根据林彪提议作出的《关于改革军队军政教育时间比例的决定》(草案)，规定政治教育时间一律占部队工作时间的50%，军事训练时间，全训部队为40%，半训练半生产部队为20%，生产部队为10%。就是这少得可怜的训练时间也往往被挤占。1969年2月的全军院校调整，125所院校被砍掉82所，占总数的三分之二，教员改行或离队，教材资料散失，院校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作用丧失殆尽。训练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作战能力的下降。以空军为例，歼击机训练大纲规定的飞行时间，1964年为122小时25分，到1970年降为55小时。1968年全空军平均每个飞行员仅飞了23小时45分。到1972年，全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作战任务，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④]另据1969年5月对某大军区的18名师长、92名团长的调查，有半数不会组织本级战术演习，两个师的109名基层干部仅有10%能组织本级训练，有的作训参谋不知道什么是“行军序列”，营连干部多数不会组织行军、宿营和战场生活管理，有的连队干部甚至连军语也不懂。[⑤]1972年后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在部队开展了“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训练，部分院校得到恢复，训练工作有所好转，但在随后而至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再度陷入萧条。此外，军队担负“三支两军”任务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从1967年初开始到1972年结束，军队先后派出280多万名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⑥]“文革”中的这一非常举措，对缓和紧张局面、维护社会秩序、减少损失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给军队建设带来消极的影响，如把地方的“派性”带到了军队，损害了军政军民关系，造成了军队编制的急剧膨胀，等等。 其次，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江青一伙急欲插手军队，争夺军队的领导权。“九一三”事件之前，在林彪集团主要成员的严密把持和控制下，江青等人的势力难以进入军队。林彪垮台后江青等人以为有机可乘，迫不及待地把手伸向了军队。1974年1月13、22日，江青越过中央军委，直接给空军、海军领导和陆军第20军防化连写信、送材料。24日，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的江青，写信给中央军委领导人，指责军队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同日张春桥批示：“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2、3月间，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相继在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汇报会、军队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指责军队领导机关对“批林批孔”消极应付，煽动对中央军委、总部机关提意见、写大字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公然指责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要“揭盖子”；说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⑦]王洪文甚至杀气腾腾地说，对总参“要下个决心，一定要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⑧]3月5日，江青声言，“要整一整军队”，“放火烧荒”，“看来要夺权”。[⑨]江青诬蔑《解放军报》“内部路线不明，可能有坏人”，并专门组织人到报社贴大字报。随后，江青、张春桥勒令《解放军报》停止自己编发稿件，迫使军委机关报变相停刊178天。此外，他们还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1974年10月6日，江青跑到医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军队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江青等人的种种行径，使其插手军队的企图昭然若揭，引起了老一辈革命家的焦虑。1974年1月，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不点名地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康克清会后回家便对朱德说：我的一个突出印象是，江青的手已经伸向军队。朱德安慰康克清说：你不要害怕，军队尽管出了几个败类，但绝大多数是好的。[⑩]这种担心是普遍性的，不能不引起邓小平的警觉。 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顿军队的要求，也是军队整顿得以进行的一个有利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条件。1971年8、9月间，毛泽东巡视南方数省，沿途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他在谈话中揭露林彪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阴谋活动，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原则，同时对军队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他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11]他严肃指出：“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课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12]对于林彪在部队中搞的“四好运动”，毛泽东说：“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13]他还要求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和干部。 1971年10月4日，毛泽东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在谈话中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现在搞空的东西多了，多年不打仗，拉练也不搞了，什么矛盾都出来了，车不会开，饭不会做。”[14]由于毛泽东已经对军队整顿作出明确的指示，作为新任军委副主席兼参谋长，邓小平在全军范围内加以贯彻落实顺理成章，江青等人即便心中不满，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整顿可能遇到的阻力。 1974年“八一”建军节过后，毛泽东提议召开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会议，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5]这表明毛泽东主观上已经有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想法。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向全党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整顿的时机到来了。 二、整顿任务的提出和指导思想的确定 作为主管全军军事工作的总参谋长，邓小平上任伊始就把军队整顿提上日程，又一次展现了他做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197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军委只准备两个工作，第一是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其中一个大题目就是军队要整顿。第二是战备，要准备打仗，解决战略方针、装备等问题。[16]此时，距他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不过14天。25日，邓小平在总参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了军队整顿的任务。 军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问题成堆”[17]，头绪繁多。一向善于抓主要矛盾的邓小平，决意从军队面临的最紧迫、危害最大的问题入手。他在1月14日听取总参领导汇报和19日参加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时提出了初步的工作设想，包括解决派性问题、干部问题、体制问题、军工生产、军事训练、民兵工作等。[18]在25日的讲话中，他列举了当前军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队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19]这就要减少军队的总人数，处理为数众多的编外干部。二是军队内部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我们军队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20]因此，今后使用干部，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三是军队的纪律很差，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21]这篇重要讲话成为在全军开展整顿的动员令。 作为整顿的一项内容，军委领导体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再次做了调整。1975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尽管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王洪文、张春桥也挤进了军委常委会，但无法左右局面，真正起主要作用的是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1975年6月24日至7月15日，有着特殊意义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军委直属院校的负责人共70余人出席会议。针对军队建设存在的问题，围绕着整顿这一主题，与会者主要讨论研究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安排超编干部，加强军事训练，整顿军队纪律，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加强部队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以及进行全面整顿的具体措施等重大问题。 7月14日，邓小平在会议上作《军队整顿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完整地阐述了整顿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对军队现状作了全面的分析。距1月25日讲话不过半年，他对军队当前存在的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并将其精辟地概括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 所谓“肿”，是指部队编制臃肿。“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两个方面。邓小平认为，派性是军队支左后出现的新问题，以后又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22]组织纪律、政治纪律差，反映在有的人和单位违抗命令，不服从调动，不组织落实中央的有关政策。这同派性是有联系的。“骄”，指的是军队中有些人滋长了骄气，甚至是骄横。他们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丢掉了。结果，“有的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23]“奢”，是指有些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惰”，在某些人和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24]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25] 他还提出了整顿的系统思路。“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26]至于工作的次序，则是“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27] 邓小平的讲话势如破竹，酣畅淋漓，切中要害。其揭露问题之尖锐，用语之犀利，在那个习惯了“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年代，不啻醍醐灌顶，振聋发聩。这种舍他别无二人的讲话风格，既是其性格使然，也与他战争年代长期在军队工作的经历，与他在全军指战员享有的极高威望有关。讲话既指出了问题所在，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步骤，对统一全军的思想作用极大，理所当然地成为指导整顿的纲领性文件。 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强调了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并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28]徐向前、聂荣臻两位老帅在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支持邓小平、叶剑英的讲话。广大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同样出席了会议的王洪文、张春桥，却以缄默表现出对两个讲话和会议精神的不满和抵触，会后又横生枝节阻挠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7月15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情况。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和叶、邓两位副主席的讲话。2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邓、叶讲话得到全军上下的一致拥护，广大官兵从中看到新的希望，迅速掀起了贯彻落实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高潮。 三、军队整顿的主要成果 军队整顿从1975年1月启动，到1976年2月被迫中止，前后持续了约13个月。其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认真肃清林彪集团的影响，坚决抵制江青等人反党乱军的阴谋，积极开展各个方面的整顿，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军队建设重新走上正轨，“肿”、“散”、“骄”、“奢”、“惰”的情况有了很大改观，部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战斗力水平下滑的倾向得到扭转。整顿的成果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挫败了江青等人插手军队的阴谋。 “四人帮”是派性问题的总根源，一向利用派性干预军队工作。根据毛泽东“军队要统一”的指示，邓小平把整顿派性、抓好领导班子建设，作为整顿军队的一项重要内容，毫不手软地根除军队内部的派性。1月14日他在听取总参领导汇报时就说：“现在有的干部和有些部队陷入了派性，凡是陷到派性里的一定要调出来。”[29]19日在各大军区领导同志座谈会上又说：“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下命令不听、不执行，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搞武斗的，第一不叫‘人民’，第二不叫‘解放’，只叫‘军’。凡是处理地方问题，军队陷入派性，要先处理军队，军队干部一律调走。军队就是要处理这批人。”[30]在以后的多次讲话里，他一再强调，对有派性的人掌权不放心，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1975年4月至6月，邓小平、叶剑英委托军委常委粟裕深入到华东地区部队进行调查。粟裕在调查归来向叶、邓汇报时说：一、“四人帮”插手部队，搞“第二武装”，在安徽、江苏、山东等省搞“飞地”，要警惕他们搞“东南武装割据”。二、“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然而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糊涂人，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盲目信从。三、有些领导干部脑子不清醒，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这样搞得不好会把一些人压到“四人帮”方面去，不自觉地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当粟裕谈到“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时，邓小平感到欣慰，连连道：“这就很好，这就很好!”[31] 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时，特意脱稿提醒与会的军队高级干部：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32]会议期间，他还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传达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要求高级干部要听从毛泽东、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会后，中央军委提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组成叶剑英等6人参加的调整班子领导小组，对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等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邓小平提出，“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33]根据这一要求，调整方案重视对军政一把手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的配备；对陷入派性或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过长的干部进行大范围交流；对有些越级提拔上来的干部“挂职下放”锻炼或降职使用。中央军委于8月和10月分两次下达调整命令。这次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搞派性的人调整下去，把一批相对年轻的干部选进班子，增强了军队领导班子的纯洁性和活力。 对于“四人帮”企图把民兵搞成自己的“第二武装”，邓小平进行了坚决抵制。他在1975年1月19日说：“毛主席已经有指示了，凡是有两派的地方，派性没有解决的地方，民兵一律不建立，也不要组织这个指挥部，那个指挥部，枪也不要发。”[34]在9月2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更加明确地表示反对搞所谓“第二武装”，指出：要解决民兵体制问题，就是要恢复老传统。我们一贯都是主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怎么能够分割呢？也就是说，不能在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之外，再搞出一个独立的“第二武装”来。正是由于邓小平的反对，在他主持军队工作期间，“四人帮”给民兵突击发枪的阴谋未能得逞。 (二)军队员额大幅度压缩，初步实现了“消肿”的目标。 军队臃肿是这次整顿的重点，也是整顿的难点。从1959年到1971年的12年中，全军总人数增加360多万。[35]1971年的全军总人数相当于1965年的120%，1958年的253%。[36]“文革”期间，军队各级领导机关都设立了名目繁多的运动办公室，副职领导干部成倍增加，一些军、师、团和省军区、军分区的领导班子成员多达十几名甚至数十名。部队的编制定额一再被突破，非战斗人员大幅度增加，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机关直属单位比例严重失调。邓小平对此十分忧虑，一再强调要通过确定编制把军队规模减下来。 1975年2月8日，邓小平在听取几位副总参谋长汇报工作时，强调总参工作第一是抓压缩定额。他指出：总的精神还是军队定额一定要减，节约下来的钱用在装备上。办法是首先搞出个编制来，有了编制，就有了依据，就好统一思想。[37]次日，在新成立的军委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重申，总参的工作次序，第一就是确定编制。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整顿军队，就是为了战备。3月3日，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强调：编制就是制度，有理无理，第一条就是看你合不合编制。[38]3月24日，他在讨论兵种领导机关编制的军委常委会议上指出：机构不要设多了，机构越多越麻烦，不要搞复杂了。[39]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军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7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报告与实施方案。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提出，对超编干部在军内采用增编副职、增设顾问、做研究工作、送学校培养、离职休养等方法，安排大部分师以上干部和部分团以下干部；其余干部退出现役，由地方安排，转业、复员或退休。关于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提出，精简整编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减少陆军比例，增大海军、空军比例。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其中，步兵部队精简27.3%，；海军精简17%；空军精简16.4%；各军区及其直属单位精简38%；总部及其直属单位精简16.6%。[40]从1975年第4季度开始到1976年，各军区、各军兵种按照新编制进行整编。到1976年全军总人数在上一年的基础上减少了13.6%。[41]机构臃肿、兵员膨胀的势头得到遏止。人数减少了，装备水平却有了提高。按照1975年11月军委颁发的步兵师新编制表：步兵师与1962年相比，装备的自动火器增加46%，反坦克火器增加3.2倍，汽车增加近1倍，骡马减少40.3%。[42] (三)军事训练开始全面恢复，全军掀起新的群众性练兵热潮。 邓小平对训练问题高度重视。他在1975年1月14日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兵要训练，更重要的是干部要训练，现在很多干部连坦克的型号都分不清，炮的口径大小、能打多远都不知道。联合兵种作战的指挥问题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要注意。”[43]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从现代作战的特点出发，郑重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并提醒大家：“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44]针对军事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军委确定1975年的训练重点是抓好干部训练，抓好联合兵种的演练，争取在二至三年内解决营、团、师、军组织指挥问题。总参谋部提出，多搞结合拉练的检验性演习，适当组织一些研究性演习，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从难从严设置情况，具体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与战术手段，以及陆空、步坦、步炮以及友邻之间的协同等问题。并且规定，陆军军一般不少于两个师全训，施工、营建任务重的一般也应有三分之一的兵力全训。特种兵师(团)除自建营房和施工者外，原则上都要全训。全训部队除拉练外，必须落实步兵90天、技术兵120天的训练时间。舰艇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都要全训。水面舰艇部队军事训练120天，潜艇部队100天，其中海上训练时间不少于50天。航空兵部队军事训练170天，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平均飞60小时，轰炸机空勤组平均飞60至80小时。[45] 5月28日至6月2日，总参谋部在河南商丘召开了全军“三防”训练经验交流会。会上介绍了21个单位的经验，参观了陆军某师和商丘民兵表演的8个“三防”课目和核、化条件下加强步兵连阵地防御研究性实兵战术演习。会后，全军推广了这些经验。10月，武汉军区在河南临汝举行加强陆军师运动战检验性演习，全军300多名军师职干部到现场参观见学。10月下旬，军委批准成立了以副总参谋长李达为召集人，副总参谋长何正文、总政副主任徐立清、总后勤部部长张震和副部长李元参加的总部训练小组，以加强对全军训练工作的领导。11月5日至12月5日，总参谋部在北京举办全军教导队长集训。副参谋长何正文任队长、总参谋部顾问孙毅任总教练。全体参训人员认真学习队列、内务、纪律条令和步兵武器射击，过连队生活。这次集训为部队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军事骨干。在专业训练的基础上，各军兵种加强了战斗技术、战术合练和使用新式武器装备的训练。海军舰艇部队加强了锚泊、转移海区、远航和实际使用武器的训练，舰炮射击、导弹发射和施放鱼雷的命中率较往年均有提高。空军歼击机空战训练比1974年增加了30%，截击训练增加20%，空靶训练增加5倍，有50%的歼击机飞行员达到两种气象条件下的作战水平。战略导弹部队加强了实装综合操作和点火训练，组织了导弹发射学习。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都结合各自的特点组织了训练。1975年这一年，各军区和军兵种共组织17次演习。[46]到1975年11底，全军已集训师以干部2000多名，营团干部和参谋人员近3万名，野战部队基层干部轮训率达85%。[47] 邓小平尤其关心干部训练和院校工作，提出“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48]4月14日，军委转发总参、总政、总后《关于院校编制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规定了各类院校的训练分工、学员定额及抽调比例；院校机关和学员队的设置；院校的体制编制原则、名称权限。按照报告的规定，大专院校和军政干部学校教工人员与学员的编配比例为1∶1.9和1∶2，教员与学员比例分别为1∶5和1∶6；中专技术学校和军医学校工教人员与学员的比例分别为1∶2.3和1∶2.5；教员与学员比例均为1∶6。[49]新规定增大了教员的比重，减少了工勤人员，使教学环境和条件有了明显改善，院校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四)严格管理，严格要求，部队形象发生明显变化。 由于“文革”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影响到部队，许多行之有效的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被废弛，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被搞乱。有的人把无理顶撞当成“反潮流”，把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当成“大方向”。一些领导干部对违纪现象不敢管，致使部队纪律松弛，作风散漫，各种事故和不良倾向时有发生。对此，邓小平尖锐指出：“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50]1975年3月30日，总参、总政联合发出《关于严整军容风纪的通知》。通知说：“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部队的军容风纪方面存在着许多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有的军人外出不守纪律，着装不整，不讲礼貌，不遵守公共秩序，甚至打骂群众，违法乱纪。这些不良作风，损害着我军的声誉，影响了军民团结。” [51]通知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加强对部队的纪律作风教育，提高认识，严整军容风纪。外出军人必须按规定着装，要整齐清洁，举止端正，遵守纪律，维护公共秩序；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要以身作则，给部队做好样子；要抓好部队的日常养成，发现问题，及时纠正。11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修改后的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颁发全军试行，两部新条令为部队管理教育提供了依据。全军教导队长集训把学习新条令作为集训的重要内容。此后，各军区、各军兵种都以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共同条令的集训，促进了条令的落实，全军的管理教育工作大有起色。 四、整顿受挫及其深远影响 邓小平在主持军队整顿的同时，开展了交通运输、钢铁、国防工业、财政、农业、科技、教育、文化等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全面整顿成效显著，有目共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毛泽东起初对邓小平主持的整顿给予了充分支持。对于邓小平的领导才能，毛泽东是非常了解和器重的，如在提议邓小平当军委委员和政治局委员时，称赞他“办事比较果断”，“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52]后来又说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53]。他在以邓小平为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的问题上，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在江青等人大批所谓“经验主义”问题上，都坚定地支持邓小平，对“四人帮”给予严厉的批评。在邓小平与“四人帮”关系已经非常紧张的时候，毛泽东鼓励邓小平：“你要把工作干起来!”[54]客观地说，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全面整顿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随着整顿的逐步深入，必然触及到“文革”评价这根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而这恰恰是他对邓小平最放心不下的。在对“文革”的认识上，邓小平与毛泽东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虽然开始有限度地纠正“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但并不承认“文化大革命”已经失败的现实，始终坚持发动这场运动是仍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如在19 73年3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批驳了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55]他多次说，“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所以，否定“文革”，是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1975年9月和11月，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自己感觉社会上有股风，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一些同志到一起总是议论文化大革命的阴暗面，发牢骚，有的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一场灾难似的。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还说：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第二次汇报后毛泽东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56]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邓小平的答复是：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57]至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关键性变化。11月26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正式向全国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 江青集团感受到了邓小平领导的整顿对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威胁，利用毛泽东一心维护“文革”的政治弱点，又一次掀起了攻击邓小平、否定整顿的浊浪。军队整顿则成为主要的攻击目标之一。他们指责军队“资产阶级化”，“和旧军队差不多”，“靠不住”，当官的是“军阀”、“走资派”，当兵的是“刁小三”，军队资产阶级法权“最厉害”，是“走资派的防空洞”；军委扩大会议落实党的政策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还乡团”，“举逸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打掉无产阶级新生事物，为‘举逸民’开路”；军委扩大会议后的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是“请隐士”，“举逸民”，“纠集复辟势力”，“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新班子是“翻案风的产物”，是“复辟班子”；部队出现的训练热潮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抬头”，搞“唯武器论”，“用战备压革命”，“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回潮”。他们甚至放言，“军队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要“重新解决”，“刮上去的要刮下来，刮下来的要刮上去，刮进来的要刮出去，刮出去的要刮进来”。[58]王洪文、张春桥还一再鼓噪，军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就出在邓小平和叶剑英的两个讲话上，要彻底批判。 周恩来病逝后，中共中央于1976年2月2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时确定由陈锡联取代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的报告，错误地认定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有错误，要求停止学习和贯彻。随后到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国家又推向了混乱，军队整顿被迫中断，而一些列入计划的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了。1975年底，三总部曾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通过了《1976年战备训练指示》，1976年1月由军委转发到全军。指示对1976年全军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训练重点、主要内容、训练时间、参训人员以及训练保障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部署各军区、海军、空军组织合成军队协同训练。三总部还在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关于调整院校体制、加强干部培训的建议》、《关于加强院校建设若干问题的建议》和关于恢复军事、政治、后勤三大学院的建议。由于形势的逆转，这些计划和建议已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整顿以来军队建设全面复苏的良好势头再次受挫。 1975年的军队整顿虽然中途夭折了，但它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预示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时刻就要到来。整顿的实质，是清除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部队的恶劣影响，巩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军队建设逐步走上正确的轨道。在领导军队整顿的实践中，邓小平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和主张，指出了军队建设的基本思路，这都为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解放军实行历史性的战略转变，坚持全面改革，重新走上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轨道，实由1975年的军队整顿开其先河。正如邓小平10多年后所说的，“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59]当人民解放军以崭新的姿态昂首阔步跨入21世纪的时候，当我们为军队建设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骄傲和自豪的时候，切不可忘记30年前邓小平主持军队整顿的伟大历史功绩。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联系电话：82271920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1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②]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人民出版社，1994。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见图们、肖思科著：《特别审判》，41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④] 空军司令部编研室著：《空军史》，197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 [⑤] 韩怀智、谭旌樵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2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⑥] 张爱萍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2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⑦] 《李德生回忆录》，472～4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⑧]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231页。 [⑨]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判决起诉书》，见图们、肖思科著：《特别审判》，393页。 [⑩] 《康克清回忆录》，47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 [1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247页。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248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248页。 [14] 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论军队建设》，173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402页。 [16]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7]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7页。 [18]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3页，4～5页。 [1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页。 [2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6、7页。 [21]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7页。 [22]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9页。 [23]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1页。 [24]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2页。 [25]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2页。 [26]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2～33页。 [27]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3页。 [28] 叶剑英总结讲话的主要部分以《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叶剑英选集》。 [2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页。 [3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4页。 [31] 《粟裕传》编写组编：《粟裕传》，10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32] 《叶剑英传》编写组著：《叶剑英传》，628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杨成武的文章《丹心向党，功炳千秋》也有对此事的回忆，见《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 [33]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5～36页。 [34]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4页。 [3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254页。 [36]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13页。 [37]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9页。 [38]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2页。 [3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17页。 [40]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14页。 [4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57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 [42] 张驭涛主编：《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287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 [43]《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2页。 [44]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3、34页。 [45] 高连升、郭竞炎主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史》，8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7。 [46]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237页。 [47]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432页。 [48]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4页。 [49] 《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288页。 [50]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31页。 [51] 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320页，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52]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674页、167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3]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11页。 [54]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37页。 [55]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654页。 [56]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1754页。 [57]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42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8]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发展史》，97页。 [59] 《邓小平文选》第3卷，81页、255页，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