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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底，当国民党和中共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激战正酣时，以十九路军为主导，福建爆发反蒋事变。福建事变在国民党对中共封锁线的东方打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使江西、福建大块地区成为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整体，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遭遇严重顿挫。但是，福建事变骤起旋灭，中共意外获得之良机却又迅速消亡于无形，其间的历史遭际、成败得失，颇值玩味。关于此，以往研究多强调中共中央在政治、军事抉择上的失误，但具体到历史过程的描述，则原则的批评多而实际的考察少，对中共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所作所思阐述并不充分，对中共中央作出抉择的复杂背景、动机、目标也缺乏深切的了解。 一 福建事变爆发后，作为对事态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一方，中共各级决策者心态十分复杂，实际决策也是谨慎有加。 “九一八”事变后，出于对日本侵华后的日苏关系及法西斯在欧洲日益壮大的国际形势的新判断，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态度逐渐有所变化。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人王明等面对日本侵华、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的事实，更切身体会到政策转变的必要。[1]1933年1月，中共以毛泽东、朱德等名义发表王明起草的宣言，宣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这一表态区别于此前中共“要兵不要官”的兵运政策，开始突破下层统一战线的框框，张闻天不久后曾明确解释：“这一宣言也是对于所有国民党军阀们说的。在全国的民族危机前面，我们不但要号召工农民众武装起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与一切帝国主义，而且也号召一切在反动营垒中真正‘爱国的’份子同我们在一起为中国民族的生存而战。”[3]同月，王明起草《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及我们党的任务》指示信，针对东北抗日问题明确提出：“我们总策略方针，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另一方面准备进一步的阶级分化及统一战线内部阶级斗争的基础，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4]这一全民族反帝统一战线主张虽然只是就东北“特殊的环境”而言，但起码表现出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已在理论上意识到一定条件下全民抗日的必要与可能。 随着政策的微妙变化，中共开始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等加强联系，中共统一战线工作领域扩大。事实上，虽然共产国际自1927年国共分裂以来一再强调对国民党内部乃至国民党外的各政治、军事势力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但中共在国民革命前后激烈的政治、军事分化组合中形成的与国内各政治力量间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远非共产国际所能了解，也不是有关原则阐述所能一概抹煞的。中共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事实上从未间断，与冯玉祥的联系早在1931年初即着手进行。1931年8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到北方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只要把工作搞起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办事，不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5]中共周旋于国内各政治力量间的灵活政策，实际上在数年之前即已开始，这可从共产国际远东局1929年对中共联络俞作柏的严厉批评中得到侧面证明。[6]而在共产国际态度发生部分改变后，中共自然更可以加紧其既有的活动。因此，1933年9月，当陈铭枢及福建方面在沪与中共中央上海局接触始终不得要领，决然与苏区中央联系时，中共中央虽对其动机有所怀疑，猜测“此种行动极有可能系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7]，但仍对与蒋、蔡接触表现出积极态度。中央局明确指示：“在反日反蒋方面：我们不仅应说不妨碍并予以便利，（而且）应声明在进扰福建区域时红军准备实力援助十九路军之作战。”强调：“应将谈判看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玩把戏。”[8]23日，彭德怀等与蒋、蔡代表陈公培谈判，双方在停战、反蒋态度上基本达成一致，并商定进一步展开接触，停止内战。彭德怀回忆，谈判后，“请他们吃了饭，大脸盆猪肉和鸡子，都是打土豪来的。宿了一晚……把上述情况电告中央，中央当即回电，说我们对此事还不够重视，招待也不周，我想还是重视的。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脚、洗脸”[9]。10月，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到瑞金与中共首脑会晤，26日，双方代表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福建方面答应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双方在上述条件完成后，应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的具体作战协定。[10]中共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议和，使中共的战略态势大为改观。 但是，共产国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但对与坐镇一方的十九路军这样大的军事集团达成联合显然还没有足够的准备，对与之联合态度十分谨慎。早在中共帮助冯玉祥、吉鸿昌组织抗日同盟军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就一再强调“不要过于注重你们所谓‘上层分化’的外交政策”，指出：“像吉鸿昌那样的人可靠与否的第一个试验，是在形势发展到积极斗争的时候再看，到那时候，如果他在党的领导之下，积极地毫不动摇地参加工农兵的斗争，我们要当他朝向革命的第一步。可是甚至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告诉他说，他应该留在党外，他能够以非党员的资格为革命而奋斗……只有贯彻我们的路线，我们才能应付在这些分子中间，将要发展的不可避免的叛变。”[11]因此，当中共苏区中央与福建方面联系时，共产国际远东局和其影响下的上海中央局一方面鉴于中共面临第五次“围剿”巨大威胁，从现实生存和需要考虑，同意与福建方面达成协议，指示“最大限度的取得军事上的保证，最低限度也要达到停战的先决条件”[12]；另一方面，又于10月25日致电中共中央，警示应与十九路军保持足够的距离，强调：“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宣传、护符，隐蔽地为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面目是应该揭穿的”，要求中共中央“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危险，应该有实际工作来克服”。[13]共产国际的上述表态，对中共中央形成相当影响，彭德怀回忆，9月份，中央还在批评他对福建方面代表不够重视，招待不周；此时中央却强调“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多的欺骗性”。[14]11月18日，中共中央明确告诉福建党组织：“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之力量之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因此，我们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上竭力和这些政党奋斗，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和士兵。”[15] 在上述多种背景影响下，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公开表态十分谨慎。《红色中华》仅加以简短的报道，没有作出正式的反应，代表中共中央态度的是张闻天的文章。文章一方面重申愿意在三条件下与任何人订立“作战的战斗协定”，同时申明共产国际的观点，即“整个国民党，不论是南京或是广东，都是投降帝国主义的。广东国民党政府的空喊‘抗日’，不过表明它是另一帝国主义，即英帝国主义的走狗”。文章强调，与靠拢共产党，甚至“抛弃国民党招牌，而采用一些‘动人的’新的名称”的国民党军阀签定反日反蒋作战协定，“这是一种妥协，也许是非常短促的妥协，但是我们并不拒绝这种妥协”。张闻天批评了否认这种妥协的左倾幼稚病，同时重点批评了主张信守协定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强调：我们的任务“是利用一切条约上的可能去开展在他统治区域内的群众斗争，在最广泛的反日反帝反蒋的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最无情的揭破一切他们的动摇、不彻底与欺骗，来争取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16]。中共中央随后发表的宣言则以教训的态度告诫：“福建的人民革命政府，如若停止于目前的状态，而不在行动上去证明它真正把言论出版集会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给与人民，它真正采取了紧急的办法去改善了工农与贫民的生活，它真正准备集中一切武装力量，并且武装广大工农群众去进行反日反蒋的战争，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切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17] 和公开表态相比，中共实际对闽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上海中央局致福州市委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尽可能的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强调：“我们要无情的反对‘左’倾关门主义。”[18]陈云在阐述闽变后福建赤色工会的任务时谈到：“不估计到一部分群众对于人民革命政府的影响，不估计群众今天觉悟的程度，在群众中简单的把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与反对人民革命政府并立起来，或者不在发动群众的运动中在群众面前实际证明人民革命政府不是革命的，而只是空叫反对人民革命政府的欺骗，那就非但不能组织真正群众的革命斗争，而且不能争取群众。”他进一步指出：“依照福建目前的具体情形，赤色工会与革命的反帝组织，必须向一切黄色工会与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与向他们的群众，提议建立反日反国民党与反动资本进攻的统一战线。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团聚一切群众的力量与可能联合，虽然是动摇的力量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南京政府，是为了争取对于这些组织中的群众的领导。”[19]陈云提到的所谓“反动派别领导之下的反帝的工人的组织”今天看来可能已难以理解，但它却是中共在当时理论和现实环境下面对复杂形势的真实反映，字面的批判和实际的争取在这里被奇特地统一起来。所以，中共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名义致福建方面的电报曾直接表达合作态度：“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20]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着重要影响。福建事变爆发稍后，正值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13次全会，代表团两位主要负责人王明、康生在大会发言中都谈到了福建事变。王明认为：“个别的军阀派别，在和红军屡战屡败之后，在兵士群众和一部分下中级军官革命情绪压迫之下，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或者继续和红军战，那么，毫无疑问地他们将要完全塌台；或者把自己枪头掉转过去反对日本及其走狗蒋介石，以便从绝路上另找出路。”[21]显然，这一判断注意到了事变反日反蒋的积极意义，并不完全对其采取否定态度。康生则进一步指出：“在对红军作战失败后，十九路军的部分指挥员认识到，若继续对红军发动进攻，那势必要招致更大的失败；但倘若不打红军，而打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给老百姓以起码的民主、自由，那么，这支军队是能够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无论美国及其他帝国主义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变以达到它们反对日本的目的，无论福建的将领们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实现自己的诺言，抗日运动结果，给福建劳动群众和十九路军士兵指出了一条道路，以便实现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1933年1月10日关于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22]康生这段讲话对事变的肯定更加正面，明确十九路军的行动有实现中共倡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使中国获得解放的可能，含蓄否定了有关十九路军是代表美国利益反对日本的说法。由于中共代表团在当时中共中央决策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态度是观察事变期间中共作为的不可忽视的背景。 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动也体现着中共对福建事变欲拒还迎的真实态度。11月29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将原定在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时的示威行动改成参加大会并宣传中共方面的主张。[23]福州中心市委事变后曾正确判断：“此次政变是有利于我们的”，“蒋介石才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是冲破五次‘围剿’有利的条件。即决定发动群众参加反蒋大会。”[24]但随后它改变了这一看法，采取了与人民政府对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25]12月中旬，在得到有关指示后，它马上再次调整政策，决定将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军，推动十九路军反蒋抗日。罗明回忆，事变后，“中央局派我和谢小梅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局指示，并决定开展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和秘密工作”。[26]显然，中共在福建的党组织这时已以反蒋和自身发展为工作重心，不再以闽方为对抗对象。十九路军在连江开展“计口授田”并和中共方面沟通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当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实行分田，他们当让‘人民政府’去做。”[2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会时，为凑集人员求助于中共当地负责人，中共负责人为其出主意，“叫他们到各乡村公开打锣去号召，用汽车去载人，弄点心给农民吃，他们完全照办”。[28]福州党更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以“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29]当时，福建方面中共组织和十九路军之间的和缓气氛如此强烈，以致厦门中心市委负责人陈子枢甚至为市委人员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后“表现出一种空洞的欣喜的情绪”感到担心，忧虑“这样必然会放弃了实际的艰苦的斗争工作，不可避免地由于这种错误的幻想，会有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危险”。[30]中共和十九路军的微妙关系，外界其实也多有注意：“共党宣传，表面上仍属反闽，实际上则共党密赴福建者甚多，对民众组织甚努力。”[31]蒋介石则电告汪精卫：“闽伪府成立后，赤匪运动激烈，由赣匪区派去五十人，各伪机关自沪赴闽匪徒亦不少。”[32] 当然，把中共与闽方的政治合作看成是双方的蜜月也肯定和事实不符，12月27日，中革军委下达的对十九路军政治工作原则明确要求：“与十九路军士兵的亲善以便吸引他们到我们方面来。”[33]这一指示显示出中共对十九路军态度的另一面，同时也历来被研究者作为中共中央不帮助闽方的最好证据。不过，客观地看，当时共产国际七大还未召开，要中共在理论上意识到全面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未免勉为其难，因此，中共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作出这一指示其实不足为奇。另外，人们还往往忽略了这段指示前面还有的另外几点，即“国民革命给劳苦群众应有的民主权利”、“组织及武装工农的义勇军”[34]，这些口号和要求实际又符合闽方的主张与利益。就整个指示看，它仍然体现着中共对十九路军反蒋的支持、需要与利用。 二 作为一场以军事行动定结局的历史事件，福建事变期间，在中共、十九路军、蒋介石三方的激烈角逐中，蒋介石毫无疑问是其中的大赢家。当其在1934年1月初部署已定，向福建方面发动攻势后，短短半个月左右时间，即迅速敉平事变，速度之快，出人意料。多年来，大陆历史学界认为，当时中共中央在军事部署上的严重错误，对这一结局的形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过，正如中共的政治决策不像我们曾经认为的那样的简单一样，中共的军事决策其实也是内容复杂，中间多有不为外人道的苦衷。而且，即使我们承认当时中共确实选择了取败之道，也不能就此否认国民党军有着主动的制胜之因。由于战争是对垒双方的相互较量，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国民党方面的动向密切相关，而蒋介石平定事变的部署，事实上也时时紧盯着中共这一实力因素。因此，认真观察国民党方面敉平事变的军事部署，对了解中共军事决策的成败有重要参考意义。 当福建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对中共的第五次“围剿”正紧锣密鼓进行，事变使这一进程遭到中挫，严重影响蒋的战略部署，但从另一方面看，云集江西、浙江边境的“围剿”大军，又省去了调动部队的繁难，随时可制十九路军于死命。[35]1933年11月24日，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制订作战计划：“入闽军应以较匪优势之有力部队集中赣东，以主力猛烈压迫匪第三、第七军团，乘机推进闽北，以迅速之行动，向南进展。”[36]12月初，蒋进一步确定攻闽方针为：“以有力之国军一部编成数个纵队，由赣、浙边区分道入闽，先击破逆军之主力，并将其余逆部，由南北两方夹击，一举歼灭之。”[37]其具体攻击部署是：以第二路军两师从浙赣边界的上饶、广丰入闽，第四路军两师从浙西入闽，加上总预备队两师于12月15日前集中闽北浦城，准备分由建瓯、屏南攻击延平、水口；第五路军四个师加上总预备队一师由金溪、资溪入闽，于12月20日左右集中光泽附近，负责掩护攻击部队侧翼，并由邵武、顺昌拊十九路军之背；第三路军向德胜关方向出击，牵制中共部队，掩护第五路军入闽并配合其确保攻闽军右侧背安全。12月10日，蒋介石亲向第五路军入闽先头部队训话，强调：“你们第十四军这两师人此次同走一路出发，力量非常雄厚，而这一路兵又是土匪和叛逆所料不到的，敌人一定想不到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实力雄厚的部队，由我们所决定的这个路线出去，你们这两师人的目的是要占取此后战争的中心要道，这一点对于剿匪讨逆战争最后的胜利，实有最大的关系。”[38] 从蒋介石上述计划看，应对红军威胁是他始终在正面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抽调十个师左右兵力用于入闽时，江西方面仍然保持了强厚的兵力，留在江西及赣浙边境的第三路军辖7个师的进攻部队及6个师的守备队，加上赣西第一路军，兵力仍数倍于红军。为防止由赣东入闽时遭遇红军阻拦，蒋先发制人，要求第三路军“由黎川向东南德胜关泰宁方向进展，协同第二路军堵截伪三、七军团，冀歼灭其实力，并竭力掩护第二路军之推进。”[39]希望通过攻击赣闽边境红军，将其逼向建（宁）、泰（宁）地区，敞开入闽通道，使入闽军进展顺利。根据这一计划，12月11日，黎川一带国民党军奉命沿团村向闽赣边境的德胜关地区进攻，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在团村集结主力击溃进攻部队一部，但在国民党军主力乘机集结，欲在此形成主力决战背景下，被迫向后撤退。16日，国民党军进占德胜关，红军被压往泰宁方向。17日，蒋介石又指示：“为防匪由泰宁绕道北窜，扰我第五路军后方起见，第五纵队应即占领金坑。”[40]该部随即向东北方向的熊村、黄土关、金坑一线推进，截断建、泰红军往光泽一带的去路；同时加紧构筑碉堡，打通、巩固至光泽方向联络。这样，在由金溪、资溪入闽通道东南方向，国民党第三路军构筑了一条环形防御带，确保其入闽通道安全。由于浙赣边界和浙西国民党军入闽部队本身就受红军威胁甚小，因此，当闽赣边境入闽通道基本被打通后，国民党军入闽事实上有了相当的安全保证。 随着第三路军的顺利进展及第五路军的入闽，蒋介石对红军威胁的提防才逐渐放松，25日，蒋介石飞抵闽北浦城就近指挥作战，确定攻击计划，以延平、古田、水口作为首期主攻对象。延平、古田、水口互为犄角，是控扼福州重要外围据点，直接关系到福州乃至整个闽东南地区安危。十九路军在此却只是布置了新编的谭启秀第五军两个师部队，而蒋介石一共出动了十个师，编制、实际兵力和战斗力都远远超出，这样的接战态势使闽方一开始就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闽西北本为十九路军精锐集中地区。1933年年中，为对抗中共东方军的进攻，十九路军主力近半数布置于闽西北。事变爆发后，由于其领导层顾虑在闽西北与蒋介石硬碰会过多损耗实力，失去持久抵抗能力，决定放弃闽西北防御，以为“中央军方在赣中剿匪正值紧张之际，而闽赣昆（毘——原文有误，引者注）境山岭连绵，散匪出没，交通阻隔，必不能立遣大军入闽讨伐，故对闽西则委于中共不作军事准备，尤冀其能牵制我大军于赣中”。[41]1933年12月28日，十九路军内部发布的作战命令提到：“我友军集中泰宁向顺昌、建瓯攻击敌之左侧”；“我第一方面军为诱敌深入集结兵力于福州”。[42]此所谓“友军”指的就是中共部队。但闽方这一部署显然忽略了福州作为四战之地的不利因素，犯了以政略代替战略的大忌，而希望中共能为其抵御南京政府军入闽，也不无一厢情愿。陈铭枢后来谈到：“当我从红军发来的电报中得到已有两个师的兵力经过江西黎川向我方推进时，认定江西境内红军可以把蒋军击退，于是劝大家不必顾虑。但我忽略了当时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尚未订立，红军没有义务代我挡击蒋军，从而延误了战机。”[43]其实，即使红军愿意在赣东代十九路军顶住蒋介石的进攻，从阵地的战略纵深和双方的相互信任而言，十九路军也不应从闽西北撤退。在福建事变中一度依违于南京和福州之间，对双方对垒形势洞若观火的的刘和鼎对此有精当的评价：“就战略上言，防御不过为攻击上之一种手段，一时牵制敌人，使主力军得以优势之力量使用于一方面耳。今逆军徒守孤城，而大部尚分散闽南、福州一带，无目的，无主力，亦无运用，则延平之守何异自灭。卒之失守险要，损耗兵力，沮丧士气，牵动全局，皆取败之道也。”[44] 1月5日，战事刚一爆发，延平守军就告不支，被迫于次日缴械。7日，包围水口、古田的南京政府军发起总攻，当天即占领水口。此时，位于三城犄角顶端的古田已成孤城，蒋介石对古田引而不发，欲以古田作诱饵，围点打援。攻克水口当天，他致电前方：“蔡逆决率其主力来援古田，并言十日可达古田附近，逆军出巢来犯，正我军求之不得者，现决对古田城逆暂取包围监视之姿态，不必猛攻。”[45]次日，他再次强调：“古田城逆，只可包围，昼夜佯攻，一面严密监视，不许其逃遁，亦不必留缺口，但不可攻破，务使蔡逆主力仍来增援古田。”[46]一心期望以古田为饵，吸引十九路军主力于古田、水口地区实施歼灭。但是，十九路军并没有足够勇气与蒋在闽北对垒，1月12日，北上往援闽军与南京政府军稍有接触，虽然政府军根据蒋的指示后撤诱敌，但闽军并未乘势前进，反而见其“不战而退，更致狐疑”[47]，当晚即向白沙方向退却。其实，根据蔡廷锴的回忆，1月9日，蔡与陈铭枢、蒋光鼐等已决定放弃福州向闽南撤退，这时的应援行动更多的只是一种姿态。12日，孤处敌后的古田守军投降。古田不守，福州外围防御据点尽失，南京政府军迅速向福州推进。此时，南京政府已接收厦门，威胁漳州，对十九路军后方形成巨大威胁。四面楚歌声中，十九路军撤出福州，向闽南退却。16日南京政府军进占福州。 在进攻福州外围据点的同时，蒋介石已开始部署从闽西北插向十九路军后方。1月8日，蒋介石要求前方部队分兵南下永泰，“但须隐秘中央军兵力队号为要”。[48]虽然电文中并未提及追击计划，但这一隐秘实力的举措应不无机蕴，而永泰地处福州西南部，既严重威胁着十九路军的退路，又防范着闽西红军的骚扰。12日夜，在确知十九路军将全线后撤时，蒋介石命令“主力明日速向永泰急进。除留一旅守永泰外，其余主力再向仙游沙溪急进，以行截击”。[49]由于蒋在准备围点打援、实施歼灭战的同时，已有展开追击战的伏案，因此，当十九路军沿着沿海公路南撤时，南京政府军从侧翼对十九路军展开所谓“行动之艰苦与神速，俱达极点”[50]的超越追击，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四路大军以莆田、仙游、安溪、同安、漳州等为目标，直插十九路军后方，在山高路陡的福建山区，日均行军速度近百里。在南京政府军快速推进中，全线溃退的十九路军不断遭到追击部队的堵击，狼狈不堪。17日，南京政府军已进至仙游，并在仙游、涂岭一带和夺路而逃的十九路军激烈交锋，虽未能完全堵截十九路军并予以消灭，但十九路军“蒙受巨创，士气沮丧，致入于不堪再战之境地”[51]确是事实。20日，莆田被占，十九路军大部纷纷向泉州退却。21日，南京政府军由厦门嵩屿登陆，对泉州一带十九路军形成南北夹击。蔡廷锴见大势已去，被迫离开部队，所部随即向蒋介石请降，轰轰烈烈的福建事变从大规模交战开始到失败不过半个月时间即告瓦解。 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超越追击，大胆、凶狠，和其此时对垒红军的稳扎稳打恰成鲜明对照，这一选择，和其对对手及环境的判断密切相关。就实力和战斗力而言，他有拿得住十九路军的把握，而环伺一旁甚至正窥其后方的红军的存在，也使其不能不尽速结束战争。对他来说，在红军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前，使福建战场尘埃落定，是其最有利的选择，而战场的结果也落实了他的这一意图。可以看出，在整个事变的军事行动期间，由于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蒋介石实际上始终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中共和十九路军的动向相当程度上在其掌握之中。 三 1934年11月，福建事变失败半年多后，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莫斯科严厉批评中共中央：“我们的领导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对于闽赣东北战线底严重政治意义和重要军事战略地位估计得不够；我们的领导方面和十九路军领导方面一样，以为十九路军和蒋贼军底主力战应在浙江方面；因此，不仅未曾特别加强力量去巩卫这一道战线，而且将当时在延平、邵武一带驻防的一部红军主力调向抚州战线方面去，同时，甚至企图使红军渡过赣江从后方去给蒋贼军以严重的打击。”[52]这是中共高层最早公开批评福建事变时中共中央的军事决策，事实上，这也成为日后批评中共中央福建事变决策的一个蓝本。不能说王明的这种批评是吹毛求疵，但远离实际决策圈的王明，对当时中共中央的处境和想法并不一定有切实的了解。 福建事变发动后，和政治上对闽方欲拒还迎的态度相对应，中共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军事上采取了有保留的协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等要求赣东北和闽北中共武装，在国民党军向闽浙赣边境集中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扰乱其后方，红七军团主力则随时准备截击或尾追敌人。[53]同时，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探询可否出动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54]中革军委在复电中和闽方希望中共代其退敌如出一辙，也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不过，中革军委同时又指示红七军团及独立部队应“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妨害敌人第一路军集中”，在“敌人第一路向闽北前进时阻滞并剥削之”[55]，“迟滞其向闽北前进”。[56]12月中旬，中革军委再次要求红五、七军团及独立第61团组成的东方军，在建宁、泰宁、邵武、光泽、黎川一带展开游击战争，“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在资溪务须进行顽强的防御”[57]，“迟滞、钳制向光泽前进的敌人”。[58]12月中、下旬，朱、周多次指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侧击敌“进剿部队之后尾”，[59]“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60]12月底，项英明确指示红九军团第十九师“转移到将乐的地域，与十九路军的左翼部队取得直接连络。”[61]就中共而言，维持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基本常识判断，罗明回忆，事变后他被派往厦门、福州“传达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即军事上联合，帮助他”[62]；而蒋介石也报告：“最近赤匪因得闽方接济，并为牵制我军策应闽方及实行联成一片起见，突以伪第一军团向我崇仁、宜黄一带进犯，并以伪第三、五、七各军团，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资溪一带进犯，对我冀行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图。”[63]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则注意到：“赣东赤匪乘中央军进迫闽垣之际，迭犯浙赣边境，企图牵制我方兵力，截断我后方联络。”[64] 虽然红军受命骚扰入闽的国民党军，但要以实力作代价为十九路军在闽西北阻挡国民党军，也为中共中央所不取。事实上，蒋介石入闽部署已充分考虑了中共介入的因素，其在赣东入闽部队超过四个师，加上第三路军七个师，兵力相对红军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在其第三路军为入闽军清剿侧翼而主动发起进攻时，红军一度出动主力部队在团村与国民党军激烈交锋，但当国民党军集中主力发动进攻后，要继续阻止其企图势必形成真正的阵地决战，这并不是中共所擅长和希望看到的。在国民党军大兵压境形势下，以当时的环境和实力对比，红军要独力担起阻止其入闽重任并不现实，何况，在经历几个月的反“围剿”激战后，红军战斗力所受创伤也相当严重，国民党方面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65]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66] 更重要的，是事变发动后，中共和十九路军间在联合作战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协议。对于福建方面的联共之举，闽方许多中高级将领缺乏心理准备。十九路军与红军间多次交手，就在事变发动前几个月，红军东路军还在与之作战，官兵中有一定的敌视心理。在事变前蔡廷锴主持的动员会上，许多将领“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部分将领则“在政治上不同意即行反蒋，也不同意与红军合作”。[67]一些团长明确提出：“十九路军历来是反共的，为什么要和共产党合作？”[68]这实际上反映了相当部分中高级干部的看法。由人民政府召集的大会上也提出“防备蓝衣社、共产党乘机捣乱”[69]的口号。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的林知渊谈到：“他们即使和中共合作成功，也只是貌合神离，只求各保边境，互不侵犯，并没有想到要进一步联合行动，统一作战。”[70]此言颇中肯綮。至于发动事变的陈铭枢则“过于不重实在军事，毫无打仗准备”[71]，在福建人民政府参与机要的麦朝枢回忆，12月底，中共电告闽方，蒋军两个师东向闽境推进，陈铭枢得知情况后表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我想当时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还没有订定，红军实在没有代我们挡击蒋军的义务，我们为什么不派兵警备呢？”[72]麦朝枢的这一疑问其实相当可以说明问题：当十九路军自身已在选择从闽西北后撤时，和其并无约定的中共确无代十九路军牺牲之理。当然王明在对中共中央的批评中也不无雄辩地指出：“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73]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从理论还是实际角度衡量，的确很难想象中共中央会为一支不能确定是否属于革命力量的十九路军，不惜代价地损耗自己的实力。 其实，中共虽未选择以主力在闽赣边境与国民党军作战，但中革军委却谋划了一个更大更全面的战略构想：将中央苏区红军编为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准备分路作战。红五、七军团编为东方军，在福建建宁、泰宁、邵武、光泽一带展开游击战争，钳制东线国民党军，“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74]；红九军团编为中央军，在东方军左翼活动，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主力部队红一、三军团编为西方军，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就是说渡过赣江由西向九江南昌进攻，以协同第十九路军前后夹攻”[75]。在中革军委看来，该计划既避开了以红军主力在闽西北直接与国民党入闽军决战，从而为十九路军火中取栗，成为其掩护部队的结果；在北线“敌人最弱的地位”[76]主动出击，又不无围魏救赵之意，客观上帮助了十九路军；同时还可抓住国民党军东移机会，使中央苏区“打通与基本区域”[77]即湘赣苏区的联系，进一步在北线打开缺口，北出昌、九，全面打乱国民党军部署，争取战略主动，壮大自身，似不失为一石三鸟之计。为实施这一计划，湘赣的红17师受命由湘赣苏区北上，出击南浔路，“和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行动”[78]；湘鄂赣的红16师也根据中央电令，“向高安、万载附近行动”[79]，威胁南昌。李德回忆，这一决策是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弗雷德）建议，“朱德、周恩来、博古和我讨论了这个建议，并对此基本上表示同意”。[80]红16师和17师的出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蒋介石致汪精卫电中谈到：“赤匪一部最近窜至南浔路附近地区，确是事实。”[81]杨永泰更直承，当红16师逼近南昌时，“南昌夙未留存预备部队……泰等在此唱了两夜空城计，仅能用飞机轰炸以威胁之”。[82]应该承认，中共中央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建议并在日后得到毛泽东肯定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83] 然而，如果红军真要在南昌一线与国民党军大规模作战，应该说也难有成算。这一带平原坦荡、人烟密布、堡垒众多，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地区；虽然福建事变吸引了国民党军一部分兵力，但国民党军在北线的绝对优势并未改变。红一军团北出不久，即在丁毛山战斗遭到较大伤亡，北进计划难以实施。而且，由于福建战场迅速出现不利形势，计划中的将红三军团西移设想并未实施。[84]事实上，当蒋介石基本完成其对福建的部署但大规模战斗尚未打响时，红军已作出直接援助十九路军作战的决策。1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团向福建“沙县地域移动”。[85]滕代远记载：“中央军委当即令红军第七军团由太宁往将乐、顺昌地区以协助十九路军向浙边进展。同时命令已开抵广昌地区的红军第一军团、第三军团，星夜取捷径向顺昌开拔。”[86]红军出击确实也对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影响，14日，国民党军第52师奉命自追击前线“开回尤溪，肃清该县附近赤匪”[87]；蒋介石则于16日提到：“我第4师全部往应援沙县，昨在青州以西与匪对峙中。”[88]但是，由于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蒋介石又未给其任何喘息之机，随着十九路军的全线溃败和投降，红军来不及实现对十九路军的增援。所以中共后来说：“我们红军为了配合他们反蒋的战争，曾经在闽北积极行动，从占领沙县直下尤溪，但是这对那些表现丧魂失魄的狐群狗党依然是无用的帮助。”[89]这固然不无推脱责任之意，却也不全为空穴来风。 1933年底至1934年初的福建事变，是中共面临政策转变时遇到的一个重大考验，面对措手不及的重大变故，中共理论上缺乏准备，实践过程中虽注意到客观情势的需要并未死拘理论，但作为一个理论依赖颇强组织也不尽完善的年轻政党，仍不免碍手碍脚，反应不够果断，策略的选择也常常瞻前顾后。周恩来1936年曾谈到：“对统一战线工作，我们指出自九一八以来是提出了，然而我们是犯了错误的，我们没有实际进行。在与十九路军虽做了些，但仍是有错误。”[90]尚属中肯之言。在当时情况下，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对十九路军的游移态度不无可理解之处，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为此后中共进一步的政策转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王明在半年多后总结事变经验时曾指出：“我们不仅不抹煞和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缺点，而且勇敢地揭发和公开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以便在自己的错误和缺点教训当中来学习，使将来再不重复这些错误和缺点。”[91]从共产国际七大前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一系列表现看，他的这种表态的确不是泛泛之谈，只是作为一个批评者，他对当时中共中央的批评又不免失之于苛，难免事后诸葛之讥。其实，对于局外人而言，他们或许永远难以体会当事者心中所承之重。 [1] 1932年5月，王明赋诗曰：“东北沦亡淞沪战，中华命运发千钧。苦思抗日应何计？团结全民内战停。”诗中传达出一部分中共党人在急迫民族危机背景下，开始认真思考中国出路的心境。次年3月，王明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一文中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阶段问题，指出现时代的中国革命“越能明显地表现出真正民族的和真正人民的性质，换句话说，越能明显地表现出真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便愈得到广大民众的参加和赞助，便愈得到更多更大的胜利”，“任何过早的或过左的政策，都不过是给予革命运动以损害”。“中国革命的当前政策，决不应当趋向于缩小自己的社会基础，而应当坚决无情地反对这方面的任何企图和倾向；目前中国革命的正确政策，不仅应当用一切力量巩固和中农的联盟，而且应当尽可能的吸收一切反帝反封建余孽的力量，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分子，到革命营垒方面来。”（转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年谱》，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2]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8页。 [3] 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苏区中央局：《斗争》第36期，第2页，1933年11月26日。 [4] 《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中央给满洲党和全体党员的信》，上海《斗争》第44期，第14页，1933年6月10日。 [5] 吴成方：《抗日同盟军的酝酿和成立》，《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9辑，转见王晓荣《国共两党与察哈尔抗日》，第82页，博士论文，未刊稿。 [6] 1929年底，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围绕着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发生过激烈争论，其中对俞作柏等的态度问题是这场争论的重要论题之一。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对俞作柏有过幻想”，谈到：“他同你们耍花招，旨在为了改组派的利益来利用共产党日益增强的影响，并使党或某些党组织听其摆布。我们当即看出政治局有些动摇，甚至发展到李立三曾认真考虑能否接受他入党的地步。当广西特委要求公开同俞作柏结盟时，同志们，这没有任何夸张地、十分明确地反映了政治局一时不清楚怎么办和摇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7] 《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先决条件》（1933年9月2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2年编印，第131页。 [8] 《中央局对谈判之指示》（1933年9月25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2页。 [9]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2页。 [1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外交文件》，《红色中华》第149期，第4版，1934年2月14日。 [11] 《中共中央给北方代表田夫的信》（1933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6—547页。 [12] 《中央关于与十九路军谈判的补充意见》（1933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3页。 [13] 转见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1页。 [14] 《彭德怀自述》，第182页。 [15] 《中央给福建党的书记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卷，第397页。 [16] 洛甫：《关于苏维埃政府的宣言与反机会主义的斗争》，苏区中央局：《斗争》第36期，第2—4页，1933年11月26日。 [1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红色中华》第133期，第1版，1933年12月8日。 [18] 《中共中央致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信》，《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121页。 [19] 陈云：《福建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与赤色工会在福建的任务》，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苏区工人》第5期，第1版，1933年12月25日。 [20]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1933年12月20日），《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197页。 [21] 王明：《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与中国共产党底任务》，《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2—333页。 [22] 康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第17次会议上的发言，《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2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23] 参见《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11-213页。 [24]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177页。 [2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202页。 [26] 《罗明回忆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27] 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段》，《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第96页。这一回忆可从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中侧面得到证实，信中批评连江县委没有充分进行士兵工作，“而只是与上层的官长来往”。《中共福建临时省委致连江县委信》（1934年1月3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册，第214页。 [28]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214页。 [29]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4年1月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210页。 [30] 《陈子枢给中央的信》（1933年12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205页。 [31] 《闽方内部意见纷歧》，1933年12月8日《申报》，第1版。 [32] 《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1月24日），《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书无出版单位、出版年和页码。 [33] 《军委对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的原则》（1933年12月27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0页。 [34] 《军委对十九路军进行政治工作的原则》（1933年12月27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30页。 [35] 从当时双方实力对比看，十九路军的兵力即使加上中共武装也不可能对蒋构成致命威胁。十九路军原辖3个师，1933年6月扩充2师，总共有5个师10个旅，每师4000—4500人，加上直属部队，实际兵力5万人以上（参见《闽方逆军新编部队番号及各级逆首姓名调查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06—807页）。蒋介石则称：“总计逆军号称六军十二万人，实际能作战者最多三、四万人，”（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13日，《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以十九路军和红军相加，兵力也就在十余万人，和云集中央苏区周围的南京政府军队相比仍有巨大差距。所以蒋介石在战事爆发前就声称：“我们这一次讨逆，一定可以很快的成功，因为无论就那一方面来讲，我们现在都已占了绝对的优势。”（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626页）虽然这一说法不无鼓舞士气之意，但一贯谨慎的蒋介石出此言，应和其真实想法不无关系。中共方面当时也明确判断：“十九路军的兵力非常薄弱，并经不起蒋介石军队的攻击。”（项英：《关于各军团部署及任务的指示》（1933年12月29日），《项英军事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41页） [36]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1937年印行，第5章第4页。 [37] 《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剿匪战役述评》，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3年编印，第127页。 [38] 蒋介石：《为闽变对讨逆军训话——说明讨逆剿匪致胜的要诀》，《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25页。 [39] 《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5章第5页。闽变期间，国民党军序列调整较大，这里所谓第二路军，实际即由金溪—光泽一线入闽的第五路军。 [40] 《蒋介石1933年12月17日电》，《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5章第17页。 [41]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05页。 [42] 《福建人民政府军第六十一师师长梁世骥在泉州所下命令关于与红军联合攻击蒋军的部署》，《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43]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44] 《刘和鼎报告攻略延平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82页。 [45] 蒋介石虞亥瓯参电，《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古田围城之役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64页。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一力说明是他冒着违背蒋的命令的风险坚决主张缓攻古田以争取守军投降（《张治中回忆录》上，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95页），证之上述电报，似不可靠。 [46] 蒋介石庚巳电，《国民党陆军第八十八师古田围城之役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64页。 [47] 《国民党陆军第三师参加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747页。 [48] 蒋介石齐巳瓯机电，《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30页。 [49] 蒋介石真戌忝电，《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35页。 [50]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62页。 [51]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63页。 [52] 王明：《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3卷，日本汲古书院1973年版，第369—370页。 [53] 《朱德、周恩来致刘畴西、曾洪易、寻维洲等电》（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页。 [54] 《周恩来致中革军委电》（1933年11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15-316页。 [55] 《军委关于方面军动作的训令》（1933年11月25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23页。从国民党军提供的材料看，其第五路军入闽时，红军在资溪至光泽一线确有节节抵抗的行动，但面对国民党军四个师的强大兵力，红军的有限兵力事实上难以抵挡。（《国民党北路军顾祝同部与中央苏区红军作战情形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4，第20-21页） [56] 项英：《对各军团作战行动的补充指示》（1933年11月28日），《项英军事文选》，第295页。 [57] 《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26页。 [58] 项英：《关于钳制向光泽前进敌人之部署》（1933年12月7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10页。 [59] 朱德、周恩来致刘畴西、聂洪钧并报项英电》（1933年12月11日），《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672页。 [60] 《朱德、周恩来致寻维洲、乐少华电》（1933年12月2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316页。据当时报载：“泰顺边境十九晚侵入匪千余，枪械不齐，经该处保安队中央军痛击激战，将二十一晨十时，至匪击退，现匪在寿宁坑底以北，仍企图进攻浙边。”（《大股赤匪犯泰顺边境被击退》，1933年12月22日《申报》，第1版） [61] 项英：《关于各军团部署及任务的指示》（1933年12月29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41页。 [62] 《罗明同志的回忆》，《党史参考资料》第4期，中共福州市委党史资料办公室1982年编印。 [63] 《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16日），《福建人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反蒋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64] 《浙江省政府呈行政院工作报告》（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65]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05页。 [66] 朱德在1937年口述的自传中也谈到：当时红军出动兵力过小，“只以一个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我们当那时，却想休息疲乏，就没有进行”（《朱德自传〈1886——1937〉，转见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7页）。 [67]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79年版，第92-93页。 [68]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8页。 [69]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210页。 [70] 林知渊：《政坛浮生录——林知渊自述》，《福建文史资料》第22辑，政协福建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编印，第54页。 [71] 《冯玉祥日记》第4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69页。冯玉祥这一言论是针对其在福建代表余心清的报告而发，应非无的放矢。 [72]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第89页。 [73] 王明：《新条件与新策略》，莫斯科1934年印行，第64-65页。 [74] 《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26页。 [75] 李光：《中国新军队》，1936年编印，第219页。李光即滕代远。 [76] 《军委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1933年12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29页。 [77] 《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25-126页。 [78] 肖克：《红十七师北上行动的回顾》，《湘赣革命根据地》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2页。 [79] 傅秋涛：《关于湘鄂赣边区内战中期后期历史情形报告》，《湘鄂赣边区史料》，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印行，第57页。 [80]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3页。 [81] 《蒋介石致汪精卫等电》（1934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82] 《杨永泰致汪精卫等电》（1933年12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史料》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 [83] 关于毛泽东在福建事变中的态度，迄今尚无确切资料可予说明。李德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1932-1939》，第85页），其根据很可能是1934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二苏大上的讲话：“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毛泽东：《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报告的结论》，《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编印，第305页）但是，这一讲话是在福建事变已基本失败后所作，当时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所以这一讲话并不一定能代表毛泽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同时也提醒我们，不能用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与中共中央事变中的真实态度简单等同。 [84] 这一计划未付诸实施可能还和中共内部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有关，陈云记载，对该计划“后来洛甫同志（他是军委委员）知道而提出反对”（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无出版年，第1—2页）。不过，根据张闻天本人的说法，博古对闽变主张“在军事行动上完全不配合，我则主张慎重其事，在军事上主张积极配合。但这种不同的意见，没有在正式会议上发生过公开的争论”。（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85] 项英：《关于第三第七第九军团的动作问题》（1934年1月2日），《项英军事文选》，第345页。 [86] 李光：《中国新军队》，第220页。文中提到一军团向福建开拔应为记忆错误。 [87] 《国民党军卫立煌部镇压“闽变”战斗详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5，第837页。 [88] 《蒋介石致顾祝同、陈诚电》（1934年1月16日），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2，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96页。 [89]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福建事变宣言》（1934年2月21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上，第151页。 [90]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转见金冲及：《抗战前夜中共中央战略决策的形成》，《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17页。 [91] 王明：《六次战争与红军策略》，本庄比佐子编《王明选集》第3卷，第374—3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