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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云山入梦遥 ——台湾一代名士连横的祖国情 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祖父，近代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作家、报社主笔。连横出生在具有民族传统的家族，幼年又备受父辈的民族教育，正当青春激荡的时期，又遭受了外族的入侵，并长期遭受被殖民的凌辱。如此悲怆的经历，促使他坚定的走上文儒救亡，抵抗外族文化入侵，力挽民族精神和传统的道路，成为传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英雄。他深爱台湾，挚爱祖国。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后，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修史著书，用以抵抗外族强权与文化入侵，弘扬传播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他的一生著述宏富。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为了纪念他对台湾文化的贡献，在1992年时，特意将其生前的著作，连同相关论著选辑，汇编成《台湾通史》、《剑花室诗集》（含大陆诗草、宁南诗草）、《台湾诗乘》、《雅堂文集》、《台湾语典》、《雅言》、《雅堂先生集外集》、《台湾诗荟杂文钞》、《雅堂先生家书》、《台湾诗荟》月刊及《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等15册的《连雅堂先生全集》。在他的众多作品中，连横生前最引以自豪的，也是为各界所普遍重视的，则是他以十年的时间，历尽艰辛，撰成的台湾第一部史书——《台湾通史》。《台湾通史》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部内容详整、体系完密的通史之作。他也因此而被誉为“台湾太史公”。他写《台湾通史》的目的，就是昭示后人，“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我祖我宗，横大海，入荒陬，临危御难，以长殖此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连横的一生是台湾时代文人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连横以其聪颖的智慧和泉涌般的文思，成为当时台湾地区文坛的泰斗，为后世留存了不菲的文坛巨著。《台湾通史》开创了台湾完整史书的里程碑，不仅为当时民众所赞颂，更为后世台湾研究者必读书目，即使现今也常被当作经典引用。他的诗作，成为今日研究诗学之人，涉猎的对象。《台湾语典》中对台湾语源考证的成果，在当时的台湾语言界，备受关注，对于后世研究台湾语言也具有深远意义。回首他的文化活动，无一不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点点滴滴都凝聚着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眷爱，对异族入侵和同化的反感。他的一生，为殖民地统治下的台湾中华民族文化的保存，做出了难以磨灭的成绩和贡献，赢得了台湾人民世代的敬仰，他的英名和事迹早已载入史册，永远和台湾人民及中华民族文化相伴不泯。 一、才华横溢的爱国文人 连横生于光绪四年正月十六日（1878年2月17日），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6月28日，享年59岁。他的出生地是福建台湾府台湾县宁南坊马兵营（今台南市自南门路以西至新生路以东，是时台湾尚未建省，隶属福建管辖）；其祖籍为福建省漳州府龙溪县万松关马崎社二十七都（今属漳州市辖龙海市）。连家历来就有民族主义传统，清康熙年间（18世纪初），连横的七世祖兴位公感痛明室之亡，不甘臣服于满清统治，故渡海前往台湾，经过精心挑选，发现了台南郑成功驻兵故地，环境幽雅的宁南坊马兵营，觉得此地既表达了抗清的意志，又适于修身养性，故而在此定居下来。自此晚辈沿袭祖训，誓不侍清，在台湾南部以制糖为业。连家所居台南，乃当年郑成功屯兵故垒，旧物如古堡、石垣、校场、马道隐然犹存，斯人虽去，英风浩气长留海天之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连横从小就对郑成功充满景仰崇敬之心，并一生以这位民族英雄作为自己的楷范。家庭的熏陶，在连横童年的心中植下了浓厚的民族意识。 连氏祖宅地广十亩，庭园之间满植果木花卉。连横12岁那年，其父因家中人众而扩造了祖居，又买下左邻一位官宦别业——宜秋山馆，作为他们兄弟的读书之地。连横曾这样回忆他幼时的读书环境：(宜秋山馆)地大可五亩，花木幽邃，饶有泉石之胜。余少时读书其中，四时咸宜，于秋为最。宜赏月；宜听雨；宜掬泉；宜伴竹；宜弹琴；宜读书；宜咏诗；无往而不宜也……余时虽稚少，除读书养花之外，不知有所谓忧患者，熙熙嗥嗥凡五六年。 连横的父亲连永昌，是一喜好读书之人，常沉醉于历史书籍，熟读《春秋》、《战国策》、《三国演义》等书，经常以忠义节烈的故事教育自己的孩子，对连横更是格外钟爱。陪坐在父亲身旁，听他品茗侃谈古代的那些忠义故事，是连横幼年时最大的乐趣。连横后来对历史的喜好与投入，深受其父影响。连氏兄妹七人，连横排行第四。他自幼秉性聪明，又好学不倦，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可以过目成诵。《史记项羽本纪》是一篇长文，可是他熟读几回之后便能默诵不遗。连横十三岁那年，父亲以两金的代价买了一部余文仪续修的《台湾府志》送给他，并教导他说：“汝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史。”连横怀着兴奋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但他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太过于简略；而且记载延平王之事，辞多诬蔑，因此，便产生了修撰一部比较完整台湾历史的念头，这样才不至于辜负父亲的一番心意。此为连横撰写《台湾通史》的动机。 1895年，中国甲午战败，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在台湾一方面进行武力镇压，一方面在思想文化上推行奴化政策，企图扑灭台湾人民的爱国思想，瓦解台湾人民的斗争意志。台湾人民便以诗文言志，托物寓意，咏史寄托爱国主义的深情。连横当时18岁，时因其父突然去世而在家守制。面对国破家难，连横无以述怀，于是手写《少陵全集》，发愤学诗，以抒家国凄凉之感。 1897年，20岁的连横负笈上海，入教会大学圣约翰攻读俄文。入学之时，将自己名字改为“连横”。连横一名，取自“合纵连横”，又有仿效壮士田横之义。他取字“武公”也有深意，他曾向家人解释说：“孙中山先生名‘孙文’，我连横便叫武公，一文一武，各在南北。”同年，连横奉母命弃学归台，与台南沈璈结婚，沈氏是其外舅沈德墨之长女，明诗习礼，“于雅堂之著作，尤多赞助”。但是，美满的家庭生活不能抚平连横心中的痛楚。台湾沦丧后，一群不甘俯首做顺民的士人在彷徨苦闷中，经常以诗浇愁，抒发国破家亡之痛和思怀祖国之情。他们结成诗社，互相策勉，彼此唱和，刊行诗集，岛上一时诗风大盛，历四十年而不熄。这种现象在台湾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中国各省区也是惟一的。连横新婚不久，便与十位诗友结成日据时期台湾岛上第一个诗社——浪吟诗社。浪吟社继承了历史上台湾诗人结社联咏的风气，开展诗钟——后来台湾称之为“击钵吟”、七律和七绝等各种诗体的创作活动，月必数会，会则赋诗。此后数十年，他持之以恒地参加诗社活动。1906年，连横又与友人一起结台南南社，后又参加台湾最具影响的诗社——栎社。诗社的活动蕴藏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专制统治，弘扬中华文化的社会意义。连横先生时年二十，意气风发，才华横溢，在诗社中极为活跃，亦为中坚。 连横一生的诗作近千首，主要结为四集。第一首推《大陆诗草》。民国成立不久，连横回到大陆观光考察，并受聘清史馆，担任名誉协修，后来连横辞去北京清史馆工作，遨游于山川大河之中，凭吊故墟遗迹，瞻仰先贤英烈，在畅游中更加深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1914年倦游而归台，仍居故里，将其在征途逆旅中所作之诗，编为一卷，起名为《大陆诗草》。此诗集是1912年至1914年游大陆之作，共收录128首诗作，曾于民国十年（1921）出版发行。连横在《大陆诗草·序》中云：该诗集“有他人所不能言而言者，所不敢言而亦言者”，是“自写其志”之作。此篇明志作者心系民族存亡荣辱，长歌当哭，汩汩出自肺腑。章太炎先生对此诗集十分赏识，赞叹曰：“此英雄有怀抱之士也。” 第二是《宁南诗草》，又名《龙耕诗草》。1926年，连横移居杭州。13年间，创作的254首诗作合为一集，取名为《宁南诗草》。宁南是郑氏政权东都之一隅，连氏始祖卜宅于此，历以七世未易其居，1895年日本入台后，被毁。连横以“宁南”命名其诗集，正是表达自己不忘故乡之情。他在自序中也表明此意：“名曰宁南诗草，志故土也。嗟乎！宁南虽小，因我延平郡王缔造之区也。嗟也！王气销沉，英风未泯……”。另外此诗集还包括1927年连横再次回到台南，直到1933年赴上海止，又创作的21首诗篇。 第三，《剑花室外集之一》是连横的青春之作，收录了割台到辛亥游大陆前的诗作，凡469首。 第四，《剑花室外集之二》收录的是其晚年的诗作，计有49首。 以上四部分统称为《剑花室诗集》，此诗集于1954年10月10日刊印出版。 连横的诗风流蕴藉，清新雄健，内涵丰富而富有爱国思想。他对日本侵占台湾满怀愤慨，“念家山破剧堪哀，万树流红血染来”。他认为“台湾固中国版图，一旦捐弃，遂成隔绝。”哀家忧国，愤懑悲痛之情亦充分展现在连横的诗文中。他在“过故居有感”中诗云： 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 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 他身在台湾，心念故国。“祖国情绪”像一条红线，贯穿在他的全部生命历程。 刻烛传觞尽此宵，平明准看海门潮。 春风梅柳当前秀，故国云山入梦遥。 苏武居胡仍仗节，伍员复楚且吹箫。 人生聚散何须念，回首枌榆感寂廖。 他对腐败的清政府给予无情揭露与讥讽。如在《吊李鸿章》诗中云： 人才崛起齐俾格，勋业终年让大伊。 太惜中原多健者，如何孺子亦王师。 世纪文明启亚洲，功名仅比左彭俦。 问公第一快心事，同种相残也策猷。 联俄主义亦良汉，揖盗重门半着输。 我欲殉公无别物，袖中一幅满洲图。 他还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瓜分豆剖进行无情的揭露， 茫茫西海沸鲸波，灭国新潮昔昔多。 祸水早生巴尔干，谁知泛滥入支那。 禁烟一疏惊天下，战祸先开粤海东。 灼灼芙蓉生毒焰，神州涌起火莲华。 “莫说东方男子少，赤嵌城下拜延平。”他的诗文，还对历史上维护和主张祖国领土统一的民族英雄人物表达了由衷的赞赏，对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充满了信心。 英雄自有回天力，忠孝原由血性成。 慨我悬弧当此日，梅花香里拜延平。 由于他是集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所以，他的诗能将史与诗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诗论史，以诗补史，所以才有“剑影策声同此夕”、“亡秦一剑风云会”的意气及战斗性。 連橫还创办《诗荟》月刊，进行整理先贤的诗作等传承性的工作。《诗荟》是连横与友人共同创办的月刊杂志，该刊从1924年2月到1925年10月，共发行22期。连横在此杂志上发表很多文章、诗词及评论，非常脍炙人口，大受欢迎。该杂志还大量介绍和连载先贤的遗作，对于文献的保存，以及诗文的传承作用极大。 日本殖民台湾后，一心想毁灭台湾的史迹文化，后来更大规模地推行日语，名为“国语运动”。连横深悟必须致力维护汉文台语于不坠，才能保留民族尊严、气节与历史文化。他利用报务、修史之余暇，浏览群籍，以考台语之源，编纂“台语辞源”。咬文嚼字，引证古今书籍风俗习惯，每有所得，拍案自喜，颇能自得其乐；而这些零星的心得与记述汇辑成为《台湾赘谭》。对于台湾地理、山川、人物、风俗、人情以及政治革新，文化递嬗，乃至于异族统治压迫下慨慷悲歌的诸吟咏，又辑成了《台湾诗乘》。在“雅堂书局”停办后，连横的兴趣转向古代中国历史和社会方面的研究；不过，他仍不能忘怀于自己所立足的泥土。当时日本人已厉禁汉文，且不许学生使用台语。连横为保存台语，遂又鼓起余勇，作有系统的分析。举凡台语，无不旁征博引，穷其来源，开始编撰《台湾语典》，经过艰辛的努力，终于在民国22年（1933）付梓定稿。在台湾及中国语言学界，此书皆占有极高的学术地位。 连横不愧为中国典型的文人，除深谙文史外，兴趣也极为广泛，他还爱好灯谜。连横爱好灯谜与他从小耳濡目染有关，他的父亲连永昌对灯谜嗜爱成癖，直到晚年仍然乐此不疲，凡悉台湾当地有悬谜征射，他几乎每场必到，常常猜到三更半夜。连横的父亲不但善猜灯谜而且会制灯谜，日积月累，谜稿竟有一尺多高。幼时的连横经常跟着父亲涉足谜坛，渐渐对灯谜也产生了兴趣，有时竟成父亲身边的猜谜“参谋”。 据《台湾风物志》等书籍载：在台湾，灯谜是新春佳节必不可少的文娱活动。清代，许多台湾谜人逢年过节渡海来大陆共商灯谜，连横对此十分赞成。1926年，台南南社谢国文自日本学成归台，提倡灯谜为谜坛传承薪火，连横就是其中的灯谜骨干。1930年9月9日，他与台南一群爱好文学的雅士创办《三六九小报》，开辟“文虎待射”专栏，推展谜艺。在台湾，连横与苏孝德、赵钟麒等谜友过从甚密，时常以谜话趣。他把灯谜看作一种健康有趣、启迪思维的文艺形式。他对当时某些人把灯谜这一中华传统文化视如雕虫小技，深感痛心。 旧时台湾灯谜比较通俗，如“无味之泉”（猜台湾地名一）谜底：淡水；“饮水思源”（猜台湾地名一）谜底：知本；“娶某免本钱”（猜成语一）谜底：白手成家（注：台湾方言“某”即妻子）。台湾灯谜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台谚谜多，台谚即闽南、台湾通用的俗语，多为谐音字，但无标“梨花格”或“皓首”、“粉底”格。如“寒蝉凄切”（猜台谚一句）谜底：泠吱吱。这里的“寒”扣“泠”；“吱吱”乃蝉叫的象声词。连横在所著《雅言》一书中就记述到台湾灯谜界师友的制谜特点：“除用《四书》、《五经》外，还采俚谚而取谐声。所谓‘梨花格’者也，梨花格之谜，半杂诙谐或唱漳音或唱泉音，非本地人不知其妙。”这里说的“漳音”、“泉音”指的是漳州、泉州方言，与台湾方言同属闽南语系。如谜面“虚晃一刀”（猜台谚一句）谜底：狂憨（即“空砍”之意），而“狂憨”即闽南台湾方言“傻乎乎”的意思。这道谜，底面吻合贴切，妙趣喷饭。 连横爱好灯谜，因此平时注重收集民间的灯谜佳作。在他所集的灯谜中有许多颇值玩味。如：“勺”（打俚语二）谜底是“作匀、出一点”（意为：要成为“匀”字，却差出了一点。）；“各个”（打台湾地名一）谜底：半路竹（意为谜面的“各个”是谜底“路竹”的一半）。从连横搜集的灯谜作品中可见数十年前乃至更久年代，台湾已时兴离合、借代、运典、分扣等灯谜制猜法了。 连横对灯谜这一中国特有的文艺形式，主张雅俗共赏，以适合多层次猜众的胃口。在论述民间儿童谜语时，他写道：“群儿聚集，互相游戏，每举隐语，以猜一物，谓之作谜，亦启发智识之助也。台湾此等之谜到处俱有，制谜有深浅，故辞有文野耳。”从连横这段记叙中，可以窥出旧时台湾民间就把谜语作为幼儿增智广识的教育手段。连横弘扬中华谜学，不仅是由于其父连永昌嗜谜如命，受之熏陶，而且是他具有炽烈的民族感、爱国心，不忍华夏谜学被湮没，积极促进海峡两岸的灯谜艺术交流。 二、《台湾通史》的修撰 祖辈的传统和幼时的熏陶，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割台后，亲历日本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化统治，连横更觉悟到修史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的载录传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著史的工作，昭示他的同胞“台湾原本是中国的一部份，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它成为连横呕心修史的最大动力。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岛上的抗日义士广发抗日文告和檄文，鼓励民众抗战到底。连横四处搜集抗日文告和檄文，这些以后成为《台湾通史》中最珍贵的史料。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掠夺政策和民族压迫，连横久居于此，终日感到郁郁不乐。1911年秋，连横大病一场几至不起。然而这时，辛亥革命发生了。连横精神为之一振，心中充满希望。1912年，35岁的连横第四次前往大陆，行前以家事嘱托沈夫人，做了义无返顾的准备。他取道日本到上海，每日与聚集在那里的悲歌慷慨之士、翰墨词林之客往来，抵掌而谈天下事，纵笔为文，评论当时得失，意气轩昂,健康逐渐恢复。1913年春，连横为参加华侨选举国会议员来到北京。不久周游全国各地。他先出居庸关，入张家口，穿大境门，至阴山之麓而返。然后沿京汉路南下，过邯郸，临广武，登大别山禹王宫，升武昌黄鹤楼。顺流而下，游览沿江各地。入秋后，更渡黄海，历辽沈，观觉罗氏之故墟，寻旧俄之战迹，最后来到吉林，先后任事于当地两家报纸。连横此次出关，本是为了实现他多年来一直萦绕梦中的“弃儒酬壮志，今日有经童”的理想，但关外的风气同样不能使他振作，很快他就感到“剑气箫心一例消”。那时，二次革命已经失败，民国之初带来的光明前景已逐渐暗淡。次年春天，他上书北京清史馆，自请修撰华侨志，不久接到馆长赵尔巽的聘书，再次来到北京。他朝夕与一群逊清遗老相对，心情并不愉快，但借机阅读了清室有关台湾的全部档案，这对他编写《台湾通史》带来莫大帮助。不久，便以老母在堂，少妇在室，驰书促归为由辞去馆职，于1914年冬回到台湾。 修史的意愿一直沉甸甸地系在连横的心头，终其一生，他以一介报人，在振笔疾书谈论国是，以一支犀利之笔极尽书生报国之志的同时，念兹在兹的仍是以修史为己任。他利用各种机会广泛搜集史料，无论是17岁时罹遇丧父、割台的家国两难之际，还是35岁时一偿畅游祖国大陆夙愿之时，连横不仅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更觅得30余种海内外有关台湾史著之孤本，因其弥足珍贵，后特编成《雅堂丛刊》。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每有所感，连横都随即记下。如此至31岁，连横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台湾通史》，1918年8月1日，《台湾通史》撰毕。连横在其台北的书房“剑花室”写下的自序中，道尽修史之因由与艰辛，也洋溢出夙愿已偿的欣慰。文云：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科附焉。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钜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他还在自序中点名撰写此书的真正目的是借古喻今，“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以此来激励台湾同胞抗日热情。 他撰写《台湾通史》志在表明，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通史》极力表彰郑成功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收回台湾，开辟草莱、筚路蓝缕的爱国精神，对于日本强占台湾，在书中虽无法直接表达其抵拒、抗争之意，但在字里行间，始终坚信台湾终究会回归祖国的怀抱的。“国仇今未报，男儿死不休”，“夫复仇大事也，……若乃反颜事敌，以猎富贵，而猥曰智伯以国士待我。噫！是诚犬豕之不知矣。” 在《台湾通史》写成以前，有关台湾的史料，散见于众多古籍之中，将这些史料从古籍中爬梳剔抉出来，加以梳理，予以考证，进行贯串，再做出论述，其难度可以想见。连横“攻坚不怕难”，终于写成了留传后世的《台湾通史》。 《台湾通史》全书凡88篇。内有4纪、24志、60列传，另有101表(另加一表在第二纪后，为延平郡王［郑成功］世系表)，台湾古图等40图附在3册各书之前。 4纪为： （1）《开辟纪》（起隋大业元年，终于明永历十五年），即明郑以前时期； （2）《建国记》（起明永历十五年，终于三十七年），即明郑时期； （3）《经营纪》（起清康熙二十二年，终于光绪二十年），即清领时期； （4）《过渡记》（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即台湾民主国时期。 24志为： （1）《疆域志》；（2）《职官志》；（3）《户役志》；（4）《田赋志》； （5）《度支志》；（6）《典礼志》；（7）《教育志》；（8）《刑法志》； （9）《军备志》；（10）《外交志》；（11）《抚垦志》；（12）《城池志》； （13）《关征志》；（14）《榷卖志(盐，硫磺，煤，煤油，樟脑，沙金，阿片匣全) 》； （15）《邮传志》；（16）《粮运志》；（17）《乡治志》；（18）《宗教志》； （19）《风俗志》；（20）《艺文志》；（21）《商务志》；（22）《工艺志》； （23）《农业志》；（24）《虞衡志》。 列传60篇，可分为以下8组： 颜思奇、郑芝龙及明郑开辟台湾文武勋臣（1—7，卷29）； 清代平台武将施琅、抗清人物吴球、朱一贵及讨乱欧阳凯诸将（8—13，卷30）； 王世杰、吴凤等清代开拓人物，抗清林爽文及讨乱福康安、杨延理诸将（14—25，卷31）； 清中叶海寇及讨乱王得禄、开拓人物吴沙，贤吏姚莹、徐宗幹、抗清张丙、郭崇高、施九缎等（26—37，卷32）； 清末抗清戴潮春及讨乱丁曰健、林台梅、贤吏沈葆桢、刘铭传等（38—48，卷33）； 循吏、流寓、乡贤、文苑（49—52，卷34）； 孝义、勇士、货殖、列女（53—56，卷35）； “台湾民主国”丘逢甲、唐景崧、刘永福等（57—60卷36）。 欧洲汉学家加斯巴尔登(E•Gaspardone)称许此书“为世所欢迎”，说“连氏‘将纪与列传，作为其史纪’；‘将这许多的志，做成其通志’；于是，《台湾通史》成矣。” 并认为“此书作者，为出生台湾之中国人，志在使台湾成为中国之台湾。” 《台湾通史》，从神话传记中的台湾写起。及至东汉，据《后汉书》卷一一五《东夷传》，夷州在今之台湾，会稽之东的岛屿与番夷。到了隋代，依据《海防考》；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虎贲陈棱在令人难忘的远征中经略台湾。到了唐代，元和十年(815年)中进士的施肩吾，率其族，定居澎湖。在《题澎湖屿》一诗中，反映了台湾“岛夷”的生活：“腥臊海边多鬼市，岛夷居处无乡里；黑皮年少学采珠，手把生犀照咸水。”到了宋代，宋末残余之兵士，纷至台湾。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元兵讨伐日本，在九州海上遭遇台风，乃入台湾内水整理。至元中，在台湾设置巡检司，为中国置行政官吏之始。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下西洋，也曾在台湾停留过。万历年间(1573—1620)，葡萄牙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先后侵略台湾，但均被台湾人驱逐而去。明末清初，台湾一度被荷兰占领，后被郑成功光复。郑氏政权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史实昭昭，台湾自古至清，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诚如加斯巴尔登所言，阅读此书，“外人亦可较易明悉中国之权益”。《台湾通史》著述旨趣，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此书缅怀先人创业的艰辛，肯定了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开始台湾基业的历史功勋。根据《台湾通史》中《开辟纪》、《建国记》、《经营记》的记叙，台湾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在台湾的移民开拓史，尤其经历郑氏三代及清朝的统治经营，台湾的建设已初具规模，而清末建省，刘铭传的各种新政，也有许多值得彰树之处。这种史观，改变了以前台湾旧方志站在清朝统治者的立场，不再将郑成功视为“海寇”和“逆贼”，不但在“建国记”和“列传一”中专门记载了郑成功政权的人物事迹，而且在全书有关各卷中都不放过任何可颂扬郑氏在台开创基业之功的机会。他说“吾观旧志，每蔑延平大义，而诸臣姓名，且无有道者。乌乎！天下伤心之事，孰甚于此。”“吾撰通史，呈甚望为之表彰也。”另外还对“手拓台湾之壮士”颜思齐、开发云林的林圯、开发新竹的王世杰、开发台东的陈文、开发宜兰的吴沙等人拓荒的精神，都表示了景仰。对于后人未能保持祖先的拓荒者精神，连横则深表惋惜：“今之台北，古之所谓荒土也。郑氏以投罪人。康熙四十七年，泉人陈赖章始垦大佳腊之野，为今府治近附，而旧志不载，故老又不能言，惜哉！成祖、焯猷皆以豪农而勤稼穑，凿渠引水，利泽孔长，至今犹受其赐。是咸有功于垦土者也。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讵能一至于此？而居中是邦者，乃忘筚路蓝缕之功，而为奢华淫糜之行，何其昧耶！” 其次，宣扬了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族侵略斗争中不屈不挠的精神。连横在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统治的前提下，在《台湾通史》中，公开打出保存民族传统、宣扬民族精神而修史的旗帜。在《台湾通史·自序》中说“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虚盈，均在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然则台湾无史，岂非台人之痛欤？……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存，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连横所表达的这种民族性，就是台湾人民坚决反对强权迫害，抵抗异民族侵略，争取自由，争取发展，从而阐明维护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 第三，表达了抵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思想。台湾割让给日本，对于连横一生都有很深的影响。他在《台湾通史·关征志》中，借揭露荷兰人的惨暴统治而暗喻台湾。“荷人之有台湾也，肆其横暴，剪食我土地，侮虐我人民，剥夺我权利，而世之论者曰：‘是殖民之策也。’乌乎，痛哉！”他以“弃地遗民”自居，“台湾固中国版图，一旦捐弃，遂成隔绝。横为桑梓之故，忍垢偷生，收拾坠绪，成书数种，次第刊行。亦欲为此弃地遗民，稍留未灭之文献耳。”他认认为台湾所失者土地，所长存者精神，苟民族文化不灭，民族复兴即为可期。他有意将《台湾通史》卷4原题命名为“独立纪”，记叙清光绪二十一年初至是年九月间，台湾人民抗日的史事。连横取名“独立”二字，是依据“台湾独立国”的声明，严肃表明台湾乃是中国之台湾，日本不得无理侵占。 第四，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连横在《台湾通史·凡例》中提出：“前人作史多说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书中不但随处可见连横对先民艰难缔造台湾历史活动的颂扬，而且他对民间习俗、信仰和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也记载得十分详细。他对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给予极大的同情与热情，这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是不多见的。他在《台湾通史》60篇传记中，有11篇是专门记载如林爽文、朱一贵等历史上的造反人物。 连横10年呕心沥血，终于完成了修史的壮举，时年41岁。脱稿后，他仍怕有所疏漏，便分赴各地加以请教。为了让《台湾通史》能够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顺利出版，连横委曲求全且颇费了一番心思。由于日人对连横才学极为崇敬，对《台湾通史》也很重视，因此，连横事先请日本总督田健治郎为通史题字，又请日本总务长官下村宏野为通史作序，使得他们因而对此书的出版更有所顾念。书中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的立场是日本人最忌讳之处。日本官方对《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这个篇名十分敏感和不满，所以强迫连横改易为“过渡纪”。为使该书顺利出版，连横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在1920年首版《台湾通史》中，卷四“独立纪”上另贴有“过渡纪”三个铜印字，每一页书边的篇名则仍作“独立纪”；至于书前目录卷四则作“过渡纪”，下有小字排印：“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这种斗争策略终于奏效。1920年11月5日，“台湾通史”上册出版；12月27日，中册出版；1921年4月28日，下册出版。于此，全书刊印完毕。《台湾通史》出版后，备受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赞许与推崇。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称赞《台湾通史》中的爱国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附，为必传之作。”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收复在即，大陆同胞极欲了解台湾历史，但由于两岸阻隔，无缘拜读《台湾通史》。因此，由徐旭东先生穿针引线，商务印书馆承接出版事宜，连震东先生回台将书稿带来，《台湾通史》终于连横去世10年之后得以在祖国大陆重印出版。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司马迁《史记》体例，时间从隋朝大业元年至清光绪21年（1895年），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其突出的特点为： 第一，《台湾通史》典据精深，记述详明。在史料选择编撰上非常周到详细。无论是旧籍所疏忽省略的岛内汉民族开垦拓殖的情况、古书未载之历年各种外交兵祸，还是岛内动植矿物等天然资源的种类及分布情况、稻米糖茶等诸种作物及其食用方法，或据资料详细系统地载录下来，或依耳闻目睹据实叙述，其内容扎实详明，使《台湾通史》成为认识与了解台湾基本史实与自然状况的最佳史书。 第二，修史注重民，彰显民族意识。《台湾通史》对以往史书以“岛夷海寇”视之而一笔代过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以及其后率领大陆同胞迁台拓台的事迹给予重新矫正定位；同时，对台湾人民坚决抵御日侮的历史史实，更是重笔彩墨，致意再三。 第三，《台湾通史》全书体现着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的地方特色，安排有序，相得益彰。 当然，《台湾通史》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但它却浸透着连横对家乡台湾的深厚感情，凝聚着连横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坠的爱国情感，也承载着连横一介史家强烈的使命感。回顾连横先生满腔热血为民族精神之传承而奋斗的一生，瞻仰两岸人民为祖国统一之祈盼而献身的历史，比照今日两岸同胞仍多阻隔的现实，《台湾通史》一书的意涵就更为至深。 三、海岸两岸的书报业生涯 连横的正式职业是“新闻记者”，报刊是他宣扬思想，对抗日本文化侵略的一个最佳阵地。早在1899年时，他就被台南《台澎日报》聘为汉文部主笔，他利用这一条件，不断地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精粹的小文章，介绍台湾各地的山川、古迹、物产、风俗等，唤起人们的乡土之恋。这年是他报人生涯的开始。 1900年，《台澎日报》与《新闻台湾》合并，改组为《台南新报》，连横仍然担任汉文部主笔。连横尽管有了一份安定的、收入不菲的工作，但毕竟是活在异族旗下，于是1902年8月，赴闽参加经济特科乡试，据说因思想激进而落榜。他随后首度抵厦门，应英国牧师山雅古所聘，出任其创办的《鹭江报》主笔。据龚洁先生介绍，《鹭江报》发行最多时达四万余份，在全国各地和东南亚有三十二个代办处，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报纸，而且《鹭江报》吸引了不少人才，马约翰、卢戆章等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都曾和连横有同事之谊。1903年底，在《鹭江报》工作一年多后，连横辞职返台。经过此行，他服膺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纲领，将光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祖国的复兴上，开始参与推翻清朝的斗争。 1905年，同盟会加强了反清活动，国内政情也出现新的发展，连横在彼岸觉察到了这种变化，便携眷移居厦门，和友人黄乃棠、蔡佩香等共同创办《福建日日新报》，以激烈的言论宣传革命排满思想。据“方瑀记”称，当时正值同盟会初成，先生常撰文排满而鼓吹革命。……同盟会人阅读大喜，特派闽人林竹痴来厦门，拟改《福建日日新报》为同盟会机关报。党国元老冯自由先生尝言，雅堂先生为国民党最资深之报人之一，其原因盖在此。 厦门曾是连横生平崇敬的郑成功之根据地，连横在厦门期间，遍游郑成功遗迹，留下不少诗文。他曾在七律《鹿泉》中吟咏道，“麾戈且驻乌衣国，倚剑重开赤嵌天”。“乌衣国”典出北宋人小说，此处指厦门，因当时有古之乌衣国即是厦门的传说，而“赤嵌天”指台湾。连横在诗中既是追怀先贤功烈，恐怕也在勉励同样身处“乌衣国”的自己，不忘“麾戈”，时时想着要“重开赤嵌天”，爱国之激情，对台湾暌离祖国的悲痛，跃然于纸笔之上。因此他所主编的《福建日日新报》，对清政府来说，犹同芒刺在背，必欲扑灭而后安。有一次，连横正在理发，清吏闻风而来，幸好他得到内线及时通报，急邃走避，当时他头面须发尚未剪理完毕。清朝政府几度搜捕不获，最后竟串通驻厦日本领事馆强行将报馆封闭，正在这时，连横忽接丈人在台去世的讣告，于是不得已又回台湾。次年，连横与诗友创立南社。1908年举家迁徙台中，随即加盟台湾报界的另一中心——台湾新闻，并与林痴仙、赖悔之、林幼春一起创办栎社，以道德文章相切磋，《台湾通史》的撰写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与全体中国人民一样，连横十分高兴，他由台出发，做大陆游。他还赞扬武昌起义云：“清政不纲，人怀革命，义旗一举，九有风从。……专制之魔，不足与自由之神搏战也。”次年，他与张继、章炳麟等革命党人相识并相交，开始在上海华侨联合会担任编辑工作。1913年，连横应《新吉林报》之聘，前往赴任。时正逢袁世凯复辟帝制之时，连横意识到袁世凯的野心，在《大陆游记》中写到： “袁世凯既得正式大总统，遂以十月十日行就任礼，又以发扬共和涤荡专制为誓辞。顾是日为武昌起义之节，各地庆祝，吉林亦遵例举行，以此为最可宝贵之日也。其后袁政府乃通饬各省，谓此为大总统就职之日，永为纪念，而抹杀起义之勋。先烈有灵，其目瞑乎？夫共和之国家，以国民为主体，大总统者国民之公仆耳，以公仆之就职，而抹杀国民之纪念，其意何居？彼益将以国民所艰难缔造之国家，而据为己有也。” 正因为如此，《新吉林报》很快就被政府查封。之后，他便与儿玉多一另办《边声报》，借助公论笔伐袁世凯，袁世凯对此恨之入骨，却也无之奈何。1919年，连横应聘华南银行工作，才辞掉最后一个报社工作，结束了二十年的报界生涯。 连横不仅担任报纸的主笔，顽强而有力地捍卫民族文化，同时还亲自开办出版社，借助书籍的传播来维护民族的传统。1927年，他与友人黄潘万，于台北合开一书店，店名即为“雅堂书局”。虽然“雅堂书局”经营的时间不长，但是其所显示的意义至大。 连横自己虽也谙日语，但他一为延续中华文化，振兴汉学，不忍坐视台胞青年数典忘祖，被异族潜移默化，极力维护保存祖国文物，因此书店的商品除新旧书籍外，还兼营上海胡开文的字画，杭州舒莲记的檀香折扇，颇受日军中有汉学兴趣者和时髦妇女的欢迎。书局所售图书皆是中国的图书文具，没有任何一本日本书及文具，可见连横开设书局之意图多么明确。当时主要采购客户为扫叶山房、千顷堂、商务、中华、北新、民智、泰东、世界等国内著名书局，一时门庭若市，誉满全台。 “雅堂书局”致力于服务社会、拯救民族文化，当然毫无商业利润可言。再加上日本政府逐渐禁止台湾同胞使用汉文，懂得汉文的人愈来愈少，导致当时台湾人懂汉文者少而购买书籍之人自然减少外，日本人还假借政治力搜查书局，凡青少年爱读的新文艺书籍，多列为禁书禁售并加以没收，警察时常光顾，将顾客吓跑，对书局的打击很大，书局最后经过两年惨淡经营后，亦不得不歇业，结束其传承汉文的使命。连横的书局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也曾门庭若市，盛极一时，给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文坛造成巨大轰动，再次惊醒了台湾人民保护民族文化的自觉。 连横经营的出版事业，就是在1924年2月15日创办并主编的《台湾诗荟》月刊杂志，前后出版22册，名为诗荟，实备众体，按时间先后，为第二个台湾人创办的期刊（第一个是台湾人林幼春、林献堂等于1919年8月1日创办的《台湾文艺杂志》，发行达七年之久）。当时连横以文会友，时时向同胞灌输爱国思想，提倡祖国文学，以保存汉诗及整理古今遗著为主旨，为台湾重要文献之一，各界反应良好。虽然《台湾诗荟》前后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是它在宣扬传统文化、纠正诗界游戏之风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正如连横在《台湾诗荟发刊序》中所写的：“台湾诗学，于今为盛。文运之延，赖此一线。而眷顾前途，且欣且戚，何也？……台湾诗学之盛，为开创以来所未有。此不佞之所以欣也。……莘莘学子而仅以诗人自命，歌舞湖山，润色升平，此复不佞之所为戚也。……不佞，骚坛之一卒也，追怀先德，念我友朋，爰有诗荟之刊。……耕稼之余，手此一编，互相勉励，台湾文运之衰颓，藉是而起，此则不佞之帜也。……尤愿与我同人共承斯语，日进无疆，发挥蹈厉，以扬台湾诗界之天声。” 经营书局与从事出版事业，在当时是受管制性质的工作，连横以一介文人，不谙商业行销策略，仅以爱国热情，积极投入其中，虽未能久长，但动轰动一时，亦属难能可贵。但有一点令人百思不解，就是连横在1930年3月时曾撰写《台湾鸦片烟特许问题》一文刊于《台湾日日新报》上，以为鸦片烟有利亦有弊，可以采取日本政府渐禁政策较为适当，因此引起轩然大波，全台舆论哗然，“栎社”亦决议将连氏退社。这也被认为是连横回大陆定居的一个原因。 结束语： 连横的一生，在史学、诗学和语言学方面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都是以保存民族语言、民族文化，宣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他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影响着他的子孙。其儿连震东于1931年奉命回国，次年加入国民党，在西安从事抗战（1945年随陈仪反台接受日本投降。从此与岛内政坛结下渊源）。 1933年，连横也携家眷返回大陆，定居上海。连震东从西安赶来探望，连横再教诲他说，“余自台湾沦陷，吾家被毁，三十余年靡有定处，……今余之著作已次第告成，……一家均居国内，余心稍慰矣。余虽年事渐高，……此后当继续著作，以贡献于国家也。”其老骥伏枥之一片拳拳报国丹心油然而现。 令人遗憾的是，1934年，回到祖国大陆不久的连横患了肝癌，经中西医诊治无效。1936年6月28日上午8时，在家人环伺之下逝世，享年59岁。1945年台湾光复，连横骨灰运回台湾。于1956年正式安葬台北市郊泰山乡，碑阴镌刻有“褒扬令”，连横是受此殊荣的第一个台湾人士。又因连横对台湾历史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得与傅斯年一并入祀孔庙。 另外，连横及其《台湾通史》对其孙连战一生也有深刻的影响。连战尚未出生，连横即为其取名“战”。连横临终前曾说：“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他还给孙儿取名“战”，希望孙儿为祖国而战，为台湾光复而战。2005年4月下旬连战与胡锦涛总书记会谈过程中，一再表示：信守“一个中国”原则，坚持“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绝不是偶然的，从中可以看出祖父连横对连战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