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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 黄道炫 对于中国抗战持久战略的制定，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及国内广大爱国人士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努力。可以说，持久战略的提出、形成、完善是全民族合作抵抗侵略的产物。本文试着重对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思想作一比较研究。 一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军事压迫日甚一日。国内广大爱国群众及一些有识之士要求抵御日军侵略，确定抗战方针的呼声则日益高涨。面对日军的侵略，当时国内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中、日两国是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过明治维新，综合国力迅速提高的日本显非内战连连，国力衰颓的中国所可比。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客观上存在悬殊差距，中国要想在对日战争中一举击敌获得速胜，可能性极为渺茫。就中国而言，可以设想的最佳结果是利用广土众民的特点，积极防御，拖延时间，与日军周旋，此即一般意义上的对日持久消耗战略构想。 早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持久抗战的议论和设想已不鲜见。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于此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议论。［①ａ］蒋介石也逐渐形成了初步的认识。一二八淞沪战役后不久，他在军事委员会召开的“军事整理会议”上即表示：“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作长期不断的抵抗。”“长期的抗战越能持久越有利。若是能抵抗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将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中求生的一线希望。”［①ｂ］１９３４年，在主持庐山军官训练团期间，他更多次强调在未来对日战争中，要步步为营，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指出：“日本人如再要来侵占我们内蒙、华北，比东四省一定要难过无数倍。在这种长久的时间和复杂的情形之下，我们无论如何也可以有办法来抵抗收复我们的失地。这就时间上来说，实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根本弱点，也就是我们抵御外侮，收复失地的一个据点。”［②ｂ］他提出对日作战的五点方针，即：“第一，战术要取攻势防御；第二，就是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第三，就是固守不退；第四，要注重游击战术；第五，组织并训练民众。”［③ｂ］当然，蒋介石这时的对日政策战略方针尚处在构想阶段，还不明确、具体。 １９３５年，随着形势的发展，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开始把对日抵抗准备提上日程。这一年他拟定的对日指导方针是：“一面呼吁和平，期求集体安全，一面整备国防，充实军备，至取最后胜利。”［④ｂ］６月，他就华北事变作出批示，强调：“对日本作战以求光复失地，为吾辈军人有生之年最神圣最重要之使命，但一旦开始作战，则非短时间所可能结果，必属长期之战争，故应先有充分之准备，在准备工作未完成前，惟有忍辱负重以待准备之逐步完成。” ［⑤ｂ］这一时期他特别重视西南地区的建设与稳定，在中央军进驻西南后，他驻留西南达半年之久，其间数次致电孔祥熙，促其在财政金融上向四川倾斜，指出：“此时方针，当重在先定川局，再图大局之挽救，故多费几钱，总在国内民间，不算吃亏，切勿作普通事一律看待也。”［①ｃ］当时，包括蒋百里等人尚只把中国最后抵抗线定在湖南以东一线，而蒋介石：已把视野落到西南，可见，他对抗战艰巨性的认识是比较充分的。正是在富饶而又险峻的西南地区，他逐渐找到了抵御外侮的自信。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他发表讲演谈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②ｃ］西南抗战根据地的确立，为持久消耗战略打下了第一块柱石。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两年国民政府制定的国防计划大纲中，基本体现了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１９３６年度作战计划》中规定对日作战总方针为：“为保全国土完整，维持民族生存起见，应拒止敌人于沿海岸及平津以东与张家口以北地区，不得已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抗战，随时转移攻势，相机歼灭之。”［③ｃ］当年国防计划大纲中规定了自北向南的五条抵抗线，并确定：“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④ｃ］持久抗战思想明确反映到军事部署计划中。１９３７年国防计划大纲对日抵抗色彩更为浓厚，其所标揭作战指导要领为：“国军对恃强凌弱轻率暴进之敌军，应有坚决抵抗之意志，必胜之信念。虽守势作战，而随时应发挥攻击精神，挫折敌之企图，以达成国军之目的；于不得已，实行持久战，逐次消耗敌军战斗力，乘机转移攻势。”［①ｄ］持久战方针正式写进了国防计划。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方针还未也不可能完全定型。国民政府在提出持久消耗方针同时，对为什么要持久，如何持久都没有明确的想法，持久战略基本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规定，缺乏实际的丰富内涵。蒋介石等人对持久抵抗虽有一定准备，但对由此必然导致的巨大牺牲也有相当顾忌，对依靠国际力量，与日本速战速决，仍抱有一定幻想。因此，他们一方面屡屡强调持久战的意义，另方面又仍视其为不得已的选择，私存侥幸之心，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持久抵抗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与国民政府相比，中共在持久方针提出时间上，从现有资料看，要稍晚一些。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活动分子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质，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帝国主义的力量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这个持久性。”［②ｄ］次年４月，张闻天撰文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③ｄ］ 中共的持久战理论一经提出，就具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更为丰富的内涵。１９３６年７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系统阐述了中共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的基本认识。毛泽东指出，中国抗战将是长期的，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中国军队在战争中必须坚持运动战的原则，通过大规模的运动战，贯彻经战略持久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１９３７年３月，毛泽东在与史沫特莱谈话时，再次指出，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随着战争的持续，中国的抗战力量将一天天高涨，反之，非正义的日本一方则将不断走向衰落。中日战争的结果必然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毛泽东的谈话，科学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提出有效持久抵抗的运动战方法，向外界表明了中共通过持久抵抗战胜日本侵略的坚定信心，对持久战略的形成、贯彻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 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确定抗战战略成为当务之急。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①ｅ］８月７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集有中央及地方军政要员参加的国防会议，讨论了《国军作战指导计划》，正式确定了“抗战到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战略方针。关于这一战略，何应钦曾概括为：“敌之最高战略为速战速决，而我之最高战略，为持久消耗。”［②ｅ］ 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主要包括战略目标与战略运用两方面内容。动员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定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是为持久消耗战略的最高目标。抗战初期，蒋介石贯彻这一目标较为坚决。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坚强的个性［③ｅ］，面对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他别无选择，唯一出路，即在奋起抗战。因此，当日军进逼平津时，他致电平津地区实际负责人宋哲元表示：“中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为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①ｆ］８月，他又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指出：“战争不发动则已，一经发动，必定延长，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他号召全体将士：“持久死守，来消耗他们的实力，结果一定可以打胜仗的。”在一次与文化界人士的座谈会上，他强调：“我要以战略打击敌人的战略，敌人的战略是要不战而取，我要他战而不决，我们是一定胜利的。”［②ｆ］ 在等待时机、拖垮敌人这一信念支撑下，抗战初期，虽屡经挫败，但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仍能不为所动，坚持抗战。南京失守后，蒋发表告国民书指出：“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广大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③ｆ］武汉会战时，中国统帅部作战计划明确规定：“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主力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④ｆ］此役开始较熟练地在战役组织中贯彻持久作战的方针。武汉会战后，中、日双方即进入旷日持久的对峙阶段，日本速战速决屈服中国的迷梦被中国军民顽强的抗战意志所打破。虽然这期间蒋介石也有过企求速胜的急躁情绪，并对依赖国际干涉及外交努力达成和平抱有幻想，但持久消耗的基本原则仍大体得到贯彻，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国民政府持久消耗战略在具体运用方面，情况比较复杂。关于持久消耗的方法，蒋介石主要是出了十二个字，即：“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他具体解释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未来战争的成败，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有一切的土地，不作生产上的利用，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要谋求种种有效的方法，使地能尽其利，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我们现在要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耗敌人的实力，争取最后的胜利。”［①ｇ］利用广土众民的优势，尽量消耗敌人，以达到拖垮敌人的目的，是蒋介石实行持久抗战的基本依据。 如何有效消耗敌人，在敌欲迅速消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既尽力避免与敌主力过早决战，同时又达到阻敌迅速前进的目的，这是中国统帅部面临的又一难题。在日寇汹汹而来的形势下，进行顽强抵抗，充分打击杀伤敌人，遏制敌军侵略势头，是持久消耗抵抗不可或缺的一环；同时，掌握消耗的效率和限度，避免被迫进行过早的主力决战，又是达成持久抵抗的基本条件。故而，中国统帅部特别重视争取战场主动，强调要“致人而不致于人”。蒋介石指出：“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拒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凡我军放弃的地区，皆所以减少无益之牺牲，避开敌人的企图，同时逼迫敌人入于我方自动选择之决战地域，予以打击，长期抗战，此为最大要策。”［②ｇ］他还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③ｇ］按照这一思路，抗战初期，中国通过淞沪会战等作战部署，客观上达成了使日军主力由华北分流至长江流域的战略意图［④ｇ］，使我军沿战力相对较强的长江流域节节抵抗成为可能。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作为淞沪会战的后续战役，基本未出中国统帅部的意料。淞沪会战及长江流域战场的开辟，对中国达成持久抵抗部署有不容低估的意义。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持久消耗战略的运用上有成功的一面，同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纯的防御战术所致。在对日消耗战中，蒋介石过多强调深沟高垒的阵地防御，没有充分估计到运动战的巨大意义，屡屡要求部队坚守阵地，“以雄厚的兵力，作纵深配备，准备充分的弹药、粮秣，为持久战守之计”。［①ｈ］阵地消耗战虽对消耗敌人，争取时间有一定作用，但在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单纯的阵地防御，也极易损伤有生力量，影响战略持久。蒋介石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中深藏的潜力，对动员全国抗战力量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对依靠人民群众的游击战缺乏足够认识，其持久消耗战略仅仅限于单纯正规军的军事行动，持久的意义、作用因此大打折扣。应该说，蒋介石的持久消耗战略基本还只停留于感性层面，零碎不成系统，远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 在这一问题上，当时一些军事学家和爱国人士的议论倒不乏真知灼见。蒋百里阐述运动、速决和持久的关系时说：“我们固然要求持久战，但其先决条件，便是要使军备增加运动性，因为我们要以持久为目的，速决为手段。”［②ｈ］施复亮则提出“民主的抗战”的口号，主张：“我们的抗战，必须是全面的抗战。所谓全面的抗战，不仅在地域上要全国一致地抗战，而且要在社会活动上各方面一致地抗战。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能单限于军事方面，必须扩张到政治、经济、教育、宣传各方面去。”［③ｈ］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触到了持久抗战战略的核心。当然，真正从理论上全面、透彻阐明持久战略，并在实践中坚定贯彻执行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人。 三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抗日战争的第一线，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持久抗战战略思想，并成为中华民族抗日御侮的理论指导。 早在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６日，全面抗战刚刚爆发时，朱德就明确指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坚苦的抗战”［①ｉ］，要求全党全军作好持久抗战的准备。８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代表中共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提出了中共方面拟定的《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主要内容为：战略方针为持久防御战；基本作战原则是运动战，避免单纯的消耗战；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造成主力运动歼敌之有利时机。［②ｉ］ 从这些原则看，中共一开始在战略上就有较成熟系统的看法，中共的观点对中国统帅部正确制定抗战指导方针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继朱德之后，中共和八路军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等相继发表文章，阐述持久抗战的战略问题。刘少奇指出：“日寇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只有在持久战争中才能最后战胜它。”［③ｉ］彭德怀则提出持久战的几个具体战略与战术：“甲、战略的防御与战术的进攻；乙、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丙、持久的消耗战；丁、争取主动；戊、节约防御的兵力。”他高度评价游击战争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动员与发挥民众参加抗战，只会提高政府的威信，与增强抗战的力量，使持久的抗战具有坚实的基础。也只有这样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最终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①ｊ］彭德怀的文章，表明中共持久抗战战略已基本成型。 毛泽东集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进一步概括和升华了对日持久战的战略理论。从１９３８年初开始，毛泽东即着手系统研究军事战略理论，５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发表，标志着中共持久战理论臻于成熟。 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战略主要包括如下几部分： 第一，通过对抗战客观规律的总结，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阶段。中共以战略相持作为抗战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强调这一阶段“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②ｊ］“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③ｊ］战略相持阶段是中国由弱变强，由守转攻的总枢纽，是对日持久战略的灵魂所在。战略相持阶段的提出，是中共对抗战战略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二，确定了运动战、游击战的基本战略地位及“外线的速决进攻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指出，抗战从整体上说，中国主要处于防御态势，但战略的防御并不等于具体到战术和每个战役上都是防御。防御中应该有进攻，以进攻求得更好的防御；持久中应该有速决，以战役的速决达到战略的持久。通过主动进攻，以战役的外线维持战略的内线，以外线的速决战改变内线的不利态势，这一环环相扣的防御战略，充满了积极主动的精神。 中共提出的贯彻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彭德怀指出：“积极防御的要诀，在于：乘敌在运动中或敌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减少敌人飞机大炮及其它机械化学兵种配合的效能。只有在运动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最好手段。防御也是为着节约兵力，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手段。”［①ｋ］运动战是抗战全过程中的主要作战形式，利用我国土地广大的优势，实行大踏步进退，不死守一城一地，而在运动中分散敌兵力，寻机歼灭敌人，是我军积极防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由于抗战的特殊形势，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占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指出：“从整个的抗日战争看来，只有将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集合了许多，即从进攻战中打了很多的胜仗，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②ｋ］抗日战争的实际进程表明，敌后游击战通过主动出击、消灭敌人，牵制敌军兵力，阻滞敌军进攻，并在战斗中不断削弱敌人，壮大自己，逐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游击战略的提出，是中共军事战略思想的一项伟大创举。 第三，要求全面、准确把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毛泽东认为，在中国战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灵活制订战略战术，争取战争主动，是持久作战的基本要求之一。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③ｋ］当然，强调灵活、主动，并不是不要计划，毛泽东指出：“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④ｋ］，战争计划需应时而动，必须以持久抗战和争取主动为中心，“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的意见”。［①ｌ］ 第四，抗战是全民族的人民战争。彭德怀指出：“中华民族能否从持久的抗日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完全在于能否动员全国一切人力物力，为争取抗战胜利而进行顽强的不疲倦的斗争。”［②ｌ］抗战不仅仅是中日双方的军事对垒，同时更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总体战，中国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调动起全国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举中华民族的全部力量进行全民抗战。“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ｌ］民众中蕴含着丰厚的潜力，是中国抗战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原动力，“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④ｌ］ 基于对民众力量的充分认识，中共在抗战中始终十分注意发动、组织民众，敌后广大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就是在民众的支持下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众工作，是中共领导武装抗日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共为持久抗战战略贡献的神来之笔。 四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指导方针，坚定、彻底，深深契合着中日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国民党持久消耗战略相比，虽然双方在持久抗战力争胜利这一战争总目标上基本一致，但中共的持久战略从完整性、科学性、系统性等各方面看，显然都要高出一筹。首先，中共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中日战争中国的反侵略正义性质，从敌退步我进步这一根本趋势出发，加深人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对抗战发展阶段性的准确揭示和把握，也使抗日持久战略更加严密、科学。其次，国共两党在抗战路线上存在重大差异，中共持久战依靠的是全国广大民众，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而国民党方面则坚持片面抗战路线，将持久抗战的希望寄托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上，因此一旦形势发生变化，国民党的抗战态度远不如中共坚决，战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显不足。第三，中共持久战理论强调运动战、游击战的重要意义，从战略高度对游击战进行了重新阐释；而国民党方面则过多依赖阵地消耗战，战术上缺乏灵活性，战略上也不具备中共表现出的强烈创造性和远见卓识。毫无疑问，正是中共的持久抗战战略，为中国抗战的胜利进行指明了方向。 当然，在充分肯定中共持久战略指导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对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客观地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抗战指导对战争全局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当时情况下，国民政府贯彻持久消耗战略，在正面战场积极与日军周旋，并力争在战争全局中争取主动，打破日军迅速灭亡中国的梦想，这是应该充分予以肯定的。另外，西南抗日根据地的策定及阵地消耗战的艰难、持续进行，也使我国获得了稳定的抗战后方，保证了抗日持久战的平稳发展，为中共武装开展运动战、游击战，争得了宝贵时间。 总之，持久抗战战略的形成、发展，是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民族团结御侮的典范。国民政府和广大爱国人士为此作出了自己的努力，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①ａ 陶菊隐说：“百里的国防计划，中日战事一旦发生，中国的战时大本营宜设于芷江、洪江一带，这地区有森林、矿产，又有沅水贯流其间，是天然的防守地带。空军基地则以昆明为宜。”《蒋百里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６页。 ①ｂ 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９册，中央日报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９０页。 ②ｂ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１册，第４６３页。 ③ｂ 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１册，第４５５—４５６页。 ④ｂ 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４页。 ⑤ｂ 黄杰：《老兵忆往》，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８９页。 ①ｃ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１年版，第３３６页。 ②ｃ 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３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４７１页。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再次谈到：“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为止，那时候是仍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真正找到了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前揭书第１４卷第６５３页。 ③ｃ 《１９３６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④ｃ 《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 ①ｄ 《民国廿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民国档案》，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②ｄ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③ｄ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９４页。 ①ｅ 蒋介石：《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１４册，第５８３页。 ②ｅ 何应钦：《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台北文星书店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０７页。 ③ｅ 当时有人对蒋、汪在抗战爆发后的态度作一比较说：“蒋公兴致甚佳，甚兴奋，可佩。昨晚还广播，常见外国记者。汪公似甚忧虑，无固定之主意，好人，然恐应此变局有所阙也。”傅斯年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１日致胡适函，《胡适秘藏书信选》（上），风云时代出版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５５页。 ①ｆ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二），第４２页。 ②ｆ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公司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５１页。 ③ｆ 《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２册，第５３６页。 ④ｆ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３卷，第７１１页。 ①ｇ 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委员长训词选辑》第３册，第９４—９５页。 ②ｇ 蒋介石：《抗战军事与外交》，《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３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编印，第３８５２页。 ③ｇ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一），第４５页。 ④ｇ 参见拙文《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①ｈ 蒋介石：《抗倭战术之研究与改进部队之要务》，《先总统蒋公全集》第１册，第１１２２页。 ②ｈ 蒋百里：《速决与持久》，《蒋百里先生文选》，国防学会１９４３年辑印，第２５７页。 ③ｈ 《抗战言论集》第１辑，上海进化书局１９３７年版，第１２页。 ①ｉ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１２期。 ②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２卷，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２５页。 ③ｉ 刘少奇：《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政策问题》，《六大以来》（上），第９０７页。 ①ｊ 彭德怀：《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先决问题》，《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２５期。 ②ｊ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３３页。 ③ｊ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３６页。 ①ｋ 《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２５期。 ②ｋ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３７８—３７９页。 ③ｋ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５５页。 ④ｋ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２页。 ①ｌ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６４页。 ②ｌ 《解放周刊》，第１卷第２５期。 ③ｌ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１８页。 ④ｌ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４８８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