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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的武昌起义和1912年2月12日的清帝逊位，不仅宣告了满清王朝的覆灭，同时也标志沿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晚清中国政局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动，既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也是一个世界性事件，它在当时就引起世界几个主要列强的密切关注和反应。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学术界已做过一些研究。大致说来，国内学者多数站在辛亥革命的立场上，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对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貌视“中立”，实则敌视和破坏[1]，但也有个别学者如台湾的王纲领教授和大陆的王立新教授，在他们的论著中指出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采取了比较客观的中立政策[2]。国内学术界有关这一问题所做的探讨，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检讨以往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大致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这样三个问题：一是偏重考察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并站在革命派的立场上看待问题，比较忽视考察美国政府对清朝政府的态度和反应；二是将美国外交官的个人意见和态度等同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忽略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三是在史料的引用上没有注意时间概念，忽视了美国外交官和美国政府的态度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化。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美国政府对晚清政局的这一变动的反应做进一步的考察，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一、辛亥前夕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的观察和判断 1908年11月14、15日，清朝两个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相继去世，标志着清朝统治进入了后西太后时代。3岁的溥仪继任皇位一年之后，随着中国国内各项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各地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中国政局在进入1910年之后引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有关列强的高度关注。 1910年1月15日，上海卜内门公司创办人、英国人李德立（Edward S·Little）在对江苏、湖南、湖北等省的考察后，向英国政府撰写了一份关于中国政局的秘密报告。在该报告中，李德立根据江苏湖南等地人民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中国国内弥漫有关列强将瓜分中国的舆论，以及清政府的财政困难和人民的普遍不满，认为中国目前的局势非常接近1900年发生义和团运动时的情形，“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整个政策和想法是直接或间接地对准外国人”，写道：形势发展如此迅速，尽快通报这个帝国内目前事件的发展趋势是合理的。在前几年里，我一直报告，根据我的观点，拳乱复活的可能性很少，虽然也存在以前的排外，但采取限制外人权利的形式，而没有割断他们的咽喉。现在有一种说法，我们正在从那种状况进入到一个更为敏感阶段，我们可以预计会有义和团形式的激烈的流血的排外暴动，只不过它将由学生阶层领导。爆发那些突然事件是不可避免的，除非采取一些直接的激进的措施，这是目前政策的唯一结果[3]。 对于进入1910年的中国政局，美国在华外交官的观察和看法不尽相同。3月5日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在将尔利特秘密报告转交国务院时表达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李德立的报告“似乎根据不充分的证据得出十分严肃的结论”。在中国国内是否存在排外运动问题上，费莱齐承认中国国内“对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有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它迫使政府只要有可能就赎回此前已允予外人的实业、铁路和开矿权利及让与，结果这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被遏制”，“他们宁愿他们的国家处于不开发状态，直至中国能由他们自己开发，不愿中国被外人剥削”，但费莱齐不认为将发生义和团性质的排外暴动，指出“就我目前所观察到的，不存在一种协同的排外运动。有关中国将被瓜分的谣言不时出现在当地的报刊，但它正在失去对人们的影响。……湖南表现出来的排外情绪不能说在中国具有普遍性，该省的大部分鼓动宣传是由于学生阶层。激发广东人的精神似乎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外国人。”对于清朝政府，费莱齐认为确乎“在财政、货币和税收方面陷入严重困境之中”，但不认为存在发生土耳其性质的革命，军队发生哗变，推翻清朝统治的危险，指出摄政王政府已意识到军队忠诚的重要性，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如果青年中国的思想在军队在扎根，最近土耳其经历的事情无疑会重复发生，但中国军队在组织上不能与土耳其的军队相比，这种运动更容易被扑灭。中国的武装力量足以扑灭任何一次一般的起义，在军官当中没有任何不满的迹象。只要他们按时领到兵饷，没有人在目前这套人事和升迁制度中起来闹事。”他的结论是：“总之，除了反对外国人开发中国资源外，我既没有看到对外人反感情绪的增长，也没有看到有即将发生排外骚乱的迹象。但中国无疑正经历一场严重的国内危机，有许多危险因素。很容易看到一场反对朝廷的运动或一次纯粹国内原因的暴动如何演变为一场排外事件。”[4] 但不久发生的长沙抢米风潮及在南京等地出现的反对外国人和反对清朝统治的传单一度使美国外交官神经紧张。1910年4月18日，驻汉口总领事致函助理国务卿，汇报长沙4月13、14、15长沙发生的严重暴乱。[5]5月16日，海军部致函国务院，转告在汉口的美国军舰Helena指挥官关于长沙抢米风潮的电报，称长沙的形势十分不利，一场人民起义极为可怕。5月11日所有外国人接到官方通知，前往炮艇避难。[6]5月17日，嘉乐恒电告国务院，称接到南京领事来函，那里流传各种令人不安的谣言，类似此前拳乱的反对朝廷和反对外国人的迹象十分明显。领事团已向总督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醒形势的严重性，强调立即阻止排外运动的重要性。已电示舰队司令准备军舰前往南京，以备急需。并称：据中方可靠消息来源，可能在最近发生严重的革命运动。虽然目前不能证实这一消息，但与各使馆收到的对形势的悲观报告相符合，并且由于可能歉收，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的骚乱。[7] 长沙抢米风潮平息之后，同时鉴于原来谣传的在南洋劝业会开办之际南京将发生排外和反清革命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嘉乐恒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又有所改变，既悲观，又乐观，一再表示中国的形势充满不确定性，需要加以密切关注。5月28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如果我没有提请国务院注意南京领事有关该城存在排外运动迹象的报告，这是我的失职，但我不倾向于夸大它的重要性。通过我发去的几封电报，国务院已知道长江流域盛行的骚乱，我认为粮食的歉收将会引起这种骚乱的扩大，这是完全可能的。粮价和中国骚乱的程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并且总是存在着任何反对朝廷的运动都可能转变成反对外国人的危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可令人相对乐观的迹象。虽然南京和长沙的骚乱令人不安，但似乎没有任何有广泛组织运动的证据，所发生的骚乱一直是散漫的，没有系统的。虽然华中华南的秘密革命会社完全可能进一步推进他们的事业，但也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胜利。危险更在于继续郁积的不满和当局无力镇压叛乱所造成的后果。……虽然很难预见事件的发展，但我希望可能发生的诸如此类的骚乱至少会被局限在一个有限的区域内。然而，形势必须加以审慎观察，任何时候都可能证明判断有误。[8]7月5日，嘉乐恒又在报告中写道：“我没有经常向国务院汇报有关中国的政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最近没有需要编年记载的事情。虽然局势尚不明朗，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同时也没有发生任何奇迹，允许人们推迟对不可避免的悲观主义的预测，推迟预测结帐的日子仍然遥远。目前可以说的是，湖南的相对秩序和平得到恢复，虽然又发生一些新的骚乱，并且在最有利的情形下，也有可能再次发生，但没有任何革命运动开始广泛扩展的迹象。在南京展览会开幕之前，人们经常说，这一事件为革命提供了一个目标，外国人的聚集为发泄排外怒火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出口。虽然我们在南京的领事对此完全相信，但我不能说这些报告是否有严肃的根据。无论如何，迄今军舰和地方督抚的有力行动成功地维持了秩序。值得庆幸的是，与中央官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任的武昌总督和安徽巡抚都是能干的强权官员。他们的权威对于在收获季节之前不要发生什么紧急情况是必需的。”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嘉乐恒除了关注民众的排外和反清起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之外，还注意到地方立宪派势力崛起对晚清中国政治的影响，他在报告中指出：“虽然我们甚至不能模糊地看清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理由说地方谘议局的行为可能会使民众激动，而不是使民众变得平静。从他们的讨论中将会盼来一些排外措施。中央政府不希望增添他们所已遭受的公愤，似乎愈来愈准备屈服于地方意见的压力。在袁世凯和张之洞时代几乎没有听说的地方运动成为头等事件，现在看来能威胁北京。满清王朝的最大危险就在于这个弱点，以及由灾荒引发的不满。”另外，与代办费莱齐认为中国不存在土尔其革命的可能性不同，嘉乐恒认为存在新军起义推翻清朝统治的危险。他根据当时中国国内对摄政王载沣任命他的二个弟弟载涛和载洵分别负责陆军和海军、独揽军权的不满，以及各地军队不是从陆军部得到军饷而是从省库中支付的情况，认为“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导致减少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依赖。虽然没有有关军队的“道德”或纪律方面的确切情报，但如果某一天土耳其的事例在这里重演，一些低级军官开始发动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不会令人感到惊讶。”[9] 然而，尽管嘉乐恒意识到中国政局各种充满危机，但他同时表示不能确定清政府会很快覆灭。8月23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一面继续报告清政府统治已失去人心，前景黯淡，指出“正若我以前所报告的，3个月前的混乱状态虽然消失了，但一直存在许多骚乱，它们本身虽然没有任何特殊意义，但表明在中国存在着尚未燃烧的怒火及对官员的不满。在山东的中心，最近发生了一次由于当地官员征税引起的起义（指1910年7月山东莱阳民变——引者注），只是用极为血腥和残暴的手段加以镇压，招致朝廷的谴责。在湖南，当地报纸说革命党人公开武装，而广东周围的乡村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云南也有新的骚乱的报告。然而，人们如何不愿意给这些迹象赋予不恰当的重要性，在象中国这样如此巨大和地方分权的国家，骚乱总是可以预计的，综合考虑国家的财政困难，各省谘议局的混乱以及北京满洲朝廷与中国其它地区愈来愈扩大的裂隙，人们不可能不认识到前景是没有希望的。”但同时又表示：“如果国务院将这些话看作是对中国马上要发生动乱的一个预测，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不管这种动乱是在一年之后爆发还是在10年之后，我都不能看清楚。目前的危机也许可以伴随不时出现的骚乱而和平度过，也许在关键时刻从内部出现一位改革人物，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没有指出最熟悉中国的人人士的观点——乌云正在这里聚集，不满的种子已被播种，革命的因素已经具备，这将是我的过失。”[10] 如果说嘉乐恒对辛亥前夕中国政局的判断既悲观又乐观，模棱两可的话，那么负责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务院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则要乐观和确定得多。1910年7月26日，亚洲舰队司令哈伯特（Hubbard）致函海军部，汇报中国国内政局，也认为中国不久可能会爆发严重的骚乱或革命，建议增加美国在中国的海军力量，以保护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称：“我希望海军部注意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发生严重和广泛骚乱或者革命的可能性。我得出这一看法是对局势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根据那些直接处理最近骚乱官员的报告和骚乱本身的性质，以及与那些长期居住在中国的人士的交谈，他们的地位及经历使他们的观点受到尊重。我不能冒昧地预测这种暴动什么时候爆发，也许就迫在敏捷，也许推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守的说法是，除了组织和领导人外，所有产生这种事件的因素现在都已具备。在这种情形下，对我来说，希望知道我们政府在这些事件实际发生后的政策是什么：是否继续我们传统的不干涉政策，除了有必要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之外，或者是否与其他一道进行某种形式的干涉。不管我们政府的政策是什么，肯定的是在任何一次暴乱中，迟早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各种保护要求使我指挥下的舰队负荷，因为这些要求来自许多地点，彼此相隔遥远。如果我们不能满足这样的保护，海军部在这里和国内会受到许多的批评。不管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认为通过派遣更多的炮艇和小型巡洋舰增强舰队的力量是必不可少的。虽然美国在中国真正可见的利益是比较并且实际上也是相当微小的，但对未来的可能性有一确定的期待，这就要求我们消除将中国命运完全委弃给其他列强的念头。因为如此，我们似乎应该准备如果必要，我们应宣称我们认为恰当的权利。……我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向海军部告诉这一事实，如果来自不同地点同时要求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在这里的海军力量尚不足以满足要求。”[11] 9月初，海军部向国务院转达亚洲舰队司令的报告，征求国务院的意见。但国务院并不赞同亚洲舰队司令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对清朝的统治持乐观态度。在9月15日写给海军部的复函中，代理国务卿指出：虽然嘉乐恒的报告也有同样的担忧，但国务院不认为中国近期有严重的起义。在中国产生革命所必需的因素无疑是真实的，但这在中国过去20年里一直是真的。的确发生了许多突发事件，但宣传革命的有许多不同的秘密社会，它们彼此猜忌，完全缺乏组织和合作，以至此前发生的所有的起义很容易就被镇压。国务院没有得到任何有关相信这种情况已发生变化的消息。[12]同时，国务院坚决否定报纸上有关美国政府就中国局势召集内阁会议，准备远征的报导，宣称这些报导毫无事实根据，要求新闻部门予以反驳，表示“国务院不认为中国目前存在危险局面”。[13]嘉乐恒也否定中国近期有爆发革命或排外运动的可能，指出“根据对可靠消息来源的调查，这个国家总的来说处在一个相对平静的状态，大约4个月之前所说的那些不安迹象现在大部分已经消散，排外迹象也很大程度减弱。”嘉乐恒怀疑有关谣传可能出自日本，认为“日本人将它们假祸于美国的用意是为了抵消最近陆军部长和美国商业访问团访问在中国所产生的友好感情”。[14] 1911年4月同盟会会员温生才谋杀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和广州黄花岗起义及革命党人进攻广东佛山顺德的失败，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清朝统治的信心，同时看到革命党人无意敌视外国人和外国人的利益。5月4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在向国务院汇报广州三二九起义的经过之后写道：“普遍认为外国人没有故意被骚扰的危险，革命运动是否会是十分严重或者可能发生遍布中国的总起义，我个人认为没有这个可能。革命党人使他们的行动不致招来外国列强的干涉，这显然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他们只有通过全面地保护外国人和财产才能获得成功。”[15]4月间，美国驻广州副领事巴特勒（Hamilton Butler）在撰写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革命党人在起义过程中对外国人采取了保护态度，并就根据这三次事件暴露出来的弱点，诸如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实行军事冒险主义，脱离民众的支持等，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成功，清朝军队比革命党人更有力和强大，有能力对付革命党人的起义，指出“导致27日起义失败的因素将有会使同样的起义失败，直到起义改变策略”，断言在革命党人“得到更好的武装和组织之前，他们很少有成功的希望”，并表示“革命党人要做倒这些将需要几个月也许几年，而在此期间清政府有做好防备的各种机会”。巴特勒还认为，导致爆发革命的原因，一是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对人民的压迫，横征暴敛，征收各种苛捐杂税；二是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丧权辱国；三是最近的立宪自治运动和报纸的宣传和鼓动激发了民众的政治热情。其中，关于清政府对外软弱无能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他这样写道：“外国人大规模来到中国是在现在的王朝统治下开始的，结果满清要为迄今发生的失去的尊严、荣誉和领土负责。公正地说，这不能用来反对满清，因为如果一个汉人的王朝当皇帝，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同时，这就给那些不喜欢满清和外国人的人提供了一个论据的武器。满清统治者原则上强烈排外，但这一事实在中国人看来，不能弥补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所遭受的耻辱。在与日本和欧洲国家的战争中，中国一直不断遭受沉重的失败，而中国人是一个充满自豪感和有意识的种族。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租让领土”的损失，他们不能平静地看待条约口岸的开放在他们藐视的人的统治之下，他们不能泰然地看待在他们的国境内实施治外法权及强迫他们忍受不受喜欢的宗教传道。所有这些事情都令他们痛心疾首，他们指责满清允许它们的实现。现在，更开明的中国人欢迎平等对待他的外国人来到他们的国家，但大部分的民众却不是这样，除了在通商口岸及附近地区，传统的排外情绪在中国依然象从前一样强烈。”[16] 广州副领事的这份报告受到总领事、驻华公使和美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可。驻广州总领事称赞这份报告“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意义，并且展现了对中国历史和性格的知识，这只有通过近距离的研究和观察才能获得”。[17]嘉乐恒也夸张这份报告的观察“既有意思又有指导性”，在6月5日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接受巴特勒的分析，指出目前在中国人再度燃起的对清朝统治的普遍不满，“首先来自对中国政府与日本和俄国在处理蒙古、满洲领土主权及与英国云缅边界争端和鸦片贸易问题上软弱的不满。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的成立为人民提供了一个表达不满的新的途径，他们很快将这种不满转变为对抗中央政府的态度。过去几个月里，在帝国境内流传列强将瓜分中国的传言。这些传言由当地的报纸加以传播，不断地在全国各地之间传开，提议成立鼓动人民反对外国人和他们自己政府的组织活动”。为此，他指示美国领事与中国地方官一道取缔排外宣传。[18]国务院在收到巴特勒的报告后，也致电嘉乐恒，对巴特勒的工作予以表扬。[19] 对于清政府5月9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中国民众的愤怒和抗议，嘉乐恒有所警惕，在6月5日的报告中指出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违背民众的意愿，已极大地激怒了激进分子，警告“形势极易转变为危机，需要审慎观察”，但鉴于湖南和广东的保路运动被清政府分化和平息及美国推行的“金元外交”政策，其他的美国外交官对铁路国有政策后果的严重性依然缺乏认识。在四川成都保路运动演变为武装反清斗争之后，尽管驻华代办卫理指示将在成都的美国公民撤往重庆，频频报告“成都与重庆的通讯线路被切断”，“反对外人修建铁路在四川正引起严重骚乱”，“四川形势恶化”，“成都发生战斗”[20]，但仍相信清政府能够平息事态的发展。9月28日，代办卫理在向国务院具体汇报四川保路运动的前后经过后，认为事态的发展可以通过满足地方铁路公司的要求而获得解决，称“情况可能会是，双方的领导通过讨价还价，通过完全支付老公司持股人获得和平解决，也就是说支付1100万两，包括橡胶风潮中的损失”。[21]此前亚洲舰队司令默多克在9月25日写给海军部的关于扬子江流域形势的报告中，也乐观地认为清政府能平息保路运动，危险在于解决长江流域因水灾造成的饥谨问题，指出：铁路问题和迫在眉睫的饥谨两者正在威胁内地的和平。如果这两者被政府有效的控制，和平会得以维持。由于修建铁路影响到帝国的外交关系，相信政府会尽其所能地镇压四川的骚乱，并避免其他地区发生类似事件。令人怀疑的是，当局是否会比他们在类似事件中更有力地处理饥谨问题，在冬季和早春，粮食风潮将会变得十分频繁。在整个华中和华南地区，到处弥漫着一种反对朝廷的情绪，一场街头风潮就有可能导致起义或革命。只要秩序得到维持，外国人在任何地方都是安全的，但如果地方当局比较衰弱，他们将会受暴民行动的危险。因此，长江流域的前景可以认为是严重的，这种状态将会维持数月。如果对帝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对灾民进行足够的官方救济，那么，和平与保护外国人及外国人利益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22] 总之，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夕，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虽然意识到中国国内发生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但鉴于各地的反清起义及民众的反抗斗争都被清朝政府镇压，以及革命党人缺乏统一的领导等弱点，同时鉴于积极推行“金元外交”，发展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对爆发全国性的革命缺乏认识，对清朝政府不久在辛亥革命中覆灭并没有先见之明。对于中国国内纯粹的反清起义，美国政府虽然出于秩序和安全考虑，多持反对立场，但只要它们不针对外国人，一般都将它们视为中国内部事务，并无直接干涉之意。 二、 对辛亥革命的反应 1911年10月10日，由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应验了嘉乐恒一年前关于中国存在爆发土耳其式青年军人革命的预言。但在武昌起义爆发时，这位美国驻华公使已回国述职，并不在中国。美国在华外交官和美国政府对武昌起义的最初反应，大体沿袭此前的态度。 10月11日凌晨1时，也即在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天晚上，驻华代办卫理就把这一消息电告国务院，称：“顾临（Greene）来电，二天前在汉口俄国租界抓到几位革命党人，昨天5人被处决，昨晚随即发生数百名士兵兵变，他们焚毁汉口对面的营房。”[23]上午8时，卫理又电告国务院，报告“今天兵变者占领了武昌”。[24] 同日，卫理在信中向国务院汇报四川保路运动形势时，还将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运动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导火线，指出：“这场动乱显然由革命党人煽动和领导，他们利用铁路的麻烦来推进他们的事业。我今天发给国务院的电报显示，革命派的活动已扩大到汉口，在那里许多领导人昨天被处决。这一偏激的行动引发了军队中的兵变，他们焚毁营房，举行暴动。鉴于这场运动宣布进入革命阶段，目前这场动乱的直接原因——清政府的铁路国有化政策，几乎被人遗忘。”[25]同时，卫理在11日的两份电报中还强调武昌起义对外国人实行了保护措施，称“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12、13日，美国驻汉口总领事顾临和代办卫理及海军部也分别致电和致函国务院，报告在武汉的所有美国人都安全转移到汉口租界内。[26]鉴于革命党人对外人采取保护措施，美驻汉口领事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就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方面拒绝清朝地方官员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表示“只有租界区将受到保护”。[27]同时也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对军政府有关不得支持清政府的照会拒绝回复。[28] 根据武昌起义发生的情况，代办卫理在12日午夜12时在致国务院的电报中，将武昌起义定性为 “自太平天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叛乱”，同时再次肯定“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29]根据在华外交官的报告，国务卿诺克斯于13日向塔夫脱总统汇报中国政局的变动时，也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同时对革命党人保护外人予以肯定，并认为这将它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避免招致外国人的干涉，指出：“中国发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就这次的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30] 美国外交官和国务卿将武昌起义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叛乱，固然表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尚缺乏正确的判断，但他们没有将武昌起义定性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承认了武昌起义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满革命，属于中国内部事务，排除了进行干涉的必要性。正是根据武昌起义的这一性质，14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兰斯福德·米勒就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提出5点政策建议：一、由美国亚洲舰队保护长江流域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二、将边远地区的美国人转移到外国租界加以保护；三、在中国各派之争中保持中立；四、反对各国单方面进行军事干涉；五、遵守《辛丑条约》签约时列强达成的协商一致的原则。[31]同日，根据远东司司长的建议，国务院致电美国驻法国、英国、俄国、意大利等国大使，就联合将在遭受动乱影响地区的各国公民集中至外国军事人员容易进入的港口和如何进一步共同保护外国人的利益，征求各国政府的意见。[32]在随后的革命期间，美国政府始终奉行护侨、保持中立和与列强协商一致的政策。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和外交官在辛亥革命中拒绝支持和承认革命军的做法，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是有待重新看待的。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在美国曾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10月18日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希望能进行一次秘密会晤，国务卿诺克斯以孙为“对现存政府进行推翻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同时，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诺克斯的这一态度的确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意义和前途缺乏认识，不支持反清运动，但需要指出的是，鉴于清朝政府是当时美国承认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政府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国际法的，并没有违反美国的中立政策；相反，倘若诺克斯接见孙中山，支持美国银行家和美国公民帮助孙中山推翻清朝政府，则有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行为与日本政府既拉拢清朝亲日派同时又暗中与革命党人接触以谋取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和控制，形成显明对照。[33]同样，嘉乐恒在11月11日拒绝南方革命党人要求他向摄政王转达要求清帝退位的信件，也并不表明嘉乐恒支持清朝政府，他这样做只是出于美国的中立政策。11月22日嘉乐恒在向国务院汇报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时，虽然认为共和制不适合当时中国国情，某种有限的君主制最有可能适合中国，指出“中国人普遍不识字，他们的地方偏见和不了解自治的原则，使得他们不可能成功地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如果没有由世袭的统治者提供这种基础。”但在报告中他同时明确指出：“必须承认，革命党人坚决不愿接受满清统治者，也许我们将会愉快和惊讶地发现中国人能够领导一个共和政府。”当资政院代表于20日就中国未来政体问题当面向他请教意见时，善意地建议他们在建立美国式的地方自治或联邦政府过程中，应注意在维持地方自治和国家最高权威之间平衡的困难，明确表示，作为一个美国公使，他不能干涉中国的国内政治，但出于关心中国福祉，我希望尽快恢复你们国家的和平。[34]12月中旬，美国政府出于与列强一致行动考虑，同意嘉乐恒与其他国家代表一道非正式照会南北双方代表，敦促南北达成协议，但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始终强调以不违背中立政策为前提，表示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指示嘉乐恒和上海领事维礼德“认真地维持严格的中立”[35]，并向各国强调“必须保持联合行动”，表示对于是否应采取进一步措施迫使南北达成满意的结果问题各国“有一些不同意见”。[36]正因为美国政府严格奉行中立，对英国和日本企图压迫南北双方达成协议持消极态度，以致英国公使朱尔典向嘉乐恒解释“友好的调解是必要的”，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发挥更大的影响”。[37] 对于1911年12月29日南方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选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两种不同态度。大致说来，在香港和上海的美国外交官偏向对孙中山领导南京临时政府持肯定态度，给予积极评价。12月21日在孙中山抵达香港后，美国驻香港领事安得森（George E. Anderson）当晚就安排会面。次日，即将孙中山的革命方案和目的转告国务院，称孙中山的到来“标志着进行中的革命运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38]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他又建议美国政府予以承认，指出“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是美国式的，无论是财政支持、革命理想、政治体制还是革命精神，都来自美国；美国应立即承认此一临时政府，以表支持。……美国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旧中国已经死去，一个新政权已经到来。并且，在这个新政权中，美国有着发展自身利益和为一个伟大民族服务的机会，这一机会以前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39]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墨多克也在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日致电海军部，称孙的当选无疑将会起到联合革命党人的作用，他的领导地位被各派承认，“这里的外国人也钦佩他的能力和魅力”，“革命党人认为根据12月28日的上谕，清朝已经退位”。[40]在孙中山正式就职后，他又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做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孙中山有关外国知识比任何革命党的领导人都了解，他是一位温和的共和主义者，他的回国产生了一些良好的结果，部分压制了革命党人中的一些激进分子。[41]与此相反，在北京的美国外交官尤其是驻华公使嘉乐恒，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持不信任态度，充满偏见，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缺乏权威性和代表性。在不了解各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系以每省一票而非以参加会议代表每人一票的情况下，嘉乐恒便以参加会议的人数，说明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临时大总统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他在1912年1月5日致国务院的电报中称：在参加会议的48人中只有17名省代表选举孙中山，其它的报告也证实革命党人不团结，没有获得独立省份人民的信任。[42]1月16日，嘉乐恒在写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再次强调孙中山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指出：“南方共和运动的弱点在于这场运动几乎完全在广东人的推动、支持和控制之下。孙逸仙不论其品格和能力如何，在这里都不被认为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出生在沿海，在国外接受教育，其一生大部分时间系在国外度过。他对中国的内地，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一无所知。中国各省之间，特别是内陆和沿海各省之间猜忌和敌对甚深。因此，在满清势力被驱逐之后，孙中山是否能够控制形势和赢得互相敌对的各种势力的支持，是十分令人怀疑的。[43]”1月30日，嘉乐恒又在电报中希望国务院不要被香港和上海两地有关革命的报导所迷惑，表示“公使馆收到的来自中国各地的情报不支持香港和上海对于有关革命的乐观的观点”。[44] 美国政府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则继续奉行中立政策，一方面继续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但另一方面鉴于中国的许多地方实际已处于革命政权的控制之下，美国政府改变以前完全不与革命政府接触的做法。1912年1月13日，国务院指示美国驻中国领事严格执行中立政策，但必要时可与革命军领导人建立非正式关系，以保护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指出“与革命军领导人保持联系的事实，无论是口头的还是文字的，都不能被认为承认革命党为能负责任的政府。但是革命党控制着地方政府机构，在很多地方履行着政府的职能，对涉及到美国政府利益和美国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行为负有责任，因此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私下和非正式地接受革命党领导人与美国公民和财产安全有关的书信。”[45]在1月19日接到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呼吁美国政府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来电及20日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墨多克关于英国使馆秘书和英国驻南京领事拜访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联络的报告后，国务院也指示美国的外交官与南京临时政府进行接触。22日国务院即致函海军部，建议海军部指示墨多克尽快前往南京，考察和报告那里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有关革命运动的凝聚力，以及南京临时政府多大程度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意愿。[46]次日，国务院又致电嘉乐恒，指示公使馆秘书丁家立前往南京，执行同样使命。[47]在对南京临时政府进行考察之后，丁家立和默多克都对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做了正面的评价。丁家立给嘉乐恒的报告中认为“革命运动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坚定的决心，南京政府获得了广泛普遍的支持，人们决心为共和主义而奋斗。虽然能否成功还值得怀疑，但什么都无法阻挡人们的努力”，他建议美国政府一旦南北和解，应该立即“承认共和政府”[48]。默多克在给海军部的报告中也表示南京共和政府“无疑代表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我对临时政府官员的真诚和管理革命政府的能力以及他们最终在中国建立一个能够治理国家、保持和平与繁荣的民选政府的信心留下深刻印象，这是我访问南京得出的总的印象。”[49] 总之，对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美国驻华外交官有不同态度，但美国政府直至清帝逊位始终奉行中立政策，并没有借“中立”之名，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进行干涉和破坏。这同样也表现在美国政府对袁世凯和清朝政府的态度上。 三、 对袁世凯复出的反应 在晚清政局演变过程中，袁世凯是一位中外瞩目的人物，与清朝的存亡息息相关。由于袁世凯手中的权力，更由于他在义和团运动中和抵制美货运动中极力保护外人利益，以及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他自1901年和约谈判以来，一直被美国政府看作一位开明的改革派和实力派官员，备加青睐。和约签订后不久，美国政府就支持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1901年11月8日，国务卿海约翰对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致电祝贺[50]。12月6日，柔克义也写去热情的祝贺信致函袁世凯，写道：“我很高兴从美国驻北京公使的来电中获知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没有更合适和有能力的人可以找来接替李鸿章，你的任命对美国国务卿来说则是一件令人满意和愉快的事情。我经常向国务卿和总统谈论有关你的情况。他们与我和其他所有认识你和称赞你在每一职位上所做的工作的人一样，认为你（以下字迹难以辨认）。作为你的老朋友，谨致最热烈的祝贺，并祝你在新的岗位上一切顺利……如果有我可以为你尽力之处，请随时召呼我，我将尽力而为。”[51]1903年3月12日，康格对袁世凯镇压直隶境内的农民起义表示赞赏，指出只有象袁世凯那样采取及时和严厉的措施，才能避免其他地区出现类似的组织，相信袁将会象他开始的那样继续奉行这一政策。[52] 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美国也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十分关心袁世凯在清廷权力斗争中的胜败。而对于1909年1月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美国政府支持嘉乐恒直接进行干涉，指责摄政王刚愎自用，使庆亲王做出将确保袁世凯人身安全，并在适当时机重新起用袁世凯的保证。此后，美国政府一直关心袁世凯的复出，甚至在1910年10月载洵访美期间，塔夫脱总统还表示了对此事的关心。[53] 对于清政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重新起用袁世凯，美国政府和驻华外交官的确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持欢迎态度，希望由袁恢复秩序。10月17日，国务院在向总统汇报中国政局时，就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看作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迹象”。[54] 26日，代办卫理在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则认为袁是能够挽救清朝政府的惟一人物，指出“如果袁世凯能够掌权，并改组政府将业已独立的省份收复回来，那么清朝政府将可得救。”[55]驻华公使嘉乐恒则认为袁是目前中国“惟一有所作为”的人，在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后，即建议美国政府给予贷款支持，指出，“袁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是日常开支的钱。关税已被用于过去的贷款和赔款担保。虽然袁返回北京稳定了形势，但这只是一种期望，而不是已有把握”；“袁说如果没有钱支付地方部队的军饷，他们将会起义或解散。但整个国家似乎都在等待袁”。[56] 然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前并没有违背中立政策，扶植袁世凯。在接到嘉乐恒关于向袁世凯提供贷款的建议后，美国政府在11月18日的电文指示中明确反对，指出“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除了从事帮助中国满足其国际义务及执行正常的行政和警察职能外，国务院认为目前进行任何贷款都是不明知的”。提出贷款的原则是“任何此类的援助都应限制在短期借款，并用于政府的一些急务上，包括镇压非政治性的骚乱，提供赔款基金和其它与外国有关的事情，而不能用于战争目的。贷款应在中国内部各派别之间严格中立，因此应得到各个不同政治派别代表的支持，并且应安排某种监督措施，诸如设立一名外国董事，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并且，由于此类贷款主要为了保护共同利益，因此它们应面向所有与中国有重要关系的国家的国民，可以由本国或其他最有利益关系的国家首先倡议发起”。[57]鉴于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发表的对外宣言中多次声明反对外国向清政府提供借款或其它援助，国务卿规定的贷款原则，实际上排除了向袁世凯贷款的可能性。 在要不要放弃中立、支持袁世凯问题上，驻华公使嘉乐恒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接到国务院反对贷款的电文指示后，嘉乐恒继续说服美国政府支持袁世凯，强调中国形势的严重性。11月21日，他在写给国务院的信中指出“局势的发展没有任何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需要钱”，“没有获得军饷的部队有转变为土匪的危险，帝国的形势已经相当混乱。在许多省份，推翻被承认的权力部门已导致他们中一些人的无法无天和犯罪行为”。[58]12月6日，嘉乐恒又以北京公使团倾向向袁提供300万两贷款，建议国务院支持这一贷款，强调“随着袁的影响愈来愈显著，他为急于资金所苦。在此关键时刻，没有财政的支持，他在任何地方都不能拢住军队，谈判也将失败，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混乱”。[59] 对于北京公使团的贷款建议，国务院在7日的复电中再次拒绝，坚持原来的立场，指出：“关于袁世凯问题，如果300万两如此重要，难道不能从本国财源中获取？鉴于从一开始，我们就与其他有重要利益关系的国家始终坚持严格中立和不干涉目前中国内部动乱的政策，以及鉴于可能对我们在中国的贸易、人身和财产遭到的威胁和目前背离这一政策可能牵涉到的复杂的国际局面，你是否仍坚持你12月6日电报中的建议。国务院尚未收到足够的证据，怀疑11月8日在巴黎举行的财团会议达成的决定的明知[60]，也没有足够的证据改变我在11月18日电报中所阐述的基本立场。”[61] 在收到国务院的电文指示后，嘉乐恒依然坚持个人意见。11日，他致电国务院，详细阐述主张支持袁世凯、放弃中立政策的理由，强调革命党人没有前途，袁世凯代表惟一公认的政府，指出袁的力量在他的单独控制之下。直到和平谈判失败，他不希望重新诉诸战斗。他逐渐将满人排挤出朝廷，只保留他们权力的一点影子，他显然一直在加强自己的权力，但他没有钱，他的政府随时会垮台。不可能从个人渠道拿到钱，如果他不能给部队支付兵饷，他们也会抢劫，随之而来的将是普遍的大混乱，各地的外国人也将陷入危险之中。因此，继续执行中立，意味着一直等到局势变得十分糟糕，武装干涉成为必要，随之可能带来严重的国际复杂局面。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和平也会被卷入其中。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最后，他表示“建议贷款给袁世凯，不是用于积极的军事行动，只是在和平谈判期间，在外国人的监督之下，如果必要，只能用于维持现状。如果贷款完全是国际性质的，它会影响叛军提出一些合理的条件。因为这些原因，我坚持我12月6日电报的建议，条件是美国将不带头倡议。英国在这里有最大的利益，英国与其他有关国家的关系也是如此，由他领导最合理。……我认为，贷款应该完全是国际性质的，这不仅因为道德因素，也是为了避免国际猜忌。”[62]12月27日，嘉乐恒又电告国务院，以其他在华外交官对中国局势的态度，说服美国政府支持向袁提供金钱资助，指出“英国公使告诉我，他昨晚与袁讨论了最近给唐的电报中的问题。日本公使今天访问我，他对达成协定没有任何希望，认为局势正在变得愈来愈糟，对国际局势表示极大的担忧，希望主要国家共同确定某种可行的政策路线，日本政府希望有这样一种合作。德国公使今天也拜访了我，他认为无政府状态即在眼前，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给袁钱的支持，袁是目前唯一可看到有力量和品质恢复秩序的人。”[63]12月28日午夜12时，嘉乐恒再次电告国务院，转达袁世凯本人希望美国同意贷款的请求，称“今晚丁家立与袁举行一次会谈。袁要求提供1000万两，指出如果不能提供帮助，他不能维持北方的秩序，部队将会抢劫。表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作战，除非受到攻击，因为派系将会瓦革命党人。他今天与皇族举行会议，建议他们逊位，但被拒绝。他要求财政帮助，他们也没有提供。他要求我向您转达他的处境，希望您能影响其他国家共同帮助他。”嘉乐恒断言“当最初提议时，如果列强支持袁世凯，我相信现在他已结束革命。继续中立，只能鼓励混乱。有理由肯定，某种形式的干涉必将到来。”[64] [1]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33、317-328页；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下）》第一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81-490页；吴乾兑：《帝国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干涉和破坏》，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史论文选》上册，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31-351页；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31-1373页；王东、闫知航：《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59-62页。 [2]王纲领：《美国对辛亥革命之态度与政策》，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⒅第十七编辛亥革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09-1048页；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152页。 [3] Memorandum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by Edward S·Little, January 15th, 1910,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 (hereafter RDS)。 [4] Henry P Fletcher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5, 1910, RDS. [5] Consul General at Hakow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ril 18, 1910, RDS. [6] The Secretary of Navy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May 16, 1910, RDS. [7]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7,1910, telegram, RDS. [8]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8,1910, RDS. [9]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5,1910, RDS. [10]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23,1910, RDS. [11] Hubbar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Navy, July 26, 1910, RDS. 按：有关辛亥革命前后美国军方的反应，请参见美国学者布雷斯特德（William Reynolds Braisted）的《美国海军在太平洋（1909—1922）》（The United States Navy in the Pacific, 1909-1922,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 & London, 1971）第94-122页。 [12] Huntington Wilson to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ptember 15,1910, RDS. [1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October 6, October 21, RDS. [14]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8, October 15, RDS. [15] Consul Genera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4, 1911, RDS. [16] A Memorandum on the Activity of the Revolutionists in the Canton District during April,1911, with Certain Observations on the Cause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vement, RDS. [17] Consul General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May 25, 1911, RDS. [18]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5, 1911, RDS. [19]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July 15, RDS. [20]E. T.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3, September 7，September 10，September 15，1911, RDS. [21] E. T. Williams to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8, 1911, RDS. [22]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5, 1911, RDS. [23]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24]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25] Willi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 1911, RDS. [26] Green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2, 1911, telegram；RDS.按：据顾临在电报中所说，当时在武汉的军舰有：美国2艘，日本2艘，英国3艘，德国1艘，中国6艘。 [27]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 1911, RDS. [28]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1, 1911, RDS. [29] William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12, 1911, RDS. [30] Knox to Taft, October 14, 1911, RDS. [31] Miller to Knox (memo), October 14, 1911, Knox Papers, see: James Reed, The Missionary Mind and American East Asia Policy, 1911-191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15. [3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Ambassadors to Japan, Britan, Germany, Russia, Italy, France, October 14, 1911, RDS. [33] 有关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和反应详见：俞辛《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4]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1,1911, RDS. [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November 15, November 21, RDS. [3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Ambassadors at Tokoy, London, Berlin, Paris, December 27, 1911, RDS. [37]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4, 1911, RDS. [38] George E. Anderson to the Secretry of State, December 22, 1911, RDS. [39] George E. Anderson to the Secretry of State, January 11, 1911, RDS. [40] The Secretary of Nav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9, 1911, RDS. [41] Murdoc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RDS. [42]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5, 1912, RDS. [43]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16, 1912, RDS. [44]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30, 1912, RDS. [4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Consul General at Hankow, January 13, 1912;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January 16, 1912,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 p p61-62. [4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January 22, 1912, RDS. [47]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alhoun, January 23, 1912, RDS. [48] Tenny to Calhoun,February 11, 1912, enclosed in Calhoun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26, 1912, RDS. [49]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January 26, 1912, enclosed in Secretary of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January 26, 1912; Murdock to the Secretary of Navy, January 12, 1912, enclosed in Secretary of Navy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14, 1912, RDS. [50] Hay to Conger, November 8, 1901, Diplomatic Instruction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801-1906，China. [51] W.W.Rockhill to Yuan Shih-Kai, December 6, 1901, Rockhill Papers( Houghton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52] Conger to John Hay, March 12, 1903, [53] 有关美国政府对宣统朝政的干涉，拟另文具体论述。 [54]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Presidemt, December 17,1911, RDS. [55] The American Charge’ d’Affaires to the Sevretary of State, October 26, 191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52. [56]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15, November 17, 1911, telegrams, RDS. [57]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November 18,191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102. [58]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1, 1911, RDS. [59]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6, 1911, telegram, RDS. [60] 按：11月8日财团会议做出如下决定：鉴于目前的不稳定局势，财团目前不主张考虑财政援助的申请，但同时表示向一个负责任的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一旦我们在北京的代表能够向我们确保满足了这点，我们将立即就此进行谈判。 [61] The Secr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December 7,191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12(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8), p103. [62]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11, 1911, telegram, RDS. [63]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8, 1911, telegram, RDS. [64] W. J. Calhou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8, 1911, telegram, RDS. (责任编辑：admin) |